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之堂化妆品:“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重读穆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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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

诗歌

抗战

野人山之役

西南联大

唐璜

周与良

文化

读人物传记，我难得也会读第二遍的，如陈寅恪,如顾准。今年炎夏暑天，我又重读了穆旦传，读得很细，连同他的诗，慢慢品味。

读第一遍时有点偶然。大概在五六年前，内子当年的老师，上海戏剧学院一位老先生，托我办一本浙江社出的陈伯良著的《穆旦传》，没买到，便托海宁文联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两本。我自己也留下一本。看了，虽没有别的专业穆旦研究者那么深刻，但对传主的生平经历还是比较全面，读时也感觉很顺畅。

但那时也读得粗疏。记住了穆旦当年在长沙临时大学读书的事，却漏忘了长沙临大的文科分校曾办在衡山脚下南岳镇上。去年夏天参加省作协一次活动去广东采风，回来途中我独个儿在衡阳下车，专门去登攀五岳中我还没上去过的最后一岳，就曾在衡山脚下的南岳镇逗留了半天，却忘了当年临大分校的事。使我失去了一次瞻仰这一中国教育史上值得一提的地方的机会，殊觉可惜——这是在这次重读穆旦传时才想起来的。

重读穆旦传也是因为我感兴趣于当年西南联大这段历史，再重温这位堪称中国现代伟大诗人和翻译家的。

重温穆旦，仍然感触良多——为他特殊的人生经历而唏嘘不已。

作为海宁大族查家的后人，穆旦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中学。那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中学。后来又考入清华外文系。他因此受到良好的教育，更充分显露了他诗人的才能。抗战军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先是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随战事的变化，又迁往云南成为西南联大。西迁过程中有244名师生组成步行团，横跨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行程三千多里，跋涉来到昆明。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其中教师中有闻一多，穆旦则是学生之一。

穆旦把这次“长征”作为接触民间学习社会的好机会。他一路上所写的诗也更凝重。同时，行程中又苦学英文，把英语词典背一页，扯一页，到昆明，一本词典竟扯得差不多了。

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虽然艰苦，却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穆旦也系统地接受了当时的现代派文学思潮，他的诗进步更上了一层楼。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应抗战战事需要，联大学生纷纷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此后大批热血学生参军，西南联大竟有八百多名学生从军。包括联大三常委的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之子都奔赴前线。穆旦当时已毕业，留校在叙水分校作教师，他也义无顾地报国参军，出征缅甸的抗日战场。在那场中外战争史上最惨酷的“野人山之役”，这位24岁的年轻军人——不，是年轻的军人兼诗人，经历了五个月的常人难以想像的苦斗挣扎。在遮天荫日、望不到尽头的原始森林里，一批一批战友倒下，很快被原始森林里的蚁虫吞噬，成为白骨。我们的诗人终算庆幸，最后得以从地狱中生还，来到事先指定的部队集结地印度。

受过如此严酷的战争的洗礼和创伤，穆旦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变得沉默寡言，但爱国的意志却更加深沉而坚定。1945年抗战胜利后，诗人缅怀当年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段生死岁月，想起了为国家危亡而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无数英勇战士。他创作了长诗《森林之歌——记野人山死难的兵士》（后改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震惊了当时的诗坛：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剌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着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读着这诗，我只觉得心里很沉，很痛，更是深深地感动：“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我仿佛觉得自己也成了那些战死的远征军战士，头皮在发麻，头上像是也要开出野花来似的。这才是真正的诗！很难想像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能写得出这种直面战争，直面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又如此感人，如此深沉的诗句的。

为了那场民族和国家存亡的抗战，我们的诗人弃文从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罕见的生死困苦。但令人愤慨的是，正是这段经历，却让他中年以后遭遇了厄运。五十年代，从美国留学后归来，在南开大学教书的穆旦，却因为曾参加过缅甸远征军，曾任过杜聿明部队翻译官的经历，被打成“反动军官”再而“历史反革命”。1959年并经天津中院正式宣判“管制三年”，管制期间，被剥夺了一个普通公民的正当权利。不准教书，不准译著。中断了和亲友的联系，甚至不能去北京探望年迈的母亲。管制期满后，才由“监督劳动”改为“监督使用”，在南开图书馆整理图书抄录卡片等杂务，乃至到文化大革命，更受尽非人的折磨，以至到77年抱恨去世，二年后才得以平反。

——没经历过那个荒谬年代的人大概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为民族为国家，为抗战而浴血苦战，经过生死考验的爱国志士，怎么就成了反革命？这是什么逻辑？以党派之争来混淆民族生死的大义，就算是“革命”吗？更何况，我们的诗人即使参加远征军，因翻译官身份有个军官的职级，但他却不是国民党员——他是一个纯粹的追求自由思想的诗人。

还不止此。还连累到他的夫人周与良。

周与良也出身于天津的世家。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有“北周南张（謇）”之说。周与良的父亲周叔弢是天津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大哥周一良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教授。文革期间曾因被领袖“钦点”而参与北大清华“梁效”大批判组，文革后很遭士林诟病，晚年写了一本《毕竟是书生》——想来也的确是误入政治被人利用的书生。我曾读过周一良那位定居在美国的公子周启博的纪念乃父的文章《百般委屈难求全》，对其父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动之以理，抒之以情；既有文才，又有思想；更以乃父亲之酒杯，浇胸中之块磊——真不愧是名人之后的有识之士。

周与良当年是辅仁大学生物系高才生。穆旦和这位世家才女的相识，是得之于既是他的同学好友，又是周与良的另一位哥哥，后来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周珏良的介绍。1949年，两人去美国留学，都在芝加哥大学，一个修英国和俄国文学的研究生，一个读植物学哲学博士，就在芝加哥大学结婚。1953年，怀着“祖国和母亲不能选择”的爱国信念的这对年轻夫妻，渴望能为新中国贡献知识，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都落实到南开大学任教。

投身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这对年轻的归国教授，竭尽心力地努力在自己的专业上，以报效祖国。穆旦除了教育之外，又写诗，更日以继夜地翻译大量的英国和俄国的诗歌，拜伦，济慈，普希金，以他的原名查良铮翻译的作品，那优美的译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更影响了当代很多作家。王小波曾说过：穆旦翻译的普希金，曾是他最早获得的文学教养。年轻的生物学家周与良，作为当年和李政道、杨振宁、钱存训等留美学者一起甚至可以说是齐名的芝加哥大学女博士，回国后的几十年里，也为南开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的教育和科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但是，随着穆旦的历史问题越来越升级，周与良也受到牵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她本人也被当作“美国特务”而受到批判。

——现在的人也一定会奇怪：人家当年放弃在美国优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来报效祖国，却又把他们说成“特务”，那是什么世道？那是什么逻辑？

你可以这样责问，但无法找到答案。时代的荒谬，让我们对当年加害者的愤慨，竟超过甚至代替了对受害者的同情。

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这对著名的归国学者的身上，是公开的，可以名正言顺慷慨激昂地批判。但还有隐藏着的看不见的原因，却说不出口：由于穆旦的诗歌成就太大了，遭到某些人的嫉妒。

当年刚回国时，穆旦因为和巴金夫人萧珊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好友，萧珊深知他的才能，就请他翻译大量英国和俄国的诗歌，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所以在穆旦回国后的五十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里，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在当时影响很大。这便成了有些人的心头之嫉。正好借助政治运动，加害于他，使穆旦遭受了二十多年的困厄。

但即使这样的困厄，也无法扼杀穆旦对诗歌的执着和热爱。五十年代后漫长的日子里，无穷无尽的批斗，没完没了的“检查书”，“认罪书”，加上经济上的困难，子女下放插队甚至不能求学，重重困难压在我们的诗人和他的妻子身上。就在这种处境中，穆旦仍坚持着自己的诗歌事业。除了写诗，他又译诗。在七十年代，在一直扶持他的好友同学萧珊去世之后，他决心继续翻译因管制而中断的拜伦的长诗《唐璜》，以了却多年的心愿，也是纪念和报答萧珊的友情——那部原版的《唐璜》正是五十年代萧珊送给他，请他翻译的。

但因为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加上自己腿伤，他怕妻子和子女反对或顾虑，便只能偷偷地译。在克服种种外在的困难，终于把这部长篇巨著译完后，他又瞒着家人，偷偷地寄给出版社。虽然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他这个身份很难出版，但他有信念，一直到死。

终于在他去世之后二年的1980年，那部巨著才得以出版——那一年，年轻的我是漏夜排队买到这第一版的《唐璜》，译者是查良铮——当时的我对这个名字还不是很熟悉。

而穆旦的家属，在接到出版社通知说有一笔稿费时，还不相信，以为是弄错了——他们的父亲当年把这部书稿邮寄出去，是偷偷的，瞒着他们的……

写到这里，我面对这部拜伦的《唐璜》，面对着翻译者“查良铮”三个字，心里和眼眶里都涌上一股热流。打开窗，夏伏时节深夜的热浪也翻滚进来。

我的目光又转向那本《穆旦传》的扉页上，那里印着手写体的一首诗，是诗人晚年，也是他最困难的时候写的那首《冬》：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

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绕着温暖的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闲谈，

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无限的深沉和无限的悲哀啊，晚年的困厄中的诗人，在严酷的冬天中，仍怀抱着一丝温暖的希望，“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但没多久，他却死了,正好60岁，仅仅只有60岁！

——此刻在这酷热的夏夜，读着这首《冬》，我再也难抑眼眶中的泪水。

                                                                                  2011年7月29日晨三时于杭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