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重庆好孩子专卖店:康圣人碰见章疯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3:28:29
★★★ 康圣人碰见章疯子
——历史老人最恶毒的一次玩笑
作者：徐晋如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点击数： 66 更新时间：2009-2-23 3:06:14
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承受了前所未遇的巨大灾难，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人安生太平的日子实在没有几天。戊戌变法的失败是那样地惨烈，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震撼天宇，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华民族一直要到1978年才重新延续其近代化的历程。然而，今天除了少数专门治近代史的学者，谁还会思考一个失败了的改良运动对于这个饱经忧患民族究竟有何意义？历史的吊诡性就体现在了这里：一场运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人们却依然没有学会理性地去审视这场亘古未有的大事。他们宁愿相信，变法只是在革命产生以前的权宜之计，变法之推动社会的前进，一定不如革命彻底。不但如此，即使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历史真相相对明晰的时代，人们对于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还是充满了误解。
官方的史学家们在肯定了康有为在变法过程中的进步意义之后，从来不曾忘记对他后来组织保皇会、反对革命等“逆潮流而动，拉车向后”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499页的行为进行批判。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的所谓“历史报告”中，康有为更是被指为是“历史巨骗”，于是，道德评判代替了思想评判，情感冲动蔽住了理性之明，近代史上最具有超前意义的思想家、中国近代最具有预见性的政治家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不错，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标准考量康有为，他并非白璧无玷。据考证，康有为否认其曾策划“围园锢后”的行动，即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康有为早期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窃取四川经学大师廖平的成说，却始终不肯承认，这也是有悖于士行的。民国肇建之后，康有为被尊孔者推为当代圣人，此事当尤令作为道德主义者的张建伟产生强烈反感，但如果我们撇开“太上立德”的传统观念，而采取西方“哲学王”的评判标准，则康有为是完全够格作为一名“圣人”的。他是戊戌变法以后最深刻、最清醒的一位中国人，他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之深刻全面，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几个人能超越。
在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通过其他中国人的著述，也通过香港这一窗口了解到西方制度人文，均较华土为粹美。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光绪五年己卯二十二岁：“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瓖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光绪八年壬午二十五岁：“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
光绪九年癸未二十六岁：“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于时欲辑《万国文献通考》，并及乐律、韵学、地图学，是时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
耳食来的对西方世界的认知与儒家今文经学传统结合在一起，便成为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思想的全部，彼时的康有为，还是一名不成熟的思想家。直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对于西方国家社会制度和社会现实有了切身的感受，著下《大同书》、《各国游记》之时，他才真正臻于圣人之境。正当康有为要拿他新的思想体系继续指导改良运动时，一个革命的时代拉开了序幕。1903年，一个不肯用功读书，毫无学问，只知骂人的青年邹容带着迷狂的激情写道：
“有起死回生，还魂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军》）
这样狂热煽情的文字根本经不住推敲，然而，这种罔顾理性的激情却赢得同时代大多数人们诚挚的喝彩。当时不但乡间野老、市井小民热烈地期盼着造反，甚至海外华侨中期盼着一场铁血风暴的也不在少数。早些时，康有为在巴拿马、新加坡、加拿大、日本等地组设保皇会，坚持改良路线，而在1902年，康有为却收到保皇会会员的来信，对立宪的理想深致失望，要求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实现自立。他的学生梁启超、欧榘甲也开始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康有为发出《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公开信，予以驳斥。后一封信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出色的经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康有为以其深刻的洞见、缜密的逻辑论证了中国只能改良决不能革命的观点，并天才地预见了实行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暴民的统治。他指出：
夫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获成矣，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然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各省各府，语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会不相通，各怀私心，各私乡土，其未大成也，必州县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省屠城，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
又谓：
盖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古今天下安得遇尧、舜、华盛顿？法国累更革命，积化百年，定章极严，而拿破仑第三犹如此，况中国向来本无议论，更无立宪定章，彼枭雄能指挥十八省者，其拥兵权何止五十万，如此则何为不可！夫华盛顿之时，美国人仅四百万，中国乃百倍之，其人之才能控制十八省四万万人，破万里之全国者，非有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之枭雄术略，好杀自私，必不能也。
今天重读康有为的文章，对照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不能不惊叹于他对历史的深刻洞见。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在一切细节上都没有逸出康有为的预测。康有为未必知道经典自由主义的一个有名的观念：“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必然要继之以暴力的统治。”但他却完全依靠经验推论出这一点。然而，康有为的这些思想讲给那些没有游历欧美经验的中国智识阶层听，实在是对牛弹琴。这个时候，一个高举道德主义大纛的“热血青年”跳了出来，以一种比邹容《革命军》更狂热、更具有煽动性的方式，对康有为的观点进行了全面驳斥。康有为一定没有想到，他游历万国，覃思熟虑而形成的思想，竟不如一个革命暴徒的观点来得吸引人。他不懂得，从古以来，辩论中胜利的一方通常并不是掌握真理的那一方，而是擅长谄媚庸众、擅长煽动愚民的那一方。真理往往是深刻的，而通常能够赢得更多听众的偏偏是浅易而偏激的观点。在那场辩论中，巨人败在了大卫的手下，中国社会也在通向灾难之渊的道路上获得了更大的加速度。这个鼓吹革命的“热血青年”便是有“章疯子”之称的章太炎。
章太炎反对康有为保皇立宪，而为革命之鼓吹，这是因为他认为满族人是夷狄，是异种。狭隘的民族观念使得他根本不可能从客观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他引旧作《正仇满论》中的话说：“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姓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以为“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他讽刺康有为论革命书“援引今古，洋洋万言”，丝毫没有把康文的论据放在眼里。事实上，他对于康文所提出来的论据不是蒙昧无知就是避而不谈。康有为曾说过：“吾自游墨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序》）他在西方世界及其他被压迫民族世界的亲历见闻，在在敦使他思考，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持久的民族灾难尤其令他警醒，在论革命书中，他写道：
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然使法国之制独善，法国之力独强，法民之乐更甚，由之可也。今各国之宪法，以法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此则近百年来，欧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验矣。
然而，毫无西学根基、也根本没有去过西方的章太炎对这样的话根本就是漠然的。由于除了狭隘的民族观章太炎再也摆不出其他的论据，他就祭出道德这一法宝，指责康有为“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说康有为反对革命，坚持立宪是因为“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借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这真是以疯子之心，度圣人之腹！知识匮乏者永远要拿道德攻击比他们优秀的人物，章太炎竟挟其无知与愚昧，向康有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昊天有灵，宁当不喟！
章太炎讽刺康有为“变易”太频，谓“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又说康有为在1900年策动唐才常起义，其革命之志“未尽澌灭”，乃现下写反对革命的公开信，是“瞑瞒于富贵利禄”。无知者莫不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别人，章太炎根本就不理解，康有为是因为盗得了西方的火种，才那样坚定地反对革命的。从学术统系而言，早期的康有为与章太炎很是相像。他们都是儒教思想家，作为今文家的康有为固然深受今文学派“继周损益”传统的影响，而作为古文家的章太炎其所依托的“托古改制”的传统同样指向一种制度创新的革命诉求。儒家学说本就有根深蒂固的革命思想，此说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辨之甚详。康有为之所以能够超越儒家革命论，而转而接受英美自由主义的改良观，最根本之点在于康有为始终都对愚民抱以深深的警惕，始终都坚持精英的现实，而章太炎却有着十分顽固的民粹主义思想。章太炎认为人民大众具有高出精英分子的群体理性：“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而事实上，一千个无知加在一起不等于一点点有知，所谓的万姓合意，不过是万姓的无知的集合罢了。康有为在《印度游记》中记载道：“庚子大变，君奔国破，在吉华人，乃反谓李秉衡大破八国，八国偿金十万万两，若皇上之幽废，溥俊之私立，益不知矣。其梦呓之愚，一至于此！”革命的本质，就是让愚民成为话语的主人，康有为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才那样坚定地反对革命的。
在康有为撰于流亡途中的《列国游记》里，《法国游记》最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反对革命、反对给愚民以民权的思想。他发现法国贵族拉飞咽在法国施行普遍民主，实行人权平等是法国大乱之渐：
以普通选举故，当时法二十五岁男子仅五百万，而选举人已四百二十九余万，凡乡市之吏，任参议、参政之职者，多不能读法令，以此愚氓任官，安得不乱？以昔者地方各有自治权，与巴黎不相属，乃大改州县分全国为八十三州，三百七十四县，而市乡官衙置四万七千余，虽百户小乡，亦设理事官五人治之。故全国之民三十人必得一官吏，而官吏多不识字，岂独不知治理，犷悍横行无所不至，议员与官吏如此，故酿成大乱也。立法之学至深且远，以今日美国之久安长治，而法吏判官皆举于民，多议其不能称职，不若英国，况于法国初变之时，人才尤乏乎！以其举于民党，故悍鸷之人，若罗伯卑尔、马喇、段敦诸人，皆以屠伯之性充法吏，故妄行杀戮，惨无天日。始以除王党，继以锄异己，不择善类，不论民党，互相争权，流血遍地，断头台上，无能免者。首创变法，倡始革命诸功人，莫不戮殄无遗种，以是酿成恐怖之世也。夫议院之有上下，以互相制也，田间少年勇悍之人，与贵位老成谨重之识，相济而调之，而得中适宜。今以主权在民，只有众议院而无上议院，民权既盛，慓悍持权，动辄屠诛，人皆不保，故贤士大夫不逃则戮。即在民献之夫，良善皆诛，而惟慓敢狡鸷之人可以在位，故挟其犷悍之党，日以流血为事，无复义理之可言，其凶横甚于无道之秦政、隋炀万万倍者。
消灭了贵族，取消了等级制的民主必然是没有自由的民主，只能是多数的暴政。这种乱倡民权、发动革命所造成的灾难，后来同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梁启超于1913年所作的《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在归纳出十条革命的恶果后指出，“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胡适和李大钊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各自表述了他们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 （见刘军宁编《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然而，他们同1903年的康有为一样，从来没有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支持，反倒是章太炎的追随者们从革命当中捞足了好处。《史记？商君列传》云：“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真理从来都是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偏偏历史在选择他们担荷真理的同时没有给他们足以对抗滔滔愚氓的权力。在这里，历史老人开了一个不经意的玩笑，可是这个玩笑太过恶毒，中国人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以国民革命为宗旨的北伐战争中，革命的北伐军竟然抄了革命先驱章太炎的家，——这才是活该！
章太炎在日本讲古文字时的弟子鲁迅评述他道：“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从道德的立场上来说，章太炎的确金光闪闪，神威凛凛，然而，无知和愚昧从来都比邪恶更加来得可怕，章太炎给中国历史所造成的后果，其人虽百死而不能赎其罪。我们不能说如果没有章太炎，中国的革命就必不能发生，但显然正是由于有了章太炎，革命才最终成为当时最煊赫的社会思潮。《孔子家语？始诛》云：“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孔子又说此五者有一于人而不免君子之诛，章太炎却皆兼有之。呜呼！我恨未生于清末之世，否则必提携玉龙，扑杀此獠！
——历史老人最恶毒的一次玩笑
作者：徐晋如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点击数： 66 更新时间：2009-2-23 3:06:14
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承受了前所未遇的巨大灾难，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人安生太平的日子实在没有几天。戊戌变法的失败是那样地惨烈，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震撼天宇，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华民族一直要到1978年才重新延续其近代化的历程。然而，今天除了少数专门治近代史的学者，谁还会思考一个失败了的改良运动对于这个饱经忧患民族究竟有何意义？历史的吊诡性就体现在了这里：一场运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人们却依然没有学会理性地去审视这场亘古未有的大事。他们宁愿相信，变法只是在革命产生以前的权宜之计，变法之推动社会的前进，一定不如革命彻底。不但如此，即使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历史真相相对明晰的时代，人们对于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还是充满了误解。
官方的史学家们在肯定了康有为在变法过程中的进步意义之后，从来不曾忘记对他后来组织保皇会、反对革命等“逆潮流而动，拉车向后”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499页的行为进行批判。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的所谓“历史报告”中，康有为更是被指为是“历史巨骗”，于是，道德评判代替了思想评判，情感冲动蔽住了理性之明，近代史上最具有超前意义的思想家、中国近代最具有预见性的政治家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不错，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标准考量康有为，他并非白璧无玷。据考证，康有为否认其曾策划“围园锢后”的行动，即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康有为早期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窃取四川经学大师廖平的成说，却始终不肯承认，这也是有悖于士行的。民国肇建之后，康有为被尊孔者推为当代圣人，此事当尤令作为道德主义者的张建伟产生强烈反感，但如果我们撇开“太上立德”的传统观念，而采取西方“哲学王”的评判标准，则康有为是完全够格作为一名“圣人”的。他是戊戌变法以后最深刻、最清醒的一位中国人，他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之深刻全面，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几个人能超越。
在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通过其他中国人的著述，也通过香港这一窗口了解到西方制度人文，均较华土为粹美。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光绪五年己卯二十二岁：“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瓖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光绪八年壬午二十五岁：“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
光绪九年癸未二十六岁：“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于时欲辑《万国文献通考》，并及乐律、韵学、地图学，是时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
耳食来的对西方世界的认知与儒家今文经学传统结合在一起，便成为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思想的全部，彼时的康有为，还是一名不成熟的思想家。直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对于西方国家社会制度和社会现实有了切身的感受，著下《大同书》、《各国游记》之时，他才真正臻于圣人之境。正当康有为要拿他新的思想体系继续指导改良运动时，一个革命的时代拉开了序幕。1903年，一个不肯用功读书，毫无学问，只知骂人的青年邹容带着迷狂的激情写道：
“有起死回生，还魂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军》）
这样狂热煽情的文字根本经不住推敲，然而，这种罔顾理性的激情却赢得同时代大多数人们诚挚的喝彩。当时不但乡间野老、市井小民热烈地期盼着造反，甚至海外华侨中期盼着一场铁血风暴的也不在少数。早些时，康有为在巴拿马、新加坡、加拿大、日本等地组设保皇会，坚持改良路线，而在1902年，康有为却收到保皇会会员的来信，对立宪的理想深致失望，要求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实现自立。他的学生梁启超、欧榘甲也开始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康有为发出《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公开信，予以驳斥。后一封信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出色的经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康有为以其深刻的洞见、缜密的逻辑论证了中国只能改良决不能革命的观点，并天才地预见了实行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暴民的统治。他指出：
夫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获成矣，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然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各省各府，语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会不相通，各怀私心，各私乡土，其未大成也，必州县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省屠城，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
又谓：
盖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古今天下安得遇尧、舜、华盛顿？法国累更革命，积化百年，定章极严，而拿破仑第三犹如此，况中国向来本无议论，更无立宪定章，彼枭雄能指挥十八省者，其拥兵权何止五十万，如此则何为不可！夫华盛顿之时，美国人仅四百万，中国乃百倍之，其人之才能控制十八省四万万人，破万里之全国者，非有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之枭雄术略，好杀自私，必不能也。
今天重读康有为的文章，对照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不能不惊叹于他对历史的深刻洞见。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在一切细节上都没有逸出康有为的预测。康有为未必知道经典自由主义的一个有名的观念：“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必然要继之以暴力的统治。”但他却完全依靠经验推论出这一点。然而，康有为的这些思想讲给那些没有游历欧美经验的中国智识阶层听，实在是对牛弹琴。这个时候，一个高举道德主义大纛的“热血青年”跳了出来，以一种比邹容《革命军》更狂热、更具有煽动性的方式，对康有为的观点进行了全面驳斥。康有为一定没有想到，他游历万国，覃思熟虑而形成的思想，竟不如一个革命暴徒的观点来得吸引人。他不懂得，从古以来，辩论中胜利的一方通常并不是掌握真理的那一方，而是擅长谄媚庸众、擅长煽动愚民的那一方。真理往往是深刻的，而通常能够赢得更多听众的偏偏是浅易而偏激的观点。在那场辩论中，巨人败在了大卫的手下，中国社会也在通向灾难之渊的道路上获得了更大的加速度。这个鼓吹革命的“热血青年”便是有“章疯子”之称的章太炎。
章太炎反对康有为保皇立宪，而为革命之鼓吹，这是因为他认为满族人是夷狄，是异种。狭隘的民族观念使得他根本不可能从客观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他引旧作《正仇满论》中的话说：“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姓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以为“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他讽刺康有为论革命书“援引今古，洋洋万言”，丝毫没有把康文的论据放在眼里。事实上，他对于康文所提出来的论据不是蒙昧无知就是避而不谈。康有为曾说过：“吾自游墨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序》）他在西方世界及其他被压迫民族世界的亲历见闻，在在敦使他思考，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持久的民族灾难尤其令他警醒，在论革命书中，他写道：
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然使法国之制独善，法国之力独强，法民之乐更甚，由之可也。今各国之宪法，以法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此则近百年来，欧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验矣。
然而，毫无西学根基、也根本没有去过西方的章太炎对这样的话根本就是漠然的。由于除了狭隘的民族观章太炎再也摆不出其他的论据，他就祭出道德这一法宝，指责康有为“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说康有为反对革命，坚持立宪是因为“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借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这真是以疯子之心，度圣人之腹！知识匮乏者永远要拿道德攻击比他们优秀的人物，章太炎竟挟其无知与愚昧，向康有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昊天有灵，宁当不喟！
章太炎讽刺康有为“变易”太频，谓“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又说康有为在1900年策动唐才常起义，其革命之志“未尽澌灭”，乃现下写反对革命的公开信，是“瞑瞒于富贵利禄”。无知者莫不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别人，章太炎根本就不理解，康有为是因为盗得了西方的火种，才那样坚定地反对革命的。从学术统系而言，早期的康有为与章太炎很是相像。他们都是儒教思想家，作为今文家的康有为固然深受今文学派“继周损益”传统的影响，而作为古文家的章太炎其所依托的“托古改制”的传统同样指向一种制度创新的革命诉求。儒家学说本就有根深蒂固的革命思想，此说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辨之甚详。康有为之所以能够超越儒家革命论，而转而接受英美自由主义的改良观，最根本之点在于康有为始终都对愚民抱以深深的警惕，始终都坚持精英的现实，而章太炎却有着十分顽固的民粹主义思想。章太炎认为人民大众具有高出精英分子的群体理性：“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而事实上，一千个无知加在一起不等于一点点有知，所谓的万姓合意，不过是万姓的无知的集合罢了。康有为在《印度游记》中记载道：“庚子大变，君奔国破，在吉华人，乃反谓李秉衡大破八国，八国偿金十万万两，若皇上之幽废，溥俊之私立，益不知矣。其梦呓之愚，一至于此！”革命的本质，就是让愚民成为话语的主人，康有为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才那样坚定地反对革命的。
在康有为撰于流亡途中的《列国游记》里，《法国游记》最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反对革命、反对给愚民以民权的思想。他发现法国贵族拉飞咽在法国施行普遍民主，实行人权平等是法国大乱之渐：
以普通选举故，当时法二十五岁男子仅五百万，而选举人已四百二十九余万，凡乡市之吏，任参议、参政之职者，多不能读法令，以此愚氓任官，安得不乱？以昔者地方各有自治权，与巴黎不相属，乃大改州县分全国为八十三州，三百七十四县，而市乡官衙置四万七千余，虽百户小乡，亦设理事官五人治之。故全国之民三十人必得一官吏，而官吏多不识字，岂独不知治理，犷悍横行无所不至，议员与官吏如此，故酿成大乱也。立法之学至深且远，以今日美国之久安长治，而法吏判官皆举于民，多议其不能称职，不若英国，况于法国初变之时，人才尤乏乎！以其举于民党，故悍鸷之人，若罗伯卑尔、马喇、段敦诸人，皆以屠伯之性充法吏，故妄行杀戮，惨无天日。始以除王党，继以锄异己，不择善类，不论民党，互相争权，流血遍地，断头台上，无能免者。首创变法，倡始革命诸功人，莫不戮殄无遗种，以是酿成恐怖之世也。夫议院之有上下，以互相制也，田间少年勇悍之人，与贵位老成谨重之识，相济而调之，而得中适宜。今以主权在民，只有众议院而无上议院，民权既盛，慓悍持权，动辄屠诛，人皆不保，故贤士大夫不逃则戮。即在民献之夫，良善皆诛，而惟慓敢狡鸷之人可以在位，故挟其犷悍之党，日以流血为事，无复义理之可言，其凶横甚于无道之秦政、隋炀万万倍者。
消灭了贵族，取消了等级制的民主必然是没有自由的民主，只能是多数的暴政。这种乱倡民权、发动革命所造成的灾难，后来同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梁启超于1913年所作的《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在归纳出十条革命的恶果后指出，“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胡适和李大钊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各自表述了他们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 （见刘军宁编《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然而，他们同1903年的康有为一样，从来没有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支持，反倒是章太炎的追随者们从革命当中捞足了好处。《史记？商君列传》云：“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真理从来都是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偏偏历史在选择他们担荷真理的同时没有给他们足以对抗滔滔愚氓的权力。在这里，历史老人开了一个不经意的玩笑，可是这个玩笑太过恶毒，中国人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以国民革命为宗旨的北伐战争中，革命的北伐军竟然抄了革命先驱章太炎的家，——这才是活该！
章太炎在日本讲古文字时的弟子鲁迅评述他道：“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从道德的立场上来说，章太炎的确金光闪闪，神威凛凛，然而，无知和愚昧从来都比邪恶更加来得可怕，章太炎给中国历史所造成的后果，其人虽百死而不能赎其罪。我们不能说如果没有章太炎，中国的革命就必不能发生，但显然正是由于有了章太炎，革命才最终成为当时最煊赫的社会思潮。《孔子家语？始诛》云：“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孔子又说此五者有一于人而不免君子之诛，章太炎却皆兼有之。呜呼！我恨未生于清末之世，否则必提携玉龙，扑杀此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