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繇《宣示表》（大观帖本）
《宣示表》故宫博物院藏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相传王导东渡时将此表缝入衣带携走，后来传给逸少，逸少又将之传给王修，王修便带着它入土为安，从此不见天日。
现在所能见到的《宣示表》只有刻本，一般论者部认为是根据王羲之临本摹刻，始见于宋《淳化阁帖》，共 18行。后世阁帖、单本多有翻刻，应以宋刻宋拓本为佳。此帖较钟繇其他作品，无论在笔法或结体上，都更显出一种较为成熟的楷书体态和气息，点画遒劲而显朴茂，字体宽博而多扁方，充分表现了魏晋时代正走向成熟的楷书的艺术特征。此帖风格直接影响了二王小楷面貌的形成 (从《黄庭经》、《乐毅论》，《洛神赋十三行》等就可看出)，进而影响到元、明、清三代的小楷创作，如赵孟赵孟頫、文徵明、王宠、黄道周等。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帖所具备的点画法则、结体规律等影响和促进了楷书高峰——唐楷的到来。因此，钟繇《宣示表》可以说是楷书艺术的鼻祖。
《宣示表》全文：
尚书宣示孙权所求，诏令所报，所以博示。逮于卿佐，必冀良方出于阿是。刍荛之言可择廊庙，况繇始以疏贱，得为前恩。横所盱睨，公私见异，爱同骨肉，殊遇厚宠，以至今日。再世荣名，同国休戚，敢不自量。窃致愚虑，仍日达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浅。圣意所弃，则又割意，不敢献闻。深念天下，今为已平，权之委质，外震神武。度其拳拳，无有二计。高尚自疏，况未见信。今推款诚，欲求见信，实怀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当护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许，许之而反，不必可与，求之而不许，势必自绝，许而不与，其曲在己。里语曰：何以罚？与之夺；何以怒？许不与。思省所示报权疏，曲折得宜，宜神圣之虑。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与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数者，有似于此。粗表二事，以为今者事势，尚当有所依违愿君思省。若以在所虑可，不须复貌。节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
钟繇（151-230），三国魏书家，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或作许昌人。历官侍中尚书仆射，封亭东武侯。魏初任相，明帝时迁太太傅，世称“钟太傅”，卒谥成侯。书学曹喜、刘德升、蔡邕。其正楷书法独步当时，自言精思学书三十年。所作秀美典雅，幽深无际。
他所处的正是隶楷错变的时代，正如元袁裒《总论书家》所谓：“汉魏以降，书虽不同，大抵皆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因此在他的真书中也带有浓厚的隶意。他的小楷体势微扁，行间茂密，点画厚重，笔法清劲，醇古简静，富有一种自然质朴的意味。唐朝张怀瓘《书断》评曰：“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云：“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钟繇在书法上是下过苦功的，尝自称：“吾精思书学三十年，坐与入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可见其矢志专一的学习态度。有一次，他在当时一个著名书家韦诞家中看见一篇蔡邕论笔法的文章，苦求不得，至于捶胸吐血，曹操即以五灵丹救之。及诞死后，繇阴发其冢，始得之，书遂大进，可见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
其传世书作真迹已无存。《书法正传》云：“钟繇书法，高古纯朴，超妙入神。”。宋以来法帖中所刻《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墓田帖》等，都出于后人临摹。唐张怀瓘《书断》称他：“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泰汉以来，一人而已。”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钟繇也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董卓之乱时，钟繇做着汉皇帝身边的侍从官，钟繇毅然随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年)平乱，官渡之战，也深得曹操重用。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公元２２０年魏国初建，曹操之子曹丕登基，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司徒华歆及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２２７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位列三公之上，做了皇帝的导师。可见曹氏三代对钟繇都极为重敬。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２３０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为当时的曹魏皇室所倚重，更显著的是其在书法领域的深远影响。
汉隶秦篆，再往前就是甲骨文了；楷书，据明著名史学家陶宗仪《书史会要》：始自“钟王变体”。钟繇历来都被认为是中国书史之祖，对汉字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楷书一体的定形始自于他，这是不争的史实。
唐著名书画理论家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东汉蔡邕之书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论起辈分来，钟繇当为王羲之的师祖。
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多为临摹本，一般地认为有“五表”、“六帖”、“三碑”。
“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墓田丙舍帖》、《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风格总体特征，当然也留下很浓厚的王体笔意。
“六帖”指《墓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
“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
《 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在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南朝梁书法评论家庚肩吾的《书品》将钟繇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
后人学钟繇书者众，据载钟繇之子钟会在书法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王羲之父子对钟繇书体就有多种临本，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原广东省书协主席麦华三吸收钟繇高古质朴之精髓融入飘逸秀丽的神韵，自成一体，影响至巨。
延伸阅读（一）
钟繇学书 扬言盗墓
钟繇是曹操手下的一员大将，虽然也带兵打仗，但是他的武艺却让人不敢恭维。
想马超的堂弟马岱与钟繇那一战，被后人评为三国战史上实力最为悬殊的一战：“岱引军一万五千，浩浩荡荡，漫山遍野而来。钟繇出马答话。岱使宝刀一口，与繇交战。不一合，繇大败奔走。”
后人评价：“对付钟繇这号只会白纸上写黑字的还用宝刀，太夸张了吧！”
而就是这白纸上写黑字，还真是钟繇的一项特长。
钟繇，是楷书的创始者。书法界有一种说法，说“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学自卫夫人，而卫夫人学自钟繇。这样算起来王羲之还是钟繇的徒孙，可见钟繇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史载钟繇学书三十余年，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籍，他告诉儿子，三十余年，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他有时间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就蹲在地上写字。晚上睡觉，就用被子作纸张，时间长了被子给划了个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上厕所，竟忘记了出来。
还有一事，更能证明钟繇堪称骨灰级书法爱好者。
青年时期，钟繇就与后来的领导——曹操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书法，参加这个书法“沙龙”的还有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一批书法迷。
有一天，钟繇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就向韦诞借阅。这位擅长制墨的韦先生（韦诞制作的墨被称为“韦诞墨”，被赞誉为“百年如石，一点如漆”）也许是怕钟繇借了不还，也许是怕钟繇的书法超过他，任钟繇死磨硬缠都坚决不借。
钟繇很生气，他把胸脯擂得咚咚响，擂得胸前青一块紫一块，还呕了一大摊血。《历代书论》形容他“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
不过，这韦诞也够狠心，全不为钟繇的“苦肉计”所动，硬是没给他看。钟繇却因为“表演”太投入，把自己擂得奄奄一息，亏得曹操派人送五灵丹（三国时期疗伤圣药）给他，才活过来。钟繇算是得了心病，发誓说即使等韦诞死了之后去盗墓，也要看到蔡邕的秘诀。
这差不多是为韦诞做了一个广告，谁都知道韦诞手中有本书法秘籍，以致后来韦诞的墓真的被盗了。
不过，韦诞比钟繇晚死了二十年，钟繇是不可能亲自去盗墓的。然而由于他发下的那个誓言，后人还是一口咬定盗墓是钟繇指使的，这可真是冤枉了他。 （陈雄）
《荐季直表》
钟繇书于魏黄初二年(221)，楷书，书时钟繇已七十高龄。此表内容为推荐旧臣关内侯季直的表奏。原墨迹本传于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时为一英兵所劫。后辗转落入一收藏家手中，又被小偷窃去埋入地下，挖出时已腐烂。明代刻入《真赏斋帖》，清代刻入《三希堂》，列诸篇之首。
此帖或为唐人根据原本所摹，或为伪托，但应属“伪好物”。由于它具有钟书的基本特征和很高的艺术价值，故得到书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如陆行直说：“繇《荐季直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王世贞认为，在此帖显世之后，“天下之学钟者，不再知有《淳化阁》”(指《淳化阁》所载钟繇诸刻帖)。此帖笔画、结字都极其自然，章法错落。梁武帝等所说“云鹤游天”，“群鸿戏海”以及“行间茂密”等于此帖表现最为鲜明。钟繇所创造的“钟体”，同王羲之的“王体”是我国书法史上两个历久不衰的艺术典型，影响极其深远。
延伸阅读（二）
钟繇及其书法艺术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 “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这个孩子面相富贵，但是将有一个被水淹的厄远，请小心行走)。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钟繇还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说：“袁绍正当强盛之时，郭援来关中暗中与袁绍互通情报，郭援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开与袁绍联合起来，是担心我们的威名，如果不理他们而躲避起来，那么就会让他们感到我们怕他们。这里的百姓都仇恨郭援之兵，纵然我们躲开了，这些百姓能全部躲得了吗?这就是我们没有打仗而先失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一定认为我军很好对付。如果他们渡过汾水安营扎寨，在他们未渡河之前就攻击他们，我们可大获全胜。” 这时，马腾又派遣儿子马超带领精兵追击郭援。果然不出所料，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欲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然攻击，郭援大败。钟繇趁机杀了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立下了赫赫战功。
钟繇曾在洛阳为宫，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钟繇看到事已至此，认为自己失去了职责，没把事情办好，于是上书自劾请罪。
但献帝并未听从钟繇自劾的意见。由此可见，钟繇作为封建官吏，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功受赏，有过自罚，这种精神、品德足以为后人效仿学习。
献帝从长安迁到洛阳，钟繇又官徒关中，经过几年努力，钟繇使荒凉的地区变得民实殷富，为后来曹操征伐关中各地打下了物质基础，钟繇因此功又被任命为前军师。公元220年魏国建立，曹丕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深得曹丕重用，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及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227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可见曹氏对钟繇极为重视。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
钟繇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早在做太子时，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钟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但又难于启齿，便密令别人转为传意，钟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感动之余，写了著名的《与钟大理书》以示谢意。钟繇也写了回信表达内心隐情，二人关系极为友善。
文帝曹丕还曾赐给钟繇“五熟釜”(一种器皿)，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钟繇对国家大事倍加关心，当他看到战争使人口骤减后，便给曹操提议减死刑为肉刑，目的是既惩罚罪犯，又可以推动人口的增长。但没有被朝廷通过。原因是“非悦民之道”。到了文帝时，钟繇再次提及，但还未议审便遇到战事，于是只好作罢。曹睿即位，钟繇第三次上书，阐述恢复肉刑之必要，但最终被以司徒王朗为代表的反对者推翻，明帝曹睿也以吴蜀未平为由而搁置一旁，不复处理。肉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曹魏以前已不复使用，钟繇因要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主张恢复肉刑，但毕竟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繇晚年经常数日不朝，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人们告诉他，这是个妖怪，你要把她杀了。后来，这个妇人又来找钟繇，不敢向前，站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不进来，妇人说：“您想杀死我。”钟繇说：“没有的事”，说完殷勤邀请，于是妇人便进到他的屋中。钟繇想把她杀了，但是感到杀死她十分遗憾，而且又下不了手。但最终仍砍伤了她的大腿，妇人立即跑了出来，用衣中棉絮擦血，血流满路。第二天钟繇让人去沿着血迹寻找，结果找到一座大坟墓中，棺中有一个漂亮的妇人，外表容貌身体如活人一样，穿着白绸衣衫，坎肩上绣有花纹，左大腿受了伤，妇人用坎肩中之棉絮擦腿上的鲜血。
这个故事当然纯粹是“小说家言”。
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日，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也是小说家们的虚构，韦诞比钟繇还晚死二十余年，钟繇怎么能去盗韦诞的摹呢?而且，钟繇身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礼？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为书法的提高确实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 “五表”、“六帖”、“三碑”。“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
《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书论较零碎，散见于后世文集中。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钟繇书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可以达到出神入化、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正因这种创造与太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故谓“非凡庸所知”。实际上，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平淡真淳，多天工而少人为。以自然状书势，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竟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佚名）
《贺捷表》
《贺捷表》又名《戎路表》、《戎辂表》，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钟繇六十八岁时写。内容为得知蜀将关羽被杀的喜讯时写的贺捷表奏．此系最能代表钟书面貌的一帖。《宣和书谱》说：“楷法今之正书也，钟繇《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钟繇的书法，是较可靠的传世文人书中最早的作品。看此帖，其字尚未脱尽隶书笔意，但已属楷体。徐邦达先生认为，此帖的体即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所提到的“八分楷法”。此帖“获”字的末笔，“舍”字的第一、二笔等，隶字的特点都还十分明显。钟繇的字以书写自然，风格古朴，以及章法结字的茂密幽深著称。这些，在此帖中都可约略见到。
钟繇《白骑帖》
钟繇《还示表》
钟繇《上尊号碑》
全称《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又名《百官劝进表》、《劝进碑》、《上尊号奏》。记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对曹丕劝进之事，实际是曹丕玩弄的一个政治手腕，他随后即正式禅位称帝，史称曹魏。碑不书立石年月，32行，行49字。《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中记其文，与此碑稍异。顾南原《隶辩》定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则以为此碑记文当在延康元年，而刻于魏黄初之后。此碑一向与另一魏初丰碑《受禅表》并称。二碑均在河南许昌南三十里曹魏故城之古城村汉献帝庙中，皆南向，一东一西，巍然相峙。依事理推之，先劝进，后受禅，或同时并举。《受禅》既立于黄初元年，则此碑之立当不会太晚或与《受禅》立于同时。
《上尊号碑》的书法，以“方整峻丽”著称于世。传为梁鹄或钟繇书，皆不可靠。明赵崡谓：“此碑或曰梁鹄书，或曰钟繇书，未有的据。然隶法遒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钟鼎间物也。”(《石墨镌华》)清冯云鹏谓：“叙刻安整，书法工妙，自是魏碑巨制。”(《金石索》)此碑书风与《受禅表》极相似，惟字形稍方，一如《受禅表》条所述，同为开启魏晋书风的先导，涅润后世，至深且远。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曹操曾下令禁碑。故曹魏时代，除个别皇家巨制之外，存世者极少。曹魏之时，三国鼎立，儒、道、佛三教并行，社会思想比较开放。文风亦尚通脱、清峻。故魏初诸刻，一反汉末分隶之古厚典雅而为空灵峻丽。就汉字字体的演变而言，魏初诸刻是由隶变楷的桥梁；就书风而言，它们浸淫灌溉了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及唐初之书法；故无论在汉字字体变迁史，还是书法艺术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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