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波恩小镇地图:谁造就了华盛顿的不朽英名？

谁造就了华盛顿的不朽英名？

2009-11-20 17: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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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的两百余年历史上，华盛顿是唯一在生前就得到举国一致的崇拜甚至神化的政治领袖。其中原委，尚不在于华盛顿的个人素质和人格，而在于社会的需要。华盛顿之被神化印证了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的如下论断：“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我们看到社会不断从平凡人物中创造出圣贤。如果一个人碰巧得到社会的厚爱，如果社会在他那里发现了所追求的主要价值，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那么，这个人就将被提升于芸芸众生之上，换言之，被神化。神化的作者不是别的，正是社会本身。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可谓不胜枚举，我们只消看看有多少平庸之辈因得到社会的垂青而成为神圣。”

华盛顿之被神化，始于他1775年就任大陆军总司令。当华盛顿接受任命，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美国尚未宣布独立，也不存在着一支大陆军队，尽管当时在新英格兰地区特别是马萨诸塞州，当地民兵已经在同英军作战。大陆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不仅因为他曾在殖民地英军里任校官，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有如下具有象征意义的考虑：一是由代表南部大州弗吉尼亚的人士出任总司令，本身就表示南部对北方的声援，表示殖民地各州利益与共的决心；二是由于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的1755年第二次大陆会议，对是否脱离英国宣布独立，尚未形成一致或多数的意见。此次会议，一方面通过《武装起义宣言》，另一方面又在宣言中强调武装起义“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毁坏那个迄今为止存在于我们〔指北美十三州和英国〕之间如此之长、如此之好的联邦。”

华盛顿出任大陆军总司令，是会议中对英独立派和妥协派都可接受的结果。这是因为，妥协派认同华盛顿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独立派认为华盛顿是南方人，对他的任命有助于动员南部的人力和物力，参加抗英战争。于是，美国人民对国家独立的追求，首先通过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表现出来。任命宣告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本会议谨宣布，它的全体成员将全力以赴，以他们的生命和财富为担保，维护、支持、听从尊敬的华盛顿先生的指挥”。自华盛顿出任大陆军总司令起，他就不仅是作为一个将军，而是作为代表美国独立希望和精神的人格象征，得到人民的爱戴和崇拜。

由此，1755年，华盛顿从一个弗吉尼亚的地方政治家，一举成为一个举国景仰的民族英雄。在他自费城赴麻州上任的途中，不断受到沿途各地群众的欢迎。在华盛顿尚未指挥作战之前，大量有关他的书籍已在美国出版，父母亲纷纷以华盛顿命名自己的新生子女。1776年3月，国会一致决议授予华盛顿金质奖章，紧随其后，哈佛大学于同年4月授予华盛顿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虽然至此，华盛顿所率领的军队尚未打过一次大的胜仗。随着战争的推进，华盛顿的声望蒸蒸日上。英国国王的塑像被推倒，画像被撕毁，取而代之的是华盛顿的肖像。传统赞美歌中的“上帝保佑国王”被改成“上帝保佑华盛顿”。假如华盛顿有黄袍加身的野心的话，那么，在他的一生中，独立战争胜利结束的1783年，是他行动的最好时机。但但是1783年，华盛顿做出的选择是解甲归田，还军权于大陆会议。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是华盛顿与当时美国社会互动的全部或首要内容。对于独立战争和建国时期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说，始终处于头等位置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使新生的国家在为社会带来秩序和统一的同时，不使其变成一个剥夺人民自由压迫社会的暴力机器。麦迪逊在为说服纽约选民批准《美国宪法》而作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我们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必须让政府受被统治者控制。”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这个问题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诉求退为次要。

华盛顿时代的美国政治精英，普遍认为国家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本能。在当时人的笔下，国家权力被描绘为一种极富“侵略性”，“四处膨胀直至吞噬一切”的东西。权力是一个“贪婪的、不知满足的、随时都要吃人的”血盆大口。国家之所以如此可怕，并不是由于国家机器本身性质的缘故，因为国家机器的合理使用，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必要条件。问题出在人的自私性。塞缪尔·亚当斯说，“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种追求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的欲望，这是我们人类难以避免的缺陷”；托马斯．阿伦认为，“暴君的种子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天性之中。”由此看来，当时美国社会大都对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抱有很深的疑心。

在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中，最使当时美国的社会精英们不安的是行政部门。这种不安源自他们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经验。篇幅不长的《独立宣言》中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对英国国王的控诉。该宣言判定“现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就是一部怙恶不悛、倒行逆施的历史，他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即在我们各州建立一种绝对专制的统治”。

对于推翻英王在美国的统治，赢得独立的美国人民、特别是其政治精英来说，在革命后建立的政府必须是一个不可能搞绝对专制的共和政府。美国人民所极力避免的是，在结束了英王暴政后，取而代之的是由一个美国国王实施的暴政。

显然，从制度性权力上看，没有哪个职务像掌握军权的总司令那样具有黄袍加身的可能。古罗马共和国的凯撒，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以及华盛顿就任总统几年后出现的法国的拿破仑，走的都是从将军到国王的道路。因此，美国国会在1775年决定总司令人选时，舍在军事指挥上经验丰富、声名赫赫的查里·李将军，而取在道德上口碑甚佳的华盛顿。即便如此，在华盛顿被任命为总司令几周后，纽约州议会发表公开信，告诫华盛顿：“〔我们〕坚信，一旦这场伟大的战争结束，您将愉快地辞掉我们现在赋予您手中的重任，恢复您模范公民的身份。”1779年，当独立战争正艰难地进行时，一篇谈及华盛顿的评论道出了一个为许多同时代人共有的担忧：“当一场争取自由的战斗行将结束之际，那支由一个人人崇拜的将军统领、带着巨大光荣的胜利之师，将可能变得比那被赶走的暴君更为可怕。此时，奴役的绳索可能勒得更紧。”因此，当华盛顿在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辞掉军职，回乡务农，顿时赢得了美国人民的百倍尊敬。

在战争期间，华盛顿第一公众形象是代表民族独立运动的英雄。从1783年战争结束到1789年就任美国第一届总统期间，华盛顿成为共和国领袖应有的不恋权、无私公正的道德精神的化身。正是由于此，华盛顿得到了所有选举人的一致同意，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因为举国上下对他不会滥用总统权力，尤其是不会搞任何形式的终身制，抱有十足的信心。华盛顿对于美国能从邦联制过渡到联邦制，进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功不可没。

美国虽然在1776年宣布独立，但直到1781年才通过邦联宪章，从法律上规定十三州共同组成美利坚合众国。邦联制下的美国不设行政部门，以不定期召开的国会为中央政府的唯一机构。在国会休会期间，由各州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处理邦联事务。该委员会任命其成员之一为主席，但任何主席任期均不得超过一年，且必须在各州代表之间轮换。邦联宪章没有赋予中央政府即国会以征税、设立和保持国家常备军的权力。这些制度安排，除了反映当时美国的大多政治精英，仍旧把北美十三州的联合抗英行动，看作权宜之计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任何导致中央集权、特别是集权于中央行政部门的措施，都不能容忍。邦联制下的美国中央政府所具有的权限，大抵与今日的联合国大会相当。到18世纪80年代中叶，邦联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缺陷，特别是缺乏一个执行法律的行政部门，暴露无遗。1787年在费城通过的宪法，设立了以总统为首的联邦行政机构。值得注意的是，一反不给行政部门以任何位置的邦联宪章，宪法赋予总统以广泛的权力。尽管根据宪法，联邦法律由国会、而不是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制定，但宪法规定，“一切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同时也是统率全国一切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宪法虽然规定总统每四年一次由选举产生，但没有对总统连选连任届数做任何限制。即便是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中，集国家元首和政府行政首脑于一身的美国的总统，仍然在制度上属于强势总统。考虑到这一点，从1781年不置行政部门的邦联宪章，到赋予总统大权的1787年宪法，不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一巨变尽管是时势所造，但华盛顿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史学家大多认为，华盛顿的个人崇高的道德声望，是美国宪法赋予总统以巨大权力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

正因为此，华盛顿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但总统的光环，并未使华盛顿免于社会的监督和批评。恰恰相反，身为总统的华盛顿，面临的社会压力，比身为将军和平民的他来得更大。华盛顿出任总统后不久发生的总统头衔风波，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这场风波起于以副总统身份出任参议院议长的亚当斯向参议院提议，应当用一个庄严典雅的头衔，而不是非常平民化的称谓称呼（总统原意为主持，是一个至今仍旧为任何团体和组织都可以用于称呼其首长的英文名词)。这个提议在参议院中反复讨论，最后表决通过的称呼是“合众国总统和国家一切权利的守护者陛下”。在辩论过程中，一位参议员起身朗读了“世上所有君王的头衔”，以此证明“陛下”是一个几乎无国不用的称呼。然而，这个充满宫廷气息的头衔遭到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的坚决反对。国会两院协商的结果是，以“合众国总统”这个简单明了的头衔，来称呼国家的最高行政领袖。

华盛顿本人对这场头衔风波不以为然。作为总统，华盛顿更关心的是如何在担任总统期间，在履行总统的职责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不恋权、有威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公众形象。为此，尽管华盛顿本人在政治上倾向于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代表北部工商阶级利益的联邦党，但在他的第一届内阁里，他在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的同时，延揽汉密尔顿的政敌、代表南部种植园主和自耕农利益的共和党领袖杰斐逊出任国务卿。

然而，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政治发展，并没有像华盛顿所希望的那样无党无派，人人同舟共济，共图国是。统治精英内部的党派斗争，在华盛顿执政期间，愈演愈烈，几近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结果，在华盛顿第二届总统初期，杰斐逊辞去国务卿职务，华盛顿政府由清一色的联邦党人执政。在联邦党和共和党的互相攻击中，双方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从政见分歧直到个人隐私，都成为政治攻击的材料。在此过程中，连德高望重的华盛顿也未能幸免。杰斐逊和麦迪逊这两个曾在革命期间，与华盛顿生死与共的弗吉尼亚同乡和晚进，前者成为批评华盛顿政府的幕后精神领袖，后者则以人人皆知的笔名，发表文章批评华盛顿政府。在同情共和党的报纸上，不断出现对华盛顿的人身攻击。富兰克林的孙子彼彻在费城出版的《晨报》，就是这样一家同情共和党、对联邦党和华盛顿不遗余力批评的报纸。一篇发表在该报上的文章质问道：“难道我们不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同一个虚伪的面具，曾戴在那个凯撒，那个克伦威尔，和那个华盛顿脸上？”彼彻本人在华盛顿发表告别辞后，仍穷追不舍地指责华盛顿政府是一个充满“无耻、无义、无信和贪欲”的政府。接着，彼彻写下了一段为后人经常引用的话：“如果一个国家曾经被一个人强奸的话，那么，美国不正一直遭受华盛顿的强奸吗？如果一个国家曾经被一个人欺骗的话，美国不正一直遭受华盛顿的欺骗吗？把他的行为当作一个后人必须加以警戒的样本吧。绝对不要把任何人当成神来崇拜。”

《常识》的作者潘恩对华盛顿的人身攻击，同样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在一封致华盛顿的公开信中写道：“至于你，先生，在私人交往上背信弃义，在公共生活中伪善作秀。世人不知你究竟是个变节者还是个伪君子，不知你究竟是已经背弃了做人应有的原则，还是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原则”。

让爱惜名誉甚于生命的华盛顿最难以承受的，不是因政见不同提出的批评，而是对他个人人品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在公共场合，华盛顿对这些人身攻击不置一词。在他的一封私人信件里，华盛顿表示不屑与那些人身攻击者为伍：“他们的诽谤之甚，唯有被他们的无耻超出，而两者都是天下无敌。”但在他最接近的小圈子里，他仍然流露出巨大的愤怒。尤其让他憎恨的是那些恶毒诽谤所使用的肮脏词语，“甚至在人们形容像暴君尼禄那样的人物，恶贯满盈的骗子，乃至于人人喊打的扒手时，都不屑使用的。”杰斐逊有一次亲眼见到，华盛顿板着脸看了一眼《晨报》，然后把它重重地摔在地板上，并狠狠地骂道：“混账。”

这些人身攻击，无疑使华盛顿心生倦意，更加希望退出政坛，并借此向公众表明，自己出任总统完全是应国家之召唤的无私之举，绝非出于实现个人权力欲。1796年春，华盛顿开始着手准备告别辞。他决定在这个告别辞里，使用他在第一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请麦迪逊代笔撰写的告别辞中的某些词句。华盛顿在致汉密尔顿的信中说，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这样一篇告别辞已曾写就”，而且还由于现今对政府持最强烈批评意见的“那么一两位人士(麦迪逊和杰斐逊)完全了解那篇告别辞。”在由自己撰写的告别辞初稿中，华盛顿不无怨气的为自己的人格作了如下的声辩：“同胞们，这是我写给您们的最后一封公开信。如您们所知，在美国的一些报纸中，充斥着种种唯有妒忌、无知和虚妄才可能生造出来的谩骂。那些谩骂意在伤害我的名誉和感情，意在歪曲我的政治立场和人格形象，意在削弱(如果不是彻底毁灭)你们对我的信任。在我告别公共生活之际，有人也许认为我会去反驳那些诬蔑。然而，我将一如既往地对这些不实之词，保持沉默和不理睬。”

但在由汉密尔顿帮助撰写的告别辞定稿中，没有一句直接针对某些报纸对华盛顿施政和个人批评。忍辱负重，是华盛顿对社会压力做出的最终反应。

1796年的美国第三届总统选举，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联邦党候选人亚当斯以微弱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杰斐逊。1797年3月4日星期天，当选总统亚当斯的就职典礼在费城国会大厦举行。紧邻该大厦的独立宫，是22年前亚当斯提名华盛顿出任大陆军总司令的地方。那一天，华盛顿身着一袭普通的黑色礼服，独自步入国会大厦。亚当斯则身着盛装，乘坐新制的官用豪华马车，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典礼结束后，华盛顿向亚当斯表示祝贺。亚当斯后来回忆两人这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时的情景时写道：“他看起来倒像一个真正的胜者，而我却是一个失败者。我仿佛听到他在说，‘嘿，我下台你登场。看看咱俩谁将过得更快活。’”

杰斐逊晚年在总结华盛顿历史英名的成因时写道：“说实在的，人品和时运从来没有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把一个人造就成伟人，把他送入那些值得人类永远景仰的英雄的行列”。杰斐逊在华盛顿执政时期，成为反对党共和党的领军人物。政治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这两个弗吉尼亚州出身的政治家在华盛顿卸任后，彼此断绝往来，几十年的同志友情就此中断。然而，杰斐逊在华盛顿去世十多年后，回首评论美国第一位总统的人品和伟业时，流逝的岁月洗却了他对故人的种种因政见分歧带来的恶感，留下来的是肯定崇敬之情。

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光博士在《美国研究》杂志撰文说，毫无疑问，华盛顿的历史英名，是同他的个人人品和道德分不开的。华盛顿在其全部政治生涯中，无论是在大陆军总司令还是在全国总统的位子上，始终不恋栈恋权，克己奉公。如此一贯的高风亮节，决不是仅用社会压力就能完全解释得了的。华盛顿的道德自律和历史荣誉感，就像恒古不变的星空一样，时刻指引着他的政治行为。

但是，社会压力更是造就华盛顿英名的重要因素。美国社会众多政治精英对华盛顿在战争结束后，还军权于国会的期许，对不允许凯撒或克伦威尔第二出现在美国，颠覆新生共和国的警告，甚至那些对华盛顿极尽政治批评和人身攻击之能事的报纸，无不成为造就华盛顿不朽英名的必要条件。总之，华盛顿面对的是一个不同于当时世上所有其他统治者所处的国内政治环境。新生的美国，是第一个把分权和制衡的欧洲启蒙主义政治思想，完全付诸于制度实践的共和国，是第一个从宪法上保护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国家最高领袖自由的共和国。从这个意义上，华盛顿是美国共和政治制度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