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森斯坦森的电影帕克:回首百年：一场未完成的革命1--3

　　本文摘自《书屋》2011年第1期

　　上世纪末，侨居海外的两位学者曾经引发过对革命话题的讨论，许多精彩的意见，都通过列举诸多历史案例详为佐证：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甚至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惟独少见有人提及中国的辛亥革命——对此稍有迟疑，便会尴尬，尴尬之余，不免想起，这总是出于某种原因吧！也许由于这场革命声势和影响不够大？也许由于它的酝酿和发展过程不够典型？似乎都有一点道理，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对它的结果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估计。

　　成功？失败？无需求索的结论

　　几十年来，说起辛亥革命，有人认为它取得了成功，也有人认为它彻底失败，条分缕析，各自有理。同一件事，竟然会有两种完全相悖的结论，而且让人难以分清两者间的正谬，岂非咄咄怪事！其实，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稍事检验，很容易发现问题症结的所在。判断的大前提：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目标）——推翻满清皇朝，建立民主中国。由于这一前提含有前后两个部分，“成功”论者只择取了前一部分，“失败”论者则只瞄准了后一部分，于是，前者的小前提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结论：成功了；后者的小前提是：辛亥革命没有建立民主中国，结论：失败了。

　　其实，后人以为这前后两部分的革命目标是一个整体，原也没有错，因为不“推翻满清皇朝”，“建设民主中国”从何说起？前者是后者无法回避的先决条件。然而，当时的事实却是，这二者并非同时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和发展，但是并未成为革命阵营内部一致的共识，甚至一度导致统一阵线队伍的分裂和瓦解。为了厘清真相，不妨对当时情况做些简要的回顾。

　　十九世纪末，中国积贫积弱，变革可以说已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就连慈禧太后在镇压了戊戌维新之后，也动了实行新政的念头。变革的愿望最为强烈的当然是汉族知识分子群体，而他们中除了保皇党人以外，共同的第一诉求就是“驱除鞑虏”。革命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无不以此作为自己的宗旨，至于“驱除鞑虏”之后的国体、政体和政策，则几乎是各有各的想法，而且都不甚明晰。所有关于革命的宣传，自然也都是以反满排满为中心内容。当时以一死而名动天下的陈天华和邹容，所留下的脍炙人口的篇章——《猛回头》、《革命军》，可以说是影响最大、最为典型的革命宣传资料了，今天读来，难免从中嗅出种族主义煽动的气味。这样说，并无苛责前贤的意思，为了尊重事实，引一点原文：

　　五千年我汉人开基始祖，名黄帝自西北一统中央。夏商周和秦汉一姓传下，并没有异种人来做帝皇……俺汉人百敌一都还有剩，为什么寡胜众反易无常？只缘我不晓得种族主义，为他人杀同胞丧尽天良。莫学那张弘范引元入宋，莫学那洪承畴狠心毒肠，莫学那曾国藩为仇尽力……那元朝杀中国千八百万，那清朝杀戮我四十星霜；洗扬州屠嘉定天昏地暗，束着手跪着膝枉作天殃。

　　以上唱词节录自陈天华的《猛回头》。选择戏词这种体裁自然是为了向下层民众进行宣传以扩大影响。邹容在《革命军》里发出的种族主义呼号则更为激烈：

　　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净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黄帝子孙，返命还魂，至尊极高，独一无二，巍巍哉，皇皇哉，革命也！

　　邹容虽然年纪小（死时不过二十岁），他的《革命军》却是推动辛亥革命爆发的一篇很重要的革命文献，不然他也不会被新政府追封为“大将军”。他的忘年好友章太炎，作为革命舆论的引领者之一，当时流传最广的名句也是：

　　愿吾滇人，勿忘李定国；愿吾闽人，勿忘郑成功；愿吾越人，勿忘张煌言；愿吾楚人，勿忘何腾蛟；愿吾桂人，勿忘瞿式耜；愿吾辽人，勿忘李成梁……

　　章的光复会同志、杀身成仁的徐锡麟更是直截了当、掷地有声：

　　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报往日之深仇！

　　总之，一片反满、排满之声，确实也正符合当时的各大革命团体的“共同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至于“民主共和”云云，当时即使有人提起，也是语焉不详。这一方面可能由于这些先行者们自己也不甚了然——谁能说清楚民主政治建设该从何处着手？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前提和基础？己之昏昏，何能使人昭昭！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他们本人对共和政体和立宪民主制度还是有所了解的，但出于策略的考虑，回避了这一话题。因为一则当时要中国的民众接受民主这个绝对生疏的概念，肯定难度很大；二则通过控诉种族压迫的罪恶以激发革命的热情，简单而直接，最易获得宣传鼓动的理想效果。而只要群众被唤起了，摧枯拉朽，满清帝国的倾覆指日可待。就像陈天华所分析的：

　　五百万旗人，不事生产。满不及汉，百分之一，安坐天下二百余年，岂是满人才能，乃是我汉人的愚蠢。发一声喊，他就坐不稳了。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武昌首义爆发之后，虽然当时现场并无一个有力的政党，也无一个有声望的领袖，但居然就站住了脚，且旬月之间，南方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几乎没有作出什么反抗，就宣布放弃政权。这其实就可以说，辛亥革命成功了。

　　然而，“革命仍未成功”。这又是一个对照革命目标必然得出的结论。当时孙中山已经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的理念，1906年，他就指出欧美共和国盛行的代议政体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即“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后来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又特别说明：

　　……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做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立宪民主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上述孙中山的政纲表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他是要毕其功于一役的。当然，事与愿违，辛亥革命并未能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相反把中国带入了长年内战的混乱局面，于是便有了“失败了”的结论。孙先生自己大约也是失败论者，所以他直到1925年去世之前还一直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但是，应该看到，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两个任务目标，确实是分阶段提出的。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当年都没有提出过“立宪民主”的纲领目标，从口号上看，华兴会是“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光复会是“驱除鞑虏，光复中华”；兴中会则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三者一字之差而已！只是兴中会还有“建立合众政府”一说。不过“合众”（united）一词，与国体政体并无必然联系，世界上，不是既有“United states”，也有“united kingdom”吗？孙中山在三大组织联合成立同盟会时，在原来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后面增加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内容，但三方并未就此完全达成一致。孙先生强调说，民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而对此，光复会的意见就很不相同，它的领导人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曾经说过：“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后来两个组织的渐行渐远，最终分裂，与这一点分歧大有关系。

　　东京《民报》鼎盛时期，革命党人一方似乎都已接受“中华民国”这一未来的国名，但是对于“民国”的理解并非完全一致。在英语中，“民国”被译成“republic”，republic的原意是共和国。但是倘若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就是指的建立共和国体，则不仅与孙中山的原意差距很大，而且那也就很难指认这场革命为失败，因为两千余年的中华帝制确实被共和取代了，且后来的洪宪篡逆和张勋复辟等都并未能撼动这个既成事实。共和制当然不能涵括孙先生所谓“以四万万人为主”的民主。此前的历史上，有贵族共和，有寡头共和，有罗马、威尼斯式的共和，也有雅各宾、督政府式的共和，孙中山对此当然很清楚，所以，最初的民国一词的英译，他在republic前面加了定语National，以示“民国”并非一般的“共和国”，强调他实行直接民权的用心。照理说，定语National似乎不如democratic更契合他的原意，但也许比较能为革命营垒中的多数人接受，他为此做出了妥协。后来的十多年里，他多次解释过民国和共和国的异同，重申自己立宪民主的主张。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得出了“革命尚未成功”的结论。

　　中国未能建成宪政民主国家，这就是辛亥革命的根本失败之处。这一失败，是天意如此，还是人谋不臧？不管怎样，它在当时，只能是一个必然结果。分析原因已经是许多学者做过了的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若干若干条，都能言之成理，行文及此，不禁也想说上几句，虽然不无续貂附骥之嫌，还是希望能于细微末节处，略有新意。
 革命的群众基础从来都是决定成败的第一要素

　　革命伟人曾经说过：“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虽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一直有人认为此说与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有抵触，但用中国历史事实做检验，却是正确不过的结论。辛亥革命的情况如何呢？基本上可以说农民缺位。迄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明革命党人当时曾经在农村尝试过发动农民的工作。农村和农民对革命的态度和反应，大致就是鲁迅的小说《药》、《阿Ｑ正传》和《风波》里所写到的情形。四亿农村人口对民主革命的冷漠和麻木，大约用《药》里面“花白胡子”说的“疯了”一词就能概括，而“航船七斤”对失去辫子的惶恐也正说明他们距离民权意识有多么遥远。所谓“立宪民主”云云从何说起？对于在长期专制制度下习惯于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绝大多数农民，犯上作乱从来不是他们的向往和追求，甚至可以说，在动乱的过程中，他们的情感选择更多的可能是倾向于保皇。这是小农的阶级本性使然，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认知，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才会提出“让小资产者无产化，然后强迫他们革命”那样一类残忍的口号。

　　当然，在辛亥革命期间，也有过以农民军为名义的武装力量的介入。不过那大多都是各地的帮会势力。中国的游民无产者和农民的关系历来很近，它最初的含义就是指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个阶层在历史的变革关头常常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力量，由于其“破坏性强”，对于摧毁旧秩序最能发挥独特的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期，南方的主要帮会哥老会（洪门）、三合会、三点会等和革命组织（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的光复会）等，都有过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不过是三合会的分支。帮会力量对早期革命的贡献不可谓小，在武昌起义前的多次武装暴动中，冲锋陷阵主要就靠他们，因而牺牲的人员也最多，包括一些领袖人物，像广东的郑士良、湖南的马益福等。清廷倾覆以后，被立宪派势力夺去了性命的还有湖南的焦达峰（哥老会的龙头老大，当了十天湖南都督）、浙江的王金发等。

　　但是，革命后，会党势力的遭遇却很不理想，南京的临时政府根本没有适当考虑他们的安置问题，立宪党人不必说，就连同盟会的领导层都有意识地疏远了一直倚重的会党，怕他们玷污了自己的形象。此事在海内外造成的影响颇大，国内的会党，得罪了也就得罪了，反正已经用不着他们再出力，海外就不然了，美洲的洪门致公堂可是财大气粗的，心中十分不满。在接踵而来的“二次革命”时，孙中山再度赴美筹款，洪门的弟兄竟然没有人到码头迎接，情形十分尴尬。不过孙先生不愧有“孙大炮”的美誉，后来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又重新启开了洪门大佬手中的钱袋。会党势力（主要指游民无产者阶层）曾经被革命党人寄予很高希望，但结果却并未在革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关键的作用。所以通过辛亥革命，他们也未能如历史规律所表现的，大批进入主流社会上层，相反，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从此日益迅速地在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了。

　　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新军”——即“新建陆军”。这是清朝政府在1894年按照德国和日本的方法组建的一支新式军队，1895年起交由袁世凯统率和训练，1898年编成所谓“北洋六镇”（镇相当于师，标准编制一万两千多人），随后南方各省也分别组建新军，共编练成十六个镇和十六个混成协（协相当于旅）。新军的兵员实行考选制，对年龄、文化、体格都设有较高的标准。待遇当然也比较优厚。因为自1905年起废除了科举，青年小知识分子投入新军的颇为不少，其中便有许多革命分子渗入，并在其中不断发展同情者。“北洋六镇”由于一向政治上控制较严，革命思想的影响很有限（这也是构成后来的南北对立和军阀混战的前因），而南方各省的新军则大多已建立了各自的秘密组织（如1911年秋天，住武昌的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中，就已经有一千余人参加了“文学社”），随时准备揭竿起事。革命的危机，已经是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爆。

　　武昌起义确实也正是一起偶发的枪击事件所导致。一名士兵开枪打死了巡哨的排长，各队认为枪声是起义信号，就在值星班长（棚目）指挥下进攻军械库，并公推库中的队官（连长）为总指挥。连长的声望和见识显然不能应付眼前的大阵仗，在攻克巡抚衙门后，便推举（实际上是强迫）协统（旅长）黎元洪为总督，宣布独立。紧接着，南方各省的新军在革命党人军官带领下先后举事，纷纷独立。摧枯拉朽的形势逼得清廷交出了政权。一个也算庞然大物的专制帝国，竟这样轻易地土崩瓦解了，不能不说新军的反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证明，衡诸中国的国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实是一条真理。不过，要说士兵就是辛亥革命的群众基础就很勉强，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全国号称十六个镇，但除了北洋六镇和驻武汉的第八镇、驻南京的第九镇外，其余各镇都是组建不久，兵员装备不足，而且欠缺训练。每个镇的驻地都在国防要津，中部各省如河南、湖南、江西、安徽、陕西，仅驻有一个混成协（辖两标，即两个团，总计不过三千余人）。以如此少的兵力就想决定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命运，只说明了清朝统治的极度虚弱。

　　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城市的市民（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工人、店员、学生及各色脑力或体力劳动者），是否构成了辛亥革命的群众基础呢？没有！第一，当时代表现代生产方式的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层，力量都很弱小，用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集会上的话来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事实上，市民阶层最能表现实力的街头政治到1919年才被推上舞台。第二，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多蜕变自官僚地主，故一直有绅商之称。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支持君主立宪，并不赞成暴力反清。张謇、汤化龙这类人才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对孙中山及其主张（特别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民权主义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根本不予认可。孙先生本人也从未表示过和资本家有什么共同的政治基础。而且，在临时国会讨论新国会议员参选条件时，同盟会提出的方案，对资本家参选从财产、学历等方面作了诸多不利的限制，当时还是袁世凯出面为他们说话。所以有日本学者指出，以同盟会的号召力为主体的辛亥革命很难被确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看来，辛亥革命有限的人力资源并非出自于某一广大的社会群体，它的群众基础就是以同盟会为首的少数革命团体及其影响下的部分新军士兵。其人数就中国而言真是少得不成比例。是特殊的国情和历史背景构成了它一夕而竟其功的条件。同盟会及其周围的革命团体的基干成员，大多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中上知识分子（其中又以留日学生为主）。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很有些类似沙皇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十九世纪的民意党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革命党人），比如成员的社会属性、激进的政治观点和激烈的斗争手段等。民意党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结果是导致了国家从改革向专制的倒退，最终党自身被瓦解；汪精卫暗杀摄政王失败，结果却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和他的党在不经意间被送上了政治舞台的最显眼的位置。这真是历史不可捉摸的吊诡之处。

　　既然辛亥革命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甚至看不出鲜明的阶级背景，那么，通过这样一场兵变似的革命，想在一个老大封建帝国建立起现代民主政体，只能说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严重不足

　　任何革命，思想（理论）准备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当思想向行动转化时，才会进入组织准备的程序。然后，两个准备相辅相成，推动革命的发展。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是很欠缺的，唯一稍具分量的理论资源——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是孙中山在1905年和1906年才分别提出的概念。当时正值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及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孙先生语焉不详，与会者亦未多加注意，而刚刚合并的光复会就对纲领口号提出不同意见，除了对民族主义的解释（“驱除鞑虏”）大家认识一致外，其他如涉及“民权”的“建立民国”、涉及“民生”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都有争议。最后导致了除蔡元培以外，光复会的人马和同盟会渐行渐远，基本上只是保持了一种统一战线的关系，在革命行动的策划和实施上各行其是。

　　孙中山虽然也提出了“驱除鞑虏”，但它所要表达的中心意义是推翻帝制，正如他后来所解释的——“就是汉族人当皇帝，也是非打倒不可的”。而且，他最早发现“驱除鞑虏”这个口号不仅反映了有违时代潮流的种族主义情绪，在实践上也绝不可行。一则当时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并非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的症结所在，驱除了满人并不能就此实现国家的富强和进步；二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都应享受平等的权利。谁该被赶走啊！三则往哪儿赶啊？赶回他们祖先的居住地，那岂不是要接受国家分裂的局面？于是在辛亥革命中适时地将这条改成了“五族共和”的国策。这一改，效果是积极的，它避免了革命中种族间的仇杀现象，更维护了国家的法理上的一统，如果为了配合驱除鞑虏的口号，一味强化翻二百六十年前的旧账以激发民族仇恨的宣传，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还真难说。

　　把“驱除鞑虏”这样的近乎愚昧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绝对不是革命的光荣，而且，它反映的只是宋朝以后积弱的汉人褊狭的民族意识，也并不符合儒家以夏变夷、包容天下的传统理念。汉唐时期充满自信的中国人是根本没有什么种族偏见的：“夷法治之则夷；夏法治之则夏。”法是什么？就是制度、文化。所以，国人从来没有把北魏孝文帝元宏当成一个“胡虏”，相反称颂他是一代明君。辛亥革命的精英们为了宣传和鼓动的方便，以“驱除鞑虏”为第一条、而且是惟一一条共同确认的政纲，只能说是反映了时代背景和个人见识带给他们的局限性，以至一场民主革命，竟未能把民主共和观念放在首位推介和宣传。

　　不过，以国家的专制传统和民智开发的程度，当时要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教化，确实也难乎其难，危险不说，还势必会招致朝廷和百姓一致的抵制。何况，究竟要不要建立民主宪政国家，连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也并未统一。比如，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就表示了支持帝制的立场。直到南北议和期间，章氏还是临时政府北迁积极的推动者，并且自己也兴冲冲地跑到北京去（被袁世凯软禁，大闹总统府，大勋章做扇坠等等，那都是后话了）。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一三民主义思想库里的重要内容，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甚至反对。孙中山多年游历欧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深有体会，也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才踌躇满志地概括出民生主义的这两条口号。他曾经说过，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机体的病理现象，而不是生理现象，因此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通过激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办法。有病就治病，他认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是最适用于中国的药方。孙中山大约也知道，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自己是远不及马克思的，但上述的“诊断”和“处方”所带来的自信，却决不因之而稍减。不料国人的响应并不热烈，同一营垒中的光复会就提出，要求取消这两条口号，或者将“平均地权”改为“平等人权”。

　　思想理论上的不一致，必然导致组织建设上的软弱和混乱。同盟会始终就是一个联合阵线似的组织。它既无严密的组织结构，也无严格的组织纪律，由于政治理念、成员籍贯、私谊渊源等方面的异同，派系复杂，矛盾重重，进而至于在紧要关头不仅互不配合，甚至相互掣肘，刀枪相向。这种亲痛仇快、贻误大局的例子数不胜数。

　　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家在东京的合并，真正维持的时间不过一年左右。从1907年春为了《民报》的经费问题，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就已经和同盟会翻脸，此后双方的笔战几乎少有间歇。1909年，章、陶二人还分别发表过《章炳麟公布孙文罪状书》和《宣布孙文罪状传单》，积怨之深可以想见。但由于活动地区不同（光复会集中在长江下游苏、浙、皖，同盟会主要在两广两湖），倒也互不妨碍。辛亥起事，同盟会的陈其美当了上海都督，在浙江都督汤寿潜出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时，想趁机由自己兼领浙江都督。但汤已推荐了光复会的领导人陶成章接替，于是陶、陈双方展开了争夺。浙江是光复会众最集中的地区，陈一时自然不易得手，陶一向鄙视绰号“杨梅都督”的陈其美，两会交恶以来，颇多轻藐之词。公仇私怨纠集一身，陈其美顿起杀心，派自己的拜把兄弟蒋介石带领一名杀手，潜入陶成章藏身的医院，结果了陶的性命。陶成章死后，章太炎一介文人，狂狷之气有余，韬略之才不足，光复会群龙无首，逐渐走向消亡。

　　章太炎和陶成章前后担任过《民报》总编辑，笔锋犀利，又好逞意气，对孙中山的攻击文字中多处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一派讼师笔法，极具煽惑力，一时给同盟会和孙中山造成了颇大的被动。章太炎也曾痛骂过袁世凯，袁世凯震怒之后，却只是一笑置之，说“这是个疯子，不能跟他认真计较”。当时袁氏大权在握，并不担心书生的几句狂言能奈何得了自己，故而有此度量。而孙中山却是在海内外四处奔走呼号的革命者，全凭个人的人格魅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如何承受得了章太炎他们的攻讦和丑化，于是不得不费心尽力替自己辩白，而对有些读者来说，事情却由此变得越描越黑。同盟会疲于应付之余，事业的推进也极不顺利。从1907年开始，在两广沿海及湘赣边区发动的起义一再遭到挫败。

　　光复会分裂出去了，华兴会也很受影响。孙武、焦达峰等联络两湖地区的会党成立新团体——共进会。另立山头，当然不是好事。黄兴为此当面质问焦达峰：“何故立异？”焦答道：“同盟会举止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说：“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达峰笑答道：“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这话实在是很类似山大王的口气和水平。不过当时这种对同盟会领导层无责任能力的指责之声确实普遍存在，这里举事，那里举事，不是一触即溃，就是自行瓦解，最惨烈的莫如辛亥三月广州起义，数以百计的革命精英（许多是从日本、香港赶来的青年才俊）横尸街头，而事前受命配合行动的队伍（如姚雨平指挥的新军）根本没有响应。后来黄兴在给总会的报告中愤慨地说：“此役无异于将我川、湘、闽、浙同志聚而歼之。”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一度陷于瘫痪状态。在武汉，孙武的共进会和蒋翊武的文学社达成了合作共识，准备发难。事前因制造炸药发生事故，所有领袖人物不是被捕杀，就是已逃匿。两组织的士兵成员不甘束手待毙，议决于10月10日鸣枪为号，起义自救。武昌起义颠覆了满清王朝，但在黄兴、谭人凤等领导人闻讯赶来主持汉阳保卫战之前，它却并没有任何革命组织在现场指挥，完全是一场由偶发事件导致的自发行动。

　　作为辛亥革命中居于最重要的领导地位并发挥最重大影响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当时所经历的涣散和挫败，孙中山无疑是负有责任的，虽然他毕生献身革命的精神崇高伟大，也不能改变这一历史的结论。谭人凤有一段评析孙中山的话颇有参考意义：

　　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前，视为心腹者，仅……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捐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发难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乎！

　　谭人凤是同盟会里一位极具人望的长者（他比孙中山还大六岁），急公好义，勇于任事，有道德楷模的风范。汉阳保卫战中，以五十多岁的病体坐镇前线，战事失利后黄兴走了，他独撑危局，稳住了黎元洪，才保住了南北议和的局面。宋教仁是他的挚友，但当宋氏要解散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联合成立国民党时，他力持反对意见，由此也可见此公原则性很强，而且对同盟会情感极深。他作出的对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决策失误的批评，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谭人凤的上述评析还只是说到武昌首义之前，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包括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以及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在一系列行动和决策上，继续表现出组织建设和革命目标之间的巨大落差。这无关乎孙先生或其他同盟会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指挥能力，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成熟的民主政党，或者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国民的素质，决定了那个年代民主政治革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任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只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理论就是来自于对上述现实的痛苦的体认，而那遭到后人许多质疑和反对的“漫长的训政”正是其中最宝贵的心得：民主政治，这一步，必须要走，为了顺应历史潮流；这一步，有风险，踏空了，就会掉到沟里去。

（责任编辑：吴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