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房子限购了吗:陈益南：1950年前后中共台湾地下党遇挫始末

　　人世沧桑，有很多事情的发展，往往会大出人们的预料，其结局，甚至完全被翻了盘。

　　六十二年前，当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随着五星红旗的升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之后；当1950年初，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如同秋风扫落叶般追歼大陆上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直至将其赶到孤悬海外的澎、台、金、马等岛屿之际；当甚至连国民党方面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共产党解放台湾，只是近在眼前的时间之时，1950年1月1日，撤到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却突然抓捕到了中共台湾省地下党的的最高领导人，并随即在此后的几个月间，进行了一场大搜捕，在台湾岛制造了一轮新的白色恐怖，竟然使中共在台湾的有生力量，几尽全军覆没，数十年未能抬头。由此，中共台湾地下党在历史上，便留下了令人沉痛、扼腕而悲壮的一页。

　　（一）

　　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省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日本侵略者占据台湾时期。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沪金神父路（今称瑞金路）一家照相馆的楼上，一批台湾地区的革命者，为着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特殊需要，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共中央代表的指导下，以台湾籍的中共党员林木顺、翁泽生、谢雪红等人为核心，在此集合召开会议，而另行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组织（俗称“台湾共产党”、“台共”），转而由日本共产党直接领导，开展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成立会议上，推选林木順、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等五人為中央委员，翁泽生、谢雪红為侯补中央委員，林木顺为中央委员长。

　　林木顺（1904－1934），又名林木森，台湾南投草屯人。他在台北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加入左倾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并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925年6月，他前往杭州大学读书后，在中共党员安存真、宣中宣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进入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11月，在中共中央的推荐下，他与谢雪红一起赴苏留学。1927年11月，根据日本共产党创始人、时为共产国际执委的片山潜所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他与谢雪红一起回国负责筹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工作。

　　但是，由于日本共产党自身于1928年与1935年，二度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禁止与摧毁，而无法进行活动。因而，台湾的共产党人也难以有效地开展抗日活动。许多“台共”党员，便仍到大陆回归中共的行列，参加既反抗日本侵略者，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革命斗争。如“台共”中央委员长林木顺，1932年“台共”组织遭到日警彻底破坏后，他便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参加红军，并于1934年不幸在瑞金的中央苏区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台湾的共产党人便自然也回归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之中，著名的中共党员谢雪红，还在大陆创立了台湾民主同盟这个组织，以此为平台集合台湾省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当局“二·二八”镇压台湾民众的暴政，进行反抗。

　　由此，进入了中共台湾地下党第二个阶段的历史。

　　（二）

　　1945年8月，当日本人宣布投降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原日本人占领地区，派遣了大批干部，进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曾参加过红军长征、担任过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长、时年37岁的蔡孝乾，便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被派往了台湾，筹建中共在台湾省的组织。

　　蔡孝乾之所以能担任此职，显然，是因他家乡就在台湾，而且，他还是1928年“台湾共产党”的创立人之一。因而，无论对台湾当地的情况，还是对原来在台湾的共产党人活动方式，都很熟悉，这样便很有利于领导开展地下党工作。

　　1908年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的蔡孝乾，又名蔡乾，他在中共党内近20年的历史中，则多是用蔡乾这个名字。

　　蔡孝乾名字中的“乾”，是多义多音字。之中，“干”是乾字的简写，所以现在很多文章说到蔡孝乾时，都写成了“蔡孝干”。然而，这不符蔡名的本义。因为，蔡孝乾名字中的“乾”，是《周易》八卦中的那个“乾”，而不是干燥的“干”。为什么这样说？看看蔡孝乾那个双胞胎弟弟的名字就明白了：他的弟弟名字叫蔡坤！乾与坤，是《周易》八卦中的象征天与地的卦名。所以，既然弟弟名“坤”，哥哥就只会是“乾”，而不会是什么“干”了。

　　蔡孝乾的父亲是一家米店的帐房，其祖上则为郑成功带往台湾的三百家族之一。蔡孝乾少年时就读于彰化小学，毕业后曾在母校任教。其时思想左倾，参加过激进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活动。1924年，他前往上海，进入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就读。当时，有不少中共著名领导人如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等，都在上海大学执教。其中，任弼时任上海大学俄文教授时，蔡孝乾选修过他的课，故与任有了师生之谊，由此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薰陶。1925年在上海，蔡孝乾便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又参入创立“台湾共产党”。1932年，为躲避日本法西斯迫害而由台湾跑到福建漳州的蔡孝乾，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的部队，在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领导下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在随部队进入江西苏区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还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在目前可知的记录中，是唯一参加了长征的台省人士。

　　蔡孝乾在江西苏区期间，1934年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时年26岁的蔡孝乾，便由此跃入到中共高级干部行列。抗日战争时期，蔡孝乾还担任过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长，在罗瑞卿直接领导下，专职负责对敌情报侦察与瓦解敌方力量的工作。

　　由此可见，无论从革命历炼，还是工作经验，蔡孝乾的确是赴台湾从事领导中共地下工作的适合人选。最初他在台湾的工作，事实上也是颇有成就。

　　1945年9月，蔡孝乾离开延安，辗转多日后于1946年春，与台省籍的中共干部陈泽民、张志忠一起，到达上海。当时，按中共中央指示，1946年4月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其职责之一，便是主管国统区内长江流域各地及台湾的地下党工作。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林英杰等人便在中共上海局组织下，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在陈泽民、张志忠等人先行进入台湾后，1946年7月，蔡孝乾正式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身份，也进入了台湾。

　　蔡孝乾赴台后，联系潜在的原“台共”成员和左翼积极分子，完善党的组织，不久即正式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领导机构，并先后创建了中共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高雄市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南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地市组组。中共台湾省工委由五人组成：蔡孝乾为书记，陈泽民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洪幼樵为宣传部长，张志忠为武装部长，林英杰为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主编。

　　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的党员人数发展很快，到1947年“二·二八”（国民党镇压台湾本地民众的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共在全省的党员已有900多人以上。到1949年9月，中共台湾省工委甚至在台北县鹿窟村、台中县鸭潭山、白毛山、竹子坑、石岗等山区中，建立了武装根据地，准备以此为基地，开展武装斗争，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岛。之中，鹿窟基地甚至已拥有三百多人，手枪、步枪共100多支。

　　当时，由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后，正势如破竹追歼国民党残余兵力，凯歌连连；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在北京宣告成立；并且，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还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这一切，都使台湾的中共党员们欢欣鼓舞，乐观万分。而国民党方面人士则惶惶终日。包括国民党的很多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共解放台湾已成定局，唯一不确定的仅仅只是时间。1949年3月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学生发动的学潮中，游行的大学生们甚至公开大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的歌曲，并且高呼大陆的学运口号：“反內战、反饥饿、反迫害”。在3月29日，台大法学院主办的营火晚会上，也高唱大陆解放区歌曲，那气势那氛围，使人忘却了一切尚存的危险。

　　不料，人世沧海，变化无常。1949年底到1950年6月，发生了三件事，导致台湾原有的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大翻盘，迅速影响了台湾的政局与很多人的命运。从而，使全岛正轰轰烈烈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嘎然而止。

　　这三件事是：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攻金门岛失利，导致解放台湾的计划推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将台湾划入了美国的战略保护圈，从而让惊慌不定的国民党残余力量，终于在台湾立住了脚。

　　蔡孝乾的叛变，从内部，使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突遭极度折翼，随后基本上被破坏殆尽。

　　（三）

　　新中国已建立，为何蔡孝乾反而却叛变了呢？让我们回放一下当年的这个事件。

　　上海解放后，蔡孝乾显然认为台湾解放已是眼前的事了。因而，当年8月，他派机要交通员刘青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华东局报告说：台湾是一个岛，回旋的余地很小，所以需要得到一批经费、武器及可以随时出海的船，以能在岛内开展武装斗争，迎接台湾解放。

　　台湾省工委原是受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撤消，其工作并入中共中央华东局。因而，台湾省工委的直接上级便换为中共中央华东局。

　　但是，对于蔡孝乾的要求，中共中央及华东局却有自己的决策。因此，武器及装备都没有给，只是给了一些钱，让交通员刘青石带回给蔡孝乾，并指示说：战争的事就交给大陆的组织，台湾的解放已经有实际的可能了，因此，台湾工委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同志们的安全，组织不被破坏，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

　　换言之说，就是要台湾的中共地下党此时不需要搞大动作，更不必搞武装了，而只需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地下组织不要被国民党破坏，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就是了。

　　当时，因为台湾之事重大，原上海局书记、后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的刘晓，还就蔡孝乾的报告一事，亲自带着刘青石赴北京，向中央汇报。

　　汇报后，刘晓向交通员刘青石转告了中央及华东局给蔡孝乾的上述指示。之中，还谈到了解放以后的台湾省，将由大陆派去的干部主持（即已决定由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舒同，届时出任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书记）。后来，大概有关领导觉得这后一条不合适传达，第二次刘晓与刘青石谈话核对指示时，便删掉了这条内容。

　　但刘青石回去的时候，却还是一五一十的全部都跟蔡孝乾说了。据刘青石说，对中共中央另外任命了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书记、而不是让他这个工委书记直接转为省委书记这事，蔡孝乾听了是非常不高兴的。

　　1949年10月的一天，蔡孝乾派一个姓林的地下党员携带台湾海图，拟到香港交给中共组织。不料这个地下党员一到码头就被捕了。因而，蔡孝乾便要刘青石立即离开台湾，赴香港暂时避险，并嘱咐刘青石，如果台湾形势无法回转，就直接从香港去内地解放区，不要再回来。

　　刘青石奉命单身一人，再次离开台湾，去了香港。而就在刘青石离开台湾后不久，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突然遭受到重创，省工委五名委员中有二个被捕：副书记陈泽民与负责武装工作的委员张志忠。

　　危机是从国民党特务查获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地下报纸《光明报》，而开始萌生的。

　　《光明报》是一份油印的报纸，于1948年开始秘密发行，至翌年8月被破坏时，共出了21期，由省工委委员林英杰主编。省工委为此成立了一个宣传组（即编辑部），成员是林英杰、李韧和陈仲豪等人，负责领导《光明报》的组稿、编排、印刷工作。起初在台北秘密编印、发行。同年夏，《光明报》编辑部转移到基隆的基隆中学内。林英杰在一个秘密地方负责收听延安发出的电讯后，将记录稿由李韧带到基隆中学，交陈仲豪审稿、排版，再交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员钟国员、张奕明两位同志刻钢版，刻成蜡纸后再印刷。印刷地点就在后操场山坡宿舍，有时或在山旁一个洞穴里。

　　《光明报》传播了来自中共中央的声音，让许多国民党中下层官员和民众，得知了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连胜利的确实消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好准备，迎接台湾解放！”这类铿锵响亮的口号，更是让人震撼、激动。

　　由于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的局面，使中共台湾地下党员们无不欢欣万分，从而大大降低了他们应有的地下工作警惕性，至使有些活动几乎是半公开化进行，从而埋下了灾难的祸根。

　　1949年6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发动了一次宣传攻势，以《光明报》发表社论，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文章由林英杰起草），印刷好之后，交由中共台北地下党一个据点分发。使当时台湾全岛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场所，都同时出现了《光明报》和大大小小的革命标语。这次宣传战，震撼了全岛，也惊动了蒋介石。

　　1949年7月中旬，有人把一份《光明报》呈给了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以此证明共产党在台湾的力量之大。陈诚将此事汇报蒋介石，蒋对此大发雷霆，命各特务机关限时破案。国民党保密局（其前身即军统局）特务连忙行动，最初是在台湾大学几个学生手中发现了该报，随后，通过这条线索，竟先后得以破获了《光明报》印刷场所，并数处在学校中的中共地下组织，直至中共基隆市工委，还抓捕了市工委书记、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虽然钟浩东至死坚贞不屈，但国民党特务还是有效的摧毁了整个基隆的地下党组织。

　　随后，保密局的特务又通过渗透到中共地下组织中的卧底，获知了了中共高雄市工委的活动情况，并抓捕了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委员李汾。李汾在被捕后不久，叛变投敌，带领国民党特务于10月31日抓捕了省工委副书记、兼高雄市工委书记的陈泽民。陈泽民被捕后抵抗了一段时间，最终也投降了，供出了他个人的身份及部分中共地下党的情况。其时，从陈泽民身上的一个笔记本中，国民党特务看到了一个“老郑”的名字，便讯问陈泽民，此人是谁？

　　因为，国民党特务从此前不久抓捕的中共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口中，曾听到过一次“老郑”这个人，但钟浩东却又至死不说“老郑”是什么人，特务们也无法。现在见“老郑”又出现在陈泽民的笔记本中，便断定“老郑”的身份非同一般。

　　“老郑”，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使用的一个化名。

　　但陈泽民得知蔡尚未被捕后，便不肯细说，说他仅见过“老郑”几面，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只是有双精明的眼睛，其他，则推说不清楚。因而，保密局虽知道地下党领导中有“老郑”这个人，但究竟他是何等身份，此时也尚没有掌握。

　　不过，陈泽民还是被特务套出了“老郑”曾有的一个住址：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

　　于是，国民党保密局便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那间空房子里，派驻了一个特务，在那儿蹲坑。

　　这个特务守了近二个月，1950年1月1日夜，当蔡孝乾来到这间房子时，便被捕了。

　　蔡孝乾被捕后，虽然承认了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对于自己的身份却没有暴露，并且，由于他曾担任过八路军的敌工部长，对付特务也有些经验。因此，他七拉八扯所说的情况，对国民党特务来说，没多大价值。但是，由于他是中共基隆、高雄二个市工委书记都说到了的人，因而，国民党特务估计“老郑”（郑祥辉）必定是中共在台湾的重要人物。而且，观察到蔡孝乾的衣着、言行都透出某种奢浮模样，国民党特务便想慢慢来搞定他，以能一举破坏整个在台湾的中共组织。

　　对此，蔡孝乾也将计就计，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被捕几天后，居然在一次谎称带特务去抓他的上级之时，在街上瞅住机会，得以逃脱。

　　蔡孝乾虽然这次得以逃脱，但他被国民党特务搜去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些人的名字，以及他在被特务讯问时的若干应对破绽，却将祸水不自觉引向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以及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

　　一幕历史悲剧由此拉开。

　　（四）

　　时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1894～1950年），福建闽侯县螺洲镇（今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人。

　　1911年，吴石即加入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先后就学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后又至日本深造，学习军事。学成回国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其政治背景属于国民党“桂系”。在国民党军队内历任少校参谋、上校教官、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军政部任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史政局局长等职。

　　自1947年起，通过同为福建人的老朋友、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高官何遂的介绍，吴石便在上海开始了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的工作。何遂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几个子女却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其中一个儿子何康，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何遂在上海的居所，也成了吴石会见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及递送情报的地点。

　　1949年9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与秘密驻港的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原中共上海局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万景光会唔，接受了中共给他的新任务。

　　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因而，解放台湾的计划，比预计的难度更大，而能获得秘密战线情报方面的配合，变得更加重要。由此，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已是很迫切的事了。所以，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门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时年已45岁的朱谌之（1905—1950），原名朱桂凤，又名朱枫。出生浙江镇海县名门，父系富商，曾任宁波渔商工会会长。她在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时，与同学陈修良（南京解放前夕为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金维映（即李铁映生母）志趣相合，交往亲密，受陈、金影响，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45年2月在上海，经徐雪寒（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史永（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二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朱谌之曾在上海党组织所经营的商贸、金融单位工作，1948年，又奉派到实际是党的秘密机关之香港合众贸易公司任职，从事统战及情报工作。

　　1949年11月25日，受驻港的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万景光的派遣，朱谌之乘船离港赴台。临行前，万向朱交待了二顶任务：一、与吴石取得联系，并取回情报；二、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万景光还以“刘老板”名义给吴石写了介绍便函，让朱谌之以此联系吴石；同时，还让已来香港避难的台湾工委交通员刘青石，给其在台湾的妻子寄了封信，信中要其妻转信给蔡孝乾，告知蔡，朱谌之会同他联系。

　　之所以派遗朱谌之赴台，是因朱有一个继女及其女婿，均在台北，而且是国民党警政官员。显然，这对朱的潜伏与工作，都非常有利。

　　当时，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活动，虽然已颇有成效，但与华东局的联络，因为省工委尚没能有一部电台，故仍需靠交通员往返（1950年2月，国民党特务曾在台北破获过一部地下电台，但那是共产国际解散后的共产党情报局在台湾的一个秘密情报点，与省工委无关）。令人不解的是，华东局这一次派朱谌之赴台，居然让朱一身负二任。这显然是有违只允许单线发生关系的秘密工作规则。然而，却仍这么决定了。这可能是当时与台湾联络不便的实在无奈之举，也可能是当时对台海形势过于乐观所致。但从事后结果看来，这个不妥的决策，导致吃了大亏！

　　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便与蔡孝乾取得联系。显然，朱也向蔡通报了吴石将军与中共的关系，因为，蔡孝乾知此情况后，便托朱谌之请吴石帮助将他妻妹马文鹃弄一张出岛通行证，离开台湾到大陆去避难。

　　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了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朱谌之即将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至高雄的“安福号”货轮上做大副的秘密交通员，传递到了华东局情报部门。

　　不到二个月光景，朱谌之在台湾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在她给时在上海的同乡好友朱慰庭的一封信中，透露了她预计于1950年1月底之前便可返回大陆。

　　蔡孝乾被捕复又逃脱后，在原来与朱谌之接头的地点，给朱留下了一张字条，告之：形势紧急，省工委有重要人物被捕，他将远行，让朱快快离台；并说原托为其姨妹需办的通行证，也不要了。

　　但自蔡孝乾成功逃脱后，国民党特务机关便将所有离台的海空航线，予以严密封锁。此时朱谌之若通过正常航道离开台湾，已很危险。于是，她便在吴石将军的帮助下，搭乘军用飞机离台去了舟山群岛（当时舟山尚在国民党控制下），住到了她一个亲戚家，寻求机会再乘船回大陆。

　　但是，蔡孝乾被捕后被国民党特务获得的笔记本，其中记有的“吴次长”，立即引起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高度注意，其侦缉矛头很快指向了吴石将军。

　　开始，保密局特务们并没能找到吴石将军与共产党联系的证据。但是，在审查离台人员特别通行证申请书时，发现了蔡孝乾姨妹马文鹃的踪迹，而为马申办证件的担保人，正是吴石的夫人。很快，通过问话，从吴石将军的夫人处，他们套取获知了来为马文鹃办证的，是朱谌之。

　　马文鹃的特别通行证资料所暴露的情况，使朱谌之进入了国民党特务的视野。

　　国民党特务通过台北的朱谌之继女、女婿了解到，朱谌之已去舟山，并查明，是吴石将军派人设法让朱谌之乘军用飞机去的舟山。国民党保密局便指示舟山的特务机构，于2月18日搜捕抓到了朱谌之，关押在舟山监狱。

　　而就在同时，因蔡孝乾在被捕后，提到了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的一些情况，使国民党特务假冒中共人员，讹诈出刘晋钰与中共地下党人员确有往来，便将刘晋钰抓捕。刘在被捕后承认，他收到留在大陆的两个儿子的一封信，信的内容说，解放军即將解放台湾，中共中央希望刘晋钰积极吸收在台的经济、资源方面的朋友，以便在解放后，爲中共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而带此信的人，即朱谌之。为此，朱谌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基本暴露。

　　2月26日，保密局特务将朱谌之从舟山押往台北，欲进一步审讯。朱谌之在押解途中，知道此去有凶无吉，便设法将自己带的金器首饰，吞入腹中，以求一死。但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未能如愿。

　　朱谌之被捕后，3月1日，国民党保密局便以“通匪”罪名，抓捕了吴石及他的几位战友，之中有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将军、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等。吴石将军被捕时，也欲以枪自尽，但为手脚麻利的保密局特务阻止了。

　　三个多月后，即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控以“匪谍”罪，将朱谌之、吴石、陈宝仓、聂曦等人判处死刑，枪杀于台北郊外马场町。临刑前，朱、吴、陈、聂均临危不惧，而朱谌之还高呼“共产党万岁！”不止。

　　1950年7月，刘晋钰也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其所谓罪名是“通匪”。此案当时在岛内外都引起震撼，并导致国民党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与蒋介石闹翻（吴坚决反对抓刘杀刘）。因为，刘是电力专家，抗战胜利后，曾出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1946年台湾电力公司成立后，担任公司总经理，而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中共党员。枪杀刘晋钰，可能是因为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原国民政府经济与资源方面的高级专家，都投奔了共产党，蒋介石担心台湾其他经济界大腕也走翁、钱、孙的路，故杀刘以阻吓他人。

　　吴石将军遇难后，因海峡两岸尚处激烈敌对状态，大陆方面对此没有任何公开表态。直到1973年，中央有关部门才公开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两岸开放后，1994年，吴石小女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吴石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有关部门遵照二位故人的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并举行了小范围的追悼仪式。

　　朱谌之就义的消息，当即就传到了上海。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为革命烈士；“文革”期间，因朱谌之秘密工作性质，致使她的名誉及她的家人，又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故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调查部又正式作出了《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明确指出：“朱枫（谌之）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五）

　　1950年2月中，在香港的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万景光，找到在香港避难的台湾工委交通员刘青石，告知他台湾省工委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信息，香港的中共组织已得知此事，但不知在台湾的蔡孝乾，是否也知道？因此，万景光希望刘青石能够重返台湾，想办法在十日内把蔡孝乾安全转移出台湾。

　　刘青石二话没说，便又冒着危险，设法再一次进入台湾。

　　刘青石很有能力，一回台就联系上了正在躲避国民党特务搜捕的蔡孝乾，并告知蔡，华东局要他立即离开台湾。刘青石一方面替蔡安排好隐藏的地方，另一方面，又设法联系了一条走私船，准备让蔡孝乾乘船离开台湾。但是，在刘青石万事备妥之际，蔡孝乾却没有再来。

　　因为，蔡孝乾于3月1日再次落入了国民党特务的魔掌。

　　蔡孝乾的第二次被捕，与中共基隆工委被国民党特务破获一事有关。

　　1949年11月，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中共基隆市工委时，得知被捕的台北市大同中学女教员季澐，与“老郑”（即蔡孝乾）有组织上的联系，并发现了季的丈夫、中共地下党重要人物张志忠的踪迹，便于1950年2月7日，在台北抓捕了张志忠。

　　张志忠，本名张梗，嘉义新港人。他曾于日本统治时期赴厦门市集美中学、大学就读，1924年在集美中学就参入组织抗日活动。1933年前往上海，参与了当地反日活动。1936年转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并参加中共，后曾派至八路军129师“冀南敌区工作部”任职。抗战胜利后，1946年张志忠奉派返台，任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兼武装部长。1947年台湾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张志忠在嘉义联系地方反抗人士，组成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担任司令员。后因国民党军队镇压，转入山区，民主联军人员化整为零，张志忠从此转入地下活动。

　　张志忠被捕后，坚贞不屈，死不投降。不过，国民党特务还是设法从张志忠的口中，套出了蔡孝乾可能藏匿的一些线索。

　　2月27日，国民党特务以“蹲坑”方式，在蔡孝乾有可能藏匿处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天的家中，抓捕到回家的黄天。在严刑拷打之下，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黄天，被迫供出了蔡孝乾的另一个藏身点：嘉义县粪箕湖林医生家里。

　　国民党特务当夜立即扑向嘉义，2月28日，蔡孝乾再次被捕。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很快就向国民党当局投降了。

　　他不仅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招供了他的身份、历史、真实姓名（此前特务们尚只知他叫“老郑”或“郑辉祥”）以及中共台湾省工委的任务、组织等详细情况，而且，还供出了省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于几天后、即3月4日搭乘轮船离台的秘密。导致洪幼樵在离台前夕，在欲登船的基隆码头被国民党特务抓捕。

　　蔡孝乾叛变前后，陈泽民、洪幼樵也都走上了叛党投敌之路。这样，台湾省工委五个领导人，有三个投敌分子，由此，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便遭到空前的摧残与破坏，直至1954年，约1800名中共党员及同情共产党的民众，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关进监狱，坚贞不屈者则予以枪杀。

　　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在1949年8月至1950年3月间，几乎每天都在抓人，白色恐怖甚嚣尘上，血腥杀戳遍及全岛。时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总政部主任”的蒋经国，曾在1950年5月13日一次会议上说：“那几个月之中，所破获的共谍案共达八十余件。”

　　蔡孝乾投敌后，加入了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1982年死于台北，终年74岁。

　　陈泽民、洪幼樵投敌后，也都做了国民党情报局上校研究员。

　　张志忠被捕后，至死不降，在台北市南昌街的国民党保密局监狱里，张志忠看见有人关进来，就大声叫喊：“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还经常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来鼓舞狱中难友。狱吏对他也很尊敬，说他是共产党里真正的硬骨头。连当时负责抓捕并审讯张志忠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头头、后以台湾军情局少将身份退休的谷正文，在其回录中都说：“张志忠后來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

　　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英勇就义。

　　因为。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又出了很多变节者，对张志忠被捕后及遇难的过程，也曾有过一些不实说法。但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长期的调查核实，在1998年1月，将张志忠和夫人季澐均认定为革命烈士。

　　省工委委员、《光明报》负责人林英杰，于1950年7月被捕，7月22日即被枪杀，时年37岁。

　　林英杰，广东揭西县东园镇玉湖乡人，出生于泰国曼谷。1930年就读于厦门集美水产学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书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40年10月，到达新四军驻地盐城，先后任盐城县政府任教育科长、第六区委副书记、盐城市区委书记等。1946年奉中共上海局指示，赴台湾工作，直至英勇就义。

　　（六）

　　蔡孝乾叛变后，1950年5月，中共新竹以北地区的工委书记陈福星等人，设法与中共华东局取得了联系，随后陈福星便召集了全省尚在活动的地下党组织负责干部会议，重整地下党组织，至该年年底﹐全省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又再具规模，重新开始活动。1951年春，陈福星、曾永贤等建立了新的中共台湾省工委，陈福星任书记。当时，地下党的活动重点，改为以深山为根据地，在桃园、新竹、苗粟等山区，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的方针。以“在劳动中求生存﹑求生活﹑求安全﹑求工作”之策略﹐争取团结了客家山区的农民群众﹐并逐步建立了一批规模不大但却隐蔽的革命根据地。

　　陈福星，台南人，1933年在台南二中毕业﹐又就读日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返台；1946年担任台南凤梨公司第三厂代厂长，同年秋，由蔡孝乾批准入加入中共；当年11月中共台南市工委会成立时，陈福星曾是市工委负责人之一。

　　但是，陈福星领导的省工委并没有活动多久，又被国民党特务破坏。

　　1952年4月，曾永贤、陈福星等人先后被捕，旋即投敌，新的台湾省工委也结束了。

　　蔡孝乾投敌后，不仅从组织上给地下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而且，作为中共台湾省原最高领导人的他，还曾于1950年6月1日，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份《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并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呼吁仍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自首投敌，从而在精神上对中共地下党成员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继任的台湾工委书记陈福星叛党投敌后，则在国民党特务的驱使下，亲自到苗粟山区，向那些仍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喊话劝降。组织已遭破坏，领导人都已叛变，山区的生活又极度艰难，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一些党员只好走出山区“自首”。

　　不过，虽然蔡孝乾、陈福星先后叛党投敌，台湾各地、特别是在山区的中共党员，仍然有许多人在坚持斗争，希望能等到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那一天。但是，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下﹐這些不屈的革命者最终还是陆续遭到了折翼的不幸命运。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入狱，甚至枪杀，少数地下党员则是长年处于逃亡状态，藏匿在深山荒野，过着极其艰苦的日子，直至辞世，而至死不向国民党投降。

　　谢汉光，是目前有记录可查在台湾坚持斗争潜藏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谢汉光是广东丰顺县埔寨镇人，1942年夏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先后在广西省农业试验场任技士和担任黔桂铁路柳州农场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受中共华南分局派遣，进入台湾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9月下旬，台中地区中共地下党遭破坏，谢汉光在逃脱后下山，宁死不降，而潜逃到台东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该村村长的帮助，冒名顶替失踪多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的户口，就此在那里干活，在那里度过了极其艰难险恶的38个年头，一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谢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见天日。

　　1988年12月8日，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的谢汉光，手持台籍农民“叶依奎”的身份证，从隐蔽38年的台东深山密林走出来，回到广东省丰顺县老家，与离别50多年之久的发妻和子孙辈相聚。历经两年的艰苦努力，经中组部的审查确认，其党籍获得恢复，还享受了离休干部的生活待遇。遗憾的是，两年后，75岁的谢汉光就病逝了。

　　今年已86岁刘青石，也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的传奇人物。不过，对于他来讲，这传奇二字，写来实在不轻松。

　　刘青石出生于1923年的台湾八堵，台北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由于其父曾被日本宪兵抓过，因此，刘青石很早就有強烈的民族意识，1947年，24岁的刘青石在他的出生地八堵，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刘青石的身份是地下机要交通员，直接受上级蔡孝乾指挥，往返于台湾与大陆，与中共上海局（后为华东局）进行联络。

　　1950年2月，刘青石奉命从香港返回台湾，准备帮助处于危险中的蔡孝乾离台回大陆，结果，蔡孝乾叛党投敌了，刘青石本人则由此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但即便是处于被捕的危险中，刘青石仍设法通过其姐姐，向香港的中共办事处发出了蔡孝乾已叛变的密电，使中共华东局很快获知了这一情况。经过四年艰难的山区藏匿历程后，1954年的秋天，刘青石在逃亡途中被捕。

　　刘青石入狱一年多后，国民党特务机关给刘青石一个选择：或从此做他们的特工（如已叛变的很多人那样），被派往大陆进行情报工作，这样，被他牵连入狱的家人，便可释放；或被枪决。刘青石选择了前者，他决心一定要回到大陆去，向中共党组织报告台湾地下党发生的情况，哪怕是以国民党特工的身份回去。

　　1956年春夏之交，告别了妻子、父母和两个幼年的孩子，刘青石途经香港，进入了大陆。从台湾回到大陆的刘青石，很快和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写下了十多万字的材料，经过一年的审查后，他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清河劳改农场。有关部门每个月给他寄来30元钱的生活费，显然，既不是当作干部，当作职工，但也不是当作犯人。而是把人给你暂时搁在那儿，待台湾解放了，情况弄清楚了再解决。

　　刘青石开始了既不是罪犯，却也说不清身份的农场生活。在农场，他是一个因有保密责任而不能暴露自己的历史，故没有一个朋友而身份不明的人。那时，刘青石时常觉得，仿佛又回到了在台湾逃亡中潜伏的岁月，陪伴他的只有漫无边际的孤独。

　　文革后，即在农场劳动了22年后，已经56岁的刘青石，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当上了一名日语教师。1983年，他的问题有了结论，党籍也恢复了。刘青石如今独居在北京。每天，小时工给他上门做一顿饭，而大部分时间，他也只是呆在屋子里面，读读书，看看报。总结自己的人生，刘青石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一言难尽。

　　刘青石不是没有埋怨的时候，但一会儿就过去了。

　　怎么说服自己呢？

　　刘青石对采访他的《凤凰卫视》记者说：“自己选择的道路啊！当时你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你想到牺牲的人怎么办呢？所以想到这些，其实就觉得内心是平静的。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