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清区政府网站:文革史中的“虚史料”现象

文革史中的“虚史料”现象

顾  土

在2005年第四期《书屋》中，我读到《岂不冤哉》一文，其中有一段推论陈寅恪不是政协常委的文字，其依据是此事在陈之弟子蒋天枢和老友吴宓的文字中不见记载。其实，陈寅恪不但是政协常委，并且是两届常委，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位置当时也很显赫，待遇不低，但和政协常委一样，不来开会不发表意见，甚至就跟没当似的，也无所谓。那个时代，人家还巴不得你当哑巴呢。连罗隆基的政协委员，章伯钧的政协常委都一直当到了人生终点，尽管他们早已被划为“反党联盟”。

文章还从陈寅恪的政治态度和为人来推论他不可能当上政协常委。可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政协委员直至政协常委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是否需要本人同意，在任期间的各类文件或者以当事人名义发布的文字是不是必须经过本人签署，委员常年不与会或是从未到场允许不允许，这些问题即便立有相关的规定，但规定是否形同虚设，实际操作时是否还带有相当大的弹性，《岂不冤哉》的作者好像并不知情。其推论的错误在于推理时用的是常理，只是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并不讲常理，尤其不能用今天的常理去看待那个年代。那时体制的运转形式和操作的具体手法，有的史无前例，有的后人难以想象，有的外国人永远不明白，有的即使过来人也照样摸不着头脑。

陈寅恪逝世后不久，报纸曾登出一条简短消息，海内外因此得知了这一噩耗。仅凭这一消息的刊布，便可以断定他起码是全国政协委员或身居一定级别以上。只要略知那个时代有关逝世消息的见报规格和操作程序的人就会明白，如果没有一定的职务和头衔，任你的成就再大，死后也无媒体搭理。也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在文革时期陈寅恪逝世的消息还可以见报。据我阅读当时的报纸和后来的见闻所知，身在一定级别之上的那些人物，虽然被批斗、被揪出、被羁押、被下放、被遣返、被投入监狱，似乎都成了反动分子，但死后的处理全然不同。有些人死后无声无息，甚至被定为机密；还有些人，尽管饱受折磨，尽管被整得死去活来，尽管遭到所谓革命群众组织的关押，尽管已经在批斗中声名扫地，尽管所有的职务、头衔、荣誉都名存实亡，但死后依然可以像什么事情都从未发生那样，对外宣告逝世，名字前还可能照样罗列着一堆显赫的称呼。至于其界限是什么，如何具体操作，这就有赖于我们的研究了。

由这件事情，我联想到当代历史，特别是文革历史中的一种“虚史料”现象。

所谓“虚史料”现象，一是指历史事件本身根本就不存在确切的档案记录，只能靠当事人的相关回忆以及推测；二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某一类档案得见天日的机会微乎其微，历史研究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三是指史料的明文记载与事实大有出入，貌合神离。

一

当代的很多事情，甚至是重大事件，缺乏相关的档案证据。

香港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中就说，她做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去上海与当地造反派联系一事，依据的是毛泽东委托其女向聂传达的指示。后来在审判聂元梓时，聂却被告知，毛的女儿矢口否认。诸如此类的事情估计已无档案可寻，因为文革期间行政运转程序被彻底摧毁，毛的指示、招呼、意图又经常靠妻女侄子或者身边服务工作人员以及侍读一类的人传达，口头式、随意交谈式、只言片语式的指令十分盛行。有些“最高指示”，其实，连来历、出处、语境也值得质疑。并且，毛又是一个不愿意甚至痛恨准确记载自己言行的人，因为他行事说话肆意性极强。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获罪的原由之一即是派人为毛录音。仅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当时的国家权力运转什么都可能无案可查，远不如帝王时期，帝王起码还有个起居注和实录可为佐证。

那个时代直至以后，“传达精神”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内容，所谓“精神”，就是只需意会不必言传，文字上不予详尽精确表达但求心领神会，自己还不妨有所发挥延伸。所以，诸多事情尽管依据上面“精神”贯彻落实，但具体追究起来那些“精神”又没有确切的实指，也就是说缺少文件、批示的具体指明。这样的“精神”，在法治健全的社会，你可以因“语焉不详”不予执行，但在我们生活过的时代，不去深入领会然后加以贯彻落实就意味着严重的后果。

戈尔巴乔夫时代，震惊世界的“卡廷森林事件”终于大白于天下。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事情得以澄清恰恰得益于斯大林时期对档案的尊重和权力运转的相对规范。假如他当初销毁了这份属于最高机密的档案，那么，“卡廷森林事件”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是，斯大林这么做并不意味着别人或别的政权都会如此。文革期间或以前有多少档案曾被销毁，我们无从得知，不过，文革刚刚结束后，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发生的一次大规模销毁档案的行动确是有案可查的。当时销毁档案的理由是要将整人的黑材料、错误的定性结论、冤假错案里的所谓证词一律清除，这种清除行为受到多数人的拥护，被整的人当然不想让这么多“罪证”存放在自己的档案内，整人的和做伪证的更不想让自己的污点永久保留下去。当时反对这种销毁行动的只有档案界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不论什么内容的档案，作为档案本身都是真实的，都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忆，应该完整保存。在这次销毁的大量档案中，很可能为历史研究留下了许多永远的空白和遗憾。

二

有些事情在史料中尽管可以查出有关记载，但在记载中却未必可以显示出实际的情形。

近些年，经常有人好奇地问我，巴金老人在世时的交游怎么那么宽泛，好像什么人都认识。原来他们在报章上时常看见某人去世了，巴金送花圈；某公不在了，巴金表示慰问。我只好告诉他们，这些人物，巴金先生肯定无缘相识，况且他老人家当时已经根本不可能清楚送花圈一类事情了，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他身为政协副主席，他的名字如何出现已经属于体制中的一种运作方式，与他本人无关。类似的体制运作在近六十年来是我国的一大特色，相当复杂，也不断变化，在文革中又变得更为诡异更加另类，一般人很难摸清楚，而且有些只限于具体操作层面，不一定显现在文字中。这令我不无忧虑，再过个几十年，明白人都不在了，有关史料又无确切说明，这样的事情是否有可能被认定为事实？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这不但是一条非常著名的语录，并且也是从前社会运转的重要手段，只要出现问题，无论大事小事，好像非学习班这样的方式不足以解决。几年前有位美国人向我介绍美国各类“读书会”的情况，他问我，听说在中国过去盛行学习班，这与美国的读书会是否有类似之处。闻后，我哭笑不得。从前的学习班并非为了读书，即使允许与文字打交道，也是学语录，写交代。那些学习班五花八门，有的与世隔绝，形同牢狱；有的拳棍鞭加辣椒水，还可以经常拉出去戴帽挂牌游街；有的每日以体力劳动作为惩罚，长时间不准回家（有的规定“四不准”有的规定“五不准”，包括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等等）；有的天天被逼自我反省，揭发别人……学习班究竟有多少种，具体形状如何，各个历史时期的学习班有什么异同，不知有无详细确切的统计归纳和分析，假如至今还没有相关研究，我怀疑过不了多少年，不用说外国人，大概就连我们的下一代都会认定学习班只是一种学习的形式，学习班最风行的年代兴许正是学知识最火热的时期呢！

前几年，在柳州时，我发现柳侯祠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中间，居然被修葺一新，同行的多数人都感到困惑不解。以为那时也重视文物保护。我解释说，这不是因为文物保护，而是政治运动的需要。那时正赶上“评法批儒”，柳宗元被划归“法家”，属于“革命派”，于是备受尊崇。此事有诗为证：“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如果换个所谓“儒家”，他的墓啊祠啊碑啊，大概就是另一种下场了。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主席语录》中开篇最为重要的一句话，也是那个时代人人都倒背如流的一句，可谁又会想到，文革前期，有一段时间，连马恩列斯都不准备学习了，理由是一套毛选还学不过来，读那么多厚本本干什么？这样的事情，恐怕是不会见诸文字的。我记得1969年随父母下放江西农村，军代表在动员会上就特意强调，只带毛选就够了。所以多数人在行前将马恩列斯著述悉数处理。废品站因此派来卡车，7分钱一斤，中国书店还曾专门收购，价格好像比废品略高一点。

文革前期，有人被打倒，有人蹲了监狱，有人靠边站，有人失去了工作，有人下放到农村，但在文革后期，这些人又以原来的职务身份露面。就是说，这些年中他们并没有被撤职，而是以高官显达之身在那里饱受屈辱。这样的事情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根本无法想象。假如文字记录不详，今后的人在翻阅这段历史时，有没有可能就以为他们在那个年月里还是权力在握？

文革结束后，很多蒙冤受屈的人或者亲属纷纷要求平反昭雪，但当翻开有关的人事档案时才发现，原本就没有任何定罪的记载。文字上不见记录，实际却因某项公认的罪名而自尽而受关押而遭殴打而被游斗而名誉扫地，这也是文革的独特景象，因为那个时代，对人的侮辱和打击是通过大字报、批斗会、标语、口号进行的。作为文革最重要最通行的传播载体大字报和标语，都已经荡然无存。尽管留有一些照片可以为证，但能否表现大字报的全豹？我也见过一些批斗会的影像片段、听见了一些口号的录音，可是这仅仅限于一些显要人物，我相信更多更普遍的批斗会和口号已经无处可寻，在人的记忆里正在渐渐模糊，甚至淡忘。

三

史料记录准确，但记录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历史的另一面却截然相反，背道而驰，这也是文革的特殊现象。

淡忘过去的环境，仅仅发现过去一些提法、观点，或是仅仅记住了历史中的某一面，很可能产生与真相完全不同的结论。1965年的“六二六指示”以及后来的“医疗队下乡”、“赤脚医生”普及，是一些人，包括某些外国学者，对那段历史正面评价的一种依据。如果只从这一指示和这些现象看，那当然是中国社会的重大改变，即便在今天，也是推动农村医疗保障的壮举，求之不得。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凡是过来人都不妨回忆那个岁月医疗的普遍状态。那个年代的药物和医疗器械非常紧缺，医院、医科院校、医学研究机构除了政治第一，技术上没有任何考核标准和鉴定标准。业务荒废，规则松弛，运动不断，底线崩溃，权威专家被打倒，专业受到轻蔑，道德遭到践踏，医疗水平急速下滑，也是当时的普遍状态。由于阶级斗争达到极度，那时的对外关系全面紧张，与外界的医学交流完全终止。在我国医疗水平处于落后的情形下，对外交流具有关键的作用，即使在目前的医院里这也可以深切感受到，假如没有进口药品、进口器械和出国深造、内外流动，我国的医疗将会是什么模样？那时的医护后继也基本无源，大学停招多年，后来的所谓工农兵学员根本无力担当。当时吹得很响的几项研究的突破，也只是偶然现象，并不能代表医疗的整体面貌，整体医疗建设不但毫无进展，而且全面倒退。医生的总数统共就那么一些，而医疗队又被大量下放乡村，以致城市医疗人才奇缺，许多护士稍加培训便被“提拔”为医生。1970年，我的母亲住进江西医学院附属医院，谁知那里已是护士当家，简单的心脏病还被误诊，结果一病不起。当时所谓有问题的人物，在治病时也遭受歧视，要查成分查身份要经过各种批准。正规的护理制度被破坏，住院病人要由亲属“陪护”的做法就是从那时开始流行的。假若牺牲城市人口和所谓有问题人口的医疗条件真能换取广大乡村人口医疗面貌的重大改观，也就罢了，可是在整体医术、医德都面临危机的环境中，医疗队下乡又能解决多少问题？最多也就是个短期行为，从长远看，其实根本无济于事，只是在医疗环境全面崩溃的大势里掀起的一朵异样的浪花而已。那个年代当然也有像林巧稚那样为数不少的医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水平和医德，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与水平早已融入血液中。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经历就明白，他们都在旧时代接受过深厚的传统教育或者宗教教育，这才是他们的道德本源。

“赤脚医生”在当时普遍的实际情形如何，我从未见到这方面的详细记述，但据我在乡间结识的“赤脚医生”而言，其水准之低，实在难以称其为医生，很多人叫个“敷药员”都很勉强。这是因为他们的培训期很短，受训人员的资格和考核也极其随意。凡是拥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忘记，任人唯亲是那里的基本民情，20多年前的公社和生产队更是如此。那个年代，农业人口很难出来谋事，大家都死盯着村里仅有的几个“肥差”，“赤脚医生” 可以记满分，可以半脱产，可以掌握有限的医疗用品，与广播员、售货员、饲养员、保管员、拖拉机手、农机厂合同工，甚至民办教师、会计等等一样，大多是书记、队长的亲戚或亲信，起码也要送礼请客才有幸谋得。那时的医术考核，过来人也该记得是个什么样子，不是随随便便，就是经常被当作修正主义而遭受批判，整个文革可以说就是与考核最过不去的时代。产生在这样无规无范环境中的“赤脚医生”又能做些什么？许多人欣赏“赤脚医生”就是因为他们有个“赤脚”的美名，觉得可亲，很平民，但是医护人员的技术业务关系到人的安危，丝毫不能马虎，在世界许多国家，从医最难，考核也最严格，而“赤脚医生”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这样的医生，是该赞扬还是该悲哀？至于有些人当了“赤脚医生”后靠自己的努力钻研医术又有所进步，成为行家，那是个案，不能代表大多数“赤脚医生”的状态。其实，一个国家，降低水准，从现有村民中找一批人培训几个月，背个简易药箱，回到村里将就着敷敷药，看点头疼脑热，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如何建立大量的医学院，造就高水平的医护人员，普遍建立优质的医院，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医疗的保障。可惜，文革创造了前者，又摧毁了后者。

如果我们能将当时的这些具体情形回忆起来，就可以明白，在全国医疗一塌糊涂的状态中，应该怎样评价“医疗队下乡”和“赤脚医生”开花了。

面对当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中的“虚史料”现象，怎么办？我以为，一是等待，在相关档案尚未见到的情况下，不应该贸然作结论。二是在根本没有相关档案的情况下，只能依靠相关人士的回忆，而且应该鼓励大家回忆。尽管“回忆是靠不住的”这句名言确有道理，但靠不住也要靠，别无它法。幸亏当代史的许多当事人、过来人还健在，不可能人人说谎，不可能人人记忆失误，当然也不可能人人准确无误。我们不妨在各种记忆中相互印证，设疑排难，依据回忆者的处境和历史加上逻辑推论，梳理其真伪。历史研究往往是在漫长的研考之后才可以得出真相的。光绪帝的死因整整过去了一百年，如今最终真相大白，而过去长期的结论恰恰是以人们比较相信的档案为依据，现在证明档案的记录也有其局限性和伪证性，而一些人的记忆却可能存真。正因为有了那些质疑光绪帝死因的记忆，才导致今天的人们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验证了怀疑，让九泉之下的光绪帝终于可以瞑目了。他的陵寝也算没有白白被盗。

历史不会事事留下确凿的证据，但历史绝对会留下无数的形迹，在这些形迹中总会有一条通向真相的途径。找出这条途径才是历史研究者的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