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一天下午，一位50多岁、身着中山装的男人独自行走在乡间。在辽宁省东部的山路上走了一天之后，他到达了新宾。在一个清初的三座寺庙风格的建筑前停下来。他的祖先就安葬在这里。他在守陵人的房前停下，敲了敲门。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问了我几个关于陵墓的问题，”守陵人回忆说。“临走时他给了我13块糖。”
第二天，守陵人去了新宾县城的旅馆，在头一天过夜的旅客登记簿上，他看到了访客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溥仪当时刚刚从附近的抚顺战犯监狱获释。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中扮演了傀儡皇帝的角色，之前一直在服刑。
溥仪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清朝在17世纪初由满族人建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一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声中被推翻。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近日我去了辽宁省东部。那里是满族人起源的地方，也是我母亲的出生地。
1911年的革命后，大多数满族人将自己的民族改为汉族并融入了汉族文化。但母亲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祖先是满族人。
母亲告诉我她的家族属于满族正黄旗。但在父亲和母亲的家族中，满语已经成了死语言，只有我的奶奶和姥姥能说几句。两个老太太跟汉族妇女不一样，都没有裹脚。历史记录表明，即使是满清皇帝乾隆，他的汉语比他的母语满语更为精通。有人估计，今天能讲满语的人不超过十人。
乘坐出租车沿着浑河岸边的一条尘土飞扬、颠簸不平的路行驶，我在萨尔浒湖附近的章党镇停了下来。这是一个满族人和朝鲜族人混居的地方。1933年，母亲出生在这个镇上的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
离开章党，我沿着一条土道往山里走。在土口子这个几十户人口的小村子里，我遇见了我的表弟和92岁的大姨夫。我们聊起了村中遗失的满族传统。老人回忆起在1949年以前，萨满教在村中很流行。有次母亲生病，姥姥把一位萨满请到家中，点火驱赶病魔。
离开了母亲出生的家乡，我继续朝山里行进。
一个小时后，车开过一个山口，我在路边看见一个巨大的标牌，上面写着“满族人的根”。我来到了努尔哈赤汗1616年宣告自己为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朝）皇帝的地方。
又往前开了几分钟，我看到了刚刚修复的努尔哈赤都城——赫图阿拉城。几公里外就是努尔哈赤的祖先陵墓永陵，那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从抚顺战犯监狱获释后悄悄拜访过的地方。
从这次旅行回来后，我发现很难再把自己定义为外国人眼中的“Chinese”。
用“China“和”Chinese”来表示满族人、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和藏族人的国家与民族身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俄罗斯联邦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但是英语里的“China“暗示着中国跟俄罗斯一样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China“是跟中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而”Chinese“是跟汉人联系在一起的，与少数民族关系不大。在少数民族居住的省区有抗议活动时，国际媒体会使用“寻求从China获得独立”、“Pro-Tibet and anti-China protest”(亲西藏、反中国抗议)这类语言来定义中国与这些少数民族省区间的关系。
事实上，无论是汉族人、蒙古族人、藏族人还是满族人都不叫自己的国家“China”（日本人将其音译为”支那“），中国人称呼自己的国家为Zhongguo（中国）。
“中”是“中央”的意思，就像许多国家都把自己的国家放在地图中央一样。“国”是“国家”（state）或“土地”（land）的意思，英国（England）、荷兰（Netherlands）和德国（Deutschland）的名字中也都包含了“土地”（land）这个词。“中国”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而周围国家的人都是野蛮人。
在英语里，“中国”（China）指说汉语的人居住的土地，但在中国大地上居住着56个民族，包括汉、蒙、维吾尔、藏、满族等。
对中国的误译使得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问题复杂化了。达赖喇嘛用英语说，“我不是Chinese，我是Tibetan”。这句话真难跳出毛病，但中国人听起来很别扭。但如果达赖说，“我不是Chinese, 但我是Zhongguo Ren”的话，就没有什么争议可言。
“China这个词是对中国的一个十分模糊的表述，”我从满族人祖先的土地游历回来之后对一个学生说。
“但你是不是Chinese呢？”我的学生问我。
“我不是Chinese。我是Zhongguo Ren（中国人）。”
“你可是讲Chinese，你还是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公民呀，”他说。
“奥巴马说英语，但他不是英国人。他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而我是the People’s Republic of Zhongguo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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