超级单体中的云墙:编修国史以深化国家意识

编修国史以深化国家意识

　　三年前，我在出席了由傅海燕高级政务部长主持的第三阶段“文艺复兴城市”计划简介会之后，曾经提出“正当官方雄心勃勃地朝向文艺复兴城市的伟大理想大步迈进之际，国家是否能编纂一部属于新加坡人、能够展现新加坡软实力的《新加坡文化史》”的问题（见“国家应撰写一本‘新加坡文化史’”《联合早报·言论》2008年7月10日）。事隔几年，笔者并没有听到来自当局对编纂《新加坡文化史》刍议的任何回应，反倒是读到柯木林站在历史学者的角度，提出由主管文化事业的有关当局成立“国史馆”，并发起编纂一部《新加坡通史》的建议（见“盛世修典”《联合早报·言论》2011年11月3日）。

　　笔者认为，尽管《新加坡文化史》和《新加坡通史》在本质上不尽相同，但它们却至少有三个地方是一样的：第一、它们都是属于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国史；第二、它们都是滔滔历史洪流中值得梳理、归纳和陈述的史书；第三、无论是《新加坡文化史》或《新加坡通史》，它们都能在灌输、培养、凝聚甚至深化国人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方面，发挥积极且不可忽视的作用。拙文和柯文前后呼应，浅显用意不言而喻。

　　柯文中“主管文化事业的有关当局”，显而易见是指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和其辖下的法定机构国家艺术理事会。笔者不揣浅陋，想在这里向主事当局进言编撰《新加坡通史》和《新加坡文化史》对新加坡的正面意义。

历史书写是国族建构的基石

　　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所在，这点笔者在撰写毕业论文《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时深有体会。由于新加坡建国历史短浅，再加上国人还未沉淀深厚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开国元勋李光耀就忧心忡忡地坦承，新加坡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然而，在大灾难前始终恪守民族史学传统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说过：“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这句话除了凸显陈寅恪身为一代史学宗师的文化脊梁和铮铮铁骨之外，更昭示了历史书写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族建构和民族尊严的基石作用。

　　诚然，一个民族只要有独立的学术文化，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绵延不绝；一个国家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国家就可以不亡。我们在羡慕中国或日本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之余，我们在羡慕这些国家的国民有着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爱国精神之余，是不是也应该放眼本土，担负起具有国族建构意义的修史工程？

　　只有溯源而上，回顾国家在本区域甚至全球变革中一路走来的成长脉络，新加坡人才能够找到国家和民族的根，才能够更清楚国家未来的发展前路。在这个基础上，不管是《新加坡通史》或《新加坡文化史》的编著，肯定可以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如果有关当局能够振臂一呼并进行实质性的统筹工作，如果新加坡能够成功编撰出具有全球史观、不带政治色彩、能让全体新加坡人引以为傲，并且协助弥补因政治意识形态分歧而逐渐出现（或即将出现）的社会裂痕的史书，那不仅可以大大地丰润新加坡的文化色泽，更将是新加坡举国上下的一大幸事。

结合官方与民间资源修史  　　稍涉中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所修的综合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清朝乾隆皇帝在位时所修的文学百科全书《四库全书》，都是柯文题目“盛世修典”所涵盖的著名经典。柯木林认为：“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是发展历史文化，充实国人精神粮食的时候”，在这个属于新加坡的太平盛世，书写一部能够传诸后世的《新加坡通史》恰是其时。柯木林理想中的《新加坡通史》，是以新加坡国家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主轴，由教授专家、独立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利用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和口述历史资料携手完成，能够唤起全民记忆的历史梳理。
　　至于拙文刍议中的《新加坡文化史》，则侧重于“家庭、语言、习俗、宗教、艺术和科学”等领域的整理。它的编纂者可以来自资源丰富的行政部门（例如国家艺术理事会、人民协会）、精英荟萃的学术机构（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胸怀抱负的艺术团体（例如创办“新华文学馆”的新加坡文艺协会、刚成立并着手编纂《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与创作学会）；当然，宗乡会馆（例如新加坡福建会馆、新加坡广东会馆、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新加坡海南会馆、新加坡客属总会）甚至是民办的石叻坡民俗文化馆等，也都可以是支援史书编修工作的中坚力量。

　　总而言之，结合官方、文教界和民间资源，应该是编修《新加坡通史》和《新加坡文化史》的整体策略考量。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曾经梦想过新加坡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足球赛的正赛，但照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距离这个宏愿的实现似乎还比较遥远。对比构建一个庞大而密集的地铁网络系统或踢进世界杯足球赛正赛，编修《新加坡通史》和《新加坡文化史》也许是一个难度没有那么高、而且更可能实现的目标。拙文曾提及以《新加坡文化史》作为新加坡建国半个世纪的国庆献礼，而柯文也提及以《新加坡通史》作为2015年新加坡的国庆礼物。

　　考虑到四种官方语文（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的国史编修工程所需动员的人力、所需耗费的物力和时间肯定不少，笔者建议当局或可分成两个阶段完成这两部史书的修撰工作，即先在2015年出版《新加坡通史》，接着才在2020年出版《新加坡文化史》。

　　无论是经济生产表现、地铁网络成熟度、体育竞技水平或国史编修工程，都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展现。笔者相信，如果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和国家艺术理事会愿意登高一呼，不少有识之士应该会挺身而出，为这个盛世所赋予的使命一起打造属于新加坡的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