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游戏乱世三国:张闻天（下）

又说“在抗日的总原则下的‘博爱’、‘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态度，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这是举例，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外，在其他时期与工作中是不是就不要考虑张闻天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呢？建国后我们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次“合法”地打掉5%左右的人，打来打去，没有挨过整的人还有几个呢？张闻天在文中说，“对于人们的错误与缺点，要诚恳地劝导，采取忠恕的态度。……千万不要把‘大帽子’（如汉奸或机会主义者等大帽子）随便戴在人家的头上，随便以讥笑谩骂与打击斗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与有缺点的人。”张闻天主张“我们对人应该真诚坦白”。只有如此，才有相互了解的可能。
第四，张主张要适当地实行“中庸”之道。这种“中庸”之道无非是反对走极端的意思，因此，张闻天主张即使在党内斗争中也要适当地考虑这个问题。张对此讲了一段精彩意见。他说，“中国古人有句话说‘过犹不及’，‘过分’与‘不及’都是不正确的。中国过去讲究的‘中庸’之道，如果不把它像古代及现时的许多人那样解释成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这就可以看作是一定历史事物在一定时间空间中所持的坚定的、中肯的、恰当的，如《中庸》所谓‘强哉矫’的立场。……只有坚定不动摇的不偏不倚的正确立场，才能使人们迈步前进，才能有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教育人们正确地把握现实与改造现实。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是反对过分与不及的偏向的斗争。”
第五，张闻天强调为政者必须亲贤臣，远小人，反之就一定败亡。这个意思他讲的特别痛快淋漓，张说：“现代中国人必须善于警戒自己民族有过的历史覆辙。宋代欧阳修在《朋党论》一文中，曾正确地论到君子需要‘为一大朋’，所谓‘善人虽多而不厌’，而国赖以兴。同时欧阳修又痛切地论到各代暴君的惨兴党祸，诛戮善类。他说到，‘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唐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说是‘此辈清流，可投浊流’。结果，都乱亡其国。”“特别需要沉痛记忆的，乃是明末罪恶盈贯的魏忠贤奸徒们排除异己、清除善类的流血党祸。魏忠贤奸徒们放纵强敌，而在内则对于一切善类概指为东林党而去之，因此就弄到‘群小无不登用而善类几空’。《诗经》上说得好：‘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民族的精华既被淘汰，而外祸披猖，就更不可收拾。”张写这段话时看来是很动感情的，文章也精彩，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感触之深。
第六，张文很强调反对骄傲自大。提倡谦逊和气，尊重他人。这个问题，他也讲得自然而充分，这同他本人长期以来的基本作风很相近，恐怕是一个基本原因。他说：“决不要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孔子说，‘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谦逊的与和气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环境与自己的工作对象，才能虚心地倾听人们意见，接受人们批评，改正自己工作的错误与缺点。”张认为，在复杂多样的客观世界面前，任何人都没有骄傲自满的理由：“人类穷千万年的力量，还是不能把一切发现到最后的尽头，我们个人这一点知识，这一点经验算得什么呢？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张闻天认为谦逊和气决不是个外表态度问题，“谦逊和气，正是人们对于人生的诚恳的、严肃的态度。……谦逊和气正是诚恳与严肃的表现形式。”这样来看待谦逊和气问题的，张闻天恐怕是第一人，这显然是由于他的特殊体会和长期修身做人的基本态度所致。张认为谦逊和气是表现了一个人的本质。这不一定是定论，但随时记住张的提示，却是十分需要的。
张说：“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尊心，都不愿人家侮辱他。……尊敬，当然不但是表面上的礼貌上的尊敬，而且也包含着对于对方意见的尊重。”
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所以能讲的这么好，首先恐怕是由于他终身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的原故。
第七，张强调任何人均应善于纳谏，要听得进逆耳忠言。他说：“李世民（唐太宗）说过以下中肯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把人们对自己的诤言、劝告、批评，当做人们对于自己的攻击，当做人们要破坏自己的威信，当做人们要同自己争取地位或所谓‘争领导权’，这种人不论今天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是断然不能成就大事的。”这段话，现在有的人看了可能以为是意有所指的。其实，当时是绝对没有，这不过是在发表他固有的一个基本观点罢了。
第八，张强调为政者必须“言而有信”，反对“口是心非”、“阴谋诡计”。张说，革命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阴谋诡计’、‘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是没落分子维持他们的统治与威信的办法，我们革命者与革命的政党，是决不应该采取的。”这个问题在中国之特别重要，大家可谓体会特深了。
第九，张坚决反对愚民政策，认为愚昧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他说：“一切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政党，决不能采取愚民政策，决不能怕民众走向自我觉醒，走向自由与光明的道路。……旧社会中人们的愚昧与无知，是人类进步的极大障碍。我们的任务是在扫除这种障碍！”愚民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头脑也不准使用。1969年美国人就登上了月球，可是中国人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渐知道的，在全世界大概是唯一或唯二的。
第十，张强调要接受先贤遗教，对人民要有“己饥己溺”、“摩顶放踵”的精神。张说，“禹思天下有饥苦，由己饥之也，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上面这‘由’字的意思和‘犹’同——原注）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中国古代劳动大众伟大的代表——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引者按：墨子学说主张的性质，属于学术上争鸣的问题，郭沫若是相反意见的主要代表。）
第十一，张提倡革命党人要有伟大的胸怀，要有容人之量，不能以公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人。他说，“革命党派需要善于学习《中庸》上所谓‘天地之所以为大’的精神”，“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我们决不能把天下各种各样的人装进一个公式里去”，“如果一切不合于幻想的公式的人，就是坏人，那就怕天下坏人占多数而好人却占少数了。”张闻天在这里是一个假设，不料后来竟在中国长时间出现过这种局面。
第十二，领导者必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能乱来。张说，“‘暴虎冯河’的粗笨办法，是要不得的。……要如古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原注：这里‘临事而惧’的‘惧’字，不是害怕的意思，而是敬谨的意思）。”张在这里所提倡的先贤的这两句话，可谓无价之宝，我们多少年所常犯的毛病不就是“临事不惧”，不就是“不谋而败”么？
以上张闻天讲的这些，远非他讲的全部，这里选用的标准，是他结合中国古代优良文化传统而加以发挥的某些论点，也是不完全的。但从这些论点和引文中，可充分看出，张闻天自抗战初期起已彻底改变了言必称希腊的毛病，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结合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最优秀部分，予以发扬光大，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这是“五四”及中共成立后一件破天荒的工作，张闻天把这副担子担起来了。它当然还不够成熟，这是始创者的必然，因此论点有些分散。至于为什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这个总问题，没有作一个集中的阐发。但这种缺点大体上是中外一切启蒙大师的共同特点：他们提出了伟大的、历史性的号召，但难免有些粗疏。张闻天也不例外。
关于“五四”前后的所谓“国粹派”，即无条件的尊孔派，他们对古代儒家文化的态度是不分精华与糟粕，一律予以歌颂和继承发展。而且，这派人的一个最大坏事之处，是经他们之手，把真正的国粹也变成“国渣”了。要说中国古代文化的罪人，决不是那些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礼教”、“掀翻这吃人的筵宴，毁掉做出这吃人的筵宴的厨房”（鲁迅语，大意）的思想家们，他们原则上都是一群除旧布新的真好汉！张闻天的文章，是“五四”前后以来，把这个问题提出得清清楚楚的第一人，他的文章的真题目也不应是《论待人接物问题》，而应该是《论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问题》。只有这样，才符合实际。张闻天提出的内容和方向，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是一切中国人，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应该采取的惟一正确态度。一味无条件地歌颂是错误的，一味无条件地打倒更是错误的。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后来归纳出来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八个大字。张闻天提出并初步阐发的这个系统思想，正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惟一正确的继承和发展的态度。所以，他这篇文章的重大历史意义是十分清楚的，是提之不会增高，抑之不会降低的重大的历史文献。
这是“五四”运动后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它从未得到过正确的、应有的赞扬，反倒遭到康生之流的激烈否定，现在应该是到了恢复它的光辉历史面目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