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动物园好玩不:国富不等于国强，国富不等于民富

                                                 写于2010.2.4

附：

 
经济失衡：政府富，百姓穷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曙光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增长，而不是把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政府远远没有承担起自己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就业、廉租屋建设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责任”。

　　近日，天则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曙光在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三次报告会上提出，通过听证，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原来的800元调整到1600元，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这种设计的出发点不是要解决公平问题，而是如何增加政府的收入，如何使得政府增收容易。

　　尽管话说的尖锐，但的确有数据支撑。事实上，通过税收，中国政府的收入正在以超过GDP两倍的速度增长，已经达到GDP的20％。并且，还有数据表明，中国12万亿GDP中，实际上超过10万亿元左右的资源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而这笔钱，大多都拿来做了各种投资，真正用于提高分配水平的不足一半。

　　张曙光的落脚点正在于此：“应该从调整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入手，把政府的工作从以经济增长为主转向以社会发展为主。”

　　张曙光说，数字表明，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税收增长，而税收是来自于企业和个人的缴纳，税收增长得快其实是一个紧缩性的因素。如果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看的话，经济建设支出又给了国有企业，所以这个紧缩实际是紧缩了非国有企业，而扩张了国有企业。

　　张曙光明确批评，现在这种用高投资支撑的高增长的经济，最显著的效果是使政府的收入迅速增加。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张曙光一人的看法，更是经济学界所认为的当前宏观经济里面的重要问题。中国的消费支出在GDP比重里，20多年来一直下降， 20世纪80年代大概占到65％，90年代占到60％，到了2003年降到55．5％。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需来拉动，外需的增长很快，出口增长的很快；同时投资增长很快，是消费的两倍。从现在的中国经济情况来看，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外需过旺，内需不足；二、投资强劲，消费不足。学界警告，这种靠高投资、高消耗、高顺差支撑的经济，潜在着很大的危险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格局？张曙光分析，这是由于以下四个方面原因所共同造就。

　　首先的因素是，多年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特别是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严重滞后，造成群众收入预期不稳，支出预期增加。

　　原因之二：城乡和区域发展失衡，收入差距扩大，投向西部的资金又流向东部，而城市的繁荣依靠的是农村的衰退和边缘化。

　　第三个原因：张曙光的话说的较重：“是内外政策的扭曲”。包括投资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咱们是重外资外贸，轻内资内贸，外资依靠挤压内资而发展”。

　　分析第四个原因，张曙光扣题说，就是上面重点提到的，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的失衡。从1997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204．7％，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82．6％，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仅增长了40．5％。

　　正是收入预期的不稳、支出的增加，加上差距扩大，导致了消费与投资比例畸形。

　　“十一五”规划提出“推动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如何把这一句话落实？

　　考察政府的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收入体制可以看出，近几年政府的收入增幅连续在20％以上，超过了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来看，2004年收入提高到19．3％，而支出提高到20．7％，几乎提高了一倍。

　　当前财政收入的支出结构主要是三项：一是经济建设支出，一是社会文教支出，一是政府的行政经费支出。从1993年的数字看，经济建设的支出占 30％多。尽管这些年来数字逐年在降，但是经济建设占财政支出如此大的比例，恐怕只能说明我们现在经济进程中，政府主导的色彩还非常浓。而社会文教支出从 1995年到2003年八年间，上升不到一个百分点。增长最快的是什么？人人都想得到，那就是行政经费，增长了21．4％，这八年上升了4．4个百分点。

　有鉴于此，张曙光的结论是：这说明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依然是扭曲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增长，而不是把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政府远远没有承担起自己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就业、廉租屋建设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责任”。

　　在这一点上，张曙光直指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如果说医疗改革失败的话，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放弃了自己在公共医疗方面该承担的责任，把不该市场化的东西推给了市场，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此外，尽管近年教育经费有不小幅度的增长，但是主要增长在高等院校，而非基础教育，“我们的基础教育变成了叫花子教育”。针对很多地方靠希望工程承担小学义务教育的现状，张曙光不客气地评价。现在的基础教育，中央财政拿的占2％，地方省市拿的占11％，其他全部是县乡两级支出，而县乡两级的财政百分之六七十的地方是赤字，所以义务教育实际上还是由老百姓自己承担，政府并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一、通过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使老百姓的收入能够增长快一点；二、政府能够在社会发展方面增加一些支出，投入到公共领域，投入到基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群众分享到改革的实惠。这也是活跃内需的最终途径。

       当前财政收入的支出结构主要是三项：一是经济建设支出，一是社会文教支出，一是政府的行政经费支出。三者增长最快的是什么？人人都想得到，那就是行政经费，增长了21．4％，这八年上升了4．4个百分点！！！

      从1997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204．7％，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82．6％，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仅增长了40．5％。

　　张曙光直指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

     如果说医疗改革失败的话，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放弃了自己在公共医疗方面该承担的责任，把不该市场化的东西推给了市场，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此外，尽管近年教育经费有不小幅度的增长，但是主要增长在高等院校，而非基础教育，“我们的基础教育变成了叫花子教育”。针对很多地方靠希望工程承担小学义务教育的现状，张曙光不客气地评价。现在的基础教育，中央财政拿的占2％，地方省市拿的占11％，其他全部是县乡两级支出，而县乡两级的财政百分之六七十的地方是赤字，所以义务教育实际上还是由老百姓自己承担，政府并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2008-05-27 中国青年报 耿海军

    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中国开始富了，那么究竟是谁富了？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文摘报》5月25日）

    中国古话说：国者，民之利也。也就是说，我们成立一个国家，通过交出一部分税收由政府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众权利和利益的更好实现。但是在财税制度等方面，我们迄今还是强调“国重民轻”，偏信“大河有水小河满”。

    然而，“大河”有水，“小河”自然就会满吗？现实情形并非如此简单。去年11月，“嫦娥一号”探月成功，中国迈进国际“月球俱乐部”。当《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这体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时，重庆沙坪坝3位市民却为抢购一瓶低价食用油被踩死在家乐福超市，31人受伤。有网友不禁感叹，一边是国家财政收入高达5万亿富得流油，而另一边，却是物价飞涨下的生活越来越让人捉襟见肘。

    为什么国家富有了，民众却依然生活多艰？首先是因为国民税负总体偏重。去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排名全球第三、亚洲第一，前年则是全球第二。这个排行榜未必客观，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税负较重的问题。税负偏重意味着，一部分“小河”的水可能被“大河”舀走了。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个税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拟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2000元。而减轻个税，仅仅是减轻税负的一个很小方面。

    其次是价值取向与制度安排。眼下，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多分配给了政府和国企，所以我们看到属于各级党政机关的豪华楼堂馆比比皆是，公务员工资、福利的增速超过了一般市民的收入增长，而垄断国企的福利待遇更是高得令人乍舌。这样的制度安排，自然会影响公共财政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不利于改善民众的生活。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还存在与民争利的现象。比如，近年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热，但许多普通家庭根本买不起住房。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财政”，人为地使地价越来越高，从而让高房价雪上加霜。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提出：一个社会只有放手让每个人富裕起来，它本身的繁荣才有保证。事实上，百姓收入和公共福利滞后已影响到经济，消费不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消费率长期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22个百分点。这导致中国经济停滞在靠廉价出口外销上，迟迟唤不起国内强大的购买力，无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是个危险信号，我们不能迷信“只有国有经济强大，国家才能富强”的教条。正如陈志武教授所指出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富有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富起来”。我们应当遵照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要求，抓紧解决民生、民富、社会公平等问题，尽快将“国富”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国强与民富”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