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苏州河治理:中国股市17年(1990-2006)(续3）

　　2003年的中国股市平淡无味，继续走熊。2003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成为新，而第五任证监会尚福林也是在2002年12月底才上任的，在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股市中，这意味着不值得什么预期。 
　 　2003年的中国股市值得一提的是非典型肺炎，尽管首例“非典”发生在2002年11月16日的广东佛山，然后由广东蔓延到全国。当然，真正让中央重视的是“非典”扩散到了北京，为此免去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两位高。而2003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也笼罩在“非典”的阴影之下，“五一”长假休市也被 迫延长。由于“非典”造成万人空巷，一些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延期，而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司，有的在露天举行，有的则通过电视电话进行。不必去证券公司委托的网上交易却大为盛行，2003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 
　　“非典”事件对中国社会和政 府有着“典型”的示范作用。在中国语言乃至政治文化中，典型才是主要的和有代表性的，非典型意味着不是主要的。“非典型肺炎”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它是一种离奇古怪的传染病，只要稍加控制，不会传染给许多人，历史上的鼠疫、天花，哪怕是流感，都是“非典型”的传染病。可是在日趋开放的当代社会， 任何非典型的问题或危机，如果不对它加以重视，尤其是应该让公众社会有知情权，否则非典型也会成为典型。所以，不管是在“非典”事件的后期还是其后几年出现的禽流感，由于政府及时让公众了解真相，再也没有引发危机。同样，股市也是个非常讲求知情权的所在，中国股市的许多危机开始时也许是非典型的和次要的， 但由于大家的疏忽，最终演化成一场行业大萧条。 
　　身陷熊市的2003年下半年的中国股市，爆出了三位福布斯排行榜中国富豪的丑闻。不像我们前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丑闻并没有实质影响到中国股市的进程，也没有增添什么新的知识。不过，它们对那些惯于用意识形态看问题的人，尤其是海外人士，倒是上了生动的一课。 
　 　所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是1999年由一位英国小伙子润（中文名）搞起来的，说是福布斯排行榜，其实是润带着比他更年轻的几个助手在中国内地张罗的，然后挂靠在《福布斯》杂志上。后来润与《福布斯》闹翻，与《欧洲货币》有过一段合作，最后干脆叫润排名榜。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在美国就带有娱乐性质，到 了中国后更夸张了，无非是满足人们的窥视欲罢了。因为在一个充满地下经济逃税漏税和财富混沌暧昧的土地上，靠润几个人去做调查，无异于缘木求鱼。人们经常嘲笑中国富豪榜成了问题榜和丑闻榜，以为是富豪榜让这些富豪出了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所谓的富人并不是被润们捕捉到了，而是富人经常故意露脸的结果。 至少在中国内地，一个经营正常的富人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或社会地位，一般不会自动暴露，无端引来各种势力的注意。只有那些急需信用或者说快要出毛病的富人才会在社会露脸，为自己为借钱给别人和机构壮胆，这样的富豪，进入排行榜后是很容易出事的。这不仅是大陆，地区也有。我最近看到一份有名的杂志 《财讯》上刊载了一个曾经是股市的新贵，他吹嘘自己现在在上海开发房地产是多么的成功，然后又说他所控股的一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大陆企业业绩良好得让人羡慕。我早就知道这个新贵，但过去他一直很低调。我非常好奇，马上打电话给这家大陆企业里的朋友询问，才知新贵已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他的财务早 已发生问题，而这些文章可能是财经公关公司安排的吧。顺便一提，润2005年又搞起了中国富人募捐财富排行榜，但同样让人生疑，例如名列第二位的杨澜是中央电视台的前主持人，她和丈夫吴征的事业看上去很红火，但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和吴征共事或对吴征有所了解的人都对此摇头不已，我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对社会 有真正的奉献。 
　　2003年引人关注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是周正毅、杨斌和艾沙由夫。周正毅 2002年的身价为27亿元，中国富豪排行列第11位，上海富豪排行列第1位。周正毅在内地名气不大，却在香港招摇过市，被称为“上海首富”。周正毅 1960年出生于上海，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做过不少生意，但真正发大财是在1995、1996年间，当时很多国企排队上市，他收购了五六十家公司的职工 股，当初购进时的股价大多为二、三元，价格很低，但上市之后价格惊人，一般都有几倍的涨幅，有的甚至高达几十倍。周正毅和妻子毛玉萍自称赚了好几个亿。 
　 　很多人都不相信周和毛的话，周后来经常吹牛，但这可能是真话。发行市场通常叫一级市场，流通市场叫二级市场，当时中国股市还有一个市场叫“一级半市场”，即进入二级市场流通前的交易市场，不少人因此暴富。我有位朋友仅收购了一家企业的500万元职工股，上市翻了20倍，成了亿万富翁。在上世纪90年 代，比较“简单”地创造出中国股市富豪有两次机会，一个是90年代初购买新股的认购证，另一个就是一级半市场的淘金者（我们在其后的“个人投资者”章节中还会分析这个现象）。 
　　1997年，周正毅成立上海农凯发展集团，这是一家控股公司，是他 所有企业的旗舰，旗下有数十家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体系，被称为农凯系。农凯系掌控的上市公司有5家——大盈股份、海鸟发展、徐工科技、上海地产和商贸控股，后两家在香港上市。我们已说过，所谓的企业系，一定有金融机构平台，周正毅也不例外，他曾控制富友证券和大通证券两家证券公 司。 
　　周正毅在上海和香港打出了两套不同的策略。在上海和内地股市，周正毅异乎寻常地低调 和谨慎，只在一个较小的圈子里的人知道他的底细。但在香港，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周正毅以8,600万港元购入香港富人成堆的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的 900多平方米的豪宅，又用了3,000万港元装修。然后于2000年向警方报警，声称自己失窃了130万港元现金，引起香港媒体的关注。周正毅和杨恭如 等香港娱乐圈女星过往甚密，在媒体娱乐版面上而不是财经版上频频露面，让人对他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大为欣羡。等周正毅在香港进行了两次收购动作后，“上海首富”的头衔落在了他的头上。 
　　作为一个生意人，周正毅有着不错的眼光。他先花气力收购了 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盈荣股份，更名为上海商贸，然后将上海商贸的全部股权抵押给中银香港，从而获得21亿港元的授信额度。接着，周正毅用其中的15亿港元收购接近六成股权的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当时这家公司的现金储备便有19亿港元，市值却只有20多亿港元，被严重低估。 
　　周正毅在内地做庄的徐工科技的基本面也相当不错，各地的公路建设和大兴土木为公司带来庞大的订单， 2006年被海外私募基金凯雷收购并非偶然。周正毅大肆在上海收购地皮，他看中的都是好地皮，如静安区“东八块”地块，属上海市最大的旧城区改造工程。 
　 　周正毅的主要问题是在上海和香港两线作战，又经营这么多公司，资金链太紧张了。他以“上海首富”自居，不考虑“上海”在政治格局中是多么敏感的字眼，最终在中银香港给他的21亿元贷款上栽了跟头。中银香港的行长刘金宝此时正在被追查，并在不久后被逮捕，刘的发家之地也在上海，他与周正毅及其他上海的渊源 是很容易让人顺藤摸瓜的。 
　　周正毅的农凯系土崩瓦解，他和妻子毛玉萍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服 刑。周正毅的两项罪名是内地人所熟悉的，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刑3年。操纵股价，名符其实，农凯系从1999年6月至2003年5月间，最高占有徐工科技流通股约96%，股价上涨了400%。后一个罪名却很别致，它在新《公司法》2006年1月1日通过后已消失。因为新《公司法》再也不强求 公司的注册资本一步到位，投资公司可以用五年时间缴足。当然，人们也明白，周正毅的后一项罪名只是一种安排，否则早就有成千上万个中国企业家被不合理的旧《公司法》捉进监狱去了。 
　　2001年福布斯中国第二富豪杨斌其实是在2002年落马的， 但他2003年被判的18年徒刑倒是意味深长。他的神奇经历对海外的震动要比内地股市来得大。杨斌是个退伍军人，后成为荷兰公民。1998年，杨斌成为内地a股广华化纤的第一大股东，并在1999年改名为欧亚农业，股价从9元/股涨到28元/股。他的最大手笔是在沈阳建立“荷兰村”地产旅游项目，其中的大 部分(3,000亩)竟然是政府划拨，也就是无偿赠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头大有学问。2001年7月，杨斌把“荷兰村”等项目打包在香港上市，公司也叫欧亚农业，募集资金6亿多元。2002年9月19日，欧亚农业在香港停牌，原因是中国证监会函告香港证监会，欧亚农业存在涉嫌业绩造假等一系列重大 问题，公司自称1998年至2001年总收入达21亿元，但国家税务总局的调查结果是杨斌所有的公司资产总收入不足1亿元。 
　 　杨斌真正让人觉得他是个折腾高手的是，2002年9月25日他自称获得朝鲜委任为新义州特首，但他还是在10月4日被捕。2003年7月14日，杨斌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作为经济犯罪，这个判刑是很重的，只有管金生等少数几人有此待遇，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共 同特点，事发后还要折腾一番。 
　　艾克拉木．艾沙由夫是2003年润推出的中国富豪第22 位，但这种以流通市值计算的办法，对艾沙由夫来说只是纸上富贵罢了。艾沙由夫是新疆上市公司啤酒花的董事长，他控制这个股票也像德隆的长庄，居高不下，却怎么也不能套现。2003年11月3日，扛不住的艾沙由夫跑了。公司涉及担保额17.87亿元，应收款2.65亿元，其他应收款1.95亿元，逾期贷款 1.4亿元，预付账款4.88亿元。于是，股价从16元/股跌到4元/股，连续14个跌停板。 
　 　引人注目的是，艾沙由夫曾担任新疆人行金管处处长。人行金管处在当年权势很大，像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和我们下文会提到的早年在深圳市场最强悍的券商君安的董事长张国庆都坐过这个位置。不要说金管处处长，只要在银行中稍有实权，如果没有职业操守的话，就可能获得极大的财富，在那些长庄的“老鼠仓” （即知道内幕信息的跟庄者）中，银行中人一定不少，因为他们是资金的供应者，当然明白庄家的运作详情。艾沙由夫也失踪了，中国证监会只能判他个证券市场永久禁入。问题是他换张脸孔或换个身份通过qfii进来，谁拦得住他？ 
　　许多年前，我曾问过 《财讯》的一位资深编辑，当年的地雷股制造者和庄家的命运如何？他说很多人到处逃亡，命运悲惨，最后甚至流落街头。16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已制造出一批流亡者，如“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的多翻空投机家“辽国发”公司的高岭兄弟、中科创事件的吕建新（吕梁）和朱焕良、亿安集团的董事长罗成、诚成文化 董事长刘波（2003年9月逃亡日本）、民丰实业董事长孙凤娟(2002年10月)、四砂股份董事长李协平(2003年年初)、托普软件董事长宋如华 (2004年4月)和南方证券董事长沈沛，等等。 
　　2003年真正让人看到希望的是香港股 市，“非典”之后，香港市场的h股开始了一波壮观的大牛市。其中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美国股神巴菲特，他一反不买海外股票的惯例，开始持有h股中石油。这震动了海内外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信服巴菲特价值投资的内地人士，他们平日只在书本中揣摩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和宝洁等美国公司的理由，现在有机 会买入一个自己所熟悉的股票，又能分享巴菲特的智慧，何乐而不为。 
　　2003年上证指数轻易下行至1,500点以下，创下新低1,307点。尽管年终收于1,497点，要比2002年收盘价上升10%，可是中国股市仍然前途未卜。 
（十三）“铁本事件”的前因后果对 刘鸿儒、周道炯和周正庆这三位老同志来说，中国证监会是他们仕途的终点。但从第四任周小川开始，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周小川升任中央银行行长，实现了他做中国格林斯潘的梦想。第五任尚福林来自农业银行行长的位置，也是个有为又懂得为之道的人物。尽管我在写本书的时候，尚福林仍是中国证监会的主 席，但这个位置和经历应该是他上升的一个中转站。    2004年2月1日，又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晚间七点播报了由国务院签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因为有九条意见，俗称“国九条”。这种政策形式在中国股市史上还是首次，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它不似以往那样，采用发布直接利好措施来提升股市，只让市场亢 奋几天就失去了兴趣。“国九条”是战略性的和纲领性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不以为然的人也可以说它空洞无物），试图从整体上来统筹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    “国九条”中有一个新鲜的提法，将一个并不新鲜的老问题搬上了台面，那就是“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国古语有“朝三暮四”的说法，尽管把中国投资者比喻成被驯养人调教的猴子很不雅观，但事实上它确实还要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进一步而言，当年的“国有股减持”还不敢提“国有股流通”，现在 索性是要让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并轨了。    事实也证明，此后两年多的中国股市就是围绕着“股权分置”问题转的。    自2001年起，中国股市已持续了3年的熊市，人们以为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牛市重临，于是大举建仓，看多市场，从1月份的1,600点以下一直做到 1,783点。但这只是熊市中的一个大反弹，就像一头冬眠的熊迷迷糊糊地走出树洞，看了看外面，仍是冰天雪地，便回转身再入树洞睡觉。熊市里的大反弹是最 能迷惑人的，有许多已避开3年熊市的人，在这轮行情中惨败，2004年年底上证指数又收在1,266点，下跌幅度惊人。    引发反弹仓猝结束的大背景是4月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膨胀，全年完成5.5万亿元，增长26.7%， 2004年一季度又增长了43%。最醒目的指标是2003年钢铁、水泥投资分别增长了92.6%和121.9%，2004年一季度分别增长了107.2% 和101.4%。投资膨胀又助长了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2003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已达20.8%，同比加快6.1%，新增贷款 1.78万亿元，已接近2002年全年的水平，而2004年一季度m2同比又增长了19.2%。1998年以来的财政扩张政策原本是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通 缩，令人惊讶的是，它现在似乎拉动了全球经济。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因素”，与2000年时的“因特网”一样，成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原因，只不过一个是实物经济，另一个是虚拟经济。中央政府在4月25日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同时，又采取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手段，严肃查处“铁本”违规建设钢铁项目。    这种做法让我联想到1993年宏观调控时的长城大案，尽管很多人早已忘了这件事，其实将它与“铁本”案做个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国宏观调控手法的进步与不足。    1993年3月“长城”案发时，我正在北京采访，发现那些平时能说会道的学者员们都哑口无言，知道这事的厉害。“长城”是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的简称，公司的总裁叫沈太福，他从1992年6月到1993年3月，短短的10个月内在全国集资10多亿元（约合1.2亿美元），涉及上到中央干部下至普通百 姓近20万人。最后，沈太福被枪决，支持他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被判处20年徒刑。    沈太福集资的项目是一个叫“调速电机”的发明专利，据说比普通电机节电20%-70%。从1989年长城公司成立到1992年5月，沈太福虽然只用了10 万元就买下了发明，但等到通过国家机电部鉴定，已欠下北京数家银行近5,000万元的贷款。在今天，沈太福可以找风险资本家投资，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于 是沈太福在《技术合同法》里找到了融资的依据，那就是技术合同是可以转让的，“价款和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沈太福把整个专利拆开来卖，跟一个个出钱的人签合同，集资开发电机，出钱的人谁也拿不到专利，沈太福给他们的月息是2%，加上国家科委公开支持及大小媒体的鼓吹，长城在短短的20天里就集 资了2,000万元之多。由于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是国务院管辖下的同级部门，后者眼睁睁地看着全国老百姓把钱从国家银行往长城公司那儿搬。直到 1993年利息为9%的国债也发不出去，中央政府决定整顿金融秩序，在长城公司开始集资9个月以后，央行下达了制止长城非法集资的文件。    此时长城公司已将10亿元资金用去2亿，若按央行的要求还款，公司肯定得负债累累，沈太福也没有好日子过。他孤注一掷，决定把事情搞大，向法院状告央行，要求央行宣布整改文件无效，并赔偿损失1亿元。也许就是这个疯狂的举动要了沈太福的命。    10年后的铁本涉及的是超百亿元的项目。“铁本”的全名是“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老板戴国芳是个常州民营企业家，他早年回收废铁，加工卖掉，后来通过承包租赁濒临绝境的5家国有钢铁企业，赚到了第一桶金。1996年10月，戴国芳成立了铁本公司，到2003年，铁本的钢产量达到100万吨，年销售收入 超过25亿元。同时，戴国芳被一份杂志估计身价有2.2亿元。    民营资本的天性就是扩张。2002年，戴国芳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三年内超过世界排名第五、产能2,000万吨的宝钢。他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先后获得 9,400亩土地，成立了7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子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2003年6月，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的铁本临江钢铁基 地项目正式展开，原来设计项目规模是200万吨，在各方面的鼓动下，最后变成了840万吨，实际投入105.9亿元。    活该铁本倒霉的是，2004年年初有两位新华社记者调查三农问题，偶然听到“常州有家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的说法，临时去搜寻，找到了铁本，并向中央汇报。中央对此非常重视，2004年3月底，***亲赴江苏，召来常州市领导听汇报，4月初，***和前朱基亲临常州调查铁本问题。4月19日，戴 国芳等人以偷税漏税的行为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耐人寻味的是，直至两年后的2006年4月19日，戴国芳仍没有被法庭审理。    用一个人和一家公司的整顿事件来敲山震虎，这是一种成本较小的调控方式。几年前，在人们对富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影星刘晓庆因偷税漏税入狱。刘晓庆的个性不一定讨人喜欢，可她在这件事上却没有引起公愤（她不是因富有而讨人嫌），反而受人同情。铁本未经中央批准“滥用”国土资源圈地扰民固然违法，但戴国芳建钢 厂未必不应该。    其实，中国的计划经济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换句话说，有些人总认为他们比别人理智聪明，有权来配置资源。不仅是负责审批的员如是想，一些自以为有经验的企业家也有此病。在2004年中国汽车业还未起飞前，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做了一档节目，请联想总裁柳传志等一批明星企业家评点浙江民企吉利老板李书福的 “造汽车梦”。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汽车业是个门槛很高的行业，没有产业经验的李书福没必要去做。李书福也很可爱，嘴巴说不过这批所谓的“企业家”，但他执着地坚持一句话：“我就是要做汽车。”观众本来对李书福有些怀疑，但一对比这个场面，都认为李书福更具备企业家精神。后来，吉利汽车远销海外。最近 上海也打算生产自有品牌的汽车了，比起吉利，上海汽车产业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可他们就是担心自不量力，直到吉利成功后，才恍然大悟。我们的审批人士经常挂在口上的是重复建设和技术水平不够，但谁也没想到，当年回收废铁的戴国芳已经建起了一个产能100万吨的钢铁工厂。同样，彩电大王的长虹是最后一家获得引 进彩电生产线的厂家，冰箱业龙头科龙也是最后一家允许生产冰箱的厂家。最后一家，其实也就是努力争取得来的“准生证”。除了市场之外，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准确判断企业能否成功以及企业家的才能如何。    在铁本事件方面，它受到了两方面的歧视。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和外资。宝钢股份在2004年4月曾明确表示近期不再融资，但4个月后又增发50亿股合计280 亿元新股，用于公司整体上市。而早在4月22日，也就是戴国芳被捕3天后，与常州仅距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内，投资17亿元的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 却开业了，该公司的总裁递交申请材料后的7个工作日内就拿到了园区颁发的营业执照，顺利得简直让国人发疯。另一方面，与铁本同是典型同是民营企业的宁波建龙却化险为夷。位于浙江省的宁波建龙投资12亿美元和年产600万吨的钢铁项目也是未经国家批准，且采取了与铁本极为相似的操作模式，而且早在2003年 年底和2004年2月初，国家有关部门已到建龙调查，但迟迟未见结论。最终还是在“铁本事件“的三周后，由中央电视台率先报道了该事件。宁波建龙的背后是民企富豪郭广昌，显然，郭广昌要比戴国芳有办法得多，最有幽默感的是，在“铁本事件”两周年左右，被责令停工的宁波建龙又上马了。    “铁本事件”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因为前文在叙述1996年中央与深沪地方政府股市博弈中已有所提及。中央要干预和调控地方，是担心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的政绩，不惜制造泡沫，然后由银行买单，四大行坏账累累就是明证。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套用一句老话，用 gdp增长考察地方政府的政绩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可能是最好的硬指标.
导致2004年春天股市暴跌的另 一个主因是头号庄家德隆集团的垮台，虽然市场对它的失败早就有了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2001年中科创业庄家出事后，人们就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德隆身上，各种媒体舆论都试图寻找突破口，给予德隆致命一击。其实，庄家操纵股价的模式已经非常清晰，做高股价进行质押融资然后继续操纵股价再质押融资，循环往复，这 种模式只是理想，在现实世界中，这样做是需要资金成本的，而且成本会越来越大，如果内在系统没有创造出与成本相匹配的价值，它一定会崩溃。尽管谁都知道德隆在做违法和危及金融系统的事，可谁都动不了它，银行照样贷款给它，并听任它把触角伸向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银行，通过上市公司的互相担保、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和金融机构本身的资金，继续走着它的不归路。到2002 年，几乎所有的庄股都奄奄一息了，只有德隆系的上市公司股价逆市而行，与此同时，唐氏兄弟中的唐万里还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再次对德隆集团作出了政治肯定。另一方面，德隆发动财经公关机器，请了大量世界著名的策划管理咨询公司为它包装，花了不少银子。有意思的是，有个博士先写了一本美化德隆的书，德隆 出事后，又写了一本有关德隆内幕的书，大发横财。其实，德隆内部早已岌岌可危，除了当家人唐万新之外，所有的内部人都觉得应该收手，承认失败。但 唐万新一意孤行，他认为只有不断做大，大到让国家都没法收拾的地步，德隆反而更安全。这可能就是唐万新的“智慧”吧，当一个人的牛皮吹到超出旁人的日常经验时，反而让人觉得可信。德隆的最大卖点是自称不是在做企业，而是在整合行业，而且不是整合某个行业，是承担国家“发改委”的功能，整合许多行业。我们可 以看看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是怎么搞的。新疆屯河要整合四个产业——番茄、果汁、制糖和水泥。公司的番茄生产能力超过24万吨，产能居亚洲第一，世 界第二，但到底产生了多少利润，公司从未披露过。也就是说，番茄产业是为新疆地区的就业作出社会贡献。关于果汁行业，公司曾与业内最有名的汇源果汁合资，并占51%的股份，却没有实际控制住企业，还是由汇源方面的管理层说了算，2003年，合资公司失败。公司进入制糖业是在2002年，及至德隆崩塌，还看 不出什么效果。新疆屯河在水泥行业的拓展最为成功，不过不是整合，而是将它收购的新疆第一大水泥上市公司天山股份当成了提款机。据中国证监会的调 查，虽然新疆屯河在2003年7月才获准收购天山股份，但早在1999年3月，天山股份以表外立账等方式与德隆系发生委托理财等关系，一边隐瞒利润，一边为德隆提供资金，及至事发，已达20亿元。事实上，唐万新这个想模仿19世纪末摩根财团整合铁路等行业的狂人，后期只不过成了一个融资员罢了。在 检察机关讯问唐万新的笔录中，唐万新自称德隆每天都有到期无法兑付的资金，导致发生客户游行、以自杀相威胁、砸证券营业部等事件。为了应付危机，唐万新等人每天都要开“头寸会”，根据每天现有的“头寸”（所有的下属金融机构的日现金余额的总和）排列解决危机的顺序，各金融机构能够解决的兑付危机占业务量的 80%左右，剩余的就报到“头寸会”上来解决。到了2003年10月以后，德隆所控制的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新的资金进账，唐万新就调德隆产业和银行的资金或者向朋友借款来应付兑付危机。到危机爆发时，德隆系总负债高达570亿元，其中金融企业负债340亿元（200多亿元未兑现），实业企业负债 230亿元(包括银行贷款及担保167亿元)。仅德隆系控股的德恒证券一家，就以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的方式，向413家单位和772名个人吸收资金 208.9亿元，至案发时尚有68亿元未兑付。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德隆明目张胆地挑战法规，无人敢管，最后只有“自我爆炸”。2004年4月 13日的股市上，合金投资跌停；4月16日，9点30分股市开盘，40分钟后，新疆屯河跌停；同日10点35分，湘火炬跌停; 10点45分，合金投资再次跌停。人们终于看到德隆崩溃的一天。到了2004年6月30日，湘火炬从1月30日的15.31元/股跌到3.33元/股；新 疆屯河从1月30日的14.42元/股跌到3.30元/股；合金投资从3月31日的26.95元/股跌到4.36元/股。唐万新于2004年12 月17日被拘捕，同时被捕的还包括德隆的60余名员工。2006年春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唐万新仍认为他是在向股神巴菲特学习，集中持有股份。是的，巴菲特曾集中持有可口可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可口可乐的业绩不断上升，股价也持续上升。而德隆集中持有新疆屯河等股票，公司的业绩根本就不行，于是，庄家 唐万新只能靠自己来划出一条持续上升的价格线。巴菲特的集中投资是在创造价值，而唐万新的长庄是在毁灭价值，完全是两码事。2004年8月，由专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德隆，与此同时，央行注资德隆，资金多少没有确切的说法，170亿元或73亿元都有。央行巨资援救一家民企，这还是第一次。在 特种民企德隆的崩溃声中，2004年6月28日，新和成等8家民企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标志着中小企业板市场正式启动。中小企业板原来叫创业板市场， 2000年准备开业，所以深圳交易所在2000年9月就停止上市新股，中国证监会有将上海定位为主板主场和将深圳定位为创业板市场的意图。没想到股市风云突变，市场越来越乱，2001年11月7日，朱基在文莱表示，吸取香港与世界其他市场的经验，把主板市场整顿好后再推出创业板市场，在证券市场未整理 之前，如果贸然推出创业板市场，担心会重复出现主板市场的错误和弱点。这番话确有先见之明。世界股市真正成功的创业板市场只有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香港的创业板市场自创立以来就浑浑噩噩，成交低迷。我当时也提出，中国的主板市场就是创业板，风险大，收益却很低，很难想象再搞一个比主板风险还要大的市场，会 如何是好。不过，迟迟未开创业板市场的深交所却因此不能上新主板上市公司，变得日益边缘化。2004年的中小企业板市场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8家中小企业上市后第一天，就创造了不少亿万富翁，仅德豪润达一家公司就有4位，而大激光董事长高云峰以17.4亿元位居榜首。但 就在十个交易日后，8只新股中的江苏琼花发布公告，说它上市前隐瞒了三笔金额合计为3，555万元的国债投资，其中一家接受委托的机构德隆系的德恒证券已 出现信用危机，不知能否收回投资，等等。市场一片哗然，消息传出的当天，江苏琼花股价大跌6.75%，并拖累中小企业板整体走低。这种事在主板市场屡见不鲜，但毕竟是众目睽睽的中小企业板啊。6天后，中国证监会以惊人的速度表态，要对江苏琼花立案稽查，并对保荐人进行处理。11月3日，江苏琼花的正副总经 理辞职。 
2005年春天的中国股市满目疮痍，五年的熊市让绝大部分投资者损失了七、八成市值，尽管上证指数跌了五成，证券公司被大批托管，相当数量的私募基金灰飞烟灭，庄家们也损失惨重，抓的抓，逃的逃，只有共同基金元气尚在，主要在一些大型蓝筹股里互相抱团，取暖过冬。中国的古语“置之死地而后生”此时发挥了作用。既然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出台什么利空市场的政策对社会稳定不稳定也就那么回事了。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尚福林终于说服了国务院，开始宣布要从根子上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中 国证监会征求解决股权分置的方案据说有几千种，但最终发现面对千差万别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根本不可能找出一个能让大家都满意的方案。 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政府终于明白，千千万万个投资者和市场主体要比他们更为聪明，说得更准确些，仅在这个问题上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终于让证监会失去信心，把股权分置这个难题推向市场来解决。让人感慨的是，中国证监会最后还是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聪明，人们还是接到通知，要注意和控制这个利好消息发 布后股价暴涨所产生的影响。而市场中人听到这个通知后却是哭笑不得，这好比最寒冷的严冬到来时，却让人们做好防暑降工作，这就走远了。2005年4月 29日，上证指数收盘是1,159点，到了2005年6月6日，正在执行第一批解决股权分置（以下简称“股改”）试点的公司在网络投票时，上证指数跌穿千 点，最低为998点。而我们刚才所说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股市环境救了自作聪明的证监会，市场早已到了具有投资价值的底部，“股改”的宣布又让它过度暴跌了一把，但力量已经有限了。由于已停止融资，从2005年到2006上半年，中国股市中几乎所有的人和机构都在忙着一件事，围绕着股改运动。真的，它是一场运动。股 改的核心就是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赎买流通权，俗称“补偿”。宝钢的独立董事单建伟在媒体上发文，抗议这种不合理“补偿”，企图影响中央政策。但人们 很快发现，单建伟是入主深发展银行的美国私募基金新桥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他心疼自己刚投入深发展的钱贴给了流通股东。事实上，股改的补偿对象是a股股东，而不是b股和h股股东，这就很说明问题，非流通股不在b股和h股两个市场流通，不会因为供应量的增大影响它们的股价。股改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类似当 年的土地改革，中小投资者在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主人翁的感觉，当然，这也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在过去非流通股股东占2/3的情况下，不要说中小股东，连机构也奈何不得上市公司。两年前，招商银行因发行可转债，惹来众多基金和券商的强烈反对，最后还不是乖乖服输啊。这次不同了，非流通股股东是“索 赔”对像，没有表决权，同意不同意流通，完全由流通股股东决定，按规则，必须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方可通过。参加第一 批试点的四家公司中，至少有两家还不适应这种流通股股东享有民主决定权方式，“三一重工”的董事长、号称“湖南首富”的梁稳根2005年5月14日约见媒 体时，抛出了“大猪拱食小猪别闹”即著名的“猪论”：“一头大猪带着一群小猪，墙上挂着一桶猪食，如果大猪不把猪食拱下来，小猪就一点都没得吃。现在，大猪将猪食拱下来了，一群小猪就开始闹意见，要求得到更多，这怎么行？”怎么不行，人们愤怒了。梁稳根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非流通股股东表功，他似乎 在为所有股东的利益服务。但包括梁稳根自己，谁都明白非流通股股东才是这次股改的最大受益者。如果在过去，人们再怎么表示愤怒，梁稳根都可以毫不在乎，但这次他不仅让手下数次道歉，而且“大猪”修改了补偿方案，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的方案是10股送3.5股和8元现金。清华同方的方案是每10股送 3.56股，比其他两家(金牛能源每10股送2.5股、紫江企业每10股送3股)要好。而且，以后的股改对价支付方案也证明只要高于每10股送3股的水平，一般中小股东都能接受。但清华同方却成为四家股改公司中唯一没有通过股改的公司，因为流通股股东赞成比例只有61.91%。清华同方的股改失 败给了后来者许多经验。首先，有基金等机构持有大量流通股的上市公司较易通过，在三一重工和紫江企业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基金持股分别占整个流通股的 25%和15%，而清华同方只有4.5%左右。所以，梁稳根的“猪论”并不影响三一重工以93.41%的高票通过。其次，也有比清华同方流通股股东更为分 散的上市公司，但清华同方是历史上被炒作得离谱的高科技股，历史最高价一度接近72元/股，最高复权价位高达200元/股，而目前的价位只有10元/股左右，近几年的经营业绩又不见起色，投资者对清华同方的对价要求就比较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当股民要求清华同方修改方案时，后者自恃对价已送得够高了， 拒不同意，结果失败。以后的上市公司学聪明了，股改时宣布第一次对价方案时早已为修改预留了空间，然后一定会修改一次，态度很好，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为 了股改成功，上市公司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手段向流通股股东拜票。拜票这个术语是描述民选候选人如何向选民拉票，但用在这里也是很贴切的。不过，股改的 上市公司在向股民拜票时，有时会按每股多少钱向证券营业部购买赞成票，这就是“贿选”了。上市公司的对价方案也是五花八门，各自表述。常用的是送股和派现金的方式，这也就是前四家试点的模式。在第二批42家试点公司中，有34家推出了送股方案，占80.95%，其中最高的每10股可以送5股，最少的是每 10股送1股。派现一般是配合送股，也有上市公司采用缩股和送权证，但不多。除了这些送股派现外，有些上市公司还有辅助条款，如中国证监会本来要 求股改的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应当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12个月内不交易或者转让，有的股改公司就延长禁售期，从 24个月到几年不等。又如中国证监会规定，在禁售期满后，非流通股股东应承诺，出售股份的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超过5%，在24个月 内不超过10%，有些公司就承诺，在禁售期满后，在一定期间内保证最低持股比例。还有的如宝钢集团承诺旗下的宝钢股份价格如低于4.53元/股，前者将累计投入不超过20亿元的资金增持流通股，这个承诺变成了投资者大批套现的靶子，宝钢集团用完了20亿元，股价还是跌破了4.53元/股。股改是一场运动，既然是运动，就是一个大萝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例如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也随之出台，从目前的个案看，管理层设计的奖励目标让我们这些外行都跃跃欲试，说得偏激些，哪怕是个傻子，也能拿到激励，只不过是多少而已。到 了2006年春天，参加股改的市值已超过60%，没有通过股改的公司却只有10家，主要是与流通股中的较大持有者的谈判没成功，这些对手往往是基金和被套 的小庄家。最有趣的是，金丰投资套住一位专写改革的名作家周梅森，而且套得不少，周梅森奋笔疾书，写了类似《我控诉》的文章发表在媒体上，金丰投资的股改方案当然黄了。接下来的股改会越来越难，因为前面的上市公司有把握才会进行股改，后面的公司就是有各种困难的了。少部分未股改的公司有何结局，在2006年春天还不是很清楚。毕竟这么多年来，大家都说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的最大问题，是万恶之源，现在快要解决了，它真的那么神奇吗？我不这么看。中国股市早就有全流通的股票，如我们本章最开头提及的上海股市“老八股”中的大多数股票，但谁也没去研究没有股权分置，它们究竟有多么好。中国股市，仍是雾里看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