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打破是成长:人性的本真、放逐与无奈---庄子与李白（四）

人性的本真、放逐与无奈---庄子与李白（四）

二、漫游篇

漫游，对于庄子和李白来说，均是二者一生当中主要的生活方式。这种漫游可以是实质意义上的漫游，庄子、李白的漫游生活均始于二十岁左右，并且持续到二者生命的尽头；这种漫游也可以指二者精神上的漫游，可以是早期壮志雄心、踌躇满志的漫游，也可以是二者中年时期犹疑踟蹰、犹豫感伤的漫游，更可以是二者生命中最后的漫游，这将是一种无奈的叹息之后的彻彻底底的解放，也是诗人和哲人最终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获得了真正的精神自由。

由于二者生活均缺乏确切的文字记载，因此我们无法断定二者开始漫游的确切年龄，判定二者以漫游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并大致估算出开始漫游的年龄，主要是从二者的作品来看。在庄子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脚不停息、不辞辛苦漫游的身影。《逍遥游》中明确无误地告诉了人们庄子的人生追求，那就是游于无极之野、无何有之乡，游于逍遥之境。在《山木篇》中庄子与弟子的漫游生活实实在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庄子生在宋国，但足迹却遍及长江南北。通读《庄子》，你会发现庄子最羡慕的生活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而原始的生活。这是一种原始的“至德之世”的景象：“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当是时也，民结蝇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庄子·胠箧篇》)这里虽然描绘的是一幅原始社会的生活场景，但在当时的蛮荒地区，如中原以外的南方却有类似的淳朴的民风。庄子不会不到那里去；另外，庄子漫游的足迹也会遍及他并不喜欢的地方，比如各国、各诸侯的地盘，这是由庄子的社会责任感所决定的。在庄子编写的众多的小故事中，我们会发现庄子漫游的身影，尽管故事的真实性不好确定，但我们首先可以断定，庄子是个哲人，他应该漫游，因为漫游是他体道的过程，更是他布道的过程。

庄子的体道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追求宇宙精神、追求物我交融的心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　(《庄子·应帝王》)“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就是一种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绝对自由的漫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怎样才能达到这种漫游的最佳境界?支道林《逍遥论》中说：“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道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这种最佳境界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自由自在的闲游”和“无目的的漫步”，其潜在的目的是放飞心灵，超越现实，悠闲自适，以悟道真。

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的思想，主要是以“混沌”作为认识世界的根基，把生命的孕育和生命的价值融入无限的宇宙时空中，极力在生命的内心世界里构建一个理想的国度，使自我能够在宁静的永恒和无限中栖息，同时达到一种艺术和审美的境界。这种理想的国度都为个体的存在展现了广阔的精神自由的空间，于是生命的激情就被引入了一个安祥和谐、闲适而宁静的世界。摆脱了外在拘累的生命的个体不再会有生命的苦恼和折磨，生命将成为永远的幸福。

然而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庄子对此无可奈何，倍感痛苦，陷入两难的抉择当冲。一方面正是生命的痛苦激发了他追寻生命存在的觉醒意识，促使他不仅在历史的层面上，而且在生命的存在方式上对现实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他又在痛苦中否定自我，这种否定不仅在现实的层面，更在于他心灵深处的忧患，最终使他由觉醒走向超越，由超越而至逍遥，从而构建起内心的自由王国，最终达到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存在的和谐统一。

庄子为什么要忘掉现实，超越现实?庄子所面临的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在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查拉斯图拉说：“在我站在最高山峰之前，我必须首先深入到前所未有的底端。”而在《庄子》中，楚狂接舆说：“吾行崎曲。”查拉斯图拉，这位尼采笔下的漫步者说：“一切善的事物都曲折地达到目的。”“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庄子·应帝王》)庄子的漫游是从深渊开始的。“人在何处不是站在深渊的边缘?只是不看自己一一只看深渊。”(尼采语)。而对于庄子而言，则是在面对深渊的时候，强迫自己，把自己训练地脚步轻巧，学会跳过深渊，舞起脚步，腾空而飞，俯瞰深渊，欲填平深渊，无奈，力不能及，最后只好忘记深渊，离之而去。

庄子面临的深渊与尼采所面临的深渊是一样的。那就是不能让庄子和尼采满意并乐于生存的世界。庄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燕、韩、赵、魏、齐、楚、秦七雄争斗，相互兼并最激烈的时代。战乱纷争的岁月里，人命如草芥，普通劳动人民受苦最深，遭难最重，人性的本真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甚至扼杀。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载：“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庄子面前的世界按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说法，倒的确是荒谬的，丑恶的。庄子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世界里，怎样才能安全地不受到任何伤害和拘累地生活下去?”换句话说，他是想，在这个违背自然、违背天道的世界里怎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人的本真？因为人的本真和大自然的本真和谐一致的发展才是一切事物兴旺的源泉，相对于自然的本真而言，当前最需要保护的则是人性的本真。他批驳孔子，是因为儒学成了统治者强奸人性的工具；而战争则更是人性本真的杀手。虚伪，欺诈已存在于上层社会，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民间淳朴的风气也因上层社会的变异而不复存在。怎样才能拯救失却最质朴、最原始的人性的世界和人类?庄子用深远的目光看出了一条道路，那就是顺应自然，人人退出斗争，消除私欲，让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息息相通的融合、谐调关系，也就是人要保持一种迫己任性、清静无为的状态。也许有人会说，处于如此乱世，庄子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但是，哲人就是哲人，他苦口婆心地四处游说，以宣传自己的想法，向世人传播能够治疗人生痼疾的良药。于是，《庄子》成书，流传百世，至今世更加盛行，说明了什么道理呢？也就是：人类需要庄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战国时期的庄子则早于马克思两千多年，成了人类理想王国——共产主义的缔造者。庄子的伟大，在于他哲学的长远性和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