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快快歌词:（转）贾老身边的一些事—记念贾题韬老师诞辰100周年

（转）贾老身边的一些事—记念贾题韬老师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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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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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成先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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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十五日，是贾老诞辰百年纪念之日，作为贾老的学生，我早就准备了一些纪念的材料，放在这里与大家共享。
　　
　　1974年，苏应国兄带我到四道街去拜谒贾老，他妹妹是贾老三女儿贾蓉的同学，两家来往亲密无碍。当时贾老是“管制份子”，尽管景仰多年，没有特殊关系引见贾老是不会接受的。见面时贾老豁达风趣，完全没有“管制份子”的那种拘束，从佛教到易经侃侃而谈。但终因他老那浓厚的山西口音使我听得很费力，大多内容也听不明自，坐了两个小时后便告辞而别了。不久我因“反革命”罪被判了十年，坐了八年牢后方平反回家，那时已三十二岁了。
　　
　　1983年元旦，我从新都桥回到成都后，很快就恢复了与本光法师、海灯法师的联系，二位老人见我平安归来很是欣慰。杜大威兄是我的密友，见我归来，便立即带我去拜见李绪恢老师。
　　
　　李绪恢老师是袁翁焕仙老人的高弟，也是维摩精舍的重要成员。恢老在民国时四川省府“县训”考试名列第二，（出家前隆莲法师高居榜首）是川内有名的才子，当过遂宁县长，省府、市府的高管，《维摩精舍丛书》的“都序”就是出自恢老的手笔。据成都维摩精舍的好几位老人讲，《维摩精舍丛书》编好后，原准备请本光法师写序，这是因为当年成都讲经，本光法师名居第一，他又是太虚大师座下的，由他写序，可以沟通袁翁和大师的关系。但本光法师气盛口辣，一般门人不敢去请，于是恢老自荐撰写 “都序”。“都序”成稿后呈与袁翁，袁翁阅后大喜，说：“袁某门下有弟子如此，何须再求他人！”恢老闻赞，亦津津然自以为是。袁翁不悦，易其名为伍心言撰。恢老本有君子之风，得此教训，以后更是惟恭惟谨了。
　　
　　大威兄带我去见恢老，恢老询问了我的学修状况，说：“我不足与你为师，你一定得去见贾老，贾老是当今佛教的明灯，其见地、修为、学问都是今年第一，无人能过。我多年来都是以师礼事之的，他当年与袁老师一起创办维摩精舍，本身就是我的老师。”说实话，我自见恢老，便极感亲切。恢老热忱无私，既有长者之风，又极有童心。当年我在高原劳改队里落下了一些病，恢老医术高明——多年来一直是以私下处方为生，“伪政府”的官员，能保一条命已经阿弥陀佛了——总是一二方即愈。所以尽管恢老谦虚，要我去拜贾老，我还是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草成拜师之礼。恢老说：“若说明心见性，贾老比我们都悟得深，见得透，他是大菩萨，宗通说通都远比他人高明，你也不小了，希望尽快开眼，接佛之心灯，续佛之慧命。”
　　
　　贾老还是住在四道街的小院内，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后，贾老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也是四川省佛协的副秘书长，比恢老的日子好过多了。恢老给贾老顶礼，口称“贾老师”。贾老急忙制止，说：“李老师，你比我还大一岁，是我的兄长，我怎敢受你的礼，以后千万不要搞这些，都什么年代了！”恢老说：“贾老师你别客气，我这不是私礼，而是为法而拜。当年你和袁老师创建维摩精舍，为佛法留下这点血脉，当受这一拜。” 贾老说：“维摩精舍的创建我虽尽了一点力，但后来的活动我都没有参与，何功之有？” 恢老说：“以前是靠袁老师，以后则要仰仗贾老师了。冯学成这后生根基不错，已在本光法师那里学了十多年，望贾老师栽培栽培！”
　　
　　贾老早忘了我八年前曾来过，说：“你在本光那儿学了十多年了，好，我就勘验勘验，看你这十多年学了些什么？” 贾老话锋一转，又紧又狠地说：“别的都不问了，你说说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当时我也胆大，对贾老说：“好，贾老师你仔细听！”然后就不说了。贾老望着我，问：“怎么不说了？”我说：“我早说完了！”贾老把腿一拍，说：“青年人，不错，有来历！不管你这是撞上的还是碰巧了，总之今天的因缘很殊胜！”恢老于是要求贾老收我这个徒弟，我正欲礼拜，贾老师说：“我不收徒弟，但有那么一天你真的破参了，再行拜师之礼不迟。”虽这样说，贾老还是接受了我这一名学生，在以后的十来年中，我可以无碍地出入贾府请益，不得不感谢恢老的引荐。
　　
　　恢老对禅宗有一股难以遏制的热情，其中袁翁对他的期望与嘱托不无关系。在《维摩精舍丛书》的“示李县长绪恢”文中，袁翁写道：“生丁年植学，扇誉时伦。出宰名邦，希踪明牧。讵曰敷政寇袁？实亦载道游夏。”又说：“从老汉游、运老汉心、毕老汉志而如老汉愿者，舍生谁属？”从中可见其中的关系。故改革开放以来，恢老常游说贾老出山讲学，而贾老在文殊院长达两三年的讲座，人气之盛，也与恢老的谋筹有关。在恢老的组织下，维摩精舍在成都的一批故老几乎悉数而至，其中有杨老光岱，邓老岳高，李老自申，傅老渊希，刘老志坚，徐剑秋的夫人等。（吕寒潭虽尚在世，但己瘫卧在床，绪老曾带我去看他。吕虽为民国县长，但是地下共产党，解放后任成都自来水厂厂长。（））通宽法师远在法国，其女弟子方某甚有见地，在文革中亦敢领众授徒，见贾老开席，也带了一大群居士来听。当然后来还有南老的徒孙——南老在成都的私人代表秦敏初夫妇。我也去邀请了一些成都大专院校的教授们和本光法师门下的师兄们来听，一时间，文殊院内的禅宗氛围高涨，本光法师也大加赞叹。
　　
　　贾老在文殊院省佛协会议室内专讲《坛经》，端的是精彩绝伦。这是因为法席沉寂己久，确需明眼人来说法，加之贾老于禅宗浸淫数十年之久，在阶级斗争时年更是入骨入髓，何况贾老于教理通达明彻，于禅于教侃侃道来如数家珍。其书早出，且为冯某所整理，但比之现场听闻，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杨老光岱先生是袁翁在灵岩打七时的“一棒三大士”之一，仅居南老和通宽法师之后，《维摩精舍丛书》的“示杨生光岱”中说：“生丁年闻至道，而把得定、行得胜，及门诸子莫不下之。乃偕通宽掩关中江，成人成己，以视乎朝闻艺而夕津津者，涂云汉也。”袁翁对杨老的人品和其在门下的地位已作了评价。杨老在居士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这是因为他见地精纯，从不拖泥带水。最初在恢老家中见到他是尚未留意，而是一再向李自申、邓岳高二老请教。这二老一再推辞，说：“我们差得远，有光岱师兄在此，哪有我俩的份！”杨老对我也不客气，常细加指导。一次对我说：“学成，你很有文化，你说说，学禅的都认为这个禅字了不起，但这个禅字最初出于何处？”我想了想一说：“不是出于史记的封禅书，就出于庄子禅代之说。”杨老听了呵呵大笑，惊出我一身冷汗，于是服膺其接机之妙，出手之准。
　　
　　杨老对贾老是感恩的，他对我说：“我在佛法上拜了两位老师，先是你袁师公，后来是贾老师。我见袁师公是贾老介绍的，南大师兄见袁师公也是贾老师介绍的，南大师兄决意到峨嵋山出家，最初也只向贾老一人通报，贾老对我们有恩啊！”后来我还了解到，杨老喜国画，欲拜董寿平为师（董是中国画大师，界内誉之为“董黄山。”他与贾老是老乡加同学，关系特好，抗战时居成都。）还是贾老为之牵线，使杨老得于董老门下习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杨老还带上贾老的书信到北京去看望董老。杨老是农民出身，文化素养偏弱，贾老赞其见地而虑其疏于经教，故常以经教提示。(待续)
　　贾老在国内佛教界的威望是崇高的，其学识、见地、人品皆足以服人。1986年在中国佛学院讲“论开悟”，引起教内震动，从而在国内激发了禅宗学修热潮，并为诸山大德所礼敬。四川的且不说，南普陀的妙湛老和尚也请贾老到闽南佛学院开讲，赵朴老曾单独会见贾老，并极为钦佩，嘱应录像录音，把珍贵的授课资料保存下来，并愿出资玉成此事。我初到广东云门寺，与佛源老和尚谈到贾老，佛老说：“在北京开会时见过贾居士，虽未谈过话，但他的书我仔细看过，就是你整理的嘛！在现在敢提倡禅宗，敢提倡开悟，了不起的啊！就可惜走早了，不然我也会请贾先生来云门演禅！”净慧老和尚当年主持《法音》，与贾老有多次书信往来，对贾老极为尊敬。慧老对我总是客气，我知道我这是沾了贾老、佛老的光。
　　
　　当时成都佛界以贾老为泰山北斗，包括维摩精舍内的诸多老人，对贾老均极为服膺。贾老讲课时经常留下一些时间让大家发表各自的见地，恢老、杨老亦常有高论，而李自申、邓岳高、刘志坚诸老，则多诺诺而已。当时还有一位老人叫徐伯威，是军统成都站少将站长，特赦后也参与其中，他的发言，除了赞叹外就是民国间的诸多秩事了。
　　
　　与本光法师精于世法相比，贾老在世间法上则直朴得多，说活率直而不太考虑周边的情景。四川省佛教协会开会时，与会者如隆莲、宽霖、遍能、清定等皆为国内佛界大老，贾老总是率先侃侃而谈，毫无忌讳。如说隆莲法师：“莲师，你可是朴老所赞的天下第一比丘尼了，论修行、学问谁人能及？如今八十多了，到佛协开会见了老少的大僧还要去顶礼，虽戒法如是，我看对莲师是否可以免了呢？”贾老入川时曾礼能海大师为师，法号定密，与隆莲、清定二师实为同门。与宽霖老相交亦厚，与遍能老则相对生疏一些——遍老多居乌尤、峨嵋，到成都相对少一些，故与贾老交往亦少一些。隆莲、遍能二老皆乐山人氏，且为儒学通人，其诗书皆为世人所贵。相比之下，贾老的确少了一些这份儒雅，而多了晋人的武勇与直朴。当然这只是相对于莲、能二老而言，在大多人的心目中，贾老的大儒大雅也是非常人所能及的。
　　
　　1988年，贾老见成都禅宗的学修氛围渐浓，提议办一个“四川禅学研究会”，参与筹办的自然有维摩精舍的诸位老人，还有四川大学的陈兵，四川社科院的谭继和，四川教育学院的龙晦，还有省市党校的一些教授。当时李自申、邓岳高提议恢复维摩精舍——他们已经与南老联系上了，贾老不太同意,说：“如今是什么时代了？维摩精舍这个牌子政府会批吗？如今一个居士林都批不下来。得好好了解政府的宗教政策，不要去谋办不了的事”李绪恢、杨光岱二老原亦欲恢复维摩精舍，见贾老说明缘由，也赞成了贾老之说。而李自申和邓岳高则保留意见。下来贾老对我还说：“干事要跟上时代，那些教授们都与维摩精舍没有关系，太宗教化会把他们吓跑了，何况南怀瑾在台湾也没有用这块牌子啊！”贾老是四川省佛协的副会长、副秘书长，其三女婿赵立民当时也在省佛协仼职，对宗教政策非常熟悉，所以贾老才有此考虑。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老人经过了反右和文革的痛苦经历，尚心有余悸，当时虽己开放十年，却又处在大震动的非常时刻，哪有今天这么宽松？这就是今天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了。而李自申老人心中只有维摩精舍，而从不考虑其它，其对袁翁之忠可佩，但实欠圆融。日后与贾老的那些不愉快的事皆因此而起，贾老到最后也不知其中的蹊跷——他的心从未放在这个事上。而李自申老人则在这个事上纠着不放，弄出许多是非来，错失了当时成都建立禅宗道场的大好时机，这是李自申老人最终自已也莫名其妙的，业力不可思议啊！

在贾老看老，能把禅宗弘扬光大是最重要的，而用什么名号并不重要。而李自申唯有维摩精舍最重要，维摩精舍就是禅宗，就是道统，而不计其它。李绪恢、杨光岱二老心中当然也是维摩精舍第一，但同意贾老之说，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能把禅宗道场立起来是压倒一切的，故常常去李、邓二人，但多为不欢而散。

李自申老人性格刚毅直率且无畏，然其在见地上难以与贾老、杨老比肩，学问上亦不能自成体系，独挡一面。再因其一生不遇，愤闷之情难化，故气象上未能潇洒起来。可贵的是末后能安住于讲学，临终时又能安然而化去，修为终有证据，不失为美谈。
　　
　　贾老有大恩于我，因为在本光法师处世缘众多，很难深入细微对学生进行指导；贾老处世缘则较纯，来参访者非禅即道，故听闻渐丰。只要问及禅宗，贾老如数家珍，使听者如痴如醉，故几年来对禅宗的感觉大非昔日可比。加之李绪恢、杨光岱二老从傍侧击，终使人能更上层楼，其中的妙处实非言语所能道。
　　
　　1988年，国内掀起了“盛世修志”的热潮，省宗教局也设立了“宗教志办公室”，贾老力荐我到佛志组，参与四川省宗教志佛教篇的编修工作。参与的有佛协办公室主仼邓忠贵、赵立民、杜大威、张妙首（即后来的昌臻法师）、和我，由赵立民兄主其事。因我当时是成都人民商场的营业员，贾老嘱赵立民到人民商场为我办了借调手续，让我有时间并安心于修志的工作。
　　
　　能参加四川省佛教志的编修工作，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机。首先是能得到贾老的亲自指导，何况又有了亲近宽霖、隆莲、遍能、清定这几位教界大老的机会。贾老对我们的工作时加指点，赵立民兄又找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隆莲、遍能等老辈们所撰四川佛教史志的一些文稿，我们修志当然就如虎添翼，一些稿件也受到宽霖、隆莲、遍能等老辈们的认可。
　　
　　关于创建维摩精舍的公案，这里有必要说几句，因修志的需要，赵立民兄曾到四川省档案馆查阅资料，并复印了一些材料，其中有维摩精舍的申报书和民国四川民政厅的批文。这申报文书，是贾老所撰并具名，并多次亲上衙门去办理。这本无可疑之处，因为创办维摩精舍的那几位，除贾老时当壮年，其它几位都是不会跑路的老太爷、老夫子。而其批文的复印件，今年《禅》杂志第四期已录出，有雅兴者自可去看。
　　
　　由于修志，我才能接触到大藏经，并在浩若烟海的藏经及其它文献中去搜寻四川佛教的材料，这就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面，也使自己的眼界得以提升。在四川省佛教志的编修工作中，我们收集了极多的资料，于是我建议编一部《巴蜀禅灯录》，这立即得到了贾老的支持。在编撰过程中，贾老多次审阅我们所编的目录，修改我所撰的“导言”，并为该书写序。在整个过程中，贾老对工作的细腻和严密，都以身教的方式给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我更是受益良多。
　　
　　1992年，四川省佛学院开办，遍能老和尚任院长，病中的贾老又推荐我去授课。遍能老和尚是国内佛教界的名宿，幼年时曾给前清翰林赵尧老当过书僮，二十六岁就任乌尤寺方丈，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与本光法师在北京柏林佛学院是同学，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曾任汉藏教理院的教务长，在丛林内享有崇高的威望。遍老用人极严，佛学院每一位老师开讲时他都要亲自去听，不滿意的就不会聘用。但遍老对禅宗视为神明，认为明心见性是菩萨们的事，现在学佛的哪有福报和慧根去参禅，还奢谈什么开悟，故对贾老所推扬的有距离。另外遍老与本光老虽为同学，在世法上也常向本光老讨主意，但却忌惮本光老世法习染太深。我是本光老和贾老的学生，所以遍老能否用我也是心里无数。好在遍老对我所编的四川省佛教志较为认可，听我开讲的中国佛教史也尚满意，这才让我留在四川省佛学院任教，而且以后也相处甚欢，收益良多，与老宿们泡在一块，举手投足都有收益，这就看当人是否具眼了。
　　
　　贾老曾对我说：“学成啊，你若能在佛学院当教务长就好了，就可以开禅宗的课了。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主干，没了这主干，那些枝叶怎能有依傍之处？遑论开花结果了！”贾老的心愿几年后在云门寺实现了，佛源老和尚把弘扬禅宗作为命根子一般，所以我到了云门寺，佛老让我讲中国禅宗史，讲禅宗典籍都一切无碍，这的确是可以告慰贾老的了。（待续）

我在广州讲起当年与贾老的那些日子，常令人感叹唏嘘，想以贾老这样的道德学问，在今天不知应有多大的供养。可当年每到文殊院去讲经，一没有小车来接，二没有人送红包，但这样说已经是亵渎贾老了。那时四道街的小院拆建，贾老全家暂住于栆子巷省政协的院内。每当讲课的那天早上，我蹬着带斗的自行车把贾老接到文殊院去。讲课一般是两三个小时，讲毕又这样把贾老送回家吃午饭。
　　
　　贾老家风甚好，也极为民主，可以说是一家三制。贾老是佛教徒，贾师母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三女婿赵立民兄则是非共非教的“民主人士。”贾师母非常善良，非常慈悲，对我们的关爱比贾老还多，也经常和我拉家常，而贾老是从不与人拉家常的。贾老的二女、三女全家也与贾老住在一起，均宽厚善良（大女一家在昆明）。二女婿汪先生好像工作不顺，其女汪涛中学毕业后未考上大学，也未工作，贾师母虽关照他们，而贾老却从不去托关系。三女贾蓉是中学教师，与二姐一样对我热情客气。赵立民兄虽在佛志办公室是我的领导，但在家里却从不介入我们与贾老的接触，在自己屋里忙自己的事。其女赵宇新极有文彩，我记得她中学时的一篇作文，是赞美籐类植物“巴壁虎”的，极有意境，她从来学习极优，最得贾老喜爱。
　　
　　贾老的生活极为简单，完全不像在成都生活了五十年的。贾老多次留我在家里吃饭，纯是老山西的面食，菜肴也少，还不及我这样的贫寒之家。另外，贾老的平等心也令我赞叹不已。这一点与本光老相似，这二位老者都常是宾客盈门——永远都有上门求教者，但不论富贵贫贱，也不论其文化的深浅，二老均兴致极高地与之交谈，毫无分别之心。平心而论，我至今也未做到这一点，欢喜的就多聊，不欢喜的就不多说，那个分别心老是难以挥去，故时时以二老为镜，深自反省。
　　
　　李尔余老师是成都易学大师，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读于日本帝国大学，回成都后在省府任职，易学师从肖公远。在赵神仙门下，李尔余老师与南充师范学院名教授盛得之（不知是否记错了，海灯法师对他的易数极为推崇）、成都名士吴伟楼，当然还有贾老，都与李尔余老师是同学。李尔余老师平时自视极高，易数和紫微数均为上乘，喜道而非佛，最厌恶人谈禅宗，对“向上一着”深恶痛绝。我在入狱之前曾拜李尔余老师学易，与之曾聊到贾老，殊不知他对贾老极为忌惮，一是不敢随意登门，二是言语中极为恭敬，说“贾题韬是大罗金仙下凡，在我所见到的人物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一流。”而对本光法师则有瑜亮的情结，并不服气。而吴伟楼老人等，则更视贾老为神明，常上门请教丹道，说：“能得赵老师心法的，唯贾老师一人而已，我们的悟性都不够。”
　　
　　我曾问贾老：“既然确有丹道之事，我看您似乎并未去修炼啊！”贾老说：“丹道确有其事，但还是不及禅宗明心见性痛快。宋元以来的丹道基本都走禅宗的路，不走禅宗的路，不明心性，结的丹也是愚丹、幻丹而已。我自从入了禅宗之门，便对丹道不放在心上了。”所以不少来请教丹道的，贾老虽也与之畅谈，然必归结于禅宗。
　　
　　在禅宗众多的祖师中，贾老最推崇圆悟克勤和大慧宗杲二位，并嘱严永奎把《圆悟心要》和《大慧尺牍》印出来，说：“有这两部书，禅宗的能事毕矣。《五灯会元》内容太多，而如何去用功的方法路径太略，有这两部书，参禅的方法和门径都在其中了，依之去参，积以岁月，何愁大事不了。”的确，这两部书是为丛林老参、习禅士大夫们所必备之典籍，二位祖师演禅之妙密，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我也曾为《圆悟心要》作了再版的序，惜严永奎嘱而未用。当然，贾老仍视《坛经》为根本经典，对雍正皇帝的《衘选语录》不以为然，说：“你雍正当皇帝就当皇帝嘛，何必去冒充禅师，干涉丛林内事务！”对其《拣魔辯异录》深痛恶绝，认为是断了禅宗的命根：“什么‘佛法不能决，朕当以国法决之。’真是荒唐透顶，这样介入密云与汉月之诤，使中国这两百多年就失去了禅宗的自由和解放的精神哪！”
贾老喜欢中国象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大战棋王谢侠逊更是为棋友们津津乐道，而贾老对中国象棋爱到什么程度，没有亲眼所见决不会相信。我多次到贾老家而不见其人，贾师母都说是去下棋了——成都三洞桥边的那个小茶铺兼棋园，我知道那地方，只要看见人扎堆的地方必定贾老在其中。贾老下棋的一惯风格是让挑战者一匹马，能胜他的才可以与之下平手棋，但这样的现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尽管经常是几人乃至十余围观者共战贾老一人，也从未输过一局。不论是大热天或是数九寒天，也不论是晴是雨，在那塑料棚下的棋座上，贾老总是兴趣盎然的与棋友们对局，而且常常忘记了吃饭、或者干脆不吃饭。
　　
　　我父亲和叔父都是棋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曾住在提督街，就在三义庙小学——维摩精舍的隔壁。我四祖父的服装厂也在对面，食食饭店隔壁，他老人家也是棋迷，而成都市棋艺俱乐部也正好在提督街，故我一家三代都与象棋有缘，并与成都的象棋大师刘剑青、陈德元等非常熟识。我叔父与刘剑青老师长得较像，都是一表人材，俊秀斯文。他知我常到贾老那里去，就缠着我把他介绍给贾老，而且非得和贾老对局。好在他也住西门，到三洞桥很近，我就去与贾老约了。
　　
　　见是我叔父，又与刘剑青交好，贾老对我叔父要客气一些——贾老平时很随意，没那么多客套的。但摆上棋盘，贾老仍要让一匹马，这可是他不易的原则，我叔父无奈，只得遵从。贾老思维敏捷，虽八十开外仍行棋如飞。而我叔父的棋风如刘剑青一样，每一步都要深思熟虑，慢慢吞吞，使围观者不奈其烦。几局下来，和多负少，但从未胜过，贾老还赞我叔父有静气。我叔父不服气，几个月来常缠住贾老下棋，结果都基本如是。而我父亲则反对我叔父去找贾老，他说：“贾老年纪大了，事又多，你别去耗贾老行吗？”每次我叔父兴冲冲地给我父亲讲与贾老的对局时，我父亲都会这样批评他。
　　
　　贾老早年曾著有《象棋旨归》，在棋界影响很大，晚年又著《残局新论》，忙了两三年。这东西如编计算机程序一般，全是用心计算，一步棋后面跟着几十种变化，极耗心力。而除了刘剑青外，谁也帮不上手，刘剑青也只能帮着校稿而已。我见贾老那段时间辛劳过度，劝贾老说“贾老，我们不赞成你搞这部棋书，若是佛教、禅宗的，这样弄十大部都弄出来了，而棋书弄出来了又有何意义！”贾老看着我笑了，说：“学成啊，我一生别无所好，唯喜象棋，你让我完成这个心愿行吗？以后别劝我了。”真的，贾老若不是为这部棋书，就不会得病，更不会一病不起，他在1991年前身体结实轻健，这部《残局新论》耗尽了贾老的心血。尽管如此，贾老仍然无悔，书出版后还亲自签名分送大家，我们则暗暗心痛。不久，台湾有人用“蜀中客”的名盗版出了贾老的这部著作，有人建议诉诸法律，贾老淡淡一笑，说：“由他去吧，隔这么远打什么官司！”对很多是，非贾老都是以不了了之的，从不纠缠计较。
　　
　　贾老有关棋的佳话甚多，他于1950年受四川军政委员会之托前往拉萨，去作西藏上层人物的工作。和平解放西藏后，仼西藏佛协的副秘书长。1956年6月，陈毅元帅代表中央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问地方干部：“听说拉萨有一位下棋的贾活佛，我想请他来下盘棋。”贾老被接到后，陈毅问了贾老的棋史，夫人张茜说：“贾先生是棋王，你就别丢丑了。”陈毅说：“象棋我是不敢下了，请问贾先生围棋如何？”贾老说：“可以陪陈元帅下一下。”结果下围棋元帅也输了，只是输得不多。陈毅很高兴，问贾老：“在政府里你评的什么级别？”贾老说：“尚未定级。”陈毅对自治区筹委的负责人说：“贾先生是人材，起码应评个十三级。”就这样，贾老就成了十三级、刚够“高级干部”的门坎。我问贾老对陈毅元帅的感觉如何？贾老说：“儒雅豁达大度！”再问其棋艺如何，贾老说：“我应是专业运动员或教练员，陈毅元帅在业余里也是高手了，若有我们这么闲，有个几年，肯定能入国手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