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此间的少年txt在线阅读: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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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共和国总理
邓小平-----军委主席
杨尚昆----国家主席
李先念----国家主席
周恩来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中文名：
周恩来
别名：
伍豪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苏省淮安市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职业：
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部长等职
毕业院校：
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
信仰：
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
党的创建人之一和核心领导成员
人民军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
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党的统一战线巨大贡献
中国特色外交的奠基人
为党的第二次革命作重要准备
代表作品：
周恩来选集
配偶：
邓颖超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 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生平年表
1910年春，随伯父离淮安，先后在奉天省银州（今辽宁铁岭市）银岗书院和奉天（今沈阳市）东关模范学校读书。
1913年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1917年6月，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
1919年4月，离日本回国。参加并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参与发起成立觉悟社。
1920年1月，领导天津学生运动。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
1922年参与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3年2月，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书记。
1924年9月，奉调回国抵广州。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1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2月和10月，先后参与两次东征的领导工作。8月，与邓颖超结婚。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力主出师讨伐蒋介石。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
1928年夏，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任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11月，回调上海实际主持中央工作。
1930年9月，同瞿秋白等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12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3年春，和朱德等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
1934年10月，参与领导中央红军长征。
1935年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此后，与毛泽东等率红一方面军西进、北上，于10月到达陕北。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出使西安，与张、杨二人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7年7月，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2月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
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8月，赴苏联疗伤，翌年3月回延安。
1941年1月，在《新华日报》上为皖南事变题词，怒斥国民党反动当局。
1943年7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七大筹备工作。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11月，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8月，和毛泽东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0月，和王若飞代表中共在《会议纪要》上签字。
1946年1月，同马歇尔、张群谈判达成停战协议。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11月，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和毛泽东、任弼时等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8月，为中面军委副主席，兼代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河北西柏坡。从9月起，在此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3月，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谈判。6月，主持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关于《共同纲领》问题报告，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50年1月、2月，和毛泽东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0月，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和陈云等领导人开始主持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1月，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法起草工作。
1954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6月，访问印度、缅甸，同印、缅政府总理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9月，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12月，当选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阐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9月，出度中共八大，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12月至次年2月，出访亚、欧十一国。
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
1958年1月，出席南宁会议。3月，出席成都会议。勘察三峡大坝坝址。5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8月，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7月、8月，出席庐山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1960年4月、5月，访问亚洲六国。8月，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1年4月、5月，在河北邯郸农村调查研究。
1962年1月、2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工作作风。3月，在广州向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代表作报告，赞成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同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9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1月，主持领导发展尖端科技的中央专委会工作。
1963年1月，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12月至翌年2月，访问亚非欧14国，提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宣布中国政府关于核武器问题的承诺和建议。12月至翌年1月，出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战略。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1965年3月至7月，先后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欧洲、亚洲、非洲八国。
1966年春，担任北方八省、市、区农业小组组长。3月、4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视察并指导华北抗旱。8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后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9月，在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连”中宣讲党的政策，保护党内外干部，坚持抓生产、抓业务。
1967年1月，坚持不迁出中南海，反对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2月，在不同场合强调应坚持党的领导、保护广大干部、保持军队稳定。8月，制止外交部“夺权”，果断处置王力、关锋、戚本禹（翌年1月）。
1968年夏，主持起草制止武斗文电。10月，出席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9月，在北京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谈。
1970年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
1971年4月，会见应邀来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7月、10月，两次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9月，和毛泽东一起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2年1月，安排并出席陈毅追悼会，致悼词。2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发表《联合公报》。5月，确诊患膀胱癌。5月、6月，主持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8月，提出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9月，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中日发表《联合声明》。
1973年3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决定。8月，出席中共十大，作《政治报告》，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74年6月，离中南海住院治疗。10月，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支持邓小平与“四人帮”斗争。12月，抱病飞长沙同毛泽东商定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
1975年1月，出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四届人大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5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支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6月，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冬，嘱咐叶剑英等注意不使大权落入“四人帮”手中。
主要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领导了国民革命军军政工作、广东地方政权工作、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为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发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以后，他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机智勇敢地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保护党的大批领导骨干，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支持工农武装割据。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新经验。
红军长征途中，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根据党中央的既定方针，前往西安，在极端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抗日战争中，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尔后又率领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在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转战陕北、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筹备召开新政协、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他强调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独立。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做到统筹全局、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强调“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强调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他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他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 神相结合”。他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经常倾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时时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照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推动我国积极发展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在国际社会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同志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长期实践中，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深刻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
经典语录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彪炳青史。他不仅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同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他敏捷机智和人格魅力可以说，无处不在。
1.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2.中国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1/4 。这样大的国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经济上不能有较快的发展，那我们就对不住世界人民，也对不住我们的祖宗。
3.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
4.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5.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
6.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7.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8.为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
9.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
10.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
11.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
12.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遮掩错误就是躲避真理!
13.一帆风顺是不能磨练人的。
14.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15.我们国家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16.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17.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是老实人才能经得事实和历史的考验。
18.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跟头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以后，不要气馁。
19.理想是需要的，是我们前进的方向。现实有了理想的指导才有前途，反过来也必须从现实的努力中才能实现理想。
20.我们的下一代，总是要把自己摆在劳苦大众一起，要能够吃得起苦。因为我们的革命精神，就是从吃苦中得来的。 [5]
社会评价
周恩来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坚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逢年过节，他总是关心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1973年，他重返延安时，目睹群众生活仍然贫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泪下，痛心地自责对不起老区人民。1975年，大手术之后，他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锡矿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 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深知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把增强党的团结、反对个人主义提到“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特别告诫：因为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尤其要警惕种种破坏和危害党的团结的行为。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他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说、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方面堪称楷模。
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他一贯倡导实际工作者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他善于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处变不惊，善于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善于应对险象环生的局面，又能够极为周密和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复倡导要“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干劲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先进水平，又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注重总结实践经验，考虑问题时总是力求在分析、综合、比较上多下功夫，主张“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正因为如此，在组织领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创造性地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深得毛泽东同志的倚重。
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认为做工作“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他认为“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他善于启发和倾听不同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意见都认真考虑。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他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充分发挥每个同志的聪明才智，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诿过。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诚同各界人士广泛交往，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经常说：“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周恩来同志以其谦虚谨慎、广纳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风范，赢得了党内外由衷的信赖和爱戴，是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优良作风的最好榜样。
周恩来同志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毕生 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经常进行反思，自觉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总结、自我考察、自我完善，从不文过饰非。他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说：“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补了又补。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周恩来纪念馆于1988年3月在周恩来故乡江苏省淮安市兴建，1992年1月6日落成对外开放。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又增建了仿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和周恩来铜像广场。周恩来纪念馆馆名由邓小平题写。
周恩来纪念馆位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淮安市楚州区桃花垠
整个馆区由两组气势恢宏的纪念性建筑群、一个纪念岛、三个人工湖和环湖四周的绿地所组成。馆区总面积35万平方米，其中70%为水面，建筑面积1.
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崇高威望，独具特色的纪念性建筑，丰富的馆藏文物，优美的馆区环境，规范的管理服务，使周恩来纪念馆成为周恩来故乡淮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成为江苏省和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旅游胜地。开馆以来,周恩来纪念馆每年接待中外观众近100万人次，免费和优惠接待青少年学生团体和军人50万人次，1995年被中国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集体称号；1996年被中国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系统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1997年被中国人事部、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1998年被中宣部确定并公布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9年被命名为江苏省文明单位；2000年被命名为江苏省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
主馆分为三层，一层展厅共分八个部分，通过丰富翔实的文献史料和珍贵的文物图片以及5台电视显示屏，展现了周恩来光辉的一生。二层瞻仰厅置放着周恩来坐像。这尊汉白玉塑像高
如今，周恩来纪念馆已经免费对外开放，吸引了更多海内外游客的到来，瞻仰伟人的风采.。
周恩来纪念馆开放以来接待了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李鹏、习近平、贺国强等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
每到清明的时候，淮安的每所学校都会去周恩来纪念馆来瞻仰我们这位敬爱的周总理，学习他当时那种胸怀和精神，能让世界上每个国家对我们的总理有着敬佩的感情。
邓小平
邓小平（１９０４～１９９７）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四川广安人。１９０４年８月２２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５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１９１９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１９２０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２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４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１９２６年初到苏联学习。
１９２７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８月７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１９２９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１２月和次年２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１９３１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１９３５年１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３８年１月任八路军１２９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２年９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１９４３年１０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１９４５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１９４５年９月至１１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１９４７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１９４９年９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１０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１９５２年７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１９５４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１９５４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５５年４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５６年９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１９５９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任总书记的１０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５６～１９６３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１９７３年３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１９７４年４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１９７５年１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由于“四人帮”的诬陷，１９７６年４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１９７８年３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１９８１年６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在１９８３年６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设计了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１４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已于１９９７年回归中国，澳门也将在１９９９年底回归中国。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他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从而经受住严重的考验，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１９９２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１９９７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邓小平文选》（３卷）。
杨尚昆
杨尚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他献身革命７０余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杨尚昆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
杨尚昆１９０７年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今属重庆市）。１９２０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后转入附中。当时，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是吴玉章，教师中有恽代英等。在校期间，他结识许多进步青年，参加社会科学读书会，阅读《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１９２５年，１８岁的杨尚昆从成都高师毕业回到重庆。那时，中国的大革命正进入高潮。他的四哥杨公是中共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创建人之一。在四哥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开始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２５年加入共青团，１９２６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１９２６年春，杨尚昆进入党所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他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同年１１月，受党组织选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先后担任班长、支部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１９２９年，他与李伯钊在苏联结婚。１９３０年，考入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做研究生，同时兼任职工国际中国代表的翻译。
１９３１年初，杨尚昆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上海总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等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险恶环境下，积极恢复工会组织，发展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参与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１９３３年１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并参与编辑党的机关报刊《红色中华》和《斗争》。２月，任成立不久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总负责人。３月，任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６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工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随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转战前方。
１９３４年１月，杨尚昆接任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三军团的政治委员。同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一起，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先后指挥所部进行攻克沙县、三溪圩反击战、太阳峰阻击战和高虎垴、万年亭、蜡烛形、保护山等防御作战。他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团结和带领全军团指战员为完成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杨尚昆和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接连突破敌军的四道封锁线，战功卓著，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令表彰。１９３５年１月，他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和彭德怀一起灵活机动地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率领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抢占娄山关，同红一军团一道再克遵义城，取得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第一个大胜利。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他和彭德怀几次提出正确的建议，都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采纳，在危急关头为革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４月２５日，红三军团军团部遭敌机轰炸，他受伤后仍然坚持指挥战斗。６月１３日，他和彭德怀一起指挥部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翻越夹金山。６月下旬，在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他参加两河口会议，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不久，红三军团改为第三军，他担任军政治委员。８月，他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行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危急关头，配合叶剑英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大部分中央红军脱离险境。９月１２日，他出席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坚决拥护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随后，他任由红三军与红一军、军委纵队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１０月１９日，他协助政委毛泽东、司令员彭德怀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杨尚昆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被称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不久，他奉命做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１９３６年２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主任，随毛泽东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６月，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１０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山城堡战役。１２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领导对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１９３７年４月，他根据战争形势和各部队情况，向中央提出关于加强红军政治思想教育的意见，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杨尚昆在很长时间内担任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对红军的政治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建树。１９３７年５月，杨尚昆率红军代表团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１９３７年８月，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奔赴华北前线，协助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除领导山西工委、牺盟会的党团工作外，他还负责指导山东、河北、热河、内蒙古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并组织开办北方局党校，为抗日战争培训了大批领导骨干。１９３８年９月，他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１１月，刘少奇到华中工作后，杨尚昆接任北方局书记，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他积极开展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和建政工作，为推动华北地区群众抗日运动的高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协助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反击阎锡山制造的山西“十二月事变”，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参加组织开展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
１９４１年初，杨尚昆回到延安。２月，中央决定由他协助王稼祥管理中央华北委员会的工作。８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改组，他仍任北方局书记兼党校校长。以后参加了整风运动。１９４５年４月，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８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总部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外事工作组副组长。以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发动了全面内战。１９４７年初，杨尚昆兼任中央警卫司令员，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疏散工作。４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和书记叶剑英率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到晋西北临县地区。他日夜操劳，协助叶剑英及时向中央提供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情报，并向各解放区转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为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了解敌情、掌握全局、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保证。
１９４８年４月中旬，杨尚昆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央后委留守人员，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合后，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警卫司令员、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协助周恩来处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紧张有序、快速高效的工作作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后作出决定：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准备于３月下旬迁驻北平，并成立转移委员会，由杨尚昆负总责。月底，在杨尚昆等人的具体组织和安排下，中央机关安全抵达北平。９月，他参与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尚昆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为了及时处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交办的各项事务，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使中央办公厅的工作适应开国初期面对的新任务的需要，他领导调整和健全中央办公厅工作机构，创立了行之有效的为党中央服务的工作运转机制，为提高机关办事效率，为保障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实施，为保证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作出了显著贡献。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杨尚昆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１９５４年，他参与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他在担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的十几年间，坚持实事求是，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尽可能地保护干部，避免了过火斗争给机关工作带来更多的消极影响。
１９５６年９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尚昆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１９６２年２月，在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杨尚昆临危受命，担任中央精简小组组长，协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全面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特别是致力于减少城镇人口２０００万的工作。到１９６３年６月，精简小组圆满完成任务，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重要条件。
１９６４年冬到１９６５年夏，杨尚昆带领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到陕西省长安县斗门公社牛角大队搞“四清”。他们注意从调查入手，对干部存在的问题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处理，在当时“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情况下，能够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杨尚昆被打成所谓“反党集团”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里，杨尚昆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被监禁达１２年之久。在逆境中，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始终关注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途与命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杨尚昆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８０年底，杨尚昆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任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广东工作期间，他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敏锐，勇于进取，坚决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从各方面摆脱“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认真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大量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努力创造一个使大家心情舒畅、步调一致的社会政治环境。他坚决贯彻执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参与领导广东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等工作。他明确提出广东要“先走一步”、把改革开放的大文章做好的主张，坚持经济特区的艰苦创业，使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哨和示范区，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继在广东、福建创建的几个经济特区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后，他积极参与对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开发和开放的重大决策，努力推动由沿海向内地有层次有重点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格局的形成。他是邓小平理论的积极实践者。
１９７９年７月，杨尚昆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９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８０年９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１９８１年７月，杨尚昆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第二年９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他协助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其他军委常委一道，坚决贯彻党中央和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军事战略，严格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对“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对军队造成的严重破坏进行了拨乱反正，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他坚决贯彻执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改革军队体制、精简整编、建立新军衔制和各种条例法规、改进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基层建设、组建武装警察部队、加强后勤建设、调整国防工业体制、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保证人民解放军走上和平时期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轨道。
杨尚昆根据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积极贯彻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军要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军队要坚决支持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同时也要大力加强国防建设，保持一支常备不懈的、战斗力很强的人民军队，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安全保障。他指出，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以战斗力为标准，加强军事训练；要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洋权益，加强对海岛、海岸线的实际控制，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具体组织合并大军区，组建集团军，调整军事院校，创办国防大学，加强海空军、战略导弹部队、民兵和预备役部队的建设，突出重点，建立过硬的“拳头”部队，使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杨尚昆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精简整编的战略决策。１９８２年６月，他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座谈会，提出改革军队编制、精简指挥机关、裁并重叠机构、精干领导班子的具体原则和措施。通过实施会议制定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军队组织臃肿庞杂的状况有了初步改变。在军队已经进行多次精简的基础上，１９８５年中央军委按照邓小平裁军１００万的重大决策，在杨尚昆的具体主持下，胜利地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杨尚昆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始终不渝地加强军队中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他强调必须从军队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领导军队的整党工作，增强党的凝聚力。在他主持下，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指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生命线的真正含义是在建设现代化军队和完成各项任务中发挥‘保证’和‘服务’的作用”。
在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７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尚昆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十二届一中全会和第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他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１９８３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１９８８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家军委副主席。在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完全赞成邓小平的意见，维护和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协助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意图，兢兢业业地组织和实施军队各方面的工作，保持了军队建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杨尚昆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开展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工作，以各种方式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他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量港、澳、台和海外爱国知名人士。他在会见这些人士时指出：海峡两岸虽然因历史原因隔绝了几十年，但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台湾的出路在于祖国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好办法；如何实现“一国两制”，应由国共两党平等地坐下来商谈。他呼吁台湾当局顺应民心，以实际行动化解敌意，消除障碍，促进两岸人员交往和经济合作，使两岸关系有一个新的发展。他的讲话，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１９８８年４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杨尚昆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不辞辛劳，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到工厂、农村、部队、建设工地和经济开发区视察，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意见，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他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参与制定和调整新时期的国家外交政策，同时承担繁重的外事活动，会见了来访的许多外国领导人和民间重要人士，并先后出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向世界各国阐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增进了中国政府和各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和信任。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和１９９３年３月，杨尚昆以实际行动响应邓小平关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号召，先后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但他仍然关注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和完全统一寄予厚望。
杨尚昆德高望重，为新中国的创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他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始终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他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严格要求亲属，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宽以待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逝世，是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巨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思想品德，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贡献
青少年时代，杨尚昆同志目睹旧中国内忧外患的悲惨情景，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１９２５年，他开始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６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事业。１９３１年初，杨尚昆同志从苏联学习回国，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参与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１９３３年初，杨尚昆同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随朱德、周恩来同志转战前方。１９３４年，杨尚昆同志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与彭德怀同志并肩战斗，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以及红军长征途中，组织实施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对战局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上，杨尚昆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地维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尚昆同志先后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等红军领导机关工作，为红军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建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尚昆同志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协助刘少奇同志，同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一起，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来，他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积极开展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工作，有力推动了华北地区群众性抗日运动的高涨。杨尚昆同志协助八路军总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参加组织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１９４１年初，杨尚昆同志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杨尚昆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总部机关日常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他周密细致地组织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疏散工作，有力配合了党中央转战陕北战略部署的实施和展开。１９４７年，杨尚昆同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秘书长兼后方支队司令，协助后方委员会书记叶剑英同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４８年，杨尚昆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杨尚昆同志具体组织安排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迁往北平的工作，随后又参与组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尚昆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为了使中央机关迅速适应我们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新形势新任务，杨尚昆同志努力探索中央机关工作规律，加强中央机关建设，健全中央办公厅工作机构，为提高机关办事效率、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作出了显著贡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杨尚昆同志为加强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１９６２年，杨尚昆同志协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同志等全面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重要条件。“文化大革命”中，杨尚昆同志蒙受冤屈，遭到迫害，被监禁１２年之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尚昆同志虽已年逾古稀，但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先后担任党、国家、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满腔热忱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工作期间，他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参与领导广东改革开放、试办经济特区等工作，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重要经验。在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期间，他先后协助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高度重视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积极推动军队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深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认真组织和实施军队各方面工作，积极推进军队体制编制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组织完成了裁军１００万的重大任务，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国家主席的岗位上，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意见，了解改革开放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他坚决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他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并承担繁重的外事活动，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为扩大我国国际影响、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 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杨尚昆同志先后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退休后，他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完全统一寄予殷切期望。
评价
杨尚昆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７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杨尚昆同志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书写了为党和人民不懈奋斗的壮丽人生。我们缅怀杨尚昆同志的光辉业绩，就是要学习和发扬他的高尚思想品德。 我们要学习杨尚昆同志对理想信念无比坚定，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杨尚昆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决心做“新社会的催生者”。在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后，他始终义无反顾、坚贞不渝。不论是在严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杨尚昆同志始终坚持革命理想。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到错误批判和严重迫害的逆境中，他对党和人民依然充满信心。面对国际风云的剧烈变幻，他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我们要学习杨尚昆同志勇于追求真理，善于开辟工作新局面。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杨尚昆同志注重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自觉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际工作。杨尚昆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东要“先走一步”、把改革开放的大文章做好的建议。杨尚昆同志注重实干，重视调查研究，积极探索适合具体情况的政策和办法，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我们要学习杨尚昆同志严于律己、公道正派，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杨尚昆同志始终把自己看作人民的一员，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顾大局，讲原则。他生活简朴，廉洁自律，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１９９８年，我国一些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他把当年恢复工作后补发工资中的两万多元钱捐献出来，支援灾区群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惦记着受灾群众，从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时仍念念不忘灾区群众。杨尚昆同志把一生奉献给党和人民，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
李先念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奋斗，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李先念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３日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李家大屋。９岁读私塾。１２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１９２７年１１月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安）麻（城）起义，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８年秋，他率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参加了反三次“会剿”的战斗。１９２９年底转地方工作，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他率领３００余名青年加入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因该团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方面军总部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１９３２年７月，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指挥部队在反四次“围剿”的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恶战中，重创敌军。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进行战略转移。他指挥所部在枣阳新集和土桥铺地区冲破国民党军的围攻堵击，为全军打开通路，并在危急时刻保证了总部的安全。子午镇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坐着担架仍指挥部队顽强奋战，冲破敌军追堵，翻越秦岭，涉渡汉水。同年１２月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３３年５月，在方面军进行空山坝决战中，他率部迂回敌后，切断敌军退路，在夺取反三路围攻战役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７月，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１０月，在宣（汉）达（县）战役中，率部奇袭达县城，歼灭守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１１月，方面军组织反六路围攻战役，分东西两线抗击２０多万敌军的进攻，鏖战十个月。李先念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负责指挥西线部队抗击四路敌军。当反围攻作战转入反攻时，他坚决支持徐向前大纵深迂回的正确决断，率部在黄猫垭地区围歼国民党军１．４万余人。１９３４年１月，李先念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３５年３月，他指挥所部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并率一部兵力先后攻克青川、平武，抢占战略要地摩天岭，打破了敌军夹击红军的计划，保障了西进主力右翼的安全。５月，率方面军一部由岷江地区西进，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６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等详细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８月，与代军长程世才指挥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部第４９师，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团结部队，战胜困难，率先遣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指挥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又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１１月１１日，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他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４０００余人。后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已的敌军血战４０天，予敌以重大杀伤。这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７年３月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他率余部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峰雪岭中行军２０多天，随后又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于４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他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１９３７年底，他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１９３９年初，他率领１６０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深入敌后，会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６月中旬，他参加了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在新四军的旗帜下，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他指挥部队同日伪军进行了新街等多次战斗，使支队迅速发展到９０００余人。他坚决贯彻与抗日各党派、各阶层、各部队团结的方针，扩大抗日统一战线。１９３９年１１月，豫鄂边、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对此，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的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他和纵队领导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两大力量夹击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发动的反共高潮，并牵制了桂军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进攻。在错综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中，他紧紧抓住民族矛盾，正确处理抗日、反顽斗争与统一战线的关系。１９４０年５月，当日军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动进攻，襄樊、宜昌相继失陷时，他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进军白兆山，控制战略枢纽平坝；继而渡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国民党军。８月初，他在白兆山主持军政干部大会，从总结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说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统一指挥，严格纪律的重要意义，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统一，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１９４１年２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共１．５万余人。他指挥部队跳跃回旋，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１２月，他抓住占机，指挥主力一部发起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５２００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震惊了武汉日军。１９４２年，面对敌顽夹击空前紧张的形势，他和边区党委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经过８个月的艰苦作战，打退了反共最坚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进攻，创建了鄂南游击根据地。１２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五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１９４３年１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他主持召开的区党委扩大会议，正确解决了军队与地方、军力与民力、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符合时局发展的决策，通过了１９４３年军事建设计划，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对于这个时期的军事斗争，华中局嘉奖五师“发展工作第一，独立作战第一”。赞扬他们“背敌以对顽，背顽以对敌”，灵活地执行了攻守策略，充分利用敌顽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１２月，李先念从对日军２２４次作战中，系统地剖析了日伪军战术的新特点和“扫荡”的新规律；从２００多次反顽作战中，分析了围攻五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桂军、川军和土顽的特点；全面论述了反“扫荡”和反顽作战的战略战术。１９４４年，他指挥五师及边区地方武装，向南、向北进行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稍后，又三次派兵北上，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郭山冲老根据地。１０月，李先念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１９４５年１月，他在大悟山迎接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６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还是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依靠边区和五师党委的集体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建了一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５万余人的正规军和３０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４．３万余人，解放了９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１３００多万，建立了７个专区和３８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成立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６万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在中原军区组建前后，他指挥部队发起了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歼敌７０００余人。１９４６年１月，为争取国内和平，他率部以宣化店为中心集结待命。他先赴汉口，后在宣化店，协助周恩来等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又教育部队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在十个月的战略坚持中，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大智大勇统帅中原部队牵制国民党军３０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６月，国民党军队以宣化店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李先念对突围方向、时机作了全面部署，２６日晚，他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开始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他率北路军共１．５万人，以秘密、神速的行动，连夜突破敌人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军发动总攻击之前，跳出了其内层包围圈，越过天河口和苍苔地区，进入伏牛山南麓。７月１１日，他率部到达内乡县师岗地区，为分散追堵敌军的兵力，决定北路军分两个纵队向西转进。他连续组织了突破敌人天然防线的抢渡丹江战斗，打开入陕门户的南化塘战斗，从敌人重兵追堵的险境中冲出一条通道，直指陕南。与此同时，其他各部也先后完成了突围任务。中原突围战役，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他统帅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和作用给予很高评价。 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决策，李先念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在根据地工作全面展开之后，他于９月２９日奉命回延安。在延安，他继续指挥中原军区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在敌后的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为战略反攻中原准备条件。１９４７年５月，李先念任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７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他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挥师南下，先后攻克河南通许、扶沟等县城，１１月抵达河南光山，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４８年５月，党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他任第二副司令员。１１月，他在开封参与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期间，李先念同志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极为艰险复杂的战争进程中，显示了他的灵活斗争艺术和卓越指挥才能。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１９４９年５月，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新解放的湖北，百孔千疮，万事待兴。他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团结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级干部，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支援大军南下作战、剿匪反霸、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及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湖北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１９５２年２月，李先念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与王任重一起正确处理党内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把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３月，湖北省成立了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的荆江分洪委员会，领导３０万军民组成的建筑大军，克服重重困难，仅用７５天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至１９５３年４月，荆江分洪工程全部竣工。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建设的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在１９５４年湖北人民战胜近百年来特大洪水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１９５３年１月，李先念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５４年夏，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９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的国务院副总理。１０月，他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他主张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实现财政、信贷的收支平衡，确保包括１５６项在内的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保障城市和工矿区的商品供应。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他及时提出建议，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要允许私营零售商继续经营，农村要发挥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售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多余农产品，以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他还建议改善财务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变中央管得过多、过细的作法和过分集中的体制，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１９５６年，他支持周恩来、陈云反对冒进的意见，坚持１９５７年的经济计划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１９５７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他还是九届至十二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５８年批判反冒进，他也受到了批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指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虚假现象和浮夸风，提出了六条具体调整措施，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积极参与调整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他负责统一指挥粮油棉的突击调运，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粮食管理，提出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征购，为安排人民生活，渡过困难，做了大量的紧张的工作。他还就抑制物价上涨、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提出６条措施。他积极支持刘少奇等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正确意见，并在他们的支持下，主持起草了控制货币发行和控制财政管理的两个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１９６２年４月，李先念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１９６７年２月，他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多次受到批判。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忍辱负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尽最大的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以减轻周恩来总理的一些负担。１９６８年他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九·一三”事件后，李先念继续担任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焦枝铁路的建设和武钢
１９７７年，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他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提出要充分重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坚决主张并亲自指导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的建设和技术设备引进工作。他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努力克服“左”的倾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１９７９年３月，李先念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他完全赞同并一贯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他坚决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他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１９８２年９月，他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１９８３年６月，他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此后，他去许多省市视察工厂、企业、港口、工程项目、经济开发区和农村，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情况，指导工作。从１９８１年春到１９８８年，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他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参与调整对外政策，及时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和友好人士，先后出访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等２０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１９８８年４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主席。他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努力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坚决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他根据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他倡导和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进行调查研究，鼓励他们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他为加强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交往，广泛接触海内外有关人士，衷心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他指导全国政协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增强与各国人民和团体的友好往来。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战斗到最后一息。 李先念不愧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６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斗争和领导经济工作。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襟怀广阔，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爱护干部，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要求子女。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
主要贡献
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３日，李先念同志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大革命影响下，他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李先念同志就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同志一直从事军事斗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他骁勇善战，功勋卓著，在重大历史关头不怕牺牲、勇挑重担，敢于斗争、屡建奇功。
１９２７年，李先念同志率领农民武装参加著名的黄麻起义。随后，他随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先后参与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磨练中成长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他受命指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率先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同志详细汇报了川西北形势和红四方面军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同志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率先遣军和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贡献。会宁会师后，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西路军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西路军余部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疆，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同志是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１９３８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受党中央重托，前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区，开始了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历程。他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先后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五师，开辟并发展起鄂豫边区这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不失时机发展壮大人民力量，领导创建了拥有１０００多万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拥有５万余人正规部队和３０余万民兵的武装力量，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中原军区成为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的首要目标。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沉着果敢，机智灵活，指挥６万中原军区部队突破３０万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并亲自率领北路突围部队转战千里，在战略转移中创建了豫鄂陕边区根据地。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显示了他统帅大兵团同强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他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之后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斗争和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李先念同志是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２６年，长期分管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倾注了大量心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省，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１９５４年，李先念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务，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强调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确保国家重点建设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建议改善财政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党的八大前后，他支持防止急躁冒进的正确意见，强调“财政、信贷和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参与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为保障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受到错误批判。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努力协助周恩来同志维系国民经济运转，为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打开外交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期间，他积极配合和协助，为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付出了大量心血。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作为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他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倡导解放思想，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李先念同志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务实果敢的作风为实行和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不要滥用行政方式，充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强调“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他十分重视在改革开放中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强调“把经济的发展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劳动者经常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世纪８０年代，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妥善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他经常去各地考察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情况并给予指导。他出访２０多个国家，向世界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开展调查研究，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为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为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先念同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统一大业殚精竭虑，奋斗到最后一息。
社会评价
李先念同志的崇高思想风范是激励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缅怀李先念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崇高品德、高尚风范，使之成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信仰坚定、始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品格。李先念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抱有必胜信念，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毫不动摇、毫不退缩。他一生遭遇许多险境、逆境、挫折，始终坚韧不拔、乐观向上、英勇斗争。他说：“革命军人要坚决与勇敢。对革命决不动摇，对敌人决不投降。头可断，真理不可丢，这是我们的美德。”“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具有对崇高信仰的坚定性，“才能保持永久的热情和毅力，才能迸发出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孕育和繁衍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土地，产生无限的热爱和血肉相关的情感”。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勤于和善于学习、坚持群众路线、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优良作风。李先念同志出身贫寒，只念过３年私塾，是在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说：“我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什么工作方法，指挥水平，领导艺术，都是学来的。”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是他的鲜明特点。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是他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期都必须依靠群众，一切工作都必须将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为此，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交朋友、谈心，了解他们的基本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解决他们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同志每到一个地方，总能扎下根来，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创建起根据地，开创出新局面；在领导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期间，总能及早发现问题，向中央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冷静观察和正确判断形势，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他提出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坚持党性原则、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李先念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说：“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是全党力量的成功，也是全体干部与群众力量的成功，决不是个人力量的成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事业，当成自己私人的家当。”他具有极强的大局观念，强调“凡是对全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要勇于承担义务，坚决去办，而且一定要办好。凡是对全局不利的事情，即使从局部来看是必需的、有利的，也决不能办”。他把为维护全局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看作是党性的体现，他说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李先念同志始终自觉维护团结、遵守党纪。他说：“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始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复强调“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该有‘山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提拔干部只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决不允许搞歪门邪道”。他作风民主，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善于营造使人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的氛围。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李先念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表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家，必须永远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把为人民服务，把改造客观世界，当成自己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他把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人生座右铭，经常说“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他经常叮嘱家人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对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