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咖排班表:揭开社会地位改变的"秘密"——社会流动

    这个问题也为众多富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所思考：1亿多农民在城市打工，他们从事极其艰苦的劳动，遭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但居然还能基本与城里人相安无事，为什么？

    日前，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对于前述现象作出了社会学上的解释：20多年来，中国的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相当多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很多人发现，只要自己肯努力争取，就有向上流动改善地位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存在希望，因此在心理上更多地认可这个社会结构，而较少与之抗衡。

    该报告的主编陆学艺说：“农民工虽是弱势群体，但它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是高于那些没有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可以成为农民工，农民工可以成为小商业者，小商业者可以成为私营企业主。人们有不断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希望。这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乱。”也有社会学家指出，这些现象要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这些年来，国家出台不少政策，解决“三农”问题和其它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两年多以前，以陆学艺为首的课题组推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鲜明提出中国社会已经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而作为续篇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则重点研究了这十大社会阶层是如何分化演变而成的，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影响一个人从社会低层向上流动。

    哪些人最有可能成为官员

    在十大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排在最前列。

    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其子女最有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个人中约有7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出身的人，在这方面也有优势，每百人中，大约各有3人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自雇劳动者和小业主家庭出身的人，百人中大约有两人进入这一阶层。而工人家庭子女，每百人中只有1人。农民家庭子女，连1人也不到。

    陆学艺说，这个问题并不独有中国存在，比如美国的布什家族，“不同的家庭对子女有不同的影响，这很正常。但这种流动必须是公正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1980年以前开始就业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中，10.6％的人出身于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家庭，53.2％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而1980年以后，这两个数字变化为25％和31.3％。这就是说，在经济改革以后，农民子弟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几率降低。

    报告指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主要来源，而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少得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则基本没有机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渠道在经济改革前后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在此之前，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农民都有一定的比例进入这一阶层，尤其是农民，略超过十分之一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其最初职业是农业劳动者。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商业服务业员工仍有一定比例进入此阶层，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则基本上没有机会。

    报告的参与者、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李春玲说：“改革开放前，有从农民中选拔干部的渠道，比如陈永贵，从一个农民一下子成为副总理，而在改革之后，这条路子基本堵死，变为重视能力与学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

    从分析来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多进少出的阶层。换句话说，在社会流动链条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通常是流动的最终目的地，人们流动进入此阶层后不想再流往其他阶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干部流向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比例略有上升，掌握组织资源的人向掌握经济资源的阶层流动，这也反映出经济资源在人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不过，这一趋向的流动仅仅是微量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长较少依赖于家庭背景

    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不同的是，处为社会优势地位的私营企业主，对其事业的发展影响较大的，是个人的职业经历，而不是家庭背景。

    调查发现，私营企业主家庭出身的分布，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一阶层的成长较少依赖于父辈和家庭资源。私营企业主的绝大多数成员（78.1％）出身于农民家庭。不过，从研究人员的个案访谈来看，有两种情况会对一些人获得大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有影响。一种情况是，某些国家干部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有权调配国有资源或享有经营上的特权，有助于其子女成为大私营企业主；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大私营企业主父辈曾是企业家，他们向子女传递经商创业的经验和价值态度，这有助于子女在商界获得成功。但这些大企业主在整个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数量极少。

    报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企业主阶层本身的社会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新加入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来自于在传统体制中具有较大优势的阶层，而原本来自弱势地位阶层的业主，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已经被淘汰。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创办企业对业主个人的人力资本（学历水平、教育背景等）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仅仅拥有很少人力资本的人很难进入这个阶层，甚至原来已进入这个阶层、但拥有较少人力资本的人，也逐渐难以适应新的市场关系；二是中国的市场化是渐进的市场化，传统体制内的优势很容易转换为体制外的优势，那些传统体制内优势阶层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功。

    那么，私营企业主大部分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向？报告对此进行了描述：

    这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阶层。研究人员指出，这表明，在我们这个社会，女性独立创业并非易事。正因为此，女性私营企业主总是受到社会的特殊看待，通常被称作“女强人”、“女大款”。

    中、高等学历者占据多数。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文化素质在提高，调查显示，学历上升最为明显的是研究生所占比例，从1993年到2002年，共计上升了约7.2倍。

    中共党员比例上升。2002年，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达30％。与党员在全国成人中所占比例（2002年为8％）相比，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调查显示，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其他领域的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而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少。比如，在1993年的私营企业主中，原来是企业负责人的，只占六分之一。而10年后，这一比例已到一半以上。而出身于工人和农民的私营企业主比例，则下降了很多。

    大量的私营企业主，在保留其私营企业主身份的同时，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和路径，主要是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比例上升，而层级也在上升。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趋势，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个阶层的经济力量不断扩大，国家日渐重视，不断扩大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空间。其次，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越来越大。比如，在江苏射阳县，258个村中，有250个村的村主任由年收入超10万元的“富人”充任。

    工人的流动

    在课题组的研究中，工人和农民处于十大社会阶层的底部。那么，什么样的工人向上层流动，即从工人岗位进入较高层级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组织负责人？在传统国有企业，这一流动被简化为从工人提拔为干部。

    在工人阶层中，商业人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多，生产和运输工人居中，服务人员的机会最少。统计表明，与一般工人相比，向上流动的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在政治方面，向上流动者近80％是中共党员，而一般工人中的党员比例是27.4％。这说明，对这些人需要更多的政治忠诚和企业忠诚。

    父亲的职业背景在工人的向上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父亲如果是组织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或办事人员，则有更大的可能向上流动。但是，研究者说，组织负责人的父亲不能将子女提高到企业的较高层次，而只能达到中等层次。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级负责人需要高水平的智能，父母的权力很难帮助子女突破智能方面的局限。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报告指出，在生产和运输、商业岗位上下岗的工人，其受教育年数平均高于在岗工人。原因在于，很多企业裁减了学历较高，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勤奋与努力程度）较低的城镇工人，由学历较低，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较高的农村户籍者代替。

    农民的出路

    研究人员在西部一个村调查，发现该村党支部7个党员，最大的83岁，最小的67岁，当地人称他们为“7个党员6颗牙”支部。所有能跑得动的都出去打工了。

    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没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成为农民工，是他们主要的向上流动机会。虽然他们在城市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与农民相比，他们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

    那么，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最可能向上流动的机会，是成为个体工商户，而要成为城镇正式工人和企业老板的可能性很小。

    超过90％的农业劳动者出身于农民家庭，同时，超过半数的农民家庭子女仍然是农业劳动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行地域流动和处出打工机会大大增加，但从社会流动角度来看，农业劳动者是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

    报告认为，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导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陆学艺说，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外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正处于形成过程中。

破除流动之碍

    按照通常规律，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阶层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也即通过个人的后天奋斗，实现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开放性社会。总体而言，在封闭社会，先赋性规则（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后致性规则（个人教育程度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那些标志着社会区隔的重大制度和政策，诸如阶级成分、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或者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式微。个人的教育程度和那些先赋性要素，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上的作用力大幅度地此消彼长，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们而言，他们不是通过国家而安排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而决定自己的事业的局面。这一切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正逐步提高。

    在中国社会结构趋向开放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特别注意的倾向。报告指出，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再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这三种资源。这些倾向，对于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如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畸重畸轻、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应该意识到，经济持续发展要依靠公平而合理的社会关系加以保障。只有进一步打破对社会成员流动的一些不公正的制度性歧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公平程度才能更为提高。”陆学艺说。

2004年7月，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干部的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网络和纸质媒体纷纷以类似的标题来概括这份报告。人们很容易回想起3年前课题组出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时，提出的“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所引发的热烈争论。

　　话题的敏感性和现实性带来了普遍关注与众说纷纭。数十年间，惯听“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说法的普通百姓，无疑被“阶层”、“分化”、“社会流动”之类的词语刺激了神经。《新民周刊》专访了两书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研究员。

　　“关键阶段”的社会流动

　　《新民周刊》：很多媒体在介绍《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这本书时，用了一个很醒目的标题，“干部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

　　陆学艺：这个数据是这本书上诸多数据之一，但大家可能对此比较敏感。实际上，它低于“文革”前的2.94倍，和“文革”期间的4.23倍。国外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在14岁的时候，父亲的职业和文化程度对其今后的职业和文化程度会有很大影响。“2.1倍现象”并没有特别之处。

　　2.1这个数字是不是太高，我们和国外的比较还没有做出来。

　　《新民周刊》：如今不光是学术界，媒体和普通老百姓也很关注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陆学艺：这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关的。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这是个大背景。简单地说，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的时候，大家吃不上饭，就会埋头解决温饱问题，这一阶段的社会往往还是平静的，社会流动的问题不会那么突出。

　　人均GDP1000美元意味着够吃了，有的人可以买小汽车了，但有的人，生活水准反而可能下降。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人均GDP达到三五千美元，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照顾这一部分人的生活。但现在想照顾却没钱，社会保障力不从心。在这个阶段，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问题就会凸现出来。

　　《新民周刊》：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国情，对探讨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的形成和发展，意味着什么？

　　陆学艺：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讲话提到，我国人均GDP达1000美元，“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从根本上说，追求一个合理、公平和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就是追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协调发展。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某些方面更重要一些。犹如一个人，社会结构是骨架，经济结构犹如血肉，胖了可以叫它瘦一点，瘦了叫它胖一点，就像经济发展过热可以调控，但骨骼如果长坏了，调整的难度就大了。一个社会政策错了，往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调整，比如我们国家的人口政策。

　　如果这一阶段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

　　《新民周刊》：请您简单地描述一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

　　陆学艺：3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阶层，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已在中国形成，但这个现代化阶层结构还是雏形，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某些结构性因素。

　　如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则发现，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初步形成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得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流通渠道的日益开通，后致型规则逐渐取代先赋型规则，成为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主导规则。但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新民周刊》：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有哪些具体表现？

　　陆学艺：结构性矛盾体现为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特别是城乡差距；社会流动不畅，有户口制度等等阻碍，一些人即便流动了还要遭遇歧视。

　　资源聚集与起点公平

　　《新民周刊》：书中提到，中国社会结构渐趋开放的同时，社会资源趋于向上层集聚，有的社会流动渠道有被封闭的迹象。这种倾向对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

　　陆学艺：这个问题从两方面看。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

　　中国由于特殊的情况，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19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我们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我们的问题在于开放得不够，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一方面是渠道开放不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应有的补充手段做不到；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改革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八年长此以往，就不是干部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

　　《新民周刊》：教育制度对形成公平、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有何意义？

　　陆学艺：教育是社会流动中一个重要部分，现代强调起点平等，义务教育都不能普及，山区和贫穷地方的孩子在起点上就不公平，以后怎么竞争？支配教育资金的部门也没有把教育资源分配好，现在一些大学很奢侈，盖那么好的楼，圈那么多的地，而农村教员的工资却常常拖欠。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了23%的教育投资。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新民周刊》：有学者称，教育私有化是教育制度改革的唯一出路。

　　陆学艺：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哪个国家是把教育私有化当作出路，可以办私有的教育，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义务教育是必须投入的。

　　《新民周刊》：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是农村学生社会流动最重要的形式，但19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很多农村学生无法承受高等教育收费的情况。

　　陆学艺：市场经济下接受高等教育要付出成本，但市场化后的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高校和银行抱怨向贫困学生贷款收不回来，把责任全部推到学生头上，银行的态度是，反正你叫我贷的，我贷了，收不回来就不贷了。这都不是办事的态度。贫困学生要贷款，全世界都是如此，解决方案国外都有现成的，身份证、计算机网络那么发达，就没有人去真正地管。说难听点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大学高收费会导致社会流动的路越来越窄。

　　从农民工到工人阶级

　　《新民周刊》：大多数农民并不能通过教育渠道向上流动，很多年轻一代进城打工，而农民工是一个身份尴尬的阶层。

　　陆学艺：现在约有一亿多农民在城市里务工，他们从事艰苦劳动，为城市创造了巨大财富，却常常得不到应有报酬，有时还受到歧视。但这么大的群体居然基本与城里人相安无事，而且队伍还在扩大。外人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一个事实：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还是高于农村中的农业劳动者。

　　不管怎样，将来农民工一定要转成工人阶层。“小城镇”、“离土不离乡”和农民工问题上的“中国特色”，现在看来并不是中国特色，一个国家要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城市化是一般规律，要搞特色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知识界都要检讨。

　　一个亿的农民工将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带到了城市，引起社会问题。有人看不清问题实质，反而倒打一耙，说是外地人引起犯罪率上升，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曾经“创造”了很多“有特色”的东西，现在证明都是要埋单的。将来怎么转化，是个大课题。现在中央领导已经说了，农民工也是工人阶级，那这些工人阶级的权利、福利何在？

　　《新民周刊》：农民工向工人阶层转化的现实困难在哪里？

　　陆学艺：不要把城乡的沟越挖越深，而要两边靠拢。最近我去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参加一个会议，研究的就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现在一步步在走，农民工加入工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工伤医疗养老保险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国家通过户口改革并不能把身份问题都解决掉，而是一步步地、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走，原来的铁饭碗逐渐改掉，农民工的问题慢慢解决，两边靠拢。但主要问题还是一个身份问题，要打破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歧视性政策。

　　现在有一个阻力，有些官员和企业主将农民工看作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工具，这是麻烦所在。对农民工的待遇和福利要给他们应有的谈判的权利。这些官员和企业主没有看到，改善农民工的待遇，对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这种极其廉价的劳动力结构，其实是价廉质次。

　　《新民周刊》：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很多学者怀疑，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是足以将那么多农民转移出来。

　　陆学艺：长远来讲，应该是可能的。但时间会比较长，不是十年八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经走出来了。

　　呼唤新中间阶层

　　《新民周刊》：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陆学艺：应该大的阶层，中间阶层，没有大起来，应该小的阶层，农民阶层，没有小下去。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政策引导，使中国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

　　《新民周刊》：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优点何在？

　　陆学艺：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必须让中间阶层大起来。这是各国的发展结果证明了的。有些国家经济上去了，像拉美，人均GDP曾达到五六千美元，但社会结构还是哑铃型的或者金字塔型的，这种社会结构，一旦有风吹草动经济立刻倒退。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币贬值50%以上，同时货币贬值的还有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韩国是中产阶层发达的一个社会，韩国中产阶层把金银首饰都拿出来捐给了国家。因为中产阶层希望社会稳定、经济稳定。比起韩国，其他国家到现在还没真正缓过气来。

　　如果中间阶层大起来了，这个社会的一半就是稳定的。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中间阶层。

　　《新民周刊》：有人说，中国的中间阶层不发达，是因为经济总量还不够大。

　　陆学艺：中国的中间阶层不发达并不是因为经济总量不够大，拉美国家的经济总量还小吗？目前主要的问题在于制度性障碍，户籍、就业、人事这三个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不合理的部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流动机制：政府主导

　　《新民周刊》：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在调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和流动机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陆学艺：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20多年来经济有如此成就，国家调控有很大功劳。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没有同步跟上，经验也不够。计划经济不只是经济体制，它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户口、就业、人事、教育制度，基本上都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进一步的改革，应调整社会阶层结构，按照中央提出五个统筹和新的发展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有活力的社会阶层结构。

　　1980年代的改革，大家都得利，所以大家都拥护，现在改革已经到了需要一些社会阶层付出成本的时候了。户口改革，农民当然盼望，但有些人还是认为农民工是最价廉物美的劳动力。去年进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这种改革是进步的，得到了老百姓拥护，但有些人就不愿意了，现在还在耿耿于怀。户口、人事、就业、教育制度改革，都会让一部分人失去一些权力，都会有阻力。

　　在这种情形下进行改革，政府在策略上的选择也会不同于80年代。但只要坚持改下去了，最终对全社会有利，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分享这种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