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三国左年兽:111108萧乾：八十自省(五篇)

 八十自省（节录）

萧乾   《随笔》


　　一晃儿竟然成为一个八旬老人了，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现在再下农场或干校去干活，估计肩不再能挑，锄头也抡不动了。可是精神上，我并没有老迈感。上楼梯我不喜欢别人搀扶，早晨闹钟一响，我还是腾地就爬了起来。听力视力都未大衰退，脑子似乎和以前一样清楚：对身边和身外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有反应；忽而缅怀如烟的往事，忽而冥想着未来。我有位老堂姐，她60多岁就糊涂了，耳不再聪，眼不再明。我老是怕自己也会变得痴呆。谢天谢地，我还这么清醒着，但愿能清醒到最后一刻。
　　读外国文学时，我常留意他们对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比作从含苞到败谢的花。我大概还是受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的影响，总把生命看作一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则大路坎坷不平。回首这80年我所走过的路：童年和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认识到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
　　70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起骤变。在阶级社会里，座上宾和阶下囚随时可以颠倒过来。
　　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
　　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也许离死亡更近了，对有些——尤其物质方面，我看得淡了。春间龙应台女士来访，见到我的洗澡间，事后告诉朋友，说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那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这样的条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来告别，我便向她解释说，我目前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偏上的。领导曾再三表示要进一步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国情。有些人尽量住得宽是为了留给子女和孙辈。至于我的子女，在他们幼小时，我尽到了心。长大了，他们应自己闯去。我是一个人闯出来的。
　　我一生在爱情方面，经历也是曲折的。18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我们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进出海港的远洋轮，做过一道去南洋漂泊的梦。这姻缘终于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一位大老财破坏了。
　　29岁上，我又在九龙遇上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当时，我已同“小树叶”在一起了。斩不断，理还乱，我只好只身赴欧洲了事。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才晓得“小树叶”和女钢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结婚，并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1946年又在江湾筑起一个小而舒适的家。然而这个家很快就被一个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我在《终身大事》那十篇小文中，曾总结过自己的恋爱观。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更可炼出真情。共福共荣容易，共患难共屈辱方可见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有人以为1957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期间，一定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呆在上层，处处占着上风。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住在“门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那公厕是一溜儿五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有家长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有时也对“文革”发发议论——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周作人译过日本江户时代作家式亭三马的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作者通过出入于江户（东京旧称）一家澡堂和一座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我呢，那几年是把上公厕当作了一种社会考察的场地。
　　年轻时，有些朋友认为只有从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黄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军人材料。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开步走时，常分不清左右。1932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后来他提议同我搞点商业。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他那里赚了钱，可我的刀片却统统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1934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族，又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就邀我去内蒙当个小官，而且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党。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同样，1947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幸好，胡老板那时也不肯放。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我诅咒“文革”，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炮轰”、“油煎”、“千万万剐”，以拥护的，一个“万岁”还不够，要喊“万万万岁”。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文革语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帜鲜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激情。1925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可是经过这几十年对人世的体验，我对人对事宁愿冷静地分析，而不喜贸然下结论。像这样强调冷静客观，注定了我不是个革命家的材料。
　　就是在文学上，我对自己的才具也还有点自知之明。30年代一直想写写长篇。1938年《梦之谷》脱稿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写长篇了。我自知在一块小天地里还能用心经营，即驾驭不了大场面。但我总尽力把自己的职业文字写好。我高兴1935年踏访鲁西水灾时写的《流民图》至今犹有人看，有的还被选入教科书。
　　15年间（1935—1950）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通讯特写，尽管不少是在鸡毛小店的油灯下或大军行进中赶出来的，但我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
　　我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自从走上创作道路，我就彻底否定了自己有什么天才，懂得一切都只能靠呕心沥血，凭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常有人用假定的语气问我：平时有什么可悔恨的。我这人太讲实际，一向认为悔恨是一种徒然的——甚至是没出息的情绪。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若用铅笔写，还可以擦掉，然而不可能老用铅笔写，而且那样的人生也太乏味了。总有些场合非用毛笔写不可。一经写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地糊上一层纸，痕迹也依然留在那里。有些人喜欢往上糊纸，左一层右一层地糊。我不。因此，我对于一生在十字路口上所做的选择，从不反悔。
　　青少年时，我也有过“大同世界”的理想，仿佛一旦把地球上一切反动阶段、反动势力都打倒之后，一个人人丰衣足食、个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就将出现在地平线上。从此，地球就变成了乐园。那时也曾以为地球尽头有像佛教的极乐世界那样一座乐园。那里再也没有剥削与压迫，煎熬与流血。人人都无忧无虑，自由平等。
　　人到老年，幻梦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淡了。然而我仍坚决相信这个世界总的趋向是会前进，不会倒退。它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时或局部上还会倒退。但整个人类历史向我们表明，社会总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从少数独裁走向多数的民主。凡迫使世界倒退的，终必一败涂地。
　　我就是靠这一信念活下来的。


我这两辈子

萧乾


您听了准会一怔。我这一辈子还没活完（也不知道我还剩多大一截儿！），哪儿又冒出个两辈子来？是不是瞎起哄，要么就是人还没活到八十六，就糊涂啦？
您别急，我的好读者。虽说我记性兴许差啦，常丢三落四，转身就忘，所以常站在屋子里抓瞎转磨；可谢天谢地，我一点儿也还不糊涂。不信，我吃着饭您硬把碗抢走，我准不答应；走道儿要是碰个坑儿岗儿的，我准老远就躲开；要是跟我话里有话，我还准听得出来。要是有架机器能考验人还清不清醒，我准及格，兴许还来个满分儿。您说，要是没这么点儿本事，我还能活到今天吗？那么哪儿来的这两辈子呢？
您听我说。倒退二十九个年头儿——您就甭算啦，反正就是到咽气的那会儿，我也忘不了的六六年。我连日子也没忘：八月二十三日的晚上。那时候北京城（大概全中国吧）可天昏地暗啦！太阳没影儿啦，世界变成了冰害儿啦。平常老实人忽然也龇起牙来——因为要是不，别人就朝你呲。满市街抡着大刀，甩着屎棒。向来最惜命的我，最后也顶不住啦。我把偷偷攒下的一瓶安眠药全从嗓子眼儿倒下去。得！那么一来，我就没气儿啦，随你们折腾我那尸首去吧，反正只要我还有口气儿，就不能让戴红箍儿的这么随便儿折腾下去。
后来听说我倒在地上足有十几个钟头才有人用排子车把我拉到隆福医院。那阵子人命可真不值钱。尸首就往卡车上一扔（我岳母就是这么走的！）。可我命硬，居然给大夫救活啦。
所以我就拿那回事儿为界，把我这一生分为上下两辈子。上辈子活到五十六岁，下半辈子眼看就又三十啦。我老提醒己个儿：上半辈子死里逃生，命算是白捡的。虽说是白捡的可也不作兴瞎糟蹋啊。打那以后，我就老跟己个儿说：可得活得像个样儿！
这说倒容易，可做起来不易呀。
下一半辈子的头十四年，那顶帽子还戴在我脑袋上哪。您没戴过，不会懂得那滋味儿。您逛百货公司到过处理品部吗？那儿，货品都不分类，也不上架，全堆在一只大箩筐里，上边儿还插个牌子：处理品，要不就是“廉价处理”。上架的货品在架子上单摆浮搁，名贵的还加个玻璃罩儿。处理品可就一捆捆地往筐里一扔。价码儿么，就插个牌子，上头写着一折八扣，反正总比扔在垃圾堆强。
多亏我还学过点儿蝌蚪文。那阵子，我这处理品还居然有人要——甚至抢，所以日子混得也还凑合。那十几年我就把己个儿埋在英国十八世纪里，天天同一个叫斐尔丁的倔老头子打交道。他当年也是个冒失鬼，难怪后来就成了倒霉鬼。他本来是搞戏的，可他偏偏在戏里挖苦了当朝宰相，这下子，好倒过一阵子霉，发了好不少牢骚。我就是拿他那牢骚过过瘾，出出气，浇浇愁。那十四年我学会了一套脱身术——就是人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可精神和脑子都开小差儿溜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借翻译洋古人的牢骚来舒泄己个儿的苦闷。这么一来就舒坦多啦。
下一半辈子的头十四年过得还算平静。反正头上顶着“处理品”的牌子，所以尽管那十年那么闹腾，也没人答理我这号儿的。
十四年之后，也就是从打1979年2月，我头上“处理品”的牌子忽然给摘啦。其实，我还是我，可是就打筐里取出，又上了架啦。从那以后，我觉得己个儿身上别的价码儿在涨，有时候也罩上块塑料什么的。反正不但跟架子上旁的货品一样摆出来，有时候还因为我是从处理品的大筐里捞上来的，反倒还挺吃香。您说怪不！可我心里清楚，那个大筐就在我身边儿，随时都可以扔回筐里去。所以，这些年头我虽然上了架，即便多么吃香，我也老提醒己个儿：可别忘了当处理品的日子。别一上架就忘其所以。在这一点上，当过二十几年的处理品倒也有好处。天下最难管的是人这张嘴或者手里这支笔！我从小喜欢多嘴多舌。四六年说了八个字儿，泰斗多了心，就迎头给泼了阵屎盆子。所以我是早就注定得当处理品的。
不过天下事，是福还是祸，不能光看眼前。现在回想，要不是泰斗泼的那盆子屎，五十年代我不会从开头就是等外的“准处理品”。那么一来，批胡风，批孔厥，批俞平伯，批谁我也得跟着批。我准写过不少如今翻看起来会脸红的文章，而我这脸皮又没厚到事后一点儿也不害臊的地步。我总算免了这一步，可是五七年稍微手痒了那么一下，还是进了处理品大筐。可这么一来，九年之后我也就不可能跟着三家村四家店一块儿掉进陷阱啦。所以我头脑清醒的时候，还真感谢那位泰斗的屎盆子，您想，在非撒谎不可的年代里，是当个没人待见的准处理品好还是当个抢手货好？所以四八年和五七年的祸，其实是替我种下了福根。我不但不埋怨，还打心眼儿里感谢。
回想起来，我前半辈子那五十六个寒暑，酸辣苦甜咸都尝过。我生在一个穷蒙古人的家里，先头还挂龙旗。可等我懂事，就挂起五色旗啦：汉满蒙回藏。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三等公民。上学时候，给同学追着喊过不少声“达子”，而且是个穷得曾断过顿儿的达子。我老早就在民族上有过挺深的自卑感。要是查我早年的履历，我不但没敢填“蒙族”，连籍贯都不敢写“北京”。我填过大兴、通州，考辅仁时候的假文凭写的甚至是“广东潮阳”。我这民族真相还是五七年“竹筒倒豆子”硬倒出来的。十岁以前刚学织地毯的时候起早贪黑，一个月才挣一块钱——我居然用我这辈子头一笔工资给正咽气的苦命妈买了个水果罐头（见《落日》）。我挨地毯师傅打，上课挨老师打，回家挨堂兄打。可越打我越横了心，非活出个样儿来不可。
其实，骨子里我是自卑的，可这自卑成了我的一根鞭子。
十八岁我就远走高飞啦，一走就是广东汕头。可偏偏又碰上了一场初恋，差点儿送了命。最后，一个人打南边儿回来的时候，坐的是太古船的统舱。六天六夜我睡在甲板上，一迈腿儿我就能逃开苦恼，去见龙王。可我就没迈。我那时早已看过《维特的烦恼》，但是，我当不成爱情至上主义者。是那股自卑感逼着我非活下去，井且非活出个样儿来不可。
在甲板上我可哭过好几场。
我一辈子没真正哭过几回。头一回就是妈妈入殓那天，非要我扒着棺材口儿向她说声“妈妈去西天”，说的时候还不许哭，说我要是把眼泪掉在死人脸上，她下辈子要成麻子啦。我把该说的说完，扶着棺材下来，还是裂着嘴大哭起来。从《梦之谷》（汕头）回来在海船上，我第二回哭。
哭是哭，可我没想过去死。
我那上一辈子回想起来真像场梦。
我小时候先是在一座尼姑庵里上私塾。后来——大约十岁吧，就进了那家收工读生的洋学堂。在北新书局当过学徒，直到1930年上了燕京，还给新闻系卷过《燕京新闻》。给洋教授看过娃娃。后来又帮一位丹麦老奶奶（汉学家）翻过几本《东华录》。夏天，老奶奶把颐和园的景福阁包了下来一个人住。我们就并坐在那大凉台上（底下就是昆明湖），我口译，她笔记。她就是那么写成的《乾隆传》。
1933年以前，我也在北平《晨报》上写过稿儿，可那时候的北平文学界可老气横秋，是苦雨斋的周二先生和清华园的吴宓教授两位老头儿的天下，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但是，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来，北平好像变了个样儿。郑振铎、巴金和靳以都打南边儿来啦。他们办起《文学季刊》和《水垦》，在来今雨轩开起座谈会。他们跟老熟人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起来，给憋闷的北平开了天窗。
您说多巧，我就是那时候回到北平的。九月的一天，我坐在未名湖石舫上东想西想，忽然跑回六楼宿舍，摊开稿纸一口气划拉出一篇小说——《蚕》。我登上自行车，由大钟寺抄近儿，一口气就来到达子营沈家。我只说，划拉了一篇东西请沈先生给过过目。
那时候，我还订不起报，总是去大学贝公楼——不，是文科楼前头报板子上去看：《京报》、《益世报》、《晨报》和天津《大公报》。抽冷子我看见我那篇《蚕》登在《大公报·文艺版》上啦。登在紧底下，而且字数恐怕多出来啦，只好“抽条”，排得黑糊糊密匝匝，简直看不清。可我还是像当妈妈的看到玩泥巴的娃娃那样，怎么模糊我都认得出来。
我不能不提提这件事，就像一条船不能忘记它起锚的码头。
打那以后，我上半辈子可以说就是一帆风顺。两年以后，我就又给旁的朋友当起锚的码头。四年后，卢沟桥一声炮响，大时代到来啦。
感情生活上我迷茫过一阵，害别人受罪，自己也受罪。但是事业上我的运气仍旧挺顺当，我也没辜负那机遇。我从头到尾经历了一场大仗，不但一晚晚往回拍过多少电讯，还记下了些印象。我早就在《我与文学》（1934）里就写过，“倘若〔在文学上〕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的传达者。”这回纪念欧洲二战，我翻着大陆和台湾给我出的两套选集——尤其翻到《人生采访》时，我就觉得六十年后往回看，至少我这张支票还是兑现了。我从头到尾记录下一场打了六年的战争，而且写了它的前方跟后方。
四七到四八年那个大十字路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考验。本来很简单；既然是士生土长的中国人，就该回北平。回国之前我就从报刊上知道东欧和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四五年以后多么不好过，何况我又开罪过泰斗！另外，要是真走投无路，我也就不伤那脑筋啦。可偏偏我那洋母校邀聘我，条件又特别优厚。我思前顾后，三宵没合眼。可是我这人跟故土大概太不容易分割。
在我上辈子的末尾——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都还问过我己个儿：回来错了吗？我还是摇头，因为就是像条癞皮狗那样死在乱葬岗子上，我也还是要把骨头埋在这古城根底下。八十年代我又回到剑桥，亲眼看见四七年剑桥大学校务会议上决定聘我回去的会议记录（谢谢彭文兰小姐）。我也看到我可能有的晚年：一幢小楼，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一片中古的幽静和现代化的舒适。回到自己的斗室（当时已经由门洞搬出来啦）之后，我又问己个儿：懊悔吗？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我都没懊悔过，现在更还懊什么侮！
我一直认为，当中国人就得分享中国的命运并且尽力改善那命运。
有一回，我曾把我这落叶归根的心思讲给从国外回来探亲的儿子听。那是在送他去机场的汽车里。他没吱声。
沉默了好半晌，他忽然提起六六年我在自己家院里挨斗的事。他说，“那天胡同里贴满了您的大字报。咱家给砸个稀巴烂。您胸脯上挂着牌子，把咱家的八仙桌搬到院子里，您就跪在上头，我站在您旁边儿——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一声接一声的口号，我老也忘不了……”
这也算是我们之间的“代沟”吧。
人的一生，真就是一次体验生活。当然，喜马拉雅山我爬不上去，北极圈我也到不了，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总得尝尝。我当过人所不齿的处理品，也见过挪威国王。我出生下层，混到中层，有时也尝到顶层的生活味道。我坐过张作霖的牢，当过无冕皇帝，也曾沦为大筐里的处理品。我觉得己个儿没白当个中国人。有些事在外面是怎么也体会不出的，尤其这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这部绞肉机，不身临其境是没法儿体会的。看到人的变脸，看到人对人能狠到什么地步。
如今天晴了，心里不那么老发紧了，可还忘不了“大有不测风云”那宝训。
摘下“处理品”牌子之后已经十六年了。这段日子里，我这货品又上了架。说不上名贵，可还不断受到光顾。由于当过二十二年的处理品，所以我没有也不会得意忘形。这是由于我虽然高高坐在货架上，一只眼老了着那只大箩筐，懂得随时还会给扔进去的道理。
我有时候用“利害”和“是非”把人分成三类。甲类是只问是非，不顾利害的。他们是头上有光环的圣者，像伏契克和刘胡兰，像遇罗克和张志新，都是这样的圣者。他们肯为真理、为祖国而掷头颅。对他们，我可望而不可及。另一种是只管利害不问是非的，这当然是人中的败类。这种人谁得势紧跟谁，怎么吃香怎么来。在阶级斗争中，跳得最欢的是这种人。可遇上形势骤变，上午是猫下午就缩成老鼠的也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利害与是非之间踩着钢丝，可是在那非友即敌的日子里，钢丝踩起来可不易。你说一百句合乎标准的话，有那么一两句出了格儿，就单抓你那两句，而且往死里打。我就是那么成为处理品的。
其实，我这下半辈子应该从七九年二月算起。那以前，世界上就好像没有我这么个人。在柏各庄修座桥，说“来几个右派”，打铁铣过来的我就是一个。幸而我还有编制，所以三年后又坐在书桌上了。可二十二年我就像个得了麻风病的，没几个熟人敢沾边儿的。我总觉得身上缝着什么黄布条儿或旁的“次等人”标记。那时候，我老背诵那句印度格言：我没鞋，我痛苦；可我还看到没有了脚的人——那就是一划右就妻离子散的。
真的，跟许多一块儿倒霉的比，我还算是幸运儿。没罚我在胡同口下过跪，连一脚也没挨过。回想起来，我碰到的戴红箍的真是要仁慈、文雅多啦。
我常想，那些热血青年今天在干什么：进工厂？出国留学？在搞创造发明？我相信今天都用当年喊口号的胳臂，打人的手，在做着有益的事。我祝福他们，正像我诅咒驱使他们的那一伙——有的早已变成了粪土。
至于我己个儿，即便能活到90，也剩不到5年啦——我这连一个完整的肾也不趁的人，未必能活那么长。我总想趁着还有口气儿，再写点儿什么。
这辈子我大概不会再搞什么大工程了，就只想写点儿七零八碎，并且用我早晨常去水边散步的玉渊潭作为总题。您放心，我不会老谈己个儿。我每天要看上十来份报纸和一大堆刊物。尽管报纸大同小异，可毕竟还有点儿小异呀。我一有什么想法就写到小纸条儿上。这是我的老毛病。眼下又有几十个题目了。当然，日子一长，我往往就忘记纸条背后想过的话了。没关系。我管这些字条儿就叫“灵感”。当然，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反正活一天脑袋瓜儿这机器就得转一天。
有人说老年人最怕孤独。其实，那二十二年才真孤独哩。现在我并不孤独。一点儿也不。我常跟老朋友用电话聊天儿，身边又交了几位年轻朋友。最重要是我手里还有这管笔，坐下来就能同成百上千位读者朋友聊天。有时候拉家常，有时候掏掏心窝子。话不一定全中听，可我顶希罕的就是这种畅快的心情。

一九九五年六月


校门内外

萧乾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顶梁柱，是国民灵魂的基本建设，同时也是个人素质构成的基础。正规教育应当一磴一硷地升，家学敦实，底子厚，或者本人是奇才的，也能出类拔萃。
我既无奇才，也并非出自书香之家。本来连小学都未必能念完，然而机遇使我这个差半年高中毕业就因学运而被强迫离校的学生，竟然在国内读了两家大学之后，又落脚在只有英国贵胄子弟才进得去的剑桥。
命运待我不能说差。然而学历和学力并不是一码事，我自知底子薄，在知识的道路上，我是先天不足的。幸好还有这点自知之明，写文向不引经据典，一辈子才没太出洋相。
从青少年直到中年，我还五度执过教鞭。十八岁在汕头和二十二岁在福州教过中学，二十五岁时给天津女师讲过课，二战期间又曾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过教职；回国后，四六年回到上海，由于手里没金条来顶间房住，就去复旦大学教了两年书。正是在那里，发生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场悲剧，一次挫折。
我出生在一个蒙古人家，穷得连小饭桌都卖给了“打鼓儿的”（收购破烂儿），唯一的亲人——我那寡妇妈还得出去为人佣工。但这个蒙古家庭却有个好传统：再困难也不让孩子失学。所以我刚能跑动，就被送去念书。
我生平进的第一所学堂是设在北京新太仓路东一座尼姑庵里的一家私塾。当时我好像还不到六岁。头一天是挎了书包，由妈妈拉着手领去的。那时我们住在小菊儿胡同，以后就自个儿上学了。尼姑庵门前有个小土坡，教室设在跨院里——是一间黑咕隆冬的大屋子，可能原是尼姑庵的堆房。两排小书桌是砖砌的，上面抹着油灰。孩子们（我的同学）坐在板凳上一边扯了脖子唱着“子日：学而时习之”，一边好奇地朝我望。灰麻剥落的墙上贼眉鼠眼地蹿着壁虎，脚下时而还有觅食的老鼠在砖砌的书桌间穿梭。
老师不但老，而且瘦得成骨头架子了。他戴着副老花镜，手里托着根一尺多长的烟袋——很快我就领教了它的另一用途：刑具。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倔老头子。在他手里我可没少挨剋。那烟袋锅子很少打肉厚的地方，它还专挑脑袋上打。书背不上来必然挨打，但更使老头子动气的是，到时候交不上来束脩。
“大学，中庸，打得屁股哼哼。”
我刚念《论语》，脑袋上就给他敲出好几个包。而且我们成天都光扯了嗓子嚷，他什么也不给讲解。后来，我妈妈打听出九道湾里有一家私立小学，算是个新式学堂，念的也不再是《论语》了，而是新教科书。所以没多久我就又转了学。
我还记得妈妈送我上学的那天。小胡同弯来弯去，真是九道湾。每拐一个弯儿，我都挨紧妈妈一下。六九年在咸宁干校，我送小儿子去城里住宿学校时，一路我都在回想当年妈妈送我去九道湾那趟，也那么依依不舍。
所谓“学堂”不过是个小四合院。老师和师娘住北屋，西屋是喜欢穿花祆的师姐。所谓“学堂”就只是那间东屋。记得那正是三伏天，屋里面西晒得成了个小火炉。
这里倒不念“子曰”而改念“人手足刀尺”了，可还是让学生们成天扯了脖子唱课文，老师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他那北屋里，很少讲解。另外，“刑具”也改了，不再甩烟袋锅子，改打板子了。可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若不能按时交学费（更不用说年节送礼了），照样打得又狠又勤。
一回家，妈妈见到我手心肿成那个样子，就暗暗掉眼泪。
那阵子，我那寡妇妈见人就抱怨我在那一间房的学堂挨打的事。有一天，四堂兄（就是后来娶了美国嫂嫂安娜的）跑来说，安定门有家长老会办的学堂，不但有小学，还有初高中。更可喜的是还收工读生：不但免交学杂费，每月兴许还能挣上块儿八毛的。那里为工读生办有地毯房、羊奶厂和一所印刷作坊。学校的名称是崇实，英文是Truth Hall（真理大厅）。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妈妈当机立断：退了九道湾那家，立刻托四堂兄把我送到美国长老会办的这家崇实小学。那里的教务主任听说我读过两家私塾，就让我插班念三年级。当时小学是四年制，所以转年我就又升进了初中。
这家小学的校舍是个窄长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间间的教室。雪白的墙，明亮的大玻璃。在私塾坐的是小圆凳，这里是有靠背的椅子，每人还有一张带抽屉的小书桌，真抖啦！
我读小学那一年还顺当，但毕业那天却干了件蠢事。那天，学校从王府井请了一家照像馆的人来照师生合影：老师们坐在椅子上，我们则盘腿席地而坐。那是我生平头一回照像。事先听老人说，照像会摄魂、伤神、减寿，可当时我又不能不照。那天照像用的是转镜，当镜头转到我时，我把脑袋朝里一歪。洗出之后，足挨了老师一顿臭骂。
我就那样告别了崇实小学。
上初中后我就住了校，并且进了地毯房，当上一名学徒工。我领头一个月工资那天，母亲去世了。当时像所有的教会学校一样，崇实也实行强迫宗教。学校课目上有一门《圣经》，在班上，不管你信不信教，都要整章整章地背诵《新旧约》，还得祈祷。
其实，《圣经》原是一部很美的书。《旧约》从伊甸园那对赤身露体的情侣开始，满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有战争，有家族史，有颂歌和情歌，是以色列民族文学的宝库。
再美好的东西，倘若以强制方式灌输，并且以体罚为手段，就不但读不下去，而且会产生反感。一回，老师要我背诵关于摩西的一段经文，我照庙会里说书的方式绘影绘声地讲述起来。同学们听了挺人神，可我却挨了老师一顿申斥。
第一次排队去二条长老会教堂做礼拜那天，我对教堂两壁的塔形窗户上的彩色玻璃感到浓厚兴趣。台上传道的时候，我却对着两壁那彩色玻璃窗出神。上面嵌的自然都是洋人。长胡子拄了杖在牧羊的大概就是耶稣。但是做礼拜时，总有专职老师来回巡视着，不许交头接耳，祈祷时不许睁开眼睛，我的眼睛总盯着两边窗玻璃，当然也在干涉之列。
讲完道，就该唱《颂主诗歌》了。三百多首，我后来能唱大半本。我尤其喜欢那些圣诞歌曲，真是动听极了，至今我有时还喜欢哼哼《平安夜》。然而最后的祈祷时不许睁眼睛，对我这个闲不住的孩子可太难了！要闭紧眼睛——不然，如果被发现在东张西望，回去准挨剋。我嘴里诵着“我们在天上的父……”，眼睛却总想四下里悄悄张望。倘若当时宗教不是这么强迫硬塞，我倒很可能信上哩！
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声、色和以爱为核心的教义，对于生活如此孤寂单调的我，吸引力太大了。使得我成为反教的，归根结底是由于那些笃信者的行为跟他们所传布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另外，当时那些强迫措施也引起我深切的反感。
1928年北伐后，教会取消了强迫宗教，《圣经》也不再列入课程了。然而我的小学及中学时期，都是在强迫宗教中度过的。
对我来说，真理大厅最值得感谢的是它的工读办法。它使像我那样至多混个小学毕业的穷小子念到了高中，这都亏了它那种特殊安排，使我不但学宿费全兔，还能挣点饭钱和零花。
我起先学织地毯。从学徒（绕线）到织没有花样的杂毛毯，到粗花样的牛毛毯，最后才织上花样复杂的细活。我是在开始织最高级的土耳其毯时离开地毯房的。
开始缠线团的时候，我就曾挨了不少打，学徒也有先后。比我早来的绕线团；我这初来乍到的只能举双臂给他撑着。线一缠乱了，他就会发脾气踢我一脚。至于大板上织活的师兄，就更厉害了。他们个个手里都有三把铁家伙：耙子、剪子和刀。线一供不上，大板上的师兄就发火。我曾挨过几耙子，腿上流了血也没人管，我就偷偷捏点干土面儿糊在上面。
记得地毯房的那位师傅姓裴。他的职责是在开始织活之前，用绿笔在织机的“经”上画出要织的图案，多数是波斯式的。我记得也曾给保定一家医院织过定制的地毯，四角是图案，中间则是那家医院的名字。裴师傅倒不打人，他总坐在门口不停地吧嗒着他那根烟袋，轻易不说什么。
地毯房设在校楼的第五层。我最怵的就是擦玻璃。擦窗户外面的时候，我得踩着玻璃窗户边儿爬出一大截。尽下面就是地窨子的洋灰地。我大概那时自我保护的意识就很强，生怕掉下去会摔成残疾，就总自己把一条腿上绑根绳子，拴在毯房的柱子上。六六年红八月，不少人就曾跳楼来结束自己的性命。我也曾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四楼的窗口往下望过，仍然是由于怕摔成残疾才没跳的。小时候我那么怕死，也是妈妈灌输给我的独子意识使然。妈妈老是说：“我可就你这么一条根！”
我不喜欢地毯房师兄有权打师弟这个恶劣传统。当我织上土耳其毯——也就是取得了打那些小于我的学徒的资格时，我决心离开这个恶性循环的地方。这当儿，刚好羊奶厂缺人，我就跳了槽。
关于工读，我只写过一篇小说：《小蒋》（收入《篱下集》），那就是以崇实的羊奶厂为背景的，那里还有一只我给起名叫鹿儿的瑞士种奶羊（小说中其它情节则是另外组合的）。羊奶厂比毯房要辛苦。冬天天不亮就得赶到，挤奶，喂羊，打扫那永远也干净不了的羊圈，还老得闻那膻味儿。
前后身背了十六瓶羊奶我倒不在乎，可是家家的洋狗真不好对付！那时喝得起羊奶的几乎都住在哈德（崇文）门里路东那几条胡同，而且大都是养着大洋狗的洋人。每回我撂下新奶，取走空瓶子时，那忠于职守的家伙总以为我拿了它家什么，就朝我汪汪地吠叫，有的还想扑过来。这时，我就猫腰作拾砖头还击的姿势。有的狗直到我走远了，还悻悻地吠着。
我特别喜欢喂羊和放羊的活儿。
瑞士山羊的眼珠仿佛蓝中透绿。羊斗起来凶，眼睛却是善良多情的。俊俊的小嘴儿（猪丑，也许首先就是由于它那张大嘴），下面还飘着几撮正宗的山羊胡子。
吃食没撒下之前，羊都挺斯文。尤其那些老羊，温文尔雅，慢条斯理。可是每当我用勺子把食撒下去之后，连老带少那个抢劲儿，真吓人！其实，总会让它们吃个饱——经过消化，然后又都变成豆状的小粪蛋儿。可它们就是想不开，见了食必然就本能地抢，毫不懂得谦让。
我有时赶了羊群（像个小苏武！）出安定门到护城河边儿上牧放。河岸是两排垂杨柳。土坡儿上草挺茂盛。羊可以尽情地吃，我则总揣上一本书，尽情地在另一世界里徘徊。放羊是我最好的阅读时光。
后来，教务处缺人搞蜡板油印，就把我调去了。
“五四运动”时我刚九岁，印象不深。但1925年的“五卅惨案”发生时，我不但已懂事了，并且曾不顾洋校长的禁令积极参加了（见《昙》，收入《篱下集》），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喊口号和参加游行示威。我本来对强迫宗教就一直抱着反感，如今我懂得了什么是帝国主义。
就在这时，四堂兄的齐鲁大学同学李安宅和于道泉（后来成为陈云元老的姻兄）介绍我参加了C．Y．（共青团）。我在崇实组织了一个少年互助团，团员都是校内的一些穷学生。我们曾就一些问题跟学校当局（特别是外号叫“马猴儿”的斋务长）展开过斗争。宿舍北楼共五层，但冬季暖气只烧到三层。秋季上学时，他把阔学生都分在二三层，穷学生则大多分到五楼。那时我的被子又薄，躺下后，常有好心的同学临睡前把大衣盖到我身上。
同“马猴儿”的斗争自然就引起我跟学校几位头头的对立。校长“罗锤子”和教务长“曹麻子”都把我看成眼中钉。他们同那时专抓学生的侦缉队有联系，终于把我抓到东四报房胡同的拘留所。小小年纪坐了将近一个月的牢。他们逼我供的是C．Y．——也就是李安宅、于道泉这个关系。我被抓进去之后绝口不谈政治，只佯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共过了三次堂和多次审讯。那正是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逞威风的时候。只要跟共产党沾上一点儿边就拉去枪毙。我始终咬定了自己是个基督教徒。除了本校的人，谁也不认识。本来那时一抓进去就没救。可是我那位美国堂嫂安娜托了美国校长莱仪庭居然把我救了出来。
那是我生平头一遭坐汽车。在车里，莱牧师问我组织那少年团究竟想要干什么。我说：“我要宣传社会主义。”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笑！我那时虽然已读过《共产党宣言》和于大哥私下里交给我的一些油印的小册子，其实，我并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当时我心目中认为，那就代表再也没有饥饿和压迫，人人都能吃饱饭，并且有话就能自由表达的世界。他把他那毛茸茸的手按在我手背上说：“孩子，先念书，五年之内不要再去过问政治。”
初中毕业后，我曾一度想找个工作。同三堂兄决裂是由于他硬逼我投考邮局去当邮务员——翻译信皮上的英文住址。但不干那个，又干些什么，我心里一点谱儿也没有。那时报纸上常有“征求”的广告。我每天看报首先就翻看那一栏。《世界日报》招练习生，我去应考过。已故成舍我社长主考。最后嫌我“大矮”，落了选。还有一回，北新中局也招练习生。要我们十来名应征的当场各作一篇文，结果，录取了我。虽然只呆了三个月，但那却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除了商务、中华那样的大企业，在小规模的新型出版社中间，北新不但是最早的一家，而且也是在新文学运动中极令人瞩目的一家。它出版了鲁迅早期作品《呐喊》、《野草》等以及他所编的《语丝》，还出版了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刘半农、徐祖正、周作人等作家的书。老板是李小峰和他的太太（CF女士），主持杂务的是李小峰的哥哥。小峰是鲁迅在北大教过的学生，书局有点像是北大的一家同人出版社。它就坐落在红楼附近的翠花胡同，我住的大兴公寓则正在红楼对面。当时，南北河沿还有水，岸边有垂杨柳。后来，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三位就一度住过北河沿尽头的汉园公寓。
我的工作很杂。有体力活儿（如骑车给作家们取送校样和送稿酬），也有初级脑力劳动：看书稿及《语丝》的校样。编辑部只有两间屋。外屋靠墙是一排新书、新刊架，除了北新出的，也陈列着外版（如创造社）的书刊。
李小峰很和善。我问他：每晚可否借一两本架子上的书刊带回公寓看，保证次晨送回，他欣然允诺。那阵子我如饥似渴地见什么就读什么，包括也是北新出的张竟生着的那本《性史》。这样，白天干活儿，晚上还能享受免费阅览。
对阅读的投入必然导致创作欲的勃发。那时起，我时而就胡乱写点东西投给《晨报》或《京报》副刊了，并且每每碰壁。尤其一次被老板派去红楼抄新西兰女作家曼殊斐尔的短篇小说，那部书稿给我的启发最大。我在三十年代所写的反映早年生活的《篱下集》和《栗子》，就受到过她的启发。
那时，我经常蹬车去八道湾两位周先生家和北剪子巷的谢家——我和冰心的小弟为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同班，她那里我早就去过。三五年在上海，鲁迅先生初次见到我时一愣，我说：“我就是李小峰当年的小徒弟。”他叼着香烟朗笑了起来。
我本来就喜欢翻看一些文学作品，在北新的那段日子里，我就确定了自己此生的道路：从事文学。
可我当时并不真懂得文学的含义。待到五七年后，我曾对走此道路大大懊悔。那时，我羡慕起街头卖烤白薯的了。
后来，我在北新搞了一档子三个徒弟的罢工（见《落日》中的《遁》）这桩蠢事，幸而在潮州学友、越南华侨赵澄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崇实。
那年暑假，我被选为崇实的学生会主席和校刊主编。在那以前，教会学校里只有协助校方宣扬宗教（如举办查经班）的青年会，并没有旨在维护学生权利的学生会。这样，我就先天地跟学校当局处于对立地位了。1927年冬天，同校长“罗锤子”冲突后，在差半年就高中毕业之际，被迫请了“长假”。
当时有人告诉我，张作霖的侦缉队归国民政府管了，可是班底没动，我仍旧在他们的黑名单上。这时，那位仗义帮我的赵澄正好要回潮州，就问我：“敢不敢同去广东？”我毫不犹豫地说：“不但敢，而且愿意。”
关于我去汕头角石中学教国语的事，包括我那场悲剧性的初恋，都已经写在我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和文洁若写的《梦之谷奇遇》中，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一次，我不但来回都见到了长江与黄河，见到二十年代末期的上海，并且还体尝了爱情的甜与苦。在角石，我教的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国语。我由自身的体验深深感到一个国家语言不统一的困扰。
我并不讨厌教书，但我认为自己还应上学。同时，赵澄也建议我回北京进他所上的国文专修班，那是燕京大学一个附属机构。当时，燕京国文系（系主任马鉴）拥有许多国学界名教授如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冰心等位。他们的课，专修班的学生同样都可以听，只是两年就毕业，发专修班的文凭而不发本科的（那要上四年）。赵澄建议我去，因为不要高中文凭就能入学，而且可以混个教书的资格，他有意两年后带我去南洋。年轻人走进社会之前，先得混上个资格。
在国文专修班的那一年里，我最受益的是旁听了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课。他当时本是清华的教授，在燕京是客座。但他的那门课非常叫座，我只是许多旁听生中间的一个。他讲中外文学都是一个个作家的讲，先介绍生平，然后谈作品。每次上课他都夹了一大叠书，随讲随顺手朗读作品的段落。国内的，从鲁迅、茅盾讲到蒋光慈和沈从文，国外的从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罗曼·罗兰讲到乔伊斯——那也是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乔伊斯的名字。他讲得生动、有条理，而且分析得细致入微。
那时候，我对《创造月刊》上登的有关南国的描绘，十分向往。我想飘泊，我要流浪。南洋更远，想必更加新奇，成为我向往的去处。可是我这织地毯挤羊奶起家的，由于学无根底，对音韵学，对金石，对古代批评史等课实在钻不进去。很快我就决定干脆还是进个本科，学点钻得进去的。
我升学的一大障碍是文凭。刚好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在招第一期新生。尽管辅大的校长陈垣在学术界还是鼎鼎有名的，但那时候，在北平五家大学（北大、清华、燕京、师大和辅仁）中间，这家是最次的。我考进辅仁要感谢杨刚的四哥。他当时是那里的注册课主任。就是他向我透露，我的生物考卷得三十分，数学是零分，但中英文各接近一百——主考英语的系主任雷德曼神父不但坚持收下我，并且要预定我做他的助理。
估计当时一是由于肯投考辅仁的就不多，我在数学答卷上又大诉一通失学之苦，而在收谁的问题上，洋神父的发言权也更大，我就这样被录取了。
混进了辅仁之后不久，教育部搞了场甄别考试（因为假文凭太多了），我这下子又拿到了一张正式的证书。
我小时候一直读新教的长老会学校，这是我头一遭同天主教（旧教）打交道。新教吸引我的只是那彩色玻璃和圣诞歌曲。天主教堂，不但内部更加华丽，而且举行弥撒时还焚香点蜡烛，神父口诵拉丁文，真是一派中古气氛。对于非教徒，他们并不要求去望弥撒。我偶尔进堂纯粹是出于好奇，同时也想在焚香诵经声中，感受一下那种神秘气氛。
辅仁的校舍完全仿照欧洲中古僧院，四四方方，只走一个大门、别无旁门。如遇火警，一个也别想跑掉！前楼和两厢是教室，后楼是宿舍。课程大致同旁的大学一样，只是拉丁文为英语系必修课，由一位胡须垂到胸间的老神父教。至于文学史则讲得明显的带有偏见。遇到文学史上的天主教徒作家（如十九世纪的纽曼）就大捧特捧，对反天主教的作家（如爱尔兰的乔伊斯）则骂个狗血喷头。
当时，辅仁发的讲义和指定阅读的书目大多带有天主教成见，充满了偏袒歪曲。可是为了混学分，同学们在口头及书面上也只能盲从。但这种低估学生判断能力不实事求是的教材，有的当场就被学生识破，有的事后醒悟了，所以也绝不能持久，那只会误人子弟，并不能为天主教增添什么无彩。尤其是历史，可歪曲不得，很容易查对出来。
总结我对辅仁那种中古僧侣式的教育：我认为，教育只能启发，不可硬性灌输；课本教材只能依照客观真理或事实，不可歪曲虚构。学生不是木头，是有头脑而巨头脑随着岁月还会发展的高级动物，切不可为了骗取他们一时的笃信（其实，如果没有分数作诱饵，他们也不会真信），使他们日后走向另一极端——反教。
给雷德曼当了两年的助理，使我对天主教有了些了解。雷德曼这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神父是因失恋而出家的，他曾几次在夜晚向我朗诵他的情诗。我留意他感情一激动，头上的青筋就鼓了起来。他有时一边朗诵一边哭泣，弄得坐在一旁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在课程中，歪曲更严重的还有哲学课。他们不但绝对排斥唯物主义，并且时常讲得不像哲学，更像神学。宇宙的主宰当然是天主，它是一切善的势力之代表。
也许由于他失过恋，更由于他性格异常激动，雷德曼有时会歇斯底里发作，暴跳如雷。过后，他又向我道歉。一九三二年夏，原燕京时的好友林观得应母校英华中学之邀，回福州去出任教务长。行前他邀我去那里教书，我谢绝了。
一天，雷德曼的歇斯底里又发作了。这回，他双手拽住我的脖领大声咆哮。我转身甩门跑出去，就给林观得拍一电报：“愿来闽。”第二天雷德曼又来向我道歉。我告诉他：晚了，我已决定去福州。
于是，又一次渡黄河过长江，然后坐海轮南下。海对我早已不生疏了。这是我第二遭穿梭南北。船过马屿，开进闽江，两岸山崖上还留着上个世纪中法战争的遗迹：炮弹在岩石上炸出骷髅般的炮眼。我记起了当年的民族英雄刘永福。
英华中学位于福州对面的仓前山半腰，中间是一座横跨闽江的大桥。从我住的那间屋里，可以眺望远山和秀丽的闽江。江上经常泊着火轮，并时有快艇穿梭。我特别喜看闽江边上停泊的大帆船，有的据说能远航到美洲。
在福州，我再一次感到中国语言不统一的问题。其实，今天看来，交通便利了，全国的经济脉络通了，这个问题并不带根本性。但在1932年的福州，我这个北方伦就像两年前在汕头一样，在街上买点东西都非常不便。首先连数目都不会说，事事都得靠笔谈。
在那里教书，我最怵的一件事是第一次上课时点名这一关。当地有些学生的家长给孩子起名字，专喜欢选用一些生僻字眼。用字母拼写的英文，音好读，却不一定都知其意。中文是象形或表意文字，则有时知其意而不一定能读准其音；再加上汉语方言读音的巨大差异，就更难掌握。我在那儿上头一堂课点名时，就为念错了一位学生的名字，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搞得我挺尴尬。闹过那次笑话以后，我就干脆让班长代为点名，我一边听他念，一边在点名册上加以注音。
我曾听说北平孔德学校采用过一种新式的设计教学法，就是不由老师“讲”，而是老师只带着学生“做”。比如，教英语，就带领学生编字典，从而扩大语汇。教地理，就指导学生画地图。学历史，则绘制“年表”。
我教的是国语，怎样通过这种“设计教学法”来增加学生对学国语的兴趣呢？在福州，正如三年前在汕头，低年级我都是用教唱歌（例如黎锦晖的那些轻歌剧如《月明之夜》和《葡萄仙子》），教高年级就排戏。这样，学生们就对国语产生了兴趣。高年级教作文最好的设计是编刊物，那肯定能激起学生们对写作的兴致。
跟学生交朋友对为人师表是极其重要的。在汕头，由于课余时间大都花在“梦之谷”里了，没怎么同学生们打交道。福州时期，我交了些朋友：有的是泛交，也有深交的，如八四年故去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曹维廉副社长以及曾任台湾《中央日报》主笔的叶明勋。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几十年。
回忆我在崇实时期，同学中间颇有些好友，但没跟一位老师交过朋友。一方面由于我那时跟学校当局大多处于对立状态；另一方面，那时没有年龄上同我相近的老师。在汕头和福州，我同学生几乎都一般大，很快就忘记师生之间的界限了。
但是，崇实有两位老师我至今仍常怀念。一位是兼中医的老先生李茂清，他所批阅的我的作文本我一直保存到1966年。洁若还记得有一篇写的是：“人骑在驴上，驴累得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人还嫌驴走得慢，不断地用鞭子来抽打。”为了鼓励我，李老师常在我的作文本后面一批就是几百个字，谆谆地写出他对我的期望。当然，这些作文本也没能逃过那场浩劫。
还有一位姓贾，是教地理的。
当时，教代数的是一位专靠板子教书的既凶又狠的老师。那时，我们用的课本是一个姓温德华的美国人所著的——中文书名为《温德华氏代数学》。最初，我对代数蛮有兴趣，在班上并不是最次的。那时我上学要由东直门南小街走到北新桥。马路是用土铺的，汽车轻易不过一辆，只有人力车和脚踏车，另外还常过驼群马帮。马路两旁是砖砌的水沟。
一次过马群时，中间一匹马惊了，吓得我赶快跳过水沟逃开。慌乱间书包散了。等马跑远了，我赶回去捡。糟糕！我的《温德华氏代数学》给刮没影儿啦！这就意味着要挨不止一顿板子！
那正是月头上。我想了个办法：交饭费时只交早晚饭的，中午饿它一顿。那样，就够重新买一本温德华的书，也就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
于是，同学们吃午饭时，我就一个人在篮球场上练投篮。后来被人发现了，大多怪我平素太淘气，才落到这个下场。可是教地理的贾老师一听说，就立刻掏腰包为我补交了那顿饭费，并且亲自把我从篮球场上领回食堂。
可惜那位贾老师后来离开了崇实。多年来我曾多方托人打听他的下落，也没打听到。他那次对我真是雪中送炭。
大概由于赵澄和贾老师这样的情谊，在人间我一向最重友情。后来又遇到杨振声、沈从文和巴金三位，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真是幸运。早年虽伶仃孤苦，可我从不觉得人间冷寞，就是落难到柏各庄那三年，还交了一位贫农朋友郑希文。可惜唐山大地震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当时他正在开滦煤矿。
在福州教了一年书之后，1933年我又回到北平，并且转学进了燕京，成为那里新闻系三年级学生。
燕京是家贵族大学，我是怎么进去的呢？
1930年我在燕京读书时，曾给东大地的洋教授推过草坪，看过娃娃，还为新闻系叠过一份份的《燕京新闻》。
1933年重回燕京，就开始靠为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写小说来维持了。毕业前的一年，要写论文《书评研究》，我就随写随一章章地发表。我的大学就是这么混过来的。当时，燕京有由马鉴先生主持的学生辅导委员会，它对我就是职业介绍所。
我的转学并且从英文系改到新闻系，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人过二十岁，总会不断思考此生要干些什么。我在十六岁上就已决定走文学的道路了。然而这只是个大方向，我还在考虑干什么职业，我不想靠投稿为生，那太不稳定。英文系毕业，只有去教中学英语。我虽然教过几次书，但我并不想再去教。因为年年教一套课本；太单调。自然更由于我那时对到处跑跑发生了兴趣，什么职业最能为我提供旅行的机会呢？只有干新闻这个行当，既可以为走南闯北提供条件，还有供我发表作品的园地。我心里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新闻这个职业只是为我广泛接触人生的手段，文艺创作才是我的鹄的。
我早年尝尽了贫穷之苦，也目睹三堂兄失业后靠典当为生的狼狈。我不想再重复那种遭遇。然而我更不想为了三斗米去干我所不愿干之事——譬如做官儿。那阵子，傅作义就曾通过先师吴文藻要在内蒙（绥远）给我个小官儿做做，我倒也很想深入一下我的老家，写写牧民，然而一听说非得当官儿，并且还得人国民党，就坚决谢绝了。
其实，我并不认为新闻学有多少可学的。课程表上我只希罕埃德加·斯诺所教的“特写”，其他如广告学、采访术，我都时常旷课去旁听英文系的“小说”（包贵思）和“文学批评”（谢迪克）。
我这辈子早年寒苦孤单，中年（1957年起）屡遭厄运，但青年和晚年却都十分幸运。1933年同斯诺由师生成为挚友，对我一生也是一大关键。我从他在课堂上所讲的得到莫大启发，使我坚定了当一名旅行记者，并且用文艺笔法写新闻特写的决心。同时，由于当了他的助手学到许多工作方法。斯诺在燕京只教了两年，而那也正赶上我在国内最后上的两年大学。我们不仅在课堂上见面（他第一天上课就宣布“我不是来教而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他不是故作谦逊，而是真正反映了他虚怀若谷的为人），更多的时间我都泡在海淀军机处八号他的家里。我（后来又拉上杨刚）帮他编译了英语世界第一（？）部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有一阵子我们三人（还有斯诺那位喜欢抢话的海伦）凑在一起谈论并争论。毕业之后，我们的关系延续了多年，在上海，在巴黎，都碰过头。五十年代初，倘若他能来北京，本来我们还可以再见一面的。怎奈他由于在美国《星期六评论报》上写了两篇文章预言解放后毛泽东终有一天也将像铁托那样向斯大林挑战而不允访华。六十年代，当他的预言果然实现，重访中国时，我已在柏各庄农场劳动了。从他的《大河彼岸》一书中我得知他曾在作协宴会上向东道主老舍问过我的下落。回答是：“他正快活地在一家国营农场劳动哪。”并且告诉他：“萧乾对写作已经没兴趣了。”
他在书中说，他是带着怀疑听取那个答复的。
在燕大那两年，我还结识了教美学和文学批评的谢迪克。我一向怕读抽象文字，还把艺术理论视为畏途。他却把我引入那个领域，在审美方面给了我启蒙和指引。有一阵子我也迷上了亚理斯多德以至十九世纪英国一些美学家如配特。谢迪克和斯诺同样有一种富于魅力的教学法。首先，他同学生站到平等地位，不居高临下。其次，他启发而不灌输，引导而不强迫。在班上，他总想法引起些争论——争得越激烈，他越兴致勃勃。
很快我就同他结下友谊。课余除了斯诺那里，我常去的就是他的家。他有位漂亮的白俄太太，他还有一副好嗓子。在每天必举行的《弥赛亚》大合唱中，他（男高音）总是四位独唱演员之一。他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在溜冰场上，又是位姿势优美的高手。
1936年，我在上海《大公报》为曹禹的《日出》出评论特刊（整版）时，他的评论为许多人（如侯金镜）所推崇。敌伪时期，他像燕京许多外籍（他是英高加拿大人）教授一样，也被日军拘留在胶东。
他可没白当俘虏！1979年我重访美国时，他正在康奈尔大学任“中文”教授，他的三卷本《古汉语语法》已成为英美汉学界的权威之作。他带点嘲讽地说：“多亏了日本兵给了我那四年的进修机会。”他还译了《老残游记》。
谢迪克是位勤奋不倦而又热爱生活的人。七九年当我在他那半山坡的家中小住的几天里，他曾冒雨开车陪我漫游了漪色佳的山景，吃了他夫人亲手做的俄式佳肴，还听他弹了好多首“萧邦”。
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那仿北海式的小花园和他带我去听的一次音乐会。年届八十的他还在唱《弥赛亚》，但已不再是独唱者。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他那位白俄夫人的死。他正回加拿大参加母校的一次活动时，突然接到她病重的电报就马上赶回去。一进门，只见太太已经咽气了。
谢迪克的精神矍铄得真是惊人。九十年代初，他来信告我已跟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吴乐懿结了婚。估计当时她也已八十岁出头了。信中描述了他们的新婚旅行：由他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开车，遍游大半个美国。
当然，没人能长生不老，前年谢迪克去世了。不久，吴乐懿也相继离开了人间，去另一世界找她老伴儿逍遥去了。
北大刊物上有不少人撰文哀悼他。我在这里也补上一笔。
在燕京，我还对心理学发生了兴趣。我学过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但我获益最多的却是夏仁德教的《心理卫生》，它帮助我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懂得从人们的言谈举止中分析出各种心态如自卑或自高心理，以及转弯抹角的自我辩护，明白各种健全及不健全的思想活动。我认为，对下去体验生活的作家以及同社会各种人打交道的新闻记者，那应是一门必修科目。心理学是一门了解人的学问，这门学问对于我从事的新闻采访工作，从中受益匪浅。
在燕京离毕业还差半年，《大公报》社长胡霖就把我预定下来了。第一次会见中，他提出我进报馆后职务是编副刊，我要求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后，让我出去走走。不讲价钱，反而要求额外的工作、任何老板当然都不会拒绝的。
一到天津，就有人邀我到天津女子师范去讲课。那时精力充沛，对于工作向来不知畏惧，只是有点担心“女子”那两个字。朋友都竭力为我打气，好在一周只去一两趟，就还是答应下来了。
我对教天津女师的事几乎没什么记忆。其实，在汕头教书时，就是男女合校，我并不害怕女生。只是后来我发现兼这个差使会把我拴住，不便于下去跑跑了，所以我没教几周就辞掉了这一兼职。
一提到天津女师，我就想起后来成为台湾文艺界元老的张秀亚。在我刚开始编《大公报·文艺》时，她就投过稿，并且被刊登出来。她那时恰好是女师的学生，当她知道我在那里兼课时，想借机同我谋一面，她写信给我，约定在我上课的那天，她将戴一顶大草帽等在课室外面。其实，投稿人要跟刊物编者见见面，十分正常。可是那天讲完课，一出教室门，大草帽之外还站了一些旁的女生。我紧张了，就匆匆溜掉，心里还怦怦直跳。
后来我们认识了。四八年她随丈夫（天主教大主教于斌之弟）去台湾前还来复旦看过我，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晤。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当我被迫搁笔的那二十二年间，她却在宝岛上一本本地出着鸿着。从她的书中我知道她一生也饱经坎坷。
1939年，我从香港《大公报》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现代汉语。
我从1930年在北京就不断教西方人华语。他们最欢迎北京人教。因为四声发音准确，尤其喜欢懂得英语语法的北京人。我教过大使馆参赞和洋商。当时还协助一位丹麦女汉学家孟泰夫人译过几卷《东华录》。工资一律都是每小时两毛五分。
也就在那时，我通过教汉语认识了美国的威廉·安澜，合编了八期《中国简报》，这些都已写进我的《文学回忆录》中了。这里所以需要重提一下，是为了谈谈我通过教西方人汉语——特别是英美人——所取得的一点经验。
不少人主张教外语要用直接教学法，就是一上来师生就讲所学的语言。我也同意。我从九岁跟我的洋嫂子学英语，就是这么用直接交谈或通信方式，到了高中三我才读了一本语法，一下就全通了。那就好像一个旅人看地图，地方去过了，就一目了然。还记得我那本语法是带图解的。至今，我仍认为用图解是学语法的一条捷径。
但是，教已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华语，我认为有时借用一下西语的语法还是条捷径。语法是由活的语言中总结出的规律。语言结构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东西，比如词类。
我在东方学院教的课本似乎是三十年代我的前任老舍先生编的，他还曾把会话部分录了音。当时，英国青年已应征入伍，所以我教的大多是超兵役年龄的老学生。直到四一年才教了一批（四十名）年轻人，他们都是信仰上（如桂格会）的反战主义者。上次欧战，英政府曾把当时的反战主义者全都囚在海峡的曼岛上，他们受罪，对国家也形成了人力的浪费。二次大战时，英国的办法改了，准许他们从事些非战斗性的职务。这四十名青年就志愿去中国战场从事救护工作。走之前，来东方学院参加训练班，由桂格会提供场所——伯明罕郊外一所农场，由我和西门教授给他们开个速成班。我除了语言，还得做一些有关中国各方面常识的介绍。
照我们这里的说法，这四十名英国青年应是不折不扣的思想犯，而且还有行动：拒服兵役。第一次欧战，英国处理得十分简单化，也十分浪费。国家同敌国开战，全国同仇敌忾，可却有一小撮人出于信仰，同抗敌大唱反调，拒不服兵役，关进牢房当然罪有应得！然而二十五年后，英国政府在二次大战中学了乖，懂得矛盾应缓解而不应激化，也承认既然宪法上给人民以信仰及思想自由，作为执行宪法的政府，就应认真实现，方能取信于民。
在我同这批反战青年接触的四十天中，我深深感觉他们都是诚恳的、优秀的英国青年。其中有一位如今主编著一份艺术刊物，还有搞医的。近年来他们时常把看过的英国报刊寄给我。我也十分珍惜同他们之间建立起的友谊。其中有一位在滇缅路上英勇献身，另一位叫悉德尼·贝利，在云南内地染上恶性疟疾，一条腿致残，一直架着拐。多年来他疾病缠身，却以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为国际法学家，著作等身，可惜已于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
教了三年之后，我于1942年去剑桥当了学生。两年间，成天头戴方帽，身披中古僧侣那种黑袍。
剑桥是很难进的大学，王家学院门槛尤其难迈。我当时主要是沾了身为“伟大盟邦”一分子的光，还有福斯特和魏礼两位的推荐，才进了那家贵族学院，并且还成为住宿生。剑桥以大学后身的剑河闻名于世，而王家学院教堂在剑桥壮丽宏伟的中古建筑群中又是佼佼者。学院给我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后者两面窗户，一面朝着剑河，另一面对着教堂。
关于大学生活，已见我的《未带地图的旅人》，这里不再重复，只想借此谈谈剑桥的导师制。
进入学院之后，事先早已为我指定乔治·瑞兰兹教授为我的导师。他是剑桥有名的才子，而且是位美男子。头发本已是金黄色，传说他上课前还要再洒点金粉。1984年我偕洁若去拜访他，当时他已八十几岁了，不但不用手杖，时而还作跳跃状。他留我们在母校住了一晚。往日剑桥照僧院规矩，一到黄昏，女客就不许在院内滞留。那天洁若不但住了，而且还当了高桌（教授进餐的长桌）上宾。
达迪（大学里，人们对瑞兰兹的通称）指了他书房里我们坐的那张长沙发对洁若说：“当年乾就是坐在这里同我讨论意识流小说的，每周两次。”
确是那样。三九年我一到英国，就钻研起意识流小说了。我一直在读乔伊斯和维吉尼亚·吴尔夫夫人的书。刚好瑞兰兹是吴尔夫夫人的宠儿。在导师的指引下，我又读起美国亨利·詹姆士的小说。自然，在进王家学院之前三年，我就已认识了《印度之旅》的作者福斯特，不但多次到过他的伦敦住所和他那座改良俱乐部，也两次去过他在撒利郡的家，并且从他家去过列诺尔德·吴尔夫的家。可惜当时他的妻子维吉尼亚已经投江自殒。
福斯特是位寡产作家，他一共才写了六部小说（其中一部写同性恋的是他逝世后才问世的）。乔伊斯的小说也只留下一部短篇集、三部长篇。其中，《尤利西斯》我啃过几遍。他的《芬尼根守灵夜》我只啃了半本就奔赴西欧战场了。亨利·詹姆士文笔细腻，劳伦斯则倾向粗犷。
我每周总写一篇读书笔记，预先交给导师。然后他约我去他那里“饮茶”，一边品茗，一边讨论笔记内容。他从不把他的意见强加于我，倒是每听到我同他相左的意见（一个东方人的意见）时，就特别感到兴奋。这时，他的口头禅总是：说下去，说下去。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实在是用中国“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眼光（甚至是三十年代一些贩自苏联的观点），来看待高踞在英语世界象牙之塔上端的小说。对于他们那些刻意在文艺表现上的别出心裁和勇于探索，了解得很肤浅。这也是四六年回国之后，我始终没敢去正面写文介绍的缘故。例如，关于维吉尼亚·吴尔夫，我似乎只写过一篇短文论她的女权思想。
我在同福斯特的通信中，也往往用三十年代中国人对待文学的眼光来分析他那些小说。例如，在谈他的《霍华德庄园》，我就认为他的中上层人物写得像，而工人形象则模糊，甚至歪曲。当我在同瑞兰兹交谈中这么说时，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在给福斯特的信中，我又这么说了，而他不仅表示了浓厚兴趣，在回信中他甚至说我“击中了要害”。
对剑桥，我首先赞赏的就是这种宽容和肯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一个武断主义者在教学上是不会成功的。如果有人要我界定什么是人文主义精神，我首先要举的就是能虚怀若谷、肯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态度。惟我独是则既不能交朋友，也教不出学生，当然更治不了国。
四六年回到上海，我面临一个既小又大的问题：没地方安家。当时要顶间屋子，需要金条；而截至那时，我一生还未见过一根金条，更不要说拥有了。
我去华东著名学府复旦兼教职的动机实在不纯，就是为解决住房问题。当时，复旦通过靳以告诉我，倘若我肯去兼职（而且保证只开两三门课，每科每周各只两小时），就给我一幢日本人遗留下的小木屋。地方不大，但书房、客厅、卧室俱全，还有个大浴缸。在那里，我欢快过，可也煎苦过。
提起在复旦的那两年，我感到十分负疚。我一直反对教师兼职。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里名教授如周作人、刘半农、沈兼士，都一身兼着两个以上大学的教职。有的向各校轮流请假，即便课课都上，也多是敷衍了事。学生们一是慕名，二是为了混学分。不认真的教授更好对付。从教授来讲，兼职就不可能同学生交朋友，下班夹皮包就走。不了解学生，不知己知彼，还谈得上什么教学！
四六年我回上海，报馆没管我的住房，可又在工作上一点也没考虑我在身兼二职。一下把我派去台湾采访，一下去海南，折回又赴北平。幸好我教的都是英文课，有我那位洋太太格温代课。我只为她出出主意，亲自教的课不多，和同学接触自然也更少。离国七载，本来大可以向他们讨教一下国内的现实，会少犯许多错误。那时我刚入中年，好逞强，独断独行。在一位朋友的促使下，竟写了一篇开罪当时文艺界一位泰斗的文章，以致酿成祸端。不过人生自有它本身的逻辑和规律。从五十到七十年代被打入冷宫，未尝不是我难得的福分！免于被迫写多少批判人家的文章！
总之，从复旦这段日子我首先总结出的是：教者应当专任，兼任是不可取的。惭愧呀！一提起复旦那两年，我就感到惭愧，因为当时我连半心半意都够不上。
四八年夏，我就辞职走上香港《大公报》的新岗位了。从那里，我又回到我出生的故土北京。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但我认为，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教育应是我首先关注的焦点。纵观维新的日本、新兴的新加坡，以及我们自己的台湾，教育莫不是它们复兴的起点。十九世纪末，日本曾把由我国榨取的上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扫数投入教育。新加坡开国后，也首先抓国民教育。八十年代初我访新时，去那里的外交部看望在伦敦时的老友拉贾拉南（当时任外长兼副总理）时，看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富国新加坡的外交部却是一幢矮小陈旧的灰色楼房，可是新加坡大学的校舍却富丽堂皇。在德国法兰克福，我遇见一批来自台湾的旅游者。一问，原来是台北一家中学的教员。他们的薪金足以供他们每年外出旅游一趟；而我们这里，为了解决教师们的温饱，前几年却让教师们同其他行业一样寻求第二职业。我对面一家小学假期间曾改开旅店，白天还兼着什么行业！
每当节日看到巍峨辉煌的布置，或走过正在修盖华丽的政府大厦，我心里就核计：这该够多少份希望工程啊！我是政协常务委员。每年都有许多位委员提出这个教育经费的问题，大会主席在报告中，也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我有时觉得中国早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了，我们不但在同第二世界比排场，在有些事上仿佛也要同第一世界一比高低。然而一想到教育，想到靠国内外捐献来弥补基础教育经费，就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确不折不扣的是属于第三世界。
我一生在同教育打的交道中，深深感到中学教员往往比大学教授更辛苦。中小学教师既无辉煌的学历，在社会上名气往往也不大。他们别无倚靠，必须扎扎实实地不辞辛苦地工作。西方大学对教授年年都有考核，要报告他每年度发表了些什么论文，出过什么书，作过多少次学术演讲。至少在我当教授时，大学当局从没考核过我；而且倘若考核，我也准不及格。
关于中小学，我还希望教育当局明文规定：严禁体罚。从我个人的经历，体罚往往出自教师的烦躁、坏脾气、缺乏耐性。体罚标志着教学的失败。体罚不但打击甚至消灭学生的读书热情，也是对其自尊心的摧残，我建议：对实行体罚摧残弱小心灵的教员应给以处分。重者，应送法院。
小学教育相当于打地基，至关紧要，我希望现在的小学校不再要学生们朗声“唱”书了。“唱”书是为了死背，也就是读书不求甚解，那是误人子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始自智力的萌芽期，并应贯彻整个教育过程。希特勒绝不会允许这种教育，他要的是盲目服从。这是民主国家教育与法西斯教育最根本的分野。教育出只知服从不会思考的学生，是彻底的失败；就国家前途而言，简直不堪设想。
因此，我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不仅是往学生脑袋瓜里塞多少知识，而更应让他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猫狗训练好了，也会服从。独立思考既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也是国家真正的希望。不管是东条、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他们向教育索要的肯定不是这个。
如今大学收费了。我赞成为那些不是万元户的贫寒子弟，设置几项不至于影响学业的工读机会。学新闻学的，课余为当地报纸跑跑新闻，有何不可？这不能光靠学生自己张罗，关心学生福利的校方应设立专门机构，主动与社会有关单位联系、张罗，开辟途径，然后由学生自选参与。
几年前我去沈阳访问，见到那里一位也曾当过“右派”的市长。他告诉我，在沈阳当教员，工资一律加提三级。这数目虽不大，且纯属物质刺激，但却表明该市对教育的重视。
可是写到这里，一位刚去延安地区访问归来的朋友来看我。他举那里一家以打腰鼓而出名的小学校为例，说开学那天，每个学生得交二十元“校门费”才准进去办入学手续。学费是二百五十元，学外语则上千元。然而这以外，农民每年还得交一笔教育附加费。“交不出，就加倍处罚。再交不出，官家就闯进家门随便拿”。
我听了不禁唏嘘良久，感叹不已。

一九九六年

文革杂记忆

萧乾



山雨欲来

仿佛刚开完春风烂漫的神仙会，远处又雷声滚滚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敌人可真猖狂，竟然在团中央机关刊物的封底一幅水彩画上玩起花样！孩子说，那水纹清清楚楚地写着“反动派万岁”。其实，我翻过来掉过去，始终也没看出什么字样。而且，反动派咋会叫起自己“反动派”来呢！可孩子说，这是警惕性特高的“中央首长”发现的。认不认出来，就看自己对中央首长的感情了。这么一来，我只好说，看见了，看见了。
接着，孩子回家又传出：火柴盒上也出现了反动标语。还有，那个挺好听的《红旗颂》唱不得了，原来它的主旋律是“满洲国国歌”，唱了就等于颂扬王道乐土！
接着，五八年印行的几部长篇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本接一本地倒了下来。有反党的，有反社会主义的，有反人民的。罪名乍看起来并不雷同，但都够进毒草行列的。
早晨一上班，就接到通知：不办公了，全体去看电影《早春二月》，而且说明有人在影院门口点名，不准请假！看完了立刻回单位分组开会，支书主持，人事科小徐作记录。每人都必须发言，要作为反修坚不坚决的一次考验。
江南小桥流水，本来挺开心的一部片子。这么一来，看电影真是活受罪！
院子里，西屋老太太跟闺女吵起来了。照理，闺女应该好打扮。如今，掉过来了！老太太给闺女做了件连衣裙，要她把那件打了三块补钉的褂子换下来，姑娘死也不肯，还朝老太太嚷：我这里学雷锋，您倒好，扯我后腿！您忍心害自己的闺女当个修正主义分子吗？
老太太是家庭妇女，不像干部那么天天读，不了解天下大势，更不理解女儿谈“修”色变的心情。其实何止一件连衣裙，一切美好的东西，从文物字画到花花草草，都早已成了修正主义的标志了。
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强大中心堡垒，靠什么？靠人人争作向阳花。怎奈中国是个枝权茂密的大灌木丛。要靠小将们披荆斩棘，把千枝万条全砍光，砍得神州大地只剩下一朵朵光杆儿的向阳花。

集训班

我总觉得六六年开始的那场灾难，起初有点神出鬼没。一下子批三名三高，一下子又找起戏剧电影的碴儿。它就像太平洋一股超级龙卷风，在汪洋大海上来回转悠。当时象我这样反正准备挨斗的，心里固然紧张；就是摩拳擦掌准备斗人的，心里也未必有个谱儿。
六月就糊里糊涂地进了个集训班。学员足有七百：唱戏的，画画的，作曲的，真是人才济济，应有尽有。说明都是黑线人物，为了“背靠背”才把我们同革命群众隔离开。可进去之后，最初倒更像个夏令营：床铺干净，饭食可口，晚上还有电影看。不许出大门，可周末又有大轿车接回城同家人团聚。上下午开会学习也是一片和风细雨。大家都使劲抖落身上的“修”菌。大会斗重点对象时，有些小演员数落起大干部，也相当于一挺轻机关枪。然而《十六条》写得明明白白：要文斗不要武斗。所以心里是踏实的。
进入七月，集训班有点异样了。一天，集训班的一位学员从三楼甩下一条特大的大字报：“打倒大叛徒某某。”而这位某某正是贴者的乃父，他们父子同是集训班的学员。这一大义灭亲之举自然引起轰动。更使人惊奇的是，那位某某安详地扇着一把大折扇，也站在那里同我们一道看，没发一点火。我捉摸起他那份平宁。一、他心里也许明白揭的并非事实；二呢，他也许想，孩子这么一划清界限，今后日子会好过些了吧。
接着，外面来揪黑帮了。一天下午，我看见两位老干部各抱着半个西瓜大吃特吃，还以为他们很开心呢。旁边知情的说，难为他们呀，刚从工人体育馆押回来。在那里，脖子上挂了好沉的牌子，被红卫兵象拉牲口那么满场绕着斗呢！
进入八月，形势不妙了。所住的那个学院里也有了红卫兵。名气大的，去餐厅的路上就揪来斗。要自己报名。大家都学会过关的窍门：自称“我是个黑帮”。尽管如此，一到吃饭时，大家就发愁，饭后更不敢像往常那样在大院里走动了。
接着，各单位分头派车来接黑帮了。上车之前，照例先斗一通。记得在《白毛女》里扮演黄世仁的那位就给带上高帽。罚跪之外，还打个头破血流。审问他为什么逼死贫农杨白劳！那就正像后来折磨为了深入敌营而任过伪职的党员一样：扮演的角色，同本人划了等号。
我开始明白这是个皂白青红不分的运动。它触及的仅是皮肉，触不到灵魂，因为领头的也根本不知灵魂为何物。

斗争会

他是一位骨瘦如柴的老戏剧家。一身皱巴巴的蓝制服，山东口音，是位纯朴的老人。可二十年代当我还是娃娃时，他就已在文坛上活跃了。其间，为了革命，他坐过不少年牢。本来他早就搁笔不写戏了，偏偏在“史无前例”的两年前，他写了个历史剧，而且一下子就轰动了。老头子说，总算打响了一炮。谁知这里竟伏下了莫大祸根。
由于运动前夕他就被点过名，所以同我这个摘帽右派一样，是理所当然的重点。只要开斗争会，不拘大小，从没漏过他。开的既然是斗争会，那么照例都得挂牌子，喷气式。皮肉之苦总是难免。
干什么都得有个目标——生产上叫指标。当时，罪大恶极莫如反对主席。斗这位老人，就是要他招认戏里的坏皇帝影射的是亿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个目的达不到，当然就誓不罢休。
这老头儿平时挺随和，可在这个问题上他却犯了犟，怎么也不肯合作。既然那确实是没影儿的事，凭台下怎么喊：“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还是不承认。只见他不住地摇头。至于他的呼冤声，自然早被口号淹没了。
于是，罚他扫厕所，周末不许回家。我也是受到另眼看待，被分配干这活儿的，所以亲眼看到他一边刷尿池一边吧哒吧哒地掉眼泪。我心里满不对劲儿。可一声也没敢言语。好家伙，吭一声就会成为反革命串连。
于是，就折腾来折腾去。
一天早晨，老人一边干活儿一边翕动着嘴唇嘟囔起来。我听到他接连说了三声：“对！”那天下午又开他的斗争会。两位臂上缠了红箍的炊事员，象捉到小偷那么雄赳赳地抓紧他两只瘦小的胳膊，把他押进了会场。单位里一位嗓子高而脆的女同志照例带头喊起口号。革命群众中有个斗得特别起劲的，还离开座位追到老人身边去喊，随喊随捶他那瘦小的骨架。
主席团一排成员入座后，斗争会开始了。念完语录，革委会主任就走到台口，宣读老人的罪状。接着斗争开始。
问：（气势汹汹地）这个反动透顶的戏是你写的吗？
答：（低下头来）是。
问：戏里那个皇帝你影射的是谁？说！
（下面也一片“说”声。）
答：毛主席。
（这下全场哗然了，接着是一阵口号声。）
问：（恨不得一口吃了他）你为什么要影射？
答：我要篡党篡国。
这回，可把主持人愣住了。这太出他意料之外了。他肯定没料到这回会这么痛快，干脆。他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回过身来同主席团嘀咕了一阵，然后大声宣布：“把这个坏蛋押下去！”会就这么在一片喜悦与惊愕中散了。
我先还觉得荒谬：凭他那副骨架，凭一个戏，怎么去篡党篡国！猛然间，我开窍了：老戏剧家毕竟是高手，心坎上对他既钦佩又感激。他为我们被斗争者创造出一种新模式，一种新的三段论式。先包下罪行，然后供认矛头指向主席，问动机，就答曰：篡党篡国。
这种模式确实曾使有些人，在有些场合下，缩短了痛苦的历程。同时也让斗争者拿到了胜利果实，证明群众力量的无比伟大。

标兵

当连长的要是想让他带的连在大队里出人头地，就得培养出个把标兵。对象当然得一贯革命，历史清白，出身越苦越好。连里要出个标兵（也就是英雄），那可人人光彩。
然而同是五七战士，条件大同小异，到底突出谁好？万一树错了，惹起公愤，可就弄巧成拙啦。
刚下去，有位同志没使过柴油机，一下子把整排门牙全崩掉了，血流满身，他还不肯让包扎，要接着干，突出地表现了五七战士的革命气概。把他树立成标兵，没人能说个“不”字儿。
尽管天天出工前要喊几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流血毕竟属于事故，不便过分推广号召，不能靠那来树标兵。这么一来，连长抓耳挠腮了。
在天天读的会上，我们班上一位老实人谈起自己的劳动体会说，过去知识分子坐等吃喝，不辨菽麦，这回下来才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以前闻到粪味就掩鼻而过，如今自己抬粪，想到抬的是肥料，可以使稻谷吐穗，变成粮食，反而觉得它香了。谈得十分诚恳。
班长在连部开会时，顺便就把这段话汇报了。连长眼珠一转，灵机一动，说声好哇，这回标兵有啦。
于是就请这位老五七战士先在排里讲，然后又对全连讲他抬粪的体会。一道改造，相互切磋琢磨，本极正常。他讲得真实朴素，充分体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经过劳动锻炼，在思想感情上所起的变化。
倘若事情到此为止，就恰到好处。然而光在连里讲用是当不上全干校的标兵的。连长见多识广，着眼的是去五千人参加的全干校大会上讲。第一步得先去大队。连长一方面吹出空气，说咱连要放卫星了，一方面就叮嘱老实人要对讲用稿狠下功夫。暂时可以不下地了，在家里琢磨讲用稿吧。要大力润色，“务必要把它搞得有声有色”。
六个连组成的大队讲用会是在仓库里开的，一千多人挤得水泄不通。水银灯在老实人周围聚成个光圈。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讲用开始。尽管已经听过三遍，我还是很留心听。何况出于职业习惯，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加的工。
粪味由臭变香是讲用稿的精华，墨彩当然主要用在这部分上。功夫确实下了。没辜负连长的嘱咐，不但气味变得香喷喷，而且在粪的颜色（金黄）上，也颇有所发挥。听起来不再像人粪，倒像一桌山珍海味。
散会后，也许是由于走出了那灯光如昼的大仓库，忌讳顾虑就少了。黑夜里，我一边走一边倾听人们三五成群地在议论。讲用本来是十分严肃的一件事，一路上却不断听到咯咯咯的笑声。
想到老实人后天就要在五千人大会上去讲用了，我不禁替这位即将成为标兵的同志抱起屈来。

最后的一句假话

浩劫之后，痛定思痛，大家普遍有个愿望：说真话。巴金甚至用“真话”当作书名。把真话憋在心里，一憋经年，确实比孕妇难产要痛苦多了。难产者所面临的，仅是个生不出的问题，她不需要生个假娃娃；而不能讲真话，往往就还得违心地编造一番假话。
六九年，有件不幸的事使我感到真话确已绝迹。由于那种窒息的气氛以及像遇罗克那样讲真话者落到的悲惨下场，人们不但上意识习惯于讲假话，连下意识也不放松警惕了。
这里要讲的不是一个人酒后或在梦中，而是在弥留时刻。只一两分钟他就与世长辞了，然而在昏迷中他还说了句冠冕堂皇的假话才咽的气。
他老早就人了党，同“黑线”又无瓜葛，在战斗队里自然是位佼佼者。斗争会不是由他主持，就是由他重点发言。他的大字报一贴，就占半堵墙。所以在黑帮帽子满天飞的当年，他是对立面抓不到辫子的一位响当当。难怪工宣队一进驻，他就成了依靠对象。
忽然间，听说他那在外单位的妻子给抓起来了，说在她抽屉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正碰上要抓一批人来镇压，没几天，法院布告就贴到我们机关外墙上了，说她“企图”（！）张贴反动标语，罪大恶极，立即处决。
多么沉重的打击呀！换个人，谁也受不了。可他真沉得住气。第二天我看到他竟然若无其事地在操场上还同工宣队员打篮球。当然，他这是故作镇静，表明划清了界限，自己并没有问题。
两天后，忽然对立面在楼梯口显眼处给他贴了张大字报，就他本人的历史提了几个问题——后来才知道大体上是捕风捉影。然而“文革”前他喜欢胡吹。吹嘘就难免露破绽。质问他的正是那些破绽。
那可是运动以来第一张贴给他的大字报。其实，承认当初自己是瞎吹的，也就算了。可他太爱面子。另外，才三十出头的妻子就那么给镇压了，他心里能没疙瘩？晚饭桌上，他一直低着头，一边发愣一边机械地往嘴里扒饭。十点钟吹哨，他同大家一样回到四楼地铺上了。他并没睡，来回翻腾。
大约十一点，睡在尽头上的班长忽然听到一阵响声。他赶紧奔到过道朝北的厕所一看：窗户敞开着，窗棂上摊着一件棉大衣。再由窗口朝下一望，依稀看到下面黑糊糊地躺着个人，似乎还在呻吟。
班长赶紧披上件什么，噌噌噌地奔下楼去。响当当跳楼了！还有点气儿。
班长把大家喊下来，叫来了救护车。正要抬他上车时，他微睁开眼睛。一看是班长，就说了他最后一句话：
“我梦见——有特务——我追——就跳了——”
他大概意识到身为党员，跳楼自杀必然会当叛徒来批判。于是，就编了个英勇擒敌的故事。
然而事后大批判栏贴出的工宣队告示，依旧说他是自绝于人民。

“文革”语言

清晨散步，偶遇一位靠拾烂纸为生的老汉。他一边在草丛间寻觅冰棍纸，一边跟我唠叨起来：“那十年，哪儿用得着这么东一张西一张地拾！随便跟哪个机关学校挂上钩，就没饥荒啦！这边刚糊满一墙，那边儿就又覆盖上一层。一个往上贴，一个就蘸着红墨水往上画圈圈打叉子。不含糊，那可真叫‘大’字报！字儿写得比馒头还大。那阵子费不多大力气，一个月从废品站那儿少说也拿个两百块！”
随后，他叹了口气。
生活中，人各有其憾事。作为文字工作者，我有时懊悔当初没搞个本本，抄录一下那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上的语言。倘若有那么一份资料，如今风平浪静了，坐下来研究一下那鸿文中的逻辑以及硬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今天该可以写成一篇多么有趣而又富有意义的文章啊！
我也叹了口气，恨自己的记性不中用。
“文革”时用的还是汉语，当然不能说有一种独立的语言，叫“文革语”。然而又不能否认那时候的用语，现在不再通行了。如今，你再讨嫌一个人，总也不能狗呀蛇呀地喊，更不能管他们爱人叫臭妖婆，管他的子女叫狗崽子了。因此，不能否认“文革”时的汉语是有其特点的。
记得当时我看大字报，心里常想，当个“文革”秀才并不难。不但不需要文学修养，甚至也不必过分动脑筋，因为对人对事，只问敌我，并不需作任何分析或说理，骂起来不需讲求任何分寸；辞藻也极简单，甚至大体上都定了型，好像预制的零件。歌颂红太阳总不出那儿句，就是骂起对方来，也无非是黑帮、黑老K、洋奴之类，凶狠有之，但并不花哨，更谈不上说服力了。
是不是大字报的写者修养差、水平低呢？也不尽然，倘若一所画院只准其画家用大红或大黑二色，不但青黄紫绿一概不许用，连浅些淡些的层次也在禁止之列；线条则只许直不许弯曲，画家再有才华，岂不也只能画出机械画来！举凡拥护的事物，就一律赐以“红”字，反对的则统统加个“黑”字。于是，黑帮开黑会，写黑信黑日记。
据我记忆所及，这种大批判语言主要有两大特征：
（一）重气势，也就是本着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精神，以重型黑压倒。对方的所言所行，一律均属疯狂叫嚣或罪恶勾当；任何反驳，均是明目张胆的反扑；一摆道理，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投降，就是负隅顽抗。形容自己的行动时用“迅雷滚滚，海涛澎湃”；描述对方时则用“阴霾迷漫，邪气横生”。假若对方不肯再继续奉陪了，则是吓得要命，怕得要死。
“文革”初期，还只“打倒”或“炮轰”，后来经过发明创造，又用起“油煎”，甚至动不动就“砸烂狗头”。总之是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二）大批判语言的另一特征是不屑于说理。文章的分量或支柱，主要靠的是从革命先贤者著作中摘引出的名句。其实，引来引去总也不出某几段，然而贴出来就大放光芒，所以照例要用红笔上圈圈，以张声势。
然而大批判栏上的有些骂话，有时也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究竟这种语言是六六年自天而降或革命小将们的独创呢，还是早有其渊源？同时，更值得关怀的是，那种重型词句的使用以及其论证的方式，如今已经绝迹了吗？


一九八六年


点滴人生

作者：萧乾



飞肉

每个人一辈子都既有顺当的巧遇，有时也难免会陷入尴尬的境地，窘得抬不起头来，可事过境迁，回想起来，又会感到可笑，甚至会拿自己开心。
我就常记起自己第一回吃西餐闹的笑话。
那好像是在1918年左右。那时，我的四堂兄还没娶美国嫂子。当时他正在教一个姓孟罗的英国人汉语。一天，孟罗请他吃饭，为了让我见见世面，他把我也带去了。
记得那天孟罗先请我们看一场电影，是在长安街平安电影院。那是我头一回看电影。可能是卓别林的片子，因为至今还记得他那能上下耸动的小胡子，不跟脚的鞋子和手里不断耍着的拐棍儿。
带我去吃西餐，四堂兄是为了让我长见识，他万没料到我会让他大丢其脸。
第一道上汤，还算顺利。反正我记住事前嘱咐的：调羹可别碰汤盆。真正的魔难是第二道正菜：端上一盘炸得焦焦的牛排。这回我得过刀叉关了。
四堂兄大约也估计到我这一关不好过，事先便叮嘱我务必要看着他的动作，我只要照样模仿就是了。
于是，我也照他那样右手持刀，左手拿叉。看他先用叉子按住牛排，然后用刀一切，再用叉子往嘴里一送，就成了。
谁料到我那块牛排硬是不听话，按也按不住，切更切不开。眼睁睁地看到主人和四堂兄的牛排都入了口，我这块还动弹不了。我意识到四堂兄也在替我着急。
于是，我使劲切了一刀。
糟啦！牛排不但滑出了盘子，而且仿佛长了翅膀般地溜出桌边，落在地上了。
我急得快哭了出来。
主人同情地含笑望着这一戏剧性事态，可四堂兄涨红了脸，狠狠地瞪着我。我呢，真是丧了魂，正要猫腰去把飞肉抬起，四堂兄用汉语狼狈地训斥我：“别动！”
我从声调中听出他的怒气。
孟罗其实例并不在意。他从面前的大盘子里又给我补了一块，还说着安慰的话。
但我实在怕这第二块牛排也会长出翅膀，就噙着泪水朝它发怔。
饭后辞出之后，四堂兄一路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朝我悻悻地说了声：
“废物，真丢人！”

与鹰同席

英国人好客。尤其在大学里，每个星期总得赴几次茶会。时而还会有人邀去度周末。我去过两趟福斯特在赛拉郡的家，看到他多么孝母。老诗人罗伯特·特莱威林的家更去过多次，常同他那位早年侨居过印尼的荷兰夫人在林中散步，从这种周末领会到英国传统家庭的风貌。我尤其喜欢听他们饭后的朗诵。有时是选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脍炙人口的小说，如《简爱》，有时是著名诗篇。记得福斯特曾绘声绘色地朗诵过T．S．艾略特一首描绘猫的诗，他把猫形容得活灵活现，逗得大家（尤其他那位老母）笑得前仰后合。
一回，福斯特在他那改良俱乐部里为我介绍一位在英国中部诺丁汉大学教哲学的朋友，后来那人写信来约我去他那里度周末。旅英七载，我应邀去友人家度过上百次的周末，惟独他那次最使我难以忘怀。老实说，如今回忆起来我还有些冒冷汗。
那位教授像福斯特一样，是位老光棍，可他有一别致的伴侣。一进客厅他就为我介绍了，是一只老鹰，名字叫托姆。
他指了指我，煞有介事地对托姆说，这是从东方礼仪之邦来的客人，你可不许撒野！托姆好像挺懂事，朝我张了张翅膀，伸了伸脖子，似乎还点了点头。
老实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踏实，生怕它朝我扑过来，用它那锥子般的尖嘴啄上我两口。
还好。它大概明白这是主人的贵客，只用它那黄中透绿的眼睛朝我眨了眨，像是在打量，在端详，在决定值不值得欢迎我。
用晚餐时，我万没有料到老鹰也入了席，而且踞在我和主人之间。主人见我神色紧张，就赶忙向我保证说，我家的托姆最懂规矩，它天天跟我一道吃饭。
我实在放心不下。我想起上初中的时候，一位体育教员曾爬到操场那棵大榆树上，想捉一只在树桠中间落脚的老鹰，结果给老鹰啄得满胳膊是血。
我那时真怕它一兴奋，朝我扑过来。
可托姆确实懂事。当我用刀叉切着盘子里那块牛排时，它也在它那盘子上一口口地啄蛋黄。每啄上一口，还歪歪脖子朝我望望。
主人留意到我有多么紧张，就赶忙解释说，它是在表示友好。然后又提高嗓门对老鹰说，这是从中国来的贵客。然后又转过头来问中国可有老鹰？我说，在动物园大铁笼子里见过。他听了不禁咂了两声，说大铁笼子太不舒服了。然后朝老鹰说，你愿意关在大铁笼子里吗？
老鹰歪过头来朝他眨了眨眼，又仰了仰脖子，仿佛在考虑怎么回答。
主人似乎有所领会地说：“我们的托姆不喜欢关在笼子里。”可我心里说，那同关在这屋子里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每上一道菜，托姆的盘子里就也换个样儿。一下是玉米粒，一下是青菜或剁碎了的生肉。它一边啄，一边朝我们主客二人望望。
我呢，一边吃着一边担心思，巴望这顿古怪的与老鹰的共餐早点结束，而且能平平安安地、不挨一下啄就散席。
原以为饭后饮咖啡时会把老鹰请走，不然。主人又把它安置在一把扶手椅上，仆人随后端来一只盆子，里面是像牛奶一样的汤水。这样，我们喝着咖啡，老鹰也一口口地在盆里啜。
最后，主人把老鹰架在他肩上，老鹰吼了一声。主人说，瞧我们的托姆多讲礼貌，它在向中国客人道晚安呢！
托姆被送回阳台上了。我的心才踏实下来。
可那一夜我没睡好，总觉得窗外的托姆不时地在朝我扑扇它的翅膀。

狼狈

那年在福州教书的时候，我刚二十岁出头，跟学生距离不大，喜好自然也相近。我爱打篮球。其实，我的球艺极不高明，当前锋不会投篮，当后卫常犯规。可我就是喜欢玩。下课后，常到操场上跟学生们一道较量，我打起来还十分认真，一回曾把学生脖子抓破。打那以后，我总提醒自己：别忘了师生这道界限。
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是美以美会在世纪之初创办的。教职员中有开明人士（其中有的后来还参加了革命），但实权则掌握在几位虔诚的老教友手里，其中有一位家里几代人都信教。逢到做礼拜，他总跟校长一道坐在台上，他有时也讲道，要不就站到台前朗读新旧约。这位老教友认为，星期天（他叫礼拜日）除了查经、礼拜、默祷，什么活动也不允许。他平素对学生们礼拜日还在球场上活动，一直极为不满。我们球瘾又太大，老教友早已看不顺眼了。学生们可能以为有我这个老师在一起，就可以放心打去。
一个星期天，正当我们玩得挺欢的当儿，老教友忽然气呼呼地出现了，并且闯进球场，一F子就把球攫到手，厉声说：
“这是主日，不许打！”
然后就愤愤地夹着篮球走了。望着他那背影，我们全呆了。大家都知道这位老教友仗着他的教龄，连校长也不看在眼里，只好扫兴散场。
我呢，不但扫兴，而且还大大地丢了脸。好在没过多久，我就乘海轮北返了。

登五台有感

我一向对名山古刹缺乏兴致。三六年上泰山去采访冯玉祥将军，事毕，我都未趁机看看日出奇景，就赶紧下山赶发通讯了——可惜由于将军大谈抗战，结果，检查官本着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给扣留了。“文革”中在咸宁干校三年，许多“五七战士”都顺道游了庐山，我却鼓不起那雅兴。
九三年，山西文史馆华而实馆长邀我作五台山之游。我竟不顾这副老骨头架子，欣然前往，我想看看那里的佛光寺。我不信佛，也不懂古建筑，其所以对佛光寺感兴趣，是因为想起一位故人：一代才女林徽因。
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她曾冒着酷暑，随著名古建筑学家的丈夫梁思成在这座佛光寺那积满尘埃、摇摇欲坠的梁柱间，手持米尺，爬上爬下地丈量、考证。
不少人称赞她的小说写得好。然而她统共就写了《九十九度中》等那么几篇。我还看过她画的水彩，也见过她的舞台设计。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可她更热心的是帮助丈夫，鼓励朋友，她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在高谈阔论上，而且她发表高论时，旁人很少能插进话去。因为她谈得总是那么精彩、动听，谁也不愿意打搅。
倘若当时她像约翰生博士那样，身边有位勤于记录的包斯威尔，把她的那些妙语宏论都记录下来，那会是多么精彩的一本书啊！
她自己写得不多，但她更鼓励旁人写。我就是在她的殷切鼓励下继续写下去的。
我们最后一面是在五四年的文代会上见的。我远远望到她，就跑过去坐在她身边，叫了她一声“小姐”。她发窘地小声说：“都什么年月啦，还小姐小姐的！”
我推敲她那句话的含意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她那时已不再年轻；另一方面，都解放了，还称她作“小姐”，这不等于称她作资产阶级么！

是与否

yes是“是”，No是“否”，这原是最起码的英语常识。
然而语言并不光指词汇，教语言更重要的，得教用法。
就以这个最简单不过的“是”与“否”来说，中国人的用法同英语世界的习惯就大不一样。差别就在这第二句上。例如：
问：“你是中国人吗？”
回答都是：“是”或“对”。没有分歧。
可是如再反问一句：“你不是日本人吧？”
中国人的答法一般都是：“是”。就是肯定对方所说的话。
然而英语答法只能是“否”。就是得一竿子否定到底。
三二年，我在福州教书的时候，一天，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教师下课后，脸色涨红地走进教员休息室。我问她出了什么事，才知道，原来在她的班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她在课堂上用英语问学生们：“我是你们的朋友吗？”
学生们齐声嚷道：“是。”
接着她又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吧？”
台下齐声使劲喊的，仍然是：“是。”
她十分感叹地对我说，已经教了他们快一年的书，学生们对她的态度竟还是摸不透。
语言用法这种微妙的差异，有时会造成很大的误会。这个例子对于在翻译工作中主张一字不改、死扣原文的直译专家们，我想应该有所启发。

一次失言

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为了赶上时代，都竭力否定自己的过去，有时连过去在学术上的成就也羞于提起，惟恐被打上白色的旧知识分子的印记。
一次，我赴捷克大使的家宴。主人虽身为大使，其实他原是位作家，流亡伦敦时曾同我一样也是国际笔会的会员。那天同席的还有我们一位名诗人兼德国文学研究家。大使那天夸说，他在使馆顶层有一写作间。每天他必躲到那里去看书或写作，不见客，不接电话。接着又谈起他正在读着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集。
这时，我就接下去说，同席的那位兼德国文学研究家的诗人是最早把里尔克介绍到中国来的，译稿还是在我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
我的话既是事实，自然也包含着表彰。不料那位诗人听了却满脸通红，不置一词，像是被人当面揭了什么短似的。
这时我觉察自己失了言，但话已说出，收不回来了。
席间一度出现了紧张，我十分懊悔自己的多嘴。
现在回想起来，那正是连无辜的《简爱自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都被斥为毒草的年月。当时，倘若有人说我研究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估计我也会大大吃不消。
幸好，那样草木皆兵、动辄得咎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也是看电影

谁没看过戏和电影！但六十年代初的一天，看电影可不是为了开心，那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当时，《海瑞罢官》、《李慧娘》，凡是打了红某子的，就都属于“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的毒草。去看钦定的“毒草”，可得义愤填膺，擦亮眼睛。
下班之前，学习小组长就绷起面孔厉声宣布：下午两点半要去文化部看电影，不许迟到早退，不许请假。最后还着重通知：看完了要立即回机关开会批判——最后两个字是带着凶狠的眼神和语气说的。这显然既事先就表白了通知人的立场，也预示出这又将是一场殊死的斗争。
作为严重政治任务去看的电影，偏偏是充满江南秀丽风光的《早春二月》，一部极动人的文学片。然而人们可不是去欣赏；而是要在那小桥流水中间寻找万恶的修正主义。
命运真奇妙。那阵子，头上有“帽子”的日子反而好过些，因为所有的批判，首先需要表态的是革命群众。我细心倾听着他们一个个吃力地往那无辜的电影头上扔着泥巴，扣着修正主义帽子。其实，这倒也不难！那年月，凡是属于真善美的，都可能毫无例外地扣上那顶臭帽子。
革命群众扣完帽子，时间也差不多了，小组长宣布任务完成。于是，就散会大吉。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就没那么文明了。不是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就是砸烂狗头，碎尸万段。“革命”和嗜血就成为同义语了。

斯文扫地

“文革”期间，机关脑体倒挂。平时的勤杂人员如今坐在办公室里给干部们派起工作了。年轻的去拉卷筒纸，老的则派些“轻”活。有个时期，我同范用和王子野烧锅炉。承他们二位照拂，往外推炉渣时，他们总抢着驾辕，让我在旁边推。后来又改派我同原社长许觉民扫大院子了。
那阵子，“牛鬼蛇神”一清早都要排队点名，然后自报身份，有报“胡风分子”的，我就报“右派”。古典部有位老党员，干了一辈子革命，什么过错也没犯过。他原本应报“修正主义分子”，可他报了声“老干部”，这下可惹出乱子了。那个个子高大的原司机班头儿——那时成了革委会主任，就当众左右开弓，脆脆地扇了那位瘦小的老干部十几个嘴巴，好不威风！
许觉民那时算是“走资派”，我呢，是“老右派”。每天，我们俩总是扛上扫把，准时来到收发室，那位好心肠的工友还偷偷给我们各斟一杯茶。强迫性的劳动就是积极不起来。我们总是聊一阵天才无精打采地抄起竹扫帚。许觉民边走边诙谐地说：
“走，斯文扫地去吧！”
我听了喝彩道：“这个词儿用得恰当，用得好！”

亡羊还可以补牢

人不一定犯了刑事罪才会尝到听候宣判的滋味。当那位放射科主任把我肾部的透视片交给主任大夫，大夫迎着灯光边看边摇头时，我心里可紧张了。我多么想知道自己躯体里出了什么差错啊，可又不敢问，只能屏息直愣愣地望着他的脸——特别是他的嘴，听他宣判。
好容易他才慢条斯理地转过身来宽慰我说：“腹腔问题好像不大……”这时，他又皱起眉头指了指底片左下角一块毛栗般的阴影说：“你左肾可长了块结石，块头还真不小哩。”
透视和同位素扫描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诊断：我的左肾确实有块鹿角形的结石，他估计至少已经有十年了。（这时，我记起在湖北咸宁干校喝了三年那带粪渣儿的湖水。）不过，他说正因为它块头大，掉不进尿道里去，所以他建议保守治疗，暂时不采取措施。
恰好这时（七九年夏）作协通知要我参加首次对美国的访问。我能去吗？几家医院的大夫都给我打了保票。这样，我就带着它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四个多月跑了美国十几个城市，有时清闲，有时忙到凌晨。除了腰部偶尔作痛外，结石并没捣什么乱。
回国后，促使我下决心非去掉这块结石不可的理由，十分荒唐可笑。我当时想，既然那枝笔又还给了我，我就要上山下乡，好好干它一场。就像五○年领导说要我赴朝鲜管理战俘，我马上就去协和医院把阑尾割掉一样。我总希望身上没有包袱。
不幸，做了摘除结石手术，导致尿道不通，带了八个月的管子之后，终于还是把左肾摘除了。
接着，也许由于负担过重，这唯一的一只肾也只剩下常人的三分之一的功能。
于是，我到处找有关肾病的书看，并开始严格控制起饮食。十几年来，我就靠这三分之一的肾，居然还凑合著活下来了。
同样，当我满口好牙的时候，一直不知道爱惜，还同旁人比赛过咬杏核！如今，只剩了几颗，倒懂得爱惜起来。
所以我总是亡了羊才去补牢。
朋友，劝君还是羊未亡就先补牢，这是一个老人真诚的忠告。

出版奇迹

既然往日的文学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文革”十年，出版业整个闲下来就是意料中事了。从编辑到出版，从校对到印刷，都关上门改打起派仗了。
忽然间，七十年代的一天，一项“特急任务”交下来了，说上头要看一部古典名著，而且要得急。
于是，全出版社立即响应号召，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大干起来，要力争在出版速度上创个世界纪录。
任何行当一搁将近十年之久，肯定会生疏。同时，任何行当搁下将近十年之后，大多数从业人员也必定会感到技痒。如今任务下来，而且来自最高方面，这在当时是莫大的光荣，大家干起来，怎能不分外起劲！发稿、校对，一环一环都特别加了紧。
大家不但放弃午休，还加夜班。一方面是由于又摸起本行业务，毕竟比成天打派仗有意义；同时，大家也可以借此表一番对革命的忠诚。经过三个昼夜的齐心奋战，这三百多页的“特急任务”，居然提前二十四小时全部完成了。
书印成之后，由我们出版社革委会主任亲自送交有关领导转呈上头，接着就受到表扬。
于是，革委会立刻在临街的铁栏杆上挂起二十几尺的横幅红绸金字大标语：庆祝提前完成紧急任务而受到表扬！当天黄昏，革委会就组织了一次庆祝游行，并要求全体人员一律参加，不许请假。每人还发给一面三角彩旗，一路上边走边喊着口号。
后来才知道，原来突击出来的是：明代一部童子免阅的《笑话大全》！

文明标准

三九年寒假，初次由剑桥去伦敦度假，就预先按照报纸“招租栏”给伦敦一家长短期住客都接待的公寓去信，订了个房间。在利物浦车站下车后，为了妥当，我还又给那家公寓去了电话，回答说房间已经留下了。到了那家公寓门前：按铃，开门。可房东一看我是个黄种人，竟彬彬有礼地说：“对不住，那间房刚租出去啦！”
幸蒙朋友告知，罕姆斯苔德有位姓丘吉尔的老夫人开一公寓，专喜接待东方学生。她那里已经住了一位来自锡兰（今名斯里兰卡）的女提琴家，还有学政治的印度学生（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此外就是伦敦中国银行的副理胡明理。所以我没费什么事就也住进去了。
老太太对肤色虽没成见，但对房客们有个极合理的要求：必须穿着睡衣入寝。也许是怕房客把她的被褥睡脏了，可她却说这是文明不文明的标志。
我是在北京东北城角穷人家长大的，小时候干脆光着腚睡觉，成人后，也只穿条裤衩和背心，从不习惯穿什么睡衣。幸而她那座三层小楼里还住着几位东方同胞，在他们的提示下，我赶紧去买了一套。而夜里我还是照老样子睡。清早，把那套睡衣揉作一团，装作穿它睡过了。
就这样，在这位老夫人眼里，我也成了一个文明人。

多情的未亡人

也是七九年住在五月花公寓的事。
一天，写作中心来了一位短期访问者（就是仅住上一两天的），是位希腊作家。他的一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中心要放给大家看，这位原作者就跟着影片一道来了。由于同是来自文明古国，我就邀他共进晚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
此人其实刚步入中年，可瘦削的脸上长满着棕色的络腮胡子。他握着我手的时候，连声说着：“孔夫子。”于是，出于礼貌我也报以：“苏格拉底。”接着，他又迸出“李白”两个字，我赶紧还了声“荷马”。
我知道的希腊诗人名字太有限，幸而他大概也把肚子里关于中国诗人的名单抖落得见了底。反正这番对口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足以使我们一见如故。
那天我还特别去当地的朝鲜铺子里买了点东方小吃。我们边吃边聊。饭后饮白兰地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从上衣贴身处掏出一张照片。他颤巍巍地指了照片中的女人，呜咽着告诉我：“她——我的艾玛，我亲爱的妻子，丢下我，独自到另外那个世界去啦！”
他哭得那么惨，我一面安慰他，一面仿佛也有点怪这种艾玛太狠心。
我烧着咖啡，他继续在叙述他同艾玛的快活的日子。他满脸淌着泪水，捶着胸，直直地问我：“如今，她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竭力安慰他，真怕他会寻短见。他呢，就像个爱哭的老娃娃，越劝，他哭得越激动，双肩一耸一耸的。
我赶忙给他斟上杯酒，他一饮而尽。即便是娃娃，也有哭累了的时候，他又一次端详起文玛的照片。这回，我探过头仔细看了看：花丛里探出的确实是一张秀丽的脸。
这顿饭我一直在听他为艾玛所颂的挽歌。他抹着泪告诉我：她既活泼，又会理家。他捶着饭桌，诅咒夺去她美好生命的那场疾病。
他反复问我：“没有了艾玛，我还怎么活下去啊！”我只能又给他斟酒，并且劝他节哀，用作品来纪念她。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公寓对面那片灌木林里散步。打老远我就看到林中石凳上坐着一对男女。时而叽叽喳喳地交谈，时而还似在抱吻。
惟恐惊动了这对情侣，我就折入林间小道，可那男的声音听来好熟悉。
待我从树叶隙缝里一瞥，原来正是头晚在我房里抱头大哭、痛不欲生的那位希腊诗人。而同他一见如故的则仿佛是来自东欧的一位女诗人。
一九九六年


萧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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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1910—1999）蒙古族，原名萧炳乾，著名记者、作家、文学翻译家。祖籍内蒙古，生于北京。1929年进燕京国文专修班学习，一年后考入辅仁大学。1933年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选修“特写——旅行通讯”课程，1935年6月毕业。1939年他赴英讲学，开始了七年的欧美生活。先后主编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公报·文艺》兼旅行记者。1939至1942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员。1942至1944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1944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1945年，他从莱茵河前线返回伦敦，经加拿大东岸转旧金山，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3至1955年任《译文》编委，1985年1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89年4月任馆长。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委，民盟中央第五、六届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等。1989年4月，为美国伊斯塔德“国际文学奖”第十届评奖会评审委员。著有专著《篱下集》、《书评研究》、《红毛长谈》、《栗子》、《落日》，《人生采访》、《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创作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选集》(10卷)，译著长篇小说《好兵帅克》等。译著诗剧《培尔·金特》获1986年挪威王国政府国家勋章，《尤利西斯》(合译)获全国第二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散文集《北京城杂忆》获中国首届散文奖，《倘若我是日本人》获1996年雪津杯杂文征文一等奖，《抗老哲学》获1998年杂文一等奖。萧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在欧洲惟一的战地记者。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抗战胜利者作家纪念牌”。1990年，80高龄的萧乾和夫人文洁若着手翻译了英国著名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