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三国yy120技能:中国传统文人的“根”是怎么斜（邪）的？

孔儒之书全都是“死书”        

  黎鸣

中国人有一首三言诗：“读死书，书死读；死书读，读书死；书读死，死读书”。这首诗中所说到的“书”，就是孔子及其儒家徒子徒孙留下来给所有中国人的“书”，换言之，即我今天文章的标题：孔儒之书全都是“死书”。中国文字的奇异还在于，“读”与“毒”同音，而“死”又与“史”同音，而这一切，恰恰均与孔子及其儒家之书密切相关。

何为“书”？又何谓“活书”与“死书”？更又为何断言孔儒之书全都是“死书”？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问题来逐步求得解答。

人是万物之灵，所谓“灵”即人类的智慧。宇宙之中，迄今为止，只有人类具有智慧。什么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智慧共分三种：记忆的智慧，理解的智慧，创造的智慧；相应于此的即是每一个人都本应具有的力量：记忆的力量，理解的力量，创造的力量。人类的智慧，虽然分为上述的三种，但其实又是不可能完全独立分解的“活”的智慧的整体。这是因为活着的人是完整的，所以人的智慧也应该是完整的。

“书”是什么？“书”是自从人类创造了文字之后，利用文字而对历史上人类自己的智慧所作出的记录。后来的人类正是通过“书”的记录，才可能知道过去的人类或同时代其他的人类曾经有过的智慧。所以说“书”是什么？“书”即是每一代人类对于自身智慧的记录。

那么又如何区分“死书”和“活书”呢？

上面说到了“书”与“智慧”的关系，并且我们还说到，智慧的“活”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完整的“活”的智慧，必须同时包含记忆、理解、创造三者，缺一不可，凡有所缺，即不可能是人类的“活”的智慧。这就如同一个人，他必须头颅、心肝、五脏、身体、四肢等等齐全，如果缺少了关键的部分，他就不可能是一个“活人”，而只能是一个“死人”。人的智慧也一样，每一个人都必须同时具有记忆、理解和创造的智慧能力，尽管这三项能力人与人之间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不能缺少一项，如果“缺少”了一项以上，那么就只能认为，他或者是个“死人”，或者是个没有智慧的非正常人，例如神经病人或大脑残疾人。对于没有智慧的非正常人来说，我们只能认为他只有“活”着的“躯体”，而并没有“活”着的“智慧”，也就是说，他的智慧其实是“死了”。

既然“智慧”有“死”、“活”之分，所以记录“智慧”的“书”也就同样具有“死”、“活”之分了。什么是“活书”呢？凡是它所记录的人类的“智慧”全面地包含了“记忆”、“理解”和“创造”等所有的部分者，这样的“书”才是“活书”。而什么是“死书”呢？凡是它所记录的人类的智慧缺少一项以上者，都只能认为是“死书”。一般来说，最容易缺少的是后面的两项：理解的智慧和创造的智慧。

有了上面对于“死书”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来界定孔儒之书了。

孔子的“六经”，以及后人编定的“四书五经”，再加上后来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所谓“新儒家”们的“书”，不要说百分之百，起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以上都是“死书”，因为什么？因为所有孔儒们的“书”，全都是只要求人们死记硬背的“书”，换言之，即惟一只具有“记忆”的记录功能的“书”（其实孔子自己也非常强调这一点，如他所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儒的书根本就不需要“理解”，也永远不可能被人“理解”。为什么？因为它们压根儿就不承认（自然也不可能知道）天底下能有任何“真理”（逻辑也是真理）的存在，它们只认“礼”，“周礼”，只认“天命”，只认“大人”，只认“圣人之言”，而这一切，全都与人类的“真理”（包括逻辑）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个只认“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而完全不认“真理”（包括逻辑）的人所记录的“书”，它们能够给予其他人以“理解”的可能吗？既然“理解”都不可能，它们又怎么能够给予其他人以“创造”的智慧呢？如此缺乏最起码的“理解”智慧和“创造”智慧的“书”，它们怎么可能不是“死书”呢？而“死书”绝对是有“毒”的“书”，它绝对会“毒”坏阅读者的大脑，使之逐渐地丧失理解和创造的功能。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大脑就是如此被“毒”坏的，正是因此，才造成了中国人的完全被动而历史性的“愚蠢”。

根据刚才的推理，我完全可以认定，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在“独尊儒术”和“尊孔读经”的历史氛围之中，全都读的是“死书”。说白了，中国人的历史完全都是上述的“三言诗”所描述的历史：“读死书、书死读；死书读，读书死；书读死，死读书”的历史。中国人为什么怎么愚蠢？我们终于可以找到关键的原因了，是因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在“读死书”啊。由于孔儒对于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垄断，即令有少数“活书”例如老子的《道德经》、墨子的《墨经》等等的存在，事实上也早就被扭曲甚至被人忘却了，这样一来，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活书”可读，一个没有“活书”可读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和文明又何尝能有“活路”可走呢？这不正就是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只能陷于严重发展停滞状态的根本原因么？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今天一些人们的大声呼吁“尊孔读经”、“复兴国学”，实质上即是在要求中国人继续“读死书，读书死”啊，这不是明显地在坑害整个中华民族么？

历史上曾经有人称“六经皆史”，这的确也是对的，说白了，中国人的“书”也只能是“史”（死记硬背的历史），而且是只能记录统治者“丰功伟绩”的“史”。因为中国的历史，全都是极权统治者暴力垄断之下的“历史”，实际上它只能具有“记录”的功能，而根本就不可能拥有“理解”和“创造”的功能。更说白了，无论是中国的“儒经”、“儒史”、“儒子”、“儒集”，其实全都只能是“死书”、“奴书”。中国历代的极权统治者要求中国人愚蠢，而造成中国人自动地变得愚蠢的最好的方法，即是永远地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去读“死书”，更要让他们永远都只能有“死书”可读，统治者要让大量的“死书”把中国人的头脑埋起来，让它们除了具有“记忆”（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功能之外，坚决地销毁它们的“理解”和“创造”的功能，从而把大多数的中国人全都变成只能具有类似“工蜂”、“工蚁”、“兵蜂”、“兵蚁”功能的几乎脑残的“工人”、“兵人”。这样一来，他们的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就可以永远地固若金汤，永远地万寿无疆了。

青年网友们，请坚决拒绝读一切“死书”，一定要保护好你们大脑的健康啊！

认为孔儒之书不是“死书”的人们，请不要只是完全谩骂地叫嚣，可以写出你们伟大的文章来跟我辩论啊，请刊登上你们的报纸、杂志、网页，甚至如同于丹女士那样，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去宣讲，好让全国的青年都来欣赏你们的伟论，从而达到你们要永远“尊孔读经”，要永远读“死书”的伟大目标啊！（2009,3,12.）

中国传统文人的“根”是怎么斜（邪）的？   

      黎鸣

前面的文章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下（社会）中的“假恶丑”，“假”集中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恶”集中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丑”集中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今天的文章主要在于揭示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之中，“假恶丑”会始终盛行？

人类群体之中总共分六种人：农、工、兵、官、商、文。在漫长的历史之中，真正能够主宰文化进程的人，主要是后面的三类人；然而在后面的三类人之中，官人主宰权力，商人主宰财富，文人主宰文化信息。真正历史传递的更重要的还是文化信息（基因），而不是权力，更不是财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人”的形态，其实才是真正主宰着该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历史的核心部分；更不要说，官人和商人，往往也是由文人来担任其中的角色，甚至是最重要的角色。正是因此，讨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人的形态，将会更可能涉及到该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的“本质”。说到这里，我用一句概括的话来总结刚刚的推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的核心主体，以其说是该国家或民族的官人或商人，毋宁更应该认为是该国家或民族的文人。换言之，正是该国家或民族中的文人的形态在很大的程度上主宰着该国家或民族文化历史的形态，因为正是在这些文人们的形态之中携带着最重要的文化历史的基因。再具体言之，可以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人的形态实质上主宰着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形态。

鉴于上面所述，我们来集中谈谈中国传统儒家文人们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种“来龙去脉”，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并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状态。看看是“中”还是不“中”？

全人类中的“文人”我把他们共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文人”，古称“先知”，后来又称“教士”，他们基本上是来自古希伯来宗教文化的渊源。“先知”自称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是人类自由想象的“超验”的产物，所以做“上帝”的仆人永远不可能降低“先知”的人格，即使在世俗统治者的面前，他们也同样能够拥有独立的人格。即便东方的佛教，也有“沙门不拜王”的信念，所以就更不要说犹太教、基督教的教士们在保持人格独立方面的重要的信仰的价值了。这种可贵的人格平等独立的信念形成了这一类文人内心深处“人人生而平等”的文化和文明（自然、自主、自由）的最基本的“种子”。

第二类“文人”，古称“哲人”，后来又称“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是来自古希腊哲学文化的渊源。“哲人”自称是“真理”的“仆人”。“真理”是人类客观抽象的“先验”的产物，所以做“真理”的仆人也同样永远不可能降低“哲人”的人格，即使在世俗统治者的面前，他们也将保持独立平等的人格，并据理力争，为真理占据一席之地。近现代的人类历史证明，先验抽象的真理的信念，比之超验想象的上帝的信念，还更能启迪并激起人类“人人生而平等”的文化和文明（自然、自主、自由）的人格“种子”的萌芽、生长、开花和结果，从而更加速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第三类“文人”，古称“圣人”，后来又称“儒生”，他们基本上是来自古代中国宗法文化的渊源。“儒生”自称是“天命”、“大人”、“圣人”的“仆人”。“天命”是永不可知的命运的特称；“大人”是世俗的统治者；“圣人”是最高的“大人”，例如在《论语》中，孔子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圣人”，而后来历代的皇帝，均称“圣上”，他们的命令则称“圣旨”。“天命”既不是先验，也不是超验，因为它既不能够被抽象，也同样不能够被想象。“大人”和“圣人”则全都是历史中特定人的“具象”，甚至“偶像”，所以，自称做（或“畏”）“天命”、“大人”、“圣人”的“仆人”的“儒生”，绝对是蓄意对自身平等独立人格的降低，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降低”。心甘情愿地降低了自己的人格的“儒生”，实际上也就是自愿丧失了文化和文明（自然、自主、自由）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格”“种子”的地位。如此丧失了独立平等“人格”的“儒生”，他们能够成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发展和进步的“主体”的承担者吗？自从“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历史的发展严重地停滞了。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文人具体形成的历史。

中国文化的发煌期主要在先秦的春秋战国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士”人向独立“文人”转化的重要的历史过程。最明显的就是所谓“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历史事件的发生。

什么是“士”人？《周礼》中把人分为五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其中的“士”，原属“大夫”的“家臣”，是统治者中最低的一等。说白了，现实中的“士”原本就是“天子、诸侯、大夫”的“仆人”，无论“士”如何变，他们原来的“仆人”的心态也将是非常难以改变的。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根”的“不正”，尤其在与古希伯来人的“先知”和古希腊人的“哲人”相比之后，就更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人根源的不利之处。这是历史的决定，中国的先人也只能无可奈何，但这也并不等于说中国人就不可能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抗争的努力。

从历史文本的意义上看，老子和墨子是对自己的命运作出了可贵的历史性抗争的伟大的古代文化英雄。老子明确地反抗“礼”的不平等的规定性：“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提倡以“道德”的真理性来直接反抗“礼”的不平等的非理性。墨子则潜在地反抗“礼”的不平等的规定性，要求兴起“天志”、“明鬼”的宗教性来设法减轻“礼”的严酷性，要求以“节葬”、“节用”、“尚贤”等方式来减少“礼”的不合理性，更是直接以“非乐”、“非命”、“非儒”等主张来对抗儒家的顺应“礼”的反文化和反文明的有害的历史倾向。很可惜，他们的努力全都失败了。

上面已经谈到，孔子的儒家是顺应“礼”、“乐”的态势，并有意地使自己成为“礼”、“乐”的永远卫士的身份而成为了后来中国的“文人”的。他们心甘情愿地捐弃了自身的独立平等的人格，更成了后来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永远“人人生而不平等”的“政治体制”的“肉体的长城”，以及更巨大的“心灵的长城”的建造者和宣传者。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传统文人的前身或源头，“士”，本身即是特定人（“大人”、“圣人”）的“仆人”，是已经历史性地拥有了“人人生而不平等”的“奴性”的“歪斜”的“根”了。换言之，中国文人的始祖从独立平等的人格上就已经比古希伯来人的“先知”和古希腊人的“哲人”相差了很大的一段距离了。

其次，具有反抗“人人生而不平等”“礼乐”的意志的老子和墨子，没有成为后来中国文化历史的“导航人”，相反的是，顺应了“人人生而不平等”的“礼乐”的孔子及其儒家，反倒成为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历史的“导航人”。

正是如上所述，中国传统文人的“根”不仅“斜”（邪）了一次，而是更“斜”（邪）了两次。“斜”（邪）一次就已经足够卑鄙的了，再“斜”（邪）第二次，就是加倍地卑鄙了。第一次的卑鄙是历史造成的（“士”本身即属于奴性的状态），第二次的卑鄙却是中国文人自愿地放弃独立平等的人格，而老子和墨子恰恰是在这个层次上做了独立平等人格的“人”，是中国古代真正文化的英雄。

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历史，竟然由一个双重卑鄙人格的孔子及其儒家文人们来充当“导航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怎么能够不始终盛行“假恶丑”呢？

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曾谈到，孔子及其儒家倒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树”，今天的文章也同样为此做出了证明。中国人文化（智慧）之树的“根”都“斜”了，而且还不是一般地“斜”，人家西方人的文化（智慧）之树是迎着（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的阳光向上生长的，而我们的文化（智慧）之树却是向着（人人永远生而不平等的）“斜”的甚至“下”的方向重又回归大地。所以我们其实已经没有了文化（智慧）之“树”，而只有文化（智慧）之“草”，而且还是老被斜风吹折了“腰”的“草”，甚至永远匍匐在地上直不起身来的“苔藓”草。我突然又想起了一个更坏的情景：孔子及其儒家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实际上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向了全世界最保守、最落后、最无智慧的民族的地位了。近代，人类的毁灭的厄运已经给予了印第安人，人类的下一个毁灭的厄运将会给予哪个民族呢？如果中国人继续坚持孔子及其儒家的“人人永远生而不平等”的“导航”的话，下一个毁灭的“厄运”就将很有可能会轮到我们这个永远尊孔拜孔泥古不化的中华民族了。我多么希望我的亲爱的同胞会同我一道高声呐喊：不要！我们坚决不要！！不要什么？不要继续让早就该死的丧失了最基本平等独立人格的孔子及其儒家来做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导航人”！让孔子的“天命”、“大人”、“圣人”永远地见鬼去吧。（2009,2,26.）

中国人，永不再做真“知识”的乞丐！    

       黎鸣

中国人是真“知识”的乞丐吗？答案：是。

看看我们的学校，看看我们的工厂，看看我们的研究机构，看看我们的出版物，看看我们的网络信息，……其中究竟有多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艺术知识、种种方面的真知识它们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呢？有吗？比例有多少？答案是：比例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答案是：百分之一，甚至还远远不到百分之一。问题在于，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再来看看我们的大量媒体，纸质的、影像的、声音的，我们的电影、电视，还有我们大量出版的书籍、期刊，尤其是大量文学的期刊，等等等等，他们在“宣传”什么呢？他们在宣传“国学”，他们在宣传中国过去的“历史”，他们在大量编造“文学”的故事，……等等等等，而这所有的一切，其中有真“知识”吗？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对中国文化和文明有益的“知识”呢？我们自己具有评价“什么是真正的知识？”的标准么？“国学”是什么“学”（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做出了回答：是伪学，是匮乏真正“知识”的无聊之“学”）？我们的“国学”大师、某学大师、某某权威、某某专家满天飞，他们的“大师”头衔是真正按照他们所拥有的真“知识”来评定的么？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就是我们的媒体工作者——记者、编辑、采访主持人，等等等等，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知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么？如果这个问题都不懂，他们怎么去认定“大师”、“权威”、“专家”的资格呢？在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垄断之下的中国，一切都只凭“权力”，以及权力“官位”之下的“职称”、“职位”、“学位”，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会“忽悠”，谁会“忽悠”，谁就是“大师”。问题还依然在于，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回顾改革开放之前的日子，更不要说过去漫长封建王朝的时代，我们中国人的的确确一直都是生活在真正“知识”的荒漠之中。不要说远，仅仅比一比最近三十年经济上改革开放前后的日子，就明显清楚了。把我们今天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把我们今天工厂里正使用的“技术”，把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所摆设出来的商品，等等等等，跟过去三十年前的中国比一比，差别在哪里？千差万差，均都差在真“知识”——科学的真知识、技术的真知识、艺术的真知识、政治的真知识、经济的真知识、文化的真知识，等等等等方面的真知识。这些真“知识”怎么来的？改革开放之后从“国外”大量涌进来的，也即是说，它们都是“舶来的知识”。为什么这三十年能够取得如此众所周知的“进步”呢？因为它的确体现出了这大量从国外“舶来的知识”的“（真）知识就是力量”的“力量”的原因。至于这原因后面的更深层的原因，我们今天暂时不论。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迄今为止我们的真“知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欧洲、美国、俄国、日本等等等等地区和国家“舶来的”。而且更不要忘记，人家愿意给予我们的真“知识”，虽然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新鲜”，可是在人家哪里，则大部分都是已经过时了的老知识，充其量，也是差不多快要过时的半新不旧的中等水平的“知识”。想要更“高级”的真“知识”么？没门。人家还要利用“知识的含金量”来继续以逸待劳地换取我们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最大量的廉价的资源和能源呢！！！

堂堂中华民族悠悠历史五千年，十四亿中国人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几近四分之一，并居世界第一，中国的版图在世界上也居于前三位，为什么中国人几乎可以创造“一切”，但就是不能创造真正的“知识”呢？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么？我告诉您，我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且一直都在思考这个令中华民族不得不汗颜（甚至屈辱）的问题。中华民族之所以在近代数百年之中，在世界列强的面前，始终积弱不振，屡屡遭受屈辱，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何在？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么？我告诉您，我今天就告诉您。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去争当真正“知识”主人的意识（更不要说怀有强烈的意志），而永远都只能心甘情愿地去充当了孔儒们的假“知识”的奴仆，乃至到了后来的近现代，更是无可奈何地只能成为西方人真正“知识”面前的乞丐了。然而在中国内部，始终充当“知识”主人的却都是那些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知识”可言的孔子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两千多年来的中国，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社会、人类自身智慧本身）真正“知识”的严重的荒漠。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大地”，最多只能生长出真正“知识”的“草”，而永远都生长不出真正“知识”的“树”，尤其生长不出巨大真正“知识”的森林。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亲爱的同胞，您思考过这个问题么？这个问题不能不思考，再不思考，中华民族就将沦为全人类之中的第二个“印第安人”了。在面临巨大的全世界性的自然灾难的面前，首先毁灭的就将是最没有真正“知识”的人类中的“民族”，更说白了，很可能正就是我们这个最没有真正“知识”的中华民族了。

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没有真正“知识”（按人口平均算）的民族，显然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在这个问题上，愤青们的盲目的“爱国”只不过是“假爱国”，因为真正的“爱国”恰恰是要求他们成为真正“知识”的创造者和主人；他们对中国古老（孔子儒家的假知识、伪知识）“文化”的饮鸩止渴、自吹自擂，是何等的可笑，不仅没有丝毫价值，更是对自身和国家的极大的伤害。在最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的人性，仅仅会“作秀”、会自吹自擂是远远不行的，更不是儒家的自我作贱的“修己安人”、“内圣外王”，而惟一只能是拥有真正“知识”者的自救，自我救助，包括真正有真“知识”的人类之间的真实有效的互相救助。

“泰坦尼克号”事件是人类面临毁灭时的一次小小的预演。在那里，真正的“知识”，真理的知识、道德的知识、理性的知识，美的情感的知识，它们全都高于暴力的权力，高于利益的算计，高于名望的忽悠。可惜，我们中国人至今仍旧不懂得这一切。在我们之中必定依然会出现：“让领导们先走！”的“绝对命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正是孔子及其儒家的“教导”：“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以及永远反对“人人生而平等”真理的历史的必然。

为什么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成为真正“知识”主人的意愿（更不要说“强烈的意志”）？为什么中国人长期以来严重地匮乏创造真正“知识”的实际能力？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以及“独尊儒术”的长期历史的态势，造成了中国人必然地成为了真正“知识”的匮乏者，以至更蜕变成了“假知识”者和“伪知识”者——孔儒们的奴隶，甚至终于事实上沦为了近现代人类中真正“知识”的乞丐。说到底，这一切都是长期以来孔子及其儒家的充满假知识、伪知识的“意识形态”垄断所造成的必然愚昧的悲惨的历史结局。

历史上的孔子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从来就不是真正“知识”的创造者，相反，他们惟一只拥有“假知识”、“伪知识”，而且还极力阻挠和压制一切真正“知识”的创造。

从真正“知识”的意义上看，孔子及其儒家徒子徒孙们的几乎所有的文献（它们弥漫了中国两千多年全部的历史），包括孔儒最初的经典，《四书五经》（或许《诗经》应该另说，毕竟多数来自民间的创作，但它们遭到了孔子的非常不合理的遴选，他从三千多首诗歌中仅仅选择了其中的三百另五首），尤其其中的《易经》、《论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标准的毫无真正“知识”的“文字垃圾”。问题的根本即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无视真理的存在，而一切缺乏（显在甚至潜在）真理基础的“知识”，全都绝对是假知识和伪知识。孔子及其儒家惟一所坚持的“礼”，不仅不是“知识”，更是阻挠一切真正“知识”产生的假知识和伪知识。孔子利用这样的“假知识”和“伪知识”来教导学生，根本就是在毒害学生，颜渊和子路即是两个最著名的被孔子所毒害的学生，他们两个，一个死于严重的“无知”，另一个则死于严重的“受骗”。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国人均都是在以完全“无知”和只有“假知”、“伪知”的孔子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充当中国人的“知识”向导和“教师”的情境之下度过来的历史，如此的中国人，怎么可能成为真正拥有真“知识”的民族呢？所以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竟然遭到了至少四次以上因少数民族的入侵而全面“亡国”的惨境，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并不像汉族人那样惟一只玩弄孔儒的虚假和伪装的“知识”，人家讲的是真实的实力；而到了近代，一碰上了拥有真“知识”的西方人，甚至日本人，就更加只能是全面地“溃退”，甚至是彻底地“一败涂地”了。孔儒的“假知识”和“伪知识”真是害苦中国人了，它们除了能够制造中国人永远自相残杀的“伪文化”之外，别无真理、真实、真诚可言。令人痛苦的是，中国人竟然还迷恋上孔儒的“假、伪知识”了，甚至对孔儒的“假、伪知识”都上瘾了。如果有一天当局真要彻底地丢掉孔儒的“假、伪知识”，一些中国人还真会寻死觅活地不想活了，他们甚至已经把“尊孔读经”当成了“爱国主义”，当成了他们的“传家宝”、更当成了他们的“亲爹亲娘”了，看看这些中国人的如此愚昧无知的出息吧！！！

今天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吗？没有，仍旧没有。他们今天还在叫嚷要“尊孔读经”，他们今天还在呼吁孔子的“亡灵”，他们今天还在继续要让中华民族的子孙去完全“无知”和只有“假知”地生存下去，他们今天还在继续要把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制造成为真正“知识”的乞丐。对于这一些无知之徒的叫唤，我真是恨啦。只能充当真正“知识”乞丐的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中国惟一的希望只能是，中国人从此将成为真正“知识”的新的创造者和主人，让历史上只能“无知”或只有“假知”和“伪知”的孔儒们彻底地退出中国新历史的舞台！（www.liming1944.cn，2009,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