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开始只有五个农民:中共四大特科：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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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中央特科，第一科成立最早。1927年8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之前，即设立了一个专为筹建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中央特科成立以后，这个“总部”就改为特科第一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说：“特一科刚开始工作时，租房找保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千方百计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特一科逐步建立了三个点。”
摘自：《战斗在秘密战线——中央特科的红色传奇》
当时住机关的人，男方如果是单身汉，党组织都要调一个女同志扮做“假夫妻”。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如果没有女同志以夫人身份作掩护是不行的，单身汉独居不单是容易受人怀疑，就连租房子都很困难。多数住机关的假夫妻，相处的时间久了，双方有了感情，经党组织批准成了真夫妻。
1981年10月，有一天，李强回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在谈到“住机关”的时候，除了讲述了上述那些话，还举例说：《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真人真事编写成的故事影片，男的叫李白，女的就叫裘慧英，她现在上海，是外贸部下属一个公司的经理。
遇到中共中央召开人数较多的重要会议，就由第一科租来较大的会场，还要设法组织一个临时家庭作掩护。如1930年5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有将近50人参加。会前决定由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李一氓充当这座开会楼房的主人，李一氓的夫人和两个男孩以外，党又调来赵毅敏当李一氓的弟弟、李一超（又名李坤泰）当他的妹妹，共6口人组成一个临时家庭。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那个临时当他妹妹的四川姑娘李一超，以后就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过了20多年，全国解放初期看过《赵一曼》这部电影，李一氓才晓得赵一曼就是那个李一超。
第一科当时主要还是为中共中央设立一些办公机关、联络点和接头地点。如在天蟾舞台隔壁的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现云南中路171－173号），设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熊瑾玎和朱端绶夫妇住机关。192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遭到破坏，熊瑾玎转移到上海后，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筹措经费。他挂起一个“福兴商号”的牌子，经营土布生意，自任老板。实际是为中央政治局设立开会办公地点，进出的中央负责同志像似顾客可免人怀疑。 “福兴商号”开张不久，为了掩护，周恩来又调来19岁的湖南女共产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与“熊老板”一起住机关。他们两人先前在湖南就认识，并且相互留有良好印象。在这里相处了几个月，加深了了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年中秋节的夜晚，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等在“福兴商号”开过会后，他们两位在四马路川菜馆备了一桌酒席，请他们饮酒赏月。周恩来有意促成他们的婚事，就在席间提议他们结为伉俪，李维汉、邓小平等都很赞成，两人就此结为革命情侣，开始终生甘苦与共的革命生涯。
198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将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福兴商号”旧址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周恩来亲自布置党的“六大”会场
当时几次中央全会，都是由第一科布置的会场，有的则是周恩来亲自布置的。
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就是周恩来亲自布置李宇超、刘淑琴夫妇和罗登贤的夫人周秀珠去住机关。
刘淑琴回忆说：“1929年夏天，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要求用家庭形式来掩护。这时，周恩来要我去住机关搞掩护工作。当时，我担心自己做不了，周恩来对我说，另找别人要添做衣服，党的经费有困难，这个会很重要，一时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了。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六届二中全会开会的地点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幢房子是在一条弄堂的最后一排，样子很漂亮，像是公馆。为了把房间布置得像有钱人家的住房，我把结婚时的缎子被和好衣服都带了去。周恩来是会议的总负责人，会议期间，罗登贤的爱人（名字叫秀珠）也来过开会的地方，并和我一起住在楼下，其他来开会的人都住在楼上……” 两次营救任弼时同志处在白色恐怕的环境中，经常有我们的同志被捕。当时一般的同志被捕后，依靠中国救济总会进行营救。遇有中央负责同志被捕的时候，就由中央特科负责营救。营救的办法主要有三种：
当被捕的同志未暴露身份时，中央特科采取公开聘请律师出面辩护的方法，合法营救。洪扬生说：“在特一科的直接关系下有两位律师，一位是潘震亚，他是法学教授兼办律师事务，十分同情革命，我们有所求，他必应，从不附带任何条件。另一位是费国禧律师，我们请他出面辩护，仍得花点钱。”这是常用的一种办法。如1929年11月17日任弼时在上海被捕，化名彭德生，没有暴露身份。11月19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判。中央特科请潘震亚出庭辩护，据理驳得法官词穷理亏，宣布休庭。12月22日第二次开庭，敌人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情况，也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借口“危害国家安全”对他判刑40天。3天以后，12月25日，租界洋人过圣诞节时，任弼时即被“减刑释放”。
第二种办法，寻找内线，或托人说情，或者行贿买通，争取释放。如1928年10月13日任弼时前往安徽巡视工作，在南陵县第一次被捕时，临时化名胡少甫，没有暴露身份。经陈琮英延请任氏家族的姻亲、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赶到安庆奔走营救，将案子从特刑庭转到安徽省法院；中共中央亦令特科在国民党上层开展营救活动，国际济难会拨款8000元收买有关官吏，终于取保无罪开释，于1928年底出狱回到上海。
恽代英于1930年5月6日在上海被捕，押在老闸捕房，但他装作工人，化名王作林，没有暴露身份。洪扬生说：“当时，一个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央特科的同志找到老闸捕房的探长尤阿根‘打招呼’，自称恽代英是他的‘表兄’，请他卖个情面。于是，恽代英被从轻判处3年徒刑，转押到苏州陆军监狱。恽代英关在苏州时，陈赓又通过江苏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的关系，准备将恽提前释放。如不是顾顺章叛变投敌，出卖了恽代英，恽代英也不至于最后在南京牺牲。”
第三种方式为武力抢救。在上述两种方式无效后，万不得已才用此着。武力抢救列为“红队”的训练项目。彭湃等四位同志被捕后，中央特科曾计划乘敌人将他们转押的半途中用武力劫持营救，不料由于计划安排不周，贻误了时机。罗亦农被捕后，中央特科也曾打算“半途拦劫”或“法场劫持”，但由于形势不利，无法下手，最后只得放弃原定计划。
对于牺牲了的同志负责收殓，安抚料理家属生活，也是第一科的任务。其他各科的同志也都参与这类工作，李强就是经常参与的一个。罗亦农烈士牺牲后，他的棺木寄存在安徽会馆中。李强就和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将罗亦农的棺木从安徽会馆迁葬至江湾公墓。他还亲自办理过苏兆征烈士和邓小平已故夫人张锡媛等烈士的安葬。
一科负责的工作，还有购置、保管武器和一些特殊用品；建立各种掩护机关为中央服务等等。为了购置武器，一科也建立了不少利用关系，和在上海的外国洋行、军火商人、军阀和流氓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一科有时派女同志运送武器，以减少抄靶子的敌人的怀疑。武器多的时候，常由女同志打扮成阔绰的太太小姐模样，坐着流线型的卧车运送。 中共特科揭秘：特二科的王牌公子哥 中共特科特二科为情报科。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共情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也是情报科的职责。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系。情报科长陈赓上任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谁也说不清楚。在顾顺章后来被捕时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
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但是顾顺章向国民党供出：“第二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陈赓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情报工作者，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也是在陈赓主持工作以后，中共发展了几个重要的情报关系。
王牌间谍
陈赓手里的王牌是杨登瀛。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以反共为首要目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直属于陈立夫。他同时又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张道藩有私交。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于是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
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杨登瀛。表明身份后，陈赓切断陈养山和杨登瀛的关系，自己单线和杨登瀛联系。杨登瀛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上海各种警察机构之间的矛盾复杂，杨登瀛却能得到各方信任。1929年10月，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派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杨登瀛一带回情报，安娥就及时抄送陈赓。这里也是杨登瀛和国共两路人马会合的地方，侦探和奸细都会来这里和杨登瀛接头，中央特科常会送来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杨登瀛的工作。
随着杨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杨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杨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国民党“投诚”的叛徒被杨登瀛“拦截”，再交由红队处理。陈赓主持特科情报工作的时间里，杨登瀛是陈赓最重要的联络人之一。
巧妙打入敌核心
为博取国民党方面的信任，杨登瀛根据地下党的部署，制订周密的计划，一步步打人其核心圈。
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达上海滩，杨便是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尽心招待，以巩固私人友情。当他得知张道藩在国民党内有一政敌时，便设计将这个政敌除掉，使张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从此张对杨感激不尽，视为知己。当然，要应付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须经常提供共产党的活动情报。经党中央特准，连德生定期将党的宣言、飞行集会的传单和《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以及真真假假的各种情报，提供给杨。每当国民党或租界方面刚刚侦知共产党的某些活动，地下党便迅速通知杨登瀛，让他立即上报调查科。有时，地下党有意在租界内外布置一些假机关，放上几册文件，让杨带人“破获”，以作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这样，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杨轻而易举地成为敌特机关中效率最高、能量最大的实力人物，从而取得了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不久，杨剑虹因贪污事泄和青帮内讧而自杀。
但此事并未妨碍国民党对杨登瀛的重用，陈立夫亲自到上海，郑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杨登瀛，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后来调查科主任相继由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担任，虽人事几经更替，但他们却无一不对杨登瀛另眼相看。1929年12月，陈立夫的表弟徐思曾出任调查科主任，徐也视杨为台柱，特准杨可自由支取经费，还派人常驻杨登赢办事处，以便随时转送最新的情报。
凭着“中央特派员”的头衔，杨登瀛又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将触角伸进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和宪兵系统，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特工。
租界巡捕房的座上宾
20世纪20年代末、20年代初，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租界内，一些反蒋组织如邓演达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也视租界为活动基地。因此国民党指令杨登赢设法与租界巡捕房联络，以便“中外协同，精心合作”。
接到这一任务后，杨登瀛便动开了脑筋。他想到了同乡——公共祖界警务处帮办、探长谭绍良，便开始有意无意地与之接近。一次，谭的爪牙、两个码头工贼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获，谭请求杨设法营救。杨抓住这个机会一口应承，声言明日听回信。是日下午杨即电请钱大钧放人，当次日谭、杨见面时，那两个工贼已返回捕房了。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极为感激，请谭赠200银元给杨。杨见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元，只淡淡一笑道：“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此后，兰普逊也与杨熟识。不久，租界方面要杨秘密提供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将司令部各处、及侦缉队的大小印鉴式样全部弄齐。兰普逊如获至宝，并得出结论，杨不是司令部的人，但可以使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从此他更看重杨登瀛，并在与国民党交涉办案时表示：“租界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合作。”
利用特殊身份清除叛徒
站稳脚跟后，杨登瀛帮助地下党工作人员打人国民党党政机关和租界巡捕房，为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每天傍晚，他把四方汇集的情报全部送到大德里办事处，由安娥仔细辨读，凡属有价值的即抄录下来。遇到有人告密，杨即设法及时通报地下党，使之化险为夷。
地下党工作人员宋再生(宋启荣)经杨登瀛介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一次，有个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贪图5万赏金，企图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正好撞在宋再生手上，宋一面稳住顾某，一面通知地下党，使这个叛徒还在做发财梦时就被镇压了。
1930年4月，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国外返沪，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联络。哪知黄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出卖周恩来，以换得荣华富贵。蒋介石得信后十分重视，指令徐恩曾经办。徐让杨登瀛去南京路邮局门口与黄接头，杨马上紧急通报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地下党经过周密调查，掌握了黄第洪向国民党自首的证据，便将这个叛徒抓获并处决。
有一次，杨登瀛接到南京特务机关的密电，称在共产党内部物色到一个告密者，时机成熟时，他会提供重要情报。过了不久，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杨将一公函送往公共租界警务处，杨送去后，潭绍良拆开一看，正是这个告密者的报告。巡捕们立即出动，破获了平凉路一地下党秘密机关，当场逮捕7名共产党人。情报由自己的手送去，又目睹共产党人入狱的惨景，杨登瀛恨得咬碎钢牙，发誓抓住这个内奸。于是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四处查访，却一无收获。也是这个内奸合该命绝，竟自己找上门来了。在他看来，杨是大特务，投靠杨一定会有好处。
一天，杨登瀛正准备出门，却看见手下人领了一个人进来，口称有要事报告。屏退左右后，此人神秘地对杨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报，并不无得意地描述着自己的“功绩”，杨这才知道上次所送情报的告密者就是眼前这个人。他不动声色地把告密者送出门后，立即通过最便捷的联络渠道，向中共地下党报告。得到杨的消息后，地下党立即行动，除掉了这个内奸。
营救任弼时、关向应
营救被捕同志，是杨登瀛的另一项重要使命，经他救援的革命者不胜枚举。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外出开会时，被公共租界密探抓住，关入西牢。敌人将他绑在电椅上受刑，这种电刑可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致使神经系统混乱而招供。但这种利用现代文明成果制成的野蛮刑具，在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任弼时身上却完全失效了。随着电压的不断升高，正负电极在任的背部烙出了两个窟窿，他也没吐半个宇。中共上海党组织得到消息后令杨登瀛出面营救，杨即找到兰普逊，称任是他手下的人，巡捕抓错了，又塞上一笔巨款。这样任弼时很快获释。出狱后，任化妆成画师离开上海，去武汉担任了长江局组织部长。1931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在他的居处搜去一大箱文件，文件中又有不少是绝密性质的。中央领导对此极为重视，责令上海地下党务必尽一切力量营救关向应，并将其中手抄和复印的绝密文件取回。这时巡捕房因从关向应身上没有得到有用的东西，也把目光转向了文件；而国民党得悉此案后，似乎也从中嗅出了什么，提出由他们派员来清理这箱文件。兰普逊考虑来考虑去，说此案是租界查获的，只准杨登瀛一人插手。于是，杨即介绍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的身份到捕房鉴定文件。刘与杨合作，晚上将一些真文件带回家“研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
一周以后，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这些材料均为“学术资料”，被捕者是位“激进的学者”。在狱中，已化名李世珍的关向应参加了陈为人、刘晓等人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根据党的指示，他配合杨登瀛的行动，装得庸庸碌碌，悲观消极，从而把敌人敷衍过去。最后租界对关向应这个“激进的学者”从宽判刑，押了几个月即行释放。关出狱后即去香港，旋进入湘鄂西根据地，出任红二军团政委，与贺龙并肩战斗。就这样，杨登瀛用他的机智与勇敢，多次将革命者从死亡线上营救出来，回到党的怀抱。
1931年4月24日，中共地下党驻沪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投敌，供出党中央的所有秘密。由于打入敌特心脏的钱壮飞及时报信，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及时转移。28日，陈赓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找到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叛变，要杨尽快去外地躲一躲。杨激动地握着陈赓的手说：“王庸(陈康的化名)，你真够朋友，危难之时没忘记我。”但杨自恃有张道藩这把“大红伞”，能够对付顾顺章。两天之后，杨被顾顺章出卖而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兼施，杨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还痛斥顾顺章诬陷好人。由于国民党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已爬上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高位的张道藩的疏通，半年后，杨被保释出狱。1934年，他又担任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解放初期，杨登瀛在南京摆个小烟摊为生，生活十分困难，“镇反”时他被抓了起来，险些死去。这件事让陈赓知道了，立即向周总理报告。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杨登瀛被放了出来。还是周恩来保护了他，1970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所谓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处处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但又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却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但也有人称他为国民党侦探、残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
www.stnn.cc中共特科揭秘：特三科的杀气.h1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h2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h3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DIV.union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DIV.union TD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核心提要：中共特科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本人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队”而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摄敌人。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一时之间退党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党组织更加纯沽。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进身之阶。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通常，由情报科提供关于叛徒的情报，处决叛徒则由红队执行。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凇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出卖周恩来的“黄埔一期”横尸街头
1930年5月5日至20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特科担任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大会结束时，49名代表全部安然无恙，被陆续掩护送出上海。然而，这其中有一个人又自己潜回上海，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卑鄙可耻的叛徒，他就是黄第洪。黄第洪是江苏扬州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回到上海后，他在闸北区的一个小客栈住了下来。他给周恩来写了信，说自己回到苏北后身份暴露了，敌人追捕很紧，不得已又回到上海，请周恩来无论如何给他在中央机关里安排个工作。周恩来给他写了回信，约定同他进行面谈。一接到周恩来的信，他就给蒋介石写密信，以学生的身份告诉“蒋校长”，他在共产党里很不得志，有重要机密要直接同“蒋校长”面谈。蒋介石将信转给陈立夫，陈立夫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批转让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处理黄第洪自首案。徐恩曾又把具体工作交给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杨登瀛是中 共秘密党员，他与黄第洪确立了接头的时间、地点与暗号。
7月14日上午10点，杨登瀛一手拎皮包，另一只手里拿了一张当天的《上海日报》，准时来到南京路邮局。但是他在邮局大厅里坐了半个小时，黄第洪并没有露面。三天以后，同一时间、地点和暗号，杨登瀛又如期前往，结果，又白等了半个小时。经过两次试探和暗地监视，黄第洪终于决定露面了。又过了三天，黄第洪与杨登瀛接上了关系。急于表明自己“诚意”的黄第洪向杨登瀛交代了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供出了已经约好的周恩来跟他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主动提出下一次会面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拿来。杨登瀛与黄第洪分手后，感到情况严重，不能迟疑，迅速报告给了中央特科。
7月26日，就在周恩来约定同黄第洪谈话的当天，一大早，黄第洪接到杨登瀛的手令：“11点。城隍庙西街口。务将家伯亲笔信带来。堂兄。”黄第洪见到指令后，没有任何怀疑，觉得自己升官发财的日子就要到了，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了城隍庙。黄第洪刚刚在城隍庙西街口道边的树阴下站定，就见由东向西，一队轻骑飞驰过来。还没等他看清骑自行车人的面孔，就听“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冰冷的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
共产党中央特科的卓绝行动，把国民党特务们震惊得简直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徐恩曾亲自到上海检查工作，对杨登瀛忧心忡忡地说：“真奇怪，怎么共党的消息这么快呢？”杨登瀛也沉重地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我小心又小心，还是让共产党抢先了一步，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呢？”
变节者玩苦肉计暴露真面目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遭到严重损失。要恢复和开展工作，首先要有人去干。正值用人之际，一些变节分子得以乘机钻入中 共地下机关，戴冰石就是一个。戴冰石是上海人，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前，戴曾经在上海总工会机关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照上级指示隐蔽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接到出来工作的通知。实际上，反革命屠杀已经吓破了他的胆，他不希望共产党再找到他。
共产党没有找他，国民党可想到了他。在金钱和封官的诱惑下，戴冰石终于决心当走狗了。很快，他被安排进中共地下工作机关，不久，又被吸收加入中 共。戴冰石的工作是在英租界平凉路一个专门经营纸张文具的铺面当伙计，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戴冰石负责收发文件，他的小姨子也在那里帮忙。
由于戴冰石与其国民党的上司保持单线联系，所以即使是当时在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中居于显赫地位的中 共内线杨登瀛，也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戴冰石导演的一出“苦肉计”使得他终于露了馅。原来，在杨登瀛被委任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特务组织驻上海的特派员之前，戴冰石已经通过上海特务组织与南京的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实权人物杨剑虹取得了联系。在中共地下机关工作了大半年，戴冰石急于邀功请赏，便直接向杨剑虹提交了破获其所在平凉路秘密机关的计划，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在中共下级机关交通员按常规去取文件的时一举捕获多人，如果能在这些人中打开缺口，就可以破获更多的秘密交通站；二是由于这个机关被破坏，戴冰石就有可能被安排到中 共中央的其他更重要的机关去工作。
戴冰石提出，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必须使他本人不在被捕之列。但是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便想出了一个“苦肉计”，提议敌人在抓捕时将他的小姨子也带走。杨剑虹非常赏识戴的这个计划。这些情况，杨剑虹并没有告诉杨登瀛。 8月份的一天，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派杨登瀛将密封公函送往英巡捕房的政治部。在那里担任要职的华籍帮办谭绍良拆开一看，立即约杨登瀛一起带了十几个中外巡捕，来到戴冰石所在的文具店，搜走了没来得及带走的大批中共中央文件，同时当场逮捕了7个人，戴冰石的小姨子也在其中。三天后，这被捕的7个人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交由国民党审理，正好由杨登瀛具体负责。 两天过后，戴冰石的小姨子仍未被放出，戴心中焦急，老婆又哭闹不止，逼得他狗急跳墙，直接找到杨登瀛，请杨登瀛将他的小姨子释放。这时，杨登瀛才知道了戴冰石的真正身份。当天晚上，杨登瀛就与陈赓联系，陈赓立即向中 共中央汇报。中央非常重视，经查实后，证明戴冰石的确是内奸，便命令红队除掉这个内奸。 9月初的一个早晨，戴冰石的老婆买菜回家，突然在菜篮子里面发现一张纸条。戴冰石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德水，家乡来人，请于即日午后3点到湖北路东安旅馆3号房找张先生面谈。表兄。
核心提要：中共特科特四科为交通科，科长是李强。这个科最初的职贵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及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从一九二八年起，特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和各个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后来这个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中共特科的“风语者”中，既有“工匠”，又有“木匠”。“工匠”是学土木工程出身的李强。“木匠”是周恩来给涂作潮起的外号。加上蔡叔厚、张沈川，上海时期的中共中央不仅有了第一座电台、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而且还有了第一部密码。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部密码是豪密，第一个译电员是邓颖超。也可以说周恩来是密码专家。”风语轻盈。风行天下。我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设备简陋决心大，绝密电台立奇功
中共的第一座电台建立于1929年的秋冬之交，当时李强24岁。
青春作证。1928年，26岁的“木匠”涂作潮刚在莫斯科结识周恩来，并被他亲自派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下一年，“工匠”李强和蔡叔厚、张沈川他们就成功搞出第一部收发报机，在上海西区正式建台。
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就白手起家，从无到有。
要知道，这时离美国人设计的无线电台在斯坦福大学草坪上跟所有大陆电台进行通讯并大获成功，也才两三年。要知道，这时的国民政府也只是简单使用几近原始的“摩尔斯码”。要知道，当年上海哪怕买点铜片线圈，也有被人举报的危险。要知道，躲在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里搞电台，一旦被查，殃及全家。
更加令人可喜的是，特科电台所用密码的创编者是周恩来。这一密码保密性极高，素有“豪密”之称。
然而特科电台也有致命弱点，就是发射功率太低。
李延明是李强的儿子。李延明说他父亲“最先研发成功的那一台收发报机，多少有点笨重，灵敏度也不太高，功率只有50瓦，大家就又试着搞了一台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但是一按电键，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隔壁邻居就叫了起来：‘今晚怪了，电灯怎么关了还是老在闪呀？’他们一听不好，只好放弃，停止试验”。
涂胜华是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也说：“那时我父亲已经回到上海，跟李强一起搞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要是邻居们稍许有一点无线电常识，或者跟无线电通信沾一点边，马上就会猜到隔壁有电台，那就糟了，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个危险是天线，张沈川他们以竹竿替代。他们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为人察觉的屋脊上。有天晚上，“梁上君子”光顾，把衣服都偷走了。为免暴露 ，他们也没声张。
由于环境险恶，经常熬夜，张沈川日益体衰，终至伤寒。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畅通。
张沈川病弱的身子最终未能躲开敌人的摧残。
1930年末，租界巡捕突袭挂着“福利电器公司”招牌的无线电培训班，所有的在场人员全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唯独涂作潮侥幸脱险。其实张沈川反应很快，被捕前已经拉开窗帘，发出警报，但涂作潮还是手拎漆桶，莽撞闯入。眼看法国巡捕冲他大吼，他才急中生智，伸手索讨工钱，讨“福利电器公司”老板拖欠他的工资，还要法国巡捕帮他“维权”。气得法国巡捕飞起一脚，把这个一身油腻的“油漆工”当场踢出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第二天的《申报》登出了张沈川等人被“中西包探”“一并带入捕房”的消息。消息说：“昨午十二时许，市公安局局长袁良，忽据密报，谓现有大批反动分子，匿迹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十号屋内，私设无线电机，图谋不轨，请速饬员往捕等情。袁局长据报，立即饬干探多人，持文至法捕房特别机关，请求协拿。捕头复派中西包探偕同前往，果在屋内三层楼搜获无线电听筒及电线多种，当场获得男女二十余人，一并带入捕房，经捕头略诘一过，即交来探带去归案迅办。”不久，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等四人，因受刑过重，在狱中牺牲。张沈川等人则被反动当局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论罪，分别判处重刑，直至抗战爆发，经周恩来多方斡旋、积极营救，方才获释出狱、重见天日。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红色风语者们送出了“龙潭三杰”助苏区成功反“围剿”的决胜密电，送出了“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的胜利消息，送出了历史永记的一段段红色电波……
第一座特科电台到底建在哪里
有人说，1929年秋，在沪西极司裴尔路福康里9号，有人租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设立密台。
现在所查到的位置是，上海五条福康里，分别位于新闸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海宁路和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
其中，第一座特科电台的确切地址应是在大西路福康里(即后来的中正西路433弄，也就是再后来的延安西路420弄)9号。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巡捕房为破坏地下电台，将定向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蒋冯阎战争期间，冯玉祥和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均先后被侦破。一些电视连续剧中也有相似情节。
李克农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原副部长李力却说：“无线电测向，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有的。现在拍电影，拍电视剧，说上世纪30年代，中央特科时代，国民党就开着汽车满街跑，上面装了测向仪，共产党一发报，他们就知道了，就盯上了。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那么回事。那个不可能。”
◎人物简介
李强
1927年，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组建中央特科 。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4个科 。特四科为交通科 ，科长是李强。从1928年起，特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各个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后来这个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
涂作潮
绰号“木匠”或“涂木匠”。1929年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无线电通讯技术工作，担任机务教员，采取措施改进电台接收报设施等。1931年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加强无线电技术力量。把中央带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密电码准确译出，保证了上海与苏区的电讯联系。 罗青长1932年8 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至 1941年在西安参加秘密情报领导工作并兼任党支部书记，曾打入胡宗南部队从事地下活动，1941年返回延安。1941年至 1949年，任延安枣园情报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延安中央情报部秘书、科长等，在中央前委负责敌区情报工作和机要工作。
李强香港建电台成功转发百色起义胜利消息
口述人：李延明 (李强之子)
“四·一二”后，我父亲从上海到了武汉，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后来到了上海，成为中央特科的骨干。组织上先是分配他搞交通，当时叫交通科。过去我们党的交通，也就是通信联络，都是靠人力传递，一个是时间长，再一个也不安全。情报经常写在内衣上，交通员贴身穿上。后来周恩来就找我父亲商量，希望他牵头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周恩来说我父亲有这个条件，理工科成绩比较好。我父亲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完全是白手起家，不但没有元器件，而且图纸资料也没有。我父亲就找蔡叔厚帮忙。蔡叔厚从日本留学回来，开了一家绍敦电机公司，我父亲就在绍敦电机公司的二楼 ，弄了一些车床、铣床、刨床，然后自己动手加工零件。大概经过一年，就把收发报机搞成功了。
收发报机搞成功后，我父亲就去香港建台。因为我们的电台功率太小，上海要跟苏区联系，必须经过香港中转。当时他西装革履，手拿大铁皮箱子，把收发报机藏在里边。到了香港，看见英国警察，他给人家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人家就在他的铁皮箱子上画个叉，表示验过，根本没有打开来看。
我父亲把香港台设在了九龙弥敦道。正好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路过香港，两人还商定广西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成功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发上海。
涂作潮苏联受训回国后专攻机务研制新电台
口述人：涂胜华(涂作潮之子)
1928年，中共中央在苏联召开“六大”，我父亲是旁听代表，正好和邓颖超挨着坐，就和周恩来认识了。周恩来听我父亲说我爷爷那一辈做过竹篾匠，自己也13岁开始学做木工，1924年到上海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就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木匠”。从此，“木匠”就成了我父亲的代号。
“六大”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研究中共代表团请求苏联代为培训10名无线电人员的方案。决议案副本的提议名单和决定名单中，我父亲都以首选列入。根据这一决议，1928年11月，东方大学将我父亲的名字从所有的名册上删除，停止供给，派往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其实，我父亲是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报到，学习通讯技术。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建立于1924年，50年后才解密。直到1974年，苏联方面方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我父亲他们在学校里穿的不是通信兵的制服，而是炮兵的制服，那就是为了保密，绝对保守秘密，完全不让外界知道一点真相。我父亲的报务始终没学好，因为他以前生过脑膜炎，记忆有障碍，收报速度上不去。人家每分钟能收100多个字，他连四五十个也困难。他就专攻机务，加紧学习电台修理。
1930年初，我父亲回到国内，住在蔡叔厚那里，跟李强他们一起搞特科电台。我父亲找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然后弄来可供装配的器材、零件，反复试制100瓦的新机型。
后来的“福利公司事件”的确很险。也怪我父亲太大意了，竟然没有看到张沈川的预警，一头撞上门去。幸好随机应变。巡捕看他身穿工装，手里拎着油漆桶，一副纠缠不清的模样，就狠命踢了一脚，赶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