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塔防传奇60装备:蒋翊武对辛亥革命的创造性贡献

　　武昌起义的总司令蒋翊武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革命的主要力量问题上，孙中山主要依赖会党，蒋翊武则主要依赖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在起义地点方面，孙中山一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蒋翊武则盯在武汉;在起义的时间问题上，虽然同盟会中部总会对武昌起义以及其后江、浙、皖等省的响应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仍然估计不足，因此，“定宣统五年(1913年——笔者注)为大举时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谭人凤：《石叟牌词》，第99页。)蒋翊武则于10月9日果断下令揭竿而起，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蒋翊武在实践中，为推翻满清专制王朝作出了创造性的的贡献。

　　起义主要靠谁，靠会党，还是靠新军?

　　孙中山在历次武装起义中，多依靠会党力量。清末会党不下100多种，都具有反清爱国宗旨，往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孙为联络会党起义，列籍洪门，与他们结盟，烧香拜把，结为兄弟。《中国同盟会总章》第5条明文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孙中山较早结识的革命分子中，会党人士占相当比重。如郑士良就是三合会头目。1893年冬，孙中山与郑士良、尤列、陆皓东等在广州组织革命团体，以“驱除靴虏恢复华夏为宗旨”联络会党。1899年，孙中山派毕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带联系哥老会，同时指令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会党联络机关，计划将湘、鄂、粤等地的三合会、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起来。同年，两湖哥老会著名头目十数人先后到港，共同商定设立兴汉会，统一三省会党，并决议推孙中山为会长。此外，黄兴联络哥老会、三合会、青帮、白帮等组建华兴会;陶成章则联络浙、闽、苏、赣、皖五省会党头目，在杭州成立龙华会。马超俊曾说：“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罗香林说：“没有洪门，就没有兴中会”。革命党与洪门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实事求是地说，依赖会党既是孙中山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孙革命之初：“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他说：“鄙人往年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又说：“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故余先从联合会党人手。”正因为如此，孙中山一贯重视和依赖会党，对新军看法较守旧，认定那里是革命的死角，基本未顾及过。

　　然而，以会党为主力的武装起义接连失败,不能不引起革命志士们的痛苦反省：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毛病?结论是将失败归咎于会党,，最集中的是认为这是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吴玉章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以在群众中的耐心的工作为基础的，而只是一种军事投机，因此起义不断失败。”于是，一些人将注意力转向新军，这方面最成功的代表人物是蒋翊武。

　　蒋翊武成功地开创了一条策反和改造新军，而不是依靠会党来推翻满清的道路。与他同时代的人比，蒋更显得务实和稳健。蒋认为“当今天下演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系军队为要着。”他身体力行，事事亲为，把新军士卒和底层群众作为主要策动对象，同时始终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以壮大力量，所以才有武昌起义时应者如云、波澜壮阔的场面。

　　一是在新军中建立和发展革命团体。武昌起义主要是新军中革命力量的起义，文学社完全是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是在其前身振武学社、群治学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军中力量最大。蒋是文学社的创始人和领袖。1911年1月30日，正是农历春节，蒋和詹大悲等在黄鹤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的成立，蒋被推为社长。文学社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因此得到广大新军士兵的拥护，入社人数，与日俱增。文学社吸收和发展社员主要以新军士兵为对象，因此，文学社组织发展的过程与在军事上准备武昌起义的过程是一致的。文学社成立后的半年中，它的细胞组织几乎已布满湖北新军各部队，社员人数几乎达到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与此相比，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晚得多。

　　二是为密切与新军关系，促进新军反正，蒋翊武与刘复基等亲自入黎元洪部当兵，在士兵中进行活动，吸收了不少社员。以蒋为首的文学社人员在新军中长期忍耐，扎根在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不断积蓄力量，使文学社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以新军士兵为主要对象，大造革命舆论。蒋以文学社经费资助《大江报》，使之成为文学社机关报，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大造舆论。他确定了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的原则，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报纸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使新军士兵与文学社心声相应，思想迅速革命化。“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8月1日，军警查封了《大江报》，但《大江报》的宣传功效已深入军民心中，为武昌起义的爆发起到了极大的舆论推动作用。所以，武昌起义一夜成功，与蒋大造革命舆论分不开。

　　四是制定详细周密的起义计划。早在8月蒋翊武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因此，尽管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天晚上，蒋翊武发布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出现了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刘复基也惨遭杀害的意外情况，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原来下达的命令，革命党人在接到命令后，早有起义的思想准备，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了起义的全盘计划，又了解到本单位的作战任务。一夜之间使起义如期成功。这是蒋脚踏实地为起义做了充分准备的结果。

　　五是分派社员到湘、川、皖、苏各省新军中为联络员，又于军队之外，建立机关部、通讯部等秘密组织。

　　当然，从依赖会党转向依赖新军，决不意味着会党作用全然消逝，相反，会党势力仍不可忽视。湖北主要依靠新军，其他一些省独立，则主要依靠会党。例如，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哥老会风起云涌。10月22日湖南独立，洪江会头目焦达峰出任都督。陕西哥老会“一经号召，蜂起尤多，一时泉涌风发，关中四十余里数日间，莫不义旗高举。”但毕竟是蒋翊武的转向首次带来了起义的成功，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彻底倾覆了满清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