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是哪个朝代:王跃文自述“官场小说”写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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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自述“官场小说”写作经历   2009.09.21      A03版:新闻 稿件来源:报刊文摘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专科毕业,分配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对我而言,这与从政是两回事,其实更多意义上是就业,并没有抱着崇高的政治理想。

    我当时感觉,官场气氛好像还比较清廉,我自己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县委书记、县长这些官员面前谈笑自如,毫无惧怕或者是敬畏之感。

    直到后来我才感觉到,在地方上,当一个县委书记和县长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尽管这也不算什么大官,但是,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县委书记是说一不二的。

    我在政府机关里面属于笔杆子,还算做得不错,一步一步,从县里面调到怀化市政府办公室。当时一般的干部都是手里提着一个人造革的那种黑公文包,我就不喜欢这种包,觉得很老套。我用的是一个柯云路的《新星》里面,主人公李向南背的那种黄色的帆布挎包。有一个老同志就跟我开玩笑说,小王背的书包,不像个干部,你应该弄个皮包。

    就这样,我在机关过了十几年,见识多了一点,另一方面,我觉得官场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1988年左右,我就开始写小说。

    1999年,我好像一夜之间爆得大名,赢得了无数读者,包括一些从来不看小说的读者、很多官场上的人、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的阅读目的当然不一样。

    另一方面,我的写作又让我在身处的官场陷入很尴尬的境地。别人以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觉得我破坏了游戏规则。

    事实上,我在作品中写到的事情,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发生在我的工作环境当中的,更别说是人物了。有的人刻意要让生活当中的人对号入座,而我一直反对把生活当中真实的人物当作模特,然后做点变形。

    我作品里面所有的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出来的。但是,虚构的东西和生活有惊人的巧合。比方说,我写过一个细节经常被人提起:小说主人公到秘书长家里去送礼,两个人谈笑风生,特别亲切。然后送礼者把门打开告辞的时候,还在那里高声说谢谢。秘书长的脸一下子就垂了下来,把门“嘭”一声关上了。

    送礼的这人当时就觉得奇怪:怎么回事,刚才好好的,一开门脸色就变了。

    后来他才想明白,打开门出来以后,应该悄悄离去,不应该在门口高声喧哗,因为整个楼道里面都是同事,让其他人知道有谁到家里去,这是他们很忌讳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听别人说过,我就是觉得,生活当中应该如此,因此进行了虚构。后来,很多官场上春风得意的人看了以后会心一笑,说写得太真实了,我们就是这样。

    写这些官场小说的时候,我没有考虑过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后来在机构改革的时候,要搞所谓的人员“分流”,我被一种堂而皇之的程序“分流”了。

    当时办公厅有一个规矩,分管的副秘书长要找“分流”的同志谈一次话,给安抚安抚,但是分管的人不敢找我谈。办公厅的一把手、秘书长找到我,我知道他要谈什么,就故意说,找我别的可以谈,“分流”这个事情就不要谈了。

    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被“分流”,但是这个原因你不会承认,我不愿意逼着别人去撒谎,所以我们就不要谈了。他说,那就不谈了,以后你干什么?是不是可以帮你物色一个单位,我做工作帮你调动,你也可以去读书。读书就是缓冲,另外也可在家里再待3年,3年过了以后,你就再找个工作,把你的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去。

    当时我说哪里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写作,写作也是一个乐子,这是我自己找的,不是别人给的。

    3年很快过去了,我的档案快要到人才交流中心去,我快要成为“人才”的时候,湖南的一批作家朋友说你还是到作协来。于是,我就把工作关系转到了作协。

    我对机关生活有隔膜,对有些东西很厌恶。比方说我们四五个人在办公室里面聊天,一个领导一来,大家全部起立,说主任怎么样……我做不到,我老是不起来,就坐在那里,当我看到所有人都站起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坐着,觉得特别尴尬,最后还是得起来。就是我起来了,别人心里也不舒服,因为你起得比别人晚,他的心里对你就会打折扣。

    现在回想起来,我被“分流”也有其合理性。

    当初被“分流”的时候,我在决策何去何从,最终抱定我只有走写作这条路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很绝望的过程。在官场里面,要么按照那种游戏规则去玩,我不愿意。我觉得特别委屈,要放弃很多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做一些我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逢年过节,要去拜年,要走访,要打电话,请吃饭等,这些事我只要想起来就烦,是不愿意做的。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你有可能玩不下去。

(黄艾华摘自《廉政瞭望》9月上作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