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牌驾到是真的吗:医患对立困局 只有信任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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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对立困局 只有信任能解

曹林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04日   01 版)

    医患间不信任引发的冲突,近来此起彼伏,深圳“八毛门”尚未关上,广州“录音门”却又打开。广州一位家长,因为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在其为身患重病的孩子做手术时,把医生与自己的对话全部录音,给医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据媒体近日报道)医生说:“如果你干活时旁边有人在录音,你能安心干活吗?”确实无法安心——不仅是安不安心的问题,这种录音还是对医生的一种羞辱,无异于把医生都当成了害命而不是救命的人。

    媒体报道说,如今很多患者都是带录音笔去医院的。医患间的不信任,不仅仅表现在“录音笔”中,无论是从新闻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根深蒂固的猜疑、对立和仇恨。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一位医生朋友忧心忡忡地跟我说过:这种不信任,表面上受辱、受伤、受害的是医生,其实最终受害并为之埋单的都是患者,因为患者在数量上虽然是大多数,却必须依赖医生。就像“八毛门”中那个诋毁医院的家长,最终还是得求助于医生和医院给孩子治病。这是由医患关系决定的。

    我明白,医生朋友绝不是想拿“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来绑架患者,这是作为一个受到过不信任羞辱的医学工作者的肺腑之言。虽然医德要求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但你很难指望一个被录音的医生能心平气和地给患者看病,也很难指望一个常被医闹困扰的医生,不通过过度依赖仪器来减轻自身的风险——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增加患者的就医成本和风险。

    当下的社会流行怀疑,甚至发展到了“怀疑一切”的程度。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些时候,对有些人,我们是必须毫无保留地去信任他们的。患者对于医生,就是如此。无论如何,当我们以患者的身份走进医院的时候,只能选择信任他们。在信息不对称、专业不对称下,除了信任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你是患者,是需要医生救助的人,因为自己对专业和病情一无所知,只能把自己的生命、身体和安危托付给医生。

    作为患者,我们会为自己的不信任找到很多理由,比如担心医院乱收费,担心粗心的医生会下错诊断,担心缺德的医生会坑自己。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些个案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不能先入为主地把眼前替自己看病的医生,也想象成会坑害病人的恶魔。这时候,只能丢掉这种偏见,在良善的沟通中选择信任。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在当下表现得尤其明显。

    针对这种不信任,很多人开出了“第三方鉴定和调解机构”的药方——且不说很难找到真正的“第三方”,即使找到了,最后还得需要人去相信。陷于偏见之中而不信医生的人,也很难会理性地信任所谓的“第三方”。

    也许有人会站在患者的立场问我,为什么只强调患者的信任,而不谈医生的职责。其实,以这样的逻辑进行质问的时候,本身却自然地将患者与医生对立起来了。医患的共同敌人应该是患者的病,而不是相互为敌。医患对立的“囚徒困境”总需解开,问诊求医的患者,有责任首先选择信任,打破恶性循环。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都会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医生,我们别无选择,必须选择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