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楷书《法卫夫人》
明代董其昌《法卫夫人楷书册》
董其昌《法卫夫人楷书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汉族，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华亭派”的主要代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
董其昌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很多名家作品，在书画理论方面论著颇多，其“南北宗”的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工书法，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加之他当时显赫的政治地位，其书画风格名重当世，并成为明代艺坛的主流。
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櫽括前赤壁赋》册，明，董其昌书
董其昌的书法，历来评说褒贬不一。褒者倾其溢美之词，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但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包世臣云：“行笔不免空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讽刺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董其昌临摹的《颜平原争座位帖》拓本(局部)
延伸阅读
科举“字不好”成就“书家”董其昌
在深圳博物馆三楼的书画库房里，藏着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的手卷。近日，《深圳商报》记者来到深圳博物馆，深博的工作人员从库房里将其小心翼翼地捧出，来到展示室，放到台面上缓缓展开。这幅手卷纸本水墨，长2.14米，宽0.25米，董其昌自题为“颜平原争座位帖”和“送刘太冲序”。由此看来，这个手卷是临摹唐朝书法家颜真卿文章兼书法的两篇作品。董其昌评价《争座位帖》为“天真烂漫，姿态横出，深得右军灵和之致”，又称《送刘太冲序》“鬱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另有异态”。他的临摹，用笔精到，字体圆劲飘逸，淡雅洒脱；用墨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
董其昌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谥号文敏，故后人又称董文敏。工诗文，善书画，精鉴赏，是明清以来影响最大的一代书画名家。其书画理论著作非常丰富，重要的有《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其对书画创作所提出的许多评论和见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字写得太差 第一变第二
手卷卷首有阳文朱印“董其昌”，又有阴文朱印“宗伯学士”。深博研究书画的学者王晓春说，董其昌是明代末期著名书画家，字玄宰，号香光，又号香光居士、思翁，学者称他为思白先生。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工诗文，善书画，精鉴赏，是明清以来影响最大的书画名家之一。
董其昌少年时书法并不好，他的《画禅室随笔》中有如下记载：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其考卷时，按董其昌的文才本应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就将第一改为第二，而将字写得比较好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从此钻研书法。
董其昌写道：“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那么今天看来，董其昌深厚的书法功底来自于对晋唐书法的学习与钻研，至于他几乎同时代的大家文征明、祝允明等，是不放在眼里的，其人在明清书法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有书不尽笔 笔下不尽意
王晓春说，正是科举考试因为“字不好”的偶然的失意，促使董其昌走上了书法艺术的道路，使其发奋学习古代名家书法经典，融合晋、唐、宋、元各名家之风而自成一体，笔画圆劲秀逸，布局疏朗、分明，平淡天真，直追古意。而这其中最令他敬佩的一位大书法家就是唐代的颜真卿。手卷末尾的自书跋语为：“鲁公(鲁公即颜真卿)立朝大节千古不磨，故书法一如其人。此二帖尤公书之煊赫者，故时时背临，以志吾好。其昌”，由此可见他对颜真卿书法的敬仰。
董其昌所书《颜平原争座位帖》，是颜真卿文章的全文，“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谓不朽……”云云。《争座位帖》又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书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十一月，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写给尚书右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义没一点)的书信手稿，也是颜真卿行草书精品之一。信中直言指责郭英(义没一点)在两次集会上藐视礼仪，谄媚宦官鱼朝恩，以致礼遇高于六部尚书之事，抬高宦官的座次。为此颜真卿引历代及唐代成规抗争之，写下此长信，显示了颜真卿刚强耿直、朴实敦厚的性格。
至于《送刘太冲序》，书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是颜真卿送刘太冲西游时所作。刘太冲是颜真卿天宝末年平原旧友，广德元年吏部的属吏，宣城陈留人萧颖士子弟，刘太真之兄，宋代米芾所著《书史》对此有所记载。董其昌在这个手卷上也对原件作了临摹，上面写道：“昔余作郡平原，而蚤与从事掌铨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迩来蹉跎，犹屑卑位。故冲之斯行，若重有待矣。江魄弦断，秦淮顶潮。冲之斯行，正及春水。”
明末书评家何三畏认为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结构森然，有书不尽笔，笔下不尽意，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是一位很出众的书法家”。中国书协创作委员会委员郑歌平说董其昌不是一个创新派，他笔笔取法古人，有本有源，但他又是一位明代的“开派”的书法家。更加值得我们研究的是，董其昌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也就是他临书不死临，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这样：“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应当是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
清代名家所藏真品重要依据
王晓春说，这件书法来自已故文字学家、文物收藏家、中山大学商承祚先生的捐赠，是捐赠给深博数百件珍贵文物中的一件。商老自弱冠就学以来，便酷爱收藏，在治学的同时，潜心购藏文物，举凡金石、书画、竹、木、陶、瓦……都在他入藏之列，毕生积累了丰富而精美的文物，然而他秉持着“独乐莫如众乐”的信念，将它们悉数捐给了各大博物馆，商老的高尚品德和丰富的鉴定经验，已深得学界和收藏界的景仰。看到眼前这件珍品，我们想在商老那里当年一定有精彩的故事，可惜商老已经不在了，已经无从知晓它的来龙去脉了。
王晓春又指引记者仔细观赏手卷上的三方藏印，其中一方朱印“阮氏琅嬛仙馆收藏印”。这个印不同凡响，那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的收藏印，为当时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所刻。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礼仁阁大学士，一生仕宦通达。其学问渊博，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其所编《经籍纂诂》是训诂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成为当今研究声韵训诂之学的学者们案头上常备之书；其所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碑学的兴起。清代学问大家收藏此手卷，无疑大大地增添这件藏品的分量：一是学问大家所珍藏的，其精美当不言而喻；二是清代的阮元，距晚明的董其昌在世不远，此为真品的一个重要证据。
作品吸引欧美藏家
由于董其昌天资英迈，领悟力极强，文化素养又高，加上穷年埋首书画中，所以他的作品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士气”、“书卷气”。他在《画禅室随笔》留有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样观念生发出来的作品必然给后世很大影响。1989年在上海松江、1992年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分别召开了国际董其昌艺术成就讨论会，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美术家，董其昌走向了世界。
董其昌一生极为勤勉，又享高寿，所以创作了极多的书画作品，流传至今的也很多，其中已定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处。除博物馆的珍藏外，市场上董其昌作品显得非常珍稀，早在1989年6月，纽约就拍卖过一幅董其昌的《婉娈草堂图》，被权威认可，价格一下子被抬了上去，高达165万美元，成为当时仅次于《元人秋猎图卷》的第二幅价格最高的中国古代书画。此图之所以能为专家认可，主要是一些典籍中曾记载过这幅画，此画曾为王鸿绪、安仪周、乾隆收藏，著录于《平生壮观》、《墨缘汇观》、《石渠宝籍三编》诸书中。这幅山水画，笔墨韵厚重，皴法细密，气韵雄浑，代表了董其昌文人画的最高成就，画面空白处则填满了各名家题跋，是难得的精品。以后，纽约市场一直没出现过这么好的精品，因此价格也一直没上去，1990年共见到5幅作品出售，第一幅是《行书》二十七开册，成交价为1.65万美元；第二幅是《行书》手卷，成交价为8800美元；第三幅是《山水》立轴，仅卖到了3850美元；第四幅是《尺牍》十一开册页，售价1.4万美元；第五幅是《九峰雪霁图》绢本手卷，卖到1.5万美元，价格与《婉娈草堂图》相去甚远。
董其昌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赝品被不断地加进去，至今已难见精品，可说赝品充斥市场，尤其是民间收藏，即使不是赝品，也是小幅泛泛之作。海外艺术市场董其昌作品较多，欧美收藏家喜欢他的书画，但由于难辨真假，所以不敢轻易出高价购买。反之，一旦能确认为真品，则不惜重金，志在必得。2007年11月26日，在香港佳士得举行的中国古代书画秋季拍卖会上，经过激烈争夺，董其昌的《书画小册》最终拍出了高出底价4倍的4800万港元。
生前多人代笔作品真伪难辨
董其昌高寿，享年82岁，董其昌作品流传多，其中相当一部分真伪难辨，重要原因是生前有许多人为其代笔。著名书画鉴定家启功先生曾专写一文《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文章认为，代笔问题是鉴定中最为麻烦的问题，“董其昌以显宦负书画重名，功力本来有限，再加酬应繁多，所以不能不乞用于代笔，图利的又乘机伪造，于是董氏书画，越发混淆莫辨了。”
启功说，“一切技艺的事，造诣生熟，一览可见，在同一类的艺事中，已经真‘能’或真‘熟’的人，必不可能复有真‘生’或真‘拙’之作。至于书画，一个作者年龄的老幼、工具的好坏、兴会的高低，甚至遇病臂伤指之类，也就有其规律可寻，决不能同一时期的作品，笔性竟然出两人之手的。”他对董其昌的几件作品加以比较。如董其昌的《秋兴八景册》、《董香光山水册》十页等为一类，具有“生”、“拙”之处，明显可见。然而《峒关蒲血雪》等是没骨画，以及烟云渲染极工致，精能熟练，与前一类“生”、“拙”画法，判若两人。两类并未见相通之处，基本可以认定为代笔。
文人书画，让人代笔，并非稀罕事，启功将名家代笔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沈周、文征明等大家，有熟练的技能，由于应酬过多，因而由弟子、子女、学生们代笔；一种是由于自己画技并不高，或为名，或为利，雇用别人代笔。而董其昌在这两类各占一部分。文献上，已经发现了董其昌书画有人代笔的线索，程庭鹭《庵画麈》卷上说“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这个董思老正是董其昌(思白为其号，“思老”是其尊称)，也就是“山水大堂”的画作好之后，只等董其昌落个大名就行了。
启功又从董其昌的一些信札、清代笔记等诸多方面，考证出代笔者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赵问、叶有年、杨继鹏等人，其中赵左、沈士充技法娴熟，是董其昌的主要代笔人，因而评判说，“董其昌款”画得精到的大致出于赵左、沈士充之手。从以上几例书画鉴定实例可见，启功先生主要从文献考证着手，并以实例加以分析比较，站在历史的角度给董其昌作品一个合理、公正的评价，这是他有别其他鉴定家的一显著特点。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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