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翻脸：周扬被打成文艺黑线祖师爷

　　文章摘自：《毛泽东与周扬》
　　作者：盛夏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1年9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毛泽东与周扬》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力求做到重要的史实有把握、重要文献有依据、重要讲话有出处、重要引文有来源，并密切注意最新披露的文献和新发现的史实，同时注意纠正与考据了一些流传的错误，与此回时也注意吸取了国内最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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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1944年后，周扬担任延安大学校长。延长大学由鲁艺与自然科学院等学校合并而成，抗战胜利后，学员分布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艺战线的中坚力量。在鲁艺成立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五周年时，毛泽东都应周扬邀请到鲁艺讲了话，内容很生动也很重要。可见毛泽东是非常重视鲁艺的，同时也对周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解放战争时期，周扬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48年5月改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华北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解放华北的斗争。1949年7月，周扬与郭沫若、茅盾等负责筹备并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周扬被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期望周扬领导文艺界，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迎来新中国文艺建设的高潮。周扬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作为宣传文化界的领导，毛泽东常找他去谈话。周扬写的文章，有些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有的毛泽东曾作过批示。1953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时，毛泽东指示说“希望第二次文代会在周扬同志主持下开成团结的会议”。1960年7月22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扬作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7月19日复信给周扬，说文件“写得很好”，“高层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

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像这样表扬周扬的机会并不多。毛泽东已开始对周扬不满意，那时候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均从文艺界开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毛泽东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了周扬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下放到湖南参加土改。周扬说：“毛主席批评我，再不下乡，就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此后因政治运动导致文化思想形势变化多端，批胡适、批唯心论、反胡风、反右、纠“左”、反修正主义，运动一个接一个，周扬也浮沉不定。周扬虽然执行毛泽东路线，包括那些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方针路线，执行的也很坚决，但毛泽东还是觉得他过于软弱，脱离实际，有偏右倾向，所以要把他赶到乡下去，看来周扬也有周扬的悲哀。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被批判者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闪着周扬的影子。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他终于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成为最早受冲击者之一。周扬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指控为“文艺黑线”的代表，受到批判和迫害。后中共中央予以彻底平反。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打击，1977年4月，周扬在接受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觉得有些苦闷：难道我做的工作都是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吗？

周扬想不通。他曾经想过：我既然管文化工作管了这么久，我既然是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那就算我罪有应得吧，谁叫我没有执行好呢？谁叫我在工作中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呢？现在人家说我反毛主席，那有什么办法。我既然有错误，讲重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过问题是，当时已经不是讲重一点的问题了，而是一种诽谤，陷害了！我的心里不是那么好受。

周扬记得毛泽东过去在延安的时候曾跟他谈过一些话。

毛泽东跟他讲的话的大意是说，告诉周扬“不要有委屈的感觉”。毛泽东说：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他根本不对。对你不要感到委屈嘛。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有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实是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不认识，所以感到委屈。这是罪有应得嘛，你有什么委屈吗？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

周扬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贡献不大。一个人不管有怎么样的贡献，只要他参加革命，他就要预料到在革命进程中会遭到挫折，他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他就不配谈革命。

对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所受的种种迫害，周扬经常这样想：比起一些对革命的贡献更大的同志来，我所受的迫害并不是怎么了不得的。这是真心话。有些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也受了迫害。这样一想，我就很平静。

三

“文革”尚未开始，周扬自身难保，“文革”一爆发，周扬首当其冲，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了建国十七年以来的文艺成果，根子抓到了周扬，以“文革”爆发为标志，周扬作为文艺界领导人也由此陷落，直接的原因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至此，周扬被监禁9年。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周扬。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泽东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们却并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这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直在心里还在挂念着周扬。

在文艺调整中，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是与扩大节目、活跃文艺同时展开的。

毛泽东1975年7月2日在一封信上写下“周扬一案，拟可从宽处理”一段批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立即贯彻执行。

7月12日，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忽然接到中宣部军管组的通知：周扬要放出来了。这真是望外之喜！已经整整9年没有得到周扬本人的音信，而几年前就纷纷传说“周扬已死”，后来户口也注销了，接着又收到了“周扬专案组”送来的周扬的几件日用品。在那样的岁月，那里还抱什么周扬生还的希望呢！苏灵扬惊喜万分。

7月14日，周扬放出来了，不久就知道毛主席的决策。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无从搞清楚具体的原委，以至于直到1993年，周扬的秘书在《新文学史料》上撰文谈及此事时，还误以为“是毛主席听了当时半打倒半工作的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所作出的决定”。周扬原来的寓所被当时中宣部军管组的人住着，周扬夫妇回不了家，上面安排他们在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1号楼二层一个房间暂住。

“周扬一案”中的夏衍从“文革”开始即被“监护”，逼供时腿被踢断。他关在秦城监狱长达8年零7个月。“四人帮”始终找不到一件可以说明是敌我矛盾的证据，但还是定他“问题性质严重”。毛泽东指示周扬问题应为“人民内部问题”。夏衍的定性这才随之改变。8月给夏衍作了恢复组织生活的结论。但仍以“按夏衍的级别，结论要由政治局批准”为借口，把它压了下来。所以，夏衍真正恢复组织生活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7月25日，正好是夏衍入党整整50年的时候。

“周扬一案”中的阳翰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比夏衍还早两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叛徒”，关押9年之久。他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被关押期间从未在审问记录上签字。他在狱中还咏诗百余首，表达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四人帮”的鄙视。这样坚定的战士，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下指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不会放他出来的。

周扬、夏衍、阳翰笙释放后，专案办公室即在7月1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了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周扬一案”中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凡关押、监护的人员，至此已全部释放(其中有27人是在1975年5月底前释放的；在34人在原单位接受审查没有关押；田汉、蔡楚生、刘芝明、邵荃麟、焦菊隐、何干之、穆木天等12人已故)。林默涵等5人已“分配工作”，萧望东、钱俊瑞、刘白羽等26人正在“分配工作”，夏衍、阳翰笙、王昆仑、徐平羽、阿英等20人“养起来并治病”。政治结论属人民内部问题的，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应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在前面已经说到的7月1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的那份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中，对周扬，定性为“问题性质严重”，因而采取的处理办法也用了“拟分配工作”这样的不很确定的语言，生活待遇也不是“原工资照发”，而是“工资照发”。这样一来，周扬的问题就还留着一个尾巴，并没有真正“平反”。

7月16日的那份报告于7月27日送毛泽东审批。这时，毛泽东左眼才动过手术，还不能阅读，更不能在表格上写小字。他仔细地听机要秘书读了这份报告。对周扬的定性，毛泽东说：应该是人民内部问题。他命机要秘书把报告中的“问题性质严重”圈掉，改为“人民内部问题”。7月28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接到毛泽东对周扬定性作了重要修改的报告，立即要中央办公厅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毛泽东7月28日批示说周扬是人民内部问题，恢复党籍，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