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日本迪士尼sea公园show:西宁伊斯兰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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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伊斯兰教研究 作者：李兴华教授 来源： 更新时间： 2010年07月26日 西宁伊斯兰教研究
青海省垣的回民，在清初计有三千多户，混居城垣内外，与汉族同处，感情极为融洽，而回教占全域人四分之三，可谓回民最盛的时代。但至清末，政府对回民多加屠杀，以致该地至十室九空，数里绝烟之境。今虽人口日繁，多系客人。余调查当地的居民，在三千余户中，只在刀余之下得为复生者，仅二百余户矣。殊可慨也! ——文远《青海省垣回民概况》一文语
一、西宁历史概述
西宁，今为青海省省会，辖西宁市区和大通、湟中、湟源三县。战国和秦，今西宁辖域为羌人活动地，系“古湟中”一部分。西汉时古湟中正式纳入西汉版图，先后设立西平亭、东亭、长宁亭等军事防御、邮传系统等设施，并迁内地汉民来此定居屯田。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分凉州刺史部金城郡置西平郡，辖西都、破羌、临羌、安夷四县。曹魏黄初三年(222年)，凭倚西平亭增筑南、西、北三城为西平郡治，为今西宁有史可据的首度筑城。
西晋后期，辽东慕容鲜卑吐谷浑迁入今青海地区，经过与当地羌人等融合，形成吐谷浑族。后这里先后为吐谷浑政权(329—663年)、南凉政权(397—414年)、西秦、北凉、北魏、西魏、北周辖地。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西都县(今乐都)为湟水县，今西宁则为湟水县辖地。隋大业三年(607年)，废鄯州，复置西平郡(治湟水县)，辖湟水、化隆二县。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军亲征吐谷浑，经过今西宁地。
唐武德二年(619年)，罢西平郡，复置鄯州(治湟水)，辖湟水、龙支(治今民和古鄯镇)。唐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灭吐谷浑，今青海大部遂为吐蕃所据。唐仪凤二年(677年)，唐在今西宁地设河源军(驻地在今西宁城区古城台)。唐仪风三年(678年)，析湟水县西部置都城县，在今西宁城东原大教坊一带筑城为鄯城县治所。鄯城在唐代既是军事要地，又是唐蕃交通要道。唐天宝元年(742年)，改鄯州为西平郡(治今乐都)。安史之乱后，今西宁地被吐蕃占据，始称青唐城，这里原有的不少羌人部落、吐谷浑人、汉人则被陆续融合人吐着人中。而党项人和一部分吐谷浑人则迁往今宁夏、山西等地。唐咸通七年(866年)，河湟地区重归唐朝统治。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吐蕃赞普后裔(口角)厮啰(997—1065年)迁居青唐城，建立青唐吐蕃政权。该政权亲宋、抗夏，并与辽建立友好关系，被宋视为牵制西夏的重要力量，二者之间保持着频繁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关系。加之这时河西走廊被西夏人所占据，经由青唐(今西宁)、柴达木盆地进入西域的青海道(此时也称青唐道)再度繁荣起来，作为青唐(口角)厮哕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的今青海西宁便成为了丝路东段南道、特别是河湟地区的一个经济贸易中心。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青唐城一度被西夏攻破。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宋廷采纳“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建议，一度进入湟水流域，并改青唐为鄯州。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廷收复鄯州，历时70年共历六主的(口角)厮哕政权宣告解体，北宋最终据有陇右、河湟。随之北宋改鄯州为西宁州(取西陲安宁之意)，设倚郭县于今西宁南川伏羌堡，并辖龙支城(今平安县古城一带)、宁西城(今西宁市西部)、宣慰城(今大通县桥头镇附近)“三城”。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西宁州被金占领。绍兴六年(1136年)，西夏出兵攻占金西宁州。西夏占领河湟后沿宋、金旧制。设西宁州(治今西宁)、乐州(治今乐都)、廓州(治今化隆)、积石州(治今贵德，实仍属于金)。而西宁州之辖地则约当今西宁市区、湟源、湟中、大通、互助、平安及海北藏族自治州。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三月，蒙古军攻占西宁州。随之蒙古统治者“徙西宁民于云京(今山西大同)”，撤金、西夏时的乐州入西宁州，使西宁州辖地包括今整个湟水流域及大通河流域门源的部分地区。至统治方式则采取“命宗王将兵镇守”与“以土官治土民”相结合的方法，先将西宁州划为驸马、宁濮郡王章吉的封地，后又由西宁王出伯、速来蛮先后镇守，同时设置土官、万户、千户等等。
明洪武四年(1371年)，元西宁州同知李南哥“以州归附”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明废元西宁州，设西宁卫(治西宁)。西宁卫行政上属陕西布政司(治西安)，军事上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甘州)，同时还受分巡西宁道(驻甘州)和分守西宁道(驻凉州)的节制。卫内则实行“土官与汉官参治，令之世守”，即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和朝廷选派的官员共同治理地方的政策。西宁卫除直接统辖今青海东部地区外，还遥控罕东、曲先、安定、阿端“塞外四卫”。明洪武初从南京等地征调、迁移数以万计士兵、居民至今青海实边屯田。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1385—1387年)以“基割元西宁州故城之半”修筑西宁卫城。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自秦州移茶马司至河、洮、甘“三州”及西宁卫城之北街。后者(即西宁茶马司)一直延续至清初。明正德四年(1509年)，东蒙古开始相继移牧青海，明军则在今西宁各川修筑城堡、边墙以作防御。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西宁卫城被李自成部将贺锦攻占。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进入青海，西宁卫地区归清管辖。初，设西宁兵备道(治西宁)，归陕西行省辖，沿明制，仍设西宁卫；同时采用土官(世官)、汉官(流官)参设制度，在今西宁、湟中、互助、平安、乐都、民和等地设土司十六家，于顺治四年至十一年间(1647—1654年)相继发给土官(土司)号纸印敕，正式称为“土司”，准其“世袭”，令其“封土司民”。顺治十三年(1656年)，移原临巩总兵官驻西宁城，称“镇守陕西西宁临巩等处地方统辖汉回土蕃挂印总兵官”，简称西宁镇总兵官，归甘肃提督节制，为西宁称镇之始。雍正三年(1725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隶属甘肃，并正式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常驻西宁。西宁府始设西宁、碾伯二县及大通卫；乾隆十年(1745年)又设巴燕戎格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大通卫为县；次年(1762年)设循化厅(初隶河州，道光三年改隶西宁府)；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设贵德厅。至此，西宁府辖西宁、碾伯、大通“三县”和巴燕戎格、循化、贵德、丹噶尔“四厅”。
1913年，废西宁府，留西宁道(治西宁)，隶甘肃省，辖西宁、碾伯、大通、湟源、巴燕戎格、贵德、循化七县和玉树、都兰二理事。1915年，北洋政府裁撤西宁办事长官司及西宁镇总兵，改置甘边宁海镇守使。1927年，裁撤西宁道，设西宁行政区长官(西宁为长官公署所在地)。1929年初，青海省政府正式成立，西宁成为省会。1936年1月，西宁县正式更名为湟中县；6月，经国民政府内政部核准，撤省垣特种区建立西宁市。1949年9月，西宁解放。
鉴于唐时之西平郡，宋时之青唐城，元时之西宁州，明时之西宁卫，清时之西宁府，民国初的西宁道，都较今西宁市辖域要大，故对西宁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研究范围当亦相应要超出今西宁辖域一些。不过由于今循化下文要作专述，今对西宁伊斯兰教的研究除了包括西宁市区和大通、湟中、湟源“三县”之外，当也包括今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和尖扎。
二、西宁伊斯兰教的地位
(一)伊斯兰教传人时间较早的一个城市。无论是按唐时传入，还是按宋时传人，西宁都属于伊斯兰教传入时间较早的一个城市。这当是我们在介绍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时，不能忽略西宁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较古较老清真寺分布较多的一个地区。按《青海省志·宗教志》和笔者的初步调查，今西宁及其以东以南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和尖扎东北的一片地区，大致有30多座清真寺自称建于宋元明三代。这个数字是颇值得重视的。它起码说明历史上的西宁地区不仅是伊斯兰教传人较早的一个地区，也是伊斯兰教传播较快较广的一个地区。
(三)回族等族伊斯兰教明显教派分化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回族等族伊斯兰教在清康乾年间和清末民初的两次明显教派分化，无论是说起源于狄道、河州、循化、西宁一带，还是说起源于河州、西宁一带，河州和西宁两地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要研究门宦和伊合瓦尼的兴起等，不研究西宁是不行的。
(四)清同治年间甘肃穆斯林反清起义和清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的中心之一。清同治年间甘肃穆斯林的反清起义和清光绪二十一年的河湟事变，都是中国、特别是回族等族伊斯兰教史上的大事。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本身，而更在于通过对这种起义与事变的认真反思，可以帮助教内外人士冷静、稳妥地处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
(五)民国时期我国西北穆斯林身份的回族军阀实际统治的两大省会城市之一。
(六)民国时期伊合瓦尼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一个城市。
三、伊斯兰教传入西宁
伊斯兰教传入西宁，粗略些说可谓是唐，但精确些说应谓是宋。
(一)可谓是唐。可谓是唐，目前见到的有七种说法：一是《青海省志·宗教志》的说法。谓：青海是陆上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两条大动脉的交会处。辽阔的天然牧场，丰腴的待垦土地，成为滋生涵养众多民族的发祥地，也是伊斯兰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其早期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阿拉伯、波斯等伊斯兰教国籍的兵员退伍后留青藏高原安家定居实现的。同时由于战争频仍，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时通时断，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长期滞留青海等地，为了生计，置产成家，成为当地居民。以上人员在青海的扎根，就是伊斯兰教在青海的扎根，他们及其后裔，经过定居、成家，成为青海地区早期的伊斯兰教信徒。《足音——(青海回族)精选作品集(一)》载孙滔《青海回族溯源》，也有类似的说法，而且说得更清楚一些。谓唐时，大唐、大食和吐蕃三者围绕中国西部、中亚东部开展了扩大疆域的角逐。时而唐朝和大食联兵对付吐蕃，时而吐蕃和大食联兵对付唐朝，时而唐朝和吐蕃联兵对付大食，或者互相借兵对付本国或本地区的反叛势力，从而造成在青藏高原广大地域内既有大食的驻守部队，也有被俘人员和伤、病、流散人员，其中有的人在青海地区定居下来，成家立业，繁衍子孙。同时，由于三大政权在我国西部逐鹿，战事频仍，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时通时断，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国家的商人长期滞留青海等地，为了生计，也必然置产成家，成为当地居民。所以以上人员在青海的扎根，就是伊斯兰教在青海的扎根传播。他们及其后裔，经过定居、成家，由外籍转化为中国公民后，就成为青海地区最早的伊斯兰教信徒，也是青海地区最早的回族先民。这种叙述，虽未明确指出包括西宁地区，但西宁地区当是这种叙述中的青海地区的一个重点或主要地区。
二是《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大事记》的说法。谓：唐天宝至贞元年间(742—805年)，伊斯兰教传入西宁。从唐中、后期开始，西宁就有了零散的波斯、阿拉伯人，他们是西宁回族最早的先民。又谓：在河湟一带长期流传的口碑资料说，在唐代有来自阿拉伯的“十大”上人，曾在包括西宁在内的河湟地区进行活动。
三是《化隆县志》的说法。谓：早在唐代，大食阿拉伯、波斯传教士、商人经祁连山来青海活动并定居下来，在西宁等地繁衍生息，成为青海境内回族的先民。化隆县石大仓乡的文家山、铁力盖、官藏等地的马姓回族群众自称是西域人，自古定居在这里。甘都镇唐寺岗村的回族自称其祖先是一位传教士，行九，出来时只身一人，为当地藏族头人牧羊为生，并在藏族中开展传教活动，后娶藏族女子为妻，从此定居下来。自古为军事要地的群科镇，也有西域传教师、商人的经常活动，并有一部分定居下来。
四是《民和县志》的说法。谓：唐末有兄弟二人“米勒”、“尔里”者，迁至米拉沟一带(今核桃庄乡、松树乡、李二堡镇、塘尔垣、西沟乡、新民乡、峡门一带，即民和县西北部湟水南)，沟遂以“米勒”人名的谐音而称“米拉沟”。
五是《新亚西亚》1931年3卷6期载韩宝善《青海一瞥》一文的说法。谓：中国回教，自唐代盛行于陕甘新疆诸省，在昔甘肃回教徒以导河、西宁为最众。
六是《新亚细亚》1933年5卷3期载丘向鲁《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布之现状》一文的说法。谓：据说回族之来青海，始自唐朝。当时由他们的教主带了许多传教师，从新疆一路沿祁连山以至青海传教，在西宁、湟源都有他们的足迹。《西北论衡》1937年5卷4、5期载孙翰文《青海民族概况》一文也是类似说法，不过该文谓唐时入青海的穆斯林“大部散居于黄河、大通、湟水流域各地”。
七是《地方自治》1935年3期载张得善《青海种族分布概况》一文的说法。谓：青海回族人，以何时徙居此地，传说不一。有谓唐时徙来，有谓为回纥之裔，有谓元时徙来而散居者。上述各说，均有相当理由。《旅行杂志》1945年19卷2期载李式金《西宁——青海的省会》一文也是持这种说法。
说法之一大致是述伊斯兰教唐时传人青海，并没有具指是否包括西宁。但由于在述及传入路线时说及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当主要是指这两道的交会地带即以西宁为枢纽的湟水流域或湟水谷地。另所述及的传入方式也主要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外籍兵员在青藏高原的退伍、留居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外籍商人、使者在丝绸之路南道东段与唐蕃古道的交会地带滞留、侨居这两种在唐与大食或唐、大食、吐蕃关系史上确实存在过的途径。所以应该说还是有根据的。
说法之二从内容上说与说法之一没有两样。只不过它 第一明确具指西宁，第二明确指出了唐天宝至贞元这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传人时间段，第三明确将伊斯兰教传入西宁与伊斯兰教传入河州联系了起来。
说法之三的最大价值一是将伊斯兰教传入化隆明确作为伊斯兰教传人西宁等地的一部分来叙述，二是明确地举出了几个具体地方的几个具体穆斯林姓氏来做溯源的根据。这些都为深入研究伊斯兰教传人西宁地区打下了基础。
说法之四虽具指的是民和米拉沟一带一个地方，但却是较明确地说明了伊斯兰教已较早地散布至以西宁为中心的湟水谷地近东一端。
说法之五至之七均系民国年间的研究成果。说明早在民国年间不少研究者已主张伊斯兰教传人西宁或西宁地区是在唐代，或唐代传人是其中一个选项。
综合这七种说法，说伊斯兰教唐时传人西宁，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说伊斯兰教唐时传入西宁，按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总还显得有些勉强。理由主要有四：
理由之一——不管怎么说，史籍中目前还没有找到伊斯兰教唐时传入西宁或西宁地区的确切记载。
理由之二——路过西宁或通过湟水谷地的青海道虽在唐时丝绸之路网络状线路中的一条线路，但毕竟不像河西走廊道那样是主要线路，在唐代伊斯兰教信仰者来中国的数量毕竟有限的大前提下，虽不能完全拒绝有伊斯兰教信仰者在别的非主要线路上来往或暂时留居的情况，但要肯定说一定有伊斯兰教信仰者来往甚至居留，也是有些勉强的。
理由之三——被有些研究者看作是伊斯兰教传人今青海或西宁地区的来源之一的今新疆，特别是与青海接壤的于阗地区在唐末至五代初以前都还不是伊斯兰教传播地区，说唐代从新疆来青海的人就是伊斯兰教信仰者缺乏说服力。
理由之四——对甘宁青有深入研究的《甘宁青史略》副编卷三明确地说“终唐之世，唯甘、凉、灵州有回族”，未列河州。也未列西宁，说明还没有唐时伊斯兰教传人这些地方的较有说服力的根据。
基于以上四项理由，加之在传入时间上持较慎重的态度有利于积极寻找更有说服力的证据，笔者则在伊斯兰教传人西宁或西宁地区时间上采取可谓是唐但暂不断定就一定是唐的取向。
(二)应谓是宋。应谓是宋，基于以下三项理由：
一是至宋，特别是至11世纪初河西走廊地区被西夏占领和(口角)厮哕迁居青唐城，建立青唐吐蕃政权后，丝路东段以河西走廊为“总汇之区”的局面不复存在，而绕道河西经青海达新疆通西域的青唐道一时繁盛起来。这就使西宁即青唐城一跃而成为丝路东段最繁盛的城市之一，为伊斯兰教的传人西宁或西宁地区创造了比唐代优越得多的条件。
二是至宋，特别是至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献”宋后，说明与(口角)厮哕政权或吐蕃诸部相邻的于阗地区已属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这样，经过青唐道而来到西宁的就不单是大食、波斯等地的穆斯林，而且还有了喀喇汗朝、特别是于阗地区的穆斯林。这后者还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数量。
三是至宋，特别是至宋元符二年(1099年)，北宋右班殿直李远撰《青唐录》后，青唐道的畅通及有穆斯林通过这条道来到西宁，并有部分居住在西宁已见于文字记载。青海省图书馆藏摘自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十五的李远《青唐录》二卷云：青塘城(即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西域(城)无虑数千家，东城惟陷羌人及陷入之子孙。夏国降于阗，四统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宗河……自青唐西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马三日可到，海广数百里……海西地皆平行，无垄断，其人逐善水草，以牧放射猎为生，多不粒食。至此百(有)铁堠，高丈余，羌云‘此以识界’。自铁堠西皆黄沙，无人居。西行逾两月，即入回纥于阗界”。
这三项理由恰巧弥补了暂不断定一定是唐的一些主要理由，因而判断的基础是牢固的。
四、穆斯林在西宁及其周边的逐步聚集
(一)今西宁市区。按《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今西宁回族中的哈、丁、穆、白等姓的先祖，据传是唐时来到这里的波斯人，他们像是今西宁市区最早的一批穆斯林。但有史可查今西宁市区的首批穆斯林却是始于宋。这就是上一部分所说过的《青唐录》那一大段记述所涉及到的穆斯林。而按这一大段记述，青唐城东城的居民包括三部分：一是流散或被吐蕃俘获的汉人等各族群众及其子孙，二是西夏进兵河西时俘获或裹胁来的于阗等地的回纥人，三是往来贸易经商的商贾数百家。这三部分人，特别是后两部分人中有穆斯林当属无疑。不过要说明的是，《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大事记》对《青唐录》的这一大段内容的解释却是：“宋景祐元年(1034年)，河湟吐蕃地方政权首领(口角)厮哕由邈川移居青唐城(今西宁)。丝绸之路南路青唐道畅通。青唐城时为中亚、西域各地商人进行贸易的集散地。青唐东关(今西宁东关地区)居住着阿拉伯、波斯、喀喇汗朝、高昌等地穆斯林商人数百家，他们是西宁回族先民的一部分。他们在聚居的社区东关修建了一座简易的礼拜寺，这就是今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前身。”按这一解释，宋时青唐城东关往来贸易经商的商贾数百家都是穆斯林。
除了《青唐录》的正式记载外，《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在第一章“历史沿革”部分也有很大一段说明在元以前西宁有不少穆斯林居民，是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其中有两项内容引起笔者的注意。一项是云清初至西宁传教的新疆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加的夫人田氏家族就是宋代徙居西宁的穆斯林。另一项云“北宋绍圣(1094—1098年)、元符(1098—1100年)年间，有一万余喀喇汗王朝已伊斯兰化的回鹘商人、使节滞留西宁。宋军入青后，将他们分别安置于青海东部地区和西宁。由此可知，宋代西宁地区的各族穆斯林为数不少”。但该志在叙述这两项内容时，未注明是根据什么，是史籍，还是传说，故是否属实，笔者不好妄议。但一万余人滞留西宁，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属实，当是中国伊斯兰教传播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况又云他们是回鹘商人、使节。如果属实，又是皈依伊斯兰教不久的我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穆斯林移入内地的很重要的一批，与《青唐录》的记载联系起来当说明在西宁以至青海地区的早期穆斯林中，维吾尔族身份的穆斯林占一个很大的比重。
另在西宁的早期穆斯林中，也有部分是从关中迁来的。如穆夫提门宦的创始人马守贞的祖先，据说系助唐平安史之乱的大食兵，落居陕西长安仓门巷，宋时因犯罪被放逐至西宁。
穆斯林真正大量在西宁聚集始于元代。《西宁市城东区志》云：西宁一带出现“回回”一词始于元初。其时朝廷将河湟荒地分赐从征有功人“回回”，令其屯垦留戍。同时将一批由中亚穆斯林组成的“回回军”，包括传教士、商人、工匠等以“屯聚牧养”的形式留驻河湟地区从事生产。其后这批人又“随地入社”，在这里实行定居。而《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大事记》也谓：元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令留驻青海的 “探马赤军”(后称“回回军”)等“随地入社，与编民等”，或50户、或100户为一社，由兵变民，此为西宁城东区回族先民的一部分。
元代穆斯林在西宁的大量聚集也有传教师的功劳。最著名的就是今西宁凤凰山拱北墓主固土布·然巴尼·尔布都热海曼。该拱北提供给笔者的《西宁凤凰山拱北简介》云：固土布·然巴尼·尔布都热海曼，巴格达人，“穆圣嫡孙胡赛尼的后裔”。赛典赤·赡思丁经巴格达时，被邀与西域诸国四十余位贤哲同来中国。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离京(当为元之京城)随赛典赤·赡思丁赴滇。在滇共11年，功勋卓著，世人共睹，不计俸禄，不图虚名，“表现了一代伊斯兰伟人的气度”。后辞职归国，途经西北，被蒙元驻西宁元帅苏来曼恳请留驻西宁，“共谋治青大业，宣扬伊斯兰教门”。在西宁传教3年期间，成绩斐然，口碑相传，“使蒙军驻西宁元帅率15万将士归信伊斯兰教”。而其在西宁逝世为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农历六月一日。
但元代穆斯林在青海，特别是在西宁的大量聚集与西宁王有更重要的关系。按孙滔《元代西宁王考》，西宁王的封号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系对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后裔阿鲁忽之子出伯的封号。初在今青海、甘肃、新疆交界处设置曲先答林元帅府，在河西走廊、青海道、唐蕃古道设置驿站、军站和屯区。镇守西宁的宁濮郡王章吉驸马被撤去封号后，西宁州则成为西宁王出伯的封地。元大德八年(1304年)和十一年(1307年)，出伯又被元王朝加封或晋封为威武西宁王和汜王，成为当时中国西部拥有与忽必烈系的西平王(后称镇西武靖王)、安西王同等军事实权和封地的最高世袭王位。而“西平王、安西王、西宁王都是蒙古贵族中较早信仰伊斯兰教的虔诚信徒，其部众也多为穆斯林”。出伯去世后，西宁王位本应由出伯次子卜烟塔失继承，但这时该次子“正在麦加朝觐，学经”，王位便“被出伯三子忽塔忒迷失继承”。后忽塔忒迷失被削去王位，西宁王位又被卜烟塔失子速来蛮继承。速来蛮“关心、支持伊斯兰教事业的发展，对其他宗教信仰也采取宽容态度，得到各民族群众的拥戴。他的部众多为伊斯兰教信徒，他积极支持其部众的宗教活动，从中亚聘请伊斯兰教著名经学大师讲经典、领拜、设伊斯兰教宗教法官(哈迪)规范信徒的宗教义务，为去世的宗教大师修建陵墓，兴办伊斯兰教育，培养伊斯兰教人才。他的子女都受过严格的伊斯兰教育，他的四子一女中，有两个儿子取得了‘沙赫’(蒙古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中有地位的著名教师、学者的称谓)的尊称”。
此外，《西宁市城西区志》也有宋元时期穆斯林在今西宁市区一些地方活动的记述。谓远在宋元时期，就有阿拉伯商人活动于莫家路、纸坊街、尕庄、古城台地区，但定居者无几。
上述引用的穆斯林在元代西宁大量聚居的不少内容，都是笔者第一次得知，为西宁伊斯兰教在元代西宁仍幸存一些内容而感到欣喜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为自己不详这些内容的具体出处、根据，难以在此文中判定其是否属实，给读者一个满意的交代而感到遗憾。
明洪武年间，又有一批穆斯林聚居于西宁。不过具体情况知之也不多，现仅列四项。
一项是《西宁市城东区志》的叙述。谓在明洪武初的大移民中，有南京及江浙地区的色目人后裔移民至青海东部，定居于西宁“城东地区者较多”。
第二项是《西宁市城西区志》的叙述。谓“明洪武四年(1371年)，有三户沈姓回族定居于沈家寨。披荆斩棘，修渠引水，垦荒种地，结合为邻，筑堡为寨，以沈姓为寨名。”
第三项就是冶姓穆斯林的迁入。按《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的“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西宁回族上层人士冶正国、冶正明倡议并主持扩建宋代始建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竣工后由冶正国任掌教，其后第二、三任掌教均由冶氏家族世袭。冶正国之弟冶正明掌管南山拱北”这一大段记述，冶姓穆斯林应最晚是元末明初迁至西宁东关，并成为最有影响的掌教世家。
清前期、中期，穆斯林继续向西宁城区聚集，从而使西宁城区的穆斯林聚集程度达到了顶峰。《湟中县志》云：“清朝时期西宁城东、南、北三关为回民聚居区，城郊也有48个村庄居住回族，从事农业生产。”《青海省垣回民概况》一文云：“青海省垣的回民，在清初计有三千多户，混居城垣内外，与汉族同处，感情极为融洽，而回教占全城人四分之三，可谓回民最盛的时代。”可对清前期、中期究竟有哪些姓氏的穆斯林聚集至西宁城区，未见有较详细的叙述。只有《西宁市城东区志》载“鲜美珍，祖籍南京。顺治十七年来西宁北关街定居”。《回族喇姓宗源考说》一文载：“笔者(指该文作者瞻甫)这一支喇姓至迟在清咸丰年即已居住西宁，祖上曾与姻亲‘德盛魁’马氏共置有坟园在南滩东部‘古城’(即宋代青唐故城东垣)内，有围墙、石柱等，亲族皆为西宁回族名门。”
(二)今湟中、湟源、大通。按《青唐录》，湟中有穆斯林可能与今西宁城区一样早。因述青唐道时所说到的自青唐城西行40里即到的林金城就在今湟中境内，宋时林金城实际上是青唐城的西大门。但《湟中县志》却云“回民迁入湟中县地，大约开始于明朝初期，民间有明洪武年间南京竹丝(主司)巷回民因元宵节获罪受株连，迁移至湟中的传说”，看来并不赞同湟中在明之前有穆斯林。然《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倒是赞成今湟中在宋时就有穆斯林，而且主张由于宋代东来的穆斯林“为数甚多”，散布至今青海地区的就不仅是青唐城一地，而是散布至河湟地区的不少地方。谓“宋代东来的穆斯林‘为数甚多’，在河湟地区的鄯州(今青海民和回族自治县、乐都县一带)、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临谷城(今青海湟中县多巴地区)、牦牛城(今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宗哥城(今青海省平安县)、青唐城(今西宁市)都居留过境的穆斯林商人”。笔者虽不完全认同“为数甚多”的估计而主张采用“为数较多”，但还是赞同宋时穆斯林已散布于河湟地区不少地方的判断。
按这一判断，湟源在宋时即便有穆斯林商人过境，也不太可能居留。因宋时今湟源境内尚未有行政建制。故《湟源县志》云：回族何时迁居湟源，尚无确切史料记载，据称清雍正年间，其先祖即已居住湟源。《丹志》载“道、成年间，丹地已有回族数千户”。可见这里在清同治穆斯林反清起义之前，已是一个穆斯林户数比较多的地区。
至于穆斯林在今大通境内的情况，《大通县志》作了比较详细的陈述。谓唐宋时期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经新疆过祁连山进入青海，同时西域各地商人也竞相前来西宁一带进行贸易，现大通境内的哈、丁、穆、白、海等姓就是他们的后裔。13世纪蒙元统治时，又有部分西域亲军融入回族。明初，江右(长江东部)、淮泗(安徽北部)一带居民大量移居西宁一带，其中部分为回民。后又有数百回民避乱从河西一带流徙大通，在今城关、新城一带筑堡盖房。今大通极乐乡深沟村的“刀子匠”，良教乡上治泉的“口袋匠”，桥尔沟 的“砂罐匠”，都是明代迁来的回族后裔，其技艺至今享有盛名。清雍正初，又从甘、凉、河州迁来大批回民，他们聚居于今塔尔镇的凉州庄、河州庄一带。
(三)今平安、乐都、民和。按《平安县志》，今平安境内有穆斯林始于元。元明一部分蒙古人和西域色目人来境内定居，他们中就有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善于经商，又擅长工艺技巧。但穆斯林的大批迁来却是明至清中期。今巴藏沟上马家、下马家，沙沟回族乡新庄尔及洪水泉的穆斯林口碑相传，其祖先系明洪武年间自南京竹丝巷充军来青。而鲜门门宦创始人鲜美珍，《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认为他系“今青海省平安县巴藏沟人”。
乐都穆斯林，《乐都县志》谓其来源有二：其一元甘肃行省佥事薛都尔，本系西域缠头。明洪武四年附明。因功授指挥佥事职，在民和巴州一带(明时属碾伯所)“封土司民”，信仰伊斯兰教。第五代孙也祥取姓为冶，住米拉沟，冶氏后裔及其属民逐渐融合成为今天的乐都(明时称碾伯所，清时称碾伯)回民。其二明清以来，因随军、随仕、经商、逃荒、避难等从陕甘宁及省内其他地区陆续迁来乐都的穆斯林，其中绝大多数为回族，也有少数撤拉族与东乡族人，他们长期与回族杂居相处，部分人则融合入回族。
民和有穆斯林时间较早。《民和县志》谓：米拉沟一带之冶家，相传其先祖是移居新疆的也门人兄弟二人，兄名“米勒”，弟名“尔里”，于唐末来到这里，这里遂以米勒人名之谐音而称“米拉沟”。米勒后裔有兄妹8人(男7女1)，析分为八房。大房住大庄乡；二房住川口镇米拉湾村；三房住核桃庄乡三房村；四房住核桃庄乡堡子、上旱地；五房住核桃庄乡五方村；六房住塘尔垣乡赵马家村；七房为女性，招赘马姓为婿，住核桃庄乡排子山和小古都；八房住桃庄乡马排村。至元代，冶姓祖先薛都尔丁任甘肃行省佥事。明洪武四年(1371年)归附明朝，封为土司。其子孙也里只、也陕舍、也荣、也祥都世袭镇抚，后也祥以功升指挥佥事。到也祥的儿子也珍一代，习汉俗改“也”为“冶”姓。清顺治二年(1645年)第十代冶土司降清，仍世袭土司职。冶姓家族，人丁兴旺，遍布全县各地。
民和除冶姓历史最早之外，其他姓氏基本上都是元以后陆续迁来。但元时其他姓氏迁来的情况不详，能说出些根底的都属明清时迁来的一些姓氏。如今之川口镇、古鄯镇的赵姓回族穆斯林自称明初来自洪洞大槐树。马营镇转导乡的汪姓回族穆斯林自称系明洪武十五年自河州唐汪川迁来。峡门镇石家庄石姓自称祖籍南京竹丝巷人，洪武年间来自西域(见石氏祖坟乾隆五十三年所立碑文)。塘尔垣乡赵马家村赵姓与川口镇李姓，自称原籍陕西，明初迁来。甘沟乡、中川乡一带马姓，自称原籍宁夏固原，明迁来。而川口镇吉家堡村的白姓，自称其先甘肃永登人，清嘉庆年间经商来到民和，见土地沃饶，人亦敦厚，遂携家定居，距今200余年。核桃庄乡的贾姓系清道咸年间来自今平安县。塘尔垣乡龚家庄一带马姓系清道咸年间来自今大通，现已有200户，近千人。另马营镇、川口镇有一部分杨姓，系清道咸年间来自甘肃秦川，其先祖为汉人，随女方信仰伊斯兰教而成为了回民。此外在清前期、中期，也有部分东乡族人、撤拉族人散居于今民和的塔城乡、马营镇、联合乡、米拉沟等地，这些人以后均融入回族。
(四)今化隆、贵德、尖扎。按前面的有关分析，化隆在宋代已有穆斯林的足迹。《化隆县志》举出了9个最迟在宋代已有穆斯林定居的地区。谓化隆县石大仓乡的铁力盖(台力盖)、文家山、官藏(关藏)等地的马姓回族自称其祖先为西域人，自古定居在这里。甘都镇唐寺岗村的回族自称其祖先是一位传教士，行九。初来时只身一人，为当地藏族头人放羊为生，并在藏族中开展传教活动。后娶藏族女子为妻，从此定居下来。西南部黄河岸边的群科镇，自古为军事重地，人口较多，贸易频繁，西域传教师、商人等经常在这里活动，并有一部分定居了下来。到元代，在回回遍天下、甘肃尤多的大环境下，来到这里的西域穆斯林当更多。惜在《化隆县志》上未看到这方面的情况，有的则是记已定居在循化的撒拉人向与街子只有一河之隔的今化隆甘都地区移居的情况。谓化隆的撤拉族都是从循化街子迁来的，居甘都镇阿河滩村的撤拉族最先迁入化隆，迄今约有600年历史。这里原为土著藏族游牧的荒草野滩，但地处临河，水源便利，宜于开发，被撒拉族始祖韩宝看中。于是让牙拉曲、妥明曲、也明曲、些汗都4人各带妻子儿女，渡黄河来阿河滩垦荒造田，安家落户。当时在乙麻目(今黄河大桥处)设有百户的济渡官船，为了支持这4家人安心定居下来，百户把官船的所有权给了乙麻目和阿河滩人，济渡的收入分归2家，南岸收入归乙麻目，北岸收入归阿河滩。这个定例一直沿袭到解放后。4个人便成为这里人的始祖，分别形成了4个阿格乃和孔木散。后来即明万历年间，又有一些循化清水乡和查汗都司乡的撤拉人迁居化隆东北初麻乡初麻村。而明末清初，又有一些循化境内的撤拉人迁居至阿河滩阿路庄、苏明加庄一带。
关于明代至清乾隆初穆斯林在化隆的逐步聚集，《化隆县志》首先提到了明初南京珠市巷穆斯林的入居。不过认为珠市巷穆斯林先是到了青海别处，“后辗转一二百年才进入化隆定居”，这可能已是明中叶了。接着提到的则是明万历年间陕西籍一部分穆斯林逃荒来到化隆。今巴燕镇、石大仓乡的一部分穆斯林就认为自己的祖先属于这支。第三批则是明末由西安迁入黑城乡城车村的绽姓穆斯林。称来时一行46人，到这里发现地旷人稀，且有一座被废弃的古老城堡可以建屋搭棚，便定居下来，繁衍至今。第四批则是清康熙年间由民和和乐都迁来的一批。那时他们原居住的地方遭遇灾荒，他们便向化隆迁徙，散居在石大仓乡的铁力盖地，与当地原西域后裔马姓联姻，长期定居下来。其后又有一部分民和米拉沟冶姓以亲戚关系迁至此。第五批则是在清乾隆初从河州和民和迁来的大批穆斯林饥民。那时为招集这批饥民，西宁道佥事杨应琚以工代赈修筑了扎巴、巴燕、甘都三座土城，并在巴燕城郊的加合尔、金家庄、韩家窑等地回族聚居点。据传今巴燕北街刘姓穆斯林的先祖原为南京籍，在修筑巴燕城时承修了东、西二座城楼，受到当局嘉奖，西宁府发给他黄纸牌照，并将秤行经纪权交给他，世代承袭，直到民国中期始毕。
今尖扎在清时属西宁府贵德厅管辖，故贵德、尖扎有穆斯林聚集的情况可以在贵德或尖扎的县志中见到。本世纪出版的《尖扎县志》，根据《贵德县志稿》列举了尖扎有穆斯林的六种情况。一是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河州拨民48户来贵德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纳丁粮。这48户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已发展至人丁9 835丁。二是大致也在这个时期，河州世袭百户王、周、刘三人被派各携眷口赴贵德守御城池。这三姓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发展至462丁。三是大致也在这一时期，原系土人的今东乡康、杨、李三屯百姓的祖先被编人民籍完粮。这三姓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发展至1296丁。四是明永乐四年(1406年)指挥使刘钊奏请迁移一部分“撤拉回”至贵德境内居住。五是大致也在这个时期，在明的屯田实民政策推动下，一部分回族穆斯林迁至尖扎黄河岸垦荒种地戍边。六是一部分藏族成员和汉族成员改信了伊斯兰教。前者被称为“卧回”，后者被称为“加回”。今尖扎县城南黄河岸边昂拉乡和城西加让河北的加让的一部分操藏语的穆斯林，据说就是改信了伊斯兰教的藏族人。这六种情况，使历史上贵德、尖扎的穆斯林主要分布在尖扎东部、北部靠近黄河，临近化隆的一侧。
上述关于穆斯林在西宁及其附近的逐步聚集说明了研究西宁伊斯兰教的历史，不能仅限于今西宁市区和所辖三县。因为历史上的西宁是一大片穆斯林较为密集且历史较为悠久的区域。正是这一大片穆斯林较为密集的区域，才有为数相当可观的清真寺的创立，才奠定了后来回族等族伊斯兰教在这里明显教派分化、甘肃穆斯林在这里举义旗反清、回族身份的马家军阀能在这里实现实际统治、伊合瓦尼能在这里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最基本的基础。当然，光有这点而没有穆斯林经济在这一地区的一定发展，也是难以说明后来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回族等族伊斯兰教的教派分化的。但穆斯林经济在西宁及其附近发展的情况，很少有资料涉及。笔者在青海省图书馆，也仅查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清代南丰(今属江西)人梁份(1641—1729)著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秦边纪略》(原名《西陲今略》)一书。书中记载了清平定三藩之乱后著者在秦边各地见到的情况。其中卷一“西宁卫”记有当时西宁东关、西宁西川多巴和西宁北川等处的穆斯林经济情况。其中关于西宁东关，该书原文称：西宁西北连金山及回回诸国，西连哈密诸国，无所不通。今西宁边外，凡西域诸国，骆驼、马骡，往来不绝于道。校勘日：西宁城内外皆辐辏，而城东为最。黑番强半食力为人役，回回皆拥资为商贾，以及马贩、屠宰之类。
关于多巴，该书谓多巴“居然大市，土屋比连。其廛居逐末，则黑番也；出而贸易，则西宁习番语之人也；驮载往来，则极西之回与夷也；居货为贾，则大通河、西海之部落也；司事持平，则宰僧也；至于那颜，独无之”。又曰“多巴，在西宁西五十里，今互市地也。黑番、回回筑土屋成衢，为逆旅主人。凡九曲、青海、大通河之夷，为居垄断。远而西域回夷为行贾者皆于是在。世以西宁市口在镇海北川，恶知所谓多巴耶”。
关于北川，该书谓“北川营亦总堡名……。顺治戊子(1648年)，回回叛乱，逃亡于此，汉人及回，筑高堡、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凡牛、种皆系麦力于所给，而岁纳添巴，若种屯田法也。其地横亘数十里，村堡相望，中有白塔，因谓之白塔儿。……北川有守备。南至西宁八十里”。又曰“其地之汉人，则西宁之亡命；回回，则顺治八年之叛党。各仍其俗，共居于此”。此地“厥人：则汉回错杂，各为村落。……厥贡：则输之于夷”。“四方之夷，往来如织”。北川之白塔儿和多巴都是皮张、皮货的集散地，但许多皮货都是产自外地。琐幅、撤黑刺、五花毯皆羊绒织成，产自失刺思、安各鲁、撤马尔罕诸国。阿魏物之最奥者乃西域诸国产。多巴及此地之屋，皆高堂大厦，且有仓廒。有小河激水转碾，于内地易驴以转磨。其人男耕女织，且有老学究授四书、毛诗章句者。
从《秦边纪略》的上述记载，虽不能概见西宁及其附近的全貌，但其一角在康熙年间经济兴旺的景象已可显现出来。另也可以看出清初西宁北川穆斯林受蒙古麦力干部托庇为蒙古人属人的情况。怪不得有人亦称这里的穆斯林为“蒙古回子”。
说到这里，必须着重交代一下西宁及其附近穆斯林就国内民族而言的多民族来源。对此，《青海省志·宗教志》有一定的介绍。其中讲到蒙古族的地方最多。如谓“元时进入青海的蒙古族驻军和居民，随其首领改信伊斯兰教，史称‘夷回’、‘蒙古回回’、‘回鞑’等。元宗室安西王阿难答信仰伊斯兰教后，其部众多改信伊斯兰教。西平王奥鲁赤、察合台后裔、元西宁王、威武西宁王、邠王出伯及其后裔西宁王速来蛮部众也多是伊斯兰教徒。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孟达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外五工地区的撒拉族，其主体部分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尖扎康杨地区的回族，便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转化为回族的”。又谓元末明初大批信仰或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部落和维吾尔人先后移牧青海。明初青海西北部和西部设置的罕东、安定、曲先、阿端四卫的蒙古族，大部为穆斯林。后因四卫破废，一部分渐次移牧于青海湖周围及其以东地区，并逐步转化为农耕、经商，而游牧于安定卫、阿端卫、啥密卫一带善于征战、养马、经商被其他蒙古部称为“红帽儿”、“红毛儿”和另一部分则几经辗转，被明廷安置于西宁、湟中、湟源等地，有牧有农亦有商，并逐渐融合入回族。另明正德年间率部入青的北元大汗也先之孙、东蒙右翼3万户太师、瓦刺部亦卜刺系穆斯林；其亲族小王子部太师卜儿孩之部众(被称为哈刺灰即瓦刺回回)多为穆斯林；同一时期进驻青海的东蒙古俺答汗部也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明末进入青海的西蒙古卫拉特部首领固始汗部众中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维吾尔人(史称白帽回)。固始汗的十子中有四子(一说六子)为回妃所生，具有穆斯林血统。其长子达延鄂齐尔汗被固始汗封为托茂公，而托茂公则被认为是穆斯林。
除讲到蒙古族外，《青海省志·宗教志》还讲到藏族、汉族与土族，称“元朝宁夏、甘肃南部和青海东南部被称为唐兀地，有一部分藏族改信伊斯兰教，地方史志称为‘番回’。今化隆群科等地尚有一部分说藏语、着藏服、保留一些藏族习俗的回族，便是他们的后裔”。称在清朝时期“还有一些土族、汉族改信了伊斯兰教”。此外，《青海省志·宗教志》还说到西夏灭国前后，大批西夏人外逃，其中最大一支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但遗憾的是没有说明这很大一批西夏人到底是外逃前就是穆斯林，还是外逃中融入到了穆斯林的队伍。而这正是我们在《银川伊斯兰教研究》一文中就想得到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因它牵涉到回族穆斯林的先民中有没有西夏党项人的问题。
五、元明时期的西宁清真寺和凤凰山拱北
(一)元明时期西宁地区清真寺的一般情况
鉴于西宁及其周边清同治事变以前已建清真寺数量较多，本部分只列举初建时间在明(含明)以前的清真寺，从而说明这一地区早在明代已是清真寺广为分布地区。列举主要根据《青海省志·宗教志》，少数则根据其他的一些来源。列举只列寺址寺名及始建年代，并按今行政区划进行排列。
1 西宁市东关大街37号东关清真大寺，很可能始建于宋。
2 湟中县上五庄乡邦巴村邦巴清真大寺，始建于明洪武年间。
3 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山村鲁沙尔大清真寺，始建于明初。
4 平安县洪水泉乡洪水泉村洪水泉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
5 平安县洪水泉乡井尔沟村井尔沟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八年(1410年)。
6 平安县石灰窑回族乡处处尔沟村处处沟清真寺，始建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
7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乡五方村五方清真寺，初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左右。
8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乡三方村三方清真寺，初建于元朝。
9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乡堡子上村堡子上清真寺，初建于明朝。
10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乡堡子村堡子清真寺，初建成于明朝。
11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前河乡台其村台其清真寺，初建于明朝。
12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满坪乡满坪下村满平下清真寺，初建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
13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别洛村上别洛清真寺，初建于明朝。
14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西沟乡马家河村马家河清真寺，初建于明朝。
15 化隆回族自治县黑城乡城车村城车清真寺，初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
16 化隆回族自治县德恒隆乡黄吾具村黄吾具清真寺，初建于明朝。
17 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北街村北街清真寺，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
18 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镇乙沙村乙沙清真寺，初建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
19 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镇格尔么村格尔么清真寺，初建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
20 化隆回族自治县沙连堡乡沙一村沙一清真寺，初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
21 化隆回族自治县沙连堡乡下塔加村下塔加清真寺，初建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
22 化隆回族自治县阿什奴乡阿二村阿二清真寺，初建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
23 化隆回族自治县谢家滩乡窑隆村窑隆清真寺，初建于明正德五年(1510年)。
24 化隆回族自治县谢家滩乡阴坡村阴坡清真寺，初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
25 化隆回族自治县初麻乡初麻村初麻清真寺，初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
26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阿河滩村阿河滩清真寺。初建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
27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阿路庄村阿路庄清真寺，初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
28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拉目村拉目清真寺，初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
29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朱乎隆村朱乎隆清真寺，初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
30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下四合省村下四合省清真寺，初建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
31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上四合省村上四合省清真寺，初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
32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唐寺刚村唐寺刚清真寺，初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年)。
33 尖扎县康杨镇康家村康家清真寺，初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
34 尖扎县康杨镇杨家村杨家清真寺，初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
35 尖扎县直岗拉卡乡下李家村下李家清真寺，初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
鉴于上举清真寺的大多数笔者未来得及核实，故所列初建寺的年代，仅供参考。
(二)很可能是西宁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清真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也称西宁东关清真寺、敕建东关清真大寺、西宁清真寺、西宁市东大寺等，因其坐落于青海省西宁市东关大街而得名。其始建年代，史无记载。过去介绍者，或据1922年和1948年碑称其“创自明代”，或谓“建于明初”；或按当地穆斯林相传，谓其创于明洪武年间。而谓其创于明洪武年间者，又有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和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两说。至于在洪武年间因何或由谁主持创建，《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的叙述是“相传明洪武年间，由明将军西平侯沐英奏请明朝廷准许，责成土司冶正明主持创建”。但近年来出版的、由西宁本地研究者撰写的《青海省志·宗教志》、《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等专门著述则根据“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在一个地区存在的最主要的外在标志，哪里有穆斯林聚居社区的形成”、“哪里就有清真寺”的预设，认为宋代的青唐(即今西宁市)东城就是“穆斯林各族聚居的社区”，这里就应该有清真寺，故今西宁东关的这座清真寺就应该是“始建于宋代”或“始建至迟在宋代”。
首先应该肯定这种推论和推论所得结论的积极意义。无疑它将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和西宁城有清真寺的历史往前作了很大的推进，使之更加符合西宁东城传人伊斯兰教时间较早的历史事实。另外也大体可以说明作为历史上西宁地区经济、政治和与西域、中原交通贸易枢纽的西宁城有清真寺建筑的时间，按一般道理讲，应该是早于作为这一地区东大门的民和及青唐入河州路上的化隆、尖扎。但同时也应该不客气地说，这种预设、推论及其结论并不是不可讨论的。因为不仅有穆斯林过往、侨居与定居有区别，有穆斯林定居与定居穆斯林达到一定数量从而形成自己聚居的社区有区别，而且即使有穆斯林社区存在，也不是一定同时或紧接着就有固定清真寺的修建，迟一些时候如迟至元初兴建也是可能的。何况即使宋时西宁东城确已有清真寺初建，也不能完全肯定它一定就是明初兴建或扩建的今西宁东关大寺的前身。所以说该寺可能始建于宋，较为慎重，也较能促进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
虽西宁东关大寺有没有明以前历史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但它有明代史则是无疑的。不过这方面还是处在口碑相传的状态之下。况且口碑相传的内容也很有限。现列《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的两段和《青海省志·宗教志》述伊斯兰教在明朝时期传播时说到的一段如下：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一说明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西宁回族上层人物冶正国、治正明兄弟倡议，并主持扩建了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修建了护寺城墙和三门、五门。当时大寺占地面积‘东西70丈，南北50丈’。据传扩建大寺时‘悉用南山参天松树上千棵’。扩建工程竣工后，出生于宗教世家的冶正国任掌教，其后冶氏家族三代‘世袭掌教权’。当时寺内实行的是‘三掌教’制(掌教、海推布、穆安津)，从此开始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三掌教制趋于完善。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掌教是奴尔。他曾率徒到新疆进行伊斯兰文化交流，在新疆伊斯兰教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奴尔也因此成为闻名于全国的著名经师。明代西宁地区曾涌现出一批知名的伊斯兰教学者、伊玛目，可见当时作为我国西部伊斯兰文化传播中心之一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其规模宏伟壮观，名闻遐迩，世人瞩目。”
“当时，还在大寺对面街北建碑亭院(清康熙三十六年六月后又称为‘圣旨院’)，内竖石碑数十座，其中有一座高一丈余之石碑，记载建寺始末(明洪武年间扩建大寺时所立)；另有一室，专门陈列历代皇帝题词以及所颁圣旨，其中包括朱元璋题的‘至圣百字赞’，明成祖保护伊斯兰教和清真寺的 ‘敕谕’，还有敕赐红缨帽和五梢鞭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六月所颁的宽容伊斯兰教和保护回民的‘圣旨碑’也存在于此亭院。”
“明朝，青海各穆斯林民族——回族、撒拉族、保安族相继形成，伊斯兰教也由外来宗教转变为本土宗教。在各穆斯林民族中相继涌现出一批宗教学者。青海回族中先后涌现出奴尔阿洪、李定寰阿洪等全国闻名的学者，在撒拉族中收藏有珍贵的经典，并拥有一批高水平的讲经人。奴尔阿洪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率800名教徒前往新疆传播伊斯兰教，后在哈密去世，葬于庙尔沟地区，被当地伊斯兰教信徒誉为‘穆罕默德圣者的优越后代，在世界上建树伟大伊斯兰事业的奴尔阿洪’，其坟与墓碑至今保存完好。李定寰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精通经典学理，曾被许多地方请去讲经传教，得到各地教众高度评价。”
这三段，虽然相当粗线条，但亦点露出了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是一座在明代实行过典型的世袭三掌教制度，曾先后出现过一些全国闻名的阿洪、学者，曾在刚刚倡兴的经堂教育中有过大的作为，曾代表回族等族伊斯兰教部分与维族等族伊斯兰教部分有过重大宗教交往的著名清真寺。其中除李定寰在《经学系传谱》一书中有传并在别的传谱中誉称其为东土学者之四镇之一，谓“时人以蕴华、定寰、君实、明屋四先生为东土学者之四镇云”之外，其余还是笔者首次知道。这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就是一座在中国伊斯兰教史、特别是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有过重大贡献的清真寺。将它作为西宁乃至青海全省伊斯兰教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来保护，一点也不为过。所以绝不能因它“遭清末两次拆毁，不仅文物荡然无存，甚至连被毁前大寺形制格局也无从得知”而忽略对它的历史，特别是对它明清时期历史的研究。这也就是笔者引用上面三段文字的原因，也是笔者对本文暂不将经堂教育作为西宁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加以介绍作一个交代(因资料太少)的原因。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明初实行的世袭三掌教制度何时为阿洪聘任制所代替，没有材料作具体说明，但阿洪聘任制自清雍正年间、特别是自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穆斯林反清起义失败后，受乡约制度的很大约束则是不争的事实。
(三)元明时期建筑风格大体保存的化隆阿河滩清真寺
阿河滩清真寺位于黄河北岸化隆甘都镇的阿河滩村。始建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由从黄河南岸迁驻于此的撒拉族先民主持创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进行了扩建。《青海省志·宗教志》云该寺“至今保留了元明时期的建筑风格”，“寺内所有建筑都保持了古朴的原始风貌。1988年9月15日被青海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中国清真寺综览》也云该寺“整个建筑结构紧凑，高下错落，是古代清真寺建筑的杰作之一”。可见此寺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建筑时不能不提到的一座著名清真寺。为此笔者专门前往进行了实地调查。令人十分惋惜的是，寺之整体建筑结构和原始风貌虽仍保存，但局部内容已有所改变。如抱厦与大殿间的隔窗已由木质格子窗改为玻璃窗，后窑殿内三面墙的砖雕已改装为木雕，大殿顶棚也作了一定的改装以致难以细见其梁架结构。笔者惋惜，接待笔者的寺内人士也十分痛心。谓参观考察这座寺的人多多，赞叹这座寺古朴、建筑精美者亦多多，但寺得到的赞助、资助很少，村子又不富裕，建筑老化待修的部分又很多，只能不得已而为之。笔者也只得表示理解和同情，只能略其建筑特色而述其基本布局。
阿河滩清真寺整个建筑结构紧凑，高下错落，古朴清净，为一由礼拜殿、学房楼、邦克楼、牌坊大门、照壁组成的长方形四合院建筑群。清真寺坐西朝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照壁，照壁高大雄伟，两面均有大型砖雕图案。接着则是牌坊式的木结构大门，高6米，风格独特，气势恢宏，一大二小，寺门上方横书有“念、礼、斋、课、朝”5字。进入寺门即为三层塔亭式邦克楼，高9米。院内南北西厢为学房楼，正中则为礼拜殿。礼拜殿整体呈横长方形，因主殿南北两边各接有一配殿，而大殿进深又浅，故呈与一般清真寺大殿不同的横条状。礼拜殿由抱厦、大殿、后窑殿三部分组成。抱厦南北两面墙有精美的砖雕图案两幅。抱厦与大殿则由木扇门隔开。木扇门上原装有木质格子窗。大殿内有两层立柱。外一层共四柱，分立南北两端，中间则空开不立木柱。内一层共六柱，一条线排开。整个大殿显得格外清净。后窑殿三面墙原均为精美的砖雕图案覆盖。整个礼拜殿的梁架结构听说甚为独特，曾由省内有关专业人士深入考察过，现因已有顶棚遮掩，难以观察细述。
(四)被誉为“青海清真寺建筑史上一绝”的平安洪水泉清真寺
洪水泉清真寺，位于今西宁市东南不足30公里的深山之中，是一座到青海后不能不到的清真寺。清真寺之始建年代有两说，一说为明永乐二年(1404年)，一说为清乾隆年问。但据笔者初步考察，清真寺当初建成于明永乐初年，而成大规模则是清乾隆年间。
洪水泉清真寺建在一山村绿荫丛中，四围环境极其优美。清真寺占地面积2670平方米，系青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合院式古典建筑群。由大照壁、山门、二门楼及邦克楼、礼拜殿等主要建筑物构成。山门南开，大照壁在山门南侧，通体扁长横卧，体态高大雄伟，姿容十分壮观。大照壁分成基座、壁身、壁顶三大部分。基座为花版两层，似为重台，满布卷草花纹；壁身东西两端下设雕刻精美的须弥座，上则立砖墩为倚柱，东西须弥座与砖墩之间则夹长方形框域，框域中则均匀地布置了百余朵六角形绣珠式花卉雕饰，形态各异，极其雅致；壁顶上置砖刻仿木结构的斗拱枋椽以及勾头滴水等瓦饰，显得照壁极为高贵。山门为门楼式，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无大梁，顶棚全由短横木交错搭成，前金柱分位安门三间，前出廊，后带厅，房脊顶上还有用砖瓦嵌成的“凤尾挑梁”、“龙凤呈祥”等字样。山门东西两侧还有八扇屏砖雕，刻有“老鼠偷葡萄”和“奇兽伴老松”等图案。整个山门显得极其雄伟。通过山门往北走几步即为坐西向东的邦克楼兼二门楼的侧面。邦克楼兼二门楼，共三层。一层为砖木结构，平面略呈矩形，阔三间，深两间，带腰檐，地基用石条砌成，外围有12根巨柱，墙壁用水磨青砖做成，正中留有东、西两门，故也兼作二门楼。东门、西门两侧墙上均有大块砖雕。东门两侧砖雕图案为“猫跃蝶舞”、“兔观白菜”，西门两侧砖雕图案为“菊竹”、“梅兰”。二、三层为木质结构，空间一层比一层收进，并置六角盔形攒尖顶。整个邦克楼由两根特别粗大的通天柱由底一撑到顶，而二层、三层每层又各增四根副柱，既牢固，又富有变化。另邦克楼顶层木栏杆和窗户上还刻有精致的花卉图案。而邦克楼内室各层楼板又均开六角空井，上下贯通，唤礼者可上可下。邦克楼之南、北两侧还各开有一洞掖门，供进寺礼拜者平日出入。进二门楼及掖门便是宽阔的庭院，可作聚礼、会礼之用。礼拜殿位于庭院正西高台之上，为宫殿式，由前卷棚、正殿、后窑殿组成。前卷棚为进入正殿前的一片空间，未作专门的棚顶，而与正殿部分一起共同覆盖在一个大歇山式屋顶之下，正殿之前檐也即前卷棚的棚檐，因之使礼拜殿屋顶显得特别高大陡峻，雄伟壮观。前卷棚左右的桶子墙、八字墙上有精美别致的砖雕，左右都有四扇屏，合称“八扇屏”，初步辨识为“双凤戏枝”、“凤鸟戏牡丹”、“文房四宝”、“官印佩带”等等，生动活泼，诱人入境。前卷棚与正殿的相接处为正殿门，为十几幅扇屏式木质殿门，本色本香，似入“仙”境。正殿是“三转五”的大开间(即三间正房、两间偏房，共五大间)，其艺术名称为“三角踩空”。殿内用雕刻的大梁和木墩架成了“人”字形的正殿和前卷棚的共同顶棚。顶棚外则除用阴阳瓦铺设外，还嵌有古瓷琉璃瓦。后窑殿内南、西、北三面墙壁全用长幅条木板镶包，每块木板上都是雕刻有山水、屋亭、花草、树木等与穆斯林日常生活有关的图案。木板镶包的上方则做成层层叠叠的斗拱平座栏杆，被称之为“天宫楼阁”。天宫楼阁的顶部中央则巧妙地悬吊上了一个特制的八角三层三十二肋的华盖式藻井，被誉为是一巧夺天工的“天落伞”。伞无把柄，系用细木条镶嵌而成。另在后窑殿内还巧妙地修筑了一座占地64平方米、人们很难觉察到的二层楼，笔者若不是预先知道都显些忽略了过去。此二层楼实际上是一“天宫环廊”，其四扇门、两合花窗和护栏杆都雕刻安装得十分对路。后窑殿西壁中央为米合拉布，刻有阿拉伯文，悬有匾额，左侧安放有敏拜尔。鉴于后窑殿突出于礼拜殿之后，为打破砖砌厚墙等重厚实封闭之感，又另在后窑殿外三面加外廊环绕。后窑殿后之后墙，也修成为了影壁墙，从而与山门外的大照壁前后呼应，有头有尾。
洪水泉清真寺的许多重要工艺成果，都有群众给其所起的形象的艺术名称。如山门前的大照壁砖雕图案，相传建筑清真寺的300名瓦工和300名木工在建寺13年当中吃了多少种菜，都刻在这块照壁上了，故群众起名日“百花园中记餐食”。而山门无大梁，顶棚全由短横木交错而架，人们便给这种工艺起名为“二鬼挑担不架梁”。邦克楼，因是用两根通天柱和底层外围十二根巨柱共同举起的三层高楼而其内部又有“五福”、“八卦”等建筑形式和装饰等等，则被人们誉为“二郎担三十二牛，五福捧寿八卦阵”。礼拜殿，因在其中八根明柱前沿圈口上嵌有木料雕刻的三对“二龙戏珠”和两对“凤凰展翅”，在后窑殿特别作了巧夺天工的“天落伞”，故被称作“八大金刚抬伞寺，凤凰展翅明武间”(似意为明洪武年间)。照壁及几处墙面砖雕，因均用手工水磨青砖砌成，墙面光平如镜面，缝子细匀胜似线，砌法多样工艺高，群众称其为“一柱香”。此外，还有一些伴随建筑物的故事。如谓原来大照壁和山门本来准备建在礼拜殿和邦克楼东边。但因那里居住着一位孤独的老妇人，她生性倔强，怎么动员都是不给搬迁的口唤。按《古兰经》，如果人家不给“口唤”，任何人都是不能强占人家的地点，没办法，大照壁和山门就建在大殿的南面了。
洪水泉清真寺被誉为“青海清真寺建筑材料史上一绝”，这确是事实。一绝在整个建筑群工艺高超，结构复杂，难以仿效。如填砖缝的原料，据说是用糯米、冰糖水和其他原料配合做成的，它黏性好，经久耐用。又如砖坯土质的选择和烧砖的技术也十分讲究，所以至今该寺的砖雕作品还未出现裂缝现象。制砖、烧砖、磨缝都是这么讲究，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据说1913年至1914年，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挑选能工巧匠，想在西宁也建造一座这样的清真寺，但能工巧匠们怎么模仿也模仿不出来，最后只好罢休。
二绝在建筑造型兼顾多元文化，又富于创新。如路秉杰、张广林编著《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云，此寺的一些木结构建筑物，虽木结构原理与其他清真寺没有两样，“但造型上却有许多奇异之处，都反映了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教的交流、融合和影响。如木柱顶上加元宝形替木，其上再置大小额枋，明显是藏式做法。檐下斗拱虽属汉式，如此众多的斜置并列角拱又是汉式建筑中所不见。檐椽的密铺几无空隙，这也是中原地区所无，可能是西北地区习惯做法”。至于该清真寺建筑融合汉族文化，从前面的介绍更是经常可见。
三绝在该寺的建筑作品特别贴近穆斯林日常生活。如从八扇屏中有“文房四宝”、“官印佩带”等砖雕图案，可以想见这里的穆斯林当时很可能有一些读书、做官的人。
四绝在该寺的选址、布置等富有人性化。上文已介绍的大照壁选址的传说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前抱厦左右两面八字墙的做法也能说明这点。路秉杰、张广林编著《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在讲到该寺时云：礼拜殿抱厦“廊两端八字墙，呈斜向布置，如两臂伸展增加了建筑与人的亲近感”，所以尽管该寺的山门选为南向，大照壁置在礼拜殿南面的方向，人们都可以理解。不仅理解，而且赞叹修寺者遵循《古兰经》的精神。
五绝在该寺装修着意于保持自然美，并通过保持自然美来显示伊斯兰文化之美。如上引《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在讲到该寺后窑殿装修时云：“整个室内装修全是木料本色，一点不加油漆彩绘，表现了伊斯兰教特有的清真、纯洁之美。”这也就是说，该寺的设计者认为自然美也就是真美，也就是由真主直接创造的美。
六绝在该寺建筑非常灵活，富于变化。如《中国清真寺综览》一书讲到该寺时云：该寺邦克楼“上、中、下3层各不相同，而是愈高愈灵活，愈华丽。礼拜大殿的前卷棚即是大殿的前出廊，不另作屋顶，与大殿有同一个歇山单檐十字脊的殿座，使整个大殿很有起伏变化，同时，也充分显露出后窑殿的重要性。大殿用单檐，后窑殿用重檐，而前面宣礼楼则用三重檐，使整个寺院建筑感到不单调呆板”。
(五)初建时为藏传佛教寺院风格的化隆黄吾具清真寺
《青海省志·宗教志》在讲到该寺时云：该寺“始建于明崇祯年间，为当时当地藏族群众改信伊斯兰教后修建的寺院之一。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初建时为藏传佛教寺庙风格，雕梁画栋，大红大绿，重彩浓绘。后世华寺门宦拱北的彩绘受到黄吾具寺早期的彩绘影响。……清乾隆年问马来迟到青海传播华寺门宦学理，曾长期住在该寺”。
(六)元明西宁市伊斯兰教的圣地——凤凰山拱北
凤凰山拱北位于今西宁市南山公园内，拱北墓主的情况，前已据该拱北提供的材料有所叙述。问题是该拱北提供的材料是根据什么，该拱北有关人士也说不清楚。按喇秉德为《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所撰“西宁南山拱北”条目内容分析，像是根据固土布·然巴尼·尔布都热海曼师尊逝世后西宁王速来蛮为其所立的纪念碑文。此纪念碑文因该拱北历史上曾几度被毁，早已下落不明，故难以判断是否属实。但当时镇守青海等地的西宁王特为其修建陵寝并树碑勒铭，足见其在西宁等地区伊斯兰教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加之这位师尊传播的和元代西宁王系穆斯林信奉的据说都是苏非主义，那这位师尊的陵墓当亦应该像广州宛葛思墓和泉州灵山圣墓那样在元代就成为了西宁及其附近穆斯林朝拜的宗教圣地。到了明代，这座拱北依然得到了西宁市及其附近穆斯林的高度重视。但受到高度重视的具体情况，未见有史籍记载。只有《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在“大事记”中叙述道在西宁回族上层人士冶正国、冶正明倡议并主持扩建宋代始建的西宁东关大寺竣工后，治正国任清真大寺的掌教，冶正国之弟冶正明掌管南山拱北(即凤凰山拱北)。可见，凤凰山拱北和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有同等的地位。但冶正明如何掌管这座拱北和如何修缮这座拱北，未见记载也未见有材料叙述，有的则是穆斯林中流传的传说。谓明初修建成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之后，穆斯林也曾采料集工重修该拱北，建了崇楼，立了经阁，还植了柏树八株，特别是立了明太祖朱元璋御制碑两座。这些都因后来该拱北被毁而无法证实。但这座拱北在元明时期被西宁及其附近穆斯林视为宗教圣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六、西宁地区伊斯兰教的明显教派分化
和西宁地区的门宦
(一)西宁地区伊斯兰教明显教派分化内部条件的具备
清初西宁府地区成为回族等族伊斯兰教明显教派分化的一个重要起源地(或起源地的一部分)，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这里到清初已最终发展成为一大片穆斯林聚居区，从而为这里伊斯兰教突破教坊范围集中和统一教权提供了可能。
其次，这里到清初已最终发展成为了除回族穆斯林外还有其他民族穆斯林聚居的一个地区，这就使以回族等族系统为范围的伊斯兰教教派分化有条件在这里发生。
第三，这里到清初已和循化、河州、狄道州等穆斯林聚居区连成一片，成为更大、更典型、既有回族穆斯林聚居也有撒拉、东乡、保安等族穆斯林聚居的一大片地区——河湟穆斯林聚居区，从而使中国伊斯兰教明显教派分化有可能发展。
第四，清初甘肃回族穆斯林米喇印、丁国栋反清起义的失败，大批甘州、凉州穆斯林逃往西宁府地区，以及部分河州穆斯林因逃荒、经商移居西宁地区，加之西宁地区内部又有一些土族、汉族成员改信伊斯兰教，致使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穆斯林聚居区有所削弱，而西宁穆斯林聚居区则处在相对兴盛的状态之中，经济发展亦处在一个相对盛世之中。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来过西宁的钱塘人冯一鹏著《塞外杂识》就集中谈到西宁之西50里多巴商业的繁荣。云：“西宁之西五十里日多坝，有大市焉。细而珍珠玛瑙，粗而氆氇藏香，中外商贾咸集。一种缠头回子者，万里西来，独富厚于诸国，又能精鉴宝物，年年交易，以千百万计。”
第五，西宁穆斯林聚居区(青海东部穆斯林聚居区)自宋至清一直是维族等族系统与回族等族系统两大系统伊斯兰教，西域与中原两地伊斯兰教的一个中间交接部，西域或新疆穆斯林前来这里当比来别处频繁和容易，相互之间的交往也比别处多得多。奴尔阿洪一行前往哈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六，西宁地区历史上有苏非主义长期传播的传统。除凤凰山拱北墓主和元西宁王速来蛮据说都是尊奉苏非主义之外，被穆斯林尊为东土学者四镇之一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教长的李定寰，按《经学系传谱》的说法，也是在他拜谒河州俞爸爸坟时得到了“灵感”才成为“仙学”的。
第七，西宁地区在明末时，按《经学系传谱》之“经学系传谱叙”的叙述，就已经有愚惑众听、与四大掌教之道路不合的所谓经籍流传，如虎刺撒国之缠头失利失所著经47本已“分散河湟各方”。这就是说，西宁地区伊斯兰教的统一形式早就受到了挑战，它的被突破是迟早的事。
第八，西宁所在的青海，是我国最早形成萨满教的地区之一，也是以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等为基础的苯教长期流行的一个地区，加之从明代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这里发展迅速，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教已很难再与这些信仰一起争取群众，故也需要在保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在宗教形式、宗教制度、宗教遵行等方面作出改进和更新，才能与其并立。
第九，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宁穆斯林聚居区在清初既是穆斯林经济有显著发展的一个地区，也是穆斯林经济相对于大多数回族等族地区来说落后得多的一个地区。这样这里的穆斯林上层希望通过集中教权敛取更多的财富，而穆斯林下层则盼望通过宗教改良达到少一些宗教负担而多一些宗教慰藉。
以上的一切都预示着这里伊斯兰教的统一存在形式将会发生变革的目的。
(二)教团式苏非派的传人西宁
教团式苏非派，即以教团形式存在的苏非派。这种形式的苏非派从15、16世纪之交开始，便在中亚、印度和我国新疆地区兴盛了起来。在我国新疆维族等族系统伊斯兰教中，这种教团式苏非派的一支，即由中亚苏非派纳合西班底耶教团第五代宗教领袖、新疆喀什噶尔和加家族先祖玛哈图木·阿杂木后代为首领的一支，在叶尔羌国时期(1620—1678年)为争夺叶尔羌国的势力范围分裂为对立的两支。一支称为白山派，另一支称为黑山派。而传人西宁的，则是称为自山派的一支所倡行的纳合西班底耶虎夫耶(低念)遵行。将纳合西班底耶虎夫耶遵行传到西宁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明末清初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著名领袖穆罕默德·玉素甫的儿子阿帕克和加。
对阿帕克和加的生年，他何时初到西宁，去过几次，待了多久等等，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传统的说法，即谓阿帕克和加的父亲玉素甫(?～1670)是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由麦地那经中亚来到叶尔羌汗国的。初，支持他的一派处于劣势，故不得不离开喀什噶尔前往哈密(库木勒)。在哈密玉素甫受到哈密执政者米尔·赛义德·捷里力的欢迎，并主动将自己的女儿祖莱汗嫁给了玉素甫。祖莱汗生有三子二女，长子就是阿帕克和加，明天启六年(1626年)出生。阿帕克和加早年随父在哈密旅居。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回到喀什噶尔，协助其父领导白山派。其父去世后，接替了白山派教权，并支持亦兀勒巴儿思汗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夺得叶尔羌汗国政权。但为时不久，亦兀勒巴儿思汗就被伊斯玛仪汗所杀，阿帕克和加亦被逐出天山南路。清康熙九年(1670年)至十九年(1680年)间，阿帕克和加曾流亡于中亚、天山北路准噶尔地区，后来又赴中国内地甘肃、青海等省巡游传教，广泛宣传纳合西班底耶学理和虎夫耶修持仪式，其中受其所传的穆勒什德有西宁的李太巴巴、毕家场门宦始祖马宗生、穆夫提门宦创始人马守贞。以及鲜门道祖鲜美珍等人。中国虎夫耶门宦的主要来源为其所创，对其他某些门宦的形成亦有影响。
另一种则是近年来出版的中国清真寺史志力作《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第六章第二节述“穆夫提门宦”时的一大段说法。谓明崇祯元年(1628年)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阿帕克和加从新疆莎车游历到兰州和西宁传播虎夫耶教理。这是一出中原即第一次来到内地，并以圣裔身份和赫达耶通拉希·阿法格出名。在西宁，他多半住在凤凰山下。据传他曾在今西宁城东“索麻”巷坐静。当时他与当地的回族女子田氏结婚。1633年生下一子，取名伯什勒·勒比尼，即后来穆夫提门宦的创始人马守贞。1638年，阿帕克和加从西宁返回新疆喀什。大约在此后，马守贞母子就迁居甘肃临洮东峪沟。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阿帕克和加二出中原，第二次来到西宁。这次他开始传播纳合西班底耶(虎夫耶)教旨。他为毕家场门宦创始人马宗生、鲜门门宦创始人鲜美珍以及西宁的同太巴巴、李太巴巴(时任东关清真大寺伊玛目)、马殿功等人传播虎夫耶教理。在此期间他与其子马守贞相见，给他传播了纳合西班底耶的学理和必做的功课，令他干功修炼，并将自己的传教用品如经典、太斯比哈、太斯达勒等八件东西亲手交给马守贞，作为传教凭据，阿帕克和加在西宁住了6个月后，委派外号称金头阿洪的维卡叶吐拉阿洪代替自己任“海里凡”。金头阿洪就是东关清真大寺的李太巴巴。阿帕克和加让李太巴巴辅佐马守贞。马守贞在李太巴巴处学习了经典和苏非派教义后回到临洮。从此后他以临洮北乡为基地开始了传教活动，创立了穆夫提门宦。其信徒分布在包括西宁在内的河湟地区。当时西宁的信徒主要是东关清真大寺的李太巴巴传授和发展的。
第三种说法是《青海省志·宗教志》讲到“穆夫提门宦”时的说法。大体同于第二种说法，但也有不少不同的地方。如谓阿帕克和加首次来青海的时间是明崇祯三年(1630年)，是先到与其语言相通的撤拉族地区，住了半年，向撒拉族传授了虎夫耶学理，指定了“海里凡”，然后到了西宁，住在凤凰山下，同田氏结为夫妻，于1633年生下马守贞。谓阿帕克和加第一次来青海，在循化、西宁等地共待了8年时间，其间他安排了青海地区的虎夫耶代理人，利用赴兰州、河州传教之机顺便将马守贞母子安置在临洮居住，随后即率徒返回新疆接替了他父亲的教权。谓阿帕克和加后来又先后两次来到青海，将成年的马守贞接到西宁。
这三种说法，一不同在阿帕克和加首到西宁或循化的时间(崇祯元年、崇祯三年、康熙十一年、康熙十二年)；二不同在阿帕克和加来西宁等地传教的次数(一次、三次、多次)；三不同在阿帕克和加先到了哪里传播虎夫耶(西宁还是循化)；四不同在马守贞的身世。
可虽有上述的不同，但在三种说法中对阿帕克和加在清康熙十二年(一说康熙十一年)来西宁地区及在西宁地区主要传教活动内容的记述却大体上是相同的。即阿帕克和加在这次来西宁地区期间主要进行了下面两项传教活动：
一是在青海湟中(即今西宁市)接见了马宗生、太巴巴、祁静一、刘豪祖若提、马十万等人的专程拜访，并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作了答复。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谓清康熙十一年和加阿法格(即阿帕克和加)从中亚经新疆到青海湟中凤凰山传教，时在河州八坊北寺任开学阿洪的马宗生约八坊上二舍清真寺阿洪太巴巴(阿拉伯人)、祁寺的祁静一、刘豪祖若提和马来迟的父亲马十万等，联袂去青海湟中拜访圣裔，和加阿法格非常高兴地接见了他们。阿法格建议祁静一去拜访另一位传教师，谓“尔师从东来，汝速去拜访”。给马十万作了求子祈祷，吩咐马十万向“真主求助，会生男承嗣”。给其余三人传授了虎夫耶的宗旨，分别交代了齐克尔，嘱咐认主赞圣做功传教。后来，马宗生又根据家乡河州的情况创传了属于虎夫耶学理的毕家场门宦，教众也主要分布在河州地区，起初西宁穆斯林信奉者也颇多。祁静一则在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得穆罕默德二十九世后裔和加·阿布都·董拉希的传授在河州创传了属于格底林耶学理的大拱北门宦(初称祁家拱北)，教众在西宁、湟中、大通、化隆亦有一定分布。马十万则据说回河州后娶一汉民女子为妻，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生下马来迟，马来迟后来在麦加等地接受虎夫耶学理回河州后创传了华寺门宦，信众最多时有20万人之多，从第三辈教主开始多住西宁。
二是向马宗生、鲜美珍、同太巴巴、李太巴巴、马殿功等传授虎夫耶教理，向马守贞传授教理、交待八件传教凭据，委派李太巴巴为自己的海里凡并兼辅佐马守贞。
马宗生的情况似与前一项内容有所重复，也许是他后来又单独接受过阿帕克和加的虎夫耶教理传授，故有关著述在叙述此项活动时又将其列入。鲜美珍，《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中称他是先被来自中亚的苏非派传教师和加阿布杜拉(即和加阿卜都董拉希)看中而被收为弟子的。后才被和加阿卜杜拉引见给阿帕克和加，从而成为他们两人共同的弟子。这样鲜美珍就同时接受了虎夫耶和格底林耶。
从以上介绍可以明显看出，阿帕克和加是将苏非派教团这种派别形式和经学形式传人西宁地区的一个中心人物。他不仅最早将这两种形式传人西宁地区，而且后来所形成的四大门宦系统中有不少门宦的创传人都或者是他亲传的弟子，或者是他和别人共同的弟子，或者是受到了他的祝愿和指点。四大门宦系统中只有哲合林耶和库布林耶两大系统与他的传教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阿帕克和加作为这种传播中最早的也是最中心的人物，是中国伊斯兰教两大系统联结的一个重要表现。它说明了在门宦的形成中虽然有境外伊斯兰世界的因素，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维族等族系统伊斯兰教与回族等族系统伊斯兰教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交流与互动既是教派领域内的，也是经学领域内的。
阿帕克和加作为这种传播中最早也是最中心的人物，也是西宁地区作为甘宁青苏非派教团最初摇篮的一个有力说明。中心人物主要在哪里活动，哪里就应该是被视为中心。
苏非教团，特别是在明清之际的维族等族系统中流行的苏非教团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哪些符合我们前面所举的九项条件，哪些不太符合，以及苏非教团如何形成门宦等等，当不再具述。反正一个一个的苏非派教团陆续形成，则标志着这里统一形式的伊斯兰教已经明显分化。说是明显分化，是就内地的新行、古行这种不明显的教派分化形式而言。
(三)西宁地区的门宦
大约有一半左右的门宦，在西宁地区有一定的分布。这些门宦可以从与西宁地区关系的密切程度分为三类。一类是由西宁地区本地人创传且信众也主要在西宁地区的门宦，可以简称其为西宁地方特色类门宦，鲜门门宦、大通新辈门宦、后子河门宦三支门宦即属这类门宦。第二类是或其起源与西宁相关或在西宁伊斯兰教历史有重要影响的门宦，可以简称其为西宁地区影响较大类门宦，穆夫提门宦、华寺门宦、哲合林耶即属这类门宦。第三类为在西宁地区仅有一些数量信众分布的门宦，可以称之为西宁地区有所传播类门宦，崖头门宦、北庄门宦、胡门门宦、大拱北门宦、韭菜坪门宦等，即属此类。现仅介绍第一类和第二类中的华寺门宦。
鲜门门宦。鲜门以其创始人鲜美珍之姓而得名。鲜美珍，又名柱子太爷，道号“阿来福可赫勒”，回族，西宁人。祖籍西域，后迁往南京，明时移居西宁。生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殁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终年78岁。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在巴藏沟寺内学经时，得遇中亚传教师和加阿卜杜拉。传教师喜其聪颖好学，便收为弟子，并引见给当时来西宁、湟中传教的阿帕克和加，从而成为了两人的共同弟子，两位传教师离开西宁时，他被传教师托付给西宁东关大寺的李太巴巴、杨玉珍和北关清真寺马殿功阿洪，教其 学习经典。当两位传教师再次来西宁、湟中传教时，给他正式传授了“教门”，从而同时接受了虎夫耶和格底林耶两种教理。并分别接受了以“艾巴白克勒”执掌虎夫耶门宦的两枚名日“大、小孔利子”的传教印章及“由穆圣亲签的十角大印一份，作为传教凭证”。又承授两部经卷共数十本，一部名《孔利列沙米》(《使命全通》)，一部名《呼两赛士里二是拉列》(《奥秘精华》)。其后赴麦加朝觐，访问了麦加格底林耶等道堂。回国后坐静参悟，面壁9年。后便前往兰州、宁夏、江苏、广州、河南等地云游，传教布道，信其教者较多。先后招收其阿文经师乐都马殿功、兰州桥门巷刘伯阳、固原者麻隆子尼、西吉开麻隆子尼、西吉河岔随发英子尼、彭阳舍木孙子尼、扬州奴隆子尼、朱仙镇索合英子尼八人为徒。在巡游传教途中病逝于朱仙镇。著有《本光道》、《五更月》、《酒色财气歌》等修身坐静体会著述。
后子河门宦。以该门宦创传人杨保元拱北所在地青海大通后子河而得名。杨保元(1780—1873)，原名杨士元，经名塔吉丁，回族。青海大通良教乡人。为格底林耶云南马上人支系第七代传教人。清康熙十一年中亚传教师和加阿卜杜拉传教青海时曾收云南马(云南碧江县人)为门弟子。云南马六传至安裕和后，安便让其弟子杨士元接替了教权，杨7岁开始在本村清真寺念经，后又在化隆、循化、民和等地念经多年。清嘉庆三年(1798年)在民和大滩河清真寺随王通之阿洪攻读阿文时，被王推荐赴陕西邠州北吉原拜安裕和为师。深得安的钟爱。安委托邠州刘加以指导，从此开始出家修道。清嘉庆五年(1800年)，随刘赴麦加朝觐，顺便游历西域各国，并赴麦加格底林耶阿里道堂学经及修炼多年，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回国。路经甘肃玉门，在长麻尔南山石洞中苦修3年。继之又在北吉原安裕和处继续苦修，将近6年。于是安便将教权交给了他。继承教权后，杨又到兰州木塔寺隐修了一段时间，随之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遵师命巡游甘肃、陕西、四川、贵州、广东及新疆南北各地，不拘民族之别，不避教道之殊，只要是名人贤哲，即不辞艰辛登门求教。清道光二十一(1841年)，回到西宁。在西宁北小街开设“中和堂”道堂，凭经宣道，教人为善，许多回、汉、藏族人士慕名来谒，改宗归信者为数不少。于是受到华寺上层马归源等的干预，被甘肃按察使萧某以“邪法惑众，图谋不轨”罪判处死刑，遂激起教众反对。改判充发山西灵石县。清咸丰五年(1855年)刑满返家，继续潜修。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后子河隐居。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刘锦棠率清军进入西宁镇压回族穆斯林反清起义时，他挺身而出，以全家性命担保具结，使西宁北川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清廷赐他四品顶戴，并以皇帝名义将其名字由“士元”改为“保元”，赐其侄杨迎春为千总。从此慕名而归其派者日众。汉文著述甚多，后被教众汇集成册，名曰《纲常》，又名《杨祖全书》，内中有非常丰富的伊斯兰教哲学思想。逝世后被葬于后子河。按其临终遗言，在他之后不再续传，故其后虽有出家守护拱北者，也有称师收徒者，都没有成为公认的老人家。
大通新辈门宦。名称来源不详。按《青海省志·宗教志》叙述，其始传人为青海大通元朔乡大湾人马方，回族。清乾隆年间，马方为赴新疆征讨大小和卓之乱的西宁镇总兵高天喜(回族)部下的一个千总。叛乱平息后，马方驻防阿克苏地区，经常到印度苏非著名经师伊合万·嘎里的道堂听伊合万·嘎里讲经论道，从而接受了其所传的教理，因而辞去官职做了伊合万·嘎里的弟子，此后便继承了伊合万·嘎里的教权，在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传教，共传5名弟子，即维吾尔族人2名，回族人3名。其中回族3名均为马方的大通同乡：一为斜沟乡窑洞庄人康成，信徒称其为“窑洞庄太爷”；一为已定居新疆安集海地方的马佩，信徒称其为“安集海太爷”；一为曾被发配黑龙江的阿里·穆萨，信徒称其为“黑龙江太爷”。马方去世前给了这3人传教权，命他们回家乡大通传教，马佩则因已在新疆传教便派自己的弟子肃州韩代表自己回大通传教。这样，康成、阿里·穆萨、肃州韩3人便一起在大通传起教来，并逐渐分成两个支系，一为康成系，一为阿里·穆萨和肃州韩系，两个支系则将马方所传传播到甘宁青的不少地方。
华寺门宦。亦称花寺门宦，是一个创传人不是西宁地区人但创传、特别是活动主要在西宁地区的一个著名门宦。刨传人马来迟，原籍陕西长安，后迁居甘肃河州。祖父马从善，明诰授建武将军。马从善生有二子，长子榜俊，从事商业，来往于豫、陕、甘、青一带。次子家俊，为武拔贡，由于富冠河州，人称“马十万”，马来迟即其子。马来迟8岁时即被送至民和米拉沟亲友马汉臣处生活，并在该地清真寺念经。后则被送至河州八坊王寺开学阿洪太巴巴处念经。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18岁时学成“穿衣”，由太巴巴推荐民和马营乌拉会清真寺任教长，后又回河州三甲集等地任开学阿洪30年之久。雍正六年(1728年)前往麦加朝觐，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广州回到河州。回到河州后即至河州附近的青海循化、化隆一带讲经论道，宣传自己的主张。《化隆县志》云：传马来迟在树儿湾传教，当地改信伊斯兰教的藏族人在这里仿佛教寺式样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结构宏伟，式样别致，色彩纷呈，图案奇绝，故名花寺。又云：化隆卡力岗地区阿什努、德恒隆两个乡今有1万多名操藏语的回族，其先祖原属土著藏族，改信伊斯兰教。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马来迟逝世后，其子马国宝继承教权，与马明心进行了激烈的教争。马国宝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在包头逝世，教权则由其子马光宗继任。马光宗久住西宁北川，故教众称其为“北川太爷”。马光宗殁于道光六年(1826年)古历五月初一，葬于青海北川，1954年迁至民和五会地方。华寺第四辈教主则葬于西宁南城壕(现迁入南山寺)。第五辈教主则葬于化隆下加科。第五辈教主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逝世后教权则由马归源继承。在第五辈教主任职期间(1842—1861年)，华寺门宦与穆夫提门宦在丹噶尔、西宁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教争。这种教争使华寺门宦在将哲合林耶的强劲势力驱离河湟地区之后又将穆夫提门宦的强劲势力驱离出了丹噶尔和西宁，使西宁成为了华寺门宦的一统天下。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第六辈教主马归源因领导西宁地区穆斯林反清起义而被诱骗至兰州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其兄马本源。马归源去兰州之前将教权交给了其弟马真源。马真源遵其兄嘱托，携马来迟遗物潜藏河州，一直未公开露面。光绪二十一年河湟起义时他移居化隆，未参加起义，死后葬于化隆列仁黑锁。清光绪中，华寺三方头马永瑞之子马如彪麦加朝觐回来后力传沙孜林耶教理，遂与其叔四方头头人马永琳发生冲突，华寺门宦于是分为新旧两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辩教争教。后辩教争教演成为了两派联合起来共同反清，史称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河湟事变失败后，华寺门宦便走入下坡，分为河州、循化两支，并有不少信众逐渐转信为伊合瓦尼。一个信徒最多时达到20多万、名冠全国的门宦便走出了鼎盛期。
青海省垣的回民，在清初计有三千多户，混居城垣内外，与汉族同处，感情极为融洽，而回教占全域人四分之三，可谓回民最盛的时代。但至清末，政府对回民多加屠杀，以致该地至十室九空，数里绝烟之境。今虽人口日繁，多系客人。余调查当地的居民，在三千余户中，只在刀余之下得为复生者，仅二百余户矣。殊可慨也! ——文远《青海省垣回民概况》一文语
一、西宁历史概述
西宁，今为青海省省会，辖西宁市区和大通、湟中、湟源三县。战国和秦，今西宁辖域为羌人活动地，系“古湟中”一部分。西汉时古湟中正式纳入西汉版图，先后设立西平亭、东亭、长宁亭等军事防御、邮传系统等设施，并迁内地汉民来此定居屯田。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分凉州刺史部金城郡置西平郡，辖西都、破羌、临羌、安夷四县。曹魏黄初三年(222年)，凭倚西平亭增筑南、西、北三城为西平郡治，为今西宁有史可据的首度筑城。
西晋后期，辽东慕容鲜卑吐谷浑迁入今青海地区，经过与当地羌人等融合，形成吐谷浑族。后这里先后为吐谷浑政权(329—663年)、南凉政权(397—414年)、西秦、北凉、北魏、西魏、北周辖地。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西都县(今乐都)为湟水县，今西宁则为湟水县辖地。隋大业三年(607年)，废鄯州，复置西平郡(治湟水县)，辖湟水、化隆二县。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军亲征吐谷浑，经过今西宁地。
唐武德二年(619年)，罢西平郡，复置鄯州(治湟水)，辖湟水、龙支(治今民和古鄯镇)。唐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灭吐谷浑，今青海大部遂为吐蕃所据。唐仪凤二年(677年)，唐在今西宁地设河源军(驻地在今西宁城区古城台)。唐仪风三年(678年)，析湟水县西部置都城县，在今西宁城东原大教坊一带筑城为鄯城县治所。鄯城在唐代既是军事要地，又是唐蕃交通要道。唐天宝元年(742年)，改鄯州为西平郡(治今乐都)。安史之乱后，今西宁地被吐蕃占据，始称青唐城，这里原有的不少羌人部落、吐谷浑人、汉人则被陆续融合人吐着人中。而党项人和一部分吐谷浑人则迁往今宁夏、山西等地。唐咸通七年(866年)，河湟地区重归唐朝统治。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吐蕃赞普后裔(口角)厮啰(997—1065年)迁居青唐城，建立青唐吐蕃政权。该政权亲宋、抗夏，并与辽建立友好关系，被宋视为牵制西夏的重要力量，二者之间保持着频繁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关系。加之这时河西走廊被西夏人所占据，经由青唐(今西宁)、柴达木盆地进入西域的青海道(此时也称青唐道)再度繁荣起来，作为青唐(口角)厮哕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的今青海西宁便成为了丝路东段南道、特别是河湟地区的一个经济贸易中心。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青唐城一度被西夏攻破。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宋廷采纳“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建议，一度进入湟水流域，并改青唐为鄯州。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廷收复鄯州，历时70年共历六主的(口角)厮哕政权宣告解体，北宋最终据有陇右、河湟。随之北宋改鄯州为西宁州(取西陲安宁之意)，设倚郭县于今西宁南川伏羌堡，并辖龙支城(今平安县古城一带)、宁西城(今西宁市西部)、宣慰城(今大通县桥头镇附近)“三城”。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西宁州被金占领。绍兴六年(1136年)，西夏出兵攻占金西宁州。西夏占领河湟后沿宋、金旧制。设西宁州(治今西宁)、乐州(治今乐都)、廓州(治今化隆)、积石州(治今贵德，实仍属于金)。而西宁州之辖地则约当今西宁市区、湟源、湟中、大通、互助、平安及海北藏族自治州。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三月，蒙古军攻占西宁州。随之蒙古统治者“徙西宁民于云京(今山西大同)”，撤金、西夏时的乐州入西宁州，使西宁州辖地包括今整个湟水流域及大通河流域门源的部分地区。至统治方式则采取“命宗王将兵镇守”与“以土官治土民”相结合的方法，先将西宁州划为驸马、宁濮郡王章吉的封地，后又由西宁王出伯、速来蛮先后镇守，同时设置土官、万户、千户等等。
明洪武四年(1371年)，元西宁州同知李南哥“以州归附”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明废元西宁州，设西宁卫(治西宁)。西宁卫行政上属陕西布政司(治西安)，军事上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甘州)，同时还受分巡西宁道(驻甘州)和分守西宁道(驻凉州)的节制。卫内则实行“土官与汉官参治，令之世守”，即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和朝廷选派的官员共同治理地方的政策。西宁卫除直接统辖今青海东部地区外，还遥控罕东、曲先、安定、阿端“塞外四卫”。明洪武初从南京等地征调、迁移数以万计士兵、居民至今青海实边屯田。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1385—1387年)以“基割元西宁州故城之半”修筑西宁卫城。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自秦州移茶马司至河、洮、甘“三州”及西宁卫城之北街。后者(即西宁茶马司)一直延续至清初。明正德四年(1509年)，东蒙古开始相继移牧青海，明军则在今西宁各川修筑城堡、边墙以作防御。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西宁卫城被李自成部将贺锦攻占。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进入青海，西宁卫地区归清管辖。初，设西宁兵备道(治西宁)，归陕西行省辖，沿明制，仍设西宁卫；同时采用土官(世官)、汉官(流官)参设制度，在今西宁、湟中、互助、平安、乐都、民和等地设土司十六家，于顺治四年至十一年间(1647—1654年)相继发给土官(土司)号纸印敕，正式称为“土司”，准其“世袭”，令其“封土司民”。顺治十三年(1656年)，移原临巩总兵官驻西宁城，称“镇守陕西西宁临巩等处地方统辖汉回土蕃挂印总兵官”，简称西宁镇总兵官，归甘肃提督节制，为西宁称镇之始。雍正三年(1725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隶属甘肃，并正式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常驻西宁。西宁府始设西宁、碾伯二县及大通卫；乾隆十年(1745年)又设巴燕戎格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大通卫为县；次年(1762年)设循化厅(初隶河州，道光三年改隶西宁府)；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设贵德厅。至此，西宁府辖西宁、碾伯、大通“三县”和巴燕戎格、循化、贵德、丹噶尔“四厅”。
1913年，废西宁府，留西宁道(治西宁)，隶甘肃省，辖西宁、碾伯、大通、湟源、巴燕戎格、贵德、循化七县和玉树、都兰二理事。1915年，北洋政府裁撤西宁办事长官司及西宁镇总兵，改置甘边宁海镇守使。1927年，裁撤西宁道，设西宁行政区长官(西宁为长官公署所在地)。1929年初，青海省政府正式成立，西宁成为省会。1936年1月，西宁县正式更名为湟中县；6月，经国民政府内政部核准，撤省垣特种区建立西宁市。1949年9月，西宁解放。
鉴于唐时之西平郡，宋时之青唐城，元时之西宁州，明时之西宁卫，清时之西宁府，民国初的西宁道，都较今西宁市辖域要大，故对西宁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研究范围当亦相应要超出今西宁辖域一些。不过由于今循化下文要作专述，今对西宁伊斯兰教的研究除了包括西宁市区和大通、湟中、湟源“三县”之外，当也包括今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和尖扎。
二、西宁伊斯兰教的地位
(一)伊斯兰教传人时间较早的一个城市。无论是按唐时传入，还是按宋时传人，西宁都属于伊斯兰教传入时间较早的一个城市。这当是我们在介绍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时，不能忽略西宁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较古较老清真寺分布较多的一个地区。按《青海省志·宗教志》和笔者的初步调查，今西宁及其以东以南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和尖扎东北的一片地区，大致有30多座清真寺自称建于宋元明三代。这个数字是颇值得重视的。它起码说明历史上的西宁地区不仅是伊斯兰教传人较早的一个地区，也是伊斯兰教传播较快较广的一个地区。
(三)回族等族伊斯兰教明显教派分化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回族等族伊斯兰教在清康乾年间和清末民初的两次明显教派分化，无论是说起源于狄道、河州、循化、西宁一带，还是说起源于河州、西宁一带，河州和西宁两地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要研究门宦和伊合瓦尼的兴起等，不研究西宁是不行的。
(四)清同治年间甘肃穆斯林反清起义和清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的中心之一。清同治年间甘肃穆斯林的反清起义和清光绪二十一年的河湟事变，都是中国、特别是回族等族伊斯兰教史上的大事。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本身，而更在于通过对这种起义与事变的认真反思，可以帮助教内外人士冷静、稳妥地处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
(五)民国时期我国西北穆斯林身份的回族军阀实际统治的两大省会城市之一。
(六)民国时期伊合瓦尼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一个城市。
三、伊斯兰教传入西宁
伊斯兰教传入西宁，粗略些说可谓是唐，但精确些说应谓是宋。
(一)可谓是唐。可谓是唐，目前见到的有七种说法：一是《青海省志·宗教志》的说法。谓：青海是陆上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两条大动脉的交会处。辽阔的天然牧场，丰腴的待垦土地，成为滋生涵养众多民族的发祥地，也是伊斯兰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其早期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阿拉伯、波斯等伊斯兰教国籍的兵员退伍后留青藏高原安家定居实现的。同时由于战争频仍，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时通时断，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长期滞留青海等地，为了生计，置产成家，成为当地居民。以上人员在青海的扎根，就是伊斯兰教在青海的扎根，他们及其后裔，经过定居、成家，成为青海地区早期的伊斯兰教信徒。《足音——(青海回族)精选作品集(一)》载孙滔《青海回族溯源》，也有类似的说法，而且说得更清楚一些。谓唐时，大唐、大食和吐蕃三者围绕中国西部、中亚东部开展了扩大疆域的角逐。时而唐朝和大食联兵对付吐蕃，时而吐蕃和大食联兵对付唐朝，时而唐朝和吐蕃联兵对付大食，或者互相借兵对付本国或本地区的反叛势力，从而造成在青藏高原广大地域内既有大食的驻守部队，也有被俘人员和伤、病、流散人员，其中有的人在青海地区定居下来，成家立业，繁衍子孙。同时，由于三大政权在我国西部逐鹿，战事频仍，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时通时断，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国家的商人长期滞留青海等地，为了生计，也必然置产成家，成为当地居民。所以以上人员在青海的扎根，就是伊斯兰教在青海的扎根传播。他们及其后裔，经过定居、成家，由外籍转化为中国公民后，就成为青海地区最早的伊斯兰教信徒，也是青海地区最早的回族先民。这种叙述，虽未明确指出包括西宁地区，但西宁地区当是这种叙述中的青海地区的一个重点或主要地区。
二是《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大事记》的说法。谓：唐天宝至贞元年间(742—805年)，伊斯兰教传入西宁。从唐中、后期开始，西宁就有了零散的波斯、阿拉伯人，他们是西宁回族最早的先民。又谓：在河湟一带长期流传的口碑资料说，在唐代有来自阿拉伯的“十大”上人，曾在包括西宁在内的河湟地区进行活动。
三是《化隆县志》的说法。谓：早在唐代，大食阿拉伯、波斯传教士、商人经祁连山来青海活动并定居下来，在西宁等地繁衍生息，成为青海境内回族的先民。化隆县石大仓乡的文家山、铁力盖、官藏等地的马姓回族群众自称是西域人，自古定居在这里。甘都镇唐寺岗村的回族自称其祖先是一位传教士，行九，出来时只身一人，为当地藏族头人牧羊为生，并在藏族中开展传教活动，后娶藏族女子为妻，从此定居下来。自古为军事要地的群科镇，也有西域传教师、商人的经常活动，并有一部分定居下来。
四是《民和县志》的说法。谓：唐末有兄弟二人“米勒”、“尔里”者，迁至米拉沟一带(今核桃庄乡、松树乡、李二堡镇、塘尔垣、西沟乡、新民乡、峡门一带，即民和县西北部湟水南)，沟遂以“米勒”人名的谐音而称“米拉沟”。
五是《新亚西亚》1931年3卷6期载韩宝善《青海一瞥》一文的说法。谓：中国回教，自唐代盛行于陕甘新疆诸省，在昔甘肃回教徒以导河、西宁为最众。
六是《新亚细亚》1933年5卷3期载丘向鲁《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布之现状》一文的说法。谓：据说回族之来青海，始自唐朝。当时由他们的教主带了许多传教师，从新疆一路沿祁连山以至青海传教，在西宁、湟源都有他们的足迹。《西北论衡》1937年5卷4、5期载孙翰文《青海民族概况》一文也是类似说法，不过该文谓唐时入青海的穆斯林“大部散居于黄河、大通、湟水流域各地”。
七是《地方自治》1935年3期载张得善《青海种族分布概况》一文的说法。谓：青海回族人，以何时徙居此地，传说不一。有谓唐时徙来，有谓为回纥之裔，有谓元时徙来而散居者。上述各说，均有相当理由。《旅行杂志》1945年19卷2期载李式金《西宁——青海的省会》一文也是持这种说法。
说法之一大致是述伊斯兰教唐时传人青海，并没有具指是否包括西宁。但由于在述及传入路线时说及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当主要是指这两道的交会地带即以西宁为枢纽的湟水流域或湟水谷地。另所述及的传入方式也主要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外籍兵员在青藏高原的退伍、留居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外籍商人、使者在丝绸之路南道东段与唐蕃古道的交会地带滞留、侨居这两种在唐与大食或唐、大食、吐蕃关系史上确实存在过的途径。所以应该说还是有根据的。
说法之二从内容上说与说法之一没有两样。只不过它 第一明确具指西宁，第二明确指出了唐天宝至贞元这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传人时间段，第三明确将伊斯兰教传入西宁与伊斯兰教传入河州联系了起来。
说法之三的最大价值一是将伊斯兰教传入化隆明确作为伊斯兰教传人西宁等地的一部分来叙述，二是明确地举出了几个具体地方的几个具体穆斯林姓氏来做溯源的根据。这些都为深入研究伊斯兰教传人西宁地区打下了基础。
说法之四虽具指的是民和米拉沟一带一个地方，但却是较明确地说明了伊斯兰教已较早地散布至以西宁为中心的湟水谷地近东一端。
说法之五至之七均系民国年间的研究成果。说明早在民国年间不少研究者已主张伊斯兰教传人西宁或西宁地区是在唐代，或唐代传人是其中一个选项。
综合这七种说法，说伊斯兰教唐时传人西宁，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说伊斯兰教唐时传入西宁，按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总还显得有些勉强。理由主要有四：
理由之一——不管怎么说，史籍中目前还没有找到伊斯兰教唐时传入西宁或西宁地区的确切记载。
理由之二——路过西宁或通过湟水谷地的青海道虽在唐时丝绸之路网络状线路中的一条线路，但毕竟不像河西走廊道那样是主要线路，在唐代伊斯兰教信仰者来中国的数量毕竟有限的大前提下，虽不能完全拒绝有伊斯兰教信仰者在别的非主要线路上来往或暂时留居的情况，但要肯定说一定有伊斯兰教信仰者来往甚至居留，也是有些勉强的。
理由之三——被有些研究者看作是伊斯兰教传人今青海或西宁地区的来源之一的今新疆，特别是与青海接壤的于阗地区在唐末至五代初以前都还不是伊斯兰教传播地区，说唐代从新疆来青海的人就是伊斯兰教信仰者缺乏说服力。
理由之四——对甘宁青有深入研究的《甘宁青史略》副编卷三明确地说“终唐之世，唯甘、凉、灵州有回族”，未列河州。也未列西宁，说明还没有唐时伊斯兰教传人这些地方的较有说服力的根据。
基于以上四项理由，加之在传入时间上持较慎重的态度有利于积极寻找更有说服力的证据，笔者则在伊斯兰教传人西宁或西宁地区时间上采取可谓是唐但暂不断定就一定是唐的取向。
(二)应谓是宋。应谓是宋，基于以下三项理由：
一是至宋，特别是至11世纪初河西走廊地区被西夏占领和(口角)厮哕迁居青唐城，建立青唐吐蕃政权后，丝路东段以河西走廊为“总汇之区”的局面不复存在，而绕道河西经青海达新疆通西域的青唐道一时繁盛起来。这就使西宁即青唐城一跃而成为丝路东段最繁盛的城市之一，为伊斯兰教的传人西宁或西宁地区创造了比唐代优越得多的条件。
二是至宋，特别是至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献”宋后，说明与(口角)厮哕政权或吐蕃诸部相邻的于阗地区已属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这样，经过青唐道而来到西宁的就不单是大食、波斯等地的穆斯林，而且还有了喀喇汗朝、特别是于阗地区的穆斯林。这后者还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数量。
三是至宋，特别是至宋元符二年(1099年)，北宋右班殿直李远撰《青唐录》后，青唐道的畅通及有穆斯林通过这条道来到西宁，并有部分居住在西宁已见于文字记载。青海省图书馆藏摘自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十五的李远《青唐录》二卷云：青塘城(即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西域(城)无虑数千家，东城惟陷羌人及陷入之子孙。夏国降于阗，四统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宗河……自青唐西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马三日可到，海广数百里……海西地皆平行，无垄断，其人逐善水草，以牧放射猎为生，多不粒食。至此百(有)铁堠，高丈余，羌云‘此以识界’。自铁堠西皆黄沙，无人居。西行逾两月，即入回纥于阗界”。
这三项理由恰巧弥补了暂不断定一定是唐的一些主要理由，因而判断的基础是牢固的。
四、穆斯林在西宁及其周边的逐步聚集
(一)今西宁市区。按《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今西宁回族中的哈、丁、穆、白等姓的先祖，据传是唐时来到这里的波斯人，他们像是今西宁市区最早的一批穆斯林。但有史可查今西宁市区的首批穆斯林却是始于宋。这就是上一部分所说过的《青唐录》那一大段记述所涉及到的穆斯林。而按这一大段记述，青唐城东城的居民包括三部分：一是流散或被吐蕃俘获的汉人等各族群众及其子孙，二是西夏进兵河西时俘获或裹胁来的于阗等地的回纥人，三是往来贸易经商的商贾数百家。这三部分人，特别是后两部分人中有穆斯林当属无疑。不过要说明的是，《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大事记》对《青唐录》的这一大段内容的解释却是：“宋景祐元年(1034年)，河湟吐蕃地方政权首领(口角)厮哕由邈川移居青唐城(今西宁)。丝绸之路南路青唐道畅通。青唐城时为中亚、西域各地商人进行贸易的集散地。青唐东关(今西宁东关地区)居住着阿拉伯、波斯、喀喇汗朝、高昌等地穆斯林商人数百家，他们是西宁回族先民的一部分。他们在聚居的社区东关修建了一座简易的礼拜寺，这就是今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前身。”按这一解释，宋时青唐城东关往来贸易经商的商贾数百家都是穆斯林。
除了《青唐录》的正式记载外，《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在第一章“历史沿革”部分也有很大一段说明在元以前西宁有不少穆斯林居民，是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其中有两项内容引起笔者的注意。一项是云清初至西宁传教的新疆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加的夫人田氏家族就是宋代徙居西宁的穆斯林。另一项云“北宋绍圣(1094—1098年)、元符(1098—1100年)年间，有一万余喀喇汗王朝已伊斯兰化的回鹘商人、使节滞留西宁。宋军入青后，将他们分别安置于青海东部地区和西宁。由此可知，宋代西宁地区的各族穆斯林为数不少”。但该志在叙述这两项内容时，未注明是根据什么，是史籍，还是传说，故是否属实，笔者不好妄议。但一万余人滞留西宁，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属实，当是中国伊斯兰教传播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况又云他们是回鹘商人、使节。如果属实，又是皈依伊斯兰教不久的我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穆斯林移入内地的很重要的一批，与《青唐录》的记载联系起来当说明在西宁以至青海地区的早期穆斯林中，维吾尔族身份的穆斯林占一个很大的比重。
另在西宁的早期穆斯林中，也有部分是从关中迁来的。如穆夫提门宦的创始人马守贞的祖先，据说系助唐平安史之乱的大食兵，落居陕西长安仓门巷，宋时因犯罪被放逐至西宁。
穆斯林真正大量在西宁聚集始于元代。《西宁市城东区志》云：西宁一带出现“回回”一词始于元初。其时朝廷将河湟荒地分赐从征有功人“回回”，令其屯垦留戍。同时将一批由中亚穆斯林组成的“回回军”，包括传教士、商人、工匠等以“屯聚牧养”的形式留驻河湟地区从事生产。其后这批人又“随地入社”，在这里实行定居。而《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大事记》也谓：元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令留驻青海的 “探马赤军”(后称“回回军”)等“随地入社，与编民等”，或50户、或100户为一社，由兵变民，此为西宁城东区回族先民的一部分。
元代穆斯林在西宁的大量聚集也有传教师的功劳。最著名的就是今西宁凤凰山拱北墓主固土布·然巴尼·尔布都热海曼。该拱北提供给笔者的《西宁凤凰山拱北简介》云：固土布·然巴尼·尔布都热海曼，巴格达人，“穆圣嫡孙胡赛尼的后裔”。赛典赤·赡思丁经巴格达时，被邀与西域诸国四十余位贤哲同来中国。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离京(当为元之京城)随赛典赤·赡思丁赴滇。在滇共11年，功勋卓著，世人共睹，不计俸禄，不图虚名，“表现了一代伊斯兰伟人的气度”。后辞职归国，途经西北，被蒙元驻西宁元帅苏来曼恳请留驻西宁，“共谋治青大业，宣扬伊斯兰教门”。在西宁传教3年期间，成绩斐然，口碑相传，“使蒙军驻西宁元帅率15万将士归信伊斯兰教”。而其在西宁逝世为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农历六月一日。
但元代穆斯林在青海，特别是在西宁的大量聚集与西宁王有更重要的关系。按孙滔《元代西宁王考》，西宁王的封号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系对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后裔阿鲁忽之子出伯的封号。初在今青海、甘肃、新疆交界处设置曲先答林元帅府，在河西走廊、青海道、唐蕃古道设置驿站、军站和屯区。镇守西宁的宁濮郡王章吉驸马被撤去封号后，西宁州则成为西宁王出伯的封地。元大德八年(1304年)和十一年(1307年)，出伯又被元王朝加封或晋封为威武西宁王和汜王，成为当时中国西部拥有与忽必烈系的西平王(后称镇西武靖王)、安西王同等军事实权和封地的最高世袭王位。而“西平王、安西王、西宁王都是蒙古贵族中较早信仰伊斯兰教的虔诚信徒，其部众也多为穆斯林”。出伯去世后，西宁王位本应由出伯次子卜烟塔失继承，但这时该次子“正在麦加朝觐，学经”，王位便“被出伯三子忽塔忒迷失继承”。后忽塔忒迷失被削去王位，西宁王位又被卜烟塔失子速来蛮继承。速来蛮“关心、支持伊斯兰教事业的发展，对其他宗教信仰也采取宽容态度，得到各民族群众的拥戴。他的部众多为伊斯兰教信徒，他积极支持其部众的宗教活动，从中亚聘请伊斯兰教著名经学大师讲经典、领拜、设伊斯兰教宗教法官(哈迪)规范信徒的宗教义务，为去世的宗教大师修建陵墓，兴办伊斯兰教育，培养伊斯兰教人才。他的子女都受过严格的伊斯兰教育，他的四子一女中，有两个儿子取得了‘沙赫’(蒙古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中有地位的著名教师、学者的称谓)的尊称”。
此外，《西宁市城西区志》也有宋元时期穆斯林在今西宁市区一些地方活动的记述。谓远在宋元时期，就有阿拉伯商人活动于莫家路、纸坊街、尕庄、古城台地区，但定居者无几。
上述引用的穆斯林在元代西宁大量聚居的不少内容，都是笔者第一次得知，为西宁伊斯兰教在元代西宁仍幸存一些内容而感到欣喜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为自己不详这些内容的具体出处、根据，难以在此文中判定其是否属实，给读者一个满意的交代而感到遗憾。
明洪武年间，又有一批穆斯林聚居于西宁。不过具体情况知之也不多，现仅列四项。
一项是《西宁市城东区志》的叙述。谓在明洪武初的大移民中，有南京及江浙地区的色目人后裔移民至青海东部，定居于西宁“城东地区者较多”。
第二项是《西宁市城西区志》的叙述。谓“明洪武四年(1371年)，有三户沈姓回族定居于沈家寨。披荆斩棘，修渠引水，垦荒种地，结合为邻，筑堡为寨，以沈姓为寨名。”
第三项就是冶姓穆斯林的迁入。按《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的“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西宁回族上层人士冶正国、冶正明倡议并主持扩建宋代始建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竣工后由冶正国任掌教，其后第二、三任掌教均由冶氏家族世袭。冶正国之弟冶正明掌管南山拱北”这一大段记述，冶姓穆斯林应最晚是元末明初迁至西宁东关，并成为最有影响的掌教世家。
清前期、中期，穆斯林继续向西宁城区聚集，从而使西宁城区的穆斯林聚集程度达到了顶峰。《湟中县志》云：“清朝时期西宁城东、南、北三关为回民聚居区，城郊也有48个村庄居住回族，从事农业生产。”《青海省垣回民概况》一文云：“青海省垣的回民，在清初计有三千多户，混居城垣内外，与汉族同处，感情极为融洽，而回教占全城人四分之三，可谓回民最盛的时代。”可对清前期、中期究竟有哪些姓氏的穆斯林聚集至西宁城区，未见有较详细的叙述。只有《西宁市城东区志》载“鲜美珍，祖籍南京。顺治十七年来西宁北关街定居”。《回族喇姓宗源考说》一文载：“笔者(指该文作者瞻甫)这一支喇姓至迟在清咸丰年即已居住西宁，祖上曾与姻亲‘德盛魁’马氏共置有坟园在南滩东部‘古城’(即宋代青唐故城东垣)内，有围墙、石柱等，亲族皆为西宁回族名门。”
(二)今湟中、湟源、大通。按《青唐录》，湟中有穆斯林可能与今西宁城区一样早。因述青唐道时所说到的自青唐城西行40里即到的林金城就在今湟中境内，宋时林金城实际上是青唐城的西大门。但《湟中县志》却云“回民迁入湟中县地，大约开始于明朝初期，民间有明洪武年间南京竹丝(主司)巷回民因元宵节获罪受株连，迁移至湟中的传说”，看来并不赞同湟中在明之前有穆斯林。然《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倒是赞成今湟中在宋时就有穆斯林，而且主张由于宋代东来的穆斯林“为数甚多”，散布至今青海地区的就不仅是青唐城一地，而是散布至河湟地区的不少地方。谓“宋代东来的穆斯林‘为数甚多’，在河湟地区的鄯州(今青海民和回族自治县、乐都县一带)、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临谷城(今青海湟中县多巴地区)、牦牛城(今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宗哥城(今青海省平安县)、青唐城(今西宁市)都居留过境的穆斯林商人”。笔者虽不完全认同“为数甚多”的估计而主张采用“为数较多”，但还是赞同宋时穆斯林已散布于河湟地区不少地方的判断。
按这一判断，湟源在宋时即便有穆斯林商人过境，也不太可能居留。因宋时今湟源境内尚未有行政建制。故《湟源县志》云：回族何时迁居湟源，尚无确切史料记载，据称清雍正年间，其先祖即已居住湟源。《丹志》载“道、成年间，丹地已有回族数千户”。可见这里在清同治穆斯林反清起义之前，已是一个穆斯林户数比较多的地区。
至于穆斯林在今大通境内的情况，《大通县志》作了比较详细的陈述。谓唐宋时期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经新疆过祁连山进入青海，同时西域各地商人也竞相前来西宁一带进行贸易，现大通境内的哈、丁、穆、白、海等姓就是他们的后裔。13世纪蒙元统治时，又有部分西域亲军融入回族。明初，江右(长江东部)、淮泗(安徽北部)一带居民大量移居西宁一带，其中部分为回民。后又有数百回民避乱从河西一带流徙大通，在今城关、新城一带筑堡盖房。今大通极乐乡深沟村的“刀子匠”，良教乡上治泉的“口袋匠”，桥尔沟 的“砂罐匠”，都是明代迁来的回族后裔，其技艺至今享有盛名。清雍正初，又从甘、凉、河州迁来大批回民，他们聚居于今塔尔镇的凉州庄、河州庄一带。
(三)今平安、乐都、民和。按《平安县志》，今平安境内有穆斯林始于元。元明一部分蒙古人和西域色目人来境内定居，他们中就有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善于经商，又擅长工艺技巧。但穆斯林的大批迁来却是明至清中期。今巴藏沟上马家、下马家，沙沟回族乡新庄尔及洪水泉的穆斯林口碑相传，其祖先系明洪武年间自南京竹丝巷充军来青。而鲜门门宦创始人鲜美珍，《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认为他系“今青海省平安县巴藏沟人”。
乐都穆斯林，《乐都县志》谓其来源有二：其一元甘肃行省佥事薛都尔，本系西域缠头。明洪武四年附明。因功授指挥佥事职，在民和巴州一带(明时属碾伯所)“封土司民”，信仰伊斯兰教。第五代孙也祥取姓为冶，住米拉沟，冶氏后裔及其属民逐渐融合成为今天的乐都(明时称碾伯所，清时称碾伯)回民。其二明清以来，因随军、随仕、经商、逃荒、避难等从陕甘宁及省内其他地区陆续迁来乐都的穆斯林，其中绝大多数为回族，也有少数撤拉族与东乡族人，他们长期与回族杂居相处，部分人则融合入回族。
民和有穆斯林时间较早。《民和县志》谓：米拉沟一带之冶家，相传其先祖是移居新疆的也门人兄弟二人，兄名“米勒”，弟名“尔里”，于唐末来到这里，这里遂以米勒人名之谐音而称“米拉沟”。米勒后裔有兄妹8人(男7女1)，析分为八房。大房住大庄乡；二房住川口镇米拉湾村；三房住核桃庄乡三房村；四房住核桃庄乡堡子、上旱地；五房住核桃庄乡五方村；六房住塘尔垣乡赵马家村；七房为女性，招赘马姓为婿，住核桃庄乡排子山和小古都；八房住桃庄乡马排村。至元代，冶姓祖先薛都尔丁任甘肃行省佥事。明洪武四年(1371年)归附明朝，封为土司。其子孙也里只、也陕舍、也荣、也祥都世袭镇抚，后也祥以功升指挥佥事。到也祥的儿子也珍一代，习汉俗改“也”为“冶”姓。清顺治二年(1645年)第十代冶土司降清，仍世袭土司职。冶姓家族，人丁兴旺，遍布全县各地。
民和除冶姓历史最早之外，其他姓氏基本上都是元以后陆续迁来。但元时其他姓氏迁来的情况不详，能说出些根底的都属明清时迁来的一些姓氏。如今之川口镇、古鄯镇的赵姓回族穆斯林自称明初来自洪洞大槐树。马营镇转导乡的汪姓回族穆斯林自称系明洪武十五年自河州唐汪川迁来。峡门镇石家庄石姓自称祖籍南京竹丝巷人，洪武年间来自西域(见石氏祖坟乾隆五十三年所立碑文)。塘尔垣乡赵马家村赵姓与川口镇李姓，自称原籍陕西，明初迁来。甘沟乡、中川乡一带马姓，自称原籍宁夏固原，明迁来。而川口镇吉家堡村的白姓，自称其先甘肃永登人，清嘉庆年间经商来到民和，见土地沃饶，人亦敦厚，遂携家定居，距今200余年。核桃庄乡的贾姓系清道咸年间来自今平安县。塘尔垣乡龚家庄一带马姓系清道咸年间来自今大通，现已有200户，近千人。另马营镇、川口镇有一部分杨姓，系清道咸年间来自甘肃秦川，其先祖为汉人，随女方信仰伊斯兰教而成为了回民。此外在清前期、中期，也有部分东乡族人、撤拉族人散居于今民和的塔城乡、马营镇、联合乡、米拉沟等地，这些人以后均融入回族。
(四)今化隆、贵德、尖扎。按前面的有关分析，化隆在宋代已有穆斯林的足迹。《化隆县志》举出了9个最迟在宋代已有穆斯林定居的地区。谓化隆县石大仓乡的铁力盖(台力盖)、文家山、官藏(关藏)等地的马姓回族自称其祖先为西域人，自古定居在这里。甘都镇唐寺岗村的回族自称其祖先是一位传教士，行九。初来时只身一人，为当地藏族头人放羊为生，并在藏族中开展传教活动。后娶藏族女子为妻，从此定居下来。西南部黄河岸边的群科镇，自古为军事重地，人口较多，贸易频繁，西域传教师、商人等经常在这里活动，并有一部分定居了下来。到元代，在回回遍天下、甘肃尤多的大环境下，来到这里的西域穆斯林当更多。惜在《化隆县志》上未看到这方面的情况，有的则是记已定居在循化的撒拉人向与街子只有一河之隔的今化隆甘都地区移居的情况。谓化隆的撤拉族都是从循化街子迁来的，居甘都镇阿河滩村的撤拉族最先迁入化隆，迄今约有600年历史。这里原为土著藏族游牧的荒草野滩，但地处临河，水源便利，宜于开发，被撒拉族始祖韩宝看中。于是让牙拉曲、妥明曲、也明曲、些汗都4人各带妻子儿女，渡黄河来阿河滩垦荒造田，安家落户。当时在乙麻目(今黄河大桥处)设有百户的济渡官船，为了支持这4家人安心定居下来，百户把官船的所有权给了乙麻目和阿河滩人，济渡的收入分归2家，南岸收入归乙麻目，北岸收入归阿河滩。这个定例一直沿袭到解放后。4个人便成为这里人的始祖，分别形成了4个阿格乃和孔木散。后来即明万历年间，又有一些循化清水乡和查汗都司乡的撤拉人迁居化隆东北初麻乡初麻村。而明末清初，又有一些循化境内的撤拉人迁居至阿河滩阿路庄、苏明加庄一带。
关于明代至清乾隆初穆斯林在化隆的逐步聚集，《化隆县志》首先提到了明初南京珠市巷穆斯林的入居。不过认为珠市巷穆斯林先是到了青海别处，“后辗转一二百年才进入化隆定居”，这可能已是明中叶了。接着提到的则是明万历年间陕西籍一部分穆斯林逃荒来到化隆。今巴燕镇、石大仓乡的一部分穆斯林就认为自己的祖先属于这支。第三批则是明末由西安迁入黑城乡城车村的绽姓穆斯林。称来时一行46人，到这里发现地旷人稀，且有一座被废弃的古老城堡可以建屋搭棚，便定居下来，繁衍至今。第四批则是清康熙年间由民和和乐都迁来的一批。那时他们原居住的地方遭遇灾荒，他们便向化隆迁徙，散居在石大仓乡的铁力盖地，与当地原西域后裔马姓联姻，长期定居下来。其后又有一部分民和米拉沟冶姓以亲戚关系迁至此。第五批则是在清乾隆初从河州和民和迁来的大批穆斯林饥民。那时为招集这批饥民，西宁道佥事杨应琚以工代赈修筑了扎巴、巴燕、甘都三座土城，并在巴燕城郊的加合尔、金家庄、韩家窑等地回族聚居点。据传今巴燕北街刘姓穆斯林的先祖原为南京籍，在修筑巴燕城时承修了东、西二座城楼，受到当局嘉奖，西宁府发给他黄纸牌照，并将秤行经纪权交给他，世代承袭，直到民国中期始毕。
今尖扎在清时属西宁府贵德厅管辖，故贵德、尖扎有穆斯林聚集的情况可以在贵德或尖扎的县志中见到。本世纪出版的《尖扎县志》，根据《贵德县志稿》列举了尖扎有穆斯林的六种情况。一是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河州拨民48户来贵德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纳丁粮。这48户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已发展至人丁9 835丁。二是大致也在这个时期，河州世袭百户王、周、刘三人被派各携眷口赴贵德守御城池。这三姓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发展至462丁。三是大致也在这一时期，原系土人的今东乡康、杨、李三屯百姓的祖先被编人民籍完粮。这三姓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发展至1296丁。四是明永乐四年(1406年)指挥使刘钊奏请迁移一部分“撤拉回”至贵德境内居住。五是大致也在这个时期，在明的屯田实民政策推动下，一部分回族穆斯林迁至尖扎黄河岸垦荒种地戍边。六是一部分藏族成员和汉族成员改信了伊斯兰教。前者被称为“卧回”，后者被称为“加回”。今尖扎县城南黄河岸边昂拉乡和城西加让河北的加让的一部分操藏语的穆斯林，据说就是改信了伊斯兰教的藏族人。这六种情况，使历史上贵德、尖扎的穆斯林主要分布在尖扎东部、北部靠近黄河，临近化隆的一侧。
上述关于穆斯林在西宁及其附近的逐步聚集说明了研究西宁伊斯兰教的历史，不能仅限于今西宁市区和所辖三县。因为历史上的西宁是一大片穆斯林较为密集且历史较为悠久的区域。正是这一大片穆斯林较为密集的区域，才有为数相当可观的清真寺的创立，才奠定了后来回族等族伊斯兰教在这里明显教派分化、甘肃穆斯林在这里举义旗反清、回族身份的马家军阀能在这里实现实际统治、伊合瓦尼能在这里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最基本的基础。当然，光有这点而没有穆斯林经济在这一地区的一定发展，也是难以说明后来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回族等族伊斯兰教的教派分化的。但穆斯林经济在西宁及其附近发展的情况，很少有资料涉及。笔者在青海省图书馆，也仅查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清代南丰(今属江西)人梁份(1641—1729)著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秦边纪略》(原名《西陲今略》)一书。书中记载了清平定三藩之乱后著者在秦边各地见到的情况。其中卷一“西宁卫”记有当时西宁东关、西宁西川多巴和西宁北川等处的穆斯林经济情况。其中关于西宁东关，该书原文称：西宁西北连金山及回回诸国，西连哈密诸国，无所不通。今西宁边外，凡西域诸国，骆驼、马骡，往来不绝于道。校勘日：西宁城内外皆辐辏，而城东为最。黑番强半食力为人役，回回皆拥资为商贾，以及马贩、屠宰之类。
关于多巴，该书谓多巴“居然大市，土屋比连。其廛居逐末，则黑番也；出而贸易，则西宁习番语之人也；驮载往来，则极西之回与夷也；居货为贾，则大通河、西海之部落也；司事持平，则宰僧也；至于那颜，独无之”。又曰“多巴，在西宁西五十里，今互市地也。黑番、回回筑土屋成衢，为逆旅主人。凡九曲、青海、大通河之夷，为居垄断。远而西域回夷为行贾者皆于是在。世以西宁市口在镇海北川，恶知所谓多巴耶”。
关于北川，该书谓“北川营亦总堡名……。顺治戊子(1648年)，回回叛乱，逃亡于此，汉人及回，筑高堡、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凡牛、种皆系麦力于所给，而岁纳添巴，若种屯田法也。其地横亘数十里，村堡相望，中有白塔，因谓之白塔儿。……北川有守备。南至西宁八十里”。又曰“其地之汉人，则西宁之亡命；回回，则顺治八年之叛党。各仍其俗，共居于此”。此地“厥人：则汉回错杂，各为村落。……厥贡：则输之于夷”。“四方之夷，往来如织”。北川之白塔儿和多巴都是皮张、皮货的集散地，但许多皮货都是产自外地。琐幅、撤黑刺、五花毯皆羊绒织成，产自失刺思、安各鲁、撤马尔罕诸国。阿魏物之最奥者乃西域诸国产。多巴及此地之屋，皆高堂大厦，且有仓廒。有小河激水转碾，于内地易驴以转磨。其人男耕女织，且有老学究授四书、毛诗章句者。
从《秦边纪略》的上述记载，虽不能概见西宁及其附近的全貌，但其一角在康熙年间经济兴旺的景象已可显现出来。另也可以看出清初西宁北川穆斯林受蒙古麦力干部托庇为蒙古人属人的情况。怪不得有人亦称这里的穆斯林为“蒙古回子”。
说到这里，必须着重交代一下西宁及其附近穆斯林就国内民族而言的多民族来源。对此，《青海省志·宗教志》有一定的介绍。其中讲到蒙古族的地方最多。如谓“元时进入青海的蒙古族驻军和居民，随其首领改信伊斯兰教，史称‘夷回’、‘蒙古回回’、‘回鞑’等。元宗室安西王阿难答信仰伊斯兰教后，其部众多改信伊斯兰教。西平王奥鲁赤、察合台后裔、元西宁王、威武西宁王、邠王出伯及其后裔西宁王速来蛮部众也多是伊斯兰教徒。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孟达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外五工地区的撒拉族，其主体部分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尖扎康杨地区的回族，便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转化为回族的”。又谓元末明初大批信仰或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部落和维吾尔人先后移牧青海。明初青海西北部和西部设置的罕东、安定、曲先、阿端四卫的蒙古族，大部为穆斯林。后因四卫破废，一部分渐次移牧于青海湖周围及其以东地区，并逐步转化为农耕、经商，而游牧于安定卫、阿端卫、啥密卫一带善于征战、养马、经商被其他蒙古部称为“红帽儿”、“红毛儿”和另一部分则几经辗转，被明廷安置于西宁、湟中、湟源等地，有牧有农亦有商，并逐渐融合入回族。另明正德年间率部入青的北元大汗也先之孙、东蒙右翼3万户太师、瓦刺部亦卜刺系穆斯林；其亲族小王子部太师卜儿孩之部众(被称为哈刺灰即瓦刺回回)多为穆斯林；同一时期进驻青海的东蒙古俺答汗部也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明末进入青海的西蒙古卫拉特部首领固始汗部众中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维吾尔人(史称白帽回)。固始汗的十子中有四子(一说六子)为回妃所生，具有穆斯林血统。其长子达延鄂齐尔汗被固始汗封为托茂公，而托茂公则被认为是穆斯林。
除讲到蒙古族外，《青海省志·宗教志》还讲到藏族、汉族与土族，称“元朝宁夏、甘肃南部和青海东南部被称为唐兀地，有一部分藏族改信伊斯兰教，地方史志称为‘番回’。今化隆群科等地尚有一部分说藏语、着藏服、保留一些藏族习俗的回族，便是他们的后裔”。称在清朝时期“还有一些土族、汉族改信了伊斯兰教”。此外，《青海省志·宗教志》还说到西夏灭国前后，大批西夏人外逃，其中最大一支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但遗憾的是没有说明这很大一批西夏人到底是外逃前就是穆斯林，还是外逃中融入到了穆斯林的队伍。而这正是我们在《银川伊斯兰教研究》一文中就想得到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因它牵涉到回族穆斯林的先民中有没有西夏党项人的问题。
五、元明时期的西宁清真寺和凤凰山拱北
(一)元明时期西宁地区清真寺的一般情况
鉴于西宁及其周边清同治事变以前已建清真寺数量较多，本部分只列举初建时间在明(含明)以前的清真寺，从而说明这一地区早在明代已是清真寺广为分布地区。列举主要根据《青海省志·宗教志》，少数则根据其他的一些来源。列举只列寺址寺名及始建年代，并按今行政区划进行排列。
1 西宁市东关大街37号东关清真大寺，很可能始建于宋。
2 湟中县上五庄乡邦巴村邦巴清真大寺，始建于明洪武年间。
3 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山村鲁沙尔大清真寺，始建于明初。
4 平安县洪水泉乡洪水泉村洪水泉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
5 平安县洪水泉乡井尔沟村井尔沟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八年(1410年)。
6 平安县石灰窑回族乡处处尔沟村处处沟清真寺，始建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
7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乡五方村五方清真寺，初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左右。
8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乡三方村三方清真寺，初建于元朝。
9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乡堡子上村堡子上清真寺，初建于明朝。
10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乡堡子村堡子清真寺，初建成于明朝。
11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前河乡台其村台其清真寺，初建于明朝。
12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满坪乡满坪下村满平下清真寺，初建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
13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别洛村上别洛清真寺，初建于明朝。
14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西沟乡马家河村马家河清真寺，初建于明朝。
15 化隆回族自治县黑城乡城车村城车清真寺，初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
16 化隆回族自治县德恒隆乡黄吾具村黄吾具清真寺，初建于明朝。
17 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北街村北街清真寺，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
18 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镇乙沙村乙沙清真寺，初建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
19 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镇格尔么村格尔么清真寺，初建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
20 化隆回族自治县沙连堡乡沙一村沙一清真寺，初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
21 化隆回族自治县沙连堡乡下塔加村下塔加清真寺，初建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
22 化隆回族自治县阿什奴乡阿二村阿二清真寺，初建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
23 化隆回族自治县谢家滩乡窑隆村窑隆清真寺，初建于明正德五年(1510年)。
24 化隆回族自治县谢家滩乡阴坡村阴坡清真寺，初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
25 化隆回族自治县初麻乡初麻村初麻清真寺，初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
26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阿河滩村阿河滩清真寺。初建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
27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阿路庄村阿路庄清真寺，初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
28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拉目村拉目清真寺，初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
29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朱乎隆村朱乎隆清真寺，初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
30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下四合省村下四合省清真寺，初建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
31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上四合省村上四合省清真寺，初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
32 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唐寺刚村唐寺刚清真寺，初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年)。
33 尖扎县康杨镇康家村康家清真寺，初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
34 尖扎县康杨镇杨家村杨家清真寺，初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
35 尖扎县直岗拉卡乡下李家村下李家清真寺，初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
鉴于上举清真寺的大多数笔者未来得及核实，故所列初建寺的年代，仅供参考。
(二)很可能是西宁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清真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也称西宁东关清真寺、敕建东关清真大寺、西宁清真寺、西宁市东大寺等，因其坐落于青海省西宁市东关大街而得名。其始建年代，史无记载。过去介绍者，或据1922年和1948年碑称其“创自明代”，或谓“建于明初”；或按当地穆斯林相传，谓其创于明洪武年间。而谓其创于明洪武年间者，又有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和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两说。至于在洪武年间因何或由谁主持创建，《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的叙述是“相传明洪武年间，由明将军西平侯沐英奏请明朝廷准许，责成土司冶正明主持创建”。但近年来出版的、由西宁本地研究者撰写的《青海省志·宗教志》、《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等专门著述则根据“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在一个地区存在的最主要的外在标志，哪里有穆斯林聚居社区的形成”、“哪里就有清真寺”的预设，认为宋代的青唐(即今西宁市)东城就是“穆斯林各族聚居的社区”，这里就应该有清真寺，故今西宁东关的这座清真寺就应该是“始建于宋代”或“始建至迟在宋代”。
首先应该肯定这种推论和推论所得结论的积极意义。无疑它将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和西宁城有清真寺的历史往前作了很大的推进，使之更加符合西宁东城传人伊斯兰教时间较早的历史事实。另外也大体可以说明作为历史上西宁地区经济、政治和与西域、中原交通贸易枢纽的西宁城有清真寺建筑的时间，按一般道理讲，应该是早于作为这一地区东大门的民和及青唐入河州路上的化隆、尖扎。但同时也应该不客气地说，这种预设、推论及其结论并不是不可讨论的。因为不仅有穆斯林过往、侨居与定居有区别，有穆斯林定居与定居穆斯林达到一定数量从而形成自己聚居的社区有区别，而且即使有穆斯林社区存在，也不是一定同时或紧接着就有固定清真寺的修建，迟一些时候如迟至元初兴建也是可能的。何况即使宋时西宁东城确已有清真寺初建，也不能完全肯定它一定就是明初兴建或扩建的今西宁东关大寺的前身。所以说该寺可能始建于宋，较为慎重，也较能促进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
虽西宁东关大寺有没有明以前历史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但它有明代史则是无疑的。不过这方面还是处在口碑相传的状态之下。况且口碑相传的内容也很有限。现列《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的两段和《青海省志·宗教志》述伊斯兰教在明朝时期传播时说到的一段如下：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一说明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西宁回族上层人物冶正国、治正明兄弟倡议，并主持扩建了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修建了护寺城墙和三门、五门。当时大寺占地面积‘东西70丈，南北50丈’。据传扩建大寺时‘悉用南山参天松树上千棵’。扩建工程竣工后，出生于宗教世家的冶正国任掌教，其后冶氏家族三代‘世袭掌教权’。当时寺内实行的是‘三掌教’制(掌教、海推布、穆安津)，从此开始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三掌教制趋于完善。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掌教是奴尔。他曾率徒到新疆进行伊斯兰文化交流，在新疆伊斯兰教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奴尔也因此成为闻名于全国的著名经师。明代西宁地区曾涌现出一批知名的伊斯兰教学者、伊玛目，可见当时作为我国西部伊斯兰文化传播中心之一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其规模宏伟壮观，名闻遐迩，世人瞩目。”
“当时，还在大寺对面街北建碑亭院(清康熙三十六年六月后又称为‘圣旨院’)，内竖石碑数十座，其中有一座高一丈余之石碑，记载建寺始末(明洪武年间扩建大寺时所立)；另有一室，专门陈列历代皇帝题词以及所颁圣旨，其中包括朱元璋题的‘至圣百字赞’，明成祖保护伊斯兰教和清真寺的 ‘敕谕’，还有敕赐红缨帽和五梢鞭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六月所颁的宽容伊斯兰教和保护回民的‘圣旨碑’也存在于此亭院。”
“明朝，青海各穆斯林民族——回族、撒拉族、保安族相继形成，伊斯兰教也由外来宗教转变为本土宗教。在各穆斯林民族中相继涌现出一批宗教学者。青海回族中先后涌现出奴尔阿洪、李定寰阿洪等全国闻名的学者，在撒拉族中收藏有珍贵的经典，并拥有一批高水平的讲经人。奴尔阿洪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率800名教徒前往新疆传播伊斯兰教，后在哈密去世，葬于庙尔沟地区，被当地伊斯兰教信徒誉为‘穆罕默德圣者的优越后代，在世界上建树伟大伊斯兰事业的奴尔阿洪’，其坟与墓碑至今保存完好。李定寰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精通经典学理，曾被许多地方请去讲经传教，得到各地教众高度评价。”
这三段，虽然相当粗线条，但亦点露出了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是一座在明代实行过典型的世袭三掌教制度，曾先后出现过一些全国闻名的阿洪、学者，曾在刚刚倡兴的经堂教育中有过大的作为，曾代表回族等族伊斯兰教部分与维族等族伊斯兰教部分有过重大宗教交往的著名清真寺。其中除李定寰在《经学系传谱》一书中有传并在别的传谱中誉称其为东土学者之四镇之一，谓“时人以蕴华、定寰、君实、明屋四先生为东土学者之四镇云”之外，其余还是笔者首次知道。这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就是一座在中国伊斯兰教史、特别是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有过重大贡献的清真寺。将它作为西宁乃至青海全省伊斯兰教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来保护，一点也不为过。所以绝不能因它“遭清末两次拆毁，不仅文物荡然无存，甚至连被毁前大寺形制格局也无从得知”而忽略对它的历史，特别是对它明清时期历史的研究。这也就是笔者引用上面三段文字的原因，也是笔者对本文暂不将经堂教育作为西宁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加以介绍作一个交代(因资料太少)的原因。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明初实行的世袭三掌教制度何时为阿洪聘任制所代替，没有材料作具体说明，但阿洪聘任制自清雍正年间、特别是自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穆斯林反清起义失败后，受乡约制度的很大约束则是不争的事实。
(三)元明时期建筑风格大体保存的化隆阿河滩清真寺
阿河滩清真寺位于黄河北岸化隆甘都镇的阿河滩村。始建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由从黄河南岸迁驻于此的撒拉族先民主持创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进行了扩建。《青海省志·宗教志》云该寺“至今保留了元明时期的建筑风格”，“寺内所有建筑都保持了古朴的原始风貌。1988年9月15日被青海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中国清真寺综览》也云该寺“整个建筑结构紧凑，高下错落，是古代清真寺建筑的杰作之一”。可见此寺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建筑时不能不提到的一座著名清真寺。为此笔者专门前往进行了实地调查。令人十分惋惜的是，寺之整体建筑结构和原始风貌虽仍保存，但局部内容已有所改变。如抱厦与大殿间的隔窗已由木质格子窗改为玻璃窗，后窑殿内三面墙的砖雕已改装为木雕，大殿顶棚也作了一定的改装以致难以细见其梁架结构。笔者惋惜，接待笔者的寺内人士也十分痛心。谓参观考察这座寺的人多多，赞叹这座寺古朴、建筑精美者亦多多，但寺得到的赞助、资助很少，村子又不富裕，建筑老化待修的部分又很多，只能不得已而为之。笔者也只得表示理解和同情，只能略其建筑特色而述其基本布局。
阿河滩清真寺整个建筑结构紧凑，高下错落，古朴清净，为一由礼拜殿、学房楼、邦克楼、牌坊大门、照壁组成的长方形四合院建筑群。清真寺坐西朝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照壁，照壁高大雄伟，两面均有大型砖雕图案。接着则是牌坊式的木结构大门，高6米，风格独特，气势恢宏，一大二小，寺门上方横书有“念、礼、斋、课、朝”5字。进入寺门即为三层塔亭式邦克楼，高9米。院内南北西厢为学房楼，正中则为礼拜殿。礼拜殿整体呈横长方形，因主殿南北两边各接有一配殿，而大殿进深又浅，故呈与一般清真寺大殿不同的横条状。礼拜殿由抱厦、大殿、后窑殿三部分组成。抱厦南北两面墙有精美的砖雕图案两幅。抱厦与大殿则由木扇门隔开。木扇门上原装有木质格子窗。大殿内有两层立柱。外一层共四柱，分立南北两端，中间则空开不立木柱。内一层共六柱，一条线排开。整个大殿显得格外清净。后窑殿三面墙原均为精美的砖雕图案覆盖。整个礼拜殿的梁架结构听说甚为独特，曾由省内有关专业人士深入考察过，现因已有顶棚遮掩，难以观察细述。
(四)被誉为“青海清真寺建筑史上一绝”的平安洪水泉清真寺
洪水泉清真寺，位于今西宁市东南不足30公里的深山之中，是一座到青海后不能不到的清真寺。清真寺之始建年代有两说，一说为明永乐二年(1404年)，一说为清乾隆年问。但据笔者初步考察，清真寺当初建成于明永乐初年，而成大规模则是清乾隆年间。
洪水泉清真寺建在一山村绿荫丛中，四围环境极其优美。清真寺占地面积2670平方米，系青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合院式古典建筑群。由大照壁、山门、二门楼及邦克楼、礼拜殿等主要建筑物构成。山门南开，大照壁在山门南侧，通体扁长横卧，体态高大雄伟，姿容十分壮观。大照壁分成基座、壁身、壁顶三大部分。基座为花版两层，似为重台，满布卷草花纹；壁身东西两端下设雕刻精美的须弥座，上则立砖墩为倚柱，东西须弥座与砖墩之间则夹长方形框域，框域中则均匀地布置了百余朵六角形绣珠式花卉雕饰，形态各异，极其雅致；壁顶上置砖刻仿木结构的斗拱枋椽以及勾头滴水等瓦饰，显得照壁极为高贵。山门为门楼式，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无大梁，顶棚全由短横木交错搭成，前金柱分位安门三间，前出廊，后带厅，房脊顶上还有用砖瓦嵌成的“凤尾挑梁”、“龙凤呈祥”等字样。山门东西两侧还有八扇屏砖雕，刻有“老鼠偷葡萄”和“奇兽伴老松”等图案。整个山门显得极其雄伟。通过山门往北走几步即为坐西向东的邦克楼兼二门楼的侧面。邦克楼兼二门楼，共三层。一层为砖木结构，平面略呈矩形，阔三间，深两间，带腰檐，地基用石条砌成，外围有12根巨柱，墙壁用水磨青砖做成，正中留有东、西两门，故也兼作二门楼。东门、西门两侧墙上均有大块砖雕。东门两侧砖雕图案为“猫跃蝶舞”、“兔观白菜”，西门两侧砖雕图案为“菊竹”、“梅兰”。二、三层为木质结构，空间一层比一层收进，并置六角盔形攒尖顶。整个邦克楼由两根特别粗大的通天柱由底一撑到顶，而二层、三层每层又各增四根副柱，既牢固，又富有变化。另邦克楼顶层木栏杆和窗户上还刻有精致的花卉图案。而邦克楼内室各层楼板又均开六角空井，上下贯通，唤礼者可上可下。邦克楼之南、北两侧还各开有一洞掖门，供进寺礼拜者平日出入。进二门楼及掖门便是宽阔的庭院，可作聚礼、会礼之用。礼拜殿位于庭院正西高台之上，为宫殿式，由前卷棚、正殿、后窑殿组成。前卷棚为进入正殿前的一片空间，未作专门的棚顶，而与正殿部分一起共同覆盖在一个大歇山式屋顶之下，正殿之前檐也即前卷棚的棚檐，因之使礼拜殿屋顶显得特别高大陡峻，雄伟壮观。前卷棚左右的桶子墙、八字墙上有精美别致的砖雕，左右都有四扇屏，合称“八扇屏”，初步辨识为“双凤戏枝”、“凤鸟戏牡丹”、“文房四宝”、“官印佩带”等等，生动活泼，诱人入境。前卷棚与正殿的相接处为正殿门，为十几幅扇屏式木质殿门，本色本香，似入“仙”境。正殿是“三转五”的大开间(即三间正房、两间偏房，共五大间)，其艺术名称为“三角踩空”。殿内用雕刻的大梁和木墩架成了“人”字形的正殿和前卷棚的共同顶棚。顶棚外则除用阴阳瓦铺设外，还嵌有古瓷琉璃瓦。后窑殿内南、西、北三面墙壁全用长幅条木板镶包，每块木板上都是雕刻有山水、屋亭、花草、树木等与穆斯林日常生活有关的图案。木板镶包的上方则做成层层叠叠的斗拱平座栏杆，被称之为“天宫楼阁”。天宫楼阁的顶部中央则巧妙地悬吊上了一个特制的八角三层三十二肋的华盖式藻井，被誉为是一巧夺天工的“天落伞”。伞无把柄，系用细木条镶嵌而成。另在后窑殿内还巧妙地修筑了一座占地64平方米、人们很难觉察到的二层楼，笔者若不是预先知道都显些忽略了过去。此二层楼实际上是一“天宫环廊”，其四扇门、两合花窗和护栏杆都雕刻安装得十分对路。后窑殿西壁中央为米合拉布，刻有阿拉伯文，悬有匾额，左侧安放有敏拜尔。鉴于后窑殿突出于礼拜殿之后，为打破砖砌厚墙等重厚实封闭之感，又另在后窑殿外三面加外廊环绕。后窑殿后之后墙，也修成为了影壁墙，从而与山门外的大照壁前后呼应，有头有尾。
洪水泉清真寺的许多重要工艺成果，都有群众给其所起的形象的艺术名称。如山门前的大照壁砖雕图案，相传建筑清真寺的300名瓦工和300名木工在建寺13年当中吃了多少种菜，都刻在这块照壁上了，故群众起名日“百花园中记餐食”。而山门无大梁，顶棚全由短横木交错而架，人们便给这种工艺起名为“二鬼挑担不架梁”。邦克楼，因是用两根通天柱和底层外围十二根巨柱共同举起的三层高楼而其内部又有“五福”、“八卦”等建筑形式和装饰等等，则被人们誉为“二郎担三十二牛，五福捧寿八卦阵”。礼拜殿，因在其中八根明柱前沿圈口上嵌有木料雕刻的三对“二龙戏珠”和两对“凤凰展翅”，在后窑殿特别作了巧夺天工的“天落伞”，故被称作“八大金刚抬伞寺，凤凰展翅明武间”(似意为明洪武年间)。照壁及几处墙面砖雕，因均用手工水磨青砖砌成，墙面光平如镜面，缝子细匀胜似线，砌法多样工艺高，群众称其为“一柱香”。此外，还有一些伴随建筑物的故事。如谓原来大照壁和山门本来准备建在礼拜殿和邦克楼东边。但因那里居住着一位孤独的老妇人，她生性倔强，怎么动员都是不给搬迁的口唤。按《古兰经》，如果人家不给“口唤”，任何人都是不能强占人家的地点，没办法，大照壁和山门就建在大殿的南面了。
洪水泉清真寺被誉为“青海清真寺建筑材料史上一绝”，这确是事实。一绝在整个建筑群工艺高超，结构复杂，难以仿效。如填砖缝的原料，据说是用糯米、冰糖水和其他原料配合做成的，它黏性好，经久耐用。又如砖坯土质的选择和烧砖的技术也十分讲究，所以至今该寺的砖雕作品还未出现裂缝现象。制砖、烧砖、磨缝都是这么讲究，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据说1913年至1914年，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挑选能工巧匠，想在西宁也建造一座这样的清真寺，但能工巧匠们怎么模仿也模仿不出来，最后只好罢休。
二绝在建筑造型兼顾多元文化，又富于创新。如路秉杰、张广林编著《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云，此寺的一些木结构建筑物，虽木结构原理与其他清真寺没有两样，“但造型上却有许多奇异之处，都反映了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教的交流、融合和影响。如木柱顶上加元宝形替木，其上再置大小额枋，明显是藏式做法。檐下斗拱虽属汉式，如此众多的斜置并列角拱又是汉式建筑中所不见。檐椽的密铺几无空隙，这也是中原地区所无，可能是西北地区习惯做法”。至于该清真寺建筑融合汉族文化，从前面的介绍更是经常可见。
三绝在该寺的建筑作品特别贴近穆斯林日常生活。如从八扇屏中有“文房四宝”、“官印佩带”等砖雕图案，可以想见这里的穆斯林当时很可能有一些读书、做官的人。
四绝在该寺的选址、布置等富有人性化。上文已介绍的大照壁选址的传说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前抱厦左右两面八字墙的做法也能说明这点。路秉杰、张广林编著《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在讲到该寺时云：礼拜殿抱厦“廊两端八字墙，呈斜向布置，如两臂伸展增加了建筑与人的亲近感”，所以尽管该寺的山门选为南向，大照壁置在礼拜殿南面的方向，人们都可以理解。不仅理解，而且赞叹修寺者遵循《古兰经》的精神。
五绝在该寺装修着意于保持自然美，并通过保持自然美来显示伊斯兰文化之美。如上引《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在讲到该寺后窑殿装修时云：“整个室内装修全是木料本色，一点不加油漆彩绘，表现了伊斯兰教特有的清真、纯洁之美。”这也就是说，该寺的设计者认为自然美也就是真美，也就是由真主直接创造的美。
六绝在该寺建筑非常灵活，富于变化。如《中国清真寺综览》一书讲到该寺时云：该寺邦克楼“上、中、下3层各不相同，而是愈高愈灵活，愈华丽。礼拜大殿的前卷棚即是大殿的前出廊，不另作屋顶，与大殿有同一个歇山单檐十字脊的殿座，使整个大殿很有起伏变化，同时，也充分显露出后窑殿的重要性。大殿用单檐，后窑殿用重檐，而前面宣礼楼则用三重檐，使整个寺院建筑感到不单调呆板”。
(五)初建时为藏传佛教寺院风格的化隆黄吾具清真寺
《青海省志·宗教志》在讲到该寺时云：该寺“始建于明崇祯年间，为当时当地藏族群众改信伊斯兰教后修建的寺院之一。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初建时为藏传佛教寺庙风格，雕梁画栋，大红大绿，重彩浓绘。后世华寺门宦拱北的彩绘受到黄吾具寺早期的彩绘影响。……清乾隆年问马来迟到青海传播华寺门宦学理，曾长期住在该寺”。
(六)元明西宁市伊斯兰教的圣地——凤凰山拱北
凤凰山拱北位于今西宁市南山公园内，拱北墓主的情况，前已据该拱北提供的材料有所叙述。问题是该拱北提供的材料是根据什么，该拱北有关人士也说不清楚。按喇秉德为《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所撰“西宁南山拱北”条目内容分析，像是根据固土布·然巴尼·尔布都热海曼师尊逝世后西宁王速来蛮为其所立的纪念碑文。此纪念碑文因该拱北历史上曾几度被毁，早已下落不明，故难以判断是否属实。但当时镇守青海等地的西宁王特为其修建陵寝并树碑勒铭，足见其在西宁等地区伊斯兰教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加之这位师尊传播的和元代西宁王系穆斯林信奉的据说都是苏非主义，那这位师尊的陵墓当亦应该像广州宛葛思墓和泉州灵山圣墓那样在元代就成为了西宁及其附近穆斯林朝拜的宗教圣地。到了明代，这座拱北依然得到了西宁市及其附近穆斯林的高度重视。但受到高度重视的具体情况，未见有史籍记载。只有《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在“大事记”中叙述道在西宁回族上层人士冶正国、冶正明倡议并主持扩建宋代始建的西宁东关大寺竣工后，治正国任清真大寺的掌教，冶正国之弟冶正明掌管南山拱北(即凤凰山拱北)。可见，凤凰山拱北和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有同等的地位。但冶正明如何掌管这座拱北和如何修缮这座拱北，未见记载也未见有材料叙述，有的则是穆斯林中流传的传说。谓明初修建成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之后，穆斯林也曾采料集工重修该拱北，建了崇楼，立了经阁，还植了柏树八株，特别是立了明太祖朱元璋御制碑两座。这些都因后来该拱北被毁而无法证实。但这座拱北在元明时期被西宁及其附近穆斯林视为宗教圣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六、西宁地区伊斯兰教的明显教派分化
和西宁地区的门宦
(一)西宁地区伊斯兰教明显教派分化内部条件的具备
清初西宁府地区成为回族等族伊斯兰教明显教派分化的一个重要起源地(或起源地的一部分)，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这里到清初已最终发展成为一大片穆斯林聚居区，从而为这里伊斯兰教突破教坊范围集中和统一教权提供了可能。
其次，这里到清初已最终发展成为了除回族穆斯林外还有其他民族穆斯林聚居的一个地区，这就使以回族等族系统为范围的伊斯兰教教派分化有条件在这里发生。
第三，这里到清初已和循化、河州、狄道州等穆斯林聚居区连成一片，成为更大、更典型、既有回族穆斯林聚居也有撒拉、东乡、保安等族穆斯林聚居的一大片地区——河湟穆斯林聚居区，从而使中国伊斯兰教明显教派分化有可能发展。
第四，清初甘肃回族穆斯林米喇印、丁国栋反清起义的失败，大批甘州、凉州穆斯林逃往西宁府地区，以及部分河州穆斯林因逃荒、经商移居西宁地区，加之西宁地区内部又有一些土族、汉族成员改信伊斯兰教，致使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穆斯林聚居区有所削弱，而西宁穆斯林聚居区则处在相对兴盛的状态之中，经济发展亦处在一个相对盛世之中。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来过西宁的钱塘人冯一鹏著《塞外杂识》就集中谈到西宁之西50里多巴商业的繁荣。云：“西宁之西五十里日多坝，有大市焉。细而珍珠玛瑙，粗而氆氇藏香，中外商贾咸集。一种缠头回子者，万里西来，独富厚于诸国，又能精鉴宝物，年年交易，以千百万计。”
第五，西宁穆斯林聚居区(青海东部穆斯林聚居区)自宋至清一直是维族等族系统与回族等族系统两大系统伊斯兰教，西域与中原两地伊斯兰教的一个中间交接部，西域或新疆穆斯林前来这里当比来别处频繁和容易，相互之间的交往也比别处多得多。奴尔阿洪一行前往哈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六，西宁地区历史上有苏非主义长期传播的传统。除凤凰山拱北墓主和元西宁王速来蛮据说都是尊奉苏非主义之外，被穆斯林尊为东土学者四镇之一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教长的李定寰，按《经学系传谱》的说法，也是在他拜谒河州俞爸爸坟时得到了“灵感”才成为“仙学”的。
第七，西宁地区在明末时，按《经学系传谱》之“经学系传谱叙”的叙述，就已经有愚惑众听、与四大掌教之道路不合的所谓经籍流传，如虎刺撒国之缠头失利失所著经47本已“分散河湟各方”。这就是说，西宁地区伊斯兰教的统一形式早就受到了挑战，它的被突破是迟早的事。
第八，西宁所在的青海，是我国最早形成萨满教的地区之一，也是以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等为基础的苯教长期流行的一个地区，加之从明代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这里发展迅速，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教已很难再与这些信仰一起争取群众，故也需要在保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在宗教形式、宗教制度、宗教遵行等方面作出改进和更新，才能与其并立。
第九，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宁穆斯林聚居区在清初既是穆斯林经济有显著发展的一个地区，也是穆斯林经济相对于大多数回族等族地区来说落后得多的一个地区。这样这里的穆斯林上层希望通过集中教权敛取更多的财富，而穆斯林下层则盼望通过宗教改良达到少一些宗教负担而多一些宗教慰藉。
以上的一切都预示着这里伊斯兰教的统一存在形式将会发生变革的目的。
(二)教团式苏非派的传人西宁
教团式苏非派，即以教团形式存在的苏非派。这种形式的苏非派从15、16世纪之交开始，便在中亚、印度和我国新疆地区兴盛了起来。在我国新疆维族等族系统伊斯兰教中，这种教团式苏非派的一支，即由中亚苏非派纳合西班底耶教团第五代宗教领袖、新疆喀什噶尔和加家族先祖玛哈图木·阿杂木后代为首领的一支，在叶尔羌国时期(1620—1678年)为争夺叶尔羌国的势力范围分裂为对立的两支。一支称为白山派，另一支称为黑山派。而传人西宁的，则是称为自山派的一支所倡行的纳合西班底耶虎夫耶(低念)遵行。将纳合西班底耶虎夫耶遵行传到西宁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明末清初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著名领袖穆罕默德·玉素甫的儿子阿帕克和加。
对阿帕克和加的生年，他何时初到西宁，去过几次，待了多久等等，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传统的说法，即谓阿帕克和加的父亲玉素甫(?～1670)是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由麦地那经中亚来到叶尔羌汗国的。初，支持他的一派处于劣势，故不得不离开喀什噶尔前往哈密(库木勒)。在哈密玉素甫受到哈密执政者米尔·赛义德·捷里力的欢迎，并主动将自己的女儿祖莱汗嫁给了玉素甫。祖莱汗生有三子二女，长子就是阿帕克和加，明天启六年(1626年)出生。阿帕克和加早年随父在哈密旅居。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回到喀什噶尔，协助其父领导白山派。其父去世后，接替了白山派教权，并支持亦兀勒巴儿思汗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夺得叶尔羌汗国政权。但为时不久，亦兀勒巴儿思汗就被伊斯玛仪汗所杀，阿帕克和加亦被逐出天山南路。清康熙九年(1670年)至十九年(1680年)间，阿帕克和加曾流亡于中亚、天山北路准噶尔地区，后来又赴中国内地甘肃、青海等省巡游传教，广泛宣传纳合西班底耶学理和虎夫耶修持仪式，其中受其所传的穆勒什德有西宁的李太巴巴、毕家场门宦始祖马宗生、穆夫提门宦创始人马守贞。以及鲜门道祖鲜美珍等人。中国虎夫耶门宦的主要来源为其所创，对其他某些门宦的形成亦有影响。
另一种则是近年来出版的中国清真寺史志力作《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第六章第二节述“穆夫提门宦”时的一大段说法。谓明崇祯元年(1628年)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阿帕克和加从新疆莎车游历到兰州和西宁传播虎夫耶教理。这是一出中原即第一次来到内地，并以圣裔身份和赫达耶通拉希·阿法格出名。在西宁，他多半住在凤凰山下。据传他曾在今西宁城东“索麻”巷坐静。当时他与当地的回族女子田氏结婚。1633年生下一子，取名伯什勒·勒比尼，即后来穆夫提门宦的创始人马守贞。1638年，阿帕克和加从西宁返回新疆喀什。大约在此后，马守贞母子就迁居甘肃临洮东峪沟。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阿帕克和加二出中原，第二次来到西宁。这次他开始传播纳合西班底耶(虎夫耶)教旨。他为毕家场门宦创始人马宗生、鲜门门宦创始人鲜美珍以及西宁的同太巴巴、李太巴巴(时任东关清真大寺伊玛目)、马殿功等人传播虎夫耶教理。在此期间他与其子马守贞相见，给他传播了纳合西班底耶的学理和必做的功课，令他干功修炼，并将自己的传教用品如经典、太斯比哈、太斯达勒等八件东西亲手交给马守贞，作为传教凭据，阿帕克和加在西宁住了6个月后，委派外号称金头阿洪的维卡叶吐拉阿洪代替自己任“海里凡”。金头阿洪就是东关清真大寺的李太巴巴。阿帕克和加让李太巴巴辅佐马守贞。马守贞在李太巴巴处学习了经典和苏非派教义后回到临洮。从此后他以临洮北乡为基地开始了传教活动，创立了穆夫提门宦。其信徒分布在包括西宁在内的河湟地区。当时西宁的信徒主要是东关清真大寺的李太巴巴传授和发展的。
第三种说法是《青海省志·宗教志》讲到“穆夫提门宦”时的说法。大体同于第二种说法，但也有不少不同的地方。如谓阿帕克和加首次来青海的时间是明崇祯三年(1630年)，是先到与其语言相通的撤拉族地区，住了半年，向撒拉族传授了虎夫耶学理，指定了“海里凡”，然后到了西宁，住在凤凰山下，同田氏结为夫妻，于1633年生下马守贞。谓阿帕克和加第一次来青海，在循化、西宁等地共待了8年时间，其间他安排了青海地区的虎夫耶代理人，利用赴兰州、河州传教之机顺便将马守贞母子安置在临洮居住，随后即率徒返回新疆接替了他父亲的教权。谓阿帕克和加后来又先后两次来到青海，将成年的马守贞接到西宁。
这三种说法，一不同在阿帕克和加首到西宁或循化的时间(崇祯元年、崇祯三年、康熙十一年、康熙十二年)；二不同在阿帕克和加来西宁等地传教的次数(一次、三次、多次)；三不同在阿帕克和加先到了哪里传播虎夫耶(西宁还是循化)；四不同在马守贞的身世。
可虽有上述的不同，但在三种说法中对阿帕克和加在清康熙十二年(一说康熙十一年)来西宁地区及在西宁地区主要传教活动内容的记述却大体上是相同的。即阿帕克和加在这次来西宁地区期间主要进行了下面两项传教活动：
一是在青海湟中(即今西宁市)接见了马宗生、太巴巴、祁静一、刘豪祖若提、马十万等人的专程拜访，并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作了答复。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谓清康熙十一年和加阿法格(即阿帕克和加)从中亚经新疆到青海湟中凤凰山传教，时在河州八坊北寺任开学阿洪的马宗生约八坊上二舍清真寺阿洪太巴巴(阿拉伯人)、祁寺的祁静一、刘豪祖若提和马来迟的父亲马十万等，联袂去青海湟中拜访圣裔，和加阿法格非常高兴地接见了他们。阿法格建议祁静一去拜访另一位传教师，谓“尔师从东来，汝速去拜访”。给马十万作了求子祈祷，吩咐马十万向“真主求助，会生男承嗣”。给其余三人传授了虎夫耶的宗旨，分别交代了齐克尔，嘱咐认主赞圣做功传教。后来，马宗生又根据家乡河州的情况创传了属于虎夫耶学理的毕家场门宦，教众也主要分布在河州地区，起初西宁穆斯林信奉者也颇多。祁静一则在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得穆罕默德二十九世后裔和加·阿布都·董拉希的传授在河州创传了属于格底林耶学理的大拱北门宦(初称祁家拱北)，教众在西宁、湟中、大通、化隆亦有一定分布。马十万则据说回河州后娶一汉民女子为妻，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生下马来迟，马来迟后来在麦加等地接受虎夫耶学理回河州后创传了华寺门宦，信众最多时有20万人之多，从第三辈教主开始多住西宁。
二是向马宗生、鲜美珍、同太巴巴、李太巴巴、马殿功等传授虎夫耶教理，向马守贞传授教理、交待八件传教凭据，委派李太巴巴为自己的海里凡并兼辅佐马守贞。
马宗生的情况似与前一项内容有所重复，也许是他后来又单独接受过阿帕克和加的虎夫耶教理传授，故有关著述在叙述此项活动时又将其列入。鲜美珍，《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中称他是先被来自中亚的苏非派传教师和加阿布杜拉(即和加阿卜都董拉希)看中而被收为弟子的。后才被和加阿卜杜拉引见给阿帕克和加，从而成为他们两人共同的弟子。这样鲜美珍就同时接受了虎夫耶和格底林耶。
从以上介绍可以明显看出，阿帕克和加是将苏非派教团这种派别形式和经学形式传人西宁地区的一个中心人物。他不仅最早将这两种形式传人西宁地区，而且后来所形成的四大门宦系统中有不少门宦的创传人都或者是他亲传的弟子，或者是他和别人共同的弟子，或者是受到了他的祝愿和指点。四大门宦系统中只有哲合林耶和库布林耶两大系统与他的传教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阿帕克和加作为这种传播中最早的也是最中心的人物，是中国伊斯兰教两大系统联结的一个重要表现。它说明了在门宦的形成中虽然有境外伊斯兰世界的因素，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维族等族系统伊斯兰教与回族等族系统伊斯兰教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交流与互动既是教派领域内的，也是经学领域内的。
阿帕克和加作为这种传播中最早也是最中心的人物，也是西宁地区作为甘宁青苏非派教团最初摇篮的一个有力说明。中心人物主要在哪里活动，哪里就应该是被视为中心。
苏非教团，特别是在明清之际的维族等族系统中流行的苏非教团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哪些符合我们前面所举的九项条件，哪些不太符合，以及苏非教团如何形成门宦等等，当不再具述。反正一个一个的苏非派教团陆续形成，则标志着这里统一形式的伊斯兰教已经明显分化。说是明显分化，是就内地的新行、古行这种不明显的教派分化形式而言。
(三)西宁地区的门宦
大约有一半左右的门宦，在西宁地区有一定的分布。这些门宦可以从与西宁地区关系的密切程度分为三类。一类是由西宁地区本地人创传且信众也主要在西宁地区的门宦，可以简称其为西宁地方特色类门宦，鲜门门宦、大通新辈门宦、后子河门宦三支门宦即属这类门宦。第二类是或其起源与西宁相关或在西宁伊斯兰教历史有重要影响的门宦，可以简称其为西宁地区影响较大类门宦，穆夫提门宦、华寺门宦、哲合林耶即属这类门宦。第三类为在西宁地区仅有一些数量信众分布的门宦，可以称之为西宁地区有所传播类门宦，崖头门宦、北庄门宦、胡门门宦、大拱北门宦、韭菜坪门宦等，即属此类。现仅介绍第一类和第二类中的华寺门宦。
鲜门门宦。鲜门以其创始人鲜美珍之姓而得名。鲜美珍，又名柱子太爷，道号“阿来福可赫勒”，回族，西宁人。祖籍西域，后迁往南京，明时移居西宁。生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殁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终年78岁。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在巴藏沟寺内学经时，得遇中亚传教师和加阿卜杜拉。传教师喜其聪颖好学，便收为弟子，并引见给当时来西宁、湟中传教的阿帕克和加，从而成为了两人的共同弟子，两位传教师离开西宁时，他被传教师托付给西宁东关大寺的李太巴巴、杨玉珍和北关清真寺马殿功阿洪，教其 学习经典。当两位传教师再次来西宁、湟中传教时，给他正式传授了“教门”，从而同时接受了虎夫耶和格底林耶两种教理。并分别接受了以“艾巴白克勒”执掌虎夫耶门宦的两枚名日“大、小孔利子”的传教印章及“由穆圣亲签的十角大印一份，作为传教凭证”。又承授两部经卷共数十本，一部名《孔利列沙米》(《使命全通》)，一部名《呼两赛士里二是拉列》(《奥秘精华》)。其后赴麦加朝觐，访问了麦加格底林耶等道堂。回国后坐静参悟，面壁9年。后便前往兰州、宁夏、江苏、广州、河南等地云游，传教布道，信其教者较多。先后招收其阿文经师乐都马殿功、兰州桥门巷刘伯阳、固原者麻隆子尼、西吉开麻隆子尼、西吉河岔随发英子尼、彭阳舍木孙子尼、扬州奴隆子尼、朱仙镇索合英子尼八人为徒。在巡游传教途中病逝于朱仙镇。著有《本光道》、《五更月》、《酒色财气歌》等修身坐静体会著述。
后子河门宦。以该门宦创传人杨保元拱北所在地青海大通后子河而得名。杨保元(1780—1873)，原名杨士元，经名塔吉丁，回族。青海大通良教乡人。为格底林耶云南马上人支系第七代传教人。清康熙十一年中亚传教师和加阿卜杜拉传教青海时曾收云南马(云南碧江县人)为门弟子。云南马六传至安裕和后，安便让其弟子杨士元接替了教权，杨7岁开始在本村清真寺念经，后又在化隆、循化、民和等地念经多年。清嘉庆三年(1798年)在民和大滩河清真寺随王通之阿洪攻读阿文时，被王推荐赴陕西邠州北吉原拜安裕和为师。深得安的钟爱。安委托邠州刘加以指导，从此开始出家修道。清嘉庆五年(1800年)，随刘赴麦加朝觐，顺便游历西域各国，并赴麦加格底林耶阿里道堂学经及修炼多年，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回国。路经甘肃玉门，在长麻尔南山石洞中苦修3年。继之又在北吉原安裕和处继续苦修，将近6年。于是安便将教权交给了他。继承教权后，杨又到兰州木塔寺隐修了一段时间，随之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遵师命巡游甘肃、陕西、四川、贵州、广东及新疆南北各地，不拘民族之别，不避教道之殊，只要是名人贤哲，即不辞艰辛登门求教。清道光二十一(1841年)，回到西宁。在西宁北小街开设“中和堂”道堂，凭经宣道，教人为善，许多回、汉、藏族人士慕名来谒，改宗归信者为数不少。于是受到华寺上层马归源等的干预，被甘肃按察使萧某以“邪法惑众，图谋不轨”罪判处死刑，遂激起教众反对。改判充发山西灵石县。清咸丰五年(1855年)刑满返家，继续潜修。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后子河隐居。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刘锦棠率清军进入西宁镇压回族穆斯林反清起义时，他挺身而出，以全家性命担保具结，使西宁北川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清廷赐他四品顶戴，并以皇帝名义将其名字由“士元”改为“保元”，赐其侄杨迎春为千总。从此慕名而归其派者日众。汉文著述甚多，后被教众汇集成册，名曰《纲常》，又名《杨祖全书》，内中有非常丰富的伊斯兰教哲学思想。逝世后被葬于后子河。按其临终遗言，在他之后不再续传，故其后虽有出家守护拱北者，也有称师收徒者，都没有成为公认的老人家。
大通新辈门宦。名称来源不详。按《青海省志·宗教志》叙述，其始传人为青海大通元朔乡大湾人马方，回族。清乾隆年间，马方为赴新疆征讨大小和卓之乱的西宁镇总兵高天喜(回族)部下的一个千总。叛乱平息后，马方驻防阿克苏地区，经常到印度苏非著名经师伊合万·嘎里的道堂听伊合万·嘎里讲经论道，从而接受了其所传的教理，因而辞去官职做了伊合万·嘎里的弟子，此后便继承了伊合万·嘎里的教权，在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传教，共传5名弟子，即维吾尔族人2名，回族人3名。其中回族3名均为马方的大通同乡：一为斜沟乡窑洞庄人康成，信徒称其为“窑洞庄太爷”；一为已定居新疆安集海地方的马佩，信徒称其为“安集海太爷”；一为曾被发配黑龙江的阿里·穆萨，信徒称其为“黑龙江太爷”。马方去世前给了这3人传教权，命他们回家乡大通传教，马佩则因已在新疆传教便派自己的弟子肃州韩代表自己回大通传教。这样，康成、阿里·穆萨、肃州韩3人便一起在大通传起教来，并逐渐分成两个支系，一为康成系，一为阿里·穆萨和肃州韩系，两个支系则将马方所传传播到甘宁青的不少地方。
华寺门宦。亦称花寺门宦，是一个创传人不是西宁地区人但创传、特别是活动主要在西宁地区的一个著名门宦。刨传人马来迟，原籍陕西长安，后迁居甘肃河州。祖父马从善，明诰授建武将军。马从善生有二子，长子榜俊，从事商业，来往于豫、陕、甘、青一带。次子家俊，为武拔贡，由于富冠河州，人称“马十万”，马来迟即其子。马来迟8岁时即被送至民和米拉沟亲友马汉臣处生活，并在该地清真寺念经。后则被送至河州八坊王寺开学阿洪太巴巴处念经。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18岁时学成“穿衣”，由太巴巴推荐民和马营乌拉会清真寺任教长，后又回河州三甲集等地任开学阿洪30年之久。雍正六年(1728年)前往麦加朝觐，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广州回到河州。回到河州后即至河州附近的青海循化、化隆一带讲经论道，宣传自己的主张。《化隆县志》云：传马来迟在树儿湾传教，当地改信伊斯兰教的藏族人在这里仿佛教寺式样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结构宏伟，式样别致，色彩纷呈，图案奇绝，故名花寺。又云：化隆卡力岗地区阿什努、德恒隆两个乡今有1万多名操藏语的回族，其先祖原属土著藏族，改信伊斯兰教。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马来迟逝世后，其子马国宝继承教权，与马明心进行了激烈的教争。马国宝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在包头逝世，教权则由其子马光宗继任。马光宗久住西宁北川，故教众称其为“北川太爷”。马光宗殁于道光六年(1826年)古历五月初一，葬于青海北川，1954年迁至民和五会地方。华寺第四辈教主则葬于西宁南城壕(现迁入南山寺)。第五辈教主则葬于化隆下加科。第五辈教主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逝世后教权则由马归源继承。在第五辈教主任职期间(1842—1861年)，华寺门宦与穆夫提门宦在丹噶尔、西宁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教争。这种教争使华寺门宦在将哲合林耶的强劲势力驱离河湟地区之后又将穆夫提门宦的强劲势力驱离出了丹噶尔和西宁，使西宁成为了华寺门宦的一统天下。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第六辈教主马归源因领导西宁地区穆斯林反清起义而被诱骗至兰州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其兄马本源。马归源去兰州之前将教权交给了其弟马真源。马真源遵其兄嘱托，携马来迟遗物潜藏河州，一直未公开露面。光绪二十一年河湟起义时他移居化隆，未参加起义，死后葬于化隆列仁黑锁。清光绪中，华寺三方头马永瑞之子马如彪麦加朝觐回来后力传沙孜林耶教理，遂与其叔四方头头人马永琳发生冲突，华寺门宦于是分为新旧两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辩教争教。后辩教争教演成为了两派联合起来共同反清，史称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河湟事变失败后，华寺门宦便走入下坡，分为河州、循化两支，并有不少信众逐渐转信为伊合瓦尼。一个信徒最多时达到20多万、名冠全国的门宦便走出了鼎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