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变得讨人喜欢:老十六铺弥留之际(南方周末 2003-9-11)

　　真如路2号的街口，赤膊的陈师傅正在拨弄着自家的老式胶木唱机，古铜色的大喇叭里传出吱吱哑哑的歌声，是周璇的老唱片。隔壁的街坊，一位花甲老人，放下手中的木制马桶，驻足一旁，边听边随着旋律哼着小调。他们斜对面不远处的电线杆上，醒目地贴着一张白纸黑字的通知，催促着沿街的住户在指定日期内到指定地点办理房屋估价手续，落款日期是8月25日。

　　拆迁的日子已经近在咫尺，十六铺的这条老街却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自己的节奏，觉察不到一丝动土离迁的惆怅。

　　然而百米之外的盐码头街已经拆了，老太平弄也没了，外咸瓜街还只剩下短短的一截，尽头是崭新的围墙圈着一片断瓦残垣，历史被生生隔在了墙外。

　　上海社科院的上海史研究专家马学强一直有个心愿，“既然改造无法避免，十六铺的名字应该保留下来，至少为老上海的发源地留住一丝记忆的血脉。”这是最低的愿望，也是老十六铺弥留之际惟一还可能实现的愿望。

　　周国平在一篇叫做《侯家路》的短文里写道：“我终于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侯家路原来是南市区里以姓命名的小街中不起眼的一条，离着十六铺老街只有一箭之遥的距离。

　　忍不住回到十六铺的也不乏其人。2001年的初冬，上世纪30年代大达轮船公司的“小开”（上海方言，厂主或店主的儿子）杨麟回来过，垂暮之年的老人惊闻十六铺改造的消息后，越洋而来，寒风中伫立江边，想着走不动的那天，像一匹老马躺在十六铺的江边，听“雾晨汽笛”。张爱玲也回来过，2003年初的时候，是在电视剧《她从上海来》里，袅娜的刘若英，一袭亮色的旗袍，从十六铺码头款款而出，搭上小东门的“有轨电车”，去向常德路上的那个家。

　　他们无疑还是幸运的，回首故土时，十六铺至少仍在。倘若迟到一两年，或许更短的时间，恐怕惟有与周国平一般的悲情了。

　　2001年，上海市开始酝酿“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计划”，试图以延安东路为东西轴，黄浦江为南北轴，构筑优美的城市天际轮廓线，被视为继浦东新区后的又一项“世纪工程”。黄浦江面临着从交通运输航道向城市品质载体的转变，十六铺也因之站在了命运的节点上。

　　十六铺位居外滩之侧，与隔江的陆家嘴商业区咫尺相望，东近仁恒滨江园、菊园等高档居住区，西邻老上海的豫园商业街，2010世博会的会址也在其南向不远，可谓是历史与未来、现代与古典的交汇地。然而从高处望向这里，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大厦紧紧围绕着这片破落的老街区，临江的仓库码头在外滩的对比下也分外杂乱扎眼，像是现代化上海的一处丑陋的疮疤。

　　“黄浦江沿岸综合开发计划”要做的就是把这样的疮疤彻底从上海的肌体上除去，给它重新覆上都市化的外衣。复旦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石磊指出，十六铺规划开发的成败在黄浦江整体开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3年初，十六铺的规划蓝图终于浮出水面。未来的5年内，十六铺临江片将建成大型水上旅游总站（包括游艇码头和水上巴士站），与青浦大观园、东方绿舟和环淀山湖的度假村等市郊景区联手，开辟水陆衔接的辐射型都市旅游线，同时吸引世界级豪华型游艇，开展近海水上旅游、长江旅游、环太湖旅游等，最终使十六铺成为上海的水上旅游集散中心。而内陆片则致力于建成高档商业中心和生态滨水聚居区，延续陆家嘴的都市图景。

　　这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勾画绚丽图画，而是在历史的积淀上重塑新的未来，拆和迁的阵痛无法避免。曾作为国内最大的水运中心的十六铺客运站将整体迁往吴淞公园附近；作为上海农果品集散地的十六铺果品市场也将就地解散，分流至浦东地区；最令人不舍的是，东门路附近的那些虽然破落但原汁原味体现老上海风情的街巷里弄，不得不为高楼大厦让位。

　　沪上的媒体用“梦”来形容十六铺的这场都市化改造，开发商跃跃欲试，规划专家殚精竭虑，而十六铺的人们却安之若素，鲜有表情。老街的人说，新十六铺的都市“梦”属于西装革履，属于白领，属于城市里远离“江湖”的人，不属于他们。

　　十六铺不会诉说它的过去，而是像手纹一样包容着过去，写在街角，在窗户的栅栏，在阶梯的扶手，在每一个铭记了刻痕的缺口和弯曲的边缘。

　　寂寞十六铺

　　历史的演进，常常既做着加法，又做着减法。做加法的，流芳传世，声名日隆；做减法的，干戈寥落，终至湮没不闻。

　　十六铺的被遗忘，由来已久了，以至于地名来历、区域范围，几多混淆。明代的方志中是找不到“十六铺”的，同治年间《上海县志》卷首所附各图中，也查不到它的名字，而其时与它为邻的盐码头、王家码头、董家渡等都已经赫然在册了。或许是其名晚出的缘故，今人再提及十六铺，大多已经不知道，“铺”作为区划单位，其实与清光绪时的团防制度有关，最初时上海县共有二十一铺之多；后来渐渐只存了十六铺下来。翻开1989年版的《上海辞典》，果然寻不着“十六铺”的专门条目，提到的只是一个前身为金利源码头的“十六铺码头”，当时为北运漕粮的中转站。码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印证十六铺记忆的惟一关键词。

　　东昌路渡口 外滩城

　　入夜时分，从浦东的东昌路渡口，坐上轮渡，驶向对岸的十六铺，会惊诧于这样的景象：同系一江水，外滩处人流如潮，灯火若市，而咫尺之隔的十六铺却是“波心荡，冷月无声”。可是时光退回一百余年前，却是另番田地。“其时，凡远近贸易，皆入吴淞口进泊黄浦而来，县城东门外，舟胪尾衔，帆樯如林，蔚为奇观。”1832年，英国人林赛和传教士郭士腊，乘船闯入上海，躲在江边的芦苇中向十六铺观察，惊讶地发现，七天之内竟有400余艘商船进入上海。鸦片战争后，上海在列强的胁迫下开埠通商，看来与十六铺脱不了干系。当时的外滩，租界还没兴起的时候，保不准就是芦苇丛生，野舟乱横，影影绰绰之中正好容贼人藏身吧。十六铺客运码头就在轮渡出口的隔壁，20年前，这里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水上客运中心，每天有两万名旅客在这里登船出行。进入1990年代，黄浦江上的延安东路隧道、南浦大桥相继建成后，这里便失去了水上通道的意义，日渐没落了，1999年，申通航线（上海－南通）伴随着最后的客轮的汽笛声消失了，之后差不多每隔数月，都会有着一条航线无奈地告别历史舞台。眼前的十六铺客运码头，人丁寥落，晚上7点关门谢客后，就像是被隔绝于喧嚣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登船码头上甚至找不到一艘停靠的客船，昏暗的灯光下，江水拍岸的声音清晰入耳。守夜的门卫说，报纸上已经登了，10月份这里就得搬迁，搬到吴淞口去。这些日子，旅客更少了，现在定时开通的只剩下去普陀山等旅游景点的少数几条航线了。按照上海市政府的构想，未来这里将与外滩连成一线，建成融合历史文化、人文景观、视觉效果和高科技手段为一体的“现代商业中心”，而客运中心则转移到了现在的吴淞口公园附近。

　　届时，恐怕连十六铺码头的名字也会被彻底遗忘吧。

　　德兴馆 阳朔路

　　指望在现在的十六铺里按图索骥，寻找过往的历史遗存，无异于缘木求鱼。大上海的发展，一日千里，倏忽之间旧貌便换新颜。十六铺的发展虽然滞后了些，但也早已换了新天。德兴馆倒是不难找，就在中山东路和东门路的交汇口，出了轮渡口一眼就能看到。四层的普通楼房，褪了色的“德兴馆”字样，店面被粉饰成了街市上千篇一律的模样，自然少了老字号的沧桑韵味。原以为藉此在历史轮回中找到了一处可供参照的地理坐标，不曾想，此店早非彼店，易了主人，早换了地方，“上海本帮菜的源头”的招牌倒是还在，只是由布幌变成了烫金描红的黑色匾额。所谓变则通，通则久，为了求生存，也许只能这样。饭店的沈经理说，老德兴馆原来在后面的弄堂里，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就搬到了路口来，酒好也怕巷子深。那原先的巷子还在吗？

　　东门路的两侧连着许多或窄或宽的旧式弄堂，我们揣摸着往偏僻的弄堂里钻，居然真的在一条叫做真如路的弄堂里找到了。76岁的沈迎娣老人指着面前的一家鞋帽批发部，说，这就是真如路2号，老德兴馆最早就是在这里，五几年搬走后，这里做了上海服装二厂的厂房，前几年才被现在的安徽生意人租了下来。站在窄窄的真如路上，看着头顶被衣架、电线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很难相信当年就是在这里，在码头上忙碌一天后的贩夫走卒们放工后来到德兴馆，扔上几个铜板，沽上一壶酒，酒酣耳热后，再四下散去。弄堂的老人说，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已经进驻了，这里迟早会变成废墟。与真如路垂直相连的阳朔路同样感觉名不符实，同治年间这里称为洋行街，那时十六铺水运发达，南北洋商船云集，海味、南北货、腌腊、地货、药材等商号遍布，洋行街便是贩卖洋货的商号集中的街区。现在俨然已是住宅区内名不见经传的旧式弄堂，哪里还有什么商号巨肆，只有几处石库门房子和门楼上业已模糊的精美石雕，提醒着观者这里曾经的沧桑和旧主人殷实的家底。

　　东门路外 咸瓜街

　　1983年的汪曾祺老人，身在遥远的北京，却念念不忘东门路上的老式旅馆，他在散文《星期天》里饶有兴味地写道：“一座回字形楼房，四面都有房间，当中一个天井。楼是纯粹木结构的，扶梯、栏杆、地板，全都是木头的，涂了紫色的油漆，住在楼上，走起路来，地板会咯吱咯吱地响。”现在的东门路上，这样的声音早成稀罕物，当年的木式房子不是拆了重建，就是添砖添瓦，脱胎换骨了。解放前这里叫小东门大街，一衣带水，昔日的大小商号倘若能坚持到现在都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老字号，可是一路数过来，也只有“万有全”、“东升阳”寥寥可数的几家还在。昨日繁庶，早被雨打风吹去。

　　外咸瓜街的名字还一直保留着，还有豆市街、花衣街都还健在。解放后，十六铺的区域定位，随着上海的发展，几多变化，直到1980年代才渐成气候，充当了大上海水果农产品的集散地，这些旧日的街名也才因为指称的方便，得以逃过被岁月吞噬的命运。去年，传出市政府重新规划十六铺的消息后，果品商们陆续闭门歇业离开了，这里便一下子冷清了许多，才傍晚，打烊或关闭的店铺已经比比皆是。不过，欣慰的是，开始有高楼大厦来此立足了，外咸瓜街与东门路的十字路口上，久事大厦已经投入使用，做了福建兴业银行的办公营业地，滨江名人苑正在如火如荼地施工着，看规模就知道是“三高”住宅区。不远处的豫园老街，还有南京路商圈，那里的繁华也正一天天向这里渗透，十六铺的未来或许还是值得希冀的。

　　还有太多的地方已经无迹可寻。1908年，法商第一条有轨电车从这里开往徐家汇，可具体在哪里开动马达，轰鸣而去的，没有人知道。也是在这一年，绅士沈缦云筹建的新舞台剧场在十六铺落成了，王永春、白玉梅等当时名重一时的戏剧名伶曾在此登台献艺，票房之鼎盛，不逊于当时租界内歌舞升平的“大世界”，想着总会有老戏迷存有记忆吧，可是经过众多老人自相矛盾的指点后，记忆反而更模糊了。

　　想在十六铺找一位老人问问掌故，是件很难的事。原住民属于老城厢，十六铺只能是外乡人的聚集地，时间不论长短，改变不了的是客居的心态，谁会记挂着不属于自己的异乡的历史呢？

　　在十六铺走一遭，无论是东门外的黄浦江畔，还是老城厢外的老街弄堂，感慨的是沧桑巨变，遗憾的是历史尘封，而寂寞是挥之不去的感觉，于是想起了余秋雨写过的那篇《寂寞天柱山》。

　　十六铺与黑社会

　　从城市生态学的角度考察，近代上海的黑社会势力，首先萌芽于华洋各界的接壤地域。凡是在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的阴阳地界上，地痞流氓充分地利用了执政当局之间的界隔与磨擦，于是，十六铺与郑家木桥、洋泾浜沿岸、苏州河畔、八仙桥这些“三不管”地段，均成为职业犯罪组织发祥的“无政府地域”，流氓势力迅速蔓延滋长，形成了上海黑社会的雏形。

　　晚清的十六铺，为上海水陆货物集散地，江中樯桅如林，船灯似星，陆上车马相接，货殖山积。在小东门城外到东昌轮渡口，原有一条通黄浦江的支浜，支浜上有一石桥名“陆家石桥”，为华界与法租界的交接处。桥南华界的警察不能涉足桥北法租界，桥北的法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捕人；而支浜两侧的居民、其管理权既不属华界也不属法界，没有有效的社会治安控制，故近代上海有句歇后语为：“陆家石桥——两不管”。于是，流氓地痞们充分利用这种制度的缺陷，以十六铺为其风水宝地，窝赃销赃、聚众斗殴、策划犯罪、藏污纳垢，这里成为社会恶势力的培养基地，上海滩上，有不少黑社会的头目是在这里跌滚摸爬、崭露头角的。两界的警察、巡捕对黑社会的活动眼开眼闭，有时还要有所照应，甚至培植自己的营生。

　　拥挤杂处的十六铺又是游民结集之地，游民阶层是黑社会庞大的后备队。由于近代上海的“过分都市化”，城市经济的发展总是有限的，它不能及时容纳如此迅速膨胀的人口，有相当部分的难民即被排斥在城市经济系统之外，从而导致了失业、无业人口的增加。于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城市过剩人口群——游民阶层。游民是一个庞大而又极其复杂的社会阶层，它的成分随时间的推移而有变异。但一般而言，游民是由破产农民，破产手工业者，失业漕夫、水手，破落的地主、富农和商人以及流浪儿童等组成。而五方杂处、财富与人流聚集的十六铺就是游民集合的最佳街区之一。

　　当移民进入城市后，初来乍到，无亲可依，加之语言不通、习俗迥异，处处受到中外统治者、封建把头的侵害与欺凌，有时还要遭受本地居民的歧视，尤其是移民中成为游民的那些人，更是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此种窘境下，讲五湖四海、尚江湖义气的帮会，几乎成为他们惟一的投靠对象。于是，游民们歃血焚香，或投入山堂，或义结金兰，将个人的前程寄托在“兄弟急难，亲逾骨肉”的基础上，帮会成为游民的集合体，也成为大量新移民在上海立足安身、谋求职业的主要靠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游民作为无产阶级中境遇最差的一部分，只能以犯罪活动作为立足谋生的手段。游民阶层的壮大，必定使帮会组织膨胀，而帮会的膨胀又促进了黑社会的成长。

　　作为漕运水手互相扶持、彼此存恤并传授技能的青帮，在进入上海后，其在上海的根据地就是十六铺，尤其是沿江的码头地区，更是其巩固的巢穴。进入城市后的青帮，自然已不能再固守漕运人员的界线，而是在一般游民、码头人员中大量发展成员。青帮的“强龙”与“地头蛇”流氓势力结合，于是，出现帮会流氓化和流氓帮会化的倾向。由于与流氓的融合及政治上的堕落，帮会的活动内容不再是传授技艺、维护职业、团结互助，而主要从事恶霸地头、贩毒聚赌、走私军火、行劫窝赃、贩卖人口、绑票勒索等勾当，从而逐渐演变为黑社会组织。因此，游民、帮会、黑社会这三者是紧密相关的。

　　各方商贾云集，十六铺一带成了各色人等的聚合之处，于是饭馆、茶肆、旅社临流高筑，明窗开敞；与商肆比肩的，还有大量的妓院、赌台。黑色事业的迅速发展，败坏了社会风气，并且成为滋养黑社会势力的温床。巡捕黄金荣的姘妇阿桂姐，原来就是这一带的私娼，她的产业自然受到黄金荣的特别照顾。加入青帮后的杜月笙曾在十六铺的“野鸡堂子”里做过“抱台柱”的打手。繁忙的十六铺码头输运着整船整船的鸦片，有远道而来的加尔各答的印度洋烟，也有云贵川的土烟。三大亨经营的近代中国最大规模的贩毒集团——三鑫公司的“前沿阵地”就在十六铺，一时烟馆如蜂窝排列。三鑫公司的写字楼在法租界公馆马路惟祥里（今金陵东路196弄），鸦片上岸后先在三马路（今汉口路）的潮州会馆暂存，然后再设法运至杜美路仓库（其址今为东湖路东湖宾馆）。三鑫公司的年收入，竟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烟赌娼所积累的资财，使得黑社会可以收买中外统治者，打通各种关节，从而将自己的触角布于全市各行各处，更加“法力无边”，更加为所欲为。

　　清末时节，十六铺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黑道首领赵阿宝，据说他的脑门子上长着一颗大大的肉瘤，好像头上又多生了一个小脑袋，从而得了个绰号叫“范高头”。范高头平生从不穿长衫，即使外出应酬也是短衫一袭，所穿短衫还是特制的，有着很阔的滚条，纽扣特别多，再加一件披风，头戴大红结的瓜皮帽，脚踏方头快靴。他盐枭出身，孔武有力，以后左冲右突，身跨青红两帮，既是青帮大字辈，又为哥老会青龙山山主，还控制着十六铺码头的偷盗集团。他独霸十六铺20年，连早年的黄金荣、刘福彪等都要对他俯首帖耳。范高头家财万贯，挥金如土，他的鸦片烟具，无论烟签、烟匣、烟灯，都是用黄金制成的。20世纪初，杀人如麻的范高头终于被清政府所镇压。

　　黑社会团伙之间会因争权夺利而殴斗，内争在不断地消耗双方的实力，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调停方式——“吃讲茶”就应运而生了。“吃讲茶”也叫“斩人头”，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吃讲茶”之风便已在上海黑道之中盛行，以后延续数十年，形式多样。一般形式是发生争执的双方事先约定在某楼备下香茗或丰盛宴席，请双方公认的、具有实力并颇享信誉的人物居中调停，但也有不请中间人的。如果双方一番唇枪舌剑后达成妥协，言归于好后，便当场请调停人将红、绿两种茶混在碗中，双方各持茶碗一饮而尽，然后碰杯喝酒，以示了结。“吃讲茶”的花费一般是对半开或由理亏的一方拿出。如谈判不成，则“吃讲茶”失败，调停者退出，双方以刀光剑影论是非，甚至有性子急的当场在茶楼便举刀操斧，翻桌碎碗，拼个你死我活。战败的让出地盘或财产，并赔偿茶楼损坏的物品；有的则约定时间、地点、人数决一雌雄。结局当然是江湖老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双方无论死伤多少，决不告官，如告官则会立即被整个黑社会视为不“吃硬”的败类。晚清时，尽管各茶馆均悬牌大书“奉宪严禁讲茶”，但如真有流氓集团前来“吃讲茶”，则只能默认，甚至提供方便。久而久之，十六铺有不少茶肆就成为约定俗成的“吃讲茶”地点。

　　近代上海黑社会是顺应着上海这个城市所具有的特殊性格而产生的社会病理现象。这个生命胚芽，在近代上海都市化过程中孕育，在多轨异质的特殊社会的胎盘里生长；如草丛生的色情场所、赌场和烟馆的繁荣源源地给它以养分，而社会控制机制的失范与异化，不仅刺激了它的生长，还使租界当局扮演了助产士的角色。当这个“都市之癌”一旦形成，则与各轮当政者秋波往来，渐固其体，并发育蔓延，从而对上海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施放出大量毒素，成为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肌体上的“不治之症”。

　　1949年，共产党进入上海后，人民政府对黑社会这上海滩上的百年痼疾进行了彻底的治理。至1952年，上海黑社会，这个有着特定涵义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产生的畸形的、庞然横行的怪物，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健康成长而消失了。

　　杜月笙的十六铺岁月

　　只要你对上海的近代史稍有涉猎，就会立刻注意到这样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杜月笙。

　　1888年8月22日（清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杜月笙出生在上海浦东高桥镇南的杜家宅。这一天恰逢中国农历的“中元节”，又称“鬼节”，他的父亲便为他取名为“月生”。后来他自己改名为“镛”，号“月笙”。4岁以前，杜月笙的母亲、父亲相继去世，此后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抚养，年少辍学。14岁的时候，家人让他到十六铺的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从此开始了只身闯荡上海滩的生涯。

　　当时的十六铺小东门一带，是华洋杂处的租界地，也是重要的对外通商码头，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大小的赌场、烟馆、妓院也像苍蝇、老鼠一样在这里孳生蔓延。这里是官、商、地痞流氓以及一切社会渣滓聚集的地方，然而这里也是少年杜月笙的“乐土”。由于很小就有赌博的恶习，在十六铺，他经常混迹于大小赌场，终日与地痞流氓为伍，看到有运水果的船只开来，就半偷半抢地拿一些，然后到大街、茶楼、烟馆、赌场去叫卖。

　　在十六铺，势单力薄的“水果月笙”是一个注定要受到其他流氓欺侮的角色。为了寻找庇护伞，杜月笙就拜了陈世昌为“老头子”，加入了青帮。陈世昌又名陈福生，绰号“套签子福生”，在青帮中排“通”字辈，手下有一伙亡命之徒，人称“三十六股党”，横行于十六铺一带。杜月笙按“大通悟学”的排行，排在“悟”字辈。经过陈世昌的介绍，杜月笙到了当时叱咤上海滩的黄金荣门下当跟班。黄金荣是当时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而且其势力不但遍布全上海，还达到了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在当时是有名的“大亨”。

　　年少的苦难经历磨练了杜月笙，他变得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再加上得到黄金荣的情妇桂生姐的喜爱，很快就由跟班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的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1925年杜月笙在租界和军阀当局的庇护下成立了“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的鸦片提运，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任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日大，逐渐取得了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实力。1927年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充当打手，取得了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1929年杜月笙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这是当时华人在法租界的最高职位。黄浦江水依旧滔滔向北奔流不休，而在杜月笙身上却再也找不到那个水果小贩的影子了，一代“大亨”终将长成。

　　为了取得“上流社会”的支持，杜月笙除了大量吸收一些原本在十六铺的门徒外，还刻意地一年四季身着长衫，并且规定身边的党徒不准讲粗话，给人以文质彬彬的印象。同时利用各种机会，接近讨好各类知识分子，或请客送礼，或慷慨解囊，或卑辞厚礼，或长期供养。这样网罗了一大批人，如当时被人称为“封建余孽”的杨度、著名的律师秦联奎等，就连名满中华的革命元老和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对其另眼相看，用古色古香的文字为其修订了家谱；还有一些工商界人士如王晓籁、虞洽卿、吴开先、杨管北、杨志雄等。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的总统黎元洪，黎的秘书长特地写了一幅对联送给他：“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称他是“当代春申君”。

　　如今徜徉在曾是中国最大的十六铺客运码头上，一切是如此的萧索，江水拍打着岸边的青石，裸露出石子的水泥路面不知被多少人磨过，然而这里却总磨不掉杜月笙的痕迹。十六铺客运码头的前身是南通张謇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垄断了上海至扬州的苏北航线。1931年由杨管北出面，趁大达公司遇到困难时，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的股票。

　　1933年新董事会开会酝酿董事长人选，杜月笙就指使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及徒众赶出码头。双方发生械斗，大批武装警察前来弹压，大达码头被封锁，轮船无法装卸货物。而后经过调解，杜月笙如愿以偿出任董事长，执掌了大达公司管理权。当时苏北一带土匪横行，杜月笙就请出苏北青帮的头面人物高士奎传话，只要是大达公司的船就一律秋毫不犯，而大肆抢劫其他公司船上的货物和行李，其黑帮手段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旧中国的十六铺孕育了这位大亨，然而他身上却总有着某种奇异的特质，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地把他和其他的流氓大亨区分开来。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杜月笙选择了抗日的道路。他与时任国民党上海党部党委兼组织部长的吴开先密商后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仅月余时间，就募集救国捐150余万元。杜月笙在杜美路（今东湖路70号）的公馆，是其门徒金廷荪花了30余万美金造了送给他的，十分富丽堂皇。杜月笙把它送给财政部，作为“劝募委员会”的办公地点，他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经杜月笙等人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杜月笙还个人出资1万元购买一辆装甲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对共产党也表示了合作的态度。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上海的门徒还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大快人心。他甚至不惜巨资购买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