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宝甄嬛歪传剧本:革命向何处去——辛亥百年史反思

林贤治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陈天华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鲁迅
惊人事业随流水……
——黄兴
小引：纪念何为？
二十世纪曙色初露，中国腹地爆发了一场革命，东方的第一场革命：辛亥革命。
然而，革命向何处去？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是一出正剧，闹剧，还是悲剧？这是一个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的学者在海外抛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告别革命”。从论述中可以看到，这里的“革命”，便包括辛亥革命在内。
二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的学生风潮过后，西方知识界开始向右转，革命受到质疑和否定。对此，美国学者摩尔在其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作出辩护说：“应当公正地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历史记叙法，对革命暴力都带有严重的偏见。这种偏见之深确乎十分可怕。把暴力压迫同暴力反抗混为一谈，是十分荒谬的。然而，从斯巴达克思、罗伯斯庇尔，直到现代，以武力反抗他们从前的主人的被压迫者，总是备受责贬。与此同时，正统社会日复一日的压迫，却在大多数历史书籍的背景部分一笔带过。甚至那些激进派历史学家在强调革命以前时代的非正义性时，也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爆发前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这样，他们便非常不理性地扭曲了历史。”不是责难旧制度，而是百般贬损由这制度所激发的革命，真是咄咄怪事。
随同“告别革命”的口号滚滚而来的，是保守主义的浊流，泛滥于近二十年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在辛亥革命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被歪曲的、颠倒的历史画面，圣徒变成魔鬼，小丑化为英雄。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的公正性遭到遮蔽。正如鲁迅当年不满于同样的情状所说的那样，许多烈士的血被踏灭了，在战士的缺点和创伤那里，围绕着一大群嗡嗡营营的“完美的苍蝇”。
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什么？是结束了长达二千年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度，倡言民主共和。仅此一项，革命已是功德无量。
当然，一个专制制度的覆亡是由多种力量促成的，所谓“力的平行四边形”；但是无庸置疑的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从中起到了杠杆的作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这样一群理想主义者，实干家，勇于追求、热情赴死的猛士。在同一个拥有庞大的镇压机器的旧制度作殊死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焕发出集体的创造的活力，历史的首创精神。辛亥革命是观念革命，制度革命，城市革命，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宫廷政变和农民起义根本不同的革命。革命的领导层是新生的知识分子，他们盗取西方的“天火”，以政党和现代社团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利用现代宣传媒介进行社会动员，让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包括海外华侨共同参与，这都是没有先例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论战和斗争实践中所培育起来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普遍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和精神，是注入守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意识中的新鲜空气，激荡，播迁，而影响深远。
民国建立伊始，虽然在社会底层中不见得具有深厚的基础，但当借武力逞雄上下其手不可一世的袁世凯试图挑战它而复辟帝制时，立即遭到举国的唾弃。对于政治寡头、僭主、独裁者，我们的国民什么时候有过如此一致的、公开而明确的反对态度呢？可见这场革命是一次有效的思想操练，而且头一次，就把一种普世价值的力量表现出来了。
十分可惜的是，革命的成果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转眼之间萎落了。在“共和”的废墟上，出现“一党专政”，出现不称帝的帝王式人物。用鲁迅的话说：革命以前是做奴隶，革命以后，竟做了奴隶的奴隶了。
历史出现反复，固然有革命者自身的问题，包括思想意识的缺陷，政治策略上的错误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势力过于强大。幽灵的可怕，在于它可以化为革命的肉身出现，革命到头来吞噬自己的孩子。因此，必须善于辨识真革命与假革命，真共和与假共和。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鲁迅即使确信革命已经蜕变，对于革命的前驱者，乃致革命本身，始终不曾有过不负责任的指责；相反，他认为革命的遗产是珍贵的，所以希望有人认真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青年人看，而深恐失传。
这就是纪念的意义。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人物李鸿章说是“开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们至今仍然置身于这“大变局”之中。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想必我们会一再重逢诸如“自由”、“民主”、“共和”的字眼；要知道，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这些字眼的时代，正是100年前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时代。
从“自强”运动说起
世界上少有像中国这样具有辽阔的内陆，干旱、封闭，人民则以坚忍著称的国家。几千年一治一乱，王朝兴替，循环往复。清王朝到了乾隆皇帝逊位之时，已经开始衰败，即使有历史学者罗列当时的人口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数据，从整体上说，依然无改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面貌。
马克思这样评论中国：“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840年，解体的时间开始了。马克思说：“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是英国的鸦片加大炮，最早打开这个古老的密闭的空间。
这是中国皇帝所不能接受的。帝王有帝王的荣耻观。在他的眼中，中国乃“天朝上国”，居“天下之中”，所有国家都是藩属国，使节前来都要行跪拜礼的。想不到终有一天，朝贡关系变作了条约关系，自然是奇耻大辱。然而，就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次年，1861年，咸丰“龙驭上宾于天”了。
晚清政治的要角慈禧从此登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同治帝不过是体制的一个象征而已，权力一直掌握在这位阴鸷而强硬的母后手中。由于根基未稳，又缺乏治国经验，从身份来说只能“垂帘听政”，这样，就暂时腾出了一个舞台空间，由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结合外省的几位封疆大臣，一起折腾他们的所谓“自强”运动。她一面虎视眈眈，一面集结保守势力，随时准备出击。
“自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挨打后冒出来的一个新词。它最初用于外交方面，后来就跟办洋务联系起来了，所以自强运动也称洋务运动。先驱者是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魏源的名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则提出“用夷变夏”，而“自强”作为一种政治主张，也是他率先提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言议无足轻重，检验真理的最后标准唯是最高当局的实践。这时，奕和文祥有了明确的指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稍后，地方领袖张之洞写成著名的《劝学篇》，其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整个洋务派的观点，也是贯穿晚清整个改革的纲领。“体用”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被确定为引进、购买、仿照。改革最先是器物的改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地方督抚的势力得到迅速扩充。对于一个专制政体的命运来说，中央政府处于强势还是弱势，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显然，现在的中央大权已经旁落，督抚们正好借助办洋务的机会，谋取地方利益，扩充个人的实力。在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的倡议下，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由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购买机器，铸造枪炮船舶，并开设翻译馆。十年间共翻译98种西洋著作，其中47种自然科学，45种军事和技术类，可知当时“新学”的趋向。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是有名的，打造了40艘船舰，所属还有船政学堂，培训干部，其中就有后来留英，做《天演论》的严复。继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开设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在上海和广州开办外语学堂，接着派遣留学生，尝试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等。随着曾国藩的去世，左宗棠赴任西北，奕遭到慈禧的惩诫而淡出政坛，李鸿章被调往天津，长达25年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但由于职地靠近北京而且得到慈禧的宠信，成了中国洋务运动的首席设计者和倡导者。
到了七十年代，洋务的范围渐渐有所扩大，除了国防工业之外，轮船、铁路、开矿、纺织和电报等等高利润的企业也发展起来了。开始时，企业都是国营的、官办的，接着有了官督商办，纯粹商办性质是后来的，而且比重很小。只要官方插手，所有企业必然带上官僚机构的僵化的管理模式和裙带作风。官商结合加剧了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李鸿章据传留下4000万两家产，有可能是最大的“官倒”。他挪用300万两海军军费为慈禧修造早已被毁的颐和园，以致甲午战败，有人把账算在他的头上。
对于改革，国家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动力，无疑也是一种阻力。它完全可以通过人事调动和政治决策进行直接干预，连同文馆这样的机构，慈禧也要“掺沙子”；她要在所有能够控制的机构内安插亲信，以牵制改革派。而改革派之间则又充满各种矛盾，“内耗”不断。
意识形态的阴影是巨大的。郭嵩焘是一个较为清醒的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中，不谈练兵制器而主张“创制”，“通洋人之情”，为此饱受攻击；出使英国后还有人参劾他，回国时竟至于不敢入京。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是因循守旧，人们害怕新事物。鲁迅记叙说，摄影从西洋传入后，男男女女都说是洋鬼子挖眼睛。然而，更可怕的是对于新知的冷漠态度，人们置身局外，仿佛改革只是当局和知识者的事情。
整个七八十年代，世界变化极大，霍布斯鲍姆称为“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1866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1868年，日本改元明治，废除旧制；1870年，法国结束普法战争，成立第三共和。此时，中国的改革正在蹒跚起步。
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是谁？是最大的政治利益集团及智囊知识分子。改革的动力资源，全部来自体制内，这就有了一种制度的规定性。李鸿章对自强运动打了一个比喻，说：“使其强就此途也，擎琉璃冷盏以探汤，有不猝然破裂乎？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必须迁延忍耐，逐渐加重。”意思就是慢慢来，摸石头过河，不能操之过急。那结果，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
改革是一个魔瓶。而今，盖子已经打开。按逻辑发展下去，最终竟闹出一场革命来，将改革者也给革掉，这是改革者所始料未及的。所以，有论者论及“中体西用”的发明者、中庸的改革家张之洞与革命的关系时，说是“种豆得瓜”。
同时代的托克维尔有这样一段近乎预言的话，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