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安新天地业主过路费:王年一：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王年一

研究“文化大革命”不能不研究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是怎么酿成的？毛泽东为什么支持上海夺权？反革命分子张春桥怎样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回答。不揣鄙陋，这里写下一些着法。

一

1966年11月I0日发生了王洪文等人卧轨拦车的“安亭事件”。张春桥在处理这一事件中的表现极不寻常，这为“一月革命”埋下了伏笔。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即向局恩来作了报告。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做了两件事：(一)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轿回沪说服工人。(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指出：“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同颐就地解决。”又说：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即日回沪处理此事。

张春桥离京前，陈伯达把致工人电原稿给了他，陶铸指示：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国、全市性的组织，决不能承认“土总司”和肯定他们的行动。11月I2日，张飞抵上海，即去安亭．与王洪文等几个头头打得火热，并在大会上当众答应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

11月l3日，从下午l点开始，张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工人座谈，他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的经验。”“工人同志要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下午3点半，张讲话，完全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还在书面五项要求上写上“同意”并签名。五项要求是：“(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2)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这与周恩来、陈伯达、陶铸和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截然相反，与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截然相反。耐人寻味的是：张春桥是先斩后奏的，而中央文革迅速同意了他的处理。张春桥说过：“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1966年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在苏州的工人时的讲话)

张春桥这一手确实不同凡咱，阴险诡谲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深知毛泽东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支持造反派的态度和要把“文化大革命”引向工矿的意向，因而忽出“奇招”，顺水推舟地提供了全国第一个强有力的工人造反派。他深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各种矛盾激化，全国和上海的形势名日“大好”，实则大为不妙，因而只要工人回到上海，出现工人造反派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决不会因支持工人造反派而获罪。他之所以先斩后奏，决不是因为“来不及”，而是要露一手。他之所以敢于别出心裁，不仅因为中央文革里大都是他的同伙，而且因为他后面有着几千名工人造反者和卧轨玩命的亡命之徒王洪文之流，他以上海的事态压北京。他的卑鄙目的，不仅在于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结上海市委强加以顽固推行“资反路线”的罪名，不仅在于扶植反对市委的力量，不仅在于为自己培植反革命帮派势力，而且在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烧到工矿，造成全国动乱，以便实行夺权。他的诡计得逞了。11月l6日，毛泽东批准了他的处理，并且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为什么批准，我们在下文再说。张春桥踌躇满志，他说：“这一段时间内，虽然时间不长，……对我来说，也会成为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同上)“工总司”得到如此的支持，在全国也属罕见。支持在“造反宣言”中声称要“夺权”的“工总司”就意味着迟早要否定上海市委。也就是埋下了“一月革命” 的定时炸弹。

中央文革一伙人此后放肆地煽动工人“造反”。11月l6日，戚本禹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讲话，他说：“上海市工人要成立团体，不让他们成立，……轰起来了，闹起来了，解决了。”“我教你们办法，……你们把三千多人分成三班，包围省委。他不答复你们的要求，你们就不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

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这不仅与“工总司”有关，更与工矿开展“文化大革命”有关。而工矿开展不开展与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正是“文化大革命”如何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央原先确定工矿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请毛泽东审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并给毛泽东写信，说明文件的基本精神在于：“文化大革命”“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毛泽东7月2日复信同意，同日通知下达。《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与通知的精神一致。为了制止“造反”浪潮对工矿的波及。9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规定“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当周恩来后来在一个会议（1966年12月6日中央常委会议）上说到“过去我们批准的，工厂、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时．林彪还插了话：“我们也是同意的。”但是， 10月间，在猛烈批判“资反路线”的刺激、诱发下．工矿人数极少的造反派开始“造反”，这正中中央文革的下怀。11月8日，张春桥与“北航红旗”五人谈话．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11月中旬，正当张春桥去上海、安亭、苏州时，陈伯达等人草拟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11月17日还拿到工人代表座谈会上去征求意见。《十二条》基本精神有两个：一是“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好得很”；一是“各级党委、工矿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有了张春桥对“工总司”的支持和毛泽东的批准，“左”的《十二条》被认为“右” 了，被推翻了。张春桥说：“《十二条》要大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19666年12月6日接见“工总司”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以张春桥支持“工总司”为契机，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造反派身上。当时形势严峻。这里有两个重要情况：(1)批判“资反路线”使种种矛盾激化。群众中两派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到了冲击一切的程度，无政府主义到了炮打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程度，生产下降到了难以制止的程度。（2）“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遭到广泛的抵制。陈毅等老帅实际上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于11月间两次在数万人大会上大声疾呼，反对错误做法。上海50万市民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反对“工总司”等适反派的胡作非为。广大干部、群众内心对造反派不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仍然是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别有用心地通过支持“工总司”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药方，这就是今后主要依靠工人造反派。这本来是火上加油．饮鸩止渴，但是毛泽东既想彻底改变社会面貌，也指望通过工人阶级走上“文化大革命”的舞台来摆脱重重矛盾，就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造反派身上。

在工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内部有过尖锐的斗争，这集中反映在11月下旬的工交座谈会上。陶铸鲜明地站在正确方面。王力说过：陶转“千方百计地阻止对刘邓反动路线的批判，……特别是工农运动起来．更是沉不住气了。工人农民刚起来，形势好得很，他认为不得了了，一定要压下去。”“陶铸还反对提 ‘反动路线’这个词呢！”（1967年1月9日在新华通讯社的讲话）周恩来也力图阻止错误的发展。工交座谈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种种错误做法的不满，周恩来11月22日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要谷牧搞了一个汇报提纲，反映工交战线的真实情况。陈伯达指责汇报提纲，被周恩来顶了回去。参加工交座谈会的部长们也站在正确方面。周恩来12月6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说过：“这次座谈会……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中央各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哄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

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站在错误方面，他们利用与助长“左”倾错误，提出“工矿问题比文教战线更加严重”的荒谬观点。林彪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坯说：“我们平常抓经济建设是抓得紧的，这是好的，”这时却说：一定要彻底打破“工矿比较纯洁”和“工矿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的估计，在工矿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康生12月4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说：“资本主义复辟，在工厂方面，关系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他在会上还胡扯了一番“理论”：“社会主义工业向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它们形式上是‘公’，实际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实际上是‘旧’．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康生还提出了批判所谓“生产力论”的口号。更加严重的是：为了证明在工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林彪作出了“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的荒谬论断．还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

12月初的中央常委会议在工矿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左”倾的《十二条》变成更加“左”倾的《十条》（即《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毛泽东批准了《十条》，不久又批准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确定在工矿、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严重的步骤。这固然是批判“资反路线”的恶果，也与张春桥支持“工总司”有着难解难分的姻缘。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动乱．正是全国动乱孕育了“一月革命”。

三

1966年12月，形势险恶。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冲击、被打倒，甚至被囚禁，群众之间的矛盾尖锐，无政府主义猖狂，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几乎荡然无存，生产继续下降，人民惊慌地注视着“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骑虎难下，迸退维谷。

在这个月里，毛泽东有一些重要言论。他对张春桥等人说，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进行全国性的大批判（转引自张春桥1967年2月25日与华东局造反派座谈时的谈话）。他对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转引自康生1967年3月1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他还说过：“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牛争去做。”（转引自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载《党史通讯》1983年第l期）毛泽东在12月25日对中央文革成员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 ‘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并且估计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转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第Z00页）。

毛泽东12月下旬审阅姚丈无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时在文末加了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他还审定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967年1月2日，他说：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转引自张春桥19688年2月5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执著于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左”倾空想，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不能面对现实，不能接受实践给予的启迪和警告，这样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在“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他为了证明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一方面毫无根据地对党内路线斗争做了新的解说，一方面毫无根据地给予 “文化大革命”无以复加的高度评价。他决心大干一场以彻底改变现状，对未来抱有更多更大的幻想，“左”倾错误急剧升级。

1966年的实践充分说明，毛泽东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革（“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主观主义的．本来就没有正确的方法、步骤），只是一味支持“造反”而已。从 1967年元旦社论提出的1967年四项任务中可以看出，还是既提不出任何积极的主张，也提不出“文化大革命”如何发展的意见。尽管“一月革命”的怪胎已躁动于全国动乱的局势和大干一场的决心的母腹之中，但是这时并没有提到也没有想到“全面夺权”。

既然寄希望于上海的造反派特别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江青一伙就开始做文章了。在他们无法无天地打倒陶铸（他因正确地反对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批判“资反路线”、反对在工矿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而获罪）的同一天，张春桥、姚丈元赶回上海策划夺权，为他们制造的怪胎催生。在19666年12月，张春桥就秘密策动上海市委机关徐景贤等人 “杀出来”。12月下旬，他又制造了“康平路事件”，镇压上海“工人赤卫队”，进而把上海市委和各级组织搞瘫痪。1967年1月1日．他在致上海电中公然宣称：曹荻秋不能出来了，冻丕显的账要清算。1月2日，他指使“工总司”等造反组织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凡此种种，导致了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夺权。“上海的桃子熟了。”（张春桥1967年3月8日接见山西省太原市代表时回顾“一月革命”的讲话）1月4日张、姚回到上海后，找“工总司”的头头和徐景贤等人谈话，透露了毛泽东1月2日指示，策划夺权。1月6日，他们主要依靠“工总司”和上海市委机关造反组织，召开了“彻底打钮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罪行”。会后，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张、姚等人手中。张着桥说过： “一月六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1967年2月24日在上海文化广场的讲话）会前是报告了中央的，中央默许而未明确表态。

张、姚很明白，开一次大会还不够，要牢牢地在实际上控制上海，特别是控制上海的经济部门，这样才能得到承认。从来只抓“革命”，破坏生产的张、姚，旋即指使造反派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是一箭三雕：一是“坚决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上可以取悦毛泽东，下可以讨好上海市民；二是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强加给上海市委，置上海市委于死地，不动声色地取代上海市委；三是颇为“正当”地扶植和支持造反派。1月8日这个指挥部成立后，夺取了许多局的领导权。张春桥说：“我和姚丈元商量，……搞了个联合指挥部，这才夺了权。……我们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从文汇报的夺权肯定了这是必要的。”（1967年10月22日接见安徽代表时的讲话）毛泽东1月8日同中央文革成员谈话中所说“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等内容，就在实际上表示了这种肯定。

这个谈话和据此写成、又经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1月9日编者按语相当微妙：它在实际上号召全国进行全面夺权，却无号召夺权的语句；它在实际上肯定了上海的夺权，但也无明确肯定的字样。《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还删去了“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一语。无论就全国还是就上海全市来说，在夺权问题上，毛泽东大概还要看一看。

当时，陈丕显支持而张春桥反对那个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详见金春明《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后后》，载《党史通讯》1983年第十八期）《紧急通告》1月9日在《文汇报》发表，毛泽东因其切中时弊而大为赞赏，要中央文革代拟中央致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央于l月11日发出贺电。张春桥却把自己装扮成反经济主义的“英雄”，把大搞经济主义的罪名栽在陈丕显、曹荻秋头上，翻云覆雨，莫此为甚。（经济主义是江青一伙搞起来的，请见《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第131一132页。该书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江青接见了“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头头，“十一月”应作“十二月”。又，江青在这以前就煽动搞经济主义。1966年 12月18日．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时说：“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紧急通告》已经指出“上海市委被打倒”，但它毕竟不是夺权的通告；中央贺电高度评价了《紧急通告》，但其主旨是反经济主义，而不是号召夺权。事实上已经同意上海夺权，但尚无明确表示；这实际上已经含蓄地号召全国夺权，但尚未明确提出。毛泽东知道事件的分量，要明确支持与号召夺权，尚费踌躇。

老奸巨猾的张春桥，很能揣度毛泽东的思虑，这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所谓“大联合”问题。这是在1月12日上海“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通过“工总司”等组织发起建立全市性的“造反派组织联络站”提出的。所谓“大联合”实质上是大分裂，但是这个提法有种种妙用：既可以用以冒充民意，又可以用以使造反派聚集在自己周围，还可以用以约束和压制反对自己的群众。尽管如此，“大联合”毕竟是正面的、动听的提法，所以迅速被采纳和推广。1月15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张、姚以不是“大联合”为由未予承认，并花言巧语地报告了中央，还说什么“群众”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上海新市委”工作。张春桥说过：“主席看见我们的报告后，对我们行动非常支持。主席连夜召开政治局会议，认为上海这个办法好。以前北京由中央决定自上而下改组，没有解决向题。由群众提出，哪些人可以当领导，担任什么工作，这个办法好。”还说：“一月十六日，主席批准夺旧市委、旧人委的权。”（1968年2月5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月16日批准之说可信。周恩来1967年1月26日在工交各口造反派座谈会上说过：“到一月十六决策了”。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序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文章是毛泽东审定的。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号召全国全面夺权。至此，历史性的错误铸成。在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搞“一个阶级推裙一个阶级的革命”，是非常悖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