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汉朝国土变化:《我与丁玲五十年》（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2:32:49
（二）丁玲说：如果我和彭德怀结合，只能做一个官太太
西战团确定为半军事化的文艺工作单位，配备了三个军事班长。西战团未出发前，三个军事班长一次在背后议论说，丁玲不懂军事，让她担任西战团的负责人不合适，到前方后我们找机会把她换掉。这事不知怎么汇报到了支部书记吴奚如那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此，西战团临出发前开了一次支部会，揭发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会后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那三个班长便调走了。
毛主席多次说过，艺术要接近民众，要老百姓喜闻乐见。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努力。西战团一成立就开始搜集、整理民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劫夫，在西战团，他是艺术全才，小提琴拉得好，也会弹三弦，拉二胡，为京韵大鼓伴奏。我们业余文娱活动扭秧歌，敲锣打鼓非常热闹，李劫夫鼓足腮帮吹唢呐伴奏。我们当时考虑，如果把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带到前线，把它变成宣传抗战的武器，一定会受到欢迎。我们就把秧歌稍稍加进了抗日的内容，演员化装工、农、商、学、兵、日寇、汉奸，边舞边唱，最后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万民同乐，欢呼狂舞。我们给这个节目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打倒日本升平舞》。西战团就这样第一次把秧歌舞搬上舞台，并且使它成为西战团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我在这个节目里扮演的是人人痛恨的汉奸，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演出的剧照。
通讯股有位同志叫高敏夫，是陕西人，人称“老夫子”，会唱许多陕西民间小调，李劫夫把这些谱子记下来，通讯股的黄竹君、史轮等几个秀才填写新词，旧瓶装新酒，就变成新民歌了。这些民歌内容是新的，曲调是老百姓熟悉的，所以能很快流行。1938年新年，从上海来的音乐家贺绿汀与西战团在山西相遇，特别赞扬了这些新民歌。
西战团开工作会议时，主任、副主任和各股股长参加，一起研究、布置工作，我和丁玲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我以为她和吴奚如都是作家，主要精力应放在写作上。宣传工作的一些杂务，我们应该多做，做这些具体工作，我有热情，也比较熟悉。丁玲对人、对工作都很热情，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从善如流，唱歌、排戏和大家一样，很投入，她唱得并不好，常常跑调。尽管我和丁玲接触较多，但只是尊重她，感到她平易近人，并没有产生特别的感情，我也不觉得她对我有什么不同。那时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想到恋爱。
对于恋爱，在上海时我就有自己的想法，当时的年轻人都讲“追求追求”，似乎只有追求才能得到爱，我不这样认为，也不这样做，我认为爱情的到来应当自自然然，追求得来的爱情不一定可靠。
西战团筹备之初，团员有的住在城里，有的住在城外。后来人多起来，就集中住到东门外原抗大四大队队部所在地，丁玲也从城里搬到城外，和大家住在一起。丁玲初到延安时，住在城里一家老百姓的院子里。院子朝南的正屋，住着抗大校部的供给部长，丁玲住对面的北屋，靠墙还存放着老百姓的一口空棺材。那时丁玲担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没有其他职务，只是搞创作。她在延安的知名度较高，抗大的许多知识分子经常走访，她的住处常常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她也去抗大听课，但没有去抗大讲过课。西战团成立后，她就经常和西战团的同志们在一起。住到城外后，她更是整天和大家在一起，早晨起来做操、跑步，白天一起练习发声、唱歌，与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在延安时，有同志好心，有意将丁玲和彭德怀往一起掺和。丁玲后来对我说：如果我和彭德怀结合，只能做一个官太太。但我只想当作家，所以这事是搞不成的。
明日请看：毛主席亲自过问和安排丁玲的工作
西战团确定为半军事化的文艺工作单位，配备了三个军事班长。西战团未出发前，三个军事班长一次在背后议论说，丁玲不懂军事，让她担任西战团的负责人不合适，到前方后我们找机会把她换掉。这事不知怎么汇报到了支部书记吴奚如那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此，西战团临出发前开了一次支部会，揭发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会后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那三个班长便调走了。
毛主席多次说过，艺术要接近民众，要老百姓喜闻乐见。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努力。西战团一成立就开始搜集、整理民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劫夫，在西战团，他是艺术全才，小提琴拉得好，也会弹三弦，拉二胡，为京韵大鼓伴奏。我们业余文娱活动扭秧歌，敲锣打鼓非常热闹，李劫夫鼓足腮帮吹唢呐伴奏。我们当时考虑，如果把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带到前线，把它变成宣传抗战的武器，一定会受到欢迎。我们就把秧歌稍稍加进了抗日的内容，演员化装工、农、商、学、兵、日寇、汉奸，边舞边唱，最后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万民同乐，欢呼狂舞。我们给这个节目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打倒日本升平舞》。西战团就这样第一次把秧歌舞搬上舞台，并且使它成为西战团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我在这个节目里扮演的是人人痛恨的汉奸，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演出的剧照。
通讯股有位同志叫高敏夫，是陕西人，人称“老夫子”，会唱许多陕西民间小调，李劫夫把这些谱子记下来，通讯股的黄竹君、史轮等几个秀才填写新词，旧瓶装新酒，就变成新民歌了。这些民歌内容是新的，曲调是老百姓熟悉的，所以能很快流行。1938年新年，从上海来的音乐家贺绿汀与西战团在山西相遇，特别赞扬了这些新民歌。
西战团开工作会议时，主任、副主任和各股股长参加，一起研究、布置工作，我和丁玲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我以为她和吴奚如都是作家，主要精力应放在写作上。宣传工作的一些杂务，我们应该多做，做这些具体工作，我有热情，也比较熟悉。丁玲对人、对工作都很热情，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从善如流，唱歌、排戏和大家一样，很投入，她唱得并不好，常常跑调。尽管我和丁玲接触较多，但只是尊重她，感到她平易近人，并没有产生特别的感情，我也不觉得她对我有什么不同。那时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想到恋爱。
对于恋爱，在上海时我就有自己的想法，当时的年轻人都讲“追求追求”，似乎只有追求才能得到爱，我不这样认为，也不这样做，我认为爱情的到来应当自自然然，追求得来的爱情不一定可靠。
西战团筹备之初，团员有的住在城里，有的住在城外。后来人多起来，就集中住到东门外原抗大四大队队部所在地，丁玲也从城里搬到城外，和大家住在一起。丁玲初到延安时，住在城里一家老百姓的院子里。院子朝南的正屋，住着抗大校部的供给部长，丁玲住对面的北屋，靠墙还存放着老百姓的一口空棺材。那时丁玲担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没有其他职务，只是搞创作。她在延安的知名度较高，抗大的许多知识分子经常走访，她的住处常常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她也去抗大听课，但没有去抗大讲过课。西战团成立后，她就经常和西战团的同志们在一起。住到城外后，她更是整天和大家在一起，早晨起来做操、跑步，白天一起练习发声、唱歌，与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在延安时，有同志好心，有意将丁玲和彭德怀往一起掺和。丁玲后来对我说：如果我和彭德怀结合，只能做一个官太太。但我只想当作家，所以这事是搞不成的。
明日请看：毛主席亲自过问和安排丁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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