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营救3 null mp4:论儒家学说对蒙古封建化的影响

文章选自《1990年纪念朱熹诞辰

8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论儒家学说对蒙古封建化的影响

段 文 明

    朱熹集大成的比汉唐儒学更为缜密、精致的理学超越了传统经学，融儒释道于一，上升到心性论的哲学高度。理学围绕着社会最本质的方面，即社会、个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其思想。自创立以来，对我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政治思想影响。理学不仅对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性格情操有着直接影响，而且在其逐步由南向北广泛传播，最后在全国范围普及的过程中对蒙古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3世纪初，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奴隶制汗国在高度发达的汉地封建文明的影响下，经过了短短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便完成了汉族用几个世纪才完成的封建化，这与儒学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探究儒学与蒙元时期的社会影响，不仅有助于北方民族思想史、蒙古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也有益于对儒家思想、朱熹理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一、太祖成吉思汗时期。13世纪中期，蒙古草原的氏族制陷入瓦解，部落那颜为争夺人口与牧场相互攻掠戳杀。蒙古社会的内部充满混乱，同时金朝女真贵族对蒙古草原各部的民族奴役则日甚一日，人民迫切要求尽快结束这种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自蒙古乞颜部的铁木真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用战争的方式统一了蒙古草原，建立了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尔泰山的蒙占汗国。1206年全蒙古的贵族聚集在鄂嫩河畔举行了忽里勒台(大聚会)铁木真被推举为大汗，号成吉思汗。从此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蒙古族便登上了世界历史的大舞台。其社会内部原有的封建因素因受周边先进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的影响，得到了迅速增长。由于蒙古奴隶制社会的性质所决定，成吉思汗及其所建立的蒙古汗国的对外政策必然是扩张和掠夺。他曾对几个儿子说：“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占领国土。”①这种强烈的占有欲，驱使着蒙古汗国的统治者对外进行连年不断地征战和掳掠，征服战争对中亚，波斯．钦察等经济繁荣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地区，其中包括中原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不论是南伐，还是西征，起初的成吉思汗在战争中所注重的是掠夺当地财富，以及能为其扩张战争服务的各民族的文武人才和各类工匠等技术人员，而对征服地区的先进思想文化和汉地的儒家思想却不屑一顾，甚至对其身边的中原著名儒士耶律楚材也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耶律楚材出生于契丹族的士大夫家庭，是辽东丹王突欧八世孙，从小生长在金王朝的京城。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汉文化熏陶，“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②1218年春，他应诏来到成吉思汗的行宫。翌年夏，随蒙古大军西征，深受成吉思汗信赖．成吉思汗曾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③之所以信任他，是因为他善观天象，会星象占卜之术，“帝每征讨，必命楚材卜。”但其地位形同巫师，满腹经世之学不能为世所用。楚材抑郁不已，却从不消极。他利用自己在汗国的别人不可取代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一遇合适时机便向成吉思汗这位至高无上的大汗进讲儒家的治世之道。有一次，成吉思汗身边的一个善制弓的匠人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④耶律楚材反驳道：“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⑤成吉思汗听后，大为所动。自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以来，用兵数年，蒙古军铁蹄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这一切楚材都亲眼目睹，因此早有劝归之意。一次，据侍从说，发现了一个会说人话的怪兽，成吉思汗向楚材询问原故，楚材答：“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6）于是成吉思汗随即班师。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楚材善于因势利导，才使得儒家的仁爱思想在成吉思汗身上产生了效果。由于以上所讲的原因，西征数年的蒙古军队返回了本土，即将被攻陷的城镇幸免于难，无数军民的性命得以保全。仅此一事，耶律楚材就应受到称颂。 

另一位对成吉思汗产生过重大思想影响的也是来自中原的著名人士，这就是道教新派全真教的掌教人“博物洽闻，于书无所不读”的丘处机。1219年，成吉思汗遣使臣到山东莱州邀请丘处机西行议事。丘处机怀着“拳拳以止杀为劝”的心情，不顾年逾古稀的高龄与万里鞍马劳顿，于1222年4月抵达成吉思汗西征大帐。丘处机与成吉思汗在中亚大帐进行多次交谈，1224年春返回燕京地，居住在天长观．对于他俩谈话的内容，《元史》有以下简单的记载，“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⑦丘处机在行营期间，忽然有一天雷声大作。成吉思汗问其故，丘处机趁势借题发挥说：“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而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⑧成吉思汗从其言。丘处机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拜会成吉思汗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一首诗中作了表述:   

“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

  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

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

长春真人丘处机身为道士，可就其向成吉思汗宣传的内容来看，没超出儒家思想的范围。至于丘处机中亚之行效果怎样，史籍井无记载。尽管如此，他的中亚之行仍不失其重要作用。成吉思汗下诏免除了道士的课赋，命丘处机为天下道教总管。从政治上来看，这是蒙古统治者与汉地宗教达成的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尽管成吉思汗对汉文化的认识非常有限。

蒙古汗国在南下伐金的战争中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地区，这造成了蒙古族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原文化相互沟通的客观条件。从这以后，在汉地封建文明的作用下，蒙古社会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蒙古社会原有的封建因素迅速增长；蒙古人学会了初步的农耕技术；有了一定规模的城镇，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日益多地渗透到了蒙古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这就是蒙古民族在汲取、学习汉文化推进自身社会向封建社会形态转化的过程中，有一鲜明的民族精神和特有的思维方法，即蒙古民族由于受游牧生产方式的影响，形成了以流动、发展的观点认识周围事物的思维方法和视野开阔、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具有独特的开放性、包容性与适应性。2000年，在全球甚有影响的《华盛顿邮报》把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社会学家认为，就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程度来看，一千年来没有人超过成吉思汗。这一结论是根据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缔造了蒙古民族、为忽必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和西征，也是根据成吉思汗认识事物的方法做出的，结论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

蒙古社会的迅速发展与这种良好的民族心理素质有很大关系。此外，蒙古的封建化与其它民族的封建化相比较，有几个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自上而下的特征，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朱子理学，均是最先作用于蒙古族的最高统治阶层，然后逐步在社会推广；经过了一个认识汉法、了解汉法，最后实施汉法的知行过程；汉法的推行与实施始终与传统儒学与朱子理学的普及同步进行，紧密结合，这些特征反映在蒙古封建化的不同历史时期．

   二 、 太宗窝阔台时期。如果说成吉思汗时期，是为蒙古封建化提供客观条件时期的话，那么，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统治者对先进的汉地封建文化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原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思想开始逐步深入注入蒙古奴隶制生产关系，蒙古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革更加深刻、急剧。金王朝覆灭后，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呈现在蒙古统治者面前，怎样统治这个被征服的地区，建立长期稳固的统治，如果成吉思汗当初由于西征南伐，忙于开拓汗国疆域，无暇考虑这个问题的话，窝阔台却不能不有所考虑了。因为此时的窝阔台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稳固而富庶的战略基地作为开辟新疆域的支撑点，中原则是最为理想的蒙古汗国的战略基地。因此窝阔台把恢复发展这里的社会经济视为要务，于是中原地区的儒士开始被蒙古统治任用。最早受到重用的中原儒士是耶律楚材，史称窝阔台对楚材“事无巨细，皆先白之。”特定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使楚材有了施展才干的平台，他毕生致力于用儒家思想改造现实社会。被窝闹台委以重任后，在政冶、经济、文化诸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保护中原封建文明的措施．中原地区饱经战乱而残破的社会经济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楚材常常向窝阔台进讲“圣人之道”，可以肯定地说，窝阔台是最早对儒家思想有一定认识的蒙古大汗，楚材是第一位使蒙古大汗思想发生深刻转变的儒士。在儒家思想的浸染下，蒙古汗国的最高统治者于某些方面开始摒弃蒙古传统旧制，采用中原的封建统治制度。

    窝阔台即汗位不久，便制定游牧区的赋税制度，规定“蒙古民有马百者插牝马一，牛百者输字牛一，羊百者输羊一，为永制。”⑨并对使用劳役作了明确规定。此前，蒙古地区的那颜对牧民实行的是随意索取，并无限定。1230年窝阔台听取了楚材建议，没置十路课税所。课税所官员均由儒土充任，这是蒙元统治时期统治者第一次成批重用儒士。第一批任用的儒士依汉地征赋税办法达到了预期目的，窝阔台欣喜不已，当即将中书省印信授于楚材，命其总理汉地事务。为遏制蒙汉贵族，窝阔台又采纳了楚材“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案课税，权贵不得侵之”的建议，⑩还规定了“河北民以户计，出赋调。”（11）同时在汉地置万户、千户。这样既安抚了汉人世族．又得到了汉地财力和汉人封建地主武装。同时还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制度，“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12）为进一步控制地方势力，窝阔台在中原各要冲地区保留断事官，向各州县派出镇守官。1236年8月，窝阔台遵循蒙古旧制“议裂州县赐亲王功臣”，楚材竭力反对。他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帝然其计。”（13）这避免了蒙古在其兴起的过程中将落后的“裂土分民”政策在中原实行，也避免了中原大量劳动力变为私人占有的倒退现象的大规模出现。1236年，窝阔台对儒家学说经世治国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命耶律楚材主持制定中原赋税制度。新赋税制规定“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汤沐之资”，还对差役、地税、商税作了限定。“裂土分民”的废止与赋税制的颁行在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因为“裂土分民”的蒙古游牧社会的旧制一旦在中原实行，不仅具有高度文明的汉地会因之而出现历史大倒退，同时也必然会延缓蒙古社会的发展，这是耶律楚材的重要贡献。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在战争中经常付诸实施的残酷的屠城政策有所改变。汴京城被蒙古军攻破之后，147万军民得以全命就是得益于楚材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劝导。楚材慷慨陈词，“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14）这番话打动了窝阔台，于是“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15）楚材经常向窝阅台讲解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作用，窝阔台认为确有道理，便延请名儒向蒙古贵族子弟释讲儒家经义，礼遇孔子后人；为保存儒家经籍,设置了编修所、经籍所。1237年，楚材对窝阔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劝导，他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16）随后不久，下诏中原诸路以论、经义、词赋三科考试儒生，宣布“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17）通过这次科考，“得士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18),儒者得到了与僧道相同的豁免差发的优待。此外,中选者还可以担任议事官,参与当地政事。这即是有名的“戊戌试”。这次科考中选的儒者大多投靠中原世族,后来这些世族在忽必烈经营漠南时纷纷归附忽必烈帐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例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后来都成为元廷的重要谋臣。

    为了使蒙古最高统治集团接受汉地文化,楚材坚持不懈地用孔孟之道影响统治者。由于楚材的推动,蒙古宫廷兴起了讲学之风,建起了国子学,教习蒙古贵族子弟。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北部于窝阔台统治期间,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思想成就的朱子理学传入北方。理学源起于北方,在1226年随着宋氏王朝的南迁,才在南方得到广泛流传。后来朱熹在北方二程与南方一些理学家思想的基础上,直抒胸臆,以心性论解释经书,又融进了外来佛教文化,进而使理学的思想体系更为完备,更富有逻辑思辨性,所以更具有启迪人心裨益教化的作用,因而也更适应已经进入汉地的蒙古统治者的需要。在朱子学形成时期,正直南宋与金相互对峙,南北往来被人为阻隔,因而其学说在北方影响甚微，思想方面影响社会政治的仍然是传统儒家学说,这种局面于窝阔台时期开始得到了改变。据《元朝名臣事略》卷5记载,1235年杨惟中,姚枢随太子伐宋,“得名士数十人,收集伊洛诸书,载送燕都,立周子祠,建立太极书院,俾师儒赵复等讲授。”自从“江汉到燕，学徒从者百人,北方经学自兹始。”（19）以此为契机,北方理学趋于兴盛，程朱的著述被北方儒者纷纷传抄。一时间，姚枢、窦默、许衡等名儒的居处俨然成了讨论研习程朱之学的场所。朱子集大成的理学一经传入北方,就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承认和重视.汉地各民族儒者不仅自己刻苦研习朱子学说，并且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形式传讲朱子理学，以影响社会风气，影响蒙古统治者，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和发展汉地的封建文明；而蒙古统治者在接受朱子理学的思想影响后，便逐步自觉地为理学的传播创造条件。然而蒙古统治者尊崇理学，使理学逐渐上升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最终目的是将理学作为思想统治工具对待的。

    三、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世祖忽必烈是我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封建帝王。他从政近半个世纪，为我国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为推进蒙古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忽必烈早在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政时就“思大有为于天下”。汉地各民族封建地主阶级将其视为蒙古汗国宗王中的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忽必烈在他们的协助下，经过近十年的经营，终于使蒙古汗国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以漠南为基地，扩大自己的实力，依靠中原的力量夺取了汗位，向南深入灭了宋室王朝，建立了元朝。

蒙古汗国自1206年建国后，汗国的统治中心在漠北，封建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汉地只是汗国的一部分。包括窝阔台时期蒙古统治者对于汉地的掠夺多与经营，搜刮多于治理。窝阔台时期虽然对中原的经济有所恢复，并为其后的蒙古统治者奠定了一定的治理汉地基础，但汉地只是作为其对外征伐的基地而已。因此，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大汗都没有把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放在汉地的建设上。在宪宗蒙哥即汗位不久，“大封同姓，敕世祖于南京、关中自择其一。枢曰：南京河徒无常，土薄水浅……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于是世祖愿有关中。”（20）忽必烈因此而得到了地利。1251年6月，受命总管漠南军国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21）1252年，在金莲川设幕府。在这里他宴请各地名士求治世之道，于是儒士纷纷前来，其汉人幕僚势力初步形成。在潜邸时，延请东平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忽必烈请李荐可用之才，李冶随即荐举“今儒生有魏?、王鹗、赵复、郝经、王博文等，皆有用之才……举而用之，何所不可。”（22）李所荐之人都是深得程朱学说要领的一代名士。这一时期，儒士为忽必烈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忽必烈问治道“窦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23）使忽必烈对儒家纲常思想有了初步认识。他不无感叹地说：“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24）忽必烈请王鹗，“及至，使者数辈迎劳，召对。进讲《孝经》、《书》、《易》”。他听后对王鹗说：“我随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25）召姚枢至，问治道，姚枢曰：“立省部，则庶政出一，纲举纪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奠教化之基，使士不于文华。……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26）

忽必烈于潜邸时受刘秉忠影响甚大。曾在潜邸时召海云禅师、秉忠与禅师同行，“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诋。”（27）忽必烈之所以在潜邸时就注重在其封地沿袭中原传统仪文制度，与刘秉忠有直接关系。刘秉忠对忽必烈指出仪文制度的重要性：“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备于尧、舜，三王因之，五霸败之，汉与以来，至于五代，一千三百余年，由此道者，汉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无疵也。然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28）同时，向忽必烈讲解了为君之道：“君之所任，在内莫大于相，相以领百官化万民；在外莫大于将，将以统三军，安西域。内外相济，国之急务，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万事之细，非一心之可察。择开国功臣之子孙，分为京府州郡监守，督责旧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劳力而定也。”（29）并告之合谐的君民关系“相须如鱼水”。治理汉地必须“宜从旧制，禁横取，减税法，以利百姓”，（30）才能改变中原地区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的现状。为尽快恢复中原的社会经济，刘秉忠建议忽必烈从长计议，兴办学校。“征太常旧人教引后学，使器备人存，渐以修之。”除此外，应“宜访名儒，循守礼”这些均是“太平之基、王道之本”（31）。这一系列的爱民、安民、以礼教化人心的治世之道使忽必烈的思想颇受启迪，并为之一振，深刻地认识到了治中原必用中原法，亦必用中原人的道理。

    从1242年起，近十年的时间蒙古汗廷动荡不安，蒙汉、西域权臣在中原任意征敛暴虐。当初由耶律楚材制定的政策大多废弃，人民流散，土地荒芜。面对残破的社会现状，忽必烈先后在中原汉地设置了邢州安抚司、汴京经略司、京兆宣抚司，选用熟悉汉地事务的儒士幕僚治理这些地区。儒士到任之后齐心合力，经过一个时期的治理，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例如，位于战略要地的京兆之地，是一个政治情况复杂民族杂居地区。但廉希宪等人不畏艰难，毅然采取了铲除豪强，取消不合理赋税差役，召集流民，鼓励开荒等措施。同时，“首请用衡为提举京兆学校，教育人才”（32），终于使废令不行的京兆地区得到恢复。经过数年的精心治理。有力地抑制了蒙古游牧贵族的守旧势力在中原的肆虐，使衰蔽的中原经济基本好转，陕西、河南的部分地区还有了发展。忽必烈本人从治理汉地数年经验中，充分认识到了儒家学说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作用。忽必烈的个人威望也随着成功治理汉地日益提高，得到了“爱民之誉、好贤之名”。在其总管漠南汉地期间，中原地区的大小世族先后归附于他。中原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儒士人才的聚集，以及世族的归附，这些均为忽必烈在日后夺取汗位奠定了基础，增强了实力。

    1260年，忽必烈在中原儒士的全力支持下，继承了汗位。他总结了蒙古汗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承认“文治多缺”。虽然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然而“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因此，他决心“祖述变通”，参照中原封建王朝的格局，着手新王朝的建设，正如《立政仪》所说：“以国朝之成法，授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封职，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蠲苛烦，立新政。”所谓“汉法”，就是适应中原地区封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治国方略。著名儒士许衡为了使忽必烈“心坚而确”地推行汉法，对忽必烈说：“为君者，从天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上以诚爱下，下以忠报上，感应之理然也。”由于儒家思想的熏陶，忽必烈的思想比在潜邸时有了新的转变，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汉法。

    建年、立号、迁都。1260年5月，忽必烈采纳儒士谋臣建议，宣布建元“中统”。采用中原传统的封建王朝的年号纪年，颁继位诏、称皇帝。而在蒙古社会是以十二生肖作纪年的，更没有皇帝这一称谓，也不颁继位诏书。忽必烈建元“中统”诏曰：“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33）这表明他不仅是蒙古汗国的大汗，更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承人。

1264年8月，新政权的统治地位已经比较巩固，于是下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这一重大政治举措说明他建立的国家，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蒙古族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民族，蒙古汗国只是元王朝的一部分。从这时起，不在沿用蒙古汗国的称谓。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阶级所建立的“大元”国家，地域辽阔，《元史、地理志》谓：“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朝封建国家的建立，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已经转变为封建制国家的标志，亦是蒙古封建化完成的标志。这一历史性的巨变，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历程，曾以强制迁徒，甚至战争流血等形式出现。但它使蒙古族从落后的社会形态中得以摆脱。蒙古封建化的完成，使蒙古民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同时也使高度发达的中原封建文化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既然“大元”王朝是汉地封建王朝的继续，那么，蒙古汗国原来的都城和林，显然不能继续作为都城了。对此，忽必烈是有准备的。在建国号之前，他就分别在漠南和中原设了两个都城，即开平与中都。1272年，中都新城的营建工程结束，遂更名为大都城。位于漠北的原来蒙古汗国的都城和林变成地方机构宣慰司的所在地。

    仿汉制，建立政权机构。忽必烈于中统元年，向群臣求立国之道、养民良策。“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的开国元勋刘秉忠建议“采祖宗之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例以闻。”（35）忽必烈充分听取众儒臣的进策，于中统元年建中书省，负责政事。平李覃之乱后，于中统四年设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先朝儒臣高智耀建议置御使台，以纠察百官行为，于是，至元五年立御使台。至此，元政府最高行政机构的设置大体就绪。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忽必烈继位初，就设置了十路宣抚司。至元廿七年，又从做了调整，除腹里外，全国分置十个省，行省以下依次为路府州县，并于偏远地区设宣慰司，规定“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

重农、劝农、开发蒙地。重农事是汉法的重要内容。世祖即位初就诏告天下“国以民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因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知之也”，所以农业方面的事务多由熟悉农事的汉人儒臣负责。中统二年设置劝农司，以姚枢为大司农。从1264年起，规定了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标准，尤其重视对蒙古地区的开发。世祖时对蒙古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屯田。至元年间，和林屯田使军储“岁不乏用”，忽必烈将一大批具有先进农耕技术的汉人迁徒到漠北从事农耕，为蒙古地区发展农业提供了良好条件。至元二五年，疏竣怯烈河以灌溉口温脑儿民田。至元二六年，侍卫军数千人疏通蒙古地区河渠。当时漠北的镇海、谦州、和林都有一定规模的农业。而且经常有许多汉族、西域商人到漠北进行民间贸易，和林便是重要的经济交流中心之一。漠北还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冶炼、制陶，纺织技术也达到相当水平。

    重用儒士，重视理学。重用儒士是忽必烈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各民族的儒士在元廷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些儒士对程朱理学有一定的造诣，他们为传道学而为官。为官是手段，目的是传道。理学家许衡曾说：“不如此，则道不行。”忽必烈时，被委以重任的著名儒士有：许衡、姚枢、窦默、刘秉忠、郝经、赵壁、赵良弼、廉希宪等。这些儒士在所有重大问题诸如建立开平基地、夺取汉位、平息西北守旧势力和地方割据的反叛，建元、定都、定国名、立国本，恢复并发展社会经济方面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影响，理学受到重视，整个社会包括对蒙古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姚枢将程朱著述带到北方，北方的儒士便纷纷传抄讲授。担任国子祭酒的许衡把所抄的《四书集注》、《大学章句》等书编成教材，教授蒙古子弟，特别重视用“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的思想教育学子，“三纲为五伦之首”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人生之道。”1287年，元政府建立国子监，规定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必须为学员，并在各地普通建立学校，至1290年时，全国已有学校二万多所。蒙古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秩序，求助于程朱学说，这就是理学在元中后期被定为“国学”的原因。

元朝中后期是儒学地位逐渐上升，进而成为政治上的统治思想阶段，同时是蒙古封建化程度逐步提高深化时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蒙古封建统治者愈加尊崇理学。仁宗自幼从名儒研习儒家经籍，他被认为是“通达儒术”，善“妙语释典”的封建帝王。他认为博通诸经者是“善人”，“善人乃可为宝，善人用则百姓安，兹国家所宜宝也。”他深知儒家经典的经世治国作用，命儒臣节译《大学衍义》，谓“治天下，此一书足矣。”他深知“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仁宗即位初。即任用对理学深有见解地而又谙知政务的程鹏飞、程钜夫等人，用李孟为平章政事。于1313年11月颁《行科举诏》，诏书说：“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并说明科举是为了“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不论是蒙古人、汉人，还是色目人，科举均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亦用朱熹注，《周易》以程朱解释为主。由北宋兴起，南宋朱熹集其大成的理学于仁宗时被定为“国是”。科举取仕用朱熹注，使理学成为官学。从此，理学在我国元朝中的统治地位得到了确立，直到明清两代，始终被作为官学尊崇。仁宗时恢复了一度终止的科举考试，使汉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得到了安慰，蒙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出现了崭新局面。

于仁宗之后的英宗，生于汉地、长于汉地，自幼受其父影响，是一位对汉文化甚有修养的蒙古族帝王。英宗继位始，就任命拜住为左丞相。拜住是蒙古汗国开国元勋木华黎之后。他与儒臣交往甚密，在蒙古上层有很高的威信。拜住与英宗密切配合，积极推行汉法、与反汉法的右丞相铁木迭儿为代表的保守派做了坚决的斗争。英宗大批任用儒士，罢退冗官，为抑制权臣对百姓的巧取豪夺，减轻人民负担，英宗下诏颁行《助役法》。元后期的文宗是一位通文墨的帝王，他于文治方面颇有建树。文宗认为“莫大乎使民知义”为“使民知义”，他重视弘扬理学，1329年，立奎章阁学士院，“御制奎章阁记”，命儒臣进经史之书。奎章阁由名儒执掌，众多的儒士在这里潜心理学，奎章阁实际上成了讨论治乱兴废的书院。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研究儒学，在元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理学在元代后期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与奎章阁的设置有直接关系。元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元顺帝统治期间，国子监得到空前发展，生员达到三千余人，其中有相当多的蒙古子弟。元代许多卓有成就的蒙古人士都曾是国子监的生员。元后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竭力扩大理学的社会影响，在这客观上为蒙汉文化相互融合提供了社会条件，这就是元朝后期虽然其政权日趋没落，但蒙古封建化程度却有了明显进展的原因。

入主中原的蒙古族统治者所建立的“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元朝，结束了我国自唐末以来约四百年的封建割据局面，打破了此疆彼界各民族很少往来的状况。空前发达的水陆交通，使农业、手工业以及城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为我国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相互吸收、借鉴、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这一时期各民族文化都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蒙古族文化事业的发展更为迅速。蒙元以来，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入居汉地，与汉族错处杂居，往来接触日益频繁。因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生活习惯上彼此相互影响、逐步接近。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蒙汉民族间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长期进行双向交流，所以在蒙古族当中涌现出大批杰出的精通汉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文人学士。

   元曲在我国古典文学中是一簇绚丽的花朵。蒙古族杨景贤，字景言，号汝斋。他多才多艺，善弹琵琶，善做谜语，并于散曲传奇方面有所贡献，是元代文坛中有影响的作家，所作杂剧十八种，有《西湖怨》、《东狱殿》、《海棠亭》、《西游记》、《刘首行》、《为富不仁》、《盗红绡》等，现只存《西游记》、《刘首行》两种。其杂剧《西游记》长达六本,是现存元杂剧中少见的长作，对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构思有明显影响。阿鲁威,字叔重,散曲作家.著有小令《蟾宫曲》十六首,《湘妃怨二曲》,《寿阳曲》一首。《太和正音谱》说“阿鲁威之词,如鹤唳青霄”，他还翻译过《世祖圣训》、《资治通鉴》。元代帝王中能以汉文作词的有英宗、文宗、顺帝等人。史称元顺帝“读五经四书,写大字,操琴弹古调,常御宣文阁用心前言往行,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焉。”文宗图帖睦尔于词赋也颇有造诣,流传至今的有《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偶吟》：

“穿了  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

两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

犬吠手篱人过语,鸡声茅店客惊眠。

  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史籍有记载的元代通诗律的蒙古族诗人为数甚多，如泰不花,蒙古族伯牙吾台氏人，英宗时廷试进士第一,著有《顾北集》,流传至今的诗有二十余首,颇受后人好评。泰不花对《小学》甚有见解,“尝重类复古篇十卷,考正讹字,于经史多有据。”幕颜铁木,有诗五百余首,家中藏书万卷。聂镛,善诗歌,以宫词著称。朵儿直班,诗书画具佳,“喜为五言诗”，他用心于理学,“以扶持名教为己任,留心经术,凡伊洛诸儒之书,未尝去手。”阿荣,蒙古怯烈氏人,能诗赋,通术数。阿邻贴木儿,博闻强识,“历事累朝,......英宗时,以旧学日侍左右,陈说家宗以来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翻译诸经,纪录故实。伯都,虽出身显贵,但“不以家世自矜,长嗜书史”。他于延佑元年“上书陈古先圣王正心修身之道,帝嘉纳之。”相威以理学纲常为言行总则,“喜延士大夫,听读经史,论古今治乱,至直臣尽忠,良将制胜,必为之击节称善。以故临大事,决大义,言必中节。”阿鲁浑萨理,通经史百家、阴阳、方技。出身低微的保八,刻意于儒学，著有《易原奥义》一卷,《周易原旨》六卷。脱脱,中书右丞相,对儒家诸经史所知甚多.他是《宋史》、《辽史》、《金史》的总监修官,三史纂修比较成功,于他有很大关系。以上元代蒙古族部分文人学士的著述,可以充分说明,经过近百年的文化交流,蒙古的封建化已经达到较高程度。

    蒙古族以不到百年时间就完成了汉族五百多年才完成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形态转变,并因之涌现出大批本民族的文化人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思想观念来说,主要是受汉地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理学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元代杰出的蒙古族儒士也与汉族儒士一样,不但自己尊崇儒家学说,而且把传播儒道视为应尽的社会责任.

儒学促进了蒙古的封建化,蒙古的封建化又使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某些变异,为理学注入清新、平实的思想。蒙古的封建化过程是我国民族文化融合的又一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对汉文化给予了有益的补充,为汉文化增加了新鲜血液,产生了新的活力,北方文化特有的刚健与质朴,豪放与乐观以及积极进取精神便逐渐沉淀凝聚为全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精神。

注释:

    (1)《元朝秘史》第255节

    (2)(3)(4)(5)(6)(10)(13)(14)(15)(16)(18)《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7)(8)《元史》卷220《丘处机传》

    (9)(11)(12)《元史》卷2《太宗本纪》

    (19)《选试儒人免差》,《庙学典礼》卷1

（20）（26）《元史》卷158《姚枢传》

(21)（33）《元史》卷4《世祖本纪》

（22）《元史》卷160《李冶传》

（23）（24）《元史》卷158《窦默传》

（25）《元史》卷160《王鹗传》

（27）（28）（29）（30）（31）《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32）《元史》卷126《廉希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