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小叶紫檀价格:大学之殇，校长之罪？

在这篇谈话里，耶鲁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先生对中国大学作了深刻的抨击，例如：大学教授只把教授当成一个职业而不是事业，大学把自己经济上的成功等同于教育的成功，大学师生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大学严重的官本位体制，大学学者缺乏批评和理想的精神，大学教育以求职而不是生活为目的，大学中各色学术腐败的盛行，大学缺少学术自由而逢迎政治……

当然，除了严厉的批评之外，善意的国外大学校长们还为中国大学的改革开出了许多药方。

读罢国外校长对于中国大学改革的观点，我们不禁想问身处大学改革漩涡中心的中国大学校长们都在做什么，大学校长们一般拥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因此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对大学都将有很大的影响。

民国大学校长们和他们的绝响——蔡元培，梅贻琦，胡适们……

       似乎只要提到大学校长，人们总会想到蔡元培先生，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那篇著名的演说重谈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来此求学，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里的宗旨指的就是本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研究高深的学问，而不是为了求职和做官，那是专门学校的事。

更为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这些已经现在成为绝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是，我们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吗？目前来看，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恐怕只是个传说，北大前校长也一直这么说，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甚至由于种种原因，大陆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渐行渐远。

民国的著名大学校长还有梅贻琦，胡适，，张伯苓，竺可桢等等，他们当时是怎么当大学校长的呢？

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回味的经典校长总是出现在民国，连上文的耶鲁校长施密德特先生也在谈话中提出“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也就是说至少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受到今天如此多的诟病，我们的大学校长们也没有背负今天如此多的罪过。尽管民国时代，国家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可是还是出现了像西南联大那样在危机时代中创造了至今我们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战乱不断的民国是近代教育最辉煌的年代。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的大学校长们难辞其咎，但是不能全部怪罪他们，因为今天的的校长们面临环境和民国时不一样了，首先在同党或者政府的关系上，民国的校长和今天的校长就有很大的不同，而今天的校长大学校长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来决定，并配以相应的行政级别，造成中国大学越来越衙门化。

1949年，蒋介石战败，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的大学校长和其他知识分子们面临着内心的抉择和国共两党的争夺，分为两支，大多数人留在大陆，可也有不少人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陈寅恪等人出走台湾。

从此，大陆和港澳台造就了中华文化圈内两类不同的大学校长和大学文化。

大陆的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还是世上已无蔡元培？

新中国的蔡元培们——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

且不论蔡元培先生是不是百年一人，独一无二的大学校长，可是当今人们总爱拿一个热心变革，锐意进取的大学校长与元培先生相比较，可见元培先生在今天备受推崇，经常拿来被比较的校长有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然而他们或者有后人能够继承蔡元培先生的衣钵，开创中国大学教育的又一个新时代吗？

且看新中国的“最蔡元培们”是如何汲汲以求的。

刘道玉的憧憬——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让学术自由之风劲吹

这位被称为武大的蔡元培的校长，经历可谓传奇，从“反修战士”到当时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从1988年突遭罢免，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到今天为止这位最配当大学校长的人已经出局22周年，当年刘道玉在武汉大学推行了种种革新，其中一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属惊人之举：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贷学金制，取消政治辅导员职务，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

在他眼中，中国大学美丽的三段时期是：五四运动到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1980年到1987年。而让中国大学变丑的是三大运动：一是从1993年开始的大学合并运动、而是“建一流大学”运动、三是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运动；五大歪风：一是瞎指挥，二是冒进，三是浮夸，四是相互攀比，五是造假。

他将中国大学之丑陋概括为三个字：乱、脏、臭。各类大学功能错位谓之乱；潜规则之多谓之脏；学术腐败和造假谓之臭。

在他看来，一位真正有灵魂的大学校长有六个标准：第一，担任校长之前，从事过教学与研究工作，之后要做一个心无旁骛的职业化校长；第二，必须是教育家：第三，必须是理想主义者，锐意改革；第四，必须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第五，必须要有很强的决策、洞察和管理能力；第六，必须具有民主作风。

许智宏的责问——中国没有一流的大学

尽管这位前北大校长在采访中谦虚的说，我不奢望成为第二个蔡元培，但他在北大推行了激烈的用人制度改革，被评价为继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以来最激烈的一次。

他在卸任后的采访中提出，教育是用来培养自由之人，治理学术腐败的关键是要启动程序调查，在大学中推行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激烈的革命，反对大学进行GDP式的量化，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朱清时的呐喊——大学自治，回归学术至上

这位被称为“中国最牛大学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在卸任一年后，担任了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从此有机会躬身实践他一直提倡的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理念。

从朱清时先生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过程就可以看出和国内其他大学校长的不同：他不是由上级组织部门直接任命，而是借助国际人力咨询机构全球选择，经校长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后，再由组织人事部门任命。

朱清时先生在南方科技大学采取了许多惊人之举，如果说从办学理念和思想上来看许多国内大学校长可以直追蔡元培先生，可是朱清时先生是国内大学校长中知行合一，用大学自治的理念办学的第一人，采取了许多破冰之举：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为南方科大立法、通过章程，人大设下属委员会来监督立法的执行；破处地方保护主义，不优待深圳生源；不纳入教育部评估体系，没有教育部颁发的证书；建立权力制约机制，所有人都能上能下。

朱清时先生的理想能否实现，现在做结论还为时过早，鉴于在现有的环境下大学改革面临的诸多瓶颈和艰难，我们不能表示过多的乐观，因为就连朱先生自己也承认“南方科技大学第一个这样做，但有可能不是第一个成功的。”

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寄托着无数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鲁迅先生曾说过：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斯言犹在耳，我们怎敢言弃！

救赎之路——路在何方？

今天中国的大学之殇，绝不仅仅是校长的罪过，当然，有少数的校长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不仅抄袭了别人文章，真正实践了学术腐败，证明刘道玉先生所说的大学三丑之一的“臭”不仅仅存在着，除此之外，当事人竟还动用手中的党政大权对揭黑幕者进行非法询问和威胁。

做个好校长，其实很容易。无需冒任何风险，通过说些实话，真心话，多跟学生交流，就有可能像根叔在学生中那样走红，可是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与传统势力抗衡、破除既得利益、为维护学术自由还需要大学校长们做出不懈努力的。

由此，国内的大学校长还有其他的知识分子要站起来，真正承担作为一位教育家，一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且是身居高位，目前多数为副部级和司局级行政级别的大学校长们。面对着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应该扪心拷问自己，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只有这样，当无数个蔡元培，刘道玉，许智宏还有朱清时站出来的时候，中国的大学也就已经在去行政化，去“GDP”化和大学自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才能够完成自我救赎，蔡元培先生还有其他的民国大学校长们才不致成为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