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江夏好玩的地方:春节联欢晚会的意识形态与修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1:49:03
春节联欢晚会的意识形态与修辞
2006-06-14 09:34:05 作者：范江波 来源：指导教师：潘知常
论文摘要
从198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便开始走入中囗国人的审美视野之中，最初只是作为一个电视节目而存在，随着春节晚会的连续播出，22年来，春节晚会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电视节目，它已经成为了中囗国人在每一个年末所必须经历的重要的传媒事囗件、文化事囗件，甚至是政治事囗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春节晚会已经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表囗演场所。
本文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作为分析对象，采用定性研究和个案分析的方法，将春节晚会作为一个叙事文本来进行解析，探究其中的意识形态奥秘，并分析它的话语核心和叙事手段。
春节晚会原本是只是一台综艺晚会，具有偶然性；但因为其播出的时间是除夕，播出的地点是中央电视台，因而春节晚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又带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春节晚会22年的连续播出，春节这个仪式在春节晚会中已经消隐，传统年俗在这场晚会中也踪迹难觅，取而代之的，则是新意识形态对传统年俗的话语置换。通过国家话语对民间话语的置换、统一宣传对情感交流的置换、受众旁观对个体参与的置换、片面感知对全面体验的置换，春节晚会被置换为新意识形态的表囗演场所，成为传媒镜像下的“新民俗”。
春节晚会作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是一个国家叙事的文本。这其中，国家叙事渗透到晚会的各个角落，对应着中国意识形态的流转发展，一直是春节晚会这个叙事文本的主流。而百姓的退场成就了国家的主导地位，国家叙事的喧嚣和民间话语的局促，完成了国族想象对民间话语的僭代。
这种僭代是通过春节晚会的一些特定的修辞方式来完成的，这些修辞方式包括塑造神圣形象、以情动人和欢声笑语等。春节晚会运用这些修辞方式成就了国族的宏大叙事，使春节成为传媒的春节，国家的春节，意识形态的春节。
关键词：春节晚会 意识形态 国家叙事 修辞方式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21 世纪，大众传媒完全介入了现代社会，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由此带来的人与人的创造物之间的对话与对立、物对于人的解放与限制、人主宰于物与人被异化为物、文明成果的享受与失控，逐渐被人类所意识到。这其中，大众传媒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大众传媒构成了“新的权力核心”，在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发挥着它强大的魔力，并一次又一次制造了影响社会文化发展态势的媒介事囗件。达扬（Daniel Dayan）和卡茨（Elihu Katz）在《媒介事囗件：历史的现场直播》指出，媒体事囗件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这些事囗件以集体的心声凝聚着社会，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诚。”1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非常容易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而将生活的真正本质忽略。在当代囗文化实际上已经演变为“媒体文化”的今天，考察和分析媒介事囗件，成为解读媒介话语、探析社会形态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样的理论研究路径之下，本文选择了中国媒体文化中的独特景观——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其意识形态话语奥秘，揭示其修辞方式的经营技术，从中透视中国传媒和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之间的融合关系。
作为中国媒体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创办，正是对1983年改革开放的振奋态势、思想文化的活跃氛围以及思想解放的国人心理的凝聚，也因此从198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正式走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之中。最初这只是一个电视节目，而随着1983年到2005年这22年来春节联欢晚会的连续播出，它所受到的观众评价也由一致叫好逐渐变成现在的骂声一片，从原来的万众期待到现在的愈骂愈红火。80年代中后期是春节联欢晚会的鼎盛时期，几乎成了春节的代名词；90年代以来，春节联欢晚会的影响力明显下降，社会上骂声不断，但同时人们“年年骂来年年看”，而晚会也是“年年挨骂年年办”。2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电视节目，而成为了中囗国人在每一个年末所必须经历的重要的传媒事囗件、文化事囗件，甚至是政治事囗件；这些现象也不单单能够从文艺美学角度得到充分诠释，而必须在文艺学、传播学、社会学的多重视野中才能精准地把握。
2004年年初，北京、西安等地有些媒体传出“明年春晚央视3不再包办”的消息。也就是说猴年晚会是最后一次由央视包办，2005年将会采取新的市场运作方式，节目从创作到排练完全由公司单独运作，央视只负责最后的审查。这个消息立即就被央视否认，央视有关负责人很不屑地批评这个消息的编造者“根本不明白央视春晚的性质”。央视春晚的性质就是 “央视春晚要表达央视的主流文化的意志，而不是全国好看的节目的大杂烩”。4
这个表白在某种程度上赤裸裸地揭露了春节晚会的本质。同时，央视宣称春节晚会已经成为中囗国人过年的“新民俗”，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这里，年俗被春节晚会所替代，春节晚会则不再是一档好看的综艺节目，而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代言人。那么，春节晚会究竟是怎样的一台晚会，所要表达的究竟是怎样的意识形态，又是如何进行表达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成为了本文写作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文献综述
本文是对春节晚会意识形态与修辞方式所作的研究，这一点与以往的传播学研究是有所不同的。一直以来，人们惯于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视境来看待传媒，只是将大众传媒作为信息传递工具，对传播活囗动和行为的价值、文化意义视而不见，这无疑已经远远不能解释传媒所带来的全新的问题。当社会已经完全处在传媒的重重包围之中的时候，当我们已经生活在由大众传媒营造的文化语境之中的时候，很多传媒现象都带有了意识形态属性。因此，除了要研究如何使传播传播得更好的问题，更需要将目光投射到传媒本身的叙事手段和叙事形态上，把握传媒所创造的意识形态特征，考察隐匿在传媒背后的形形色色的权力机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关注传媒怎样才能传播得更好，更要关注传媒怎样去传播，为什么要这样传播的理论命题，去挖掘传播活囗动本身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此，本文更多地借鉴了传媒批判理论的视角和学术资源。传媒批判理论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领域都有覆盖，形成了外延意义的广博性，这为本文的进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学术养料。
一、批判的视角和方法论：传媒批判理论
如果从法兰克福学派算起，那么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媒介研究的领域。从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学派到文化研究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媒介帝国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派的流传链接，形成了传媒批判理论的浩浩川流。
1、意识形态理论
在传媒批判理论中，葛兰西和阿尔都塞采取的是“意识形态”（Ideology）分析的研究路向。葛兰西提出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传媒批判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视界。
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nmsci）的霸权理论，是基于其“市民社会”的理论假设之上的。葛兰西的公式是“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国家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两者的相加、争斗。在此基础上，葛兰西建立了他的“霸权”理论。霸权分为两种类别，即相对于政治社会的“政治霸权”和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霸权的根本问题是维护文化上的霸权，因为市民社会是“通过社会形式的‘霸权’职能”，不同于政治社会“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囗府所形式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 5意识形态暗含了这种含义：意识形态不是强制性的，表明了自身的自主性意义，赋予了社会的创造动力。而霸权的概念必须以“争霸”的过程来理解，体现中一种 “动态的平衡”。在大众传媒时代，这种霸权社会更加明显，大众传媒一方面维护领导集团的利益，为其歌功颂德，灌输他们的政策思想，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维持自身所赖以生存的受众群，又使其他属于各个集团的、个体的观念充斥进来，社会中冲突与共识、统治与抗争在文化霸权之下进行最根本的运作。6
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提出，开启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导致了在社会和哲学研究上的转向——意识形态、文化、伦理方向的转向。霸权理论确立了大众传媒这种“争霸” 场所的地位，为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范式。“主流意识形态的利益可以建构起这种规范性的结构并且占尽上风。但是，我们却在这条道上遇到了难以用 ‘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一语以蔽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观念与价值——‘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建构的。”7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学说思想主要影响在哲学界，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则为大众传媒批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文本作为大众传媒的具体意识形态的承载体，其内在的结构正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映，同时受众和大众媒介共同置身于大众传媒社会这种社会文本之内，大众传媒社会的本质只能够在意识形态机器论中进行内在结构的整体分析。8这为我们下面所要进行的春节晚会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场地和方向。
2、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20世纪 60年代发源于英国，在80年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以开放性的政治和文化视野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创造了一个蔚为大观的新欧洲学派。霍尔用福柯的术语评价文化研究，指出它实际上是“话语的构建”（discursive formation），因此对于文化研究，我们与其把它看作知识论，不如把它看作一种充满实践精神的方法论。9
在今天的传媒世界中，主要的交往实践集中于对权力性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权力性资源指生成支配他人行动的权力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体制、人缘、话语符号、媒介、身份形象等资源。权力性资源较之物质资源来说，更加集中而深刻地依存于传播和交往方式。文化研究所针对的，就是这一“权力性资源的占有和利用”。10在大众传播当中，谁占有了这种权力性资源，谁就会成为施动者。在春节晚会的传播中，拥有这种资源的，显然是中央电视台，以及背后的国家意志。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作为文化研究学派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他的理论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有着很强的指导性。霍尔认为媒介是表意（signification）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的过程建构现实（reality），制定“形势的定义”（definition of situation）,给阅听人（受众）提供一个世界的图景。虽然媒介并非直接从权力机构获得指令，或者有意识地对世界进行歪曲的解释去迎合优势定义，但是它们迎合每个人都同意的东西，也就是在这种共识的一般边界或框架之内才能合法地运作下去。11这些理论对于我们了解春节晚会的意识形态运作奥秘有着很大的帮助。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则将电视符码分为三个等级：其一，现实。我们看到的现实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的现实，而是经过了编码之后的现实。其二，表现。电视通过技术符码，如镜头、灯光、音乐等，使叙述、对话、斗争等得以实现。其三，意识形态。电视的符码同意识形态符码（个人主义、种族、阶级等）结合，被社会接受。也就是说，电视是在通过编码，传播意识形态。12费斯克的这一理论揭示了电视传媒的运作机制，可以说，他点明了电视意识形态生产的流程。
3、符号学及其他
符号学实际上是一种分析方法，是一门研究各种符号的科学，包括意义的各种系统和人们用信号来交流的各种手段。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符号学大师索绪尔的基础上提出了“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符号”只是符号表意的第一个层次，即“所指意义”；第一层次的符号又作为第二层表意系统的能指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所指，即第二层次“内涵意义”。内涵意义则直接把我们带入意识形态领域：即，从社会中的某个特定立场和某种利害关系来描述的世界观。13巴特认为内涵意义是大众传媒传送意识形态意义的主要途径。他称这种意义为“隐喻”。费斯克和哈特利在《解读电视》中认为，还应有第三层次的符号系统。在这一符号层次上，能指是第二层次的符号系统，所指是某种意识形态。这种基于传播符号的分析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通过春节晚会形形色色的表征符号，来探寻其中蕴涵的意识形态内容，正是本文所要浓墨重彩抒写的环节。
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他的著作《消费社会》和《仿真和摹拟》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符号和现实越来越不相关。在技术的支持下，模拟不再是对物的模仿，而是对符号的模拟。影像与任何现实都无关，不过是自己纯粹的仿像（simulacra）。现实的东西和想象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消失了。现实不仅仅是可以复制的东西，而总是已经被复制的东西——即超真实。真实和虚假、现实和想象的区别消失了。符号取代了现实，甚至比现实更真实。虚构的现实严重干扰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其后果就是现实的消失和仿像的统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日益增长的符号、媒介和表达系统的流通破坏了现实，代之以对现实的拟仿性表达。春节联欢晚会正是这样虚构了一个想象中的春节、想象中的中国，从而使全国观众都失去了对真正的知觉，而在特定的时间完全沉没于麻木的想象之中。
二、意识形态的解读：政治学和社会学文献
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即“理念”的“逻各斯”，字面上可称为“观念学”或“理念学”。“意识形态”意义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不同，基本经历了自我意识的存在论、认识论意义时期，直至转向社会的理论基础意义。14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明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意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5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在此中阐述了意识形态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还完成了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定位工作，即确立了社会生产、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图式。16
20世纪30年代，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m）发表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进一步深化了由马克思确认的意识形态理论。历史进程的发展使得阶级取代种族或民族而成为历史上演变的意识载体，同时社会及其相应的理智形式也随着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而不同，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得到的不是一种无时间性、固定不变的“意识本身”的虚构的统一，而是一种随着历史时期、民族和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的概念。17他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层面中的集体无意识观念。
卡尔•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出现了一个新方向，就是学界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来研究意识形态。到了阿尔都塞这里，意识形态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存在是“无意识的”，但“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规律的在线（形象，神话，观念和概念）体系”，18它“没有历史但却永存”，同时意识形态作为结构强加于人，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达到称霸的目的，这些国家机器中就包含着传播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19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则将阿尔都塞的这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发展出了“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里，原来那种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消失了，过去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著名短语），现在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20齐泽克认为这是一种自为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机器之下的人们清楚其中的奥秘，但乐意接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征服。这个精彩论断，成为解释当代传媒发展的很多问题的重要思想来源，也为本文阐述春节晚会的意识形态奥秘提供了绝佳的注脚。
齐泽克的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观点，同拉康（Malcolm B0wie Lacan）的精神分析学有互通之处。齐泽克在他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阐述了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幻象支撑起来的，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则认为“主体从来就是一种自欺”。他认为“主体的无意识即是他者的话语”。这种客体强大的自为意识形态之下，人作为主体的异化现象，构成了后现代视野里社会的主要表征。
2、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春节晚会所要宣扬的就是一种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在正文中会详细论述。国家主义叙事和民族主义叙事必然同历史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国家主义说到底，依然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潘忠党认为，“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从来就是国家主导的工程，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度更是如此。”21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囗权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民族被想象为一个有限的享有主囗权的共同体，“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驱动着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囗杀或者从容赴死。”22
三、春节联欢晚会：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文献
耿文婷的《中国的狂欢节：春节联欢晚会审美文化透视》一书分析了春节联欢晚会作为新时期以来对大众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艺术形式，其中蕴藏着许多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心理基因。这是从美学、文化学、艺术学角度来分析的，媒介研究的视野是缺失的。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上囗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网上大评判：万民点击春节晚会》和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的《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等著作上。也就是说这些著作关注的角度仍和媒介研究、意识形态批评无关。
王列军的《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实践：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社会学解析》采用了作为关系/事囗件的权力视角来分析春节晚会中的权力关系，通过对春节晚会常用的权力技术所做的分析，阐释出合法性和权力在春节晚会中的重要作用，解释了春节晚会为何会让人们“边骂边看”的原因。
赵斌在“Popular family television and party ideology：the Spring Festival Eve happy gathering ”（“春节联欢晚会：大众家庭电视和党的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春节晚会长期以“爱国主义”（patrioti?m）作为共囗产党的宣传诉求，而“爱国主义”情绪的大众动员在中国缺乏文化和历史资源。赵认为由于1993年“申奥”的失败使得1994春节晚会弥漫着一种沮丧和挫折情绪，春节晚会的“爱国主义”诉求遭受了严重挫折，因此春节晚会在这之后出现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 ）诉求的转向，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世纪情结”（century complex ）在中国有很深的“群众基础”，使得这种意识形态能在春节晚会上能得以很好的灌输。她以1997年春节晚会为例证明了这一点。23
学者吕新雨的《中央电视台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读解》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章指出了春节晚会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所做的触目惊心的篡改和编造，对整台晚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这篇文章未在媒介研究也就是传媒叙事角度做更多的挖掘，而相反由于笔墨分散，在文化研究层面上也是蜻蜓点水，触及不深。
徐迎春、王瑛的《对“看春节晚会”成为新民俗问题的思考》，对“看春节晚会”这一现象做了一些社会学上的分析，指出春节晚会塑造了一些仪式，达到了与民俗同步共存的结果。该文认为“负载文化的俗民群体与春节晚会共合”，使得春节晚会成为了一个新民俗。
第三节 研究的框架和设计
综合以上的文献综述，我们会发现对春节晚会的解读可以从多方面入手，事实上无论从美学、社会学、艺术学甚至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春节晚会，都不失为良好的研究路径。本文则主要采用了传播学中传媒批判的方式对春节联欢晚会进行解读，关注的重点在于两个：
1、 春节晚会究竟传达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2、 春节晚会通过什么样的修辞来传达这种意识形态的。
本文主要采用描述性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对媒介现象进行批评分析。批评工具是隐喻分析。从罗兰•巴特那里我们可以知道，隐喻是所有语言的基本结构性要素。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方式，植根于语言的隐喻性质。基本假设是：语言不是对它所在的世界的反映，而是建构组成了我们所在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的中介。语言和经验不可分割，我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获得意义，才能解释身边的事。
论文还将参考一些符号学的方法，对春节联欢晚会进行细致的内容分析。内容分析法的运用也是本论文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春节联欢晚会这个传媒文本中各个形态的节目的传播内容解读、传播强度分析以及文本表达形态和策略手段的分析，试图深入揭示其中所蕴涵的意义。
论文的基本框架是：
第一章：导论。包括问题的缘起、文献综述和研究框架。
第二章：新民俗：新意识形态和传统年俗的话语置换。还原春节晚会的本质，作为国家形象代言人的春节晚会背后高耸着的是怎样的权力和意识形态。
第三章：话语核心：国族想象对民间话语的攻略。分析春节晚会在言说什么，这种意识形态在春节晚会上所体现的内容。
第四章：修辞方式：粉饰太平的寓教于乐。分析春节晚会是怎样言说的，考察其修辞方式，来看看意识形态是怎样粉墨登场、浓妆艳抹的。
第五章：结语。
正文后附注释、参考资料和后记。
第二章 新民俗：新意识形态和传统年俗的话语置换
第一节 传统年俗——作为一种仪式
相传，古时有一种叫“年”的怪兽，每到除夕就从深海里出来伤害人命。后来人们发现“年”兽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于是每到“年”兽来时，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初一一大早，人们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形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春节。现在我们所说的春节一般指的是农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而在民间，传统的春节从农历腊月初八就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中间有一系列的传统风俗被人们年复一年地重复和进行着。这样的风俗从唐代以来就基本定形，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十分稳定，深入到了炎黄子孙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在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看来，仪式则是一种“文化表囗演”（cultural performances），引导人们承认支持着仪式所体现的宗教观的权威。24而仪式所涉及的，既可能是一种宗教性行为或与巫术相关，也可能是人生过程中与生命周期有关的纪念性活囗动，还可能如道格拉斯所言，“只是现代人日常生活中平凡的活囗动，却都带有原始仪式的特点”。25但总体说来，人类学中的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囗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26
中囗国人将春节称为过年，最早的时候，在这一天里，通过一系列虔诚演绎的年俗，来传达人类对时间、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礼赞。在这个节日里，所有同族的人都会身体力行地参与一系列的特定的仪式，这些仪式就是以某些身体语言和集体行为来塑造一种形象，这种形象反映了人虔诚的内心活囗动。在农业社会中，在古代的中国，过年的仪式行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祭祖、放鞭炮、唱大戏、扭秧歌等等民俗就是这种春节特有的表达“天人合一”境界的仪式。人们在这种仪式中将自己送给不可见的神灵，同时，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为生命能量的释放、对丰收的回味和企盼，借此来彰显生命的力量和对自然恐惧力量的蔑视。通过这些仪式来放逐、救赎人类自身，以求在新的一年里平安顺利。
这是传统年俗最根本的意义指归。随着春节的演化和变迁，一些习俗保留下来了，一些则消失了，而这样的流传演化则使“过年”越来越成为一种无意义的仪式。对于现在仍然存在的春节仪式，与传统春节里人们举行仪式时的意义指向相比，我们可以把春节的仪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到现在还保持了原有意义指向的仪式，包括祭灶、祭祖、接财神等；第二类是意义指向已经模糊或改变了的仪式，贴春联、贴门神、守岁等；第三类是几乎已经没有意义指向的仪式，只是惯常行为，如扫尘、放爆竹、吃饺子、派压岁钱等。总体看来，随着春节的变迁，春节里的仪式主要成为了一种提供意义的技术，或者有些已经纯粹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习惯了。27
传统的年俗缘何逐渐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表囗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仪式呢？
首先，社会集体心理促成的“神圣时间”使得年俗本身有了时间上的合法性。人们对于时间的体认具有主观性，对古人而言，如同神圣空间的存在一样，时间也是非均质的，存在神圣化的时间片段。节日就是这种神圣化了的时间片段，人类在这一时间片段中进行各种有意义的文化填补、以满足某种精神心理的特定需要。与平凡无奇的日常时间相比，这一特定时间具有某种庄严的、神圣的、令人激动的性质而成为“神圣时间”。28春节，也就是年节，就是这样的一种“神圣时间”，旧岁之末，新年之首，是结束也是开始，这种时间循环的关键点的心理意义被人们无限放大，变成一种类似圆形的时间形态，寄托着人们对时间流逝和肉体趋亡的恐惧，人们塑造了春节这个一经固定就不易更改的“神圣时间”，并由此演化出了一系列的风俗形式来固化这种心理意象和行动模式，最终使之成为一种社会仪式。
其次，中国这个固定的空间使年俗拥有了成为仪式的空间上的合法因素。在农业社会，中国这块土地，繁衍生息着代代炎黄子孙，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使疆域扩大的同时，也固定了人们关于空间的想象。空间的固定性需要某种仪式作为寄托，年俗的变迁是被箍在一个封闭的时间空间区域之内的。
再次，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年俗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体行为上的一种物象表现，其中蕴涵着劳动人民隐秘的心理祈求和盼望。和任何一种仪式一样，年俗在后来的演变发展中，这种心理上的意义越来越趋向于虚无，带动着人们的集体无意识，逐渐向着一种没有意义指向的习惯行为迈去。而这种原来意义的能指的失去，与其说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倒不如说，它被纳入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叙述体系，形成了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因此，年俗的发展也变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表囗演性的仪式了。
任何一种仪式形成之后，是不易改变的。年俗便是如此。那么作为被央视宣称为“新民俗”的春节晚会，又是怎样的一种仪式呢？
第二节 春节晚会——传媒镜像下的“新民俗”
农业社会为工业社会所取代，传统年俗也慢慢地随之发生变化。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消费盛世的出现，这些在农业社会里昌盛而且不可侵犯的年俗仪式渐渐面临着尴尬的命运。那就是何处才是它们生存的土壤？同时面临这种困惑的还有大众。人们在后工业社会里被流放，流放了太久，到哪里回归？到哪里去寻找、去参与古老的宗庙仪式？到哪里狂欢，救赎自身？这时，媒介出现了。媒介在一个压缩的时间和空间里，以文字、画面和声音等形式，将年俗平面化地展现了。而大众，被媒介培养和豢养的大众，在媒介中获得了这种仪式的片面功能，通过媒介营造出的假的仪式——春节晚会，在头脑中幻想自己参与，狂欢，祈祷，从而完成灵魂深处亘古不变的精神使命。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媒介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家里一台电子日用品，也不仅仅是它所提供的外界的新闻和娱乐功能，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改变，无论你是否喜欢或者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改变。正如“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和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29
在当代中国，伴随着80年代电视机在普通百姓家中的普及，人们闲暇时间在家看电视的生活习惯逐渐养成。在我国禁止鸣放烟花爆竹之后，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的程度提高，公共场所的减少，自我封闭的家居的增多，人们对春节的传统年俗越来越淡漠和疏远，这种疏远导致人们更加孤独，进而投入到电视传媒之中，弥补对于春节的想象，通过电视达到一种虚拟的过节满足。对于养成足不出户在家看电视习惯的人们，不看春节晚会，这漫长而隆重的除夕之夜又能如何打发呢？人类的经验生活喜欢化繁就简、具有整体一贯性，在电视时代的日常日子中逐渐形成的镜像生活方式在神圣时间依然奏效。
也就是说，媒介是促成春节晚会成为 “新民俗”的最主要的力量。1983年春节晚会的巨大成功使开始迈入电视时代的当代中囗国人将其视为春节除夕夜的重要年俗内容——传统的年俗结构被打破了。伴随着春节晚会的越来越模式化、程序化，人们对于春节的体验已经完全地镜像化了。人们所积极参与的不再是立体三维的真实空间，而是超现实的二维镜像空间。也就是说，人们所能感知到的春节，只是传媒镜像里的春节。中央电视台架满摄像机和各色复杂设备的演播厅成为春节仪式的举行场所。这是因为电视的神奇功能，它既可以深入到千家万户最隐秘的角落，又可以使这个仪式成为同一时空下的共同参与。小小的电视荧屏引领着人们的全部感知全方位地投入到除夕节庆生活中。这样的镜像体验使得春节晚会成为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新民俗”，成为了“全民性庆典”。
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经把日常世界划分为三个领域，即物质状态的“世界1”；精神心理状态的“世界2”；以及由人类精神产物构成的“世界3”。“世界3”即我们通常所称的“文化产品”或“符号系统”，电视艺术产品就包括在其中。30也就是说，电视媒体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和自主性的世界，它已经具备了一整套完整的叙事体系和意识思维。它通过自己的符号体系和技术手段来改变、重塑和控制现实生活。春节晚会大年三十晚上8点钟准时开始，和《新闻联播》每晚7点准时播出一样，时间上的准确性，作为一种媒体（世界3）对现实（世界1）的操控方式，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和对时间的感知，进而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媒体和时间的结合成为现代性控制我们感受、想象和思考的一种机制和力量。每到大年三十晚8点，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就只有春节晚会，哪怕不看电视节目，而是一家人在谈天说地，也会将春节晚会的声音作为聊天的“背景”声音。这种叙事技术也促成了春节晚会成为传媒镜像下的“新民俗”。
还有一种技术手段，就是现场直播。这使得每一位电视观众亲身感受到自身所处的生活时间与电视画面的影像时间是同一的。这种心理上的感受抹平了时间和空间的现实差距，以二维的镜像体验将人们的心灵感受连接在一起。实际上，这种现场直播带来的所谓时间“同一”是虚假的，因为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是有延时的，也就是说，传媒世界和现实世界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同时，现场直播不是即兴表囗演，它所有的叙事语言都是事先彩排好的，所谓的现场直播所带来的同一性只是一个幻象而已。
再加上春节晚会从1983年起连续22年的播出，以及它在拓展大众艺术领域、引领大众审美风尚等方面的巨大影响，使得春节联欢晚会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进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曾担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八届央视春节晚会导演的黄一鹤说，“自从1983年、1984年两次春节联欢晚会之后，人们就改变了过春节的老囗习俗。千百年来都是用吃饺子、放鞭炮来庆祝春节，现在则变成吃饺子、看电视、放鞭炮三大活囗动了。”31
综上所述，春节晚会消弭了距离，使得空间感消失；消弭了时差，使得时间感凝固；消弭了人的能动性，使得人们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守着固定的传媒机器，来观赏这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自然的身体力行的春节娱乐形式的传媒产品。千百年来一直遵循着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人们，如今被锁定在电视机前，人们头脑中关于春节/传统文化的想象、期许和尊敬开始慢慢消失，对于自然仪式的敬畏和尊崇也慢慢疏远，而伴随着的，是人们对电视/传媒文化的逐步信奉和依赖，以至于伴随电视成长的一代人的心中已经建立了春节——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样自然的条件发射，这就是央视所宣称的“新民俗”，一种将传统年俗置换为二维镜像体验的仪式。
只有春节晚会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仪式，它才能进入意识形态的视野，获得在意识形态领域游弋的合法性，也才能作为新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二十几年来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层面涂抹下浓重的痕迹。
第三节 新意识形态和传统年俗的话语置换
春节晚会上的“春节”是个被篡改的民俗符号。实际上，“春节”这个民俗符号在历史上一直是被篡改着的。春节也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封闭的民间叙事文本，而是一个融合了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交锋的场域，尤其是权威意识形态进行话语置换的象征资源。早在周代，朝廷就在春节的时候举办“朝会”，这种官员之间的团派会代表了官方意识形态对春节意义的侵蚀。而在中国长达几千年里的封建社会里，在集权的最高顶端，官方意志通过自上而下的统治关系，利用“春节”这一契机，进行某种“普天同庆”的官民联欢，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皇帝向上天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丰。这里，官方意志借助“自然”，置换了民众的生活想象，达到了缝合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的目的。
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春节传统遭受了较大冲击，春节被改造成了“革命化”的春节。那个时候的春节已经不存在，完全被意识形态谋杀。改革开放后，春节习俗又开始恢复，但已经不复为最原始最本初的意义了。因此，1983年春节晚会的举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春节习俗的一种回归，但当我们仔细剖析这种仪式的时候，就会发现，事实远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么简单。
我们发现，在春节晚会这个舞台上，意识形态仍是主角，对传统年俗实现着话语置换。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里问道：“谁是话语的主体？”电视话语的主体问题关系到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着表达国家意愿与统治阶层根本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宣扬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并带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所谓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主导文化，就其深层次内涵而言，是这个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念、民族情感、道德伦理、思维方式的综合体现。这在中国这个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作为一种主导型的意识形态，一种以党－国为主要逻辑续承的意识形态，必然要通过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来完成教化。这其中大众传媒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种，有着很强大的作用。意识形态只有实践下去，有了某种物质化的载体，才能达到控制的目的，否则，没有客体的凭依，意识形态只能是空中漂游的浮云，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而已。意识形态寻找客体的过程，就是传媒文本叙事的过程。在这些传媒的文本中，这种国家意识形态是隐蔽的，却是客观存在的，可谓“缺席的在场”，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也因此形成了我国的主导文化。春节晚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本。
前已述及，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某种公共仪式的实践才能达到阿尔都塞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并不是公开的，而是隐蔽的，我们内化了意识形态，因此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和效果。”32春节晚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表囗演性的公共仪式，因此意识形态同春节晚会合谋，意识形态篡改了公共仪式的意义，对传统的年俗进行了话语置换，进而重构了生活本身。
首先，国家话语对民间话语的置换。春节表现的是人类对时间、对自然界生命节律的敬畏和礼赞，一系列的庆典活囗动是对生命的祈福，对死亡的恐惧和超越。比如大吃大喝，在春节，最贫苦的人家在这时也会尽量让家人吃一顿好的。按照巴赫金对大众宴会的分析，吃的仪式包含两个意义，吃意味着死亡，用嘴吞咽了世界；又意味着新生，吃掉是庆祝对世界的战胜，吃才能活，死亡与再生，毁灭与创造，生命就是这样在吃的仪式中周而复始。还有，唱大戏，这种中国民间的传统风俗表达的是大欢喜，是大团圆，是一个民族自我生存的本能表现，从根本上说是民间的和世俗的。33显然这些民间化的仪式和风俗作为一种叙事的文本是属于民间的、个体的话语空间。然而在春节晚会中，我们发现，这个民间的、个体的话语空间被置换为国家的、公共的话语空间。每年的春节晚会都有其主题，但几乎都体现了“团结”，而非“团圆”。（表1）“团结”是一个意识形态化了的具有政治色彩的词，“团圆”则是一个民间的充满温情囗色彩的词。“团结”对“团圆”的置换，正是国家话语对民间话语置换的一个缩影。
表1 1983－200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主题定位
年度 主题定位
1983 团结、欢乐、希望
1984 爱国、统一、团结
1985 团结、奋进、活泼、欢快
1986 团结、奋进、欢快、多彩
1987 团结、向上、喜庆、红火
1988 团结、奋进、欢快
1989 团结、欢乐、向上
1990 团结、和谐、欢快
1991 团结、欢快、多彩
1992 团结、欢乐、祥和
1993 欢乐、祥和、自豪、向上
1994 团结、自尊、奋进、企盼
1995 家庭的团聚，各民族的汇聚，炎黄子孙的凝聚
（亲情、友情、乡情）
1996 欢乐、祥和、凝聚、振奋、辉煌
1997 团结、自豪、奋进的中囗国人
1998 中华民族春节大团圆、万众一心迈向新世纪
1999 欢乐、美好、动情、奋进
2000 江山多娇跨世纪，龙腾报春迎复兴
2001 新世纪 新希望
2002 祥和、欢乐、热烈、振奋
整个春节晚会中，民间的过节情结纳入到了国家叙事的大框架之中，而春节晚会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媒载体，通过“春节”这个民俗仪式，将民众的原始共同情感（合家团圆、丰收、富裕、祥和，等等）置换为人民的国家想象（全国人民大团结、国泰民安、民族复兴、国家繁荣昌盛，等等），最终将春节这一传统的民俗篡改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仪式。34
其次，统一宣传对情感交流的置换。前已述及，春节是普通百姓心灵释放的“神圣时间”，内心中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敬畏和礼赞统统在这一天得到表达，也就是说，春节这个民俗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情感交流的时空。大年初一人们走亲访友，互相拜年，体现的是浓浓的“年味”，是亲情、友情、爱情的共同融合。同时，民间的年俗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年俗中的很多活囗动都需要全家人、或者全族人共同参与，这样的仪式成为家庭成员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纽带，在对时间、对生命的无限尊敬和无限喜悦之中，人们实现了情感的升华和心灵的狂欢。而在春节晚会中，这种情感交流不再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现实存在了，而是由电视机里所传播出来的一种统一宣传。民间的节日变成了媒介的假日，人们接受着媒介传达出的虚情假意。在春节晚会中，这种虚情假意还是一种国家话语，是意识形态的统一宣传，宣传的内容虽然也是快乐、欢腾、多情，但这些感情没有一样是个体自身真切感受到的。国家的喜乐就是个体的喜乐，这种统一宣传的逻辑和内容成为意识形态教化功能的一种弥漫的传播。
再次，受众旁观对个体参与的置换。在上一节中笔者说明了电视的普及促使春节晚会成为一种普遍的公共仪式。正是电视媒介，正是在电视上如火如荼的春节晚会，完成了受众旁观对春节年俗中个体参与的置换。在传统年俗中，每个人都是春节的主角，人们身体力行地参与春节中的每一项风俗仪式，在个体参与中体会时间的沧桑感和情绪的大起大落。而当春节晚会出现之后，人们成了守在电视机前的“沙发土豆”，所有的传统的年俗在这里都显得不重要，人们只要投身到电视机之中，去感受春节晚会带给他们的歌舞升平囗和虚拟狂欢。在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中，人们似乎是在场，甚至是在现场的，而实际上，个体是缺席的，个体只是电视受众中的一员。电视里无论怎样地浓妆艳抹、极力渲染，毕竟不是自己参与的春节，而是电视里的春节，国家的春节，在这样的春节面前，每个人实际上都只是旁观者。个体只能在主持人的引导之下，感受那种虚拟的热烈氛围。现代媒介社会中，春节晚会实现了受众旁观对个体参与的置换。
第四，片面观感对全知体验的置换。传统年俗中，个体是直接参与种种情感交流的仪式的，因此民众对于其生活的圈子中的喜怒哀乐是全知体验的。而在媒介时代，这种全知体验被片面感知所替代，作为媒介的受众，个体所接受到的只有媒介通过议程设置过滤出的信息。在春节晚会中，我们只能跟随着摄像机的镜头，跟着主持人的指引，去关注那些电视“让”我们关注的内容，而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角落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无所知晓。受众在春节晚会所获得只是虚拟的符合意识形态标准的媒体狂欢，视角的单一、观感的片面是媒体话语霸权所造成的结果。
由此可见，春节晚会作为“新民俗”拥有了意识形态宣传的合法地位，也因此作为一种公共仪式被意识形态蓄意篡改并且对其中的意识形态符号加以放大。传统年俗被置换成了意识形态涂抹之下盛世欢腾、莺歌燕舞的春节晚会，民间的春节成了国家的春节，国家关于春节的统一宣传代替了民众的情感交流，同时国家借助意识形态机器完成了对民众个人的技术改造，从全知的仪式参与者退化成片面享受的电视旁观者。于是，春节的真正意义在春节晚会中消亡，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披着年俗的外衣、打着联欢的旗号，在电视媒体上表囗演的意识形态的舞蹈。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总是觉得，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晚会一年比一年漂亮，但为什么年味却一年比一年少了呢？90年代以来，对于春节联欢晚会的不满的呼声不绝于耳，其原因正在于此。
那么受众的能动性在哪里？为什么春节晚会年年被人骂，却年年办？为什么人们每年都在边骂边看春节晚会？受众在观看春节晚会时到底是怎样的心理？这一切根源于中国的新意识形态本身。
第四节 新意识形态与春节晚会
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间，我国的意识形态气候一直都比较严肃。按照宗教意识形态、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分野，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主义”与“国家”的混合，可以称之为党－国意识形态。35这种“旧”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于阶级，以阶级来建构党－国叙事，认同的逻辑是主义先行，党领导国，国从属于党。在这种意识形态弥漫之下，春节晚会是不可能产生的。
春节晚会产生的必然，也就是新意识形态产生的必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党－国意识形态开始出现松动，伴随着一系列细微而试探性的“去政治化”举动，党－国意识形态中的“主义”渐渐弱化，相应的，这种意识形态向着国家意识形态演化。意识形态的松动带来的必然是意识形态机器的怀柔化，于是传媒中的综艺节目渐次萌芽。1983年春节晚会的举办正是这种“新”意识形态出现雏形的见证。在本文的第一章第一节中，笔者曾引用了央视某有关负责人所说的春节晚会“要表达央视的主流文化的意志，而不是全国好看的节目的大杂烩”。而实际上1983年的春节晚会在当时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中，正是作为一台“全国好看的节目的大杂烩”而存在的。这一年，李谷一一人连唱7首歌，杨丽萍跳了著名的《孔雀舞》，整台晚会更像是联欢，没有处心积虑的主题理念。但这样纯粹的作为综艺节目的春节晚会只能成为回忆，从1984年开始，国家意识形态就成为春节晚会的火车头了。
应该说整个的八十年代都是这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初期。国家意识形态不再以党的利益、阶级利益作为核心，而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作为诉求的重点，更加强调了国家之为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能。这个时候的意识形态逐渐体现出了国家的本质。同样的，春节晚会也十分贴切地反映着“旧”意识形态向新意识形态的艰难过渡。纵观20世纪80年代的几台春节晚会，可以发现意识形态的流变轨迹。这个时期的春节晚会主要看相声。作为一门讽刺艺术，相声通过其戏谑式的喜剧为大众提供了狂欢的渠道。80年代的相声用一种平民的视角（以姜昆为代表）对神圣形象和僵化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戏谑式的反讽，如1987年《虎口遐想》（姜昆、唐杰忠）、1988年《电梯奇遇》（姜昆、唐杰忠）等。这种反讽消解了意识形态中不合时宜的成分，大众则从这种反讽仪式中获得了暂时的平等和满足。
20世纪90年代是新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时期，党的话语、政治话语已经弱化，国家话语、民族话语、经济话语成为主流，同时生活话语开始进入。对应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社会也进入了转型期。思想进入多元开放范式，经济进入全民经商模式，文化出现世俗骚动和个体化倾向，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充满欲望活力、充满机会和刺激的“场域”。于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开始温情脉脉，多了几分俗世情真。反映到春节晚会当中，可以看出90年代歌舞类节目的地位大幅提升，已不再是80年代的点缀和衬托，且反映的主题也越来越鲜明，成为意识形态教化最温情的工具。进入9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相声这种参与宏大叙事的艺术形式开始没落，而更多构建微观叙事和反映日常生活状态的小品开始崛起。小品以一种微观的、个体的、不介入宏观思想的话语体系为自己构筑起了一道护身符，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躲避崇高的精神窝棚。36从此小品成为春节晚会上的主菜，它的身上也越来越多地负载了叙事功能。
时间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新意识形态也已定型。这种新意识形态是以“共同利益”为诉求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国家－民族”为本位，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饱和，将这三者统合成一个主体，通过低姿态的大众娱乐消费和高姿态的国族权力的谋取，共同完成关于中国、中华民族的国族想象。新意识形态，从政治角度说，就是国、民、民族三位一体的立体式意识形态，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三位一体而来。它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传媒。而传媒也通过其特有的传媒文化和传媒叙事手段来反映和彰显了这种意识形态。从经济角度说，它迎合了城市化的极度扩张和人们消费欲望的日臻旺盛。消费，不仅是物质的消费行为，还有文化的消费心态。消费行为本身与经济基础失去关联，城市贵族与平民阶层产生断层。从社会角度看，新意识形态凸现了社会危机感的消失，整个社会的复杂性和多阶层、多维度的立体特征被磨平，越来越倾向于单一的平面化的构建模式，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忽视了身边周遭的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所看到的社会是媒介中制造的社会假象，形成了新的社会无意识。从文化角度看，新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传媒文化之中。文化的精英性质不见了，文化的传统流传性质被隔开了，取而代之的，是经过处理的压缩的平面文化，它满足的正是人们虚幻的想象，和由想象所带来的实际的社会行为。
新意识形态置换了传统年俗，成为春节晚会的主题叙事。进入新世纪的春节晚会给我们的印象总是宏大的歌舞、华丽的灯光、鲜艳的服装和矫情的制景。歌曲节目和小品成为了叙事的主角，2000年春节晚会中歌曲节目就达28个（见表2）。关于春节晚会的叙事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表2 200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
节目 演囗员
第一篇章 笑口常开闹今宵
1、歌舞《把春天迎进来》 章子怡
2、相声《旧曲新歌》 冯 巩 郭冬临
3、歌舞《军中姐妹》 张薇薇 张莉莉
4、歌舞《打个电话》 林志炫 满 江 满文军 黄格选 亚 民 疆 粤 孙笑一
5、小品《同桌的她》 潘长江 巩汉林 王思懿
6、少儿歌舞《找朋友》 白 雪 陈 红 甘 苹等
7、歌组合《明星反串闹新春》 臧天朔 田 震 韦 唯 尚长荣 李谷一 刘长瑜 佟铁鑫 王 静 尹相杰 于文华
第二篇章 国盛家和万事兴
1、 歌舞《大年三十》 温兆伦 伊 扬 含 笑 杨 洋 金 彪 凯 璐 凯 钥 方 方 圆 圆
2、戏曲《地久天长百年好》 刘桂娟 赵秀君 李 洁 李佩虹 于魁智 杨春霞 赵葆秀 孟广禄 耿巧云 管 波 唐禾香 马 帅 张火丁 柳国维 史 敏 李 军
3、歌曲《给我感觉》 张惠妹
4、小品《钟点工》 赵本山 宋丹丹
5、歌曲《温情永远》 刘 欢
6、歌曲《溜溜的他》 林心如 崔永元
7、小品《爱笑的女孩》 蔡 明 句 号 文兴宇
8、歌组合九九新歌
《新年快乐》 陈震东 唐 平
《快乐成群》 孙慧莹 慧 子
《白桦林》 朴 树
《谁》 谢雨欣
《把耳朵叫醒》 金海心 动感男孩组合
9、歌曲《家和万事兴》 郁钧剑 张 也
第三篇章 中华儿女团聚情
1、少数民族歌舞乐《爱我中华》 景冈山 孙国庆 江 涛 韩 磊 朱 军 郭 蓉 拉姆措 阿不力孜.聂 孙 静 王 燕
2、《澳门－我带你回家》 梁咏琪 黄伟麟 周冰倩 蔡国庆
3、小品《看娘》 黄 宏 凌 峰
4、歌曲《长江长》 董文华
5、音乐剧《笑一笑》 赵 薇 林依轮 孙 悦 陈婷婷 徐 磊 张 婧
6、歌曲《快乐2000年》 黎 明
7、微型短剧《品茶》 倪 萍 赵忠祥
8、歌曲《西部狂想》 那 英 解小东 幺 红
9、歌曲《天地喜洋洋》 彭囗丽媛
第四篇章 人逢喜事精神爽
1、歌组合《开门红》 、 汤 灿 火 风 鲍 蓉 刘海波、
《你幸福我快乐》、 蒋雯丽 吴若甫 傅笛声 任 静 孙 浩 周艳泓、
《红彤彤的春天》、 戴玉强 张 燕 、
2、歌曲《你好吗》 宋祖囗英
3、小品《青春之约》 郭 达 孙 涛 苏 岩 唐 静
4、舞蹈《新嫁娘》 马威威等
5、相声小段《谈情说爱》 姜 昆 戴志诚
6、歌组合大喜临门
《甜蜜蜜》 肖 娅 李 煜 朱含芳
《花好月圆》 谭 晶 耿为华 刘春梅
《祝你好运》 刘媛媛 张媛媛
《中国大团圆》 孙丽英 刘 斌
《今年喜事多》 孙 洁 王 颖 张 宁 杨 洋 张晓芬 王 莹 张 妮 李函曦
7、歌曲《今生永相伴》 谢霆锋
8、歌曲《举杯吧朋友》 阎维文 殷秀梅
第五篇章 龙禧千年颂新春
1、歌舞《今霄久久》 祖 海 吕 薇 周 芳
2、歌舞《龙禧千年》 陈 瑶 李倩倩 陈 真 王庆君 张 娟 梁 樱 马晓晨 甄 真 礼仪小姐
3、歌曲《送给你》 梦 鸽 罗宁娜 杨九红
4、歌舞《今夜无眠》 张 迈 屠梅华 李丹阳 吕继宏 王 霞 廖昌永
卡尔•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开始转向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中国的新意识形态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尝试用齐泽克的理论来阐释新意识形态和春节晚会。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不再是传统的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假认识”，而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存在”，并且为大众所知晓。他提出的著名论断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就其基本层面而言，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37新意识形态也是这样，大众清楚而了然新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也知道自己在其中受到教化和熏染，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心甘情愿。意识形态之所以能让人们如此地虔诚，是因为它背后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支撑着它。“崇高客体”是一个抽象概念，指具有“崇高”属性的物质客体。“崇高”属性则是由客体的某种程度的符号权威的保证来支撑的。对于新意识形态来说，春节晚会就是这样一个崇高客体。它本身的叙事手段和符号体系具有崇高属性，注入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因此，它成为人们接受意识形态规训的一条通道。人们在春节晚会中清晰看到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教化，对于它的叙事规律已经了然于胸，但因为它是春节新民俗的公共仪式，于是大众心甘情愿地浸淫其中，为它喝正彩，也会它喝倒彩。
90年代以来春节晚会年年遭骂，年年还有人看，而且收视率相当不俗，人们对春节晚会充满了爱恨交织的情绪，边骂边看，所谓“不看春节晚会后悔，看了春节晚会更后悔”，这种现象，正是作为新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春节晚会所具备的“崇高”属性的具体体现。
第三章 话语核心：国族想象对民间话语的攻略
第一节 对《难忘今宵》的分析
难忘今宵
乔羽 词 王酩 曲 李谷一 唱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无论天涯与海角
神州万里同怀抱
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共祝愿祖国好
共祝愿祖国好
告别今宵告别今宵
无论新友与故交
明年春来再相邀
青山在人未老人未老
青山在人未老
青山在人未老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首《难忘今宵》首唱于1984年，因其歌词贴切、旋律优美，从此固定下来，成为春节晚会的结束曲，广为传唱。抛开其旋律不谈，我们来分析这首歌的歌词所表达的内容。
难忘今宵，其中的“今宵”，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除夕之夜，而是被意识形态用技术过滤过的时间。它指的是中央电视台的“今宵”，春节晚会的“今宵”，国家的 “今宵”。传统意义上的除夕之夜，固然难忘，但由于时间的流逝，它必定不会逗留凝固，每一年的除夕都是不同的。而“今宵”则是技术化意识形态化了的词，它是凝固的，电视媒体给了它永恒的生命，当代社会，信息和文化是可复制的，当除夕过去，人们仍然可以在任何想看的时间来看到“今宵”，也就是春节晚会的复制品。即使不看复制品，春节晚会连续举办了22 年，相近的主题只能重复和加强“今宵”的技术性，22年的难忘，要达到的是永远不忘。同时，这里的“今宵”，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今宵”，一年来的中国事囗件，一年来的中国文化，一年来的中国民生，统统在“今宵”汇聚，达到了意识形态的最高点。这样的“今宵”，想忘都难。
由于“今宵”不是百姓的今宵，民间的今宵，那就不难理解歌词的第一段了：“无论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可以看见，国家才是歌颂的主体，这里的国家概念是用疆域来体现的，“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体现了强烈的国家话语。“同怀抱”，整个国家在谁的怀抱之中呢？文艺的词汇指向的是国家权力的中心 ——党。正是在党的怀抱中，国家才可以天涯海角、神州欢腾，“今宵”难眠。所以，才需要“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这个歌词反映的正是党－国意识形态的遗痕，国家是唯一的叙事者。
而春节并不只是国家的，创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歌词的第二段出现了民间的话语，“无论新友与故交，明年春来再相邀，青山在，人未老，人未老。”它与传统春节走亲访友的风俗是合拍的，而这首通俗歌曲所要表达的内涵显然更年轻一些。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反映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青春和蓬勃的生命力。“明年春来再相邀”，这是春节晚会对民众的广告，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对民众的邀请。“青山在，人未老”，表现的正是国家与人民的团结，也正是在这里，整个歌曲的叙事走向宏观，达到了教化的高潮。
由此可见，《难忘今宵》这首歌表达的是央视－国家二位一体的祝愿，也成就了意识形态和国家叙事的主线，开始在渲染于以后的每一届的春节晚会。《难忘今宵》的意旨正是春节晚会话语叙事的象征，集中体现了国家叙事的喧嚣和民间话语的局促。
第二节 国族叙事的喧嚣
22 年来，团结、喜庆、奋进等词汇一直是春节晚会的宠儿，无他，只是因为这些词所代表的意义正是春节晚会所要表达的主题，也是22年来春节晚会自始至终贯穿的新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同时，我们看到无论是多样化的节目形式还是多元化的节目主旨，共同的基调却都与新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在这场欢声笑语的融合了中囗国人过年的传统和一年来的国家大事的春节晚会中，中国——这个国族想象的核心才是唯一的主角。
一、 国家叙事
新意识形态是融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为一体的意义体系，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是其中话语的主流。国家是新意识形态的中心，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国家进行诉说，而春节晚会作为国家的代言人，则为新意识形态的叙事提供了一个宏大的舞台，这个舞台上，各种形式的对国家的赞美与抒情、叙事与升华，统统浓墨重彩，极力渲染。
国家叙事常常通过个体的一种情感历程和叙述经验来完成。情感历程主要以歌曲为主要形式，对国家进行不遗余力的倾诉和赞美。这里，与其说是个体的情感历程，不如说是国家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参照物，或者说影子，通过这个参照物/影子来诉说国家本身，也就是说，这个个体是虚假的，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国家，事实上是国家在自说自话，而作为歌手，只是国家意志的一个传声筒而已。代表作是歌曲《我属于中国》（1996年）。
我属于中国
田地、阎肃 词 王佑贵 曲 彭囗丽媛 唱
你说我是你遥远的星辰
从前的天空也有我的闪烁
你说我是你失收的种子
从前的大地也有我的花朵
你说你一直在倾听我流浪的脚步
你说你始终在注视我海边的渔火
你用永照人间的日月告诉我
你用奔腾不息的江河告诉我
我属于呀你我的中国
我属于呀你我的中国
你说你理解我的冷漠
长长的离散我才学会沉默
你说你懂得我的珍贵
百年的沧桑才有我那顽强的体魄
你说我漂泊是你屈辱的记忆
你说你思念是你品尝的苦果
你用千秋不老的历史告诉我
你用每天升起的旗帜告诉我
我属于呀你我的中国
我属于呀你我的中国
——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首歌用“我”的主观视角来叙事，抒发了对第二人称“你”——国家——的赞美。歌中用非常文艺化的词汇回顾了“你”的历史，同时以特定的语词构成了对“国家”的隐喻，如“永照人间”、“千秋不老”、“旗帜”、“黄河”等等。这里，“你”是国家，是实体，是歌颂和赞美的对象，而“我”则是虚假的个体，或者说是泛指的中囗国人民。用“我”的卑微和虔诚来衬托“你”的光荣和伟大，是国家叙事中惯用的手法。而个体的虚无存在和国家的概念化符号则是国家叙事中常见的修辞。
个体的叙述经验同个体的情感历程一样，同是为国家进行自我宣传提供一个画皮而已。如果说，歌曲的自我赞美过于露骨的话，语言类节目的叙述经验则有了更为个体化、民间化的外衣，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产生更为亲和的效果。
昨天 今天 明天（片段）
表囗演者 赵本山（简称“赵”） 宋丹丹（简称“宋”）
崔永元（简称“崔”）
……
崔：哟，都准备好啦？
赵：改革春天吹满地，中囗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崔：是首诗。
宋：该我了。
崔：大妈也准备啦？
宋：我站着说。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囗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旮旯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
崔：这大过年的，咱说点高兴的事。
……
赵：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崔：这做报告啊？
赵：这样说不行吗？
崔：行，行，您说吧。
赵：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
——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春节晚会意识形态话语的典型。我们试图分析其中的符号系统。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东北的农民夫妇（东北文化是春节晚会的主流，农民是社会的最底层。强势文化下的弱势群体，是最典型的符号。）和一个节目主持人（可以看成是中央电视台的代表，他所代表的正是庙堂的最高点，获得主流承认的重要机构）。而这对农民夫妇在节目中叙述了两人一生的婚恋，从中折射出了建国后的中国风貌。显然，这是一种虚构的故事情节，这些虚构的故事情节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夫妻俩的婚恋与其说是折射了中国发展的轨迹，不如说是暗合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在所引片段中，两口子朗诵的诗歌是对上一年的国内国外大事的总结，语言诙谐幽默。这样的个体经验总结，不过是在国家叙事的建构中兜圈子，这中间，没有个体，或者说个体只是国家叙事的一枚棋子。绕来绕去，说的还是一个主题——国家。唯有国家，才能统合一切话语的洪流，唯有国家，才是春节晚会要表达的唯一内容。
二、 党－国叙事
在党－国意识形态盛行的年代，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传媒要完成宣传的任务。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是国家利益的代表，从中央电视台传出的声音就是国家的权威声音。具体到春节联欢晚会，很难说，晚会“基调”的制定是单方面宣传纪律的指令和遵守，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现有中国传媒运行体制之下，传媒本身和传媒背后权力的一次习惯性的默契和合唱。在传媒批判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派认为，文化的生产与流通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经济与政治体系之中，由国家、经济、社会机制、文化以及如同媒体这样的机构之间的关系构建而成。传媒运行不是传媒单方面的行为，而是受制于国家、经济、社会机制等多种因素，归根到底，传媒背后隐藏着的那个权力决定了传媒的实际表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22年的晚会基调凸现了隐藏在传媒背后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就是党－国意志。也就是说，这台晚会与其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不如说是党的晚会。这里，党是领导国家的。
春节晚会中，常常以个人化的叙述语气讲述故事来表现这种党－国意识形态叙事。个人化的叙述表面来看是一种个人体验的总结，而实际上表囗演者并非亲历者，他（她）所叙述的事情只是一种艺术的虚构，并不存在。并且，表囗演者在春节晚会这个舞台上，代表的不是个人，不是他（她）的作品中的主角，而是意识形态塑造下的一个陌生的不存在的人物。这个陌生的“它”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个体的经验推广到普遍意义上，从而纳入党－国叙事的体系之中。这种体系呈现出几种推理模式：第一种，党—人民或人民—党；第二种，党—国家—人民或人民—国家—党。而下面的两个节目则是这两种推理格式的典型。
党啊，亲爱的妈妈
龚爱书 佘致迪 词 马殿银 周右 曲 殷秀梅 唱
妈妈哟妈妈啊，亲爱的妈妈
您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
唱着夜曲伴我入眠
心中时常把我牵挂
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
您的品德多么朴实无华
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
您激励我走上革命生涯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您就像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
教育我爱祖国，鼓励我学文化
幸福的明天向我招手
四化美景您描画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您的形象多么崇高伟大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您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
——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表达之露骨已经不言自明。个人经验的叙述几乎没有任何的过渡，就直接纳入了“人民—党”的推理模式，唯一的转换器是“妈妈”，“妈妈”的个性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是只是一个虚假的符号，它的作用是用来替换“党”的，“妈妈”就是“党”，“党”就是“妈妈”。因为“妈妈”这个符号的存在，党－国意识形态宣传似乎也带有了些许温情。
另外，对党的赞美有时候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抒情和称颂。这样的节目以歌曲为代表，典型的有《春天的故事》（1997年）、《走进新时代》（1998年）、《为了谁》（1999年）、《情系人民》（2004年）等。
相声《今非昔比》（片段）
表囗演者：王敏（甲）陈寒柏（乙）
甲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乙 ：给你们拜年了，父老乡亲们，过年好哇！
甲 ：等会儿，我们在演出啦，你怎么上来就喊啊？
乙 ：你不认得我啦？
甲 ：你是？
乙 ：我是你老舅啊。
甲 ：我是你二叔！
乙 ：你占我便宜。
甲 ：我可先吃的亏。
乙 ：怎么忘了，当年你下乡住俺家里，俺家里年年吃救济，人人吃救济，你给起的外号“老救”啊。
甲 ：啊！你是靠山屯的那个“陈老救”。
乙 ：你怎么能不认得我了呢？
甲 ：不是，平时来的时候腰里系根电线，今天借那么一套衣服，我都不敢认了，你瞧——
乙 ：这不过年了嘛，我给你送点东西。
甲 ：哎，打住！送东西，上回送我四个老玉米，扛走我一袋白面。
乙 ：这回不送你老玉米了。
甲 ：送我什么？
乙 ：送你个笔记本。
甲 ：就是笔记本，哎，别别，先跟我回家。
乙 ：干什么？
甲 ：我爱人把衣服准备好了，带回去，给孩子们穿。
乙 ：又给你添麻烦了。
甲 ：咱俩你还客气什么呀。
乙 ：不带。
甲 ：怎么不带了？
乙 ：我怕带回去，孩子们不穿了。
甲 ：平时带的衣服，孩子们可都抢着穿！
乙 ：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
甲 ：现在——
乙 ：孩子们赶时髦咧，大人们也赶时髦咧！
甲 ：是吗？
乙 ：俺家里那大嫂——
甲 ：大嫂？
乙 ：看着城里的妇女穿那个裘皮大衣，她也照着那买一件。
甲 ：你给她买一件呗。
乙 ：结果穿出笑话来了。
甲 ：还穿出笑话来了？
乙 ：买回去头一天就穿出去显摆，对门那二婶看着纳闷啊！
甲 ：纳什么闷？
乙 ：嗯，她大嫂啊，你这个尼龙绸大衣，怎么这么厚呢？
甲 ：等会，不是裘皮大衣吗？
乙 ：她把那个毛冲里穿了！
甲 ：毛冲里穿啦？！
乙 ：她说这么穿暖和。
甲 ：赶紧翻过来。
乙 ：翻过来过来穿了一天又不敢穿了。
甲 ：怎么又不敢穿了？
乙 ：就她那个身材，（甲 ：啊）一穿出去，（甲 ：嗯）全村的狗撵着咬啊！
甲 ：狗咬她干吗呀？
乙 ：拿她当了狗熊了！（甲 ：嗨！）
甲 ：这样吧，（乙 ：怎么样？）过年啦，我送你个大礼。
乙 ：什么大礼？
甲 ：我刚买了个大背投。（乙 ：啊）
甲 ：家里那台29寸的电视，你拉走！
乙 ：29寸的大彩电，（甲 ：怎么样？）有这么厚啊（手势）。
甲 ：不是，大彩电。
乙 ：能挂墙上的？
甲 ：不是，你说那个新产品，叫等离子电视。
乙 ：对，等离子的。
甲 ：是吧？
乙 ：还是你能叫上名来。
甲 ：你都没见过吧。
乙 ：俺家里挂了两个我都叫不上名来，嘿嘿。
甲 ：啊，你家里挂两啦？
乙 ：楼上一个，楼下一个。
甲 ：嗨哟，陈老救，你可够超前啦！
乙 ：一般，全村第三。
甲 ：这才排第三位？
乙 ：买晚了，（甲 ：是吗？）有两家去年就挂上了。
甲 ：这么说，你是真有钱了。
乙 ：党的政策好啊，（甲 ：是啊）过去不敢想的事现在都成了现实了，要不怎么敢送你个笔记本呢？
甲 ：我说你等会儿，咱俩关系这么好，你有钱了，送我个笔记本？
乙 ：笔记本电脑。
甲 ：电脑？
乙 ：拿不出手啊。
甲 ：能能能，在哪呢？快点！
乙 ：在我那个马车上搁着呢。
甲 ：你还赶着马车来的？
乙 ：我开着马车来的。
甲 ：马车能开吗？
乙 ：宝马车呀！
甲 ：你都开上汽车啦？
乙 ：不是要奔小康社会嘛！
甲 ：哎哟喂，这么说，你是真富啦！
乙 ：党的政策好，（甲 ：是啊？）过去不敢想的事全成现实了。
——2003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个短短的小品片段用的是忆苦思甜且侧重思甜的陈旧桥段。作为一种反讽的艺术，这个相声作品传达出的“党－国”叙事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掩饰。这里，个人（陈老救）的致富经历被推广到了普遍意义上，“一般，全村第三”，再从这里出发，推及到国家，“要奔小康社会”，最后高潮集中在党的身上，“党的政策好！”（请注意，这句话在这个小品中重复了两次，见斜体字部分）推理的模式是，人民—国家—党。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交织的叙事逻辑在历年春节晚会上不胜枚举。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的这个相声虽然完全符合了意识形态叙事的规律，但却是极端不真实的，作品中“等离子电视”、“宝马汽车”、“裘皮大衣”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农民用过，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生活依据而凭空想象，用来迎合宣传口径的作品，体现了春节晚会的虚伪，这个相声表囗演时观众几乎没有笑。正是这种表囗演的虚伪和接受的拒绝姿态反映了新意识形态的特点，“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
三、 民族叙事
国家是一切思想集中汇合的中心，因此，民族主义也纳入了国家叙事的建构之中囗，共同构成了国族想象的宏大空间。在这里，中国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就是中国。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囗权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民族被想象为一个有限的享有主囗权的共同体，“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驱动着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囗杀或者从容赴死。” 38
在这种想象中出现并被不断地逐步深入地刻在“民族”的每个成员心理的过程正是民族主义产生的过程，最终，民族主义成为民族群体对自我归属的体认，是民族存在信念和民族国家理念的结合，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待其他民族群体的态度和原则。 39在现代社会，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息息相关。大众传媒，最初是报纸，完全实现了同质而空洞的时间观念，民族“穿越这种同质而空洞的时间，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的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共同体。”40同时性的社会中，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了某种可以想象的共同联系，在概念上大众传媒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根本的来源。国家建立之后，受控于国家的大众传媒宣扬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在耳濡目染之中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规训着内心，逐渐形成对国家的依赖感和对民族的认同感。在效果上大众传媒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条件。
实际上，春节晚会上的“民族”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它指代的狭义的除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一方面它又是“中华民族”这个宏大概念的代言人。我们看到，民族主义叙事在这种指代不明的关系里左奔右走，在暧昧而且无奈地给各个少数民族留出一部分晚会时间和节目内容（民族在此时指代的是少数民族）之后，紧接着强调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组成中国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中国共囗产党。民族在此时就指代了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叙事轻易被转化为国家主义叙事。
我家在中国
邹友开 词 孟庆云 曲 祖海 唱
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
从前我总在心里默默说
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
今天我总是这样自豪地说
我家有万里长城
我家有长江黄河
我家的地方很大很大
我家兄弟姐妹很多很多
我家人勤劳淳朴
我家里欢乐祥和
我家的历史很长很长
我家今天的故事很多很多
——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首歌直白地传达了民族叙事纳入国家叙事的体系之后的表现形态。演唱的同时是身着各色少数名族服饰的伴舞演囗员在周围环绕。“这些特别为晚会定制的歌曲，最直接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内容，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家和万事兴，这是贯穿了每一届晚会必然不可或缺的内容。”41
四、 中国叙事
国族叙事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中国的形象。国家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内意识形态教化的表达途径，中国叙事则是将“中国”这个国族想象的符号推向全世界。在新意识形态与传统年俗的置换中，新意识形态下的春节被表达为全球华人的春节，因此，春节晚会便处心积虑地将海外华人也纳入了国族叙事的构架之中，使之成为国家春节联欢晚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思乡之情漫溢的春节这个关口，海外华人一切关于家，关于母亲，关于传统的想象，在春节晚会中，统统指归到意识形态的中心——中国。这里，“中国”与“祖国”，还有“中华民族”成为了国族叙事对外宣传的符号。
我的中国心
黄霑 词 王福龄 曲 张明敏 唱
河山只在我梦里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胸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据春节晚会导演黄一鹤介绍，他是看到报纸上有关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之后，动了“能不能进一步把香港台湾演艺界的人请到大陆来，一直到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的心思，查到歌手张明敏背景和歌词内容“没有问题”之后，将他请到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演唱了这首已成经典的《我的中国心》。42歌曲深情地赞美了 “祖国”，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深切思念。我们看到，这是一首完全被主流意识形态招安了的民间歌曲，进入了国家叙事的视野，成为了国家叙事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从黄导演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春节联欢晚会的国家主义叙事初期是来源于时事的敏囗感和政治的灵感，宣告了政治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这首歌与“春节”是无关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无论它怎样赞美祖国，怎样深情表达游子的爱国心声，它与“春节”是毫无关系的。一首与春节毫无关系的歌曲如何能在春节联欢晚会出现并引起轰动，传唱成为经典，只因这首歌被唱的时间是除夕，被唱的地点是国家联欢的中心——中央电视台。与春节同步，时间上的合拍使得受众忽略了内容的毫无关系；在权威媒体发布，借助意识形态教化的强大力量为大众所熟知。于是，中国叙事通过传媒刻意营造的时间的一致性和空间的特殊性达到了其宣传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同时也开创了春晚关注海外中囗国人节目的先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表现海外游子乡情的春节晚会节目，以及节目间隙中各国华人大拜年，一定程度上都是源于这首歌走红的灵感。世界各国与除夕夜的中国都是有时差的，因此在一个虚拟的“天涯共此时”的时刻里，全世界华人在电视上相聚，团圆，歌颂祖国。这样制造出来的统一时间和虚构出来的团圆气氛，呈现了传媒表现的无机形态，与其说是表现春节万家团圆的传统主题，还不如说是中国叙事在春节这个特定时刻极度的渲染。
第三节 民间话语的局促
在强大的国家话语面前，民间话语是局促的。春节晚会是这样一个地方，国家取向僭代了民间取向，集体话语篡改了个人体验，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期望也取代了传统的民众对于个人与家庭幸福生活的期望。43百姓是民间话语的拥有者。在新意识形态之下，人民这个概念被百姓这个概念消解，脱离了强烈政治意味的术语之后，百姓话语走入了一种无意义的空洞之中。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大众和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显然不是一样的人，而春节晚会所要做到的，就是将这二者合而为一，合并成百姓的概念，归结到新意识形态之下。百姓这个概念是民间的、世俗的、没有政治内涵的，因而也是空洞的。百姓所关心的，只是日常的生活和自我的情感，他们更琐屑，更卑微，却更难以某种精神上的信仰来整合，他们知道笼罩在他们心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但他们不愿多想什么，生活还得继续，他们将意识里关乎哲学，关乎信仰的那部分精神统统埋没，而全新投入到世俗的日常生活经营之中。从20世纪 90年代开始的这种百姓心态自觉不自觉地归于新意识形态的合唱之中。
大众传媒也迎合了这样的心态，整个传媒世界弥漫着一种民生氛围，仿佛都在讲述 “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春节晚会亦是如此。在国族叙事的大框架里，百姓成了局促的棋子，而春节晚会表现百姓话语的修辞则越来越故事化。通过种种故事的描述，新意识形态维持了百姓在国家面前的神圣感和归属感，也回避了社会问题，缝合了社会矛盾。百姓也在故事中获得了个人经历上的感同身受和情感上的共鸣。春节晚会的大量的语言类节目正是这种故事化叙述的典型。它们从小人物、小情感出发，通过虚构的个人体验，架构了一种虚假的民生状态，从而很容易地在这个架构中进行意识形态的篡改，皈依于国家叙事的框架。前面所分析过的1999年小品节目《昨天 今天 明天》就是这种修辞方式的代表作。
这个小品中两个老人所叙述的婚恋历史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实际上是不真实的。它用搞笑诙谐的小品形式和婚恋题材消解了国家叙事的严肃性，而营造了浓浓的民生氛围。然而，这其中对于意识形态的靠拢却是惊人的。两人恋爱时互送定情信物是通过“耗社会主义的羊毛”这一极其具有旧的政治历史风貌的故事来阐释的，而改革开放后，两人“住上二层小楼”、通上“电话”、闹离囗婚等事囗件，也并不具备普遍性，而只是归于改革开放后的一些宏观的社会变化，内涵则是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更不用说其中充斥的“下岗”、“弹劾”等社会词汇，都只是为这个虚假的故事增添一点意识形态的佐料而已。
通过虚构的故事来传达百姓心态，民间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成了空洞的能指，直接的后果是百姓－民间话语成了一个被扭曲和被篡改的对象，百姓的真实生活和他们的困境被心照不宣地掩盖了，他们也被剥夺了发出真实声音的权利，而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春节晚会用极度的快乐和狂欢、虚假的舞美和夸张的歌喉，甜美的语言却像温柔一刀，将社会矛盾抹平，为百姓生活粉饰太平，于是，到处一片国运昌盛，百姓安居乐业。
知足者常乐
郁钧剑 车行 词 刘青 曲 张也 郁钧剑 唱
人生的课堂谁都有对错，有时满分有时及格
美好的梦想大家都爱做，有的成功有的失落
无论是哪行哪业哪一个，平凡岗位也能有高尚品德
人生的课堂全靠自己把握，我们要无愧朋友和工作
生命的旅途谁都是过客，有时顺利有时坎坷
每天在忙碌谁都盼收获，有的甜蜜有的苦涩
无论是官是民是富是贫，千金难买健康的体格
人生的旅途总有起点终点，我们要无愧父母和祖国
说来说去是知足者常乐，知足的人儿会善待生活
谦让是福，奢望是祸，平安的日子大家一起过
幸福的明天大家一起过，大家一起过
——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首歌充斥着强烈的愚民思维，甚至带有着封建社会落后道德的影子，但却非常适合新意识形态对伦理道德的宣传，它在遮盖民间困境，抹平社会矛盾方面几乎不用经过一丝文艺化的掩饰。它在灌输一种“知足常乐”的思想，告诉你“谦让是福，奢望是祸”，看似朴素的歌词却透露着浓烈的说教意味；它还告诉你“要无愧父母和祖国”，它温情脉脉的励志告诉你家庭的重要，不要贪心，但它最后的归结点还是在“祖国”，说来说去还是绕到了国家身上。这首歌凸现了百姓在春节晚会上的失语，民间话语的迟钝和愚昧在这首歌里暴露无遗，且轻而易举地成为国家叙事的一粒微小尘埃。
今儿个高兴
王俊 词 卞留念 曲 解晓东 唱
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大年三十讲的是辞旧迎新
团圆饭啦七碟八碗围成一火锅
楞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
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
电视力笑星歌星憋足了劲
别管它说啥喝啥总要逗闷开心
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新年钟声一声令举国欢庆
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
吉利话送给你都是一片温馨
——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首歌的矫情与夸张就像是一阵麻醉剂，歌曲疯狂地重复着“今儿个高兴”这句话，电视机前的观众几乎都被这针麻醉剂弄得迷迷糊糊，仿佛自己真的在狂欢，而实际上，无论它多么卖力地跳舞，多么声嘶力竭地告诉你你应该“今儿个真高兴”，电视机前孤独的人群是高兴不起来的。民间话语不仅无处可见，反而一些官方意志下的伪民间话语倒是在春节晚会上大行其道。新意识形态下的民生主义在春节晚会上成为一个虚假的权力体系，铺天盖地的伪符号、伪情感向普通百姓砸了下来。这一类的伪民间话语在春节晚会上还有很多，如《好日子》（1998年）、《常回家看看》（1999 年）、《家和万事兴》（2000年）、《今天真好》（2001年）、《越来越好》（2001年）、《常来常往》（2003年）、《共享幸福》（2004 年）等。
民间话语的局促还表现在传统年俗在春节晚会上的沦落。在春节晚会中，传统年俗几乎是看不到的。有时候是作为舞美设计存在，如1996年的舞台以一个大红灯笼做背景；有时候是作为伴舞存在，如1995年当歌手杨钰莹在演唱流行歌曲时，伴舞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几个小女孩看红灯笼的场景，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国家叙事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如1995年的小品《吃饺子》。作品反映了在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过年除夕的时候，爷孙两代为了该吃饺子还是吃其他东西而发生争吵。这个小品反映的主题是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宏大主题还是归结于国家叙事。
综上所述，在春节晚会这个国族想象是唯一主角的叙事体系中，民间话语只是一个局促的棋子。民间话语的隐退，国家话语的喧嚣，国族想象对民间话语的攻略成为春节晚会意识形态话语的核心。
第四章 修辞方式：粉饰太平的寓教于乐
一直以来，春节联欢晚会都在刻意营造着太平盛世的宏大景象。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技术、舞美、灯光的日臻完善，春节联欢晚会都以盛大的歌舞场面开场。欢声笑语、仙乐飘飘、华服艳舞、场面异常热闹。一开始所营造的喜庆热闹气氛昭示着整台晚会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这个欢腾的盛世是特定的时间（除夕夜）、特定的空间（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特定的传播工具（电视）所营造的虚假现象。它与真实相距太远。这不仅仅是艺术的夸张表现，更深层的意义上，它对社会现象的把握虽然冠以“真实”之名，但实际上是一种几乎完全再造的虚假真实。
在这种虚拟的狂欢之中，在22年春节晚会的举办经验积累中，春节晚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叙事修辞手段，具体来说，就是塑造神圣形象、以情动人和欢声笑语。
第一节 修辞方式之一：塑造神圣形象
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转引了康德对崇高的定义，就是“崇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予以描述：它是一个（自然）客体，该客体的再现（representation）决定着我们的心绪，该心绪把对自然提升到超出我们范围之外，视为诸种观念的呈现（presentation）的等价物。”齐泽克进一步分析到，崇高客体就是“被抬高到（不可能真实）的原质的层面上的客体”。也就是说，崇高客体提供了一种介质，在其最混沌、无限、恐怖之维上，偏偏最有资格在我们身上激发起崇高感：在这里，当审美想象紧张到极点时，当有限的决定进行自我消解时，最纯粹意义上的失败出现了。44
齐泽克对于崇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春节晚会的修辞手段。春节晚会正是这样的一种崇高客体，它通过种种修辞手段为大众提供了崇高的介质，这个介质使原有的意义消亡，而赋予了新的意义，从而使大众沉浸其中，获得意识形态的指归。
神圣形象的塑造正是这样的一种修辞方式。国家叙事体现的是新意识形态，也必须要得到某种实体的凭依，意识形态才能有所附丽。国家叙事试图寻找某种客体，剔除其原有的意义，重新赋予它意识形态的属性，亦即赋予它崇高感，使它成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因此，春节晚会便塑造了种种神圣形象，这些形象从自然到人文，从空间到时间，从个体到集体，无不消解了其原先的意义，而成为国家叙事的扬声器。同时，正是这些神圣形象，使大众获得了国家意义上的荣誉感、崇高感和归属感。
一、 自然意象：长城、长江、黄河等
长城、长江、黄河是中国的象征，这实际上是千百年来意识形态的永恒客体。在国家叙事里，长城、长江、黄河等意象的自然物质意义被剔除掉了，而重新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意义，即中国的象征。长城、长江、黄河就是中国，中国就是长城、长江、黄河。
长城长
阎肃 词 孟庆云 曲 董文华 唱
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
你知道长城有多长?
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
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都说长城内外百花香
你知道几经风雪霜?
凝聚了千万英雄志士的血肉
搏出万里山河一轮红太阳
太阳照长城长
长城他雄风万古扬
你要问长城在哪里
就看那一身身一身身绿军装
太阳照长城长
长城他雄风万古扬
你要问长城在哪里
就在咱老百姓的心坎上心坎上
——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乍看这是一首吟咏长城的歌曲，但实际上歌曲所要表达的内涵实际上与长城无关。长城作为一个神圣形象，在这里，它指代的是中国、军队、以及百姓。第一段中运用了比兴的修辞手法，对长城的叙述仅仅三言两语“一边连着大漠边关的冷月”，就立刻进入了国家叙事的框架，“一边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这个国家叙事的起点是百姓，紧接着长城被塑造为“千万英雄志士的血肉”，指代的是新中国诞生的历史，长城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新中国缘何成囗立？缘何如长城般固若金汤？是因为 “一身身绿军装”。歌中唱道，“要问长城在哪里，就看那一身身绿军装”，长城在这里被置换为人民军队的象征。歌曲所要表达的主题即是人民军队如长城一般，保卫着中国囗，保卫人民安居乐业。歌曲的最后又说，长城在“咱老百姓的心坎上”。叙事从百姓开始，延伸到国家，到人民军队，最后再回归到百姓，形成一个圆形的叙事结构，至此，长城被篡改为代表中国和人民解囗放军的象征，成为一个神圣形象的符号。
历年春节晚会将长城、长江、黄河作为叙事符号的代表大肆进行渲染，除《长城长》之外，还有1985年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长城脚下一朵小花》、《万里长城万里江》、1988年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 1990年《黄河一方土》集锦、1991年歌曲《大黄河》、1995年歌曲《不朽的黄河》、1996年歌曲《长江之歌》、《黄河颂》、1997年歌曲《天海长城》、1998年歌曲《问长江》、2000年歌曲《长江长》、2001年歌曲《江山颂》、2002年歌曲《风景这边独好》、2003年歌曲《大地春潮》、2004年歌曲《望月》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春节晚会在叙事手段方面多了一种节目，就是现场活囗动，一般由主持人串联，将某个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事囗件引入到春节晚会的现场，以此来完成对中国这个意识形态核心的想象。1995年的现场活囗动《看看母亲河》更是将黄河加以神圣化，给予崇拜，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
看看母亲河（片段）
倪萍（主持人）：说起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您一定会想起黄河，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的全长是5400多公里，她奔流了160万年。但是从古至今，我们有谁见过黄河的全貌呢？今年的春节，黄河的朋友们给我们送来了这样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大家跟我来看。俗话都说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您瞧，这九十九个瓶子里装的就是从黄河的源头开始，直至黄河入海口的各个不同地段的黄河的水样。非常有意思的是，您瞧，这源头的水啊就像天空一样那么纯净，而到了它的中段，这黄色的颜色就特别像我们炎黄子孙的黄皮肤，而到了它的尾部呢，就像大海一样的蔚蓝。朋友们，要知道，这些水样的提取可是不容易啊，因为它要从整个黄河沿线的1000多个水文站的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辰同时提取的。此时此刻，全世界的华夏儿女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视屏幕第一次看到黄河水样的全貌，看到了我们的母亲河。朋友们，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来自黄河两岸的送水人。请允许我把他们介绍给大家。
（9位黄河沿岸的各族送水人走上舞台）
……
倪萍：这位藏族姑娘她叫尼玛拉姆（音）。她的家就住在黄河源头，河水呢就从家门口流过。拉姆用藏语告诉我，当村里人知道她要来北京的时候，家家都把最珍贵的饰物戴在了她的身上。瞧，他们把拉姆打扮得多漂亮。拉姆这一路可真的来得是不容易，因为他们那里已经是大雪封山了，她整整走了12天哪！
倪萍：这位朋友你告诉大家，你是来自哪儿的？（答）我是四川羌族（四川方言）。
倪萍：这位朋友你呢？（答）草原蒙古族。
倪萍：你呢？（答）宁夏回族（宁夏方言）。
倪萍：这位朋友你呢？（答）陕西延安（陕西方言）。
倪萍：这位小姑娘你呢？（答）山西壶口（山西方言）。
倪萍：老伯您呢？（答）河南花园口（河南方言）。
倪萍：这位同志您呢？（答）我是山东东营（山东方言）。
倪萍：朋友们，黄河入海口和黄河源头的朋友们，这情景倒让我想起了“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朋友们，我们黄河两端的朋友第一次在这里握手相聚，我们祝福他们，祝福我们的黄河儿女。
……
倪萍：另外，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还有来自台湾的大学生朋友们。他们是第一次到北京来，也是第一次在北京过年，小囗弟弟小妹妹们你们好！
倪萍：你们当中有谁见过黄河？
台湾大学生甲：没有。
倪萍：你呢？
台湾大学生乙：没有见过。
倪萍：你呢？
台湾大学生丙：没有见过。
倪萍：来，拉姆。那就允许我们把黄河源头的第一壶清水送给你们，好吗？你喜不喜欢？
台湾大学生丁：非常高兴，非常喜欢！
倪萍（对台湾大学生丁）：你准备把它带回去吗？
台湾大学生丁：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去，我相信如果我把这水带回去，我的家人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倪萍：是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黄河水样，因为同是华夏儿女，骨肉一家亲啊！
……
——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在这个现场节目中，黄河非常逼真地展现在了受众面前，这种视觉冲击力为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提供了有力的形象元素。而在后面的叙事中，经过精心挑选的9位黄河岸边的送水人来到台前，通过各地方言展现了民族的大团结，将中囗国人民统合成一个作为与“黄河”这一国族想象的象征相对应的整体。当来自黄河源头的拉姆把黄河源头的一壶水送给台湾大学生时，拉姆已经不仅仅是黄河源头的人们了，而是象征着整个黄河流域的人们了甚至是黄河孕育的整个中国大陆的人们，这个台湾大学生就象征了整个台湾的人们，于是拉姆和这个台湾大学生的接触，就象征着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的整体接触，一个“大中国”的形象在这个仪式中被塑造出来了。45
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长江、黄河等意象一再地在春节晚会上被渲染，正是春节晚会惯用的修辞之一。
二、 现代意象：北京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毫无疑问是意识形态的中心。北京作为中国最受恩宠的城市，是庙堂的所在，皇城根下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古老的历史被视为中国历史的缩影，它的现代也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因此，北京作为一个象征，一个现代化的意象，在春节晚会上拥有了合法化的外衣，北京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北京。除夕之夜，全国、全世界的华人的目光聚焦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意识形态在这里汇聚到了顶峰。
火火的北京
王冰 词 卞留念 曲 解晓东 唱
走不完北京四通八达的路
数不清北京南来北往的车
看不清北京日新月异的景
唱不够北京悦耳的歌
百家商城名优精品那叫一个多
地坛庙会风味小吃那叫一个阔
电视机里好戏连台那叫一个火
家家户户门前都把那个大红的福字贴
北京的笑声清脆又朗朗
北京的目光含情又脉脉
北京的身影婀娜又多姿
北京的脚步风风火火
大爷大妈秧歌扭得那叫一个乐
姑娘小伙时装穿的那叫一个各
电脑健身学车下海那叫一个热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全都上了桌
火火的北京火火的情
火火的城市火火的歌
火火的时代火火的爱
火火的明天火红年代
——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首歌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北京之歌，曲调激扬欢快，又十分流行。北京这个城市在这首歌里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几乎是一个人格化的形象。然而人格化只是它的外衣，意识形态才是这首歌曲的真正内涵。歌词第一段，北京是作为一个物质实体存在的，歌词也只是充满感情囗色彩的描述，从北京的道路、车辆、风景、商城、小吃等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诉说了北京的优越之处，极尽溢美之词。到了第二段，北京就被赋予了感情囗色彩，成为一个人格化的象征，北京会笑、会含情脉脉、有婀娜多姿的身影，这种人格化的倾诉正是意识形态塑造的一个典型手段。到了副歌部分，“火火”作为一个定语，赋予了很多意象以意义，从北京这个城市推到广义的城市，广义的城市又推到整个时代，由时代又推向到明天，层层递进，而这一切都是“火火”的。这种层层递进的表达使北京慢慢从城市本身脱离，变成了整个中国、整个时代的象征。同时，这首宣扬北京的歌曲，是在面向全国、全世界的中央电视台被传唱的，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更加明显。在这首歌里，北京是年轻的，是红火的，是新时代的象征，也是新中国的象征，因此中国也是红火的，中国这个时代也是红红火火，蓬勃向上的。
北京时间也是一个神圣形象的符号。通过北京时间来营造一种“天涯共此时”的错觉，这是春节晚会惯用的修辞手法。每一年的北京时间零点，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所谓新年的钟声敲响，全国一片欢腾，全世界华人的新年贺辞也通过VTR鱼贯而出。由于直播的延时性，受众所处时间的零点时刻未必就是演播大厅的零点，所以春节晚会的零点是不真实的。各地、各国的时间是有时差的，而春节晚会以北京时间统一了国家叙事中的时间结构，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达到环球从此凉热的结果。也正是在北京时间零点这一刻，全体华人受到神圣形象的笼罩，产生对国家的崇高感和归属感。
北京时间（片段）
配乐诗朗诵 朗诵者 赵忠祥 倪萍
……
倪萍：啊，中国，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中国。左手一条高速路，右手一条航天城。
赵忠祥：喝令长江改道，走东海，召唤大漠，天涯刮绿风。
倪萍：今夜，让我们趁除夕夜色，向零点集结。踩着本世纪的残雪，倒计时冲刺，向着繁荣。此刻，南中国海的涛声，是如此的清静又是如此的多情。
赵忠祥：1997，香港归航的汽笛将正点鸣响，中国，将用北京时间的6个月去跨越一百年的时空。
倪萍：你听，你听，北京时间的滴答声里，寒雪下面，青草伸展着小手，溪流欢跳着歌唱。
赵忠祥：你看，你看，料峭的春风里飞来了一只红蜻蜓。
倪萍：啊，让我们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这北京时间新春的零点。
赵忠祥：让我们以北京时间的速度和名义向世界宣布：中国将提前向未来时间发出邀请！
倪萍：发出邀请！
赵忠祥、倪萍、众人：发出邀请！
——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首近于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的配乐诗朗诵《北京时间》成为意识形态赤裸裸的宣传。由倪萍（主持人）严肃宣告“中国，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中国。”北京时间等于中国，北京时间作为中国的神圣形象，得到了官方的明确指明。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原本作为一个时间符号的北京时间，如何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可以 “左手一条高速路，右手一条航天城”，可以“喝令长江改道”，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北京时间代表的是中国。同时又通过另外一个主持人之口（主持人在这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代言人），说出了1997年将要发生的大事——香港回归。北京时间成为了一个“缝合点”或者说“连接点”，将中国大陆和香港两个地方连接在一起，或者说，中国大陆和香港相会在了北京时间。这里的北京时间指代的就是大中国概念，也就是所谓的“祖国的怀抱”。在诗歌的最后，意识形态通过其代言人之口，反复地邀请众人参与到国家叙事的建构之中，到最后“众人”齐声朗诵，达到了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春节晚会正是通过这样的节目编排完成了国家叙事。
三、 集体意象：军人、体育健儿等
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中央电视台在春节晚会的节目编排上少不了一个集体的出现——军队。每一年都会出现大量的以军队为题材或者由军人表囗演的节目。在历年春节晚会上，也有许多其他群体曾被歌颂过，比如科技教育工作者、护士、母亲等等，但是从来没有像军人这样一个群体在历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得到如此持续和大量歌颂的。这是因为军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参与国家建设的群体，他们是国家的保卫者，是作为民族国家基本组成要素的一个国家机器，是国家主囗权的重要象征，而军人这个群体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圣化了。46
如果说，军队是作为国家机器的象征而存在的，那么体育健儿则是作为国家荣誉的象征而存在的。运动员被塑造成中国符号，承载着在世界宣扬中国强大昌盛、为国争光的荣誉感，在春节晚会上这一集体意象的出现，其指归还是国家叙事。
同时，春节晚会中还塑造了以儿童为代表的国家未来的象征符号。由此可见，通过塑造一系列的神圣形象来完成国家叙事的建构，正是春节晚会最常用的修辞方式之一。
第二节 修辞方式之二：以情动人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时刻，个体通过走亲访友这种习俗传递着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些情感是私人的内心化的倾诉，是微观而具体的，它们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是各不相同的，由这种感情串联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人伦的纽带。到了现代社会，媒介的发生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格式化，媒介介入了人际交流，因而人与人的交流更多的依赖着机器，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了。同时，私人的情感由媒介的表达而进入到了公共领域，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情感不再保鲜，它随时可能陈旧；我们的感情不再个体，它成了普遍感情中的一丝；我们的感情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它是大家的，许多人的，没有隐私的。
春节晚会作为大众传媒在制造感情方面可谓高手。它通过以情动人的修辞方式来为中国社会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抹平了社会矛盾，达到新意识形态的和谐统一。这种修辞方式制造出来的感情有的是真实的（来自现实生活活生生的例子），更多的是虚构的（大量矫情的歌曲）。所谓真实的情感必然是经过春节晚会“议程设置”的精心挑选之后符合新意识形态国家叙事的要求的，至于虚构的情感，则是为意识形态而作的应景作品。在除夕之夜，在电视机前，大众消化着春节晚会这个传媒镜像里的新民俗提供的统一的感情体验，为它们悲伤和感动，而个体的真实情感体验却被剔除在外，无所附丽了。正是这种狂欢式的情感轰炸，才将真实生活某些局部的东西放大成普遍的东西，某些个人的东西推演到公共的东西，百姓因此在被蒙蔽了心灵的同时，也蒙蔽了眼睛，看到的只是春节晚会中的温情脉脉的太平盛世。于是，以情动人便起到了粉饰太平的作用。
春节晚会上的情感，包含了“大家”之情和“小家”之情。大家之情指的就是国家之情。这个显见的主题勿庸置疑成为了意识形态涂抹晚会的有力依据。在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当年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都要在晚会上有所反映。国家之事，乃是大家之事，因此全中囗国人民都要关心，都要表现出爱国热情来。即使没有爱国激情，也会被晚会刻意引导、刻意煽情、刻意炒作的爱国感情所打动。
歌舞类节目形式上类似于狂欢的春节仪式，但其实质和内容已经被国家话语偷换。我们看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歌曲除了极少的一部分之外，大部分都是以专门传递庙堂声音的歌手们所唱的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赞美和对百姓大众的安抚性劝慰。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歌曲是最适于从正面抒发爱国情感的，也是最容易纳入国家叙事体系的，因此春节晚会的歌曲类节目成为了国家叙事以情动人修辞方式的最好体现。
表3 1983年－2004年春节联欢晚会抒发爱国之情的歌舞类节目
年度 节目 表囗演者 备注
1983 《赞歌》 胡松华、斯琴高娃
《问声祖国好》 李谷一
1984 《我的中国心》 张明敏
《党啊，亲爱的妈妈》 殷秀梅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于淑珍
1985 《万里长城永不倒》 吕念祖
《中国梦》 罗文
《祖国慈祥的母亲》 张健一
《龙的传人》 黄锦波
《小草》 房新华
《十五的月亮》 董文华
《长城脚下一朵小花》 柳培德
《万里长城万里长》 汪明荃
1986 《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 殷秀梅
《望星空》 董文华
《最后一个梦》 为海峡两岸团聚而作
《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首歌》 蒋大为
1987 《血染的风采》 徐良、王虹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李双江
《你会爱上它》 彭囗丽媛 为开发大西北而作
《日月与星辰》 董文华
1988 《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 阎维文
《分手时再敬一个军礼》 总政离休干部艺术团
《中国龙》 李双江
《道路》 董文华
《我们是黄河泰山》 彭囗丽媛
1989 《爱的奉献》 韦唯
《英雄的赞歌》 鞠敬伟
《太阳与月亮》 潘安邦
《我的祖国》 郭兰英
1990 《边关情似火》 杨洪基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远征
1991 《在中国大地上》 彭囗丽媛
《你我是中国》 万山红
《大黄河》 刘君侠
《跟着太阳走》 胡月
《闪光的心灵》 安冬
《一点烛光》 张丽华
1992 《大步流星奔小康》 李玲玉、吴琼
《说句心里话》 郁钧剑
《站起来》 李双江
《欢乐今宵》 董文华
《向着太阳》 达珍
1993 《好年头好兆头》 陈红、景冈山
《太阳从你手中升起》 董文华
1994 《今日的中囗国人》 殷秀梅
《长城长》 董文华
《喊太阳》 聂建华
1995 《不朽的黄河》 董文华
《中国大舞台》 殷秀梅
《当兵的人》（歌组合）
1996 《我属于中国》 彭囗丽媛
《总会等到那一天》 那英、毛宁 为盼海峡统一而作
《中国我可爱的家乡》 江涛、张迈
《公仆赞》 万山红 为纪念孔繁森而作
1997 《手挽手心连心》 刘欢、蒋大为等 为迎接香港回归而作
《春天的故事》 董文华 歌颂邓囗小平
《公元一九九七》 孙国庆、朱明瑛等
《中国娃》 解晓东
《黄河鼓震》 郁钧剑、张也
《风调雨顺》 张华敏、李星
《珠穆朗玛》 彭囗丽媛
1998 《好日子》 宋祖囗英
《走进新时代》 李谷一、张也 歌颂第囗三代领导集体
《我爱你中国》 范宇文
《大中国》 毛宁、刘德华
《远航》 董文华
《同心同庆》 王霞、刘君侠等
1999 《欢乐中国年》 孙悦、解晓东
《为祖国干杯》 幺红等
《鼓震神州》 小香玉等
《为了谁》 祖海
《七子之歌——澳门》
2000 《澳门，我带你回家》 梁咏琪等
《中国大团圆》 孙丽英、刘斌
《长江长》 董文华
《西部狂想》 那英等 为西部大开发而作
《天地喜洋洋》 彭囗丽媛
《今年喜事多》 孙浩等
《龙禧千年》 陈瑶等
《今宵久久》 祖海等
2001 《越来越好》 宋祖囗英
《亲爱的中国我爱你》 叶凡
《盼团圆》 祖海、姜育恒
《江山颂》 彭囗丽媛
《西部放歌》 王宏伟
2002 《我家在中国》 祖海
《中华全家福》 吕巍等
2003 《大地春潮》 幺红、戴玉强
《爱在天地间》 祖海
2004 《情系人民》 汤灿
《好运来》 祖海
《共享幸福》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年春节晚会都会在表达爱国之情上大做文章，歌曲类节目由于其创作的主动性比较容易掌握，于是，就在春节晚会的“议程设置”中成为意识形态的扬声器。从表3中还可以看到，一部分表达人民生活情况的歌曲，如《好日子》（1998年）、《越来越好》（2001年）等，也被纳入了国家叙事的体系，从人民生活这个微观的角度歌颂了祖国的繁荣富强。
对百姓的安抚性歌曲，一方面在内容上赞美百姓的勤劳、能吃苦，一方面宣扬着“知足常乐”、 “家和万事兴”。中国百姓以任劳任怨在世界闻名，历来在国家面前，拥有的只有沉默。可悲的是，在这个原本属于全中囗国人，尤其是百姓大众自身参与的春节仪式之中，他们的声音依然是沉默的。原因在于，春节联欢晚会用歌舞代替大众完成了狂欢，使得大众无法亲自投入到仪式中去，同时，又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教化大众，安抚百姓，使之麻木，没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失去了追问的能力和权利。
颂扬亲情，也一直是春节联欢晚会在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之余始终不忘兼顾的修辞手段，毕竟只有亲情，才是能够打动电视机前大多数观众的东西。因此歌曲《常回家看看》（1999年）、《家和万事兴》（2000年）则更是抓住了亲情大做文章，将亲情渲染的同时，也将亲情纳入到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体系之内，宣扬个体的平安快乐才是社会稳定的保证。
家和万事兴
石顺义 郁钧剑 词 刘青 曲 郁钧剑 张也 唱
老祖宗留下一句话
家和万事兴万事兴
妻贤夫兴旺
母慈儿孝敬
众人拾柴火焰高
十指抱拳礼千斤
老百姓流传一句话
国安享太平享太平
国强民才富
民富国安定
大河涨水小河满
众人栽树树成林
老百姓啊就认这个理
家和万事兴万事兴
中囗国人哪都兴这个理
国安享太平享太平
——2000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首直白地表述伦理道德甚至带有一丝封建腐朽气息的歌曲成为春节晚会上的亲情重头节目，是值得深思的。“老祖宗”指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儒家伦理道德，这个“老祖宗”为全歌定下了基本的叙述基调。紧接着，“家和万事兴，妻贤夫兴旺，母慈儿孝敬”从民生角度来宣传伦理道德，正是迎合了新意识形态下民生主义的话语体系，而其中的“妻贤夫兴旺”这样带着腐朽气息的价值观居然能在作为国家舞台的春节晚会上被吟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里的“老百姓”不是真正的老百姓，而是在这首歌特定的叙事框架中的“老百姓”，是意识形态关照下的“老百姓”，真正的老百姓中未必有流传“国安享太平”这句话。“国强民才富，民富国安定”，这句话则是国家叙事逻辑的直接表达。先有国家，才有人民，老百姓处在社会的底层，必须接受国家的统一领导。到了副歌部分，歌手卖力地鼓吹着 “老百姓就认这个理”，“中囗国人都兴这个理”，声嘶力竭地宣传着国家意识形态，从老百姓直接过渡到中囗国人，完成了国家叙事的完整结构。这首歌是春节晚会中典型的伪亲情，带着粉饰太平的虚假气息。
那么爱情呢？爱情一直是春节晚会不多碰触的题材，这种爱情也被广泛化，一方面作为小品等语言类节目的调笑素材，一方面则在歌曲中矫情展示，总之，春节晚会中表达的爱情都处在不伦不类的位置，因为这种个体色彩强烈的情感在国家叙事中是难以表现的，既与基调不符，又必须兼顾，因此成为鸡肋。而在1986年春节晚会上，这种“爱”被纳入了军人这一神圣形象的塑造中，被人为地拔高了，但也因为这种拔高，使得个体的爱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的“同志爱”。1986年春节晚会上举行了一对军人夫妇杨晟和于民刚的婚礼，由薄囗一波主婚，赵忠祥（主持人）在其中串联。新娘于民刚说：“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囗员，做梦也没有想到党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为我们安排了这么隆重的婚礼！”而新郎杨晟的身份则是立过两次战功的老山前线的军人。新郎和新娘的结合在这里已不再呈现为因为爱情的结合，而是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的结合。民间的私人的爱情被篡改为国家机器的神圣化了。
以情动人的目的除了让百姓感受大家之情和亲情，也需要制造一种悲情，感动得让人哭的情感。春节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社会心理宣泄的仪式。在这一点上，倪萍作为主持人的功劳无人能比，她的特点是能够把自己和别人都说得掉眼泪。在晚会上，主持人其实也是傀儡，他们并没有自己发挥的空间。2002年有一个杂技节目《力量》获得了当年“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曲艺类一等奖，在这个充满“力量”的节目表囗演完之后，演囗员走到了台前，倪萍对演囗员章功力有了一番这样的介绍：
倪萍：那边那个个子稍微高点的是章功力，今年才20岁，是国家一级演囗员。前两天啊，我跟小章闲聊的时候，我就问他，三十晚上，你全家是不是就早早的聚在电视机前看你什么时候出场啊？他半天没说话，我说怎么了？他说倪萍阿姨你还不知道，我是孤儿，我家里没有什么人了。当时我马上就说了声“对不起，小兄弟”，他说没事。他去年在法国获国际杂技金奖的时候，一个法国记者曾经采访他，说像你这么高超的技艺，你应该定居法国，你是可以赚大钱的。小章笑了笑，他说我是一个孤儿，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我虽然没有我的父母，我有爱我的教练和老师，我有一个特别温暖的集体。有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叔叔阿姨都爱我。我小的时候就盼着我早点有本事，如今我真的有了点本事，我愿意用我的这点本事报效我的祖国和人民。我告诉你们，我的家永远在中国！
——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这个春节晚会的悲情作品成为了意识形态修辞手段的典型。个体作为被叙述者以第三人称的方式从主持人的口中说出，因此章功力只能旁听着自己的故事。叙述角度的转换使这个悲伤的故事很容易地进入到意识形态叙事的框架之中。同时，我们看到，在倪萍的这段话里，个体（章功力）的切身体会和个人努力被别有用意地抹去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我有爱我的教练和老师，我有一个特别温暖的集体”、“有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叔叔阿姨都爱我”。个人体验被有意忽略，而直接进入到了集体话语的叙述空间。这种集体话语的叙述到了最后就很自然地演变为国家叙事了——“我愿意用我的这点本事报效我的祖国和人民”，“我的家永远在中国！”接下来就是《我家在中国》这首歌，进一步将这种爱国之情进行升华，个人的悲伤体验也迅速地被置换成一种“为国牺牲”的可贵经历，成为国家叙事框架中的一枚棋子。
说到底，无论悲情、爱情、亲情、友情，都是服务于爱国情的，都是春节晚会的议程设置。在国家取向僭代了民间取向之后，一切话语的核心都只能围绕着国族想象，春节晚会正是通过以情动人的修辞来完成了这一点。
第三节 修辞方式之三：欢声笑语
美好祥和，既是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基本的基调，也是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基本的诉求。要达到这个诉求，春节联欢晚会采用了多种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中，欢歌笑语成了主流。每年的小品语言类节目都是观众的最爱，因为在这类节目中他们更能直接感受到欢庆的气氛。春节、除夕，在千百年中囗国人的固有想象中，是欢喜的。在中囗国人的民族情感中，笑是罕见的表情。中囗国人在悲愤和坚忍之中生活着。只有搞笑的语言类节目才是最直接的调动气氛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传媒日渐发达并且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条件下，身体力行地去参加狂欢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用不动的身体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只能是传媒制造出来的虚构的狂欢场景。而就在观众迷住倾倒的同时，意识形态的灌输伴随着欢歌笑语堂而皇之地走入了受众的大脑。
语言类节目中的主体是相声和小品，作为“笑的艺术”的它们，在春节晚会中渐渐失去了其民间立场，被主流意识形态招安，进入了高高的庙堂，在空旷的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里，尴尬游走，有如小丑一般。因为，表囗演它们的人不是民间艺人而是贵族化了的演囗员；它们在晚会上所表现的内容不是民间的疾苦和发泄，而是对国家政策和主流社会风气的阿谀奉承。失去了民间立场的小品和相声，就成了一种被阉割的民间艺术，在这其中，百姓在春节晚会上是缺席的。
在本文第一章第四节中我们分析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相声由于其赖以存活的对现实生活的讽刺而渐遭冷落，毕竟国民对文化的心态渐趋消费化，与此同时，以微观视角来探测社会，以小人物的生活经历来叙事的小品则异军突起，成为春节晚会意识形态叙事的有力武器。
实际上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作为笑的艺术，其创作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都是源于生活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艺术化的讽刺，揭露这些丑陋现象的运作机制，从而起到一定的教育意义。如《送礼》（1986年，批判了干部行贿受贿之风）、《打扑克》（1994年，讽刺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如此包装》（1995年，讽刺了当时流行的艺术“包装”之风）、《打工奇遇》（1996年，揭露了一些饭店的造囗假行为）、《卖拐》（2001年，批判社会上的欺诈行为）等。
更多的小品作品则具有正面的意义，就是要告诉百姓一个道理，大多是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观念教化。我们看到，春节晚会上大量的小品是具有这样的教化意义的，如《难兄难弟》（1990年，旨在教育人们超生的弊端，强调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陌生人》（1991年，旨在提醒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信任）、《八哥来信》（1994年，教育人们对待爱情要忠贞）、《吃饺子》（1994年，教育人们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上梁下梁》（1994 年，制造告诫父辈要给子女树立好的榜样）、《父亲》（1995年，教育人们出息后不能忘本）、《牛大叔提干》（1995年，是反囗腐题材，教育当官者要体恤老百姓的疾苦）、《纠察》（1995年，教育当兵的人不要忘记对人民的责任）、《过年》（1997年，教育人们要关心他人）、《王爷邮差》（1998年，这是一个爱国主义题材）、《爱父如爱子》（1999年，教育人们要孝敬老人）、《打气儿》（1999年，旨在教育下岗职工要再就业）、《将心比心》（1999年，教育人与人之间要真诚）、《家有老爸》（2001年，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关注父辈）、《邻里之间》（2002年，教育人们要和邻居和睦相处）等。47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的小品已经没有了喜剧色彩，事实上是一种正剧小品，其卖力的搞笑已经脱离了小品的艺术本质，而沦为意识形态教化中的糖衣炮弹。在以上的正剧小品中，1999年黄宏的小品《打气儿》是最为典型的教化作品。
在这个小品中，黄宏扮演了一个修自行车的下岗职工，在义务为另一个机关精简职工（句号饰）的自行车打气的时候，两人发生了口角。
打气儿（片段）
表囗演者 黄宏（简称“黄”） 句号（简称“句”）
……
黄：下岗之后没啥事儿，总想着做点什么事。街道办事处三天没找到人签字，憋得我是浑身上下不得劲。正好有辆自行车，我凑活一会是一会。
（黄见一辆自行车，上前为其打气）
……
句：哎哟，烦哦。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我烦死了！在机关工作三年多，不进职位走下坡。分流把我分到了街道办，我今天要找领导说一说。
……
（两人为打气一事发生口角，句污蔑黄拔掉了自己自行车的气门芯，黄很生气，于是当场证明，句很尴尬）
……
黄：现在的人哪，整天一肚子闷气。给他肉吃他嫌有味，给他鱼吃他嫌有刺，给他打打自行车他还来气。这种人就得去去他的味，拔拔他的刺，撒撒他的气！（为自行车打气）
句：干什么？
黄：打气！你说你这小伙，我今天本来心情好好的，给你气的一肚子气。
句：我今天本来就一肚子气，你还给我气上加气。
黄：你年轻轻哪来那么多气？
句：你知道什么？你要是在单位干得好好的，突然把你调走了，你说来气不来气啊？
黄：那你要看往哪调呢。你要能从街道办哧溜调到国务院，全家跟着都灿烂！你还来气呢你！
句：我正好相反，我是从上往下调。
黄：调到哪去了？
句：我参加工作就调到了市文联。
黄：文联好啊，文联工作比较闲，动动笔杆就挣钱。
句：好什么好啊，没多久，我就从市文联调到了区妇联。
黄：妇女工作很高尚，顺便可以搞对象。
句：区妇联干了一年半，又把我调到了街道办。
黄：工作越干越具体，老头老太都归你。
句：别人都往高处走，我偏水往低处流。
黄：水要都往高处走，长江大堤又决口。还得抗洪，你还得麻烦解囗放军。
句：我怎么这么苦哦，怎么这么不顺哦。
黄：你听我说，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顺不顺，看看人家克林顿。谁还没点坎坷呢？都能过去的。
句：我怎么能和人家比嘛！
黄：你不大小也是个官吗？
句：这倒是。
黄：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当干部首先要一身正气，对待下面要和气，往上升不能傲气，往下降不能丧气——
句（见黄为自行车打气）：哎呀，差不多，差不多了啊。
黄：差远了，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群体，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国家要有志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
句：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黄：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谁能一帆风顺哪？谁这辈子还不遇到点事儿啊？你就拿我来说吧，过去大小也算个干部——
句：没看出来。
黄：你的眼神吧你！我不是跟你吹呀，十八岁毕业，我就到了自行车厂，我是先入团，后入党，我上过三次光荣榜，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领导一跟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车胎爆了，现场笑声掌声雷动）
黄：我把话说大了，把你的车胎给爆了。
句（深情关切地）：老囗同志，你下岗了？
黄：不瞒你说，你这辆自行车，就是我离厂之前装的最后一批车，所以一看见他啊，我就跟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女似的……（泪光莹莹，同时画面出现现场观众反应镜头）
句：对不起啊，老囗同志，我今天本来是要找领导的，结果把气都撒到你身上了。我这……
黄：没事儿。人哪，有时候就跟这车带似的，气儿太足了撒撒气儿，气儿不足了打打气儿，都有个好心气儿。
句：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哈？
黄：哎，你这就对了！从头再来！
……
——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在这个小品中我们看不到小品之为艺术最根本的反讽特性，而是一个简单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叙事关系。这个正反典型塑造的小品，其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是十分明显的。黄宏扮演的下岗职工即使下岗了也歇不下来，乐观地面对生活；而句号扮演的机关分流人员则满腹怨言，“烦死了”，两人的开场白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的包装，直接就为人物形象定了位。
教育者（黄宏）对被教育者（句号）的批评教育是这样进行的，先从其心态入手，教育其要知足，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批评了其浮躁且怨尤的心态：“现在的人哪，整天一肚子闷气。给他肉吃他嫌有味，给他鱼吃他嫌有刺，给他打打自行车他还来气。这种人就得去去他的味，拔拔他的刺，撒撒他的气！”这就为这个小品的叙事奠定了基调，即承认一切都是合理的，你必须接受，接受时也必须心平气和，要懂得知足常乐。这样的基调是为百姓而设立的，将他们可能有的怨言和情绪打囗压下去，使他们没有发言的机会。
然后开始了解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被教育者满腔怨言地诉说自己被下调的经历时，教育者用幽默的语言消解了其严肃性，实际上宣传的还是知足常乐的思维。在知足常乐的这种百姓思维基础上，教育者开始延伸到集体话语中：“当干部首先要一身正气，对待下面要和气，往上升不能傲气，往下降不能丧气。”进而再延伸到国家叙事中：“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群体，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国家要有志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这里的个人－集体－国家的叙事逻辑是严丝合缝的，到了国家叙事这里，基本上达到高峰。
然而被教育者仍然冥顽不灵，于是叙事策略便由概念教化转为个案证明。于是，我们看到，黄宏在这里拥有了一个虚假的身份，同时也拥有了一个虚假的故事经历。在这个下岗工人的伪造个案中，黄宏说，“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这句话是这个小品的中心思想。当年我国的社会现实是，国有企业改制，机构精简裁员，工人纷纷下岗，出现了一些社会情绪。而黄宏——下岗工人的代表的这句话，与国家意志的惊人合拍，实际上是代替了春节联欢晚会，也就是代替了国家，通过所谓的“艺术”形式说出了国家所要说的话。国家所要表达的，就是“下岗是必然的”，它所期望得到的回音就是黄宏所充当的下岗工人的违心的“心声”：“我不下岗谁下岗！”黄宏在这里成了国家意志的代言人，起到了抚平社会情绪，缝合社会矛盾的作用。而显然，意识形态的赤裸裸宣传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必须以某种修辞手段来遮掩一番。
于是，意味深长地，这个小品在此处达到了它贫乏的艺术手段的高潮——车胎在教育者激越地打气儿之下，轰然爆炸，顿时人仰马翻。这个以滑稽的形体表囗演作为搞笑桥段的喜剧设计，赢得了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一片笑声和掌声。这里的笑声毫无疑问地是由这个情节设计而引发的，这是春节晚会欢声笑语的修辞；而这里的掌声呢？它一定包含着两种成分，一种是为喜剧情节的精彩而喝彩，一种则是为与这个喜剧情节同步发生的意识形态的高呼“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这句话而鼓掌。在这个制造笑话的修辞手段中，意识形态趁机而入，披着欢声笑语的外衣，进入到百姓的头脑当中。
欢声笑语持续了很长时间（让人怀疑这个笑声和掌声有造囗假之嫌），当人们清醒下来，可能回味刚才那句意识形态的宣传语的时候，教育者马上转换了修辞手段，由欢声笑语变为以情动人，在虚伪透顶的叙述——“你这辆自行车，就是我离厂之前装的最后一批车，所以一看见他啊，我就跟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女似的。”——之中，在教育者声泪俱下的倾诉中，在全场的泪眼朦胧之中，百姓的思考能力被粘滞，意识形态的教化因此拥有了温情的亲切感，情感在这里成为了一支粘合剂，它抹煞了个体情绪，将国家叙事涂抹成一个温柔的圆。
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法，被教育者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了教育者的领导，于是教育者说，“人哪，有时候就跟这车带似的，气儿太足了撒撒气儿，气儿不足了打打气儿，都有个好心气儿。”这又是一句个人话语的叙述。国家叙事到达顶点之后，重新回归到个人的起点，整个圆形叙事过程行云流水，严丝合缝，难怪会荣获1999年“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小品类二等奖。
欢声笑语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实际上是国家叙事所穿的一件靓丽的外衣，它寓教于乐，满场的笑声营造了风调雨顺、人民安康、国家繁荣昌盛的盛世图景，也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完成了新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感，春节晚会上的欢声笑语、寓教于乐成为了粉饰太平的彩色喷绘剂。
第五章 结语
本文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作为分析对象，采用定性研究和个案分析的方法，将春节晚会作为一个叙事文本来进行解析，探究其中的意识形态奥秘，并分析它的话语核心和叙事手段。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春节晚会原本是只是一台综艺晚会，具有偶然性；但因为其播出的时间是除夕，播出的地点是中央电视台，因而春节晚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又带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春节晚会22年的连续播出，春节这个仪式在春节晚会中已经消隐，传统年俗在这场晚会中也踪迹难觅，取而代之的，则是新意识形态对传统年俗的话语置换。通过国家话语对民间话语的置换、统一宣传对情感交流的置换、受众旁观对个体参与的置换、片面感知对全面体验的置换，春节晚会被置换为新意识形态的表囗演场所，成为传媒镜像下的“新民俗”。
春节晚会作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是一个国家叙事的文本。这其中，国家叙事渗透到晚会的各个角落，对应着中国意识形态的流转发展，一直是春节晚会这个叙事文本的主流。而百姓的退场成就了国家的主导地位，国家叙事的喧嚣和民间话语的局促，完成了国族想象对民间话语的僭代。
这种僭代是通过春节晚会的一些特定的修辞方式来完成的，这些修辞方式包括塑造神圣形象、以情动人和欢声笑语等。春节晚会运用这些修辞方式成就了国族的宏大叙事，使春节成为传媒的春节，国家的春节，意识形态的春节。
综上所述，春节联欢晚会这个词包含的三个词汇“春节”、“联欢”、“晚会”分别代表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意义，同时又互相融合交叉。作为一个被篡改的民俗符号， “春节”是春节联欢晚会所提供的文化心理背景；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象征，“联欢”是春节联欢晚会所喻示的意识形态指归；而“晚会”则是春节联欢晚会所提供的表囗演平台，意味着一个虚拟想象的空间。48正是这样，春节晚会才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提供了一场“想象中国”的狂欢盛宴。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将春节晚会作为一个叙事文本进行媒介分析，从微观到宏观地展示了春节晚会与中国意识形态运作之间的奥秘，并分析了春节晚会上国家叙事的修辞方式，这在以往的研究是不多见的。
但本文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因为分析视角的单一，加上个案研究的不够全面，所以会出现种种以偏概全的问题。加上篇幅所限，笔者研究和行文功力的浅薄，也难免会出现论证不够深入、分析不够彻底等这样那样的毛病。
春节晚会作为意识形态的表囗演场所，关于它的研究至今并不是很多，而作为一个叙事文本和媒介事囗件，它其中包含的话语形态的争夺、权力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力等也值得社会学的关注；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其艺术手段的变更流异、收视率的高低起伏、广告形式与收入等也应该进入媒介研究的视野。春节晚会是这样一个开放的各种权力纠结的叙事文本，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是最后的晚餐，其艺术和意识形态载体的纠缠特征使它具有丰厚的学术价值。
注释
1、[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囗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2、王列军，《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实践：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社会学解析》，
来自http://www.beelinkcl
3、“明年”指2005年。“央视”为中央电视台的简称，“春晚”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简称。下文中，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将简称为“春节晚会”。
4、舒可文，《一个赵本山》，载于《三联生活周刊》，北京，2005年第8期，第16页
5、[意]安东尼•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6、参见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上囗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106－118页
7、[美]米米•怀特，《意识形态分析与电视》，载于[美]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8、参见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上囗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140页
9、参见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上囗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192-193页
10、参见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上囗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198页
11、参见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上囗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213页
12、参见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上囗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217页
13、艾伦•塞特，《符号学 结构主义和电视》，载于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4、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上囗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9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页
17、[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荣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北京，第68－69<1>页
18、[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1页
19、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第162页
20、同上，第159页。并参见[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21、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
来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
2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分布》，吴叡人译，上囗海世纪出版集团，第5－7页
23、王列军，《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实践：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社会学解析》，
来自http://www.beelinkcl
24、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囗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5页
25、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囗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26、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7、王列军，《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实践：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社会学解析》，出处不详
28、耿文婷，《中国的狂欢节：春节联欢晚会审美文化透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29、[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30、耿文婷，《中国的狂欢节：春节联欢晚会审美文化透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31、黄一鹤，《难忘除夕夜——从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谈起》，载于《电视研究》1999年第5期，第59页
32、罗钢、刘象愚，《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33、吕新雨，《中央电视台2002“春节联欢晚会”读解》，来自www.mediaсhina.net
34、潘知常，《最后的晚餐——春节联欢晚会与新意识形态》，
来自http://www.gzhj.cn/F
35、潘知常，《最后的晚餐——春节联欢晚会与新意识形态》，
来自http://www.gzhj.cn/F
36、《失语的狂欢——新世纪央视春节晚会解读》，
来自http://www.zijin.neт/gb/content/2004-12/18/content_5602.htm
37、[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15页
3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分布》，吴叡人译，上囗海世纪出版集团，第5－7页
39、《民族主义专题观察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来自www.сhina9<1>18.net
40、[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分布》，吴叡人译，上囗海世纪出版集团，第27页
41、吕新雨，《中央电视台2002“春节联欢晚会”读解》，来自www.mediaсhina.net
42、中央电视台节目《难忘今宵：历届春节联欢晚会集锦》
43、潘知常，《最后的晚餐——春节联欢晚会与新意识形态》，
来自http://www.gzhj.cn/F
44、[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79页
45、王列军，《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实践：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社会学解析》，
来自http://www.beelinkcl
46、王列军，《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实践：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社会学解析》，
来自http://www.beelinkcl
47、耿文婷，《中国的狂欢节：春节联欢晚会审美文化透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
48、潘知常，《最后的晚餐——春节联欢晚会与新意识形态》
来自http://www.gzhj.cn/F
参考文献
著作：
《传媒批判理论》，潘知常、林玮主编，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潘知常、林玮著，上囗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崇高的暧昧》，胡大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图绘意识形态》，斯拉沃热•齐泽克等著，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张一兵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新意识形态批评》，许明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英]尼克•史蒂文森著，周宪、许均主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5月第一版
《传媒批评》，肖小穗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电视传播多维透视》，张政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理解大众文化》，[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美]罗伯特•C•艾伦编，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媒介事囗件：历史的现场直播》，[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著，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黛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上囗海世纪出版集团
《国家批判理论》，尹树广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著，王崑、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消费社会》，[法]波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格局》，隋岩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
《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王晓明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的狂欢节：春节联欢晚会审美文化透视》，耿文婷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刘连喜主编，中华书局
《网上大评判：万民点击春节晚会》，朱海、陈旭明主编，上囗海文艺出版社
《春节联欢晚会金曲100首》，杨瑞庆、文岳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
论文：
吕新雨，《中央电视台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读解》，来自www.mediaсhina.net
王列军，《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实践：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社会学解析》，
来自http://www.beelinkcl
潘知常，《最后的晚餐——春节联欢晚会与新意识形态》，
来自http://www.gzhj.cn/F
吴文科，《怎样理解和看待春节联欢晚会》，
来自http://www.people.co
王怡，《春节联欢晚会：２０世纪中国最大的乌托邦》，
来自http://www.mlcool.co
吴圣刚，《模式与意义——从春节联欢晚会透视媒体文化》，
来自http://www.20802.com
何晓兵，《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民俗价值与个案评价》，来自http:
//bb?.bbi.edu.cn/cgi-bin/bbstcon?sec=3&b0ard=TV_studies&file=M.1078229248.A
《失语的狂欢——新世纪央视春节晚会解读》，
来自http://www.zijin.neт/gb/content/2004-12/18/content_5602.htm
《央视国际：解读春晚，叙事主题才是重心》，
来自http://www.bj.xinhua
《“春节联欢晚会”到“集体狂欢”之途》，
来自http://www.filmsea.c
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
来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
彭海涛，《国族的世界想象：2008奥运申办的媒介研究》，《21世纪》网络版
凌燕，《中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解读》，http://bbs.xjtust.co
罗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生活空间>“百姓”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来自http://www.ucs.org.c
音像材料：
《难忘今宵：一九八四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一九八五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一九八年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一九八七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一九八八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一九八九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1990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1991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1992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1993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1994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1995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1996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1997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1998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1999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2000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2001春节联欢晚会》（CD-ROM），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中央电视台2001春节联欢晚会》VCD ，2001，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中央电视台2002春节联欢晚会》VCD ，2002，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中国中央电视台2003春节联欢晚会》VCD ，2003，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难忘今宵——历年春节联欢晚会集锦》，中央电视台节目
其他资料：
舒可文，《一个赵本山》，载于《三联生活周刊》，北京，2005年第8期
央视国际，www.cctv.com
后记
我常常愚蠢地回忆起自己三年前的样子，穿着蓝黑色的夹克来到春天的南京。湿漉漉的空气就如现在一样。三年后，当我在电脑前抬起头，看着这座我生活和学习了三年的校园时，才猛然发觉，时光真的如此匆匆，不经意间，我的一段人生经历就要过去了。
三年前我来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这里开始了我硕士阶段的学习。在这个充满忧伤和文化气息的城市里，在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积淀和学术传统的校园里，我获得了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
这篇论文作为我硕士阶段学习的总结，从开题到最后完稿，都倾注了我的心血。也许这篇论文尚显稚嫩，但于我却有特别的意义。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潘知常老师。这篇论文的写作得到了潘老师的极大帮助，从开题到写作，很多次的讨论，使我对这篇文章有了细致的把握。更要感谢他在我三年的时间里，在我学习、研究和生活方面给予我的教导和鼓励。他是我学习的典范，三年来的每一次谆谆教诲，都使我终生受益。
还要感谢新闻系的各位老师，他们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使我景仰，他们亲切的音容和真诚的态度使我感动。在我心中，他们身上都闪耀着值得我崇敬的光辉。
感谢我的室友们，他们的开朗、乐观和友爱照亮了我的回忆。我会记得和他们在一起渡过的美好时光，会翻看我们的每一张合影，会想起他们每一个人的笑脸。
感谢我的同学们，他们的朝夕相处为我的生活增添了丰富的光彩。感谢我的朋友们，现实生活中和网络中的，他们的关心使我成长，因为梦想，所以我们共同努力。
虔诚地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二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中，在十九年的求学生涯中，只有他们才是我不断进取的动力。
最后，真心感谢生活，感谢那些不再回来的往事，感谢那些奔跑向未来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