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有洁癖只能接触女:学者萧功秦:从大历史角度看当代中国大转型3

从辛亥革命到计划经济的四次现代化尝试为什么没有成功

南方都市报：这里面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人在100多年的现代化应对中有一个很错误的认知，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构其实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它是结果，不是过程。而我们往往颠倒了因果关系，而忽视了对这个制度本身社会结构、各种支撑要素的培育。

萧功秦：清王朝的开明专制模式，但是路径选择的错误，再加上清王朝统治权威的极其衰弱，所以尽管它的改革时间有11年那么长，幅度大，范围广，从禁鸦片，引进实业，发展教育，建立巡警部、派出所，福利院，再加上军事、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改革等，但却因排满民族主义的崛起而失败了。其原因与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有关，中国清王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来统治大多数汉人时，它的权威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实际上，辛亥革命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一个早熟的民族主义革命，是以排满为基础的。革命者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实际上是乌合之众。当时各省独立后，互相之间没有统筹关系，没有命令和被命令关系。那时如果各省各管各的话，中国在外国势力的虎视眈眈下，很可能被瓜分掉。怎么办？大家就赶紧要团结起来，一省一票，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参议院，像美国一样的十三州联盟，就是联邦体。在当时中国人心中，民主制是个好机制。中国可以简单地复制，孙中山当时就是这种观点。

建立了民主政治谁当总统呢？南北方势力妥协的结果是袁世凯，但却采取了最糟糕的政治模式———混合内阁制。内阁制要比总统制更不适合中国国情，内阁制的操作非常困难，国会中多数议员又是国民党，这样就不断地出现内阁危机，这一方面是内阁制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完全没有建立多党民主制的条件，既没有契约精神，也缺乏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成了一个党争的场所。章太炎对此曾有清晰的认识，他称当时中国的议会制是“横取他国之法，强势本土”。

南方都市报：于是当时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失败，内阁危机不断。

萧功秦：是。两次内阁危机后，袁世凯最后采取下策，就是暗杀，接着就是引起了二次革命，袁世凯随后建立了独裁政治，也是威权政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新权威主义政治，也是亚洲近代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政治失败后，从黎元洪，段祺瑞开始陷入军阀混战，当时强人政治的条件已经不具备了，段祺瑞只是强人中的一个，其他人的人不买他的帐。段祺瑞如此，冯国璋如此，到后来的吴佩孚也是如此。这样就使中国整个社会失序，天下打乱，军阀混战。当时中国面临的其实是一种碎片化状态。

南方都市报：中国是如何从这种碎片化状态中走出来的？

萧功秦：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中国可能会出现长期无法统一的“五代十国”式的分崩离析局面。当时苏联是唯一对中国感兴趣的国家，苏联通过让中共参加国民党，来实现国共合作，苏联支持国民党军事现代化。这样就使得一个省———广东省能在当时突然壮大起来，源源不断的军事专家，顾问和武器的支援。它后来迅速地通过各个击破，在2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整合中国。随后就进入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从1928—1937年的国民党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尝试，这一时期也被他们称之为“黄金十年”。据统计，经济增长年均11%左右，也为之后的抗战奠定了最低限度的基础，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的脆弱的组织力、凝聚力、意识形态的信仰能力和内部的派系结构，在这个大风浪中迅速涣散。而抗战突然胜利使得长期困顿中的“接收大员”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制度监督的情况下，陷入了“爆炸性腐败”失控状态，最终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的竞争中败北。而随着红色革命的胜利，中国由此进入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下的全能主义模式。

南方都市报：这种模式最终失败的原因何在？

萧功秦：中国最终走向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全能主义模式，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中国面临全面危机后，一次次解决方案都失败后，使得一批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和领域，才能重建社会、国家和组织制度，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种种原因，解放后中国没能选择一个容纳市场经济的、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新民主主义模式，而是走向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体制缺陷非常明显，首先抑制了微观个体在经济上的活力，用阶级斗争观把人归类，在户籍制和单位制下，重新建构了社会“分”的结构，而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又缺乏利益激励机制，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停滞。二是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和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难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三是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并不可避免。毛泽东在分析这种官僚病产生的原因时，认为既然公有制本身的结构没有问题，那就是“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腐蚀和破坏”，并据此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极“左”思潮的灾难性后果，最终引起了执政党世俗理性的觉醒，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道路。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南方都市报：这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萧功秦：我把这种模式称为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这个模式在现代化转型的初期或者起步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继承了大部分的全能主义的组织资源，通过党组织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党中央对基层党和单位的动员能力，国家对社会组织，对传媒，对社团的有效控制，这些都被用来维护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使得这个社会的政治参与始终保持一种较低状态，低度政治参与形成的稳定非常有利于外资的进入，土地与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政治与投资环境又十分稳定，由此形成的产品在国际上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另外，这种模式还有一个“延迟效应”的优点。所谓的延时效应，就是把民主体制下可能立即释放的矛盾，通过强力控制而延时爆发，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稳定，能够为高难度的改革赢得时间，有些矛盾在弱政府的条件下，可能早就爆发了，但强控制下能够压抑，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做一些短期内做不到，而长期内做到的事情。一旦新的矛盾与问题出来了怎么办？还是通过这种“延迟效应”的再次延续来解决。但这种“延迟效应”可能也具有两面性，也可能使问题积压的越来越多，最终集中爆发而失控。另外，由于这种模式脱胎于全能主义，社会较弱，缺乏有效的社会制衡机制，以及权力内部本身缺乏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所有权威政体都要面对的腐败严重，社会不公严重等问题。

南方都市报：中国如何在这种维新模式下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选择哪种改革路径？回到原来的问题，就是从千年文明史上该如何评价这30年改革开放的模式？

萧功秦：如果从千年史的角度来看，近百年的中西文明碰撞，从文明结构上看，是多元竞争性文明与大一统的“安分敬制”性文明之间的碰撞，中国近代的挫折与失败，与这种以分为内核心的文明共同体缺乏演进与适应能力有关。如果说，建国以后形成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与经济上“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统进统出”计划体制，把社会重新归位到一种集权控制程度更高的同质性、板块型的、以“单位所有制”的“分”为基础的组织结构里，从而使这一体制失去了微观竞争力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那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由于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活力，这就使一种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性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蜕变演化出来。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改革把社会成员、企业、社团共同体、各省、各县、各乡镇，各村与个体，从板块型的计划体制中分离了出来，使它们在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相对自主、相对多元的利益主体。市场经济激活了多元利益主体的主动性。原先的大一统的计划体制结构，分化为多元的、小规模的、竞争性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而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开放性的精神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被移入，是中国的经济进步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