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积大小比较图:重温历史上的“东学西渐”——德国和欧洲启蒙运动前后的中国文化热

上个世纪中国两次大规模地输入或“被输入”西方文化，一次是“五·四”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启蒙”时代，当然也是被关在“铁屋子”里好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觉醒的时代。另一次是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中期。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时间是一个“文化输出”大国，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不仅深深影响了周边的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曾远播到欧洲，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还影响了那个时代不少的欧洲作家。今天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历史真实发生过的“东学西渐”，也好给当下某些严重患有“文化自卑症”的人士和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打打强心针。

 一、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是由于葡萄牙商人打开了从印度前来中国的海上航路，中西交通较前方便多了。接着，大批基督教传教士涌来中国，据统计，到1780年为止，仅耶稣会一个教派派遣的神父和一般传教士就达456名之多。他们大都学识渊博。为了取得明清朝廷和士大夫阶级的信赖，他们在宣传耶稣基督的教义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向人们介绍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象意大利人利玛窦、闵明我，法国人金尼阁、杜哈德和德国人汤若望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在他们影响下，我国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一批学习和引进西学的著名学者。

然而，中西文化交流这第一次高潮的主要流向，却应该讲是自东而西的。通过传教士们的大量报道、著述、译介和通信，中央之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道德高尚以及康熙时代政治清明的情形，详细地介绍到了西方，使30年战争（1618－1648）前后历经劫难的人们惊羡不已，由此造成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在德国，这“中国热”于歌德出生前后的启蒙运动和罗珂珂时期，达到了它的顶点。（我们知道欧洲十七世纪影响深远的艺术上的“巴洛克风格”，就是先由模仿中国的瓷器、漆器、织锦、刺绣等艺术品的雕金饰玉、花团锦簇、富丽堂皇的风格开始的。）

“中国热”最明显和充分地表现在，人们普遍地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致形成一种时髦，即所谓Chinoiserie（汉风）。当时源源传入欧洲的除去早已闻名的丝绸和茶以外，还有瓷器、漆、漆器、糊壁纸、皮影戏乃至轿子等等。人们不但从中国大量进口这些东西，还竭力自行仿制，例如1709 年在德国迈森，波特格尔(Boettger）终于烧制了第一窑中国式的瓷器；自那以后，迈森这个地方一直以出产精美瓷器闻名全欧。人们不但引进这些东西本身，还引进使用它们的排场和方式，例如1727年，维也纳王宫中就下了一道懿旨，规定只有皇上的御轿才允许是黄色的，其他官员、贵族的轿子一律为黑色等等，以通过颜色和造型来区分坐轿人的品级。在德国，也曾时兴过坐轿子，据记载，科伦大主教克勒门斯.奥古斯特(Clement August）就喜好象个中国大老爷似的让人抬着去巡视自己的教区；而迟至1861年，纽伦堡的市政府还郑重其事地颁布了一套乘坐轿子的新规定。

 与此同时，中国园林建筑艺术也在17世纪传入欧洲，先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赞赏，1670年在凡尔塞建起了中国情调的特里亚侬宫（Trianon）；随后又传到英国，与重视自然天成、反对雕琢修饰的英式庭院建筑融为一体，形成了中英合璧的新风格。这种风格很快也在德国流行开来。于是，在波茨坦的无忧(Sanssouci），在慕尼黑的水仙宫（Nymphenburg），在卡尔斯鲁的雉园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皇家宫苑和庭园中，都出现了亭、榭、塔、桥等中国式的建筑以及曲径假山。

 然而，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物的方面，还渴望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以及文学等等，也有所了解。因此，“中国热”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大量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包括传教士的著述、商人的报告和旅行家的游记。除去1298年问世的马可.波罗的<东方旅行记>再次得到印行并引起极大重视以外，新出版的重要著述又有：     

1.奉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遣于1580年来到中国的奥古斯丁派传教士门多萨（F.L.G.de Mendoza），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支那王国述新>，这部书四年后就出版了德文版；

2.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Trigault）于1615年出版<耶稣会在华开教史>，此书两年后出版了德文版；

3.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Martini）于1654年出版<鞑靼战争史>，次年又出版了<中国新地图>（Novus Atlas Sinensis）；4.1665年，出版了荷兰人诺依霍夫（Neuhof）的<使华游记>，这部书附有许多他自己绘制的铜版画插图，使西方人第一次对中国有了直观的认识；5.1677年，德国耶稣会士基尔歇尔（A.Kircher）用拉丁文出版了<中国图志>（China Monumentis illustrata），此书内容更深刻，插图更丰富，被誉为“17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6.1696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D.Le Comte）发表<关于中国目前状况的新观察报告>（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la China），此书译成德文出版题名为<今日中国>（Das heutige Sina）。

在大量印行这些西方人自己的著述的同时，人们也开始翻译介绍中国的经典。最先出版的是耶稣会士英托塞塔（P.Intorcetta）用拉丁文翻译的<大学>（1662）和<中庸>（1673）。接着，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Cou et ）又重译了这两部典籍和新译了<论语>，收在他著的<孔子哲学>一书中（此书出版于1680年后不久。所用语言也是拉丁文）。1711年，在布拉格印行了拉丁语的<中国六经>（Sinensis imperil libri classical sex），除收柏应理上述三种译著外，还收了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Noel）新译<孟子>、<孝经>和<三字经>。总的来看，十七十八世纪被介绍到西方的，还只限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经籍。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J.B.Du Halde）的<中国详志>（Discription geograph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 Empire de la china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这部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对开本巨著，不仅如原文题名所标示的那样包含着有关中国地理、历史、政治、民俗、科技等方面的丰富内容，而且还收进了译成法文的元曲<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的四个短篇小说以及十几首<诗经>的诗。也就是说在<中国详志>里，欧洲人第一次直接读到了中国的文学作品，虽然它们的翻译都不怎么好，特别是<诗经>的那些诗，拿陈铨的话来说更叫“闹得一塌糊涂”。继<中国详志>之后，1761年又出版了英国商人韦金生（J.Wilkinson）翻译、白尔塞（T.percy）润色的<好逑传>；白尔塞是以在美国刊行英国的<古诗笺存>著名的杰出作家，经他润饰的译文相当不错。此后，到了19世纪初，还出了英国人托姆斯（P.P.Thoms）翻译的<花笺记>（1824）和法国人锐慕萨（A.Reemusat）翻译的<玉娇梨>（1926）。所有这些在中国文学中充其量只能算二流乃至三流的作品，在欧洲曾经十分流行，歌德也全都读过。

 二、这些大量介绍中国的书籍，中国经典以及文学作品的译本的出版和流传，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只增进了人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还唤起了不满现状的学者文人对于远在东方的文明礼仪之邦的无限钦敬和渴慕。由此便导致了“中国热”的第三个表现，那就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和罗珂珂时期，第一出现了许多积极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主张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虚心向中国学习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第二产生了一大批或以中国为题材，或假借中国人之名所写的讽喻时世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1、先说第一个方面。德国启蒙运动早期的代表人物托马修斯（Ch.Thomasius,1655-1728），他在1689年以前就读了柏应理出版的<孔子哲学>以及收在里边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并且对儒家的哲学思想作过详细的评论。但他还说不上对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对之评价也不很高。真正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深入研究、对中国称赞备至的是莱布尼茨（G.W.F.V.Leibniz,1646-1716）。早在1666至1667年在纽伦堡学习的时期，他已接触到了诸如基尔歇尔的<中国图志>之类的出版物。他还通过朋友，向一位叫缪勒（A.Mueller）的也可能是欧洲最早的汉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问题。1669年，他已发表第一篇谈论中国的文章。1687年，他读到了孔子哲学这部书，对孔子十分钦佩。但作为莱布尼茨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则是他1689年在罗马遇见从中国回来的耶稣会传教士闽明我（C.Ph.Grimaldi）。从闽明我的口中，莱布尼茨自称“得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皇帝本人以及他那非常进步的人民的十分可贵的消息”。通过与闽明我的交往，莱布尼茨心中燃起了对于有关中国的新知识的越来越强烈的渴望。他阅读了一切能得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潜心钻研中国的经典。

1692年，闽明我接受康熙的邀请，再次动身前往中国，以便接替已故南怀仁（F.Verbiest）原任的钦天监监正的职务。他刚离开罗马，莱布尼茨已寄出一封长信，向他提出了33个有关中国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可谓无所不包。从此，莱布尼茨与闽明我以及其他许多传教士书信往来不断，直至1705年它们之间的关系才渐渐疏远。

1697年，莱布尼茨用拉丁文出版了著名的<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Novissima Sinica）。这部在当时极受欢迎、很快便获得再版的书，收集了关于中国的报道、通信和文献（如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及一些当时在欧洲难得一见的图片资料，如西安府的大秦景教流行碑，北京的观象台和穿着满清宫服的汤若望（Adam Schall）的画像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序言中，莱布尼茨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指出西方长于思辨哲学、政治哲学、礼仪道德；认为中（Tschina）和欧洲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高峰，只要两者结合起来，便可达到最完美的和谐，实现世界的大同；强调西方要向中国学习，在学习许多具体的东西之前，首先要学习中国的实践哲学和养身之道。他说：“鉴于欧洲的道德沦丧的情况日趋严重，简直没个尽头，我就觉得几乎有必要将中国人的传教士请到我们这儿来，向我们传授自然宗教的教义和实践，正如我们派人去向它们传播启示的教义一样。因此我想，设若选一位贤明的人来作裁判，要他判定的不是三位女神中哪位最美，而是判定哪一国的人民最优秀的话，那他一定会把金苹果分给中国人的，因为我们仅仅只在一个非人力的方面，即在我们神赐的对于基督的信仰这一点上，才优越于他们。”

 经过莱布尼茨这位大学者的积极宣传和推崇，中国成了人们向往的理想乐土，康熙皇帝－－<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第二版加进了白晋（J.Bouvet）绘的他41岁时的肖像就成了人们景仰的贤明圣君，儒家哲学就得到进一步的介绍和传播。

作为莱布尼茨的后继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 Wolff,1679-1754）这位德国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以创立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而著称于世。他在研读了儒家的经籍以后，对其重理性、重实践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极为赞赏，对其“以德化民”、“爱民如子”的政治主张和国家哲学十分推崇。他相信，只要实践这些思想和主张，便可挽救颓败的世风，祛除时弊，而不是如当时流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等待上帝的恩典和拯救。1721年，他在接受哈雷大学副校长职务的典礼上作题为<中国的实践哲学>（De Sinarum Philosophiapractica）的报告，大胆地阐明了自己的上述观点。为此，他被当局指为“无神论者”，失去了大学副校长的职务，被驱逐出哈雷市。但是，沃尔夫的<中国的实践哲学>却流传开来，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740年又由其他人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出版，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在这篇报告中，古老的儒家哲学在西方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全面和详细、深入的阐述。

在全欧范围内，还有伏尔泰和狄德罗这样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热情景仰者和传播者。伏尔泰视孔子为自己的思想的先驱，认为他是“自然的原始启示”的化身，说他认识了“最高的存在”的意义，因而也完成了一个人在世上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业绩，自称“我非常专心地读了他的书，在这些书中谈的都是最纯净的道德。”狄德罗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甚至将孔子置于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和柏拉图之上。一次，他在海牙和人谈到中国的古代贤哲是说：“荷马是个糊涂蛋普利琉斯（古罗马学者）是个大傻瓜，中国人才是最可敬的君子。”至于伏尔泰还将我国的元曲<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搬上欧洲舞台，则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2、再说第二方面，即欧洲十七十八世纪出现的一大批以中国为题材或假托中国人之名写的各类文学作品。远在17世纪的巴洛克时代，就有不少文学作品写到中国，例如被誉为“德语诗歌之父”的奥皮茨（ M.Opitz）的长诗<歌颂上帝的战争>（1628），开德国流浪汉小说先河的格里美尔斯豪（H.J.Ch.V.Grimmelshausen）的<痴儿西木传>（1669），以及葡萄牙人平托（F.M.Pinto）的<平托奇遇记>（1671）和英国人希德（Th.Head）的<扬.彼鲁斯流浪记>（1672）等模仿<痴儿西木传>的作品，都是其中较有名的。在这些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大多出自作者的想象，目的仅是满足读者对中国的好奇而已。

 真正以中国为题材并且有事实为基础的作品，是洛恩施坦（D.C.V.Lohenstein）的<阿尔米琉斯>（1689）和哈格道恩（W.Hagdorn）的<艾全>（1670）。这两部卷帙浩繁的小说，都主要取材于卫匡国（Martini）的<鞑靼战争史>（1654），写的是明末清军入关前后的事。如在<艾全>中，就具体写到了李自成起义、吴三桂勾结清兵从北京赶走李自成以及崇祯皇帝之死等等，只不过李自成被丑化为残暴的叛贼，吴三桂却变成了一位英雄的“骑士”。这两本书写的尽管好象是中国，实际上仍充满了巴洛克时期的游侠小说的思想和请调，作者追求的只是冒险，艳遇、异国风情等给人以消遣的因素。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启蒙运动时代，文学家的注意力随之转到了教化和讽喻时事方面。1721年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出版<波斯人信札>，在“信”中常常借中国旅行者之口对本国的弊政进行讽刺批评。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讽喻性“旅行书简”。在德国第一个写这种“书简”的是法斯（D.F.Fassmam），此人系腓特烈.威廉一世身边讲笑话的弄臣式小官，他那长篇累牍的“书简”题名为<奉钦命周游世界的中国人>。十分有趣的是在中国缺少真正文学价值的“旅行书简”中，还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的大作。腓特烈二世在德国的历史上可谓功业赫赫，世称腓特烈大帝，因此他于1760年发表的<费费胡游欧书简>也格外受人青睐。这位“大帝”崇拜法国，所以“书简”系用法文写成。“书简”共计六封，都是主人公在旅途中向中国皇帝作的观感报告，内容涉及宗教、民俗、警务、政治等诸方面，而重点在于批评讽刺罗马教廷和教化。如在第四封信中，费费胡写道：“您的帝国是多么幸运啊，陛下，它有一个宽容而务实的、没有统治别人的欲望的教会！”又如在第五封信中，费费胡和一个葡萄牙朋友一起参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看见教皇竟然为人们用于争战的头盔和宝剑祝福，大为惊讶和不满。腓特烈二世的“书简”是署名在科伦发表的，目的主要在发泄对于7年战争（1756－1763）中支持他的对手奥地利的罗马教皇的不满。

 与讽喻性的“旅行书简”同时盛行的还有所谓“道德小品”和“道德故事”。这类作品跟我国旧时代街头艺人说唱的“善书”颇有些相似，都是用当时欧洲人想象中道德高尚的中国的故事或寓言，去劝喻世人提高自己的德行。以写“道德故事”出名的作家中有一位叫菲费尔（G.K.Pfeffel），他的代表作<寓言与故事集>系一首首短诗，宣扬的多半是儒家的孝悌伦常观念。

我们看其中的一首<母与女>，以见一斑：

“在中国，人们敬重白发，同时也

相信“黄荆棍下出好人”的道理。

一次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责打

女儿，一个六十岁的不成器的孩子。

女儿大声恸哭，泪如雨下。

母亲问她，为何这么痛哭流涕？

须知，我以前打得更狠、更重，

却从未听见尼哭得如此悲惨。

是啊，母亲，你说得太对了，

女儿哽咽着回答，唉－ － ！正是

见你年老体衰，胳膊没劲儿，

我心中才感到格外痛楚，哀戚。”

菲费尔在诗中极力夸大中国人的孝道，同时又相信某些从中国回去的旅行者的说法：这孝是靠棍子培养成的。

 另一位写“道德故事”的作家叫塞肯道夫（F.V.Seckendorf）。他的代表作<命运之轮>（1783）写到老子和庄子，并且描述了庄周化蝶的故事，值得引起注意。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孔孟和他们的儒学，提到老庄或许以是篇为首。再者，整篇故事的说教气也不如同类作品明显，相反倒饶有诗意，这点似乎也象<庄子>。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命运之轮>如何会有这些特点，以及从什么渠道了解了庄周化蝶的故事。

如果说“道德故事”以教育老百姓为主的话，那么，同时出现的所谓“国事小说”（Staatsroman）就该是劝谏统治者了。最有名的“国事小说”作者为哈勒尔（A.V.Haller ），他的第一部作品 <乌松>（1771）写的是一个蒙古王子成长为即富有德行又勇武超群的贤明君主的过程。王子谨记中国古哲的教训，在执政后袭用了中国古代的许多好的典章制度，国力大增。晚年，乌松国王又以同样的办法培养孙子伊斯马尔，使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在小说中，中国成了一个理想的国家。但是，哈勒尔也知道<乌松>中的理想国不可能在欧洲出现，书中所包含的教诲和所推荐的典章制度难于为德国人所接受，于是又写了<阿尔弗雷德－－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国王>（1773）。这部小说同样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内容，主人公阿尔弗雷德被塑造成了德国的乌松。在德国文学史上还有一位远比哈勒尔有名和重要的作家魏兰（Ch.M.Wieland），他也写过一部“国事小说”<金镜>（1772）。在“序言”中，魏兰假称小说出自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作家“祥夫子”的笔下，他自己只是译者和出版者。小说采用<一千零一夜>的一个接一个讲故事的形式，充满了富于中国哲理的对话。小说着力宣传孔夫子的“礼”的巨大作用，宣传重实践、讲恕道的理性哲学和理性宗教。小说关于中国的内容多得自杜哈德的<中国详志>，有学者认为它也受了<赵氏孤儿>的影响。这部小说对德国四分五裂的可悲现状多所讽喻，在一部分统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因此，魏兰被魏玛公国请去当了年轻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老师，先歌德几年到了这个萨克逊小邦中。从风格看，魏兰的小说已经有了罗珂珂的特征，其表现之一就是使用了一些中国的词语作为特点。

 除去小说以外，在诗歌、戏剧、歌剧乃至芭蕾和皮影戏等文艺形式中，也产生了许多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如德国著名的作曲家格鲁克（Ch.W.Gluck,1714-1787），就曾不只一次地为罗珂珂风的“中国”歌剧和芭蕾谱曲。

 三、综上所述，十七十八世纪德国和欧洲掀起来的“中国热”有三个主要表现：一、在物的方面追求中国时髦，形成了模仿中国工艺风格的Chinoiserie；二、精神方面追求有关中国的知识，大量出版传教士等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和中国经典（主要是孔孟哲学）的译本；三、中国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产生了许多研究和推崇中国的学者和著作，出现了许多写中国、美化中国、假中国人之名讽喻时政的各种样式的文艺作品。

 那么，欧洲当时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规模的“中国热”呢？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要而言之，大致为以下三点：

 首先，欧洲尽管自宗教改革（1512）起算是结束了黑暗、蒙昧的中世纪，但是由此而产生的教派之争更加尖锐、激烈，德国、法国、英国无不受其困扰，尤其是在德国土地上进行的全欧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6），更使欧洲特别是德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人心动荡。格里美尔斯豪苏森的小说<痴儿西木传>，就反映了当时欧洲社会的情况。这时候，耶稣会士们传送回来正处于康熙盛世的中国的消息，一个和平、统一、强大的东方帝国，一位勇武、博学、开明的年轻君主，一国勤劳、忠厚、礼让的人民，自然引起欧洲人无线的钦慕和向往。这，是基本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其次，作为维持这一东方“王道乐土”稳定的正统儒家思想，重理性、重实践、重教化，讲仁爱、讲孝悌、讲忠恕，以人类大同为崇高理想，这些，正好与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倡导的理性主义、宽容精神和实现世界和谐统一的理想相吻合，也就难怪会出现向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狄德罗那样热情推崇、积极宣传孔孟学说的伟大启蒙思想家，也就难怪儒家哲学会迅速传播，深入人心。这，是深刻的精神和思想原因。

 最后，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的确产生了不少精美而实用的日常必须的器物和工艺品，一经传入就引起了自认为历史短根基浅的欧洲人的羡慕、追求和模仿，出现了所谓Chinoiserie（汉风）。这，是直接的物质方面的原因。

 自然，在“中国热”高涨的过程下，也出现过“盲目引进”的情况，如放弃车马改坐轿子，而且还要讲中国式的等级、排场，就是一例。也出现过“食汉不化”的情况，例如在仿瓷上将中国的石榴画成了洋葱，形成了所谓“葱采式”；在文学作品中生硬地加上中国名称、实用汉语词汇，等等。也出现过认为“中国的月亮比欧洲圆”，把中国说成是没有压迫、没有苦难的“王道乐土”，过度地将中国理想化和美化的情况，具体的例子在那些“道德故事”、“国事小说”中比比皆是；而狄德罗贬低自己的老祖宗荷马和抬高中国人的言论，更算得上妄自菲薄的典型了吧。

 当然，在蓬勃的“中国热”前，有数不清的赶浪头、趋时髦、坐着轿子风光风光的浅薄人；但是，也不乏为了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未来而积极主张学习中国，倡导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先知先觉者，如莱布尼茨一样的有识之士。我们不能务实和抹煞前者造气氛、造声势的作用，更应尊重和铭记后者开拓道路、领导潮流的功绩。

 十七十八世纪弥漫欧洲的“中国热”，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狂飙突进“运动时期（1770－1785）才渐告消退。因为这时人民已摒弃“干枯的理性”而追求个性的解放和感情的自由，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已替代东方“王道乐土”的幻想。加之在中国做买卖不顺利的欧洲商人充满怨毒情绪的报告，已经逐渐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在欧洲的形象。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没有完全失去吸引力，研究中国，翻译中国作品，写“中国”小说、诗歌、戏剧之遗风影响仍然存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歌德，以及与歌德同时代的赫尔德尔和席勒。

历史上的“东学西渐”的发生，当然是特定的历史语境、历史机遇促成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是那么的有魅力，对于文化相对落后于我们或者对我们一直陌生的民族是那么的具有吸引力。今天，怎么样才能让中国的文化重铸辉煌，看起来还是任重道远。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又一次成为了文化大国、科技大国，我们再自豪和骄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