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样本漫画2017:杂谈:“希特勒遗嘱”浏览与随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22:22:59
“希特勒遗嘱”浏览与随想
老马杂谈
1945年4月30日下午,二十世纪大恶魔之一的希特勒偕新婚妻子爱娃•布劳恩在柏林地下元首府中饮弹服毒自尽。惧怕被俘受审的希特勒在此前一日写下了自己的遗嘱,分为“个人遗嘱”和“政治遗嘱”两部分,并派多人分送给自己不久前选定的接班人邓尼茨海军上将及舒埃纳尔陆军元帅。
希魔在个人遗嘱中如此写道:
• 她(布劳恩)坚定地要作为我的妻子与我同生共死。这对我们在为我们的人民服务的工作中所遭受的损失,乃是一种补偿。
• 为避免失败和被俘的耻辱,我和我的妻子选择了死亡。我为我的人民服务达12年之久,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最长,因此我们希望就在这里焚化我们的遗体(另一译本为“我愿意在这个我为人民服务了12年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 )。
在政治遗嘱与致凯特尔陆军元帅最后的信中,希魔写道:
• 在这三十多年中,指导我的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只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正是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作出最困难的决定,……。
• 戈林和希姆莱背着我去与敌人进行秘密谈判,企图非法窃取国家权力,除了对我个人的背叛之外,已经给国家和全体人民带来了无法洗血的耻辱。
• 在这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里,人民和军队已经献出了他们的一切。牺牲已经十分惨重。……因此形势已不允许我继续领导人民走向胜利。
• 在这次战争中,德国人民的贡献和牺牲如此之大,我不相信都将付之东流。我们的目标仍将是为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
在篇幅有限(共13页)的遗嘱中,把德国和几乎整个欧洲人民无情拖入战争和杀戮的世纪魔王希特勒却不厌其烦地提到“人民”,俨然一位“爱民如子的贤主明君”。读到这些文字,自己反而对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民可以如此轻易地被独裁者代表感到百思难解了。
再查阅历史典籍观察古今社会,发现此类现象还绝非偶然。意大利大独裁者、国家法西斯党领袖墨索里尼原来也是打着“人民”旗号攫取国家政权的,他掌控的法西斯党机关报即称为《意大利人民报》;纳粹德国于1944年为审判未遂政变参与者而设立的特别法庭也称为“人民法庭”;现代还有好几个国家的军队皆称为“人民军”;美国发生于1970年代、导致千余教徒“被自杀”的恐怖邪教组织也自称“人民圣殿教”;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则略显粗鲁地干脆称自己的人民为“子民”;把人民写在自己额头上的独裁者、暴君及“爱国者”应该还有很多,一一叙述那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事了。
人民可以如此容易地“被代表”,估计应归咎于作为称谓词它过于高大空泛,谁都是人民,而谁也不能代表人民,因此极难反映具体与个体,最后人民自然就升华成了某种威严的政治符号。如果用“国民、民众、公民和居民”等称谓来表述,应该能更贴切地反映这一称谓所指的真正对象。
一份未曾公开的解密文献:希特勒遗嘱
[俄]瓦·瓦连尼科夫 大将

苏联红军进攻柏林的战斗间隙
1945年5月1日3点,战场上响起了高音喇叭的声音:“别开枪!谈判代表过来了!”他们就这样用俄语和德语重复了几次,然后就出现了4个人。第一个人举着白旗,其他的人并肩而行,他们都沿着泽菲尔德走过的路往前走。师侦察处主任格罗得内在前沿阵地迎接了谈判代表。格罗得内在送走了泽菲尔德之后,一直留在近卫第102步兵团的观察所等待迎接谈判代表。他当场检查了所有人的证件,并确信来的就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列鲍斯。和他一起来的是总参谋部上校杜芬克——坦克第56集团军参谋长、柏林城防指挥官。其他两个人是翻译和引路兵(就是举白旗的那个)。
近卫第8集团军副军长杜汉诺夫中将在近卫第35步兵师师部接见了谈判代表们,后来他又把克列鲍斯和杜芬克送到了崔可夫那里。克列鲍斯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说:“我是克列鲍斯将军、德军陆军总参谋长,受权向苏联统帅部传达秘密的和至关重要的消息。”
克列鲍斯还说,1945年4月30日柏林时间15时30分,希特勒自杀了。他留下了关于组建帝国新政府的遗嘱并且已经执行。第三帝国的总统是邓尼茨,帝国总理是戈培尔,党务部部长是鲍曼。按照希特勒的遗嘱,国家权力基本上移交到这3个人的手中,尽管新政府班子还有别的人员参加。
克列鲍斯向我们的将军递交了一沓纸,里面包括3个文件。克列鲍斯交给我军指挥部并请求转交苏联领导人的到底是哪些文件呢?那是希特勒的3份遗嘱。以下就是这3个文件的主要内容。
在第一份遗嘱中,希特勒悲惨地宣布,他就要跟一个女人(他妻子)死去,后者来到这个被围困的城市找他,是为了不想看到柏林陷落。在这份遗嘱中,希特勒请求马丁·鲍曼,作为最好的和忠诚的朋友,把他们(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尸体的骨灰扬撒,不留任何痕迹。
遗嘱签字人:阿道夫·希特勒。
证人签字:戈培尔博士、马丁·鲍曼。
证人签字的时间为:1945年4月20日4时。
第一份遗嘱无须解释,因为它具有个人性质。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不能错过。希特勒觉得,马丁·鲍曼实际上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希望这个朋友准确完成他的这个愿望——烧掉他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并把骨灰处理掉。但是,鲍曼没有做到。他就像帝国其他领袖一样被其他问题困扰着——如何拯救自己的性命,逃出柏林并销声匿迹,就像任何一个犯罪团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做的那样。
在第二份遗嘱里,希特勒宣告:临死之前,将帝国元帅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其由他本人在1941年4月29日下令授予的一切权力,接着又写道:“将原帝国党卫军和外交部首领希姆莱开除出党并剥夺其所有权力。”他这样解释这项决定,他说,戈林和希姆莱背叛了他并给德国带来了无法洗刷的耻辱,因为,他们和敌人进行秘密谈判并试图夺取国家政权。在这份遗嘱中希特勒还确定了新政府成员:总统——邓尼茨,海军元帅;总理——戈培尔博士;党务部部长——鲍曼。
接下来是长达16人的新内阁成员和部长的名单。
就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希特勒认为,最严重的犯罪莫过于对他本人的背叛,而不是对国家、对人民的背叛。
不过,戈林和希姆莱与敌人进行秘密谈判并密谋夺取政权,难道不意味着什么吗?根据希特勒第二份遗嘱,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戈林和希姆莱确实和敌人进行过秘密谈判吗?确实进行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戈林和希姆莱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曾经想靠牺牲希特勒和英、美军队进行谈判。而希特勒本人呢?也曾经和敌人进行谈判,并以这种做法给部下树立了典范。1941年5月10日,他就派自己最亲近的人赫斯乘飞机到英国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进行接触,当时德国和英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但我一直不能从一种思绪中解脱中来。这个疯狂的元首作为一个实用的种族主义者,他的所有行为都号称是有利于日耳曼民族,但事实上却损害了各个民族。这是一个反人类的人。他不想损害德国,可却打错了算盘。
第三份遗嘱是一份政治性的遗嘱。它是希特勒口述、由他的速记秘书维尔涅尔女士记录下来的。速记稿由兰格从德语译成俄语。这个遗嘱主要内容如下:
自从我自愿参加了强加给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30多年了。
在这30多年中,我所有的思想、行为和生活中都充满了对自己人民的热爱与忠诚。它们赋予我作出最困难决定的力量,有的时候作出这些决定是极度痛苦的。说我或者任何一个德国人想发动1939年的战争,这是谎言。要战争并且执意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国际国务活动家。他们要么是犹太人出身,要么是为犹太人的利益而工作。
多少年过去之后,几百年过去之后,从我们城市和纪念碑的废墟中将产生对那些犯有罪责的人们的仇恨,他们就是国际犹太人和他们的帮凶。
我在德波战争开始前3天,曾经建议英国驻柏林大使调停德国和波兰问题,就像调停在国际监督之下的萨尔州问题一样。关于这一建议是不能够被遗忘的。它没有被采纳的原因是因为英国执政的政治阶层出于商业原因想发动局部战争,想发动局部战争的另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假如欧洲各国人民将被当作国际阴谋家、银行家和金融寡头们棋盘上的卒子,则那时候在这场罪恶斗争中的真正有罪的人犹太人将对这一切负责。这次不仅将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的和雅利安人的孩子们遭受饥饿,还将有成千上万的成年男子走向死亡,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城市大火和炸弹之下丧生。但是我决不怀疑,这次确实的罪人将受到惩罚,尽管是用比战争更为人道的手段。
6年战争不管损失多大,必将成为往事,正像为了民族的存在而进行无上光荣和英勇的斗争一样。我不能够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首都的这座城市作为牺牲的代价。因为面对敌人在这个方向继续发起的攻击,我们的兵力实在大少了,我们的抵抗最终也将被那些变成了没有思想伪机器的人们所攻破。我想将自己的命运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还留在这座城市中。我不会落在将要表现新暴行的犹太人的手里,让他们大肆歇斯底里一番。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并在即将看到我不能继续当元首和总理之时自愿死去。我将怀着喜悦之情而死去。我意识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无比的功勋和成就,意识到青年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支援。青年组织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因此,我向他们表达我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也是自然的,就像我希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投降一样,只要哪里有可能,就在哪里与祖国的敌人继续斗争,忠于伟大事业的原则。基于我们的士兵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我对他们至死不渝的忠诚,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精神将在他们之中永存并永远与他们同在。
愿他们残酷,但是永远正义。
愿恐惧永远不会主宰他们的行动并愿民族的荣誉在他们心中高于一切。
最后,愿他们最终可以理解,为完成我们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需要数百年时间并需要每一个人永远将共同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我号召所有的德国人,所有的党员、妇女和德国武装力量的士兵效忠于新政府和它的总统……
除此之外,我命令民族和人民的政府将种族法律和与全世界的敌人——国际犹太人的无情斗争进行到底。
1945年4月29日4时于柏林
希特勒
见证人:戈培尔、布尔格多夫、鲍曼、克列鲍斯。
(另一译文本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在这三十多年中唯一指导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做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在这三十多年中我消耗了我的时间、我的工作力量和我的健康。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煞不了的,谁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经历一次以美国或英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流逝,但是在我们的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灭。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
还在德波战争爆发前三天,我已向英国驻柏林大使提出解决德波问题的建议,同时包括解决处于国际控制下的萨尔地区的问题。这一建议不容否认。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他们之所以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但是我也不怀疑,如果欧洲人民只是重新被视作国际财政金融界阴谋家的股票,那只有一种人会这么干,就是犹太人集团。他们是这场可怕战争的罪人,要追究他们的罪责。我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次欧洲千百万雅利安孩子要饿死,千百万成年人濒临死亡,城市里几十万妇女和儿童也许被烧死或炸死,而负罪者自己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哪怕是用极人道的方法。
六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这是一个民族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最光荣、最英勇的壮举,它将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在这儿继续抵抗敌军的进攻,已势单力薄。我方的抵抗因那些丧失理智的家伙而渐渐失去作用。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入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他们的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作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不言而喻,我也希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不要中断斗争,应该永远与祖国的敌人战斗,忠于对伟大的克劳塞维茨的信仰。我们牺牲了的战士以及我和他们永久的团结是德国历史中的种子。种子已经撒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的民族中,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将获得光荣的再生。
多少英勇的男子汉和妇女们决定将他们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请他们并最后命令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应该继续战斗。我请海陆空三军将领以各种手段加强士兵们对于民族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提高他们的抵抗精神,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我,作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创建者,宁愿牺牲而不愿怯懦的辞职或投降。
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池看作是荣誉攸关的大事;尤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至死也要忠诚地恪尽职守,作出光辉的榜样。
政治遗嘱补充部分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且剥夺1941年6月29日命令中以及1939年9月1日我的帝国国会声明中授予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兼国防军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一切职务。我任命大区党部书记卡尔·汉克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首脑,任命大区党部书记保罗·吉斯勒为内政部长。
戈林和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企图非法夺取国家控制权,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为德国人民创建一个由诚实的人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会采取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我作为国家元首任命下列同僚为新内阁成员:
帝国总统:邓尼茨
帝国总理:戈培尔博士
党务部长:鲍曼
外交部长:塞斯-英夸特
内政部长:大区党部书记吉斯勒
作战部长:邓尼茨
陆军总司令:舒埃纳尔
海军总司令:邓尼茨
空军总司令:格莱姆
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首脑:大区党部书记汉克
经济部长:冯克
农业部长:巴克
司法部长:蒂拉克
文化部长:谢尔博士
宣传部长:瑙曼博士
财政部长:施维特·克罗西克
劳工部长:胡普福尔博士
军备部长:索尔
德国劳工阵线***兼内阁成员:莱伊博士
尽管在这些人中,个别人如马丁·鲍曼和戈培尔博士等包括他们的妻子都自愿留在我身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离开首都,而且准备在这儿与我一起以身殉国。但我务请他们听从我的要求,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感情之上。他们通过工作和对我的忠诚,即便在我去世以后,作为同伴也与我心连着心。我希望我的精神留在他们中间并永远陪伴着他们。愿他们坚强,但要公正;尤其愿他们不要把恐惧当成行动的指南;愿他们把国家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愿他们明白今后世世代代的任务——建设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使每个人都有责任永远为大家服务,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我要求所有的德国人、所有民族社会主义者、男人们、妇女们和国防军的所有士兵们,誓死忠于新政府,誓死忠于并顺从它们的总统。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用户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阿道夫·希特勒
1945年4月29日凌晨4时于柏林
见证人: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
威廉·布格道夫
马丁·鲍曼
汉斯·克莱勃斯)
这个遗嘱尽管是希特勒的老调重弹,但是无论如何我想强调几点。
首先,我需要指出的是“国家阴谋家”说的不是别人就是共产党人。他们被认为是最凶恶的力量,自然应该和犹太人一起被消灭。这是希特勒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的总路线。至于说希特勒所谓无罪的理由,它们和所有的下流的政客——冒险家和骗子的理由是一样的。难道说以下这段话还不够无耻吗——“说我或任何一个德国人想发动1939年的战争,这是谎言。”要知道全世界不仅知道这一说词,更知道希特勒的具体行动。他点燃了德国人民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而产生的复仇情绪;在德国人民头脑中灌输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和控制世界的历史责任这一反人类思想;将所有工业转为军用,将德国人民的生活纳入准战争的轨道,之后是全战争状态;兼并奥地利;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侵入和占领波兰。所有这一切难道是出自犹太人或者说是出自被称作“国际阴谋家”的共产党人的手吗?
希特勒在遗嘱中说,很多年过去之后,从城市的废墟上会升起对那些真正犯有罪责的人的仇恨。也就是说,不是他,也不是他党内的战友,应承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近6000万人的罪责——还有那么多德国平民的生命。您看到了吧,其他的民族都有罪,可他希特勒没有,他身边那些嗜血成性的人没有,而谁又把德国占领者请到了波兰?没有人!是他们自己带着火与剑去的。自然是希特勒亲自对第三帝国的军队下的命令。
希特勒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号召他的人民,特别是青年投入他的战争。他没有劝说人民觉醒和停止流血。相反他却发布了新的命令,甚至在他死了以后继续进行战争。
所有这一切都是反自然和反人类的。我们都永远应该记住希特勒强迫世界接受“纯种的雅利安”人这一邪恶的企图。假如我们忘记这些,必将出现新的希特勒,他将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于是,在1945年,我们等到了最终的结局——纳粹德国的投降。我们相信这是最后一场战斗了。随着克列鲍斯的离去,实际上谈判已经停止。
1945年5月1日18时,一个穿党卫军军服的军官才举着白旗越过战线,并请求把他送到指挥部。
党卫军军官交来的材料是克列鲍斯和鲍曼的答复,说他们不接受苏联统帅部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建议。在我军通往国会大厦的前沿阵地上,顿时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人们在等待着什么?敌人不投降,战士还等什么呢?命令终于下达了:作好准备,用所有的武器对侦察所提供的现实目标进行猛烈开火。1945年5月1日19时,枪炮齐吼,战斗又开始了。敌方顷刻间被打得一片稀烂,房倒屋塌,一片火海。(赵云平 孙越/译)
来源《当代军事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