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杀关平皮肤:中国能从金牌大国到体育大国吗?体育不是盆景（图）

从金牌大国到体育大国

随着广州亚运会的开幕，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实现金牌第一之后的问题：中国体育该往何处去，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和奖牌数量第一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人们议论的是究竟能否突破200块金牌。

更重要的是，举办大型国际性赛事，作为国家实力的崛起的重大象征，已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所谓“成人礼”上得到了充分展示。在广州筹办亚运会的过程中，竞技体育本身固然不失其关注热度，但随着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对于中国已如家常便饭，更加回归到现代社会所追求的那些美好的价值观，比如共享举办成果等等，正在成为同等重要的议题。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可以如此断言：以广州亚运会为标志，竞技体育要向全民体育转变，体育事业应当被看作整个更广泛的政府转型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的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将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夺取奖牌和创造“政绩”，而是作为推动全民体育真正发展的催化剂。这意味着，“金牌是少数人的，健康是多数人的”，对于包括体育事业在内的整个民生的优化，从一开始就自觉以推动全民体育发展的标准来衡量竞技体育的成就。

全民体育的回归

全民体育最朴素的理念就是每个人都拥有强健的体魄、健康的生活。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央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竞技体育和全民体育的协调发展，国务院批准设立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颁布第一部专门为保障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权利、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而制定的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1995年起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10年底到期，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已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文本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种转变的一个基本背景是，中国竞技体育这些年在国际上高歌猛进，但国民体质却出现了隐忧。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正在上报汇总过程中，而根据2006 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公布的《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我国国民体质总体水平2005年比2000年略有提高，但隐忧犹存。国民肺活量、握力等身体机能综合指数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9.65%，身高、体重等身体形态综合指数也降低了0.86%。全国青少年肥胖、近视率5年间持续上升，初中生视力不良率上升速度为各学段之首。学生肺活量水平继续呈下降趋势。

毛泽东主席曾有两句著名的关于体育的话：“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发展全民体育，曾经与摆脱“东亚病夫”的历史记忆有关，体育的落后和国民体质的羸弱被看作是民族不解放的标志。而今天，虽然中国在和平崛起，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但来自国民体质的对于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担忧仍然能够激起强烈的共鸣。

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曾经在《人民日报》撰文直指“高身材、低体质”已经让中国青少年显得“外强中干”。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蒋效愚则比较了我国学生与日本学生体质体能之间的差距：2000年我国中学生身高、体重与日本同龄学生比，除高中17岁女生我国高于日本外，其余均低于日本。到2005年也仅14岁、17岁女生身高高于日本，其余均低于日本学生。比较两国大、中、小学生的握力和50米跑成绩，我国学生均低于日本学生。中国学生的体育活动不足是主要因素。

与之相对应的是，包括体育事业在内的社会性公共产品提供的不足。自2003年以来，社会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日益成为焦点问题，也是中国的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人们多关注教育、医疗、住房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问题。其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涵盖所有的社会性事业。而这些社会性事业包括体育，其基本弊病都是一样的：供应不足，收费昂贵，群体和地区之间存在严重不平等，如此等等。

就体育事业而言，有些政府部门还没有从各级赛事的“金牌战略”中转过身来，把更多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全民体育上。相反，在国内的一些花费巨资的体育赛事中，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却在丧失，有的运动会日益成为各区域性代表队瓜分奖牌的分蛋糕游戏。

其实，由于全民体育发展的滞后，我国一些具有优势的竞技体育项目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以羽毛球为例，我国羽毛球项目战绩辉煌，诞生了100多名世界冠军，而乒羽中心主任、中国羽协副主席刘凤岩在中国羽协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曾坦承：现在有一个数字值得我们深思，根据乒羽中心的统计，近年来全国各地在乒羽中心注册的运动员只有1000人左右，上至国家队下到少体校，如果仅靠着这区区1000人如何能够保证我们的羽毛球事业持续发展？

全民体育的滞后，迟早会对竞技体育形成巨大制约，决策层显然看到这一隐患。也就是说，举国体制出金牌的战略迟早也会碰到自己的边界，因此，全民体育的发展将不应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它客观上也成了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继续提高的必要条件。

市场力量的突破

发展全民体育，离不开市场化的力量。以江苏无锡的围棋为例，围棋运作的市场化使得围棋日益普及。该市棋类人口约有10万，其中围棋人口尤为发达，约有6万人，仅仅学围棋的孩子就达到了3万多人。

而一些举国闻名、甚至举世闻名的体育明星的诞生，走的也不是举国体制的路子，而是“举家体制”。斯诺克项目中丁俊晖的异军突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无数人包括记者本人正是因为他的“举家体制”的成功而喜欢上了斯诺克运动，斯诺克领域也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选手。同时，中国斯诺克的产业化趋势，包括中国赛的举办，发展也很迅速。斯诺克的例子说明，让行政管理部门之外的社会力量进入职业体育，也能够迅速带动一个体育项目的迅速普及和全民化。

中国出了第一个男子田径奥运冠军刘翔，许多人高呼，中国男人从此站起来了。而日益增多的体坛个体户，则带给国人另外的感动和振奋。比如在国际职业网坛绚烂盛开的中国“金花”们，都曾是举国体制的受益者，如今管理部门明智地允许她们进行个人职业化的发展，她们也的确不断给国人带来惊喜。在举国体制下，一名专业运动员基本上从中小学直至最终进入国家高水平优秀运动队的整个过程均由国家支付一切费用与开销。如今，这一点已经不是唯一出成绩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些年中国很多体育运动项目的兴起和发展，是一种多元化发展模式的产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举国体制。举国模式有其独特优势。但在中国已经驶上市场经济的快车道之后，国家队之外必有个体户，举国体制之外必有“举家体制”，以行政区域划分的体育队之外必有市场化的联赛体制。

多元化模式的出现，从根本上是因为市场化力量的崛起，尤其是，全民体育的发展在市场经济领域体现为日益增长的体育性消费力量。国务院2010年初出台了体育产业振兴规划。正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民众日益“有钱，有闲”，体育产业的巨大潜力也被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策层看在眼里。比如户外运动，正是民众体育需求的日益多样化，直接决定了户外用品产业现在每年保持50%以上增速，受到各路资本的追捧。而姚明在美国的成功，背后也有中国市场的强大力量作支撑。

市场化还应该出现在体育事业公共服务上。根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结果，我国体育场地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均衡。81万多个体育场地(不含解放军、武警、铁路系统)，国有经济有64.4万多个，集体经济有12.6万个，公有制经济成分偏大，达到95 %以上，民间资本投入不足。加大政府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是要纠正多年形成的“重经济，轻社会”的发展思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某些环节可以采取市场化方式，而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需要多元化力量来满足。

当然，在市场化力量推动全民体育的过程，个人和集体产权关系，官办如何分离，公共服务体系如何更有效率，这些问题自然会出现。在这些方面，也应自觉以全民体育的发展为衡量标准，能够促进全民体育快速发展的就是好的。不利于全民体育发展的，就应该及时纠正。相关部门该放下身段就应该放下身段，不能够陷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误区。丹麦人大约1/3都是各类体育俱乐部的成员，只有500万人口的芬兰有多达7000多个体育俱乐部。它们不是金牌大国，但可以说它们就是体育大国。

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

发展全民体育，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理念问题必须厘清：一个现代社会，全民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强身健体，只是发展全民体育的直接效果。发展全民体育，最终是为了增强民众的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

在 100年前，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主、国家富强的过程中，现代体育曾经被先贤们看作是培育国民国家意识的重要方法。从严复、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十分强调体育对于培养现代国民的作用。毫不奇怪的是，在追求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同时伴随出现的是这个民族对于现代体育的追逐。20世纪初期大量体育团体的建立，各种地方性运动会的举办，沿海若干城市中的所谓“万国运动会”，特别是全国运动会的举行和远东运动会的参加，都在强化着人们的国家和国民意识。

就是在不到20年前的央视春晚中，也曾经有这样的小品演出：参加万国运动会的一个有点犟劲的邮差和一个“唯上”的王爷，相互较劲，最终从对“最高指示”中解放出来，从对洋人的恐惧解放出来，勇夺第一名，扬眉吐气。演出赢得满堂喝彩。

如今，“打败洋人”的精神力量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动力。但这其实已经无需太多证明。如果说一部功夫电影中导演仍能深谙国人心理，需要利用“打败洋人”拉高票房的话，那么在体育领域，更迫切的命题是通过全民体育培育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相互滋养，才不会剑走偏锋。

其实，正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国人的志愿精神第一次完整展现在世界前面。以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为标志，2008年成了中国志愿者元年。自然灾害是偶然的，但体育赛事年年有，体育运动天天有。志愿精神的成长是中国社会公民意识成长的先声。

我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已故清华大学教授马约翰先生有一句名言：“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张伯苓也曾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不懂体育的，不应当当校长。”

重新回味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也许是有好处的。其创始人顾拜旦曾说：“当今世界充满发展的极大可能，但同时也存在着危险的道德败坏。奥林匹克运动能建立一所培养情操高尚与心灵纯洁的学校。”现行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写道：“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以乐于付出努力、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奥运老人何振梁对此的体会是一针见血，也有发言权。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延续了几千年的人治与宗法社会，留给我们的不是规则意识而是‘潜规则’意识。它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却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不讲规则或讲‘潜规则’在现实中流行着，这对青年一代法纪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培养是很不利的。严格意义上讲，公民是生活于法治社会的社会成员，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是公民的规则意识，即依照法律、规章、契约办事的意识。在公民意识教育中，应特别强调规则的教育，要让学生懂得，规则是硬的，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什么时候中国人都讲规则了，中国也就踏进了法治社会的门槛。”

全民体育，会是敲开那扇门的一块砖吗？这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中国需要关颖珊式的体育外交使节

文_洪朝辉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中美关系开创了公共体育外交的先河。但对美方而言，40年前“小白球”所主导的公共外交是被动的、偶然的，既不可预测，更难以主导，只能由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任由毛泽东“大写意”地潇洒一回，美国政府只有接招之力，没有出招之份。

30 年后的2001年“9·11”事件，促使美国官方重审自己的国际形象，再度思考“乒乓外交”所显示的公共外交的独特魅力与功能。一方面，严重受损的美国形象，促使美国国务院痛感主动设计和积极实施公共体育外交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世界体育大国的实力和众多超国界、超意识形态的大牌体坛明星的存在，为美国国务院有效、积极地推动公共体育外交创造了可能性。尤其是在时任国务卿赖斯的主导下，上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迅速被转变为现实性。

2006 年11月9日，赖斯公开并且高姿态地任命美国著名滑冰运动员关颖珊(Michelle Kwan)，为美国政府第一位公共外交使节(Public Diplomacy Envoy)。而且，为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命得到成功实施，美国政府刻意安排关颖珊在2006年9月9日，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的国宴上同桌共餐，为两个月后的正式任命暖身，可见美国国务院的良苦用心。

六大特性

选择关颖珊而不是其他运动员作为第一位主要针对中国的公共外交使节，非常精致而又全面地反映了美国公共外交的六大功能与特性。

其一，公共外交的灵活性。美国国务院设立的这一职位，刻意避免公共外交“大使”(Public Diplomacy Ambassador)的头衔，而是使用公共外交“使节”(Envoy)一词，其中存在相当的外交深意。大使的官方色彩浓厚，而且，大使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到专业的外交礼仪和规则的限制。所以，将公共外交的政府代表定位为使节，就给这些业余的使节们留下了很大的失误、失言、甚至失职的可能空间，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外交官，由此就为政府的危机管控提供了条件。尤其是，正因为这是些未经外交专业训练的业余使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这些使节故意出招，试探外国政府对某一特定的敏感问题的底线和意向，达到能攻能守的不败效应。

其二，公共外交的亲和性。美国国务院故意选择华裔关颖珊作为公共外交使节，正是满足了公共外交所独具的亲和与敦谊的要求。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主要不是体现在某个重要协议的达成，或某个棘手问题的立时解决，而是国与国之间、两国民众之间友谊的渐进性建立。作为对比，政府外交则不一定追求国与国之间是否朋友，只要完成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和任务就是主要目标。也就是说，就政府外交而言，国与国之间可以做生意，但不一定要做朋友。公共外交正是弥补了政府外交侧重利益、公事公办的特性。基于此，选派一个与所有中国人长有一样的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美籍华人关颖珊，作为公共外交的使节，立刻在亲和与友好方面得了高分，并由此表示，美国政府关切中国人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身份。再加上，关颖珊天生长得甜美，以“冰上美蝴蝶”著称，这是公共外交人员的必备素质。

其三，公共外交的直接性。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社会最注重个人的直接见证和真实故事的宣传魅力。一个活生生、真切切的关颖珊的个人成功史，不需要刻意包装，更不需要弄虚作假，她的5块世界冠军的金牌胜过一切广告。正像国务卿赖斯在解释为何选择关颖珊为最佳人选时提到，关颖珊的移民经历代表了美国梦的实现，她的成功积极地向世人，尤其是华人昭示了美国社会的一大卓越价值和优秀传统：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美国绝不歧视移民和穷人，只要刻苦努力，关颖珊就是你我的榜样。这种现身说法、近身展示就是公共外交的一大特点。虽然“空对空”的媒体传播仍然是公共外交的一大要件，但媒体的“空军战略”，有时难敌“人对人”的“陆军战术”，因为外交的本质还是“人交”，而公共外交使节的出现，就是“人交”战略和“陆军”战术的强化。而且，媒体传播难以像人际交流那样，建立稳固、持续的友谊。公共外交特使的模式表明，美国公共外交开始向“人交”方向和人际传播战略的倾斜，近距离和零距离胜过远距离。此乃2010年1月公布的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全球战略框架”所决定的公共外交新战略之一。

其四，公共外交使节的相对稳定性。在美国，公共外交是一个跨党派的国家战略，公共外交使节不是国家的政务官，不能随着政党的轮替或国务卿的交替而随意更换。虽然，美国两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壁垒分明，但在国际关系上，两党一般都是相当一致，维护国家利益和改善国家形象是两党领袖共同奋斗的目标和从政为人的基本底线。所以，当小布什和赖斯在2009年下台之后，美国新一届政府继续聘用关颖珊，并安排她与现任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希拉里共事。由此也在另一方面表明了公共外交的超党派特性，并有助于公共外交队伍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其五，公共外交使节和公共外交的公开性。就像中国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所言，公共外交有助于减少传统外交的神秘性。公共外交不同于秘密外交或密使外交。赖斯对关颖珊的任命，在美国国务院的“条约厅”(Treat Room)公开宣布，并主动邀请各大主流媒体进行现场采访。公共外交使节的模式既有助于将外交走向民间，达到“脱敏”、“祛秘”的效果，也有助于防止大众外交或国民外交的可能失控，因为公共外交使节人数少、素质高、针对性强，一切都可以在政府外交部门的有效管控之下。所以，公共外交使节模式是国家外交在高层与基层、神秘与公开、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一种结合与平衡。

其六，公共体育外交的大众性。美国选择体育明星而不是其他各界著名人士作为首位公共外交使节，也反映了体育的肢体语言更能表达公共外交所具有的功能，因为体育能够在最短时间拉近与各国民众的距离，得到普罗大众的认可与欢迎。除了音乐艺术以外，体育往往是最不需要语言交流的专业，运动员的技能能够充分显示和表达他们的意愿。2007 年1月17日到27日，当关颖珊在中国北京、广州和香港访问期间，她只要穿上一身美国国旗制作的运动服，就能够充分传达美国的国家象征和文化气息，基本无须讲话，一切尽在不言中。尤其是，体育具有天然的跨文化、跨国界、跨种族的软穿透力，具有上善若水的功能，滴水穿石，以柔克刚，能够有效地、软性地、隐性地传播理念、构建信任和结交朋友。

无独有偶。2007年8月13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再度任命美国著名的棒球运动员瑞普肯(Cal Ripken)，为美国国务院体育运动特别使者(Special Sports Envoy)。2007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瑞普肯代表美国访问中国，为800名中国青年和200名棒球教练举行了11场培训班，并会见了中国棒球联合会和北京奥组委的官员，游览了新的奥运棒球馆五棵松体育场，接受了中国和国际新闻记者的密集采访。需要指出的是，瑞普肯这一特别使者的使命与公共外交使者的使命类似，但由于没有使用“公共外交”一词，促使这种任命更具有即时性和专项性，一旦完成特定的任务，使命即告终止。这种特事特办的模式促使公共外交的自由回旋余地更大，运作成本更低，而且，促使国务院掌握更大的主动权，随时可以任免。

除了公共体育外交使节以外，赖斯在2008年9月8日再度任命影视名星Fran Drescher为美国第三位公共外交使节，将人选从体育界向文艺界扩展。

中国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美国公共体育外交和公共外交使者的模式，值得中国借鉴。历史上，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是乒乓外交的重要推手。随后，众多著名运动员都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姚明、邓亚萍、刘翔等。但是，中国的公共体育外交缺乏系统性、制度性的安排。

根据上述美国公共外交使节所具有的功能，中国的公共外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体育外交使节。

首先，中国设立公共体育外交使节存在三大必要。一是目前中国的公共外交注重非直接的媒体传播，忽略了直接的人际交往。也许这是国际公共外交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逻辑，即传统的公共外交注重人际交往，而现代的公共外交则侧重媒体传播，但以2006年任命关颖珊为美国公共外交使节为起点，并以2010年1月公布的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全球战略框架”为标志，美国再度开始重视传统的人际之间的直接外交。它不是对第一阶段传统的人际交往的简单重复，而是更高阶段的扬弃。为了跟上世界公共外交的新潮流，中国不仅需要制定自己的“公共外交战略路线图”，更应该具体实施自己的“陆军”战术。就像再先进的海空军都无法最后赢得战争一样，最终解决问题的手段还是需要依靠面对面的“陆战”。当然，公共外交与战争或体育比赛不同，它没有绝对的赢家或输家，而军事和体育必须决出胜负。所以，公共体育外交有助于稀释非输即赢的冷战思维。

二是目前中国的著名运动员都在不同程度地、自觉不自觉地传播中国和宣传中国，但他们不像公共外交使节那样，具有明确的目标、集中的精力、专家的指导和系统的训练。所以，他们的努力犹如“散兵游勇”，无法形成集聚效应。只有形成一支精干的公共外交使节队伍，才能有效地贯彻外交策略，在国家资源的直接支持下，最大限度地建立与国外民众和社区的直接联系。

三是中国在许多敏感的国内外问题上，缺少一个制度化的渠道，直接与西方民众或政治人物进行沟通。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通过公共外交使节的微笑和表演，有助于发出积极的信号。例如，当来自海峡两岸的美国侨民为姚明的球技共同喝彩之时，以及姚明不分彼此地向两岸华人祝福之时，就向美国民众发出了一个积极、和平的信号：两岸本是一家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再度兵戎相向。同样，当中日出现钓鱼岛纠纷、中美出现撞机事件，导致官方外交全面冷却之时，如果一个公共体育使节在此时出国访问，运用体育和文艺的特有魅力，稀释外交关系的紧张，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必要性以外，建立中国公共体育外交使节的可能条件完全具备。根据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称职的公共外交使节应该具有下列素质：一是体育知名度高，但必须是已经退役的著名运动员，因为公共外交使节没有薪水，也需要奉献大量时间，到世界各地旅行。二是具有相当的外语能力，最好具有国际关系的学术训练，并能涉猎广告、美容、演讲、营销、修辞、新闻、谈判等基本常识。三是性格随和，情商很高，思想开放。同时，形象必须良好，具备将体育人气转化为外交人气的能力。

淡化功利心

其实，公共外交官与体育运动员存在许多同质性。赖斯在任命关颖珊的记者会上指出，她与关颖珊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她曾经也是一个滑冰运动员、也在丹佛大学学习政治和国际关系。她认为，作为一个代表美国参加国际比赛的滑冰运动员，需要不断面对专家和舆论的评判、因应大众媒体极其严格的检验、国际社会无情的裁决。而且，运动员还需要为国争光、勇于接受挑战、努力在国际媒体面前表现自我、宣传国家的能力，尤其是，责任心、爱国心、团队精神和抗压能力都必须强于常人。而外交官就需要具备上述素质和才能。关颖珊12岁就代表美国参加国际比赛，到被任命为公共外交使节的2006年，她已经代表美国参加了14年的国际比赛。无论在心理素质、国际视野和国家认同方面，都已具备代表美国从事公共外交的能力。

当然，当国人在呼吁加强公共外交之时，首先不能过高估计公共外交的作用。外交毕竟是内政的延续，公共外交可以对国家形象进行化装和包装，但绝不能捏造。中国公共外交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中国软硬实力的强大。公共外交和公共外交使节只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外因，而外因必须而且只能通过内因才能产生作用。其次，从事和推动公共外交必须淡化功利心。公共外交是一个长期、隐性、软性的工程，既耗时、耗力和耗钱，更难以立即见效。再次，公共外交最忌讳过度宣传。与40年前的乒乓外交中的运动员相比，关颖珊和瑞普肯的访华具有相当的官方色彩，计划和斧凿的痕迹明显。而乒乓外交的中美两国运动员则显得非常自然、朴实，因为乒乓外交中的美国运动员，没有时间预演，从接到中国邀请(1971年4月7日)到进入中国(4月10日)，只有3天。正因为如此，美国媒体对这些完全“业余的公共体育外交家”的言行，格外关注。

总之，中国的公共外交急需战略规划，并科学地深化公共外交各个领域的分工和协调，包括公共体育外交、公共文艺外交、公共智库外交、公共网络外交、公共学术外交、公共经贸外交、公共宗教外交和公共媒体外交等八大类，促使中国的公共外交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机、中外沟通的润滑剂和中国形象的包装师。

(作者为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

体育不是盆景

文_马立明 (微博)

体育排斥政治化，但政治对体育这瓶“润滑剂”却偏爱有加。

当两国关系陷入低潮，当政治和经济手段都无法奏效时，体育比赛往往能成为“破冰”的利器。与政治活动相比，体育赛事轻松、灵活、亲和力强，有人认为，谈判桌上谈不拢的问题，说不定一场球过后，就再不成为问题。“体育外交”这个词也应运而生。

但真的是那样吗？如果几场比赛就能消解所有的问题，那天下早太平了。体育外交，更多是一个浪漫化的词，也是一个被误读的词。

一厢情愿的“体育外交”

一男一女两位运动员，一同擎着朝鲜半岛旗缓缓走入赛场。男的是韩国手球运动员皇甫盛，女的是朝鲜足球运动员李贞姬。两国的800名代表团成员手拉手紧随其后……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出现在2002年韩国釜山亚运会的开幕式上。第二天，世界几乎各大报纸都大幅刊登了皇甫盛和李贞姬撑旗的照片。这一幕也成为亚运会开幕式中最难忘的瞬间。

当时，正是“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反恐成为世界的主腔调。被列入所谓“流氓国家”黑名单的朝鲜，并不愿派队赴釜山参赛。不过，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强烈邀请朝鲜来釜山参赛，并许诺在外交政策上向朝鲜倾斜。加上组委会的反复游说，朝鲜当局接受了韩国的邀请，不仅派出了最好的运动员，还接受了组委会这种令人浮想联翩的入场方式。

若没有2002年釜山亚运这个契机，金大中的“阳光政策”能否收到效果呢？韩朝关系可谓是国际关系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仅从政治上是无法找到其突破口的。但是，亚运会就给了这样一个平台，两国运动员能手拉手地走在一起。多少年后，讲到“阳光政策”，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釜山亚运这经典一幕。这确实是体育外交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在欧洲，也有一对这样的“冤家”。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因为历史问题，至今仍未建交。不过，政治上的裹足不前，不意味着体育就没有机会。2008年9月，欧洲杯预选赛的第一场比赛，正好是亚美尼亚主场对阵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居尔亲自赴亚美尼亚看球。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居尔之意不在球。要知道，居尔是百年来第一个访亚美尼亚的土耳其领导人。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表示， “希望双方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恩怨能逐渐消融。”尽管双方的分歧不会因为一场球而烟消云散，但起码这场球促成了双方领导人的一次近距离交流。

中国多次运用“体育外交”。最著名的案例，便是1971年的“乒乓外交”。在冷战正酣的年代，中国接连与印度、苏联交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状态。这时，中国乒乓球队打出了成绩，毛泽东也抓住这个机会，促成了中美乒乓球队互相访问。由此，“小球转动大球”神话成真，随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邦交正常化。

1999年，比乒乓球更大一点的球——足球，再度盘活了中美关系。当时，发生了美国误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的“5·8事件”，两国关系降至冰点。结果两个月后，当届女足世界杯决赛在美国进行，对阵的双方正好是美国与中国。这场比赛激战120分钟，最后美国点球险胜。不过，因为双方的精彩表现，媒体一致认为这场球“没有失败者”，中国姑娘虽败犹荣。赛后不久，江泽民在美国会见了克林顿，双方坦率地交换了看法，中美关系迅速走出低谷。

体育或会变成导火索

如果通过几场比赛，就能解决国际争端，那外交官早去当运动员了。上述例子只是少数成功的案例，需要看到的是，尽管体育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但毕竟还是 “稻草”。双边关系的进展，应该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真正的发力，应该还是高端政治本身。就比如前文讲的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体育外交，若是双方领导人都无改善双边关系的意识，比赛就算进行100次，也未必会有所改善。体育本身不能实现外交，永远只能铺桥搭路。

又比如，在一次海湾杯足球赛上，伊拉克和科威特被抽到了一组。当时海湾战争结束不久，这或许是一次双方修补关系的好机会。但是，科威特当局并不领情，勒令球队退出比赛，这令组委会相当尴尬。这说明，如果双方的敌对状态未有改善，体育也无可奈何。

况且，体育也不是总是天然能成为“润滑剂”的，有时它会变成导火索，引爆国际关系中潜在的雷区。在国际体育史中，因为体育而引发的大小争端可谓数不胜数。

最荒唐的一幕，便是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的“足球战争”，2000多人在这场战争中身亡。它的起因竟是一场1970年世界杯的外围赛，两队力争在三战两胜的比赛中出线。洪都拉斯队凭借主场之利以1比0先胜一场，洪都拉斯举国庆贺。一周后萨尔瓦多队在主场以3比0重创洪都拉斯队，而且以羞辱的方式回敬洪都拉斯的球员。随后两国发生一场口水战，球迷互相指责漫骂，连新闻媒体也不例外，最后两国首脑也加入其中。结果，战争爆发了。尽管双方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停火，但比赛仍要进行。结果，第三场球安排在第三方——墨西哥进行，在这场比赛中，萨尔瓦多以3比2险胜洪都拉斯出线，结束了这次荒诞的战争。

体育比赛中一些细节没做好，往往会引发外交纠纷。

体育外交只是一个被误读的词

体育和外交的关系，应该是因果关系——先是有了体育比赛，因此促进了双方的外交。如果颠倒了因果，为促进外交而进行体育比赛，便会毁了体育。体育政治化会引发种种怪症状，包括唯金牌论以及形形色色的犬儒主义等。

有些官员搞不清楚体育和外交的严格区分，硬生生地将体育作为外交筹码的一种。低级政治中的门面功夫，都在体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一种表现是“能赢不许赢”。运动员赛前被告知，友谊第一，这场比赛就“放水”吧。甚至有领导赛前放话：为了搞好“关系”，这场球只准输，不准赢。在国际赛场上的很多吊诡的比赛，都是出自于此。显然，这与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甚至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队，专为“假球”而生，成为了“御用球员”——他们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

“赢不了也要赢”则是体育政治化的另一种表现。在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主导伊拉克足球队的竟是独裁者之子乌代。这个枪械狂热爱好者每天观看球队训练，谁要是训练不卖力，就会被关到大牢里。有传言说，一名运动员因为训练过度而暴毙，几名运动员死在狱中。

“体”字，一边是“人”，一边是“本”，寓意是以人为本。让人们在体育中获得乐趣，完成人性的超越。

在公共外交范畴里，体育还肩负了另一种职能——外宣。对外宣传，也是外事活动的一部分。比如，正是因为在火箭队效力的姚明，才让更多美国人了解中国；正是有小球王梅西，才有这么多中国球迷关注阿根廷。科特迪瓦这个国家，一般人谁会知道？但因为有著名球星德罗巴，世界记住了这个西非的象牙之国。

只要你走进中国基层地区的一所少年体校，你几乎都能发现墙上“刻苦训练、为国争光”等标语。什么叫为国争光呢？一位广东籍的世界冠军曾经这样下定义：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记住中国。这应该是中国运动员对体育外宣功能的最朴素的理解。

当今的中国运动员，仍是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长大。当你成为国家队的一员，你就会时刻被告知，自己代表着国家参赛。中国运动员中没有人否认胸前的国旗的分量。这或者会激发你的潜能，或者会让你紧张得动作变形。一位曾短暂进入国家集训队的体操运动员说过，比赛中任何一个失误，深感对不起国家。因此，很多运动员有 “输不起”的心态。

如梅西、姚明等巨星，固然是具有极高的外宣价值，但是，如果要求每一个运动员都成为梅西、姚明，那就是很困难的事情。以胜负、金牌等自我包装，仅仅适合于极少数体坛明星，大部分运动员是无缘“为国争光”的。让水平偏低的选手肩负外宣的重任，让他们攀登不可能的高峰，那只会事与愿违。

体育外交只是一个被误读的词。体育只是众多话题的一种，如同谈论天气、谈论艺术、谈论饮食一样。体育，你可以谈论它，可以解构它，但不能操控它，不能将它当作外交工具。有时，它或能助外交一臂之力，但这并非它真正价值所在。就像那个古老的哲学命题——花朵不是因为人的欣赏而盛开；将观赏性强加于花木，就成了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