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员培训:威权体制下人虫变异现象

威权体制下人虫变异现象

何几

  奥地利小说家，世界存在主义文学奠基人卡夫卡（Franz Kafka），生于1883年，于1924因病去世。他是一个怪人，但我喜欢他这个怪人，因为我喜爱他的作品，他是我的朋友，每年7月3日是他的生日，我却没有给他送过任何生日礼物。他在短暂的一生写下的作品少得可怜，屈指可数，还没有今天中国大陆随便一位小青年的玄幻、穿越、鬼怪小说的字数多。他的文学作品主要为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太监”长篇小说。生前大多未发表，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极不满意，差点将自己的所有作品付之一炬。

  卡夫卡主要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对政治事件一直袖手旁观，他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虫子们的怪诞生活方式，人与虫是其作品的主题，深刻表现了“人即虫，虫即人”的人虫变异现象。这增加了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阅读难度，作品中没有哲人式的思考，行文如同对话聊天，但却蕴含了多重意义。我常常反复读他的作品弄得我经常措手不及，在不断地惊愕中看到了卡夫卡那张平凡而深邃的面孔。我真想咬他两口。

  卡夫卡描写人虫变异的作品很多，《变形记》是人虫变异的代表作。一个公司职员早上醒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后来被家人当作垃圾扔进了垃圾桶，他那心爱的妹妹当把家里这只吓人的大甲虫丢弃之后“舒展了几下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全家人如释重负。小说写得非常自然，如同述说家事一样轻松。在另外一篇不足两百字的短文《秃鹰》里，“我”被一只凶猛的秃鹰啄食，“我”以最大的忍耐任由秃鹰在他身上撕啄，最后那只猛禽飞起来，“在高空中，它身子向后弯曲，以此获得足够的推动力，而后像标枪一样，将它的利喙从我的嘴，深深地插入我的身体。我向后倒下，当这只秃鹰无可挽救地溺死在我一腔溢满的，深深的血河里时，我感到得到了解脱”。写得太轻松了，“我”居然无力反抗一只秃鹰的攻击，并且还对秃鹰抱有恻隐之情，对它的“溺死”感到无可挽救。“我”太无力了，太善良了，太有同情心了。

  这就是卡夫卡。他写的人虫变异作品还有《乡村教师（巨鼹）》、《豺狗和阿拉伯人》、一个人猿《致科学院的报告》、《一条狗的研究》、一个在动物园靠饥饿吸引旅客观赏而最终被当作垃圾处理掉，在笼子里换上一只黑熊的《饥饿艺术家》、《地洞》、《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犹太教堂里的“宠物”》等。这些作品充满了人性追求却又灭绝了人性，被虫子世界所取代，兽性战胜了人性，或者兽性与人性在人虫变异过程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究竟是什么力量压抑了人性的正常发展，究竟是什么把人变成了虫，虫却变成了人？这才是卡夫卡要告诉我们的真相。在《秃鹰》这篇小品里，我找到了答案，但答案不仅在于《秃鹰》。公司职员卡夫卡的每部作品都在告诉我们那个真相，并以轻松的笔触警告我们要实现人性的最终胜利，要战胜兽性和一切非法审判。《秃鹰》就是对“我”的一次审判，当然是非法的审判。奥地利国徽就是一只秃鹰，是权力的象征，是威权的代表。当时的奥地利还没有真正实现民主，徒有其表，处于人性与兽性相互争斗的过程中。卡夫卡看得最为清楚，因为他对政治作壁上观，旁观者才能看到真相。他看到了，所以他发现了人虫变异的病态社会现象，这一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刻体现。

  正是威权体制产生了人虫变异的非正常现象，这对孤独而清醒的卡夫卡已经深入骨髓，有切肤之痛。威权体制下的卡夫卡生活在无孔不入的威权势力的压迫之下，他只有在恐惧和胆怯中轻轻地进行呼吸，小心翼翼地行走，毕恭毕敬地工作，然后在他的小说里安放自己的灵魂，保全自己人格独立性和思考独立性，静静等待人性最终能够在兽性面前获得自由，彻底摆脱秃鹰的铁爪子。

  卡夫卡和奥匈帝国的臣民们经历了来自四个方面的威权统治，压制了人们的生活思考空间。他们有一个严厉的父亲，家长威权是任何威权政体在家庭生活方面进行渗透的结果。卡夫卡从一出生就受到了家长威权的压制，他的父亲是家长威权的掌握者和实施者，父亲经常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打造卡夫卡的人生，干涉卡夫卡的自由，甚至对卡夫卡的未来进行诅咒。然而面对强大的威权势力，内向弱小的卡夫卡不能与之抗衡，他不敢反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驯服和沉默。在《判决》这篇小说里，父亲大权独揽，对儿子的婚事横加干涉，对儿子的所做所为不断地指责、谩骂。尽管他病入膏肓，他仍然掌握着对儿子人身自由的绝对控制权。这位父亲极不信任自己的孩子，认为儿子对他的孝心都是在演戏，目的是想夺取他的财产和取代他作为一家之长的地位。最后，这位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作出了非法判决“现在你才明白，除了你以外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直到如今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他的儿子却丝毫也没有反抗的意思，而是遵照父亲对他的判决自己来到桥上，说了最后一句“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受着你们的。”说完他就松开抓住桥栏杆的双手落入冰冷的河水中去。多么轻松的描述，多么残酷的现实。人性，他的父亲却还在病榻上大言不惭地评价别人的人性，他心目的人性早已被威权家长制扭曲变形了，变成了兽性。

  《判决》是卡夫卡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可见其对家长威权刻骨铭心之痛。职场威权是卡夫卡所感受到的另一种压力源，作为一名职员，他在公司的地位还不如一个看门人。《法的门前》体现了这一无奈的恶劣情绪，看门人拥有进出大门的权力，这一权力来源于职场的威权体制，来源于职场操控者对下属绝对管控的权力。长篇小说《美国》（又译《生死不明的人》）描写了一个被父母抛弃偷渡美国去打工的小青年卡尔的遭遇，他四处寻找职业，却又屡屡失败，被舅舅赶出家门，被大人们玩弄，被流氓欺负，被同事谗害，被老板扫地出门，后来又受到警察的追捕，最后被迫跟随一群流浪汉向一个生死未卜的地方走去。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社会威权无处不在，它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紧张、相互陌生、冷漠、没有爱、没有道德。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生活在一个威权社会，即使是在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家庭环境里也体验不到亲情、爱、信任、关怀、尊重、友好等美好的情感生活。家庭生活如此，社会生活更加缺乏诚信、关爱、尊重，如同生活在一片沙漠里，没有生机，没有希望，没有尊严，没有理想，没有价值，没有归属。“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正是威权社会的正常现象。

  无论是家长威权，还是职场威权，抑或社会威权，都是威权政治的异化产物。一个最不关心政治的作家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与政治无关，恰恰相反，一个最不关心政治的作家才能清醒地看出政治的善恶，他的作品才能冷静、客观、真实地反映政治对公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小说《审判》（另译《诉讼》）就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非法政权对一个公民的罪恶行为，主人公K是一家银行的襄理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当局突然宣布逮捕，但又让K有一定的自由，随时监控K的工作和私生活，并对他进行敲榨勒索，一连串的审问使K哭笑不得，因为他一直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法院也没有对他提起正式诉讼。为了弄清自己的罪名，K费尽了心机，却劳而无果，直到他被当局秘密处死的那一刻他都没有获知自己的罪名。

  威权体制之下的一切都是离奇荒谬的，不能以正常的思维去理解那个社会，因为那个社会本身就不正常。究竟人是虫，或是虫是人，谁都搞不清楚。人性与兽性在威权体制被严重扭曲。兽性对人性说兽性才是人性，人性对兽性说人性才是兽性。这便是在威权体制下人虫变异现象所产生的病态社会伦理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