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帝国吧大明:太虚法师略记

太虚法师略记




太虚法师

　一
　　1890年，太虚法师生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的一户中产人家，一岁时作泥水匠的父亲病逝，五岁时年轻的寡母再嫁他乡，师由外祖母一手抚育成人。1901年夏，多愁多病的张氏步前夫之，仅二十八岁变夭逝了。太虚闻讯奔丧，“捧着她的头入殓，默默地落泪”。
　　外祖母周氏是虔诚的道教徒，女儿改适后，便带着外孙住进镇郊的一座小庵院，专意修道念佛。与大多民间信仰者一样，佛、道二教在她眼里区别不大，可以兼奉不悖。茹素诵经、烧香添油，除此生活别无内容。1897年秋，他随周氏参加的朝山团去九华山晋香，同行七八十人，往返两三个月，留下了深刻印象。
　　“船中每日作朝暮功课及念佛三炷香，我在此时即随同念熟了常诵的经咒。暇时，听一二老僧与外婆讲一路的古迹，及菩萨、罗汉、神仙的遗闻佚事……”
　　次年正月又同朝山普陀山，顺道在宁波的天童、育王、灵峰等名刹瞻礼。

因体弱多病和贫寒，师的正规教育只到“温读四书”、略有“文思”便嘎然而止，1904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师借故离开了镇上的朱万裕百货店，中止了自己的学徒生涯，告别故乡，孤身踏上前途未卜的出世之路。普陀山僧人行云流水般逍遥自在的身资，不可思议的神仙之境和神通……是的，魔幻般的未来隐然可见；揣着一年中私蓄下来的七八元路费，师想：该够用了。

　　这年五月，师礼平望小九华寺监院士达为师，于苏州木渎浒墅乡一座小庙剃度为僧，法名唯心。不久，随师往镇海玉皇殿的师祖奘年老法师，奘老替他立下了太虚这个表字。11月，师赴宁波天童寺受戒。“受戒前问年满二十否？教令答云：以满；明明打诳语，心中虽不谓然，亦只可随教答应。所以我虽受过比丘戒，始终不敢自称比丘”。师受八指头陀——寄禅和尚的赏识，受戒完毕，被介绍去宁波永丰寺读经学文。不久又往返于永丰、天童二寺间，或向寄禅请益向上宗旨，或于天台宗匠道阶法师座下听讲经纶。师思维敏锐，记忆力和悟解力出众，常被老法师们赞为法器。1906年，师16岁与圆瑛法师结为兄弟。二人相勉“各自立志，宏法利生，不可虚度韶光，甘居人后”，“愿得同究一乘妙旨，同研三藏玄文，同为佛过栋梁，同作法门砥柱！”。

　　1907年秋，圆瑛法师介绍师去西来寺阅藏。用师的话：此行“大有造于我的一生”。师先是凭兴致在大藏经中没有系统地胡乱抽阅，后经以为老法师指点，乃从《大般若经》开始循次研读。一日，不可言说的 某种宗教体验无声地降临了：
　　“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象，明照无边。座经书数小时如弹指顷，厉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数日间，阅尽所余般若部，旋取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以前禅录上的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曾学过的台、贤、相宗及世间文字，亦随心活用，悟解非凡。”

　　师壮志盈凶，理论与理想初初汇合，立刻透出凌厉的锋芒。是年师与鼓吹反清革命的激进僧人栖云邂逅，接触到了《民报》《新民从报》关于革命抑或改良的政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诌容的《革命军》，大受感染。“初不捎移我以佛法救世的立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而已。”1910年2月师与栖云放舟南下，赴广州组设僧教育会。教育会因故未能成立，但以佛法、诗文为缘，与地方绅士及一批执自由思想的知识精英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组织佛学精舍，讲经说法，名声渐隆。师开始著述，编撰了《教观诠要》、《佛教史略》，提出“世界时代”业已来临，必须融摄既变的政教学术新知，适时鼎革，以图世界化佛教的中兴与全盛。”，“人能宏道，非道弘人，历史第为
英雄之谱牒”，师与党人交结，参与密谋集会，俨然是出生入死的同志。师接任主持的白云山双溪寺，也由萧然梵刹变成了党人频繁出入的据点。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思、辛德秋水的译著不时出现在师的案头。一方面就这些不同的社会政治理论本身进行抉择，一方面是怎样以佛教的终极关怀予以贯摄。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师自料难免缉捕，急辞双溪寺主持，匿居潘达微的平民报馆。。为几栖云被捕，从其身上搜出师的《吊黄花岗》七古诗作，官府发兵围白云山搜索未得。经交契的官绅名流为开脱，才得到了自行离粤可不追究的宽敕。“孤吟断送春三月，万事都归梦一场！护取壁间双宝剑，休教黑夜放光芒”轰轰烈烈的一年象梦一样破碎了。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万象更新。“余愤僧众之委靡顽陋，拟用金刚怒目、霹雳轰顶之精神，摇撼而惊觉之。”同年师晋孙中山，得政府支持，师在镇江金山寺组织佛教协会，师任主席，提出“人间佛教，走上社会”的观点，师以金山江天禅寺为基点，搞起改革，将大雄宝殿、禅堂、斋堂等佛教名词改为社会名词贴上了大礼堂、接待室、办公室、教室、食堂……等纸条，。结果其他法师坚决反对，并在市里各寺庙的支持下，向仁山法师一班人马展开围攻，仁山法师差点被打死。师和仁山法师跑到江苏省政府，从镇江市里领来一批人把领头闹事的青权和霜亭两位老和尚抓了起来，关在监狱里。监院荫屏回来后，冒雨连夜赶到上海，在哈同花园找到了宗仰大和尚，礼跪不起。经
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干预，放回老和尚，才告平息。师的改革由于时机不成熟，考虑不成熟，刚刚拉开一个序幕便陷于停顿。4月，师应寄禅之召参加中华佛教总会，协进会随之合并。

1913年3月，中华佛教总会正式成立，任命师为《佛教月报》主编。师呈议七条，提出佛教应采行集产制度，化私为公，个人不得传法收徒，以绝弊根。同时有增设”忏摩“、”异方便“等宗的建言，期令诵经礼忏、念佛往生等大众化信仰需求及实践的泛滥局面有所梳理。在服制止，亦率领自我革新，除袈裟直啜之礼服外，他项似不妨随俗，并以《佛教月报》为佛教革命运动正名。〈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抉伪披真》、《幻住室随笔》相继在月刊上发表。至九月，月报停刊。师开始自省曾为之倾付希望的种种政教学说，师怀疑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精神的颠沛中师决定暂息尘缘，入山再究佛法，以求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

二
　　
　　师在普陀山闭关。将近三年，索居孤院，禁足不出每日恒定不易地坐禅、阅读、写作。
　　基于大乘八宗平导不二的理念，师坚持学佛应当先发济苦救世的菩提心，认为圆满的佛法精神是“菩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以了脱个体生死，离欲趋寂为侧重点的小乘意思，只是大乘的方便行而已。在<佛教人乘正法论>中师一本佛法不离世间的古训，纠除过去务臻玄远的空疏之病。师讨厌愚昧，也讨厌蹈空浮华的贵族习气；能够为人服务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佛法不是少数人避世寄生的工具，〈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列举仕成、政轭、戒弛、儒润、义丧、流六事，据史剖析。师写了〈破神执论〉、〈教育新见〉、〈论哲学〉、
〈论周易〉、〈论荀子〉等诸多论文及残篇，这年师26岁.

　　1917年立春，师走出关房。10月赴台湾讲学，东游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师对日本佛教现代发展中表现出的浓烈的多元化、世俗化气息颇为不满，大有过犹不及之慨。1920年，〈海潮音〉创刊。‘海潮音非他，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觉音，”引导现代人心正思。

　　俄国革命成功后，师敏锐地察觉到封建的寺院农庄经济终将成为新时代诟病，师将自己空言难行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在〈海潮音〉的连载中止，发表〈人工佛学之新僧化〉、〈唐代禅宗与社会思潮〉等论文。“内容是说僧众对于资生事业，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上，都可以工作，不妨仿效半工半读的性质。师提倡僧人自力，提倡僧人自治。针对一般学佛者或取相流俗、或执理废事的误区力阐“行为主义之佛乘”——“人间世无一非佛事”。赢得了相当的支持者，也树立了更多的反对派。上海、杭州、广州、北平、武汉三镇及苏皖各地，师奔走讲经弘法，名流政要皈依信护者颇多，道誉日隆。而誉之所至，谤亦随焉.

　　“沪上佛徒，大抵以谛闲，印光和我为中国现在三大派，冶开等。但我真心而行，对谛闲法师仍尊以前辈，初未意识及此种的分派。唯从民国八年起，我与欧阳渐突起为佛学界的双峰，则于九年唐继饶的赴滇亦可见之，此难免为向来追从谛闲、印光、冶开等僧徒居士们大生惊异。......世人于此种分派观念一直持续着。十九年后，似乎谛闲隐退了,由印光与我来对峙;二十年后，似乎印光隐退了,由圆瑛与我来对峙。到十年后，我的学徒们皆意识着此种的对峙，因此渐渐地尖锐了。”

　　1921年3月,师接任杭州净慈寺的方丈位，雷励风行地整顿寺规，革退腐人，气象为之一新。然7月，地方上的事诸住持往于官署，想请师离开。师上诉于平政院。大总统徐世昌颁赠了“南屏正觉”匾额一方；又有倪德薰、康有为等知名人力保。师返回净慈寺.师锐意改革，不管方法和结果如何，其情可叹。师的命运,好像永远要逆流而上。

1922年，师在湖北的弘法产生了效果,不少名流皈依座下，响应师的主张，师一提出办佛学院的主张，立即得到陈裕时、李隐尘、汤铭、胡瑞霖、王森甫等人的大力囊助9月,武昌佛学院开学，太虚法师任院长，梁启超任董事会董事长。

　　“佛学院僧俗兼收，目的在造就师范人才，出家者实行整理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于广大人间……课程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于广大人间......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管理参取禅林规制。早晚课诵，惟称念弥勒、回向兜率为异。”

　　武昌佛学院和同年由欧阳竟无开办的支那内学院，堪称近代佛教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奠基石。师在佛学院先后讲授了《教观纲宗〉、《三论玄要〉、《十二门论》、《成唯识论》、《解深密经》及因明学等多门课程，循循善诱，如母啸子。多年的斗争使师深深意识到，佛学院应成为造就弘法栋粱的大熔炉，而非——“照古人注解背讲不谬，”“或听记经中一二则因缘，向人夸述而已”的经法师的“养成所”。张宗戴、宁达蕴曾为五四运动学生骨干，随着中西文化讨论的展开，他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的现代意蕴，皈信佛教，在北京发起新佛教青年会，编行《薪佛化旬刊》并到武院求学。师因势利导，令他们推行佛化青年运动，改新佛教青年会为佛化新青年会，编《佛化新青年》。得到胡瑞霖、
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黄炎培、江亢虎等各界著名人士的支持一批知名的法师长老也联名通电予以首肯。至此,以师为核心，以武院为大本营，以《海潮音>、《佛化新青年》为宣传媒介，以佛化新青年会为激进先锋，全国规模的佛教革命运动声势初具,成效可观。

　　1924年6月，武院第一届学生毕生。杏林初成，原为可喜，而新的矛盾却同时暴露出来。门下以张宗戴，宁达蕴等人为中间的“太虚左派”革命情绪高涨，言行激烈，今诸山长老渐惑不安。其时佛化新青年会已在全国十余省市陆续设立分会，会员达数千，奉师为导师，以“农禅工禅”、“服务社会”、“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为号召。一方面致力宣传协学等实践，一方面屡屡向"守旧"长老施压，要求僧界洗心革面。最后北京的佛化新青年会以快邮代电，提出“八大使命”。散布传单诋讦印光法师、谛闲法师、范古农、马一浮这样一来，全国震动,争激成轩然大波。10月，北京佛化新青年会停顿。次年密教渐兴，武院部分院董及师的弟子、学生信仰渐移,趋于神秘,对改革事业的兴趣和支持减
弱,师不禁，萌生颓意。新生开学未久，10月底，师忽然招集全院员生，宣布院务交人代行，留函院董会辞职，半小时后即搭轮船离开武汉。

离武汉后，师经上海回甬,于山中静居。频年驱驰,殚心弘教，身体大不如昔，思考过度导致脑力损伤。

　　1925年，经武院院董委恳请，师同意继续担任院长。但此后实际院务很少主持。4月，师与白普仁庄思缄等在北京设立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国内军阀纷争,内战不休，僧界依然愦愦无为，师屡挫思痛，方针一变，以为“中国人心之转移系乎欧化,”与其在政治坟化、佛教现况都不具备革命基础和环境的情况下无功而求，不如先着手佛教国际化运动。“先使欧西各国优秀人士确信于佛法，把他们做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都有所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安定,中国的民众亦因欧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夏秋，师在大林寺设庐山学窘，培养学员，作环游欧美布教的准备。

　　10月,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目幼东亚佛教大会，师任团长。会议在东京召开,历时三天，他宣读了唯识学的一篇论文，并针对日本佛教的俗世化，强调僧格的养成是宣传佛教的根本所在。会后参观了各地诸大寺及佛教大学，11月下旬回国。所到之处,他致辞、演讲，法音弘布，日本佛教著名学者造访频频。唯佛教能救今世，而责任端在亚洲佛教徒,他希望这一任务能通过各国各宗派之间互解互学，组成无国界的教团得以完成。

　　1926年春，师在上海发起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中华佛化教育社，创办《心灯》旬刊。６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硝烟又起。开战前后，师在杭州、武汉、北京等地讲经布教，不忘国事，曾通电呼吁和平，并致书孙传芳、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以王道和佛化相谏。8月,应星洲经会之请，赴新加坡弘法，原打算乘此机会再赴欧美宣化，因水土不服患了热病，遂于10月回国。在厦门，受到盛大欢迎。南普陀寺柬约僧学绅商界领袖,举行宴会,鲁迅等也破例予会。鲁迅对师的印象是“和易近人，思想通泰。”

　　4月末,师在南普陀寺行住持进院礼，并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师接办的6年中，闽南佛学院日新月异，成为武汉佛学院之后又一座大型佛教教育中心。它以“佛教住持僧宝弘法利生为宗旨，”专门招收出家的僧人，学制上则沿承武院教研并重、佛学世学兼受的传统，和思想自由、学风纯正、知识全面的特点。

　　“闽院被称为太虚佛教革新事业的第二大本营，它对佛教教育作了多方面探索，太虚总结了在闽院推行教育实践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创见。……闽院及武院培养的学僧此后散播全国，成为佛教革新的种子。由闽、武两院师生主持或任教的佛学院遍布各地。......这些院校，办学时闻长短不等,但实际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教育的中坚，也构成了佛教革新事业的骨架体系。”

　
　　时政局迭变,7月，武汉政府反共。8月，蒋介石电邀师游奉化雪窦寺。9月9日，师抵雪窦，

　　“蒋公拟邀我同去日本住一些时,把阳明学和佛学作一番研究。偕我及吴礼卿、张文白两君同游千丈崖下，与寺僧规划建桥筑路和修理飞雪亭、妙高台等工程,兴致甚高。当晚，有一美国人来谒;谈后，蒋公趣向上似有了转变。中秋的早晨，美国人辞去后,我示辞行;但蒋公约我同到溪口过节，下午乃偕吴张二君等下山，路经蒋母墓暂停，转止溪口文昌阁,阁上蒋公藏甚富，山水尤占形胜。晚餐毕，团坐赏月，蒋公集亲友请我为诵《心经》大意。我次日返甬，致函申谢，并告以欲赴欧美考察游历。蒋公旋过沪，东渡扶桑。过沪时，嘱陈果夫以三千元赠余，作欧美游费。”

　　
　　冬季，师发表《告徒众书》。对于旧式佛教徒，他已无心格斥，而将佛法救世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新佛徒没有真正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要么腐化、僻化于旧僧，丧失革命精神；要么过于激进，视传统为无物，以俗簪僧，以入世事取代寺院成规，遇到严重挫折，便“纷纷退僧而返俗，以寻其新式之生活。”由于坚持僧界、俗界的分野,师对欧阳竟无、王弘愿等法相，密宗学者主张在家佛徒可为出家者之师的观点极不满意，视为“俗之僧夺”。无论“建僧”、“救僧”，他都始终本着一个基本看法，即住持佛教出家的僧人。在师看来来，“僧之俗变”和“俗之僧夺”两种现象的普遍出现，实际意味着“十年来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之佛法救世运动”的“根本摧破”。因此连苦心经营、鼓吹革命的《海潮音》也不想再办下去了。

　　闽南佛学院是冬发生学潮，致使寺务、教务均陷停顿。1928年2月,师委派大醒、芝峰前往处理，下半年重新招生,从此步入正轨。大醒是师门下的得力助手，在武院曾编《新僧》。去厦门不久，编行《现代僧枷》，指名道姓地批评谛闲、印光、黄健六等缁素。闽南佛学院后应战事而停办.

　　这时大环境对佛教十分不利。内政部长薛笃弼有改僧寺为学校之议，中大教授邰爽秋抛出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拟向全国教育会议提出。临此逆流,僧界大受震动，师以“中国信佛的革命民众领袖”名义，发表“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驳斥薛、邰的主张。此后庙产兴学风潮多次泛起，均为佛教界挫败。

　　4月，师拟领袖的声谓,作《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师原想以此为纲领,筹建组织健全的革命僧团，可惜被大醒、芝峰公开发表，未获实施。四五月间，师患半身不遂神经痛症,寓沪医治，复萌成立全国佛教统一机构的念头。发起“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蒋介石邀师到南京,偕游汤山。师趁机进言，得到蒋氏赞可，终于在七月未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筹备处。

　　8月11日，师偕翻译郑太朴、赵寿人，登上安特雷朋号客轮，离开上海，踏上环游歇美的布教之程。行前刊布启事曰：

　　“近曾以开全国佛教会议及筹备中国佛学会案，贡献全国缁素。至成效若何,须待先进耆硕，同辈贤俊后起英豪为共同之努力。在太虚个人,仅能掬示此对于中国佛教之忠诚毛耳。兹因需践赴德讲学之宿诺，并经缅甸、锡兰商来岁在仰光,后年在印度菩提场开万国佛教会之事，于一月间放洋。顺便游览欧美诸国文化及宣扬佛法，深愿留心佛学及世界文化者,锡之教言。并谢高易杨公、泰化蒋公之资助。”

　　三

师去了很多地方，活动是那么频繁，几乎马不停蹄地参观、会晤、讲学、联络。足迹曾驻的重要国家和城市，就有越南，新加坡，锡兰，埃及，法国的马赛、巴黎，英国伦敦，比利时，德国的佛郎俯、柏林、莱勃齐、耶纳，美国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檀香山等等。所到之处，师与各国政界、宗教界、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换对于世界现状和人类前途的看法，与各国佛教学者及感兴趣者讨论佛教问题，宣扬佛法真谛，介绍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许多欧美著名学术机构、高等学府都留下了师纵横演讲的身资……。师呼吁全球佛教同志联合一致，组建国际性佛教组织——世界佛学院。在英、法、德、美等国成立了通讯处、筹备处。佛学院宗旨为：“昌明佛教，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

　　如1928年10月20日，于巴黎发起佛学院。师为中国发起人，设通讯处于南京毗卢寺。法国发起人有希尔筏勒肥、阿甘、葛拉乃、胡雪、爱斯嘉拉、马古烈、腊尔华、伯希和马格尔、龙舒贝勒等二十余人，设通讯处于巴黎东方博物馆。1929年2月3日，法国外交部代表比勒宣布，法国政府令巴黎市政厅捐地为世院基址。时法国允为发起人者已扩至300余人。2月10日，巴黎佛学会成立，太虚出席指导。1928年11月5日，商定由伦敦佛教会长亨佛利士联络英国佛学界，筹设世界佛学院伦敦筹备处。于伦敦无线电台广播“告全球佛学同志”。1928年12月，与德国佛朗俯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卫礼贤商决：以中国学院为世院之德国通讯处，招集发起人。于院刊译载中文佛经。1929年1月，已征得德、奥、匈、瑞、荷、捷各国发起人60余名。1929年3月13日，与芝加哥费尔特博物馆长罗特商决：设世院美国通讯处于此。

　　4月5日，师一行登上范明总统号轮，离美返国。历史性的弘法历程落下了帷幕。

　　回国之后，师很快便因中国佛教会的领导方向产生纷争。圆瑛法师另组中国佛教会。

　　师虽被推为执监委员会的七名常委之一，但阻力重重，会务难以展开。1929年11月，南京中国佛学会成立大会，师任会长，打算专注于世苑《世苑改名》和佛学会的建设，师函辞中国佛学会常务委员及学务委员长之职。佛教会坚留未允。闽南佛学院学僧与江浙僧成水火。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了。

　　1930年至1931年师穿梭于厦门、北京、武汉、四川等地，一如既往地忙于演讲弘法，宣传人生佛教和建僧运动，同时致力于世界佛学院的筹划落实和佛教会的运做。师再次修正自己的建僧方案，撰《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建僧数目从《整理僧伽制度》估计的八十万减至四万，其他方面也更趋实际，主张分僧人为学僧、职僧、德僧三级。并为学僧订立“律议院”、“普通教理院”、“观行参学处”共十二年的学程。在佛学研究方面，师更加注重佛学的融通性和世界性，将闽院研究部分成“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国佛学系”、’融通应用系“五系，于漳州成立”锡兰留学团“、学习英文以备留学，在北京成立世界佛学院华英文系之柏林教理院，在四川北赔缙云寺发起建立”汉藏教理院”，接受南京佛国寺为世苑苑址。师计划用12年时间，大量培养大学本科生和佛学专家等佛教高级知识分子，培养名寺庙高级管理人才，对那些丧失工作能力，年老多病的僧民，把他们集中到山林寺庙里去静养潜修，使老有所养。 师告诉新生：“最近创立世界佛学院，其研究佛法之根据，又较吾昔根据华文者大有扩充。”“今后之佛学，应趋于世界性，作最普遍之研究修正与发扬……今后研究佛学非复一宗一派之研究，当于经纶中选若干要中之要，作深切之研究，后博通且融会一切经律论，成圆满精密之胜解。”

　　1931年4月8日，中国佛教会召开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约各省区、蒙藏、四大名山、佛学院、居士林派代表参加，会上师被选为执行委员。面对空言恶行，经费枯窘、人才凋敝、有章不循等种种弊端，师拍案而起，提出《告全国佛教徒代表》，坚决表示，敷衍之教会，有不如无。“不能振作，应即取消！愿先决，然后改选。”这一斩钉截铁的态度赢得了有志佛教振兴的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会议改选结果，师一系获胜利，仁山、台源、谢铸陈、黄忏华并任执委。黄建六、钟康侯等落选。”

　　圆瑛法师、闻蓝亭等江浙首脑相继辞职，师，王一亭，谢铸陈等人全部接管中佛会，移至南京毗卢寺。5月经师、班禅的努力，国民会议通过保护是产的决议，第二次庙产兴学之风始稍收敛。江浙诸大寺院会费抗而不缴，陷会务于无力进行；一方面印发传单，指责会议选举为不合法，主张中佛会仍移沪办事。鉴于事之难行，6月3日，师亦宣布辞职。14日，上海部分执委以协和挽留名义，召开执委会，请求所有辞职者复职，并决议于南京会所外，上海另设办事处，仍由圆瑛法师、钟康侯等主持。“此非协议挽留，实乃偷天换日，弃京会于不同。大师佛教会之工作，完全失败”。7月2日，师在北平发出退职通告，声明今后于中佛会事务概不负责！。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师的抗日救国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师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师不顾亲日通敌的嫌疑，仍与日本佛教界保持联系，致力国际亲善，谋挽千钧一发。这使师在芦沟桥事变前，既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深旨的国人疑谤。

　　早在若干年前，师就产生了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宗的认识，认为中国佛教若能振起，必有赖于禅宗的复兴。但师自己悲心深切，戳力菩萨行的倡导与实践，无法在这方面作出示范，所以雪窦寺禅观林虽拟出了章程，却一直未能如法进行。柏林教理院兴办不到一年，便因经费无着而告停；世苑图书馆于1932年开幕，其预科班亦以相同原因在1934年停顿，直到1936年才靠一笔不大的资助，再度开办了研究班。只有汉藏教理院在法尊法师的管理下，尚为平稳。这段时间里，几位能从经济上给他大力支持的信徒相继离开，弘化的不免大受影响。师惨淡经营着，支着病体继续前行，而衰老的感觉已笼罩在师心头。

　　“余就沪疗养，病渐愈，但衰老剧增！佛教前途，唯望座下等努力而已！”

　　师只想为佛教多做些事情，无意给自己披上什么光环。湖南佛教界发起替他铸铜像，以表景仰，《海潮音》推波助澜地发表了这则消息。

师马上去信给编者福善：

　　“对虚与此过分之誉，已令惶不安，盖虚仅愿学菩萨发心修行而未能者耳，而本刊编者未代辞谢，反助为宣达，更使惭汗无地，并适招忌者之谤。以后如有关于此种文字，务为辞绝为幸！”

这和《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中的自由是完全相应的在这篇夫子自道式的讲话里师申明自己仅是一个学佛的凡夫，“为学菩萨发心而修行者，”既非研究佛书的学者，也不是传承一宗一派的徒裔。师用现实平白的口吻告诉信众：他没有成佛，也根本没有“求即时成佛之贪心”；他只是学生，刚刚开始学习怎样发菩提心，怎样菩提行，怎样在学佛的漫漫长途上踏踏实实地积累福、慧资粮。

　　1937年冬，师总结自己近三十年的活动历程，写出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标题是少见的，但不难由此感到它底下蕴含的辛酸、沉痛，以及现身说法、有望来兹的意味。

　　“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制度”。

　四

　　
　　1937年7月16日，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呼吁日本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1398年，南京、上海沦陷，师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

　　“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

日本为粉饰其侵华暴行，发动舆论工具，大肆进行“保障及发扬亚洲文化”的宣传。对东南亚各佛教国，犹以中国摧残佛教作为其侵略的借口，蛊惑不浅。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函聘师为佛教访问团团长，以佛教自发组织名义出访东南亚各国；10月中旬起程。此行主要访问了缅甸、印度、锡兰、马来西亚等地 。

　　“在缅甸时，曾将我国抗战情形，详为报告，盖该处为我国抗战命脉，关系至为密切，国际宣传未容或缺。经余解释后，缅即组织一访问团，赴华访问。后至印度时，则从事文化之探讨。……赴印目的，即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华文化之兴趣。经锡兰，本团最大工作，为佛教联络，当余抵锡时，首相、市长及各显要均至舟站观侯，且开多处盛大欢迎会。僧长及余坐于中间，其他官民分列两旁，先受三皈依。锡兰为欧美交通孔道，且为佛国，实为国际宣传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鲁亦主持欢迎，甘地、泰戈尔都曾访问过。”

　　7个月后，访问团回到昆明。站在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上，师想起印度恒河之畔历劫仅存的残损、寂寞而依然庄严的释伽遗迹，那些断裂的精美石幢，空旷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树，使师胸中充满忧患的回响。还能为此做多少工作呢？

　　“你们祝我寿，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学生会努力筹备！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兹会。”

　　“时事都在大困难中，曾国藩说：打得过难关，便为好汉！此正为修炼磨心时也，勉之！”

　　 师的理论仍在完善。在师看来，中、印、西三大文化可用唯生、唯心、唯物来概括，与佛学中的法界圆觉宗、法相唯识宗、法性空慧宗适可陪当。

　　 1943年，内政部又颁发侵夺教产的《寺庙与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师发出虞电，呼吁全国反对；在主管司科不允取消的情况下，悲愤陈词，致书蒋介石，以死捍教：

　　“整兴僧寺发扬佛教，以利益国家民族及世界人类，为太虚第一生命。太虚对于中国文化，世界学术之贡献非浅……对于抗建之努力，亦不为少。……催夺僧寺，危之佛教，以斩绝第一生命之举动，则太虚固无负于国人，而国人实有负于太虚也！

　　“如何矜察，而令由主管官署施行，则太虚自当在佛教徒立场上，倍加努力以赞囊复兴中国民族之盛业。不然，则绝不能坐视寺僧催剥、佛教危亡，而再腼颜苟活于斯世也。“

　　书上，得停止施行。有这样的佛子。1944年8月，师患轻中风，卧病缙云山。”缁素闻讯，咸为大师体健关心。在山养疗数月，始告康复。屈文六来山探病，时症已大减。屈语大师以“万缘放下”。师笑谓：“吾几曾提起！”。

　　抗战胜利，百废待兴。受阻廷滞的“中国佛教理整委员会”终于得以成立，师任第一常委。师以绝大气魄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新意见——佛教组党。但和其他变革措施一样失败。1946年7月，师在上海成立”觉群社“，创办”觉群周报“，对僧人参政设定了”问政不干治“的理论纲领。
　　
1947年3月师接上海玉佛寺震华法师圆寂噩耗，继而又闻《觉群》编辑福善法师逝世，师十分难过。12日为圆寂的玉佛佛寺退居方丈震华书“封龛法语”，此为大师最后遗墨。后师在上海玉佛寺做开示“诸法刹那生，诸法刹那灭，刹那生灭。”师说法将竟，中风旧疾复发。京沪杭甬间弟子，闻讯来集，多方医护。然师于以十七日下午一时一刻，于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时玉佛寺主苇一；出家弟子大醒、亦幻、尘空、灯霞、月耀、松月、演培；在家弟子李子宽、谢健、沈仲钧、卫立民、杨树梅、过圣严、胡圣轮；侍者杨承多等侍侧，助念弥勒圣号，祝上生兜率，再来人间（尘空“虚公病室日记”）。治丧期间，重庆法尊，武昌苇舫，西安超一，开封净严，杭州会觉、巨赞、宏妙（大师徒孙）、印顺、妙钦、续明，南京昙钵，镇江雪烦、茗山，常州明智等，均先后来集。弟子集议对于大师志业之推进。议决：重庆世苑汉藏教理院，由法尊法师主持；武昌世苑图书馆，由苇舫法师主持；海潮音由尘空法师主编。法师年谱由印顺法师编写.
　　
4月8日，举行师荼毗典礼。自玉佛寺趋海潮寺，参加恭送荼毗行列者，长达里余。

　 10日晨，法尊等于海潮寺拾取灵骨，得舍利三百余颗，紫色、白色、水晶色均有。

心脏不坏，满缀舍利。

　 师去了，留下了七百多万字遗著，供后人参研。


人天长夜，宇宙黯暗，谁启以光明？三界火宅，众苦煎逼，谁济以安宁？大悲大智大雄力，南无佛佗耶！佛佗耶！昭朗万有，任席众生，功德莫能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归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二谛总持，三学增上，恢恢法界身；净得既圆，染患斯寂，荡荡涅磐城！众缘性空唯识现，南无达摩耶！达摩耶！理无不彰，蔽无不解，焕乎其大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归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依净律仪，成妙和合，灵山遗芳型：修行证果，弘法利世，焰绩佛灯明，三乘圣贤何济济！南无僧伽耶！僧伽耶！统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归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我近修学菩萨行，我今应正菩萨名。愿人称我以菩萨，不是比丘佛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