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三丰:真正的教者

真正的教者

——侧记高锟校长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做校长多年，高锟校长并没有留下什么动听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学家，知道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高校长不晓得说，但晓得做。

高锟校长在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迅即成为媒体焦点。除了高校长在光纤通讯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他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期间和学生的关系，尤其是1993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但观乎媒体报道，颇多不尽不实之处，部分更近乎传说。这些传说，对高校长和学生都不公平。

我当时读大学三年级，是《中大学生报》校园版编辑，亲历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长做过多次访问，算是对内情有所了解。现在热潮既过，我自觉有责任将当年所见所闻记下来，为历史留个记录。更重要的是，18年后，我对高校长的教育理念，有了一点新体会。

被誉为“光纤通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高锟。高锟参与创立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学系，并于1987至1996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

我第一次见高锟校长，是1992年8月某个下午，我和学生报其他四位同学去大学行政楼访问他，一谈就是三小时。高校长的粤语不太流利，我们主要用普通话交谈。高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率真诚恳、没官腔很随和的人。即使我们有时问得直接尖锐，他也没有回避或带我们绕圈子，而是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还留意到高校长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一边聊天一边在白纸上画几何图案，愈画愈多。

那天我们从中大的人文传统和教育理想谈起，说到学制改变、校园规划、教学评核和通识教育等。最后，我们问高校长是否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在那个年头，学生会经常出去示威抗议，有的时候会出现学生在外抗议，校长在内饮宴的场面。校长说他个人很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但因为他是校长，代表大学，因此不适宜表态。他甚至说：“我很同情你们的许多行为，觉得是年轻人应该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会觉得我不对。如果我不做校长而做教师，那情形就不同。”（《中大三十年》，中大学生会出版，1993，页15）

那个访问最后由我执笔，一年后被收进我有份参与编辑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学生会一向有为学校撰史的传统，每十年一次，从学生的观点回顾及检讨大学的发展。书出版后，我寄了本给校长。过不了几天，他在校园偶然遇到我，说读了书中我的两篇文章，一篇写得好，一篇写得不太好。我当时有点诧异。一是诧异他会读我的文章，二是诧异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对着这个学生说不喜欢他的文章。我没有不快，反觉得高校长如此坦白很好。可惜当时人太多，我没机会问他不喜欢哪一篇及原因是什么。

所谓“范克廉楼文化”

这里要补一笔，谈谈学生会干事会和学生报。干事会和学生报是中大学生会的核心，是当时惟一需要全校学生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组织，运作经费来自学生的会费，在组织和财政上完全独立于校方。学生会总部在学生活动中心范克廉楼，干事会在地库，学生报在顶层，彼此关系密切，我们惯称自己为“范记人”。校长所在的行政楼，与范克廉楼一路之隔，并排而立。中大学生会有参与校政和关心社会的传统，崇尚独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学时，范克廉楼聚集了大批热血青年，天天在那里议论国事。除了学生会，中大还有过百计学生团体，包括书院学生会、国是学会、中大社工队、青年文学奖、绿色天地等。这些团体也是学生自治，每年由会员选举出我们叫做“庄”的内阁，自行组织活动，学校不会干预。

我特别说明这个背景，是想读者明白，虽然高校长是国际知名的光纤之父，但我们当时对他不仅没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为他是校长。对范记人来说，校长拥有庞大的行政权力，代表大学官僚体系的利益。而学生会的职责，是捍卫教育理想，监察大学施政，争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学权益。所以，校长和学生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张力。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楼有强烈的反权威反建制传统，在我的读书年代尤甚。这个传统从上世纪70年代发展下来，一代传一代，从没中断过，形成所谓范克廉楼文化。很多人对这个传统不认识，一见到学生会有抗争行动，总会习惯性标签他们为“过激”、“非理性”和“一小撮搞事分子”。

“港事顾问”风波

1993年是高锟校长任内最纷扰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纠结在一起。在这年，高校长放弃了一年前亲口对我们说过的政治中立，接受北京委任为港事顾问，结果引发轩然大波。

让我先说点背景。1992年7月，彭定康成为香港最后一任殖民地总督。他上任不久，即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会民选议席。这个方案遭到北京强烈反对，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甚至斥责彭定康为“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于是决定另起炉灶，积极吸纳香港不同界别精英，邀请他们出任港事顾问。

1993年3月27日中国政府公布第二批“港顾”名单，高锟校长赫然在名单之上。中大学生会在29日发出声明，指高锟身为校长，代表中大，不宜担任此职，并要求高校长公开交代事件。高校长当晚回应说，他是以个人身份接受此职，不会对中大有任何影响。事情发展得很快，当天在范克廉楼已出现大字报潮，傍晚电视新闻也以头条报道此事。在委任名单中，其实也有别的大学的校长，例如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但因为只有中大有反对声音，所以成为全城焦点。

3月30日中午，学生会在烽火台举办论坛，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长没有出现，但发了一信给学生会，称他会利用“港顾”一职，就“学术自由及促进本港与国际学术界联系”向北京反映意见。论坛结束后，五十多位同学打着横幅，游行到中环恒生银行总行，要求正在那里参加中大校董会会议的高校长回校公开解释。傍晚6时许，高校长答应出席第二天的论坛。我们当晚在学生会开会到夜深，并为第二天的论坛作准备。

3月31日上午11时，高校长步出行政楼，来到数步之遥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师生及全香港所有媒体。高校长那天穿深色西装，精神看来不错。烽火台放了一张长桌，高校长坐一端，中间是学生主持，另一端是学生会会长。高校长背对着的，是朱铭先生著名的太极系列雕塑“仲门”，门后面是大学图书馆；正对着的，是密密麻麻的师生，师生后面是百万大道，大道尽头是俗称“饭煲底”的科学馆，上有“博文约礼”校徽。

论坛气氛热烈，学生排着长队等着发问，用的是标准中大模式：发问者先自报姓名及所属书院学系年级，然后提出问题，高校长回应，发问者接着可追问或评论，高校长再回应，然后下一位接上。争论的焦点，是港事顾问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长应否接受这样的委任。高校长不善言辞，对着群情汹涌的学生，一点也不易应付。但据我观察，高校长不是太紧张，即使面对发问者的冷嘲热讽，他也不以为忤，有时甚至忍不住和学生一起笑起来。

高校长当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对政治没兴趣，只是如果拒绝接受委任，会引起“猜疑”，接受委任“利多于弊”。他说：“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对香港的将来做一些事情，这是不错的。香港的将来是大家的将来，可能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中大学生》，第88期，1993年4月）

论坛快要结束时，学生会会长将一个纸制传声筒递给校长，讽刺他成为传声工具。高校长接过传声筒一刻，摄影记者蜂拥而上。这张照片在香港报纸刊登后，不少人大骂中大学生是“文革”小将，想威逼校长戴高帽游街示众。我们哭笑不得，因为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传声筒会变成批斗高帽。

4月1日高校长和其他港事顾问上北京接受委任，学生会再次带着标语到机场示威。高校长回来后，接受我们访问。被问及如何看待学生抗议时，他说学生会对他没有作出任何人身攻击，而且“在香港，学生完全有权和有自由这样做”。（《中大学生》，第88期，1993年4月）。

尽管是这样，学生之间很快出现分歧，不同立场的大字报贴满范克廉楼，引来大批同学围观回应。学生报当时做了个民意调查，访问七百多位学生，发觉支持和反对高校长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港顾”一役后，高校长如常接受我们访问，每年会亲自写一封信感谢我们的工作，还从他的私人账户拿出两万元资助学生会有经济需要的同学──虽然我们不怎么领他的情。高校长也重视我们的言论。学校公关部职员曾私下告诉过我，每月学生报出版后，如有对大学的投诉，高校长都会叫职员影印一份，寄给相关部门跟进。我当时的感觉，也是许多校园问题报道后，负责部门很快就会回应。我们那时一个月出版一期报纸，每期有好几十版，印5000份，放在校园免费任取，通常几天内就会派光。那时做学生报很辛苦，白天要采访，晚上要开会写稿排版校对，没有半分酬劳，但我们却觉得值得和有满足感，因为相信可以为校园带来一点改变，并令同学多些关心身外事。

现在回头来看，“港顾”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义，是起了一个示范，就是校长有责任就大学重要事务出来和同学公开对话。之前或许也试过，但论规模论影响，这次千人论坛肯定是历史性的。从此之后，类似的校政讨论逐渐成了传统。我记得1995年高校长宣布退休后，学生会曾在烽火台办了另一次论坛，要求学生有权参与遴选新校长。那次论坛由我主持，高校长不仅自己出席，还带了好几位学校高层来一起讨论。这样的对话，不一定有实时成果，但对建立一个问责透明、重视师生共治的校园文化，却有积极作用。

“开放日”事件

1993年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是11月13日的开放日事件。所谓开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开放校园给公众参观，让公众对中大有更多认识。1993年的开放日，恰逢中大建校30年，所以办得特别隆重。没料到的是，这个开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长成为全香港的焦点。

开幕礼当天早上，百万大道会场坐满了嘉宾，高锟校长被邀到台上致辞。正当他要发言时，突然有十多位学生从两边冲出来，手持标语，高叫反对开放日口号，会场霎时乱成一团。高校长一个人在台上，手里拿着讲稿，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能呆呆站着苦笑。与此同时，有学生抢了台上的麦克风，还有两位爬到典礼正前方的“饭煲底”顶层，用一条长布横额将中大校徽遮起来，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台下观众及负责筹办开放日的同学，最初不知所措，接着则对抗议学生不满，开始起哄，场面混乱。事件扰攘十多分钟后，示威同学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长才有机会将开幕词匆匆讲完，但整个开放日的气氛已全变了调。

典礼结束后，高校长打算离开，大批记者立刻上前将他团团围着。我作为学生报记者，夹在人堆中，高声问了一句：“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校长边走边答，语气平静。我当时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钟前，高校长刚经历了人生最难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长，光纤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学生最不客气的抗议和羞辱。这次和“港顾”事件不同，学生不是要和校长对话，而是要公开揭露大学之丑相，让外界知道中大30年没什么值得庆祝，借此激起更多对大学教育的反思。所以，我和其他在场记者一样，以为校长一定会大发雷霆，狠狠训斥学生一顿。但他没有那样做，而且清楚表达了他的态度。那一幕，留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后来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设身处地，会不会像他那样反应？坦白说，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报纸，不用说，铺天盖地是这宗新闻，并且一面倒地批评学生。在校内，事件也引起极大争论。那一期学生报社论，叫“不是社论”，因为我们内部彻底分裂，无法对事件有共识。不久我听说，学校管理层对此十分震怒，认为绝对不能纵容学生。我又听说，大学收到不少校友来信来电，强烈要求惩戒学生。但过了两个月，什么也没发生。到底大学内部有何讨论，我全不知情。直到前两年，我从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来当年大学曾为此特别开会，会中只有三人不主张处分学生。三人之中，有高锟校长本人──是他硬生生将处分学生的建议压了下去。

高校长为什么会“容忍”我们

我1995年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高校长。大约是2000年，我在伦敦读书，香港电台为校长拍摄“杰出华人系列”，导演读了我大学时代的许多文章，特别来伦敦访问我，我才将开放日那难忘一幕说了出来。之前我从没和人提过此事，因为要公开肯定高校长，对我是不容易过的一关。其实当时高校长也人在伦敦，我却因为可笑的自尊而没去见他一面，遂成遗憾。

两年前高校长得诺贝尔奖，传媒拼命追挖中大旧闻，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两件事。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颂扬高校长宽大为怀，有雅量容忍我们这些顽劣之徒。而愈将学生描画成偏激乖张，似乎就愈显校长的伟大。我对此感到不安。坦白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当年所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无论对于理念还是行动手段，我们都有过深刻反思，甚至进行过激烈辩论。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是无理取闹或大逆不道。退一步，如果我们真是顽劣之徒，高校长何必要忍受我们？高校长身边许多人，就劝过他不要过度纵容学生。例如当时的副校长金耀基教授，便曾公开说过他不认同高校长的做法。我也听过不少评语，认为高校长软弱无能，没有管治权威。可以说，高校长的做法在当年不仅没受到颂赞，反而遭人嘲讽。

高校长为什么要那样做？这些年来，我一直困惑。尤其当我2002年回到中大任教，目睹母校种种转变，我就更加怀念我的读书时代，更加希望理解高校长多一点。到了最近两年，因为阅历渐深，也因为听了高校长几段话，我有了一些新体会。

高校长不是在容忍学生，而是欣赏学生

在“杰出华人系列”访问中，高校长应导演之邀，来到范克廉楼中大学生报会室，打开当年的报纸，首度谈他的感受：“我的感觉是学生一定要这样做，不然我听不到新的思想。他们表达之后，我们至少有一个反应，知道他们在争取什么东西。”2009年高校长获诺贝尔奖后，高太太黄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讲，提及高校长当年和学生激烈争论后，回家对她说：“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

从这两段说话，我们清楚看到，高校长和许多人不同，他没有视学生为敌，更不是在容忍学生，而是暗暗欣赏这些别人眼中的叛逆学生。他似乎认为，中大学生不这样做，才奇怪才不应该。这真是大发现！我从没想过，校长会欣赏学生。他欣赏学生什么呢？我猜想，高校长欣赏的，是学生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坚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相信，这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我这不是胡乱猜度。高校长在某个电视访问中说得清楚：“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专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譬如我说，光纤在一千年之后还会被应用，大家便不应该随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高校长不喜欢别人崇拜他，更不喜欢别人盲从他。他要学生有自己的见解。真正的大学教育，应该鼓励学生自由探索，成为有个性有创造力同时懂得对生命负责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条将学生变得唯唯诺诺服服帖帖。高校长明白，要培养这种人，就要给予学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许学生尝试和犯错，并在众声喧哗和不和谐中看到大学之大。这不仅是个人胸襟的问题，更是理念和制度的问题。一所大学的师生，如果看不到这种理念的价值，并将其体现在制度，实践于生活，沉淀成文化，这所大学就很难有自己的格调。

我渐渐体会到，因为高校长有这样的视野，所以他能对一己荣辱处之泰然，也所以才能说出“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这样的话──即使学生反对的是他本人。高校长不是文科人，未必懂得将这些理念用很好的语言表达出来。做校长多年，他并没有留下什么动听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学家，知道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高校长不晓得说，但晓得做。当18年前他自自然然不假思索地反问我为什么要处分学生的时候，他就活在他的信念之中。

一位真正的教者

再次见到高校长，已是毕业15年后，在去年秋日的中大校园。那天阳光很好，我驾车从山脚宿舍到山顶办公室。在路上，我远远见到，高校长和高太太两个人在陡峭的山路慢慢行走。我把车停下来，问高太太要不要载他们一程。这时候，高校长竟自个走到车前，向我挥手对我微笑。校长老了许多，一头白发，还留了长长的胡子，像个老顽童。我大声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学生。校长一脸茫然，不知如何答我。我的心蓦地就酸了。虽然面对面，由于他的病（编者注：高锟于2003年初即患老人痴呆症），高校长永远不会记得我是谁了，我也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向他道一声谢。18年前的记忆，在树影婆娑中，零零碎碎上心头。

我希望，当时光逝去，人们说起高锟时，不要只记着他是光纤发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还能记着他是我们的老校长，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我所知道的高锟校长

陈方正

在古代，改写人类历史的，是具有博大胸襟与无比坚定意志的先知、伟人，所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也；在现代，改变世界面貌的，却是灵光一闪的刹那间洞见，百余年前瑞士专利局某个小职员所发现的时间与空间新观念是也。在纯净二氧化硅玻璃纤维中光波可以畅通无阻地传递讯息的思想并没有相对论那么惊世骇俗，可是它同样来自刹那间洞见，同样改变世界。

对中文大学的老同事来说，高锟颇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味道。他1970年来中大，在联合书院的简陋房舍中创办电子系的时候，已经作出光纤通讯原理的大发现好几年，但大家并不甚了解，所见到的，只是个有孩童般可爱笑容，脾气有些执拗古怪的好人。短短四年后，他飘然远引，到美国ITT公司去主持发展光纤通讯体系的大业。这无疑是他生命中的高潮，是他从了解世界到进一步改变世界的辉煌时刻。可是，在为了体制改革闹得翻天覆地的中大校园，在为了九七回归弄得人心惶惶的香港，大家对这静悄悄进行的远方革命毫无感觉；1985年他回来领受名誉学位也只如惊鸿一瞥，没有勾起多少反应。

当然，再不久他就挟着“光纤之父”的美誉回到中大来主持校政了。在十年漫长岁月里，他创办工学院、建筑系，推动大学行政体制改革和重组，以谦厚沉实风格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尊敬。但坦白说，从旁看来，他所付出恐怕远远超过所得。这不奇怪，因为他碰上了香港人最困扰、焦虑、恐惧、愤懑的十年：它开始于1980年代末的国家悲剧和由是引发的香港移民潮，结束于香港在中英连绵不断的争拗声中来到回归祖国前夕，在这期间，大学学制和退休金制度都被迫作出根本改变，气氛之沉闷郁结可想而知。很自然地，高锟校长成为无穷争论、争执的焦点。他不善辞令也不工心计，对无穷的人事纠纷，对学生的无理攻击乃至谩骂，往往显得束手无策，应付维艰，这在他心理上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和创伤，实在无法估量。

他对中国文化研究所和我个人的支持、付出，也远远超过回报。1990年我和所中同仁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需要调动所内相当一部分人力和资源，可是呈到校方的报告很快就批准了；创刊号出版的时候，庆祝酒会上他不断举杯和展现灿烂笑容，成为全场焦点。此后数年间，这份刊物在海内外赢得许多知识分子欣赏和支持，建立起声望和地位，然而“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校内对它开销和取向的批评不绝如缕，由是所带来的沉重压力，至终还是得由校长承担；同样，研究所整体也是在他任内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机会。然而，说来委实惭愧，我却辜负了他数度邀请回到大学本部共事的美意，不曾应命，惟一没有辜负的，只是登山踏青，享受片刻轻松和宁静的三春之约而已。

所幸十年只如过眼云烟，香港欢庆回归之际，高锟也恢复了自由自在的闲云野鹤生涯：写作、演讲、办企业、办学校──当然，还有周游世界各地，接受纷至沓来的奖章、奖项、荣誉学位、荣誉院士名衔。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些荣誉就已经在累积了，久而久之，在同侪心目中也就习以为常，再不感觉有何希罕，有何特殊意义。退休后十多年间他并没有离开香港，但因为一贯保持低调，就逐步从大学和公众的视野消失了。只是到数年前，当他开始出现老年痴呆征状的时候，才再度引起学生、同事和朋友的震惊和关注，感觉到这是他再一趟飘然退隐的先兆。事实上，随着他病情日益加剧，今年6月间他们夫妇也就的确告别香江，移居美国西岸湾区，以便经常和儿女相聚了。

然而，一度那么眷顾高锟的命运之神虽然好像已经不顾而去，却并没有忘记他。诚然，在垂暮之年，在意识摇摆于夕照与黑夜之间的黄昏，诺贝尔奖是来得太晚了。可是，对淡泊名利荣辱如高锟那样的人来说，迟早又有什么分别呢？世界早已经被彻底改变，现在只不过是它回过头来，承认他的刹那间洞见而已，除此之外，他已经别无所求，这个世界虽然美好，也再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给他的了。我们在此，默默感谢多年相聚、共事，同享山川胜境的缘分，衷心祝祷他今后岁月的幸福与安宁。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本文由本报与该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同时发表）

我的老校长高锟

梁文道

“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

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你看那些学生，毕业典礼总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说还以为是幼稚园结业呢。至于老师，不是不好，只不过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论文为主，书店很难见得着，不像大陆学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们的作品一字排开摆在书店，威风得不得了。校园气氛就更不要提了，许多大牌学人来演讲，也都只有小猫几只去捧场；学术沙龙？那是什么东西呀？没听过！

直到近几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听过不少著名“大师”的笑话，了解到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运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大学排行榜，香港有3家进了前50呢。可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刚拿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但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地，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八年校长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当时高锟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举动激怒了，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面（好像是毕业典礼），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则憨憨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很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上个月，我们中大人戏称为“殖民地大学”的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妹，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连字都不识的82岁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学堂三宝”之一的称号。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锟可就从来没这么亲近过了。八年里头，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马上揉搓成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我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我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前一阵子，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讲“领导的艺术”，居然大谈什么“包容是领导最重要的美德”，我听了忍不住摇头轻叹：“你来我们这里讲包容？”

去年开始，高锟得了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他和夫人一起拖着手在校园内散步的岁月，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衷诚敬意。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校长高锟

蔡子强

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前校长高锟最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不但是每个“中大人”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每个香港人、每个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

1986年，作为中大学生会副会长，我有机会参与遴选新校长，曾经与作为校长候选人的高锟会面。老实说我对他印象普通，并不很欣赏。大家可以想象，学运中人，最爱把话说得慷慨激昂，最爱谈信念、价值、理想，顺理成章也集中火力质询高锟这些问题。而他就像不少“理科人”一样，拙于词令，甚至有点口吃，所以双方并不投机。

但我后来知道，一个人话说得不够漂亮，并不代表对信念、价值和理想没有坚持，相反他可能有胸襟以实际行动，把这些表达得更加铿锵有力。

1987年，我接任中大学生会会长，与高锟校长续有交往，慢慢发现他平易近人，说话十分随和，与之前那些一脸威严、最爱训示我们的校长很不同。

有同学曾目睹校长与太太手牵着手在校园超市买巧克力；我也曾在一场关于日本黑社会暴力文化的校园电影观赏和讨论会中，看到他静静地坐在一旁参与（不是大张旗鼓、剪彩主礼的那种）；昨天有同事告诉我，一个小小的校内社科研讨会，“理科人”校长也曾出席，还举手发问……这些小事都显示，高锟校长当时真的很投入校园生活，而且全无架子。

无论如何，1980年代是香港学运比较温和的时期，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90年代。当时香港学运走向激进化，以批判和冲击权威为己任。

1993年10月，中大30周年校庆，举办了盛大的“开放日”来庆祝。当时学生组织最痛恨歌舞升平，于是执意要与校方对着干。

开放日那天，中大冠盖云集，喜气洋洋。正当高校长要当众致辞时，激进学生冷不防冲上了主礼台，在众多嘉宾、家长、同学以及校友的众目睽睽之下，誓要抢走校长手中的话筒，以表达另类的声音，还拉开了“两日虚假境像，掩饰中大衰相”的横幅，台上乱作一团，扰攘达数分钟之久。学生还当场游行，派发内藏传单的避孕套。

校长被迫走下主礼台，我的一位朋友当时是《中大学生报》记者，第一时间冲上前去采访，他为示威同学忧心，询问校方是否会惩罚学生。校长却一脸诧异地说：“惩罚？我为什么要惩罚学生？”

很多年后，有一晚与老师关信基教授促膝谈心，提起这件事。他透露，事后几乎各方面都排山倒海地要求处分那批学生，但有3人自始至终坚持反对，最后才能顶住压力。其中一位，就是本来最为丢脸、最受屈辱、最应该义愤难平的当事人高锟校长。

可惜当年的学生组织并不领情，坚持对抗到底，出版学生报，不乏侮辱性的辛辣字眼，令教授们为之侧目。校长却始终以平常心对待，对这些一直敌视他、跟他对着干的学生疼爱有加。

他每年从个人账户中拿出两笔各两万元的款项，分别捐助给学生会和学生报中有经济困难的同学；每年都亲笔写信，感谢学生组织对大学的贡献；在一场教授与学生可能因教学评核而对簿公堂的官司中，为学生顺利调解；还时常阅读学生报，把学生们批评校方的文章，转达有关单位，要求改善。哪怕学生运动处处针对他，他还是真心诚意鼓励同学参与。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3000余名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遭到北洋政府镇压，32名学生被捕。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最初并不赞成学生示威，一度在北大校门前出言劝止，学生报以嘘声。但一知道学生被捕的消息，他便二话不说，全力投入营救。他走到六神无主的学生面前，表示发生这些事，他当校长的应引咎辞职，但一定先把被捕学生营救出来。

在蔡元培牵头下，北京14所高校的校长一起投入营救学生的运动中，并且联合发表声明：“学生的行动，为团体之行动，即学校之行动，决定只可归罪校长，不得罪及学生一人。”蔡自己更多次表示，如能释放学生，“愿以一人抵罪”。在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之下，到了5月7日，北洋政府终于释放了被捕学生。

有时我们不能奢求校长与学生政见尽同，但我们应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尊重和爱护。

高锟校长不是那种能为大学募得很多捐款的人，也不知道夸耀自己把大学建设成世界“第N大”，所以当年校内有些声音质疑其领导能力。有人揶揄：“李国章（继任校长）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开完的教务会，他却要开上3个小时。”我想，今天回望大家就会明白这是包容、兼听的代价。

所以，有记者问我当年高锟校长是否很受爱戴，我只能遗憾地说：“有些人就是如此，要经过一段时间，有了一段距离之后，大家才能对他看得清楚。”后来，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当年参与抢话筒的同学，今天终于理解校长的苦心了。这是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欣慰。

关信基教授在接受报章访问时由衷地称赞：“高锟是历年曾合作的中大校长中，最自由开放的一位。”我想这是十分中肯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