汜水关斩潘凤的是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如何清除美国文化在华影响【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如何清除美国文化在华影响
2011年11月07日08:59人民网杨奎松我要评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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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支持了中共所进行的爱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因而也使得发动针对外国传教士的血泪控诉活动和驱逐以宗教为掩护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神职人员的行动，迅速成为一种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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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接收燕京大学，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资料图片）
本文原载于《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任务，就是巩固新生政权。当时对新政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实力强大并继续与中共为敌的美国政府。新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战略；在政治上，用强力征服和镇压了一切可能的反对者。但是，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不同，它主要不是靠武装侵略或割地赔款来取得其在华利益，而是通过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渠道，施加对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基本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这是新政权最担心的。而民众中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则严重地妨碍着新政权各项政治措施的有效实施。1950年秋冬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封锁，给新政权提供了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有利时机。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确定了三条对外方针。用毛泽东比较形象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由此可见，新中国政权能否稳固是问题的关键。当时新政权还只能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允许相当部分“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进入政府。而这些人对美国有着相当好感，力主新中国应当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中间派”们，在中国的城市居民当中还有着很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帝国主义“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那种“反对派”。这也正是为
什么，当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刚一公布《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毛泽东马上作出激烈反应的主要原因。他反复告诫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继续执迷不悟，坚持“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和“反人民的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3~1516页。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尤其是艾奇逊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势力的观点，让新政权感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建国伊始，新中国政府就不能不把切断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联系，肃清美国在中国的社会影响，设定为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斗争目标。而由于中共全面执掌政权，美国在政治、外交乃至于经济上，均因与新中国绝交而对中国大陆失去了影响力；因此，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断大陆民众与美国的联系，消除城市居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彻底摧毁“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显得特别突出。
美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学校、广播、电影等四个方面。本文分别就新政权对上述影响所采取的清除措施及实施的经过，作一概略的考察。
一、阻断美国的宗教影响
由于顾虑到数百万教徒的态度，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实现两教彻底切断与美国等国联系的时间表，尚无严格的限定。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明确主张：“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以免“造成对立”。“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97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9~110页。但是，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载了吴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后不久，中国就被迫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中共此前的斗争策略。
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并宣布将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28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公开作出回应，宣布管制美国在华一切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公私存款，并通过了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所作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报告》。该报告要求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乃至宗教机关和团体，均须立即切断与美国等国的联系，改由政府接办或由中国人自办《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10~515页。上海市政府以减免房地产税等经济措施，支持和帮助上海教会人士开展“三自”革新。
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支持了中共所进行的爱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因而也使得发动针对外国传教士的血泪控诉活动和驱逐以宗教为掩护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神职人员的行动，迅速成为一种潮流。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53年12月，全国先后有134个城市召开了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的大规模的控诉会169次，至于各地小规模的控诉会则不计其数《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12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305。
在这场清除帝国主义文化干涉与影响的运动当中，有着严密教规约束，直接受命于梵蒂冈的天主教团体，明显地要较各自为政的基督教团体顽固得多。然而，由于战争的关系，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反革命威胁更为突出。因此，这场斗争的重心明显地更侧重于清除美国在华残存势力和影响，许多美国传教士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或从事反革命煽动活动，受到拘捕或驱逐。如1951年1月以后各报陆续披露的各种外国传教士、神甫及主教的反革命案件，几乎全部都是美籍神职人员。像平原省的米甘，湖南省的高尔飞、翁明德，广东省的福尔德，湖北的牧育才、郭时济、徐贲德、苏良，广西的其履根，江西的费济时等，都是美籍。只有天津的文贵宾和满世济是法籍和荷籍。参见《新湖南报》1951年1月24日、4月3日；《平原日报》1951年2月23日；《新华日报》1951年5月29日，7月12日；《长江日报》1951年6月13，22日；《天津日报》1951年6月24日；《湖北日报》1951年7月19日；《苏北日报》1951年8月12日；《东北日报》1951年8月15-16,21日；《光明日报》1951年8月18日，等等。
因为这种情况，也因为基督教团体在中国各种派别甚多，和国外教会联系的情况差别甚大，因此，基督教徒响应吴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也就明显地容易得多。到1953年底，参加签名的基督教徒，已达到了40万人之多，大约占到了全国基督教徒总数的2/3。《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12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305。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与美国全面对抗，再加上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动员的社会压力，和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的相继被驱逐，新政权一举达成了阻断美国通过宗教组织渠道继续在中国发挥影响力的既定目标。
二、接办美国津贴的学校
与针对美国宗教渗透的斗争相比，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与美国争夺对大中学生的思想影响问题，则多少遭遇了一些麻烦。
根据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就有卅一所，神学院卅二所，图书馆廿九所，文化团体廿六个，中学校三百廿四所，小学校二千三百六十四所。”《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2页。因直接由美国方面的资金支持和赞助的学校数量众多，在中国各类学校总数中所占比例较大据1950年6月1日《马叙伦部长在第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当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我227所，其中教会设立的学校24所，约占总数的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5页。，因此，学生乃至教授职员中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抱以好感者自然人数众多。由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每年大量地进入到社会当中去，包括就职于政府机关和各类学校，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情绪散布到四面八方。和较多地在宗教信仰的范围传播思想和进行活动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徒比较起来，这些学生和教职员在社会中的影响范围显得更要广泛得多。新政府必须尽可能快地缩小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
但是，和解决西方宗教影响问题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因所面对的问题异常繁杂，一时也只能牵就，根据轻重缓急，对学校工作则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新政权在各类有着外国背景的学校当中所采取的初始做法：一是发展进步势力；一是强化政治思想教育。但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
在发展进步势力的问题上，新政权依据以往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借助于政权和舆论宣传的力量，对所有教会学校和直接受到教会资助的大中专学校，都大力进行了党团组织的建设，并以党团组织，特别是以青年团组织为中心，通过各种方式联络靠近政府的同学，在学生中发展进步势力。这一工作一度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果。以上海沪江大学为例，到1950年初，全校学生958人中，就已发展党员27人，团员178人，进步学生占到全校学生的1/3，信教学生仅为273人，占全校学生的24.7%，即还不到1/3。
但是，由于中间派学生亦长期受到社会中“亲美”和“崇美”的文化心态的熏陶与影响，反感新政权强化学生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在有教会或美国津贴背景的学校学生当中，对美国抱以好感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当时中共的政治宣传往往会受到学生们的公开抵制。比如，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在圣约翰大学作《国际形势与美国政策》时事政治报告中批评美国时，却被学生当场鼓倒掌，弄得几乎下不来台《徐汇区委宣传部宣教工作报告》（1950年6月14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5-88。上级领导人来作政治报告都如此，这时在教会学校里开设政治课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时，各大城市中进步学生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因此最初政府明令在高校开设政治课时，一般反映尚好。多数学生因为新鲜，也不大反感。但是，时间一长，情况就大不同了。一方面，当时没有统一的政治课教材，多数学校政治课教师本身就是勉强为之，对中共的知识及其理论了解很少，只能以读报和教条式的口号解读作为教授的内容，这种教学方式很快就开始让学生感到厌烦了。另一方面，在一些教会学校，政府明令不许以宗教课程作为必修的内容，却硬性规定要开设政治课，结果是这边神职人员不能向所有学生宣讲上帝造人的学说，那边信教学生却必须接受政治课教师教授由猿变人的进化论观点，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学校内部教徒和反宗教师生之间的尖锐对立。
为了巩固教会学校中教徒对上帝的信仰，许多学校的牧师采取了对抗政治课教育的做法。不允许上课讲圣经，他们就利用课余时间组织青年讲座、圣经小组，开办圣经班、慕道班、唱诗班等，加强对学生宗教信仰的引导和影响《教会学校工作简报（二）》（1950年5月27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B105-5-1345-1~2。而一些极端顽固的神职人员，更是积极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反宣传，声称：“共产党是魔鬼，不要和他们接近，会被他们引诱去的。”宣传“苏联穷得很，它还要请美国帮助，怎样能帮助中国呢？”煽动学生说：“美国人就要回来了，你们不要进步。”劝告教师说：“天主教的人不能讲政治课。”他们还经常组织学生观看美国电影，影响到在一些教会学校里，学生们“一见到美国旗就鼓掌，并高呼说‘美国太棒了！’”天津市委宣传部：《关于满济世和圣母御侍团有关情况报告》，1951年5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15-4-56-1~9。因此，一些学校里学生反苏亲美态度明显，传播“亲苏亲美不亲民”、“蒋匪毛匪都是匪”之类的顺口溜《教会学校工作简报（二）》（1950年5月27日）。，则成了一种时髦。
毫无疑问，中共中央对教会学校以及受美国津贴资助的相关学校团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但此时还没有做好接收这些学校的足够准备，因此，更为注意的焦点则是那些可能威胁到政权稳固的上层宗教教育界人士。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士有朝一日会被美国人招募成用来实施“内部破坏”的间谍《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李克农谈话的备忘录》（1949年11月17日）。而对于一般的教会学校，即使存在着诸多问题，新政权当时通常无意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问题。像对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教育部虽全力赞助进步校长陈垣在学校中贯彻政府意图，但当天主教会以停拨经费要挟陈垣解聘积极宣传反宗教观点的几位政治课教师时，教育部对此也只是根据学校的请求，不声不响地支付了该校当月所需的经费而已，并未乘机将学校收归国有。不仅如此，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随后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天主教会代表进行了具体的商谈，希望教会在遵守政府基本政策和相关法令的条件下，恢复与辅仁大学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天主教会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条件，教育部才不得不宣布由政府接办该所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62~63页。
基于此种情况，新政权对教会学校以及有美国背景的其他学校中发生的情况，一度也坚持采取不扩大矛盾的做法。比如，1950年10月初，教育部就政治课教育所发布的指示，虽然明确提出要把进行反美教育列为政治课教育的中心任务，强调要“首先进行反对美帝侵略及批判对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