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用多久:鲁迅大全集

《鲁迅大全集》昨日在北京首发。本书采取编年体体例，编入了鲁迅的创作、翻译、古籍整理、绘画、书法、画册编纂等全部作品，是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一套全集，共计1500万字，33卷。与过去的鲁迅全集相比，新增文本近百个，比此前广为流传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多出700多万字。大全集中增加了两类文字：一是过去全集未收的演讲记录20余篇；二是同代人回忆文章中的鲁迅语录。鲁迅长孙周令飞表示，出版这套书是父亲周海婴临终前的遗愿之一，他的另外两个心愿也将很快实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距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已经有130周年了；距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也有75周年了。一百年的浩瀚历史中，被当作旗帜树立着的鲁迅，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以及表达习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昨日在首发式上表示，把鲁迅古籍整理的部分收录进来，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这部《鲁迅大全集》力图全方位把鲁迅的文稿、书法都吸收进来，对研究者也好，对想了解鲁迅的读者也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杨阳则称，这套33卷本采用了分类编年的方式，将全部内容分为创作、翻译、学术、美术，囊括鲁迅先生几乎全部的作品，必将对鲁迅精神的传承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杨阳还说，鲁迅博物馆中的鲁迅文物储藏，大约有六七万件。博物馆今后将推出鲁迅手稿全集等，以此更好地传播鲁迅文学，传承鲁迅精神。

《鲁迅大全集》完成周海婴遗愿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昨日告诉记者，父亲周海婴临终的最后时刻，告诉自己还有三个心愿没有完成：一个是出版1500万字的大全集；第二个是鲁迅诞辰130周年的时候，好好举办纪念鲁迅活动；第三个愿望是成立全国性的鲁迅基金会。这三件事父亲希望能在他有生之年完成，然而他却在今年4月不幸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周令飞都在为这三个遗愿而奔波。“‘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将于这个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上海、绍兴等地，也将有纪念活动。鲁迅基金会也即将成立，最近已收到民政部的通知，正在做验资的工作。”周令飞动情地说：“我父亲虽然走了，但是我将继承祖母、父亲的遗愿，为传播和普及鲁迅精神，工作一辈子！”

《鲁迅大全集》中的鲁迅语录摘录

【鲁迅的精神】

★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随感录二十五》

★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以为是平民子女，所以才进到这平民学校来。

——1926年12月12日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的演讲

★我吃了饭就编讲义，编讲义就又吃饭。吃饭编讲义，都是对的，必要的，但是这样生活，也就够无聊了。我想换个地方，到广州去，与那里的创造社，建立联合战线，再向旧社会挑战，再与那些“正人君子”们周旋到底。

——1927年1月4日鲁迅在厦门大学送别会上的讲演

★写文章的人，只求自己能够努力地，忠实地，把要写的话写出来，便算尽了我们的天职了，人家看不看，喝彩不喝彩，哪有闲工夫去理他！——陈梦韶回忆鲁迅说过的话

★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

——许广平回忆鲁迅讲过的话《鲁迅和青年们》

【鲁迅的爱情】

★鲁迅常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许广平回忆鲁迅讲过的话《鲁迅和青年们》

【鲁迅的幽默】

★有次一家书坊来要我译书，他们开来的条件其中一条是要照实字计算的，后来我给他们翻译了，我从头至尾把它们连接起来，每张稿纸写的满满的，不漏空一个字，因此章和节自然看不出来了，而且我还不加一个标点符号。送去之后他们来信告诉我不能印，希望我分一分段落，加一加标点，我回信说要分段落加标点是得另算钱的，可见空格自亦有用处，标点也有用处的，中国人却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孔另境回忆鲁迅说过的话

★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有一百个，中国就不是这样了。

——许广平回忆鲁迅说过的话《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郁达夫回忆鲁迅说过的话《回忆鲁迅》

★有些人说他自己天天吃窝窝头，实际上里面夹着鸡丝的。——郁达夫回忆鲁迅说过的话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

专访《鲁迅大全集》主编李新宇

尽可能还鲁迅以本来面目

昨日在《鲁迅大全集》首发仪式上，由学术界和出版界联手推出的这套书籍公认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系统全面，这本书吸取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囊括了目前传世的全部鲁迅著作，包括全部译文、口头记录及手稿，是目前国内外出版的《鲁迅全集》中，记录最全面的专著。二是注重质量，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由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和周海婴先生担当主编，保证了其权威性；三是采用编年体，编排科学，便于学习研究，便于读者更好地学习鲁迅思想、文化及学术发展。昨日记者电话连线该书主编李新宇，探寻此书编撰出版背后的故事。

编年体让读者更了解鲁迅

记者：此前出版过很多鲁迅全集，为何现在还出版这套《鲁迅大全集》？

李新宇：早在1951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冯雪峰先生就提出过出版《鲁迅大全集》的设想。他认为，完整的鲁迅全集不仅包括鲁迅的全部创作、书简和日记，还应该包括全部的翻译、古籍整理以及编选的画册。从此，冯雪峰出版《鲁迅大全集》的设想成为鲁迅研究界、出版机构和鲁迅家属的梦想和追求。可惜，整整60年过去，由于种种原因，《鲁迅大全集》未能问世。

在1500万字的《鲁迅大全集》之前，大家能看到的版本是以创作为主的人民文学版和仅仅增加译文内容、但没有注释的人民出版社版。前者因为编选年代久远和有“左”的时代痕迹，久被学界诟病，后者因为注释工程浩大无力厘清争议，干脆去掉内容注释。2006年，鲁迅之子周海婴携手北京大学历史系，集合了40多名鲁迅研究专家和学者，开始重新注释和整理鲁迅的全部作品，出版《鲁迅大全集》。如今，《鲁迅大全集》的出版也算圆了一个梦。

记者：这套丛书为何采取编年体编辑体例？

李新宇：新出版的《鲁迅大全集》采取了编年体编辑体例，是为了清晰地呈现鲁迅的思想精神轨迹和来源，最大程度地将真实的鲁迅展现给读者。只有编年体能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鲁迅思想、创作，把他在做什么，想什么，都表现出来。

鲁迅赠妻手迹首度公开

记者：《鲁迅大全集》和以前的版本有何区别？

李新宇：这是当前鲁迅著作当中最完整的一套书，与过去的《鲁迅全集》相比，我们增加了鲁迅当年的演讲，那些未经鲁迅审阅的都没编入《鲁迅全集》，这次全部编入。同时，“回忆录”当中有一些是大家回忆鲁迅的思想——大家知道《论语》就是孔子说的话，弟子记下来了，作为孔子的思想。鲁迅也是这样，他的弟子记下来。还有一点，鲁迅先生赠给许广平的一些书，扉页上的字，这是第一次跟读者见面。最难得的是，周海婴生前将鲁迅当年赠送给妻子许广平的手迹文物二十多件，一并交给《鲁迅大全集》编委会辑录出版，公布于世。

记者：未经鲁迅审阅的内容编入书中，如何保持客观？

李新宇：鲁迅生前和身后都深陷种种矛盾纠纷之中。鲁迅著作的注释也从一开始就纠缠于派系、门户的纠葛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学界的努力，这种情况大有改观，但长期形成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惯性难以迅速改变，注释仍难摆脱偏见的烟云。《鲁迅大全集》力求客观、公正，努力超越狭隘的派别立场，不再使用那些意识形态化的褒贬词语，以期尽可能还鲁迅以本来面目，还鲁迅同时代的各派人物以本来面目，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

周家贡献数十件鲁迅文物 鲁迅的演讲全部编入    共计1500万字，33卷

 　　鲁迅大全集 1 创作编 1898-1918年　　鲁迅大全集 2 创作编 1919-1924年　　鲁迅大全集 3 创作编 1925-1926年　　鲁迅大全集 4 创作编 1927-1928年　　鲁迅大全集 5 创作编 1929-1931年　　鲁迅大全集 6 创作编 1932-1933年　　鲁迅大全集 7 创作编 1933-1934年　　鲁迅大全集 8 创作编 1934年　　鲁迅大全集 9 创作编 1935年　　鲁迅大全集 10 创作编 1936年 附录　　鲁迅大全集 11 译文编 1903-1920年　　鲁迅大全集 12 译文编 1921-1923年　　鲁迅大全集 13 译文编 1924-1927年　　鲁迅大全集 14 译文编 1928年　　鲁迅大全集 15 译文编 1929年　　鲁迅大全集 16 译文编 1930-1931年　　鲁迅大全集 17 译文编 1932-1935年　　鲁迅大全集 18 译文编 1935-1936年　　鲁迅大全集 19 学术编 1901-1911年　　鲁迅大全集 20 学术编 1912-1913年　　鲁迅大全集 21 学术编 1914-1915年　　鲁迅大全集 22 学术编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碑铭（上）　　鲁迅大全集 23 学术编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碑铭（中）　　鲁迅大全集 24 学术编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碑铭（下）　　鲁迅大全集 25 学术编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造像（上）　　鲁迅大全集 26 学术编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造像（下）　　鲁迅大全集 27 学术编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墓志（上）　　鲁迅大全集 28 学术编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墓志（上）　　鲁迅大全集 29 学术编 1916-1926年　　鲁迅大全集 30 学术编 1926-1931年　　鲁迅大全集 31 美术编 1909-1934年　　鲁迅大全集 32 美术编 1935-1936年 附录　　鲁迅大全集 33 索引    　　（此处共收鲁迅讲演录22篇，系他人所记，未经作者审阅和校订，所以过去各种版本的全集均未收入。《鲁迅大全集》第10卷附录部分收入。）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欢迎新校长会上的讲演

　　（1926年1月13日上午）

　　今天原定总务主任马幼渔先生代表了本会,来致欢迎辞的,可惜马先生忽然生了病了,所以又由树人替了马先生来说几句话：

　　欢迎校长,原是极平常的事,但是,以校务维持会欢迎校长,却是不常有的。回忆本校被非法解散以来,在外有教育维持会,在内有校务维持会,共同维持者,计有半年。其间仍然开会、上课,以至恢复校址。本会一面维持,一面也无时不忘记恢复,并且希望有新校长到校,得以将这重大的责任交出,现在,政府居然明令恢复,而且依了大家的公意,任命本校的教育维持会正主席易先生为校长了。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当恢复之初,即曾公推为校长,而易先生过于谦退,没有就。但维持仍然不遗余力。同人又二次敦请,且用公文请政府任命,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这是非常之欢喜的。从此本会就告了一个结束,自行解散。但是这解散,和去年本校的解散很不同,乃是本校更进于光明的路的开始。为什么呢？先经说过,因为易先生是本校全体所希望的校长,而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达到的创举,所以今天的盛会,实在不是单用平常的欢迎的意见所能表现的。憾自己不善于言语,就只能将以上的一点话,作为欢迎辞。

　　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

　　——在厦门大学周会上的讲演

　　（1926年10月14日）

　　今天我的讲题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我来本校是搞国学院研究工作的,是担任中国文学史讲课的,论理应当劝大家埋头古籍,多读中国的书。但我在北京,就看到有人在主张读经,提倡复古。来这里后,又看到有些人老抱着《古文观止》不放。这使我想到,与其多读中国书,不如少读中国书好。

　　尊孔,崇儒,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凡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则可以得意恣志,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夸。但是,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制造“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前夕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你们青年学生,多是爱国,想救国的。但今日要救中国,并不在多读中国书,相反地,我以为暂时还是少读为好。少读中国书,不过是文章做得差些,这倒无关大事。多读中国书,则其流弊,至少有以下三点：一、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意志不振作；二、中国书越多读,越想走平稳的路,不肯冒险；三、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思想模糊,分不清是非。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的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

　　你们青年学生,多是好学的,好读书是好的。但是不要“读死书”,还要灵活运用；不要“死读书”,还要关心社会世事；不要“读书死”,还要注意身体健康。书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可以相信的,也有不可以相信的。古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那是从古史实的可靠性说的。我说的有可以相信,有不可以相信,则是从古书的思想性说的。你们暂时可以少读中国古书,如果要读的话,切不要忘记：明辨,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其次,我要劝你们“做好事之徒”。世人对于好事之徒,往往感到不满,认为“好事”二字,好像有“遇事生风”的意思,其实不然。我以为今日的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试看科仑布的探新大陆,南生的探北极,以及各科学家的种种新发明,他们的成绩,哪一件不是从好事得来的。即如本校,本是一片荒芜的地方,建校舍来招收学生,其实也是好事。所以我以为“好事之徒”,实在没有妨碍。

　　我曾经看到本校的运动场上,常常有人在那里运动；图书馆的中文阅览室,阅报看书的人,也常常满座。这当然是好现象。但西文阅览室中的报纸杂志,看的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不关重要似的。这就是不知好事,所以才有这种现象。不知西文报纸杂志,虽无重大关系,然于课余偶一翻阅,实在也可以增加许多常识。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对于一切科学,都要随时留心。学甲科的人,对于乙科书籍,也可以略加研究,但自然以不妨碍正课为限。一定要这样,才能够略知一切,毕业以后,才可以更好地在社会上做事。

　　但是,各人的思想境遇不同,我不敢劝人人都做很大的好事者,只是小小的好事,则不妨尝试一下。比如对于凡可遇见的事物,小小匡正,便是。但虽是这种小事,也非平时常常留意,是做不到的。万一不能做到,则我们对于“好事之徒”,应该不可随俗加以笑骂,尤其对于失败的“好事之徒”,更不要加以讥笑轻蔑!

　　聪明人不能做事 世界是属于傻子

　　——在厦门集美学校的讲演

　　（1926年11月27日）

　　今天我有机会,到你们这美丽的学校,在这大礼堂里,跟你们谈谈,是非常高兴的。我的话题是：“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你们初听这话,或将觉得奇怪,但却是事实,过去这样,将来也必定是这样的。你们放眼看看,现今世上：聪明人不是很多吗？可是他们不能做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他们过于思虑个人的利害,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们想着,想着,有利于自己者才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者,即使肯做,也常不彻底,不真诚,不负责,以至于败事而无所成就。你们看看,当今的聪明人,是不是这样？他们是专门为自己打算盘的所谓“聪明人”,这种“聪明人”是绝对做不出有利于人民的事业的。

　　你们看看,当今所谓“聪明人”,如段祺瑞、贾德耀等北洋军阀,只知勾结帝国主义者,屠杀无辜的爱国工人和学生,他们是双手沾满血腥的刽子手；又如陈西滢、唐有壬等“现代评论”派,只会开驶“新文化运动”的倒车,镇压反帝爱国请愿的群众,他们是反动军阀的乏走狗。他们会用“聪明”作钢刀,见血去杀人；他们也会用“聪明”作软刀,杀人不见血。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不能做出有利于人民的好事,却能做出有害于国家的坏事。

　　在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甘愿为群众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甘愿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种人是爱国者,是革命者,是人类幸福的创造者。这一种人在所谓“聪明人”的眼里看来,却是傻子。但是,我们要知道,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就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中所要扶助的农民和工人。这些工人和农民,在人类社会中,居最大多数。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世界的一切,都是从他们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革命青年学生,在群众中最有热血,最能奋斗,最肯牺牲。黑暗的消灭。光明的出现,这种革命青年学生,常起最大作用。但从过去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剥削者的眼里看来,这些劳动的工农群众,这些热血的革命青年,都是愚民,都是傻子,惟有他们自己,才算是“聪明人”。

　　可是这些旧社会的所谓“聪明人”,是懒惰自私的,是荒淫无耻的,是注定要被消灭的；而那些所谓“傻子”的革命青年和劳动工农,乃正是社会的改造者,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世界是属于他们所有的。

　　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的讲演

　　（1926年12月12日）

　　今天,你们这学校开成立会,我十分高兴。因为它是平民学校,我就不能不来,而且也就不能不说几句话。首先我要说的是：你们这学校的先生,都是本校的同学,他们这种服务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其次我要讲的是：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平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穷人的子女,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能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

　　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以为是平民子女,所以才进到这平民学校来。

　　你们要读书,也要关心国家的事。你们认识了字,才能看书读报纸,才能懂得国家的大事。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革命,正在消灭北洋军阀。半个月前,你们听见革命军攻下泉州城没有？（杨阿红答：“听见的!”）那好,很好的。军阀消灭,国家才会变强,生活才会转好。你们的贫穷,就是军阀造成的,今后一定会转好的了。

　　最后一句：祝你们努力学习,多认识了字,也多关心社会国家的大事。

　　在厦门大学送别会上的讲演

　　（1927年1月4日）

　　今天你们特地为我开了这个盛大的送别会,使我感激,也使我惭愧。因为我在这里,一学期以来,都没有什么好的贡献,而且懒惰,工作不认真,对同学不够热情,真是抱疚之至。尤其刚才听了主席代表同学对我褒奖的话,更加使我汗颜。我不但没有刚才同学代表说的那种美德,而且过去在北京,那些“正人君子”,早就给我起一些“学棍”、“土匪”、“暴徒”等等的尊号了。今后,我实在也不能担保人们,不会再加我以“小偷”的罪名。

　　同学们,同事们：要过好的生活,就必须斗争。去年在北京,我过的生活,有女师大风潮的斗争,有五卅惨案的斗争,有段祺瑞惨杀爱国学生的斗争。我在斗争中失败了,逃到厦门来,躲在这里,一学期过去了,我觉得自己的斗争对象没有了,常常感到空虚,无聊,甚至于有莫名其妙的哀愁。我吃了饭就编讲义,编讲义就又吃饭。吃饭编讲义,都是对的,必要的,但是这样生活,也就够无聊了。我想换个地方,到广州去,与那里的创造社,建立联合战线,再向旧社会挑战,再与那些“正人君子”们周旋到底。

　　你们在这平静的厦门,也并非无事可做。旧习惯如不讲究卫生,旧风俗如迷信拜菩萨,旧思想如崇拜金钱,都需要你们去破除,去革命,去建设。革命建设,要看到全面。你们应该记得吧,前些日子,厦门海军的飞机,在演武场的高空,盘旋了好久。那时,我抬头一看,碧蓝的天空有飞机在翱翔,演武场的南面有耸入云际的无线电台,北面有厦门大学的一整排巍峨的花岗石洋楼,构成一幅美丽悦人的图画。但是你们若走到市区水仙宫一带去看,就会看到那污浊惊人的街道,你们若走到镇南关附近一带去看,就会看到蒿目伤心的荒冢,和我们这里演武场天空所看到的正成相反的对照。可知“选集”不能代表全部著作,一小块美丽的天空,不能代表整个地方的整齐清洁。你们要时时关心,看到社会的全面,不要只看它的片面。要提倡公共卫生,提倡整顿市容,对于一切不良现象,要给以匡正,给以改革,尽了国民的天职,做到可以称为有活跃生命的革命人。

　　你们要注意社会世事,也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们的国家,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以来,已经十多年,还是百孔千疮,换汤不换药。我亲眼看过辛亥革命,看过二次革命,看过袁世凯称帝,看过张勋复辟,看得厌了,看得悲观消极起来。但是我们幸而有孙中山先生,他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他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他要把革命的工作,进行到完全的成功,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他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痛恨辛亥革命的失败,告诉我们：“十月革命是全人类的救星,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全人类生出了很大的希望。”现在全中国的人民正在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为救祖国,救全人类,与北洋军阀作殊死战,进行伟大的革命。革命必定成功,曙光就在眼前。

　　我们的国家是有古文化的国家,我们中国的人民是勇敢勤劳的人民。我们中国人民,受封建统治的压迫,受“吃人”礼教的毒害,已有几千年。内忧未已,外患又来。帝国主义者,明吞暗剥,侵犯我们的领土主权。它的走狗们,又引狼人室,为虎作伥,残害自己的同胞。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那些凶恶的军阀干得出,那些无耻的“正人君子”做得出,可是他们的末日已经到来了。你们青年学生是爱国的,是有为的,是热血的革命者。你们在拿枪杆子葬送这些凶恶无耻的败类之后,还要拿起斧头和锄头,从事祖国伟大的建设,实现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革命志愿。

　　在厦门中山中学的讲演

　　（1927年1月8日）

　　今天,我能够到你们这学校来,实在很荣幸。你们的学校,名叫中山中学,顾名思义,是为纪念孙中山。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结果,创造了中华民国。但是现在军阀跋扈,民生凋敝,只有“民国”的名目,没有“民国”的实际。因此,中山先生遗嘱：“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大家纪念中山先生,在这学校读书,就要依照他所著的书的指引,为国民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你们很平静地生活在这里,这是后方,没有炮火。但是,你们在这后方,也可以从事革命工作。你们应该把从中山先生书里得来的道理,把从其他进步书里得来的知识,当作革命武器,向着一切旧习惯,一切旧思想,一切人吃人的旧制度,猛烈开火!你们尤其不可忘记：革命是在前线。要效法孙中山先生,因为他常常站在革命的前线,走在革命最前头。

　　目前,革命的形势很好,不但漳泉已经攻下,全闽也都攻下了。不但全闽攻下,长江以南的大半土地,也都拨云雾而见青天了。革命发展很快,北洋军阀注定要灭亡,这是确的。但是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你们在平静的后方,还有应该向它开火的无形的敌人。你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到前线去消灭那些有形的敌人。这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还要作思想准备：全国统一了以后,你们的责任更重大,你们还有更重要的建设工作。你们不但要有推翻“吃人”宴席的魄力,还要有赶走世间“妖魔”,起造地上“乐园”的志气和勇气。

　　刚才主席介绍,说我即将到广州中山大学去,这是真的。我到中山大学去,不止是为了教书,也是为了革命,为了要做“更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希望你们毕业后要升学,能够在那边中山大学相见!

　　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的讲演

　　（1927年1月25日下午）

　　我是于十八号到广东来的,前天学生会代表来说要开一个欢迎会,我想这件事是不大好的,因为我还没有到享受开会欢迎的程度。这事真有点困难了,若是不说几句话,那对于诸同学的好意未免辜负了,要来说话,可是又无什么话可说。

　　对于我的本身,社会上有许多批评和误解,而对于这些误解和批评,我又没有工夫做文章来辩护辩护。譬如有人说,我是对社会的斗争者,或者因为这句话,引起了诸位对于我的好感。可是,我得要申明：我并非一个斗争者,如果我真是一个斗争者,我便不应该来广东了,应该在北京、厦门,与恶势力来斗争,然而我现在已到广州来了。

　　从前我很惹人讨厌,这里也讨厌我,那里也讨厌,到了厦门,厦门也讨厌我,我实在无地可跑了,这时恰好中山大学委员会打电要我来这里。

　　我为什么要来呢？我听人家说,广东是很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既然这样奇,这样可怕,我就要来看,看看究竟怎样——这样我便到此地来了。

　　我到这里不过一礼拜,并没有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可怕的。就是红颜色的东西,也不大看见。

　　据我二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虽则,有许多情形,我还没有看见到的。

　　但如列宁纪念的电影,这在外省确实看不见的；又如许多工会,在外省也看不见的。但这并不稀奇,并非可怕,这原应该是很平常的现象。

　　我总觉得广东未见得有新的气象,许多外省人说广东可奇可怕,我想或者他们的眼睛生了什么毛病吧。

　　或者因为我到广东未久,所观察的不多,浅薄得很,所以没有见出可奇可怕来也说不定。但我可以说,广东民众所受的压迫要少些,比较去了一点。至于社会的现状与从前是相同,许多要做的要建设的还未着手。例如拿文艺一项说吧,实在沉静得很,跑到中央公园,公园中间竟有一个观音像摆着,我并非因为观音是菩萨而反对他,我以为就是观音也要做的好一点。

　　中山先生是开国的元勋,广东是他建设民国的根据地,又是他的故乡,但我们跑到街上一走,我们只看见有孙先生的照相,但并没有他的画像。

　　文艺出版物也很少,我只看见《广州文学》一样。

　　因此,我要问：广州许多青年哪里去了？这或者可以解说,他们忙得很!诚然他们是忙一点,有种种运动,种种工作。但哪有这么多人全是忙着的？广州青年在精神上的表现实在太少了,这是什么缘故？既然不是“忙”一个字,那就是第二个字“懒”了,若不是懒,我实在找不出第二句说话来。

　　这样一个沉静的社会,于我是很好的。因为许多朋友,从前相好的来会会我,而许多新的朋友对我又表示好感,所以斗争的事还没有。至于旧的和我们斗争的,也没有在后面跟着来——这样,使我懒下去,倒也觉得很是舒服。

　　在这样沉静的环境下面,要想生出什么文艺的新运动是不容易的。大家这样子懒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得紧张一点,革新一点。

　　然而广东实在太平静了,因此,刺激和压迫,也不免太少了。诸位青年不知怎样感觉着,我呢,我觉得不大舒服。因为我从前受的刺激和压迫太多了,现在忽然太轻了,我反而不高兴起来。我好比一个老头儿,本来负着很重的担子,他负惯了,现在忽然肩膀上的担子放下来,他必须觉着少了什么似的,大不高兴起来了呢。

　　这个时候,我以为极像民元革命成功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目的没有了,要做的事也做完了,个个党得很舒服了。

　　民元已过去了,民国也算成立了,但文艺上有了创造没有？

　　文艺这个东西大不可少,究竟我们还有意思,有声音,有了这些,我们便要叫出来,我们有灵魂,得让他叫出来使大家知道。虽然有的是旧的意思,有的是新的意思,但不论新旧,也当一齐叫出来。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

　　然而有许多青年都有一个“怕”字的心里,他们怕幼稚,怕人家骂。幼稚是不要紧的,最初虽然是幼稚,但可以生长起来,发展出去,如一个幼孩,他虽然是一个幼孩,但并不见得幼孩是可羞耻的。所以作品虽然是幼稚,但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这是不要紧的,我们不要怕。

　　有的以为怕人家骂,这也不要紧,若是没有人骂,反而觉得无聊得很。好比唱戏,台下的拍掌喝采,固要唱下去,就是喝倒采,也要唱下去,不管他怎样,我们只要,只尽管唱,唱下去,唱完了,才算。

　　就是思想旧也不要紧,也可以发表,因为现在是过渡的时期。现在纵有旧的思想,也可以叫出来,给大家看看。

　　可是旧的对于新的是不是全无意义吗？不是的,是很有意义的,有了旧的,才可以表示出新的来。有了旧的灭亡,才有新的发生,旧的思想灭亡,即是新的思想萌芽了,精神上有了进步了。故不论新的旧的,都可以叫出来,旧的所以能够灭亡,就是因为有新的,但若无新的,则旧的是不亡了。譬如人穿上新的衣服,但身子仍然是旧的,这是不能亡的好例。

　　我以为文艺这个东西,只要说真话,暂时总可以存在的,至于将来,可也不必管他。这时候是过渡的时代,不过新的运动应该要开始了。

　　我将来能不能有什么贡献,是不敢说的,但我希望以中山大学为运动的中心,同学们应该开头着手努力了。我觉得我是无力来帮忙的——我已无学问,又没有创作力,况且学问与创作力是不可以并存于同时间的。

　　我要做教员,我便不能创作；我要创作便不能做教员。编讲义的工作是用理性的,而创作需要感情。如今天编讲义用理性,明天来创作用感情,后天又来编讲义又变为用理性,大后天又来创作,又来用感情,这样放了理性来讲感情,或放了感情,便来讲理性,一高一低,是很使人不舒服的。

　　或者我将来的讲义编得不好,而创作也弄得不好,所谓一无所成,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将来,广州文艺界有许多创作,这是我希望看见的,我自己也一定不站在旁观地位来说话,其实在社会上是没有旁观地位可说的,除了你不说话。我年纪比较老一点,我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至于要我帮忙,那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我把他放下了,虽然他们要骂我,我也不管他。譬如抬一样东西,要把他抬得高高,我可以帮忙抬一抬,但要使他抬得高,必然要大家一起来抬才行的。

　　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学从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艺运动出现,这个对于中国,对于广东,对于一切青年的思想都有影响的。诸位青年创造力的发现,这对于我是觉得很有意义的。

　　我这次到广东,要说带了什么好消息来,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如此,因此我很抱歉,无什么话可说,我只希望大家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如何,是很难说的。可是大家做做总不会错,做起来总比睡着的好,像死般沉寂下去的好得多。永久的做,你做了更有人接下去,有什么思想,有什么意思,便发表出来,要这样不断地努力的干下去。我能不能这样做下去而有成绩,我自己不知道。诸君能够这样做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样不间断地做下去,将来一定有一定的收获了。有的人我很不赞成,他们做文艺的东西,做了二三年便不做了,画也画了几年便停笔了,这都是不好的。

　　诸位现在都不过二十岁左右,从今天起便努力继续地做,若到六十岁,有了四十年这么长久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有价值的结果的,若希望二年后便有成绩,这是很难的,结果必然会失望,但我们在短期内,虽没有好成绩,我们不要失望,我们只管做下去,我在广东一天,我有力可以帮忙诸位来研究与创作。

　　读书与革命

　　——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会上的讲演

　　（1927年3月1日）

　　现在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不能不说几句话,可是有许多好的话,以前几位先生已经讲完了,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讲了。

　　我想中山大学,并不是今天开学的日子才起始的,三十年前已经有了。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传,运动,失败了又起来,失败了又起来,这就是他的讲义。他用这样的讲义教给学生,后来大家发表的成绩,即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中山大学就是“努力”的一部分。为要贯彻他的精神,在大学里,就得如那标语所说,“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因为大学是叫青年来读书的。

　　本来青年原应该都是革命的。因为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人类是进步的。以前有猿人,或者在五十万年以前吧——这是地质学上的事,我不大清楚,好在我们有地质学家（指朱家骅先生）在这里,问一问便知道,——后来才有了原人。虽然慢得很,但可见人本来是进化的前进的。前进即革命。故青年人原来尤应该是革命的。但后来变做不革命了,这是反乎本性的堕落,倘用了宗教家的话来说,就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因此,要回复他的本性,便又另要教育,训练,学习的工夫了。

　　中山大学不但要把不革命反革命的脾气去掉,还要想法子,引导人回复本性,向前进行到革命的地方。

　　说,革命是要有经验的,所以要读书。但这可很难说了。念书固可以念得革命,使他有清晰的,二十世纪的新见解。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反革命,因为所念的多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念古书的特别多。

　　中山大学在广东革命政府之下,广东是革命青年最好的修养的地方,这不用多说了,至于中山大学同人应共同负的使命,我想,是在中山大学的名目之下,本着同一的目标,引导许多青年往前进,格外努力。

　　然而有一层,又很困难。这实在是中国青年最吃力的地方了,就是：一方要读书,一方又要革命。

　　有许多早应该做的,古人没有动手做,便放下了,于是都压在后人的肩膀上,后人要负担几千年积下来的责任。这重大的事,一时做不成,或者要分几代来做。

　　因此青年们要读书不忘革命,的确是很吃苦,很吃力的了,但,在现在社会状况之下又不能不这样。

　　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

　　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我希望大家一同担负起这个责任来。

　　关于革命文学

　　——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讲演

　　（1927年11月2日）

　　我今天很荣幸与诸君共聚一堂,讨论澎湃一时的“革命文学”。我记得德国有一个文学家讲：“当代的文学家,讲一句话,写一篇文章,社会上的人士,有很大的魔力注目他,所以文学家是很难做的。”

　　在前几年,俄国有两期的革命,第一期是三月革命,第二期是十一月大革命。当时文学家为环境之压迫,没有功夫做文章,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亦没有一个印刷机关,可以拿他的作品印刷出来,所以这时候的人民,穷苦到了不得,以致只能分散各地,各糊其口。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起“穷则益工”的这句俗语,但是以现在的情形来讲,这句话讲不通的,一定要“半穷则益工”才是讲得通,因为有思想的人,不能用力去做工；用力的人,亦不能以有思想的工作去做。如黄包车夫,要他拉车,又要他思想,是不可能的,所以将有思想的人去做工,亦是同一之理。

　　讲到现在中国混乱的现象,照我的眼光去推测,有二大原因：（一）中国人之思想太守旧；（二）中西文化之冲突,东方文化有东方的优点,西方文化有西方的优点,在此文化发达的地方,所以文学不能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人生这文明进化的时代,思想百出,物质之进步,神乎其神,所以人有了危险的疾病,容易复原,以致造成思想进步得快,而人的寿长。所以人的思想,往往不能由时而转移,观是要救文学的弊病,必须要将人的思想改革一下。

　　我们知道革命是要流血的,痛苦的。然而没有真实的破坏,就没有真实的文学。我可以做一个譬喻,昔日法国有一个歌妓名THAIS,很名闻于法国,全国青年受其引诱而堕落者,不可胜数。当时有个很老的基督教徒,以为THAIS这个人,是最恶的魔鬼,非叫她来修道,引她到正道,社会上的青年男子,一定不能入于正规。他叫她来修道以后,她一日到晚不息的修道；可是这年老的基督教徒,见了THAIS以后,睡眠也看见她的面目,走路也看见她的面目,一日二十四小时,无时不想到她的美貌可欢,后来他去探望她的修道地方,不料她道已修成,可怜这年老的基督徒,成为失恋的罪人。从这段故事,我们知道：一个在少年极恶的歌妓,到老就变为极善的善人；一个在少年极善的基督教徒,到年老就变成极恶的罪人。推而至于文学,亦是如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不必要拘于题目而做,要照自己心中要说的说,说出的东西才是不死的。

　　我少年多看俄国、波斯［兰？］、荷兰等国的小说,深知他们亦时常起来革命,但是他们的思想,终是不符事实,往往到了革命既成,他们就不问世事。如俄国的文学家,他们到革命成功了,就逃到别国去过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未革命以前,以革命为神圣的,应当的；不知达到了目的,每餐只有两块面包,到不如前日的生活舒服,所以他们垂首丧气的飘泊在他乡。再讲我们中国,在民国未成立以前,一般人士均热烈提倡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一般下等阶级人民,均站立起来了,而主持革命的人,到不如不革命自由。所以现在中国产生了一班遗老,他们均痛恨革命。所以现在仍旧看见拖辫子的老先生,表示他并不埋没前清的君主政体。

　　照我的意见,以为没有切实的牺牲,没有灭亡的表示,就没有新的国家,新的文学出世。我做一个譬喻：虫类之中,有一种节节虫,它在生子时候,一节一节的死去,到了完全死完了,它就产生了一个整个的幼虫。我们人类像这样的精神,方才有人类进步的实现,就是不怕死,要有忍耐的精神去做。

　　我们文学家不是要名载史册、留名万年的,志向是要改革腐败的文学,成为有价值的文学。因为我们一个人要留名万年,是何等困难,我们在历史中所记得的人名,亦不过少数而已。《三国志》内的诸葛亮、刘备,恐怕还是戏剧中看来的。

　　我的意思,去改良文学之要点：（一）哪种人讲哪种话；（二）革命后要继续努力改革。文学家不必看见一个乡下人,就描写他的生活现象,因为他所接触的人,都是思想太旧,不符时代的人民,所以这亦不是新文学的真面目。有人说,现代的人,能够做新体诗,像《诗经》上的诗描写得活龙活现才是好的。我以为《诗经》隔开现代有数千年之久,何能再在现代周旋,所以这亦不是新文学的真面目。

　　有人说,文学家于社会有密切关系,社会之变动,大半由于文学家言论使然。这实在是不识时务之谈。像去年的孙传芳,他放弃江苏,并不是我们发表几篇文章,他就逃脱,实在是炮火打不过人家了,就放弃了江苏,以保其生命的安全。所以文学于社会绝无关系,而待新的社会造成,旧的文学才变成新的文学。

　　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

　　（1927年11月6日）

　　今天,承蒙夏先生叫我到这里来和你们见面而且漫谈谈,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很喜欢和艰苦卓绝怀有雄心壮志的青年人谈天。好!我们就随便谈谈吧。我从广州回来不久,对于广州有一些感觉,那个地方的蚊虫很多而且比较江、浙的要大些,嘴也要长些,吸起血来不用说是厉害得多,我是供给不起的。（说到这里,先生微笑了,同时,引起了大家一阵欢笑；但到了大家发笑的时候,他却不笑了,反而看着大家笑。——这是鲁迅先生演讲时惯有的风格）广州也有些特点,花草和水果极为丰富,这是一般游客所艳羡的。不过,权柄仍然是掌握在军阀和富商的手里头,一般人民的生活并不怎么样好过,这是使我以前的想象都落了空。（先生显出失望的神气）

　　中国算是又革了一次命,但我最近一个月来看着上海的情况还是老样子,一动没动,不过,各种税捐增加了,物价上涨了,尤其是吃的东西。我是略无宏图的人,当然要注意到“江东的米价”,这哪里能不注意呢？常言道：“民以食为本”,如然弄得小百姓就连吃口稀粥都比较以前还要困难。（讲到这里,声音低而有点哽咽）那么,这一次革命,算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我真茫然了!好在将来的历史学者是会有定论的。

　　我们“中华大国”,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辛亥革命以来已经十几年了,而剃发编小辫子的仍然大有人在。被［把？］他们称为三家村的愚民自不待言,就是那班“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老道学家们,也还仍然有把小辫子盘在头顶上用瓜皮帽子罩起来,这其间想是大有道理的,恐怕是谨遵先圣的遗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吧。如然仍旧端居高拱,手捧宝书,终日在那里咿唔呫哔着,但不知还能持续多少时候。暴风雨总是要到来的,我看这一类人也应该朝窗户外面觑一觑,久发“思古之幽情”也没味道,最好换换调门吧。到了现在,还谈得上“幽情”吗？其实是“哀鸣”。这也有诗为证。不见康南海有句云：“袖手河山白日曛”,这真不愧为“爱新觉罗氏”坚贞不渝的“忠臣”啊!（先生面呈鄙夷之容）

　　我想,年纪大一些的人（按：演讲那年先生四十七岁）,应该走在前头作为带路人,这也不是以“前驱”自居,而是应该这样做。因为世界上的路原来是没有的,是由人们逐渐地走出来的。前头的人踩出一个路影子来,大家跟着不断地向前走,那就会开出“康庄大道”来的。但是,“康庄大道”的出现,是很多人艰辛劳动的结果,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不是“一蹴即就”的。现在,我们需要开出一条“康庄大道”,不但是便利人民大众和后代的人,同时,自己也好走。我看,我们不必在崎岖的羊肠小道边盘桓了。不过,要走这条路,在自己看来是正确的,但在另有些人看来却是“歧途”,他们就要设“路障”,扯“铁蒺藜”,阻止你前进。怎么办？当然就要引起争论,争论不已,就不得不“混斗”一团了。假如就在这“万弩齐张”,以你为“的”的时候,有人出来叫你“带住”,从表面上看来这是“和事佬”的善意,其实是帮敌人的大忙。你们看,怎么能“带住”呢？假如一“带住”的话,那不但有“没落”之危,实际是自趋“灭亡”之道。因此,我们要有勇气,必须拆除“路障”,也必须把“铁蒺藜”扯得干干净净,然后才能向前进。（讲到这里,先生把香烟放下,作扯“铁蒺藜”的姿态,声音激昂,气势雄浑）现在,我们在一个“大铁幕”里面生活着,实在透不过气来,用“笔杆子”来戳破几个小洞给大家透点气也觉不容易,更何况阻力丛生哩。我看,光靠“笔杆子”总嫌弱,将来若要把这个“大铁幕”掀掉,那就非“枪杆子”和“炸弹”不可,但这点要有人“带头”才行。（说到这里,声音较为缓慢）我们应该晓得,这是要有巨大的力量的,现在还是“聚集力量”的时候。

　　以下,我们谈谈文艺方面的“创作”。依理而论,既然是“创作”,就要有“闯劲”,要开辟出一条新路子来,不能受前人的框框所限制,陈陈相因,依样画葫芦,老是那一套,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要写东西,首先要把“主意”拿定了,“方向”切准了,就写起来。胆量要大些,不要怕人家批评。（音高而气雄）批评的人,他们有他们一套的观点、手法和作用,恐怕未必和我们执笔的人一致,因此,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写我们的,不管他。（说到这,丐尊老师风趣地说：“那方光焘先生就缺少工作做了。”方先生微笑着说：“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我有我的事好做。”鲁迅先生略停一下,继续讲下去。）开始写东西,或许“词汇”不够,或“词不达意”,这是难免的,不要胆怯。须知一个人并不是一出母胎就成为大人的,是逐渐地壮大的。幼稚点也不足怕,不足羞,久炼成钢嘛,只要能“自强不息”,不断地求进步,那自然会充实起来的。当然,没有从天而降的“天才”,“天才”也是在人民大众里面产生的。大众是产生“天才”的“土壤”,现在“土壤”雄厚了些,将来就有产生“天才”的可能。不过,刻下能动笔的青年作家并不多,我是把“文艺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你们的。（先生好像慈母喂婴,向大家默默地环顾着）

　　你们现在能够上大学,真是幸运。学中国文学并不容易,因为中国文学遗产确是汗牛充栋,其中精华不少,垃圾确也很多,应当汲取其精华,不要被垃圾压倒了。从前有一句老话叫做“鹅王择乳”,说的是“乳”和“水”放在一道,鹅有特殊的选择能力,只吃“乳”而不喝“水”。这是不是事实呢？我们且不管它,但这个故事很有启发作用。我们应该吃些“乳”以滋养身体,若是多喝些“清水”,就不免发生膨胀病,而况是“浊水”和“毒水”呢？假如喝得多一些,那就是速死之道,无药可医了。我自幼是读过一点古书的,回忆起来真有趣,当时的老师教我用朱笔圈点（不是标点）古书,这是很耗费光阴和脑力的。并且,一本书用朱笔点完了,又要改用绿颜色的笔复校。因此,我总希望有人出来把切合目前需要的古书加上新式标点,以节省学人的时间和脑力。但是,标点古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标点弄错了,就会使人误解和曲解原文的涵义。唉!我们中国的古书真难读,据传说班昭把她父、兄的遗业《汉书》继续完成了,当时的大儒就要请求她面授句读。你们看,专在纸头上考古之难,有如此者。我想,在古书里面取材料以资参考是可以的,倘若一头钻进故纸堆里面爬不出来,那就不好了。

　　（先生作怜惜之态）当然,也会有些老头子起来反对我的说法,那就只好让他们一味笼统盲目地“古之又古”,“作古、千古”去罢。

　　现在,各处报刊发稿费都是按字数多寡算钱的,因此就有人故意把“大作”拉得长些,则稿费从丰。此风实不可长,因为不求内容的充实而只贪字数的增多,这实在是一种病态。你们假如要做文章向报刊投稿的话：第一,切忌言之无物；第二,切忌冗长；第三,切忌“敝帚千金”,需要“改之又改”；第四,不因袭前人；第五,务必精炼些；第六,如为环境所限,不便用“直笔”,就改用“曲笔”,也可以。

　　关于外国的文艺名著也可以选读,这是有借鉴的作用的。但有先决条件,最好能懂得一种欧洲语文,若是专靠华文译本,那就隔了一层。听说,你们多是读英语的,好了,许多世界文艺名著都有英译本,而中译本很不全,这是一个缺陷,将来可能会填补起来。不过就我的经验很感觉用这种“方块汉字”去翻译外国文艺名著,有的时候就是“配合”不上,若是“诗歌”,它那“韵律”的美妙,都是含有“音乐性”的,一经翻译,可以说完全失掉了。当然,“诗中有画”的中国“古诗”尤其是“律诗”的“对仗”,用“拼音文字”来翻译,也是无法着笔的。

　　文学与社会本篇

　　——在上海光华大学的讲演

　　（1927年11月16日）

　　前几天光华大学有几位同学叫我来讲演,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说。不过既然有许多同学希望,那我就答应了!我今天是汽车搬来的,但我很惭愧,觉得自己还没有被汽车搬的价值。

　　叫做小说的人讲文学是非常困难,因为小说家未必就是文艺家,好比厨子未必能够讲出做菜的原理一样,所以我今天只能够讲一些感想。

　　我到上海还不过一月样子,也偶然看了一些文学上的作品,我想,此刻虽然有许多号称新文学的作品,其实已经走到了末路。怎么样呢？因为作家所用的种种逃避方法,已经到了无可逃避的地步。这话说起来很长。

　　在文学界里每每有二种争论：（一）为艺术的艺术,就是向人生逃开；（二）为人生的艺术,就是向人生拉拢。

　　为艺术的艺术,换言之就是造象牙之塔,于社会上的一切都毫无关系,我做我的塔,一些也不危险的,而且很有趣,所以中国要有这一派。然而有一层,叫为艺术的艺术的人们撞了一个钉子,就是：象牙之塔并不是建筑在很稳固的大陆之上,它好比一所孤悬海中的灯塔,同社会离开很远,同社会毫无关系,有趣当然是有趣的,可是有一天小船不把食物装来,就糟它糕了。象牙之塔亦然,无人送食物来,歌就唱不出来,因为面包没有了!从前北京有许多造象牙之塔的诗人,现在大都已不复存在,就因为面包没有了!然而他们还想逃避社会,想离开社会不讲,讲有趣,讲有趣还不够,于是讲技巧讲韵律讲格式,结果艺术没有内容,内部空虚之后,艺术就只有躯壳了,这是今日文艺界倾向的第一个危机。

　　还有一个倾向,这一派的人,并不造象牙之塔,自己也在社会里面,社会上的苦痛,他们亦知道。他们知道社会有痛苦,但他们不讲一句痛苦的话。只要是胜利一方面,他们总是歌颂他；只要是失败一方面,他们总是取笑他；只要社会有不幸,他们就快乐,上海有一部分日报就有这一种趋势,他们多用小说的笔法,把杀人的事当作歌颂!

　　造象牙之塔的人把社会有趣化,拿有趣化来回避现世,可叫社会越弄越沉寂以至于灭亡。尤其可怕的是拿社会的苦痛趣味化,拿苦痛趣味化给人家玩弄,这于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象牙之塔只要面包没有就要灭亡,苦痛趣味化是要把民众灭亡,才同时灭亡。

　　还有一种作家,对于社会组织作不平鸣,这当然是革命的,然而有许多亦往往以革命文学家自居,其实这也不对：诅咒社会,并不能帮助革命,不过是消极的一种表示罢了!实际上诅咒以后,暂时得着快乐,有的人每每骂过以后就好了,暂时的发泄之后,便去睡觉,这样不但不能帮助革命,反而阻碍革命。我在广东,尝说文学家好似打拳卖膏药一般,自以为了不得,其实我对于这些文学价值非常怀疑,所以什么文学建设论一类的主张,我一些也没有,不过我总觉得当旧文学到末路时,终有新的东西出来。

　　中国文学已入末路之中,新的东西一定要建设的,据我想,应该有一种新的人,他们的思想,完全同我旧式的人不同,于是他们把世界事情发表出来,通过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的个性也是有的,这一种文学我以为现在还没有,不过将来终非有不可,有了新的人,方有新的思想,还要有新的形式。种种形式,到现在世界已用完,将来终应有新形式的探求,中国还没有探求过,外国已有人去探求,我们希望一定要探求出来一个新形式,可是这个希望连带发生一个问题来了：

　　还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

　　许多文学家说,是文学改造社会,文学不但描写现实,且也改造现实。不过据我看,实在是社会改变文学,社会改变了,文学也改变了。社会怎样改变了呢？我以为还是面包问题,面包问题解决了,社会环境改变了,文学格式才能出来!许多人一定以为我的话太把文学家侮辱,其实实际问题确是如此。

　　文学家一支笔抵不住帝国主义的枪炮。社会革命在前,文学革命在后。那么,有人要问：诗人为什么可以预言呢？我可以反问：何以他的预言一定要数年以至数十年以后才实现呢？干脆地说,不过诗人的感觉敏锐一些罢了,社会的改革,即使没有诗人也得要起来的,诗人不做诗,想社会革命也是要起来的。

　　文学家做革命的前驱极其不容易,尤其是在压迫之下,文学家更不能革命。从前我以为指挥刀是指挥兵的,现在我觉得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指挥刀在前,文学家在后,什么文学革命,不过受指挥刀的驱使——如是而已。

　　文学还是同社会接近些好,将人生各方面扩充,将各种人的境遇写出,供各种人相互感觉,然后乃有顶光大顶正确的人生,乃有新的文学出来。现在的世界实在太小了,一人所感觉的同别人所感觉的完全不同,比方我们有二天没有饭吃,饭的香味就和从前不同。我们从别人所感觉的自己感觉得些,于是我们世界就可以扩大了。

　　现在把文学视为躲避所的中国文艺家的世界,实在太小了。作家一定要把他先生的太先生以及太太先生的书介绍进来,只限于他的先生的太先生的,这实在是不对。我主张把各种现代的书不分国界都看,最好看原本——我并不是叫你们专向外国一条路走。

　　现在中国文坛上往往自以为是什么派,什么主义,这是受了西洋文学史之毒,其实做文章并不是先有主义而后按主义做的——固然有少数这样人,可是他们的作品就往往受了他们主义的束缚。俄国乃无产阶级的文学,我们不能学他,因彼思想与吾人两样,他们是真的无产阶级,此刻中国从事文艺的人大都是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而勉强写无产阶级的文学,其结果总是矫揉造作,是假的,还不如做近于资产阶级的文学较为有诚意。

　　此刻是革命的政府,仿佛做文章必须有“革命”二字,其实这并不是好文宇,因为革命的内容太少,架子搭得太大,看起来反而讨厌。

　　我们也不是对于现代社会认为满足,我们对社会还是看清楚,我们还是有理想,我们要按照我们理想走,这是将来的新文学。

　　我在广州,看见党部出了一个题目,叫做《青年的烦闷》,有讲家庭与革命的,有讲革命与恋爱的,起头倒还讲得不差,井井有条,可到了后来,他忽然说,恋爱算什么？我们要革命!这完全是假话,我觉得还不如老老实实说,我愿恋爱,我宁愿放弃革命。

　　不过此地有问题,有人以为这样岂不是走向灭亡之路吗？其实灭亡有什么关系？灭亡没有,哪来建设？旧的不灭亡,新的怎能造成？文学灭亡并没有什么稀奇。猴子的文章我们看不懂,几千年后的人看我们现在的文学,当然也如灭亡一样。俄国的文学我们完全不懂,就因为他们的地位同我们的现在已经是相差太远了。

　　如果一日到晚怕灭亡,那倒真是危险,现在的生命已经灭亡,这倒是真可怜!

　　有好的思想写好的,有腐败的思想写腐败的,假的反而没有意义,同一块很小的糖,用很大的一张包皮纸包一般。文学的真诚最要紧,否则就没有意义。

　　在北京第二师范学院的讲演

　　（1929年6月2日）

　　这些天没有看过一本书,没有研究过一些东西,妇女问题尤其是没有研究过。此地叫我来演讲,因为曾经在这里讲过书的关系,不能拒绝。今天对诸位恐怕没有甚么贡献,不过是临走前的谈话而已。

　　现在的青年,都要求出路,就希望能够在年纪较大的人们中间去找出一些有系统的指导。但是这样的东西,在现在年纪大一些人们中间没有!于是一般青年感觉到失望。

　　在报纸上看见胡汉民先生这样地说过：五四运动在当时并不坏,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有了流弊。自然,凡事有利就有弊,在当权者看来,固然是有弊,即在学生方面看来,怕也有弊吧；然而两方面所看出来的弊,却又全不一样。

　　现在什么都比从前不很一样了,在画报上时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结婚相片,样式虽然各不相同,却大约总都是男的穿了西装,女的头上蒙着一大块纱,长长的拖到地上,手里还抱着一束鲜花……还有比这更多的是女跳舞的,女电影明星,女交际家等等。于此可见妇女确是出现在社会上了。外表是如此,实情究竟怎样呢？却有人说那不过仅是一种点缀。

　　我觉得妇女教育里,现在有两种困难：一种是在求学方面,一种是在职业方面。

　　旧式女子是感觉不到这困难的。因为她们惟一的出路是结婚,而这结婚又毫不用自己费力气,只是抽签式的,碰到哪里算到哪里。所以这困难只有新的妇女感觉到,只有她们很惶急地,希望免除这困难。免除的方法自然很多,但是根本的方法,非社会经济制度改变了不可。

　　我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的主义里,有些地方是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义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我全不知道。

　　现在中国的生活方法,似乎只借重在两种资本上：女人用身,男人用头。上海就是最清楚的例地：满街都是绑票匪和妓女。

　　这样情形是必须改革的。然而这并非是几句话几篇文章所能奏效的。要紧的是脚踏实地从实力上下功夫。

　　现在青年们一般的错误是观察不广,往往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打转。喜欢文学的往往不看科学一类的书,并且许多人以为如其理科弄不好,数学干不成,就可以去弄文学。这样,学文学便成了这么一种什么都学不好的人的逃路。理科数学当然不会有成绩,便是文学,也绝弄不出可观的结果来。

　　记得三年前学生界有一种打倒知识阶级的运动。他们的意思是：现代的需要是工作不是思想。想得太入神了反而一件事也弄不出。

　　据谣传,又要请吴佩孚、孙传芳等出来了。如果他们可以出来,则章士钊亦许可以到此地来做校长。就此一点说,我们的人才实在太少了。

　　现在的青年们还有一个弱点,就是理想太高。比如关于职业,他们往往把社会看得太干净,总是高兴地拣了一个最美丽最伟大的理想职业,安置到社会里去寄存着。对于婚姻也是一样。这种理想一到实社会上就碰钉子,而且是特别大的钉子。于是就到处都感觉失望,灰心,最后的结果是自杀的风尚,一天比一天高起来。我们看上海公安局那种在黄埔江边立了“死不得的”的大木牌的滑稽办法,该得到一些什么暗示、发生什么感想呢？

　　一切的梦想,最好都赶快丢掉,这办法也很不少。最要紧是要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更要放平些放低些。不要把自己范围在一个太小的圈子里。比如从事文学的人,也可以时常看一看理科算学的书籍,即如看报,也不可光看一面,看完了要闻,杂俎,也可以看看广告,比较一下他们所占地位的大小。现在报上最多的广告,不外乎香烟与药品两种,由此便可以推想到现在的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看报,方不至光看见假社会而不见实社会。我们此刻不是要从 假社会里看一些眩目的把戏,我们要战斗,必须认清楚实社会方可下手。

　　尚有一层,我以为自己的互斗应该及早消除。比如压迫女性的,并不一定就是男性,也许正是女性自己。所以打骂儿媳妇的,往往不是公公,而是婆婆或小姑子。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男性,所以帮男性说话,想转移女性斗争的目标。其实,现在的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受着自己同性的压迫,而且这情形还很厉害。

　　现在喊得很响的一句话“阶级斗争”,我看简直不如“同级斗争”来得更写实。这种同级斗争,并不限于两性之间。总司令骂总指挥,创造社骂语丝社,他们都是同一阶级的人物。这样的斗争,既没有什么危险性,同时又最容易表示出他是一个战士。如果一个拿笔杆的人去和拿枪杆的人斗争,那当然是太危险的了,所以他们看定了这个巧妙的战斗术,专门来骂同级的人们。

　　羊是绝不敢和狮子斗争的,因为那太危险。但是羊和羊之间,却极容易发生斗争。一个羊在安静地方吃草,设若另一个羊也来吃草,你也吃草,我也吃草,你也不怕我,我也不怕你,于是因了吃草问题,就很容易的发生斗争。然而,如果这时狮子来了呢？

　　别处的情形我不大知道,就说文艺界吧,他们的同级斗争就很厉害。他们的领袖欲非常之强,你做了领袖,我也希图做一下领袖,于是就运用这巧妙的战略,把所谓领袖的大骂一顿,自己便俨然也成了领袖。

　　现在的文艺界表面看起来,似乎极其热闹,甚么甚么的社,一天比一天多。但多一个社却总除不了是这么一套文学家：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再一个是批评家。这样,就热闹了,诗人拼命的做诗,小说家拼命的做小说,批评家则拼命的捧这两位文学家的作品,那一方面则拼命贬斥以外的文学家。你也骂,我也骂,于是乎中国的文坛就不胜其热闹之至。

　　总之,中国人的眼光太近视,是一般的通病,往往为了眼前一块小石头绊了一下脚,就抛开了正事不向前走,而与小石头相争持一辈子,文艺界是如此,别的界也无不如此。

　　还有一种人专门牺牲他人以满足自己,他是一个各种主义者：要用人帮忙的时候,便高唱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要争夺利益的时候,便又唱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论。处处他都有他的大道理。好比创造社的刊物,都是用报纸印的,因为他们的文章都是作来给第四阶级看的,这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的定价却又与好纸印的一样。

　　话扯得太远了。青年人要求出路,第一必须把眼光放远,着眼到实社会的内部；另一方面又要抱有牺牲的精神,但我所说的牺牲,须以不受人利用,作少数人的傀儡为限。为大多数的人而牺牲,则从事多么大的牺牲也决不至于蚀本的了。

　　当前政治与文艺的形势

　　——1929年6月2日在北京第一师范学院的演讲

　　这次之所以到北平来,只是为了个人的家庭私事,并无其他特别任务,更与革命无关,这或者不致引起所谓“正人君子”的“闲话”和革命人士的责难；不过为了避免嫌疑起见,本来还是不打算会见什么人的。就是今天来和大家见面,也是因为殷情难却而非始料所及的事,所以今天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就随便谈一些个人的感想吧。

　　在1926年夏天之所以逃出北平,原是因为遭到“正人君子”的诬害而逃向青天白日之下的。但是当辗转到革命策源地以后,却听说革命已经过去了,那里已经变成后方,以致没有见上革命的面,迄至继续追赶革命时,却又听说革命已经成功了,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以致到底没有遇到革命的缘分,这实在是太不巧也太不幸了!不过世界究竟是大变了,“正人君子”已和党国英雄“咸与维新”了,到处已由五颜六色的国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旗,而且为了使之成为清一色计,他们正在防止赤化和排除异端,甚至从红皮书到红嘴唇都被禁止了。自然这也是洋大人所希望的,难道不是“懿欤盛哉”的事吗？

　　说到文艺界,也不能不令人有些纳罕,同时也深感自己实在没有自知之明。因为光明已被别人占据了,有代表公理正义的“新月”,也有自称革命进步的“太阳”,什么样的文学都创造出来了,而自己在《呐喊》和《彷徨》以后,却还要发些《语丝》般的杂感,这就无怪先有人骂我是“学匪”、“学棍”,还曾“用过什么卢布”的话；而后又有人骂我是“封建余孽”、“有闲阶级”,已经成了“堕落文人”；他如什么“刀笔吏”、“戴着纸冠的思想界权威者”、“世故老人”、“青年的绊脚石”……更是不一而足。甚至从我的胡须、牙齿一直骂到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以及籍贯之类。总之横竖左右我都在被打倒之列,他们才会甘心罢手,自然这也是官大人所希望的,难道我就真的这样呜呼哀哉了吗？

　　但是,世事还会一变再变的,我也不会被吓倒和骂倒。因为什么是“公理正义”、什么是“革命进步”,我已都领教过了,总算长了一些见识；况且日月经天而昼夜分明,这也是人所共见的事,它的光明决非冒充和霸占得了的。叭儿狗终于是叭儿狗,它只会向它的主子献媚献策来害人的,已有不少人就是这样死掉了,而结果还落个“自蹈死地”。这在过去的北平已开有先例,是大家看到或听到的事,用不着我再多说了。至于我们所谓的革命文学家,究竟是不是真正革命文学家,也还有待于革命事实的证明,并不在于自我吹嘘和互相标榜,而在于敌我分明和言行一致。如果只是坐在上帝旁边吃糕点,或像法师捉鬼时的念咒一样,或像堂?吉诃德向羊群作战一样,那实在是等于自嘲。所以我以为革命文学家,必须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且不要忙于挂招牌,自称是真正王麻子,其次还应多向外国革命文学理论借点光过来,指导我们的创作道路,然后才会有真正革命文学作品产生出来,然后才会有真正文学家产生出来的。这样的革命文学家,才是我们所希望的,即使革掉我这一条“封建余孽”兼“有闲阶级”的小命,我也要五体投地地连声赞道“好刀,好刀”的。因为那个时候,一切封建余孽和叭儿狗都将要被打倒,或许真正的太阳和月亮的光辉就会普照大地,黎民百姓也就可以真正过着青天白日的生活了。这难道不更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的事吗？

　　离骚与反离骚

　　——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

　　（1929年12月4日）

　　我今天想和诸位讲的,是“离骚与反离骚”。《离骚》这册书,是战国时楚人屈原做的。他因为当时的王胡涂,听信奸人的谗言,不亲信他,他于是恨而作《离骚》,自己也就投江自杀了。至于“离骚”两字的解释：离,罹也；骚,忧也。离骚者,因得忧患而发牢骚也。从屈原做了这册发牢骚的《离骚》以后,中国文学界为之一变,许多失意的人都仿他的体裁呐喊,这叫做“骚体”。而摹仿《诗经》的文学,就因此湮没。仿《诗经》的句子是须修饰的,须要文雅的,句子的长短也不能十分差异；而“骚体”则能自由伸缩,句子粗些也不妨。所以从“骚体”盛行之后,“诗经体”可说是亡了。秦朝末年项羽和刘邦称兵,羽败走时的《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和汉高祖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都是“骚体”的作品。汉末董卓造反,帝也唱着“骚体”的歌。从此看来,发牢骚是人的天性,只要有一些不满意,便喜欢发牢骚。不过,发牢骚这个事情,却不是很轻易的,实有很大的危险。当皇帝的权力强盛时,发牢骚也须变更方式。像唐贾岛在长安呈帝的诗中有两句：

　　“不才明主弃,

　　多病故人疏。”

　　就听皇帝的骂声。这个方式是以说自己的不好而来发牢骚。现在的新闻记者常采用这种方式。譬如自己总用“小记者”,“小子”,“吾侪小民”等,来骂大人物,把自己弄成无价值,一方面愈显对方的无价值。不过,这究属是很危险的。

　　综述发牢骚有三种方式：

　　（一）赤裸裸地说对方不好——像屈原一类的。

　　（二）仅说对方有某些方面的不好——胡适之先生就如此。现在舆论界议论得他很厉害,其实他的行为决非造反。

　　（三）说自己的不好——像贾岛一类的。现在的小报最会像这样的发牢骚,譬如他一方面说自己不是人而一方面评论你,那你更不是人了。

　　现在且说到“反离骚”吧。《反离骚》是汉扬雄做的。《反离骚》是反《离骚》的,换句话说,他就是反对发牢骚的。他的意思,是人应听天由命,发什么牢骚？人一发牢骚,社会就会扰乱了。而发牢骚的也往往说,因为社会扰乱了,所以我要发牢骚。

　　其实,发牢骚多少会使人们的意识清醒些。而反牢骚究竟也不是绝对的不发牢骚,一点反牢骚的牢骚就是他的牢骚。现在的出版物《新月》说是只限于文艺的研究,却不许人发牢骚,这便是反牢骚遗下来的精神。

　　不过,我们须认清。这两派——牢骚与反牢骚都不是社会的叛徒。发牢骚也绝不至扰乱社会,不过发牢骚的也都为一己利禄而已,整个的社会问题仍是不会涉及的!今天我看到《申报》上载有《新文艺之没落》一文,大概说是中国在几年前产生了一点肤浅的文学,后来由欧洲、日本传来了一些无产阶级文学、恋爱文学,于是文艺界以为大获了,而现在却什么都不成东西,新文艺的末日到了等等一段话。像这种言论,实在处于牢骚与反牢骚之间,他的意思是谁都不好的,只有我一个人好。这种人思想的没有统系,正和我今天的演讲一样。

　　绘画杂论

　　——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讲演

　　（1930年2月21日）

　　今天没有讲题,只是随便谈谈。

　　上古时代的绘画,题材大都以动物为主,如马、牛、鹿等。画上描出的轮廓,很不清晰,因为原始人的绘画程度浅,没有画准轮廓的能力。虽然如此,却很有生气。

　　人类社会逐渐进步,对上古的绘画便不满足,于是描绘轮廓就注意起来。轮廓线条一经确定,就失去生动的情趣,因为宇宙间的人和物,无时不在运动中。如用一根刻板的线条规定了形状,必然会失去其生气。

　　到了十九世纪,绘画打破了传统技法。新派画摒弃线条,谓之线的解放,形的解放。未来派的理论更为夸大。他们画中所表现的,都是画家观察对象的一刹那的行动记录。如《裙边小狗》、《奔马》等都有几十条腿。因为狗和马在奔跑的时候,看去不止四条腿。此说虽有几分道理,毕竟过于夸大了。这种画法,我以为并非解放,而是解体。因为事实上狗和马等都只有四条腿。所以最近有恢复写实主义的倾向,这是必然的归趋。

　　新派画的作品,几乎非知识分子不能知其存意。因此绘画成了画家的专利品,和大众绝缘,这是艺术的不幸。

　　欧洲的各个新画派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崇尚怪异。我国青年画家也好作怪画,造成了画坛的一片混乱。怪并不是好现象。有人说怪打倒了一切古旧的传统形式,是革命。不错,怪足以破坏旧形式,但如言建设新形式,怪就嫌不够了,所以说新派画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依我个人意见,怪应当减少。但减少怪不是易事,因为怪比不怪容易得多。古人说：“画鬼容易画人难。”鬼没有根据,容易欺人。要减少怪,先得在基础上用功夫,不然则很难奏效。我们志在“为社会而艺术”,不得不下些苦功。

　　我国艺术界闹了多年天才,可不知天才又在哪里？其实,艺术并不是有天才的人方能研究。自然,天分高的人比常人容易成功,但同样要努力。总之基础不深,画不出好画来。

　　新派画里常常可以发现错误。有人所作的劳动者,手臂很粗。劳动者比常人健康,应当粗壮些,但这位画家不懂解剖学,以致骨骼肌肉,都不合解剖,结果手臂不是粗壮而是肿了,就是一个例子。

　　依我看来,青年美术家应当注意以下三点：一、不以怪炫人,二、注意基本技术,三、扩大眼界和思想。画家如仅画几幅静物、风景和人物肖像,还未尽画家的能事。艺术家应注意社会现状,用画笔告诉群众所见不到的或不注意的社会事件。总而言之,现代画家应画古人所不画的题材。

　　古人作画,除山水花卉而外,绝少画社会事件,他们更不需要画寓有什么社会意义。你如问画中的意义,他便笑你是俗物。这类思想很有害于艺术的发展。我们应当对这类旧思想加以解放。

　　今天的画家作画,不应限于山水花鸟,而应是再现现社会的情况于画幅之上。中国一般社会所欢迎的是月份牌,月份牌上的女性是病态的女性。月份牌除了技巧不纯熟之外,它的内容尤其卑劣。中国现在并非没有健康的女性,而月份牌所描写的却是弱不禁风的病态女子。这种病态,不是社会的病态,而是画家的病态。画新女性仍然要注意基本技术的锻炼,不然,不但不能显新女性之美,反扬其丑,这一点画家们尤其要注意。

　　工人农民看画是要问意义的,文人却不然,因此每况愈下,形成今天颓唐的现象。十九世纪法国很多画家只在色彩上花功夫,这和中国画家只在山林泉石的构图上花功夫同样错误。“意义”在现代绘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装饰画自然例外。因它的使命不过是调剂人们精神而已,但不能承认它是纯粹的艺术。

　　展览会很有益于美术家,在那里可以增加他们的艺术兴趣,同时也锻炼了鉴别作品优劣的欣赏能力。因为单看一幅画,不容易分辨好坏,比较看来,优劣立见。

　　中国有一些从欧美或日本留学回国的画家,他们的创作命题很抽象,如一幅少女像,题为《希望》、《思想》……之类。用命题欺骗群众,或以色彩诱惑读者的虚伪画家,在中国为数不少,别人如问作品的内容,他便笑你不懂艺术。因此就有越为少数人欣赏的东西,其价值越高的论调出现。甚至画家自己也无法解释的作品,就是最高的艺术。

　　谁都承认绘画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语言,传播我们的思想。版画的好处就在于便于复制,便于传播,所以有益于美术运动。可惜我们的美术家,不肯做这些没有天才的小事,结果大事做不成,小事没人做。

　　我们应将旧艺术加以整理改革,然后从事于新的创造,宁愿用旧瓶盛新酒,勿以旧酒盛新瓶。这样做美术界才有希望。

　　以上是我近年来对于美术界观察所得的几点意见。

　　今天我带来一幅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请大家欣赏欣赏。（说时一手伸进长袍,把一卷纸徐徐从衣襟上方伸出,打开看时,原来是一幅病态十足的月份牌,引得哄堂大笑。在笑声和掌声中结束了他的讲演）

　　美的认识

　　——在上海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的讲演

　　（1930年3月19日）

　　现在有一般人,除掉少数真正认识文学的人以外,差不多异口同声讲我的著作不是上等文章,而是下等文章,这种批评,实在是谬谈的。所以会发生这种论调的原因,由于他们不能捐除传统思想的结果。例如讲到世人对于美的认识,可以分为无产阶级的美,中小资产阶级的美,大资产阶级的美三种。他们的认识,完全是分道扬镳的。在中产阶级的尤其是资产阶级,他们目光中所认为的“风雅士”、“佳公子”是一班吟风弄月,骨瘦如柴,扶杖而行的文弱书生；所讲的话,最好句句用曲压韵,令听的人愈不懂愈妙；说话的声调,是轻轻的,飘飘的,有气无力的讲着。至于姑娘们的美,最好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般的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看见刮风哭,看见下雨也哭。但是无产阶级、工人、农夫们,对于求偶所认为的美,就完全不同了。像我们绍兴农人嫁女前,首须看一看新女婿,而选择的最要条件,便是肥大的两条腿,因为如此才能养活他的女儿。文学当然也跳不出这个公例,所谓下等文章,无产阶级的美,将来无论如何,终会占有优越的位置的。

　　流氓与文学

　　——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讲演

　　（1931年4月17日）

　　流氓是什么呢？

　　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堕落,就慢慢的演成了所谓流氓。

　　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太史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空想,实际上做不到的。

　　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可是也不可太轻视流氓,因为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凡是一个时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机而起,闹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甚至于将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时候也不少。像刘备从前就是一个流氓,后来也居然称为先主。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还有朱洪武（明太祖）等等的都是如此。

　　以上全说的是流氓,可是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流氓一得势力,文学就要破产。我们看一看,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新的文学还能存在么？嗐!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计划,恐怕也“无暇及此”,既然不新便要复旧,所谓“不进则退”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如同现在,提倡拳术进行考试制度什么的,这都是旧有的,现在又要进行广大,这岂不是复旧么？为什么在革命未成功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他所有用的方法也不过是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从前有《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种刊物,比较都有点左倾赤色,现在全被禁止了。听说在禁止之前,就暗地里逮捕作者,秘密枪毙,并且还活埋了一位。嗐!你瞧!这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哪!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用的是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话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的一样。刘备说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人都该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器具”。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的讥讪诽谤。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像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视,所以常看人家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是“光天之下”,太祖以为这句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尚,所以说有意侮辱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还能长久么？所以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在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讲演

　　（1932年11月22日）

　　我四五年未到这边,对于这边情形,不甚熟悉,我在上海的情形,也非诸君所知。所以今天还是讲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

　　这当什么讲？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们看起来,小说是给人消闲的,是为酒余茶后之用。因为饭吃得饱饱的,茶喝得饱饱的,闲起来也实在苦极的事,那时候又没有跳舞场。明末清初的时候,一分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至于反对皇帝是为卢布,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卢布。大凡要亡国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于是臣子就帮闲。所以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身在山林,而心实在朝。故一出山林即入廊庙。不能帮忙不能帮闲的时候,心里甚是悲哀。

　　中国隐士和官僚最接近,这时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做官的。如我教授没得做,只好玩玩。我前回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是。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学难,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实在接近。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革命的,但是现在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之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plus）帮闲。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所以他们的任务是刽子手。

　　这种帮忙和帮闲的趋势是长久的,我不劝人立刻把中国文物都抛了,不看就没有东西看；不过如果以我的意思不错,对照着这个意思看起来,就可以明了多了：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不会多,现在做文章的人却是帮闲帮忙的人。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我肚饿了我要去借债去。我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能不帮忙不帮闲就行。

　　我是中国人,但我很恨中国文字,一个一个方的,非到大学中学毕业不能运用。大学中学毕业,必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做起文章来就是假装普罗也是没有办法的。他们做起文章不是帮忙就是帮闲,帮忙还是帮闲全弄饭吃。小资产阶级意识也许可以消灭一些,帮忙帮闲关系也许可以减些。如前三四年,革命文学讲得很厉害,这个也革命,那个也革命,革命文学家多极了,政府怕起来,捉了几个、杀了几个,革命文学就少了。这就因为他们本来是帮帮闲帮帮忙的。因为革命文学方面忙不过来,所以过来帮帮,但旧的影响,并未脱掉。社会那方面看起来,这里面一定有卢布,因为没有卢布怎么会有革命文学？所以做文学史,如从社会方面看起来,应该是这人何以变化,那边拿了钱的。

　　文学不在这两范围范畴内的,也拿得出来。若以现在眼光看起来,固然没有什么,但用历史的眼光看起来是会有的。不用历史的眼光,则一切失了价值。有人做一篇文章讥笑诗经时代女人嫖男人是用钱的,这好像说庄子老子不懂唯物史观。无产阶级文学不在这两个范围中,要脱去掉这两个范围。在知识阶级应从理想,应以为社会如此下去,非改革不成,故也会倾向无产阶级文学,但与无产阶级的苦心总是不同的。中国批评家因帮忙帮闲也失了权威。这些批评家于中国历史不甚了解,他们不知道不能一个筋斗就翻得下来的。由旧文学转变过小资产阶级文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没有模型。北京有几位文学家说：“我是没落,就没落好了。”何必自暴自弃至于此地。但批评的人也不要太过分,手段还是应该向他们学的。文学是叫人看得下去,如战斗时,没有兵器,口咬必要时,也应该咬他一口的,以为狗用口咬,我便不咬,大可不必。如因其为帮闲文学,便不消化,就像我吃了牛肉就要变成牛似的。

　　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

　　——1932年11月24日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讲演

　　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

　　鲁迅昨日在女子学院之讲演?

　　【特讯】鲁迅自沪来平后,二十二日曾在北大、辅大讲演,昨日（二十四日）又应女子文理学院之请,于下午三时,偕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同往五爷府女院演讲,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听众皆为该院学生,约三百人,兹录其讲演大意如后：

　　我国自革命策源地广东倡导革命以来,处处皆有革命,即文学亦然,故沪上之革命文学,风行一时,其文章多为“前进,往前走哇!”之类,而官人对此革命文学家则嚷“扫荡扫荡,杀掉杀掉”,于是此类革命文学家遂愈杀愈少,愈扫愈少矣。盖平分被杀去,一部分被拘,一部分逃亡,且有许多怕压迫而走入民族主义文学路上去,故此革命的文学一变而为遵命文学矣。有数流人物值得研究,（一）在上海以革命文学自居之叶灵凤之流。叶自命为左倾作家,而他后来因怕捉,于是成为民族主义文学之卒丁矣,彼之革命文学,一变为遵命文学矣。（二）有些人一面讲马克思主义,而却走到前面去,如张资平之流,他所讲者,十分高超,使人难以了解,但绝非实际所可作到,似此表面虽是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文学。（三）一些人打着“为艺术而艺术”之牌子,不顾一切,大步踏进,对于时代变迁中之旧道德,旧法律,彼等毫不问及,不关心世事,彼借此幌子,而保自己实力,表现上虽是前进,实则亦是遵命文学。真止的革命文学,系属无产阶级之作品,惟真正之良好作品,现尚未有,一切作品,皆不足代表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多为农人、工人、劳动者,而彼等之思想及文笔,皆不足构成文学也。故无产阶级文学,作者必须全具无产阶级之意识,方可成为真正代表此阶级之作家云。（最末对革命文学作家应有条件,颇多说明云。）

　　鲁讲毕,有多数该校学生,提出简短之文学问题请教,经鲁一一解答,学生颇感兴趣,至五时许,鲁乃用茶点而出云。

　　再论“第三种人”

　　——1932年11月2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鲁迅昨日在师大讲演

　　题为《再论“第三种人”》,观众达二千余人,临时改为露天举行。讲演毕,鲁表示“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

　　［特讯］昨日下午二时,师大文艺研究社请鲁迅在该校风雨操场讲演,一时前后,全场中即已十分拥挤,鲁迅于一时三刻到场,团团围集,众约二千余人,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缘最近上海出版之《文化日报》曾登载鲁迅《论“第三种人”》一篇,对于文艺阶级性,有所主张,兹录其演词大意如左：

　　这个题目应该从五四运动的时候讲起,那时所谓文艺的园地,被旧的文学家关住了,占领了,西装先生的皮鞋踏进来了,这就是胡适之先生、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

　　于是,那时一些文学家发生了斗争,结果,新文学家胜利了,他们占了当时的文坛。时代的前进,是没有停止的时候,不料想三四年前,下等人的泥腿插进了文坛,此时前者反对后者,即是皮鞋先生反对新兴普罗文学,因而他们说,左翼的文学家竟是拿卢布的,陈独秀反而称革命的工农为士匪了。不过事实已经证明,左翼作家的确没有拿卢布,工农也确实不是土匪,于是旧文学的保护者想起了另一种的办法,于是“第三种人”之说便出来了。他们说,文学是“镜子”,没有阶级性的,现状的情形怎样,所照出来的也怎样。不过这话是不对的,就说是一面“镜子”吧,它所照出的,也是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何况,在阶级社会里的人决不是一面镜子,因为阶级的背景不同,所有的观察,也是一副眼镜,他怎能超阶级呢？

　　他们又说文艺是为将来的,譬如托尔斯泰是写现在的,对于将来才有价值,他的文学,到现在还有价值。不过这话也不对的,托尔斯泰写东西时,是写他那时的现在,并不是写将来的,如果他写的时候,为了将来,那末,他离开了现实,到了现在,就失掉了价值,不成东西了。他们又说喜欢文艺的人们,要写东两,可以被批评家骂回去。这也是不确实的,社会一般的群众的需要,可以决定作家,不是批评家可以生杀予夺了的。他不是因为批评家的苛酷而作不出东西来。

　　因为作品懂得人愈多,力量就愈大,价值就愈高,艺术作品普遍的,须要大众化的,许多人想保存旧艺术,这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许多的资产阶级,不当摇摆于高潮中,当与群众接近,要不怕衣裳的沾污,不怕皮鞋的染土与群众接近,新兴艺术的前途,无论如何,时代必然趋势,甚么办法也阻碍不住的。

　　有人以为知识阶级要灭亡了,其实知识永远是需要的,知识灭亡的事情,决没有这种道理。但是新知识者与旧知识者完全不同,在我小的时候（四十年前）,所谓知识者,他们只知道写信的方式,——祖父抬头几个字,以后祭祖应该怎样设置——摆几个碗,几个碟子,这种东西,现在已经灭亡了。现在所谓知识者——就是外国留学的先生们,讲孔子的经济学,回国讲罗素杜威学（胡适等标榜的主义）,他们最漂亮,最阔绰,他们可以坐汽车,也可住洋房（坐汽车的事,今天我也是这样来的,不过,这是诸位的盛意）,但是,这能否长久,实属问题,恐怕也要灭亡的。将来的知识者,研究为将来有用的东西,是另有其他有益于群众的一个人,他们在现在,把握住实际问题,来求自己的艺术,并不是抱着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也是不能存在的,与其说是研究知识阶级的夭亡,到不如说,研究为将来而斗争的艺术。讲到知识的存在与否,虽然好像为己,他的事业既然同群众结合,那末,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为自己了。

　　鲁迅讲毕,多数群众,更争相紧随,拥入休息室,有询以何时返沪者,则答以最近日内；有争相挽留请即在平教书者,则曰“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又有问“周先生住在上海感觉怎样”,则答曰“现在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统治阶级极灵敏,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所以无碍”,听者莫不大笑云。

　　在上海野风画会的讲演

　　（1932年12月21日）

　　我在日本时曾参加章太炎等领导的光复会,谈起革命,我也算是老革命来的,（笑声）论起革命不是好玩的,也不是好干的。现在革命越来越不好干了。杀的杀,捕的捕,包打听随时在钉梢。革命者掉队的掉队,出洋的出洋,逃跑的逃跑了。我呢,现在才来革命,才开始感到兴趣,就是人家不干了,我才来干的。自从杨杏佛被刺以来,敌人不断地写恐吓信给我,我则置之一笑……

　　至于谈到写小说如何写的问题,青年人要肯学习,什么都要看,阅报纸时连报纸上的广告也要看,看了也有益。不要单看革命的东西,反动的东西还是要看的,也要向敌人学习。极平常的事情吧,春牛图、日历也要看。你们知道,壁上贴上春牛图,研究起来,里面有多么丰富的学问,恐怕你们还不懂哩!

　　写小说怎么写呢？拿找典型来说：我常常把北平的李四,上海的张三合起来用,无锡的头,绍兴的身,杭州的脚,各方面挑选汇合起来写。世间没有现成的东西。我什么也不会,只能写几篇小说和杂文。一个人要有专心,专干一门。有些青年件件要来,行行要搞,诗歌来一下,小说写一下；又做论文,又搞翻译、戏剧、美术、历史,什么都来,好似杂货摊子。而一个人能力有限,结果样样都不成功,若专心搞一门,写小说写十年,做诗做十年,学画学十年,总有成就的。

　　什么是艺术？意思很奥妙,其实并不那个。艺术离不开社会生活。例如一个碗,本来是白磁的,要画上松竹梅岁寒三友,又要画上菊花或写上“真君子”字样,白碗本来就可以用了,为什么还要画上画、写上字呢？因为这样一来就美观,所以就叫做艺术,艺术并不是难懂的东西。

　　学画的人要从事实,从创造出发。最近德国漫画家哥洛斯的漫画来到中国了,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但有人完全模仿他的画来画中国人,这就不对了。他画的是德人的生活,抄袭模仿得来的没有丝毫意义,他不过是一种画派,我们要求更多的画法和画派。特别要注意的是,现在漫画中很流行的公式化的表现方法：要画资本家必然在脖子背后都画上三条痕,所有的资本家都长有三条痕,那么,这样一来,不是资本家就等于“三”了吗？（这时他拿了粉笔在黑板上一划,列出公式：“资本家=三”的字样,引起全堂哄笑）

　　目前中国人的蓍作,还没有顶好的东西。有的说,我的《阿Q正传》好,翻译了七八国文字。其实好不好呢？我以为不见得是好的。因为外国人喜欢新,同时喜欢来自远方的异国情调,见了与己国不同就发生爱好,认为别致。要将现在中国人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果戈理的《死魂灵》,对比起来真是望尘莫及哩!

　　不论写什么,也不论什么题材,只要你写得好,即如一只狗,你写得好或画得好也是很有作用,而且会是很好的东西,搞得不好任你什么题材也变成一文不值。社会上和自然界,森罗万象,任你选择,只要你们多去看看,不要看了就写。观察了又观察,研究了又研究,精益求精,哪怕是最平凡的事物也能创作出它的生命力来。我个人工作比较忙的,若说看书看报是我休息的时候的话,那的确是我真正的休息了。我写文章没有他人那么容易,别人恐比我快,我写文章是很难的。近半年我自己还在学习俄文,过去我翻译苏联许多著作,多数是从日文德文翻过来的。（至此。他结束了这次谈话。接着,我们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请鲁迅先生口答。我们问：刘海粟的画好不好？先生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刘海粟喜欢画青天”。我们又问：中国现在作家中哪些作家比较好？鲁迅先生沉思了一会儿说：“茅盾、丁玲比较好,茅盾的《子夜》写得很好。”）

　　在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上的谈话

　　（1936年10月8日）

　　刻木刻最要紧的是素描基础打得好!作者必要天天到外面或室内练习速写才有进步,到外面去速写,是最有益的,不拘甚么题材,碰见就写,写到对方一变动了原来的姿态时就停笔。现代中国木刻家,大多数对于人物的素描基础是不够的,这样,很容易看得出来,以后希望各作者多努力于这一方面。又若作者的社会阅历不深,观察不够,那也是无法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来的。又艺术应该真实,作者故意把对象歪曲,是不应该的。故对于任何事物,必要观察准确,透澈,才好下笔,农民是纯厚的,假若偏要把他们涂上满面血污,那是矫揉造作,与事实不符。

（1-19）      http://book.qq.com/s/book/0/25/25285/index.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