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江青婚姻上的两个问题

阎长贵同志老骥伏枥、笔耕不辍，近年来迭有高论问世，内中不乏惊人之语，令人感佩。不过，感佩的同时也生出些许疑惑。近见阎长贵同志发表在《同舟共进》杂志2008年第八期上的《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一文，深觉有两处问题颇有商榷的余地，特作文予以叙述，并就教于诸多党史爱好者。

1.党内阻拦毛泽东、江青婚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阎文在论述党内有人阻拦毛泽东、江青结婚的原因时是这样解读的：“回到1930年代，即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 3 =H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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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阎长贵同志认为党内人士阻拦毛泽东江青的婚姻的主要根据便是“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我不知道，这是阎长贵同志个人的感觉还是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之后得出的依据？

应该说江青的所谓的”戏子“身份的确是一些人反对毛、江结合的原因之一，但却并非主要原因。而阎文所强调的似乎所有反对毛、江结合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江青的出身背景，这实在有些奇怪。

当时党内反对毛、江结合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位同志，一个是张闻天，一个是项英，一个是王世英。张闻天、项英都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甚至还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而王世英则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是我们党隐蔽战线的杰出战士之一。这三位党史人物尽管在历史上也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毛病，但公认的一点是他们比较正直，这样身分地位、性格品质的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反对毛泽东、江青的结合难道仅仅是阎长贵同志所说的什么”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那么简单吗？

我们先来看王世英的反对意见。 $D'd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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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英在1931年10月赴上海，随后经党组织考察决定派往南京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打入国民党内部，建立我党的地下情报组织和外围组织。此后，王世英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要职，他对于上海、南京等地的党的地下组织发生的重要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发言权的，比如后来张庆孚的身份的解决就是王世英出面澄清的，而此前朱理治、聂洪钧等人对此均不甚了了。

王世英去延安学习之前担任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情报部）负责人。等他到了延安以后特别是了解到毛泽东、江青准备结合的消息，感到很吃惊，因为王世英本人曾经因为江青的被捕而布置过营救活动，并且了解到江青在狱中表现”并不是太好“，王世英出于对党、对组织、对党的领袖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写就了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的信，劝阻毛泽东不要与江青结合。

王世英还动员了一些也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知情者一道署名，他们中间有南汉宸、陈雷等人。【注】（王凡等著《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第256页） q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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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但王世英如此反映，”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最后，意见汇总到总负责张闻天手中，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闻天反映，张闻天本来不想插手这件事，因为他深知毛的脾性，尤其这件事涉及私人问题，但张同时也感到”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经过慎重考虑的张闻天终于动笔给毛写了一封亲笔信，信写的很委婉，并让警卫员送去，毛看后大怒，把信撕毁：”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张闻天不在宴请之列。【注】（刘英《刘英自述》，第123页）

1939年5月，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找扬帆谈话，主要是了解江青在上海的一些情况，扬帆据实回答，项英听后说：”如果真是这样，润之（毛泽东－引者注）要吃亏的。“项英让扬帆写了一份材料。项英给中央拍发的电报上，亲自加了一句”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话。【注】（《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第50页；另据《叶子龙回忆录》说，项英此封电报是在毛泽东、江青结婚前后发来的）

后来，项英得知毛、江终于结合，乃直接给毛泽东去电请示：”如遇国民党人士询问此事，应如何回答？“毛回电称：”可以告诉他们，这属于个人生活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注】（《江青与扬帆冤案》，载《百年潮》2003年第二期第26页）

实际上，如果仅仅是江青在上海滩的那些演艺界的旧闻旧事，王世英等人也不会冒着触怒上级的风险犯颜直谏的。”变节“是党内的大忌，只要和”叛徒“沾上了边，政治生命也就宣告完结。像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炮制的刘少奇自首以及”61人案件“等冤假错案无一不是从”变节“这个问题上入手的。刘少奇被扣上的三顶帽子中，”叛徒“是占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