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kw柴油发电机:“前堂后碑” ，广州人不该遗忘的历史

　　广州的中山纪念碑，坐北向南，碑高37米，巍峨雄伟，屹立于越秀山的最高处。碑身正面，镌刻《总理遗嘱》，小平台围栏下均匀地分布着26只石羊，与中山纪念堂前原设计的华表顶端的石羊相呼应，象征纪念碑立于“羊城”。

　　碑内共有13层，随着碑体的向上收小，最上层约有10平方米。

　　很少人知道，中山纪念碑与山脚下的中山纪念堂共同构成一个“前堂后碑”的建筑整体。2001年6月国家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只有中山纪念堂而不提纪念碑。因此，有必要将与纪念碑相关的历史事实公诸于众。

　　最早动议是纪念亭，而不是纪念碑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粤人即“拟募集五十万元，建筑一规模宏大之孙中山纪念堂及图书馆，以纪念元勋”。随后，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革命纪念会也提出建议：“请政府指拨观音山公园为孙总理纪念公园，以观音山庙址建纪念亭，亭处立孙总理铜像，筑亭其间，垂诸永久。”省长胡汉民接函后迅即回复同意。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4日通过了5项决议案，第一项就是“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实行之”，并决定在越秀山顶建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本来，接受总理遗嘱最早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日语翻译戴季陶提出来的。1925年5月18日，国民党中央在北平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中途迁往广州继续举行。戴季陶提出，孙中山的遗嘱给国民指示了政治奋斗的途径，全体国民应当牢记，并随即拿出预先写好的《中国国民党接受总理遗嘱宣言》，被大会通过。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国民党右派顽固分子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戴季陶虽被拒于门外，但仍声明“可以同意西山会议的决议”，因此在“二大”受到了一个小小的训令处分。然而，他提出的接受总理遗嘱问题，还是被“二大”重新提出。通过之余，还要树碑勒石，“以垂永久，而留纪念”。当时报张有所报道——1月5日上午10时30分，“二大”代表180余人，分乘30多辆汽车，从大东门省党部出发前往观音山脚，然后步行鱼贯登山，至11时行奠基礼。建碑地点在山之最高处。该处原有一古庙——观音阁。典礼甚为庄严。基上置国旗党旗，各代表环向而立，奏军乐，汪精卫读总理遗嘱，向国旗党旗行三鞠躬，由大会主席团汪精卫、丁惟汾、谭平山、谭延、邓泽如、恩克巴图６人，亲手举石安放行奠基礼。主席团认为，碑建在此实最合宜，此地前为观音座所在，经测绘师测量，实为此山中心点，最高峻最平正之处。观览全城，实觉无有更善于此者。主席团主张碑宜高，表示庄严；色宜白，表示纯洁。更装置电炬，砌成青天白日党徽，使全城市民，于夜间遥望此山，皆可以见青天白日之光辉，亦胜事也。

　　悬赏征求纪念碑图案

　　“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奠基礼后，有人提议不如改为“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纪念碑”。此议一出，立被接受。次日，即1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就刊登了《国民政府悬赏征求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纪念碑图案》的方案如下：（1）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于一月五日举行奠基礼。（2）奠基石在粤秀山颠旧观音庙观音宝座面南。（3）碑刻孙中山总理遗嘱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遗嘱议决案。由谭组安先生书丹。（4）碑须高峻而坚固耐久。（5）碑顶矗大电灯作党旗青天白日形式，夜间发光照耀远近。

　　此事办得很有效率。1月4日才通过《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实行之》的决议，次日便举行了《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的奠基典礼。紧接着1月6日报载悬奖征求方案了。3天的动作有序而连贯。2月9日，报上已经刊登了获选者的消息——（本报专访）国民政府前日（注：2月7日）邀请美术家在府评判总理纪念碑图案，已志昨报。兹续闻是日评判结果，获选者第一名杨锡宗，二名陈均沛，三名叶永俊。首名得奖金五百元，国民政府秘书处将来即登报揭晓云。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有些权威人士的“回忆文章”和“文献”上，关于“把第一名得主错写为杨锡宗”的说法，是真正的张冠李戴。其实，他们把本次单独征集“总理纪念碑”的评奖结果，当成后来一次悬赏征集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建筑图案的评奖结果了。“二大”后，广州各界人民即开展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活动，成立了一个由孙科、陈树人、金曾澄等所组成的“建筑孙总理纪念堂委员会”，即当时报纸上称的“建筑中山纪念堂委员会”。

　　大约于2月20日至22日之间，委员会起草完成了《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方案，并于23日起在《广州民国日报》等间隔刊登达5个半月之久。于是，第一次把纪念堂和纪念碑联系起来，作“前堂后碑”整体设计的方案。

　　在前一段集中了纪念堂、纪念亭、纪念碑的各种意见后，人们的认识终于有一个飞跃：在山顶建碑，在山麓建筑中山纪念堂。于是，最终形成了《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的方案，并具体实施。这样，前述的悬赏仅仅公布两周后，“前堂后碑”的新方案又出台了，使前者只能存在于图案中。

　　报载悬赏征求方案后，中外设计师纷纷响应。截稿日期也从原定的6月15日，延至8月下旬，共收到中外应征设计图26份。8月26-30日，每天上午9-12时，下午2-5时，由高剑父等8位评判员至陈列室阅览评判。9月3-9日，向市民公开展览，市民凭筹委会所发的阅览券到陈列室自由参观。9月21日和24日这两天，报纸郑重其事地刊登了“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征求图案揭晓”——

　　日前，本会为筹建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及纪念碑，曾登报征求图案。迭承海内外建筑名家惠投佳构，美不胜收。兹经本会聘定美术建筑专家先行发抒评判意见，并于9月1日由本会各委员开评判会议，详加审核，特将结果公布如下：

　　第一奖吕彦直君名誉第一奖刘福泰君第二奖杨锡宗君名誉第二奖陈君沛君第三奖范文照君名誉第三奖张光圻君

　　纪念碑早于纪念堂动工

　　纪念碑的动工比纪念堂稍微早一点。1928年3月6日，香港宏益公司在坐落在越秀山顶旧观音阁莲花宝座的位置上开工了。观音阁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后改为“名德祠”，不久又发展为佛寺，人称“绿瓦庙”、“观音庙”，以至越秀山都要以它来命名，叫做“观音山”。

　　从1928年初纪念碑动工前的照片上看，民国初年龙济光时的观音庙,已颓废为越秀山顶上的一组破败的砖瓦平房，被孙科称之为“烂庙”；观音庙东面至今伍庭芳墓园处，有许多窝棚，麇集着不少流民乞丐。观音阁四周，还有炮台、大炮等兵家遗物。以至动工时，承建商专门上报筹委会请求协助。根据合同，纪念碑的工程包括四部分：开掘地基、浇筑钢筋混凝土、砌筑香港花岗岩石、砌筑石护坡。

　　纪念碑上用来镌刻《总理遗嘱》的那块花岗岩石，比斧凿后成就的碑石要大整整一倍多。碑石“高凡四十五英尺，横二十五英尺，殊形伟大”。以一英尺等于0.304米计算，则这块碑石原本长13.68米、宽7.6米，面积为104平方米。以当时的技术条件看，从香港九龙的石山上开凿出来，然后装船运抵广州，本身就很不容易。为此，承建商不得不申请在“米埠堤边”建筑临时木码头。

　　上世纪20年代，原广州市工务局所绘制的地图，“米埠堤边”、“米埠码头”位于沙面岛西端以外至今天“黄沙”的地块。当时那条横贯其中、东西走向的“米埠大街”，其长不过百来米，宽仅五六米。其西边尽头处与原粤汉铁路、今广州火车南站的铁路末端相对；米埠大街南侧外约20米处，就是与其平行的“米埠堤边”，依次排列着的码头，就叫“米埠码头”。临时木码头就在今丛桂路1号再往南约20米处的“米埠堤边”。9月10日，得到市政厅批准。于是，一座长约12.16米、宽约3.65米、“专为起卸纪念碑石料而设、不作他用”的、“伸出海心”的临时木码头，便在米埠堤边筑起。据有限记载，只知道巨石运抵越秀山脚后，“须再开一大道，始可将该石运至山顶，且汽车亦不能为力，须用人工运上”。其中的辛劳艰苦，今人难以想象。

　　对于碑高难上的问题，纪念堂工程监理员卓康成向筹委会建议：“向各行省及各国政府索取纪念碑基石，并在碑内添置升降机。”为此，筹委会专门致函吕彦直。

　　吕建筑师专门函复筹委会表示难办，原因起码有以下两条：当时国内各省战事频仍，国际局势也很不稳定。若要“向各行省及各国政府索取纪念碑基石”，纪念碑工程完竣之日，将遥遥无期。其次，纪念碑碑高仅37米，且下大而上小，装置升降机只能到达碑高的2/3处，工程费用也将因此而陡然倍增。

　　纪念碑单体工程自1928年3月6日动工至1929年12月5日完竣，历时1年又9个月。

　　碑内镶嵌40幅题词碑刻，后被彻底铲除

　　1928年9月21日，筹委会主席李济深曾亲自撰文，说明纪念碑内四旁计划嵌石百块，每块纵一英尺零半英寸，横一英尺九英寸，以备各省市高级党政机关题字之用。

　　当市政府收各地函后，于1933年2月23日，送给“建管会”纪念碑题字一纸：“流百载纪光世德功。”在1934年3月12日出版的《总理逝世八周年纪念刊》中，就刊登了40幅祝贺中山纪念堂开幕和中山纪念碑落成的题词的碑刻拓片。题词者有：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古应芬、陈济棠、邹鲁、蒋光鼐、林云陔、刘纪文等等。可惜这批碑石，被后来者全部挖撬销毁，只留下纪念碑内四面墙壁上被挖补过的痕迹。如今，中山纪念碑内“室徒四壁”，别无他物。而碑体正面镶嵌着一整块高21尺（7米），宽12尺（4米），面积约28平方米的花岗岩石，上刻《总理遗嘱》，古隶书体，字体工整而苍劲，力透石背。勒石者同为梁俊生，勒石工程费为210元。

　　纪念碑自建成至今，除《总理遗嘱》上的国民党党徽被更换为八角形石块、碑体基座内四壁镶嵌的几十块碑刻被铲除外，其余部分均保持原貌。有的书上说“纪念碑原为尖顶，后来遭雷击劈断，维修时就改为平顶了”——这是失实和没有根据的。

　　“堂”“碑”天然联系被人为割断

碑前的百步梯共计636级，依山而筑，使山脚下的纪念堂与山顶上的纪念碑浑然一体，真正做到了“借天然之形势，成前堂后碑之格局”。然而好景不长，1930年2月间，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戴季陶，偕同新任建管会委员的林直勉等前往察看中山纪念堂建筑工程。戴季陶动议在纪念堂的西、北两边开辟马路，林直勉等附和，并绘声绘色地陈述开辟两马路尤其是北马路的“重要意义”。还提议以“纪念路”名之。决议通过，遂定堂后之路为纪念北路，其西边则名为纪念西路。

　　中国历来有“人微言轻，人贵言重”的传统，纪念堂与纪念碑的天然联系，就这样被“贵人”们的金口一下子“咬断”了。

　　如今，在纪念堂与百步梯之间，横亘着一条两车道的“应元路”。过了“应元路”才得以上百步梯。“前堂后碑”这个建筑整体，硬是被拦腰斩为两段，造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如今，纪念堂和纪念碑，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公园。这种管理模式，更误导着后人把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割裂开来看待。以致于国家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有中山纪念堂，而没有提及其身后的、与纪念堂同为一个建筑整体的中山纪念碑，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摘自：羊城晚报 2003-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