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万达乐园碰碰车:西安事变---系列之二十三,二十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11 05:52:09

                                 挟天子以令诸侯(西安事变系列之二十三)



        在西安事变几十年后的1989年,已经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在他的89岁生日那天说道: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西安事变捉蒋)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学运那天(西安事变前3天),蒋先生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

可惜这又是张学良文过饰非的一种说法,根据现在无数资料可以证明,捉蒋的行为时张扬早有预谋的,有着很多的准备,绝非一时冲动的结果。

 

张扬的情况危急


         时间进入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面临的情况急剧恶化,蒋介石步步紧逼,看起来顶多36年底到37年初就会对他们动手。经过两人再三犹豫,张扬终于在1936年5,6月决定和中共合作。但此时的西北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对于张扬来说,已经是到了最后的关头。

从5,6月开始到蒋介石10月赶赴西安准备收拾张扬,前后只有短短的4,5个月的时间。这点时间对于要做反蒋准备的张扬来说,实在是非常不够的。

对于张扬来说,他们自己的实力远远不足以和蒋介石对抗,只能尽一切可能寻求内外援助

在这段时间内,张扬尽一切力量做了四个方面的准备,分别是争取中共,争取苏联援助,争取国内军阀支持,整训内部和群众宣传。

1.  争取中共

可以说四个方面中做的最好的就是和中共的合作,双方不但达成了完全的停战协定,还提出了成立西北联合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的全面合作计划。

为什么合作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成功?主要在于双方都有共同的利益,也面临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危机。

对于中共和张扬来说,他们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敌人都是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一心要消灭中共,同时也要解决国内仅剩的最大割据力量张扬。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管双方各是奉行什么主张,是什么样的军队。

在二战前夕,苏联和英美法是刻骨仇敌。早在布尔什维克刚刚控制俄国的时候,英美法就大力支援白军(白军经济上几乎全部靠西方援助,没有西方的钱,白军早就垮了),甚至派出本国干涉军入侵俄国境内,试图推翻红色政权。之后十几年内,英美法也用尽一切手段试图消灭苏联。

但二战一开始,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英美法就抛弃之前所有成见,全力争取苏联这个盟友。道理很简单,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轴心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张扬和中共也是这样,双方的合作是对双方有好处的,本质上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张扬对同中共合作很热心,但中共的热心甚至超过张扬。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内,中共先后派左派人士杜重阳,高崇民,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中共的学运领袖宋黎,外交部长李克农,特工大师潘汉年,二号核心人物周恩来和张学良会面,还派出刘鼎,叶剑英等人作为联络人在张学良身边服务。这里面的中共党员全部是党内的精英人物,人人都可以独当一面的,毛泽东可谓殚精竭虑。

对于杨虎城,中共也派出了高崇民,南汉宸,汪锋,王世英,王炳南,潘汉年等特使面见杨,甚至毛泽东将自己的秘书张文彬也派到杨身边,实则负责联络工作。另外在杨虎城身边中共党员秘书王菊人,米暂沉,申伯纯(秘密党员),宋绮云,以及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也都起到一定的作用。派到杨虎城处的这些人,也都是能力极强的老共产党员。

至于派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中共干部更是数量不少,也算是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力量。

双方合作虽然不错,但在1936年末来说,由于中共力量遭遇一连串的严重打击,导致双方的合作前景变得非常灰暗。

中共在1936年遭遇了一系列军事上的大失败,1936年初蒋介石将南下成都的张国焘八万多红四方面军全面击溃,迫使其北上逃回陕北,这次战役张国焘损失了四万精锐主力,余部仅剩四万多人,元气大伤。

稍后蒋介石通过支持阎锡山,瓦解了陕北苏区的中央红军东征山西,不但迫使其退回陕北苏区,还导致红军痛失了一员大将刘志丹。

其后红军为了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宁夏战役,准备北渡黄河夺取宁夏省。

蒋介石急调王均,毛炳文,胡宗南,关麟征的三个军又一个师围追堵截,经过一系列苦战,将红军宁夏战役击破,控制了全部黄河渡口。由此红军被中央军一分为二在黄河两岸,不但实力大大受损,更彻底失去了苏联的联系。

稍后,红军命令已经渡过黄河的二万多人继续西进新疆,结果该部遭遇青海马步芳优势骑兵的围攻,经过一连串血战,最终全军覆没,血洒河西走廊。

可以说,在短短一年内,红军的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全部失败,困居已经大大缩小的陕北苏区(粮食补给都非常困难,先后从张学良处借了76万银元的巨款用于购买棉衣和日常开销),已经到了蒋介石所说穷途末路的边缘。

就军队来说,目前在陕北的红军主要是三个部分,为别是林彪彭德怀的中央红军,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肖克的红二方面军。

这里面,张国焘和贺龙肖克的部队总数约有3万多人,但都刚刚经历过多次大型战役和长达一年多的艰苦长征(红四方面军三次走过草地,红二方面军爬过十几座雪山),官兵都是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全部疲惫到了极点,部队也几乎被拖垮了,失去了战斗力。

剩下还比较有战斗力的就是中央红军的3万多人,他的根底是林彪彭德怀的红一三军团,和徐海东刘志丹的正规军,老兵大约1万5000人,其他都是后来新扩编的新军。

简单来说,红军还有战斗力的大约有3万多人,以这点部队想对抗中央军30多万大军是根本不可能的。

 

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一句话:现在红军各方面都陷入绝境,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恐怕对张扬起不到什么帮助作用。



-----------------------红军在1936年末情况非常危急,军事上且不说,经济上也已经破产。前后向张学良借了75万银元,但仍然不够使用,只得向苏联求援。苏联想尽一切办法,将200万美元辗转寄给中共,但这也是杯水车薪。

 

2.  争取苏联援助

 

张扬两人作为千军万马的统帅,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并非不知道中共现在的困窘现状,也并非不知道中共的实力不足以给他们很大的帮助。张扬之所以想和中共合作,其实就是为了中共背后站着的苏联。

苏联作为当时世界第四工业强国,具有远远超过当时中华民国的实力。对于一母所生小兄弟的中共,苏联领导人也是用尽了心血。从中共的建党建军,发展壮大,到割据一方,都有苏联强力的支持。苏联不但出钱出力,帮助中共培训党政军干部,训练武装红军,甚至动用外交军事政治等一切手段来保证中共的生存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苏联为了让中共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发展,提供给国府巨额的军事经济援助)。可以说,苏联为了中共可谓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事情,至少在西安事变之前,站在中共的立场,苏联确实是一个非常亲爱的老大哥。

张扬和中共合作,无非是想和中共捆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获得苏联的支持。

如果苏联愿意援助中共和张扬合作而成的西北抗日联军,那么就最大程度上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以当时苏联的力量,纳粹德国和强大的美国尚且胆寒,豺狼一般的日本军阀对其也惊恐不已,

恐怕蒋介石中央军的力量增强七八倍也不是他的对手,只要得到苏联的支持,远比争取其他一切盟友更有作用,也更实际。

苏联方面此时也希望张扬和红军合作,这样可以保证红军的生存。

苏联绝对不愿意见到自己苦心扶持16年之久的中共被蒋介石彻底消灭。但这并说是苏联多么伟大,他的所作所为也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苏联看来中共在中国的存在对其有着具有重大意义。苏联和中国接壤,双方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在苏联看来,中国最坏应该是一个虚弱的敌人,最好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盟友。总之,苏联从根本上来说,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现在衰弱的情况。中共的存在让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至少最近十几年内无法和苏联对抗(实际中国和苏联正面对抗也是30多年后的珍宝岛事件了,苏联还是比较成功的)。

苏联像最初支持中共和国民党合作那样,对张扬的提议也可谓很热心。苏联派出特使潘汉年为代表先后赶赴张扬处说明自己愿意援助他们的立场,后接待了张学良派到新疆的心腹栗又文,同意了帮助张学良在平凉修建兵工厂的建议,还把杨虎城的世侄王炳南从苏联派到杨处进行协调(王炳南是苏共的人,之前一直呆在欧洲)。

不过目前的苏联试图的援助也陷入绝境,苏联表示可以将援助的军火物资送到宁夏境内的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希望红军占领宁夏大部,以便打通援助的路线。

可惜红军的宁夏战役失败了,也就等于完全失去了和苏联的援助路线。苏联转而提出去新疆进行援助,并且将1000吨军火物资送到哈密。

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张扬控制的陕甘两省一部和新疆之间隔着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且不谈控制这些地域的地方军阀的军事阻拦,单就地域上来说就有上千公里的距离,沿途都是戈壁,沙漠等地形,人烟又极为稀少。以红军的实力,凭借什么能够到达新疆,又拼什么能将新疆哈密的物资送到陕北去?

如果失去了苏联的援助,张扬单单凭借自身力量随意起兵对抗中央,无异于自我毁灭。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打成和苏联的援助路线。

除了通过武力打出一条线路以外,张扬还想到一种方法不流血的实现这个目的,也就是通过地方军阀的支持,搞出一条线路来。

当时最有可能帮助张扬就是控制晋绥的阎锡山(他的绥远省和苏联控制的外蒙古接壤)。

张学良在1936年先后飞到太远跟阎锡山面见过5次,最终到了10月表面上得到了阎锡山彻底的支持。

阎锡山当时把胸脯拍的啪啪响,表示绝对支持张学良的主张,甚至阎主动提出将绥远的包头、五原、固原等地的五个县给红军作根据地,方便他们在此接受苏联的援助。

其实阎锡山是迫于自己的危急形势(当时日本,中央军和中共都进军晋绥,阎自感无力招架),希望西北能够出现有利于他的大变化,让其从中获利而已。

但张学良却认为,一旦他们起事,只要苏联肯于援助,阎锡山肯定愿意开放绥远到陕北的路线,这样一来苏联援助问题就解决了。

 

可惜阎锡山是很不可靠的,他的态度决定于张扬是否会在和中央的对抗中占上风,至少不能占完全的下风。

 

后来苏联表示不支持张扬,阎锡山立马翻脸不认人。

 

3.  争取国内军阀支持

对于国内军阀倒是争取了不少,但中国军阀的特点决定他们不可靠。如上面的阎锡山就是最好的例子。

张扬联络了目前国内的军阀,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都有一定力量,但是他们处于日本威胁的第一线,需要借助蒋介石的力量,不可能有什么公然武力反抗蒋介石的行为。

至于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则都表示支持,可惜川军和桂军之前都刚刚被中央击败,实力虚弱,也不会随意出兵帮忙,不然也就是自取灭亡。

总之,国内军阀都是靠不住的,这点张扬也是心知肚明,除了阎锡山以外,张扬对他们不抱太大希望。



----------------------------阎锡山就是中国军阀的最好代表,他极为会利用局势,并且损人利己。在阎锡山看来,只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一切所谓的盟友都可以牺牲掉。这也给幼稚的新军阀张学良好好上了一课!

 

4.  整训内部和群众宣传

 

张扬需要联共抗日,就必须进行内部的整训。他的部下也是国民政府军,大部分为国民党党员,之前多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甚至一部分还参加过辛亥革命。

国父中山先生多年的思想洗礼,蒋介石从四一二清党开始大力宣传剿共清共的思想。这么多年来,这些思想多多少少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国军部队。

现在让他们突然抛弃这种传统思想,而是改为同原本被宣传为土匪的共产党合作,还要反抗中华民国的唯一领袖蒋介石,这又谈何容易?

再加上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点实力,同中央对抗凶多吉少,有着极大地危险。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能够冒险和张扬一起反蒋?

各种因素决定了不进行内部整训是绝对不行的。

当时张扬内部情况也非常令人担忧,其中张学良的东北军稍好。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交给儿子一个偌大的基业和一些比较可靠的老臣。在这个基础上,张学良上台以后用了几年时间将父亲的老臣全部剪除。到了1936年,东北军高级军官基本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张从低级军官中亲自选出,张对他们有着知遇之恩,也可以随意将他们更换(如直罗镇惨败以后,57军军长董英斌就被张学良解职)。所以这些军官至少表面上不会不忠于张学良。

但军阀就是军阀,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张学良的心腹也逐步成了和奉系老臣一样的老军阀。他们很快形成了自己的团体,并且尽量维护自己团体的利益,很多时候对张学良的命令阳奉阴违。

以东北军的四大重臣为例(四个最有分量的军长),67军王以哲为张学良最器重的心腹,是支持张学良联共的(王以哲曾是张学良的卫队长)。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则对和中共合作持保留态度,很多时候他对张学良的命令并不赞成,却也不公然违抗。

51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则是一个中间派,为人也比较忠厚,对联共并不支持,也不敢公开反对。

至于还在河北驻扎的53军军长万福麟则是坚决的反对和中共合作。

这四个重臣里面,其实也就王以哲一个人表示支持,两个中间派,一个反对派,东北军高层的情况由此可想而知。

 

父子两代的东北军尚且如此,土匪出身的十七路军就更差了。十七路军是从陕北地方结社中秋会发展而来的一个封建团体,从根本上来说是几个利益集团集合在一起形成的。以高级军官为例,两个军长中的第7军军长冯钦哉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异心,不可信任。而38军军长孙蔚如虽然为杨虎城心腹,但自己也是一个团体的头子,有了老军阀的样子。杨也没敢讲和中共合作情况告知孙。

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几天,孙蔚如才知道要捉蒋的事情,而冯钦哉则是捉蒋以后菜直到这件事情。

 

两军内部情况都不好,整训就是必须的。

 

张扬通过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团长以上军官,让他们服从自己联共反蒋的主张。

 

除此以外,由于十七路军内部复杂,杨虎城没敢继续整训,害怕内部由此垮了。

而张学良则建立了自己的秘密法西斯组织抗日同志会,扶持了如孙铭久,苗剑秋,应德田,高福源,刘多荃,黄显声,刘桂五在内的骨干人物。

在张学良的计划中,这些对张绝对忠心的年轻一代军官是替换于学忠,万福麟等老军官的。

同时张学良还建立了学兵队,模仿红军大学一样,对一些学生进行训练,试图培养绝对忠心于自己的中低级军官,取代东北军内部的原有军官。

 

张学良安排曾为自己卫队团团长的刘多荃出任105师师长(实则为一个军的兵力),开始更换老军官的第一步。同时派出心腹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担任53军副军长,试图夺取最不可靠的万福麟53军的大权,可惜最终没有成功。

同时张大力提拔抗日同志会的会员,诸如常恩多,刘桂五,霍守义,吴克仁,高福源等人都在东北军中担任师长旅长,一旦有机会就会他们就会成为新东北军的最高层军官。

 

 

总之,由于时间仓促,抗日同志会的会员并不多(一共只有70多人),学兵队也刚刚搞了个雏形,只有王曲军官训练团有了一定的成果,但也非常有限。至于十七路军整训成果就更少了。

内部的准备不足,群众运动却有一定的收获。

 

挟天子以令诸侯

由于中共的介入和张扬的保护,西安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仅仅1936年下半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是好几次,甚至还有超过7万人的(当时西安人口不过30万人),很多群众也支持停止内战抗日。

而由于中共党员宋绮云等控制的西安政府报纸的宣传,很多中共角度的抗日的思想也深入人心。

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由于百年国耻的影响,他们一般都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当时中国人,甚至现在的中国人也都认为自己人杀自己人是莫名其妙,只有杀异族侵略者才是英雄,所以当时陕西的抗日浪潮相当高涨。

 

就当时双方客观实力的对比,即使中共和张扬完全合作,并且有了苏联的援助,也恐怕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联合起来,抛去有可能叛变的不可靠兵力,只不过有大约20万人,其中东北军有10万人(总兵力约20万),十七路军约有3万人(总兵力5万),红军6万(真正还有战斗力的3万多)。他们的战斗力和中央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其中兵力最多的东北军自918开始就没有打过一场胜仗,真是百战百败,是空有个架子的部队,是标准的银样蜡枪头。而地头蛇十七路军装备极差,兵员复杂,有些都是本土匪武装。在之后的西安事变里面,十七路军一部分士兵大肆抢劫,连陈诚专列上乘员的衣服都被剥光了,甚至还有杀害平民行为,导致杨虎城被迫枪毙了十几个士兵以压制风头。而之前的作战中,居然被徐海东的3000多红军连续歼灭了三个警备旅5000多人,战斗力可想而知,况且只有这点兵力,顶多相当于中央军的一个师,无法起到什么作用。

而红军的情况上面也已经说了,宁夏战役中的接连失败,也说明红军战斗力已经有大幅度的下降。虽然之后在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一个旅大部分兵力约2000人,但这也是集中数倍兵力伏击的结果,对手也不过是胡宗南一个军3万人。

一旦中央军集中30多万主力,加上地方军阀一共不下50万大军在陕北围攻,红军又靠什么来将其吃掉?

 

打仗是讲实力的,不是光靠喊口号。

如果依靠现在实力反蒋,几乎是必败无疑,那么张扬如此随意的起兵,不就等于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吗。而且就算自己能破釜沉舟的去做,部下能够一样冒着如此大的危险跟随他们去拼命吗?

这些都是很难说的。

早在1936年6月,两广集中50万大军在南方反蒋,其实此时是张扬起兵的最好时机。但可惜各方面准备都没有完毕,最终坐视两广被蒋介石轻松搞定。

在目睹拥有海陆空三军不下30万兵力的广东陈济棠在一个月内被蒋介石瓦解,有20万精兵的李宗仁白崇禧被迫向蒋介石屈膝投降,杨虎城和张学良也非常心惊。

他们深知自身的实力还远不如两广强大,两广起兵尚且如此快的失败,他们又靠什么和蒋介石叫板。

但如果不反蒋介石,也是不行的。

张扬都知道蒋介石对付他们是迟早的事情,如果此时不做准备,最终估计就像贵州王家烈,四川杨森一样,要么老老实实的交出地盘,成为听命于蒋介石的军长,司令。要么老老实实交出军队,做个空有头衔的地方大员。

总之,和他们现在成为控制一方的土皇帝相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不过以现在的条件这样起兵反蒋,确实不太可能获胜,不反蒋也确实不甘心。真是反不可,不反又不行,这要怎么去做呢?

 

这就像围棋一样,如果一盘棋下到最后,一方已经明显处于绝对劣势,他又想获胜。那么想要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走险棋。

 

那这步险棋是什么呢?自然就是活捉蒋介石。

 

为什么捉到蒋介石就可以改变整个局势呢,这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所决定的。

 

和毛泽东不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早在孙中山时期得以和发展壮大,蒋不过只是一个资历不深继承者而已。

国民党在1936年时期,内部仍然派系林立,主要包括元老派(国民党的老党员),政学系(省长之流的实权派),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党务派),党内反对派(胡汉民,汪精卫之流的自封为正统的反蒋派),黄埔系(以何应钦为首的军方力量),军阀实力派(如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之流的地方军阀),在野派(冯玉祥,李济深等没有实权但有名望的下野力量)另外还有其他各种小的派系。

蒋介石经过10几年的努力,基本消灭了大的反对力量(其中国民党左派就被蒋介石消灭殆尽),并且通过各种手段让党内力量互相牵制斗争,不足以构成威胁,为蒋所用。

期间蒋介石也被党内势力群起攻击,曾经两次被迫下野,还有几次被暗杀,可见斗争的激烈程度。

这是国民党几十年前传下来的痼疾,而内反对派也颇有力量,中共势力威胁国家,国外局势又是极为险恶。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关头,必须要依靠内部的力量帮助,要获得国民党内部的支持。

 

所以此时绝对不能对党内动手。

实际上斯大林曾经在抗战前对蒋介石说,你要想获得抗战胜利和人民的团结,就要下狠心处死400万人(斯大林利用大清洗一扫内部党政军的异己,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数十万人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数百万人被流放和长期监禁)。但这对于蒋介石是没法做到的,也无法做到。

 



-------------------党内反对派的代表也就是汪精卫,汪从当年刺杀摄政王的革命义士迅速变为一个政客。汪精卫后半生多次反蒋,先后加入上海的改组派组建武汉国民政府,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另立广州国民政府,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以后汪也试图取代蒋,可惜全部无功而返,但仍然给蒋带来巨大的麻烦。到了抗战时期,汪精卫终于难忍权力欲望,投靠日寇,建立汪伪政权,为虎作伥,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



 

到了1936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掌舵人,就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在以蒋介石为核心下,国民党各派勉强合作在一起,一起共同对付自己的敌人。

而蒋介石处于自身的考虑,也不允许中国存在第二个人能够起到他的作用。

因为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人,就有可能取代他,从而获得国民党和中国的领导权,从而动摇整个中国的统治基石。

那么,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如果一旦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抓住,就等于消灭了中华民国这个乐队的指挥,各种乐手也就无从发挥。

国内必将大乱,各派蜂起争夺党的大权,就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毛泽东在去世前曾经把王洪文和邓小平找来询问,如果自己死了中国会怎么样。王洪文回答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邓小平回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因为当时无论党政军的领导都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一旦毛泽东死了就无人能够服众。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话以后,随即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让他们失去自己的力量。同时将兵权完全交给叶剑英,还培养了华国锋作为国家的接班人,这也保证毛死后中国没有大乱,党政军平稳过渡。这个和蒋介石的道理是一样的)。

 

目前国民党内部无论汪精卫,何应钦,还是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服众,也无法统治整个国家。中国必将陷入类似于袁世凯死后,

北洋军阀的长期内斗(长达十多年,也就是这个时候日本彻底甩掉了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国内实力派军阀也会乘此机会大乱,等于国民党的力量一下减弱了一半。

这对于张扬来说,就是大好机会,也是唯一的败中求胜的办法,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同时,一旦捉住蒋介石,即使完全忠心于蒋介石一派的力量,由于投鼠忌器,恐怕也不敢全力进攻西安,军事作战上张扬可以有很大的优势。

加上中共和张杨三位一体,有30万兵力,又有苏联的大力支持,西北联军和联合政府就可以长期存在,不拍中央军的威胁。

 

那么此时无论杀了蒋介石,长期囚禁蒋介石,甚至逼迫蒋介石签订协定后将其放掉,也都是完全可能的,也可以很好的保证张扬的生存。

 

但此举不是没有问题,按照当时观点来说,捉蒋无异于犯上作乱,在过去可是诛九族的大罪。中国自明朝到现在几百年来,还从无一个大臣有敢捉皇帝的先例,以此类推,如果有人敢做也自然不会有好下场(吴三桂投靠清朝以后,绞死了永历皇帝结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其实他当时已经是清朝的大将,不算是明军了。最终其起兵反清,老百姓根本不给支持,吴兵败族灭)。

当年三国时期的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其实董卓还是天子亲自请到洛阳来的,但仍然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身首异处,还被做了人体灯油。

如果张扬捉蒋,无疑犯了滔天大罪,恐怕全国老百姓不会有多少人支持他,列强出于自身利益也会反对他们(列强中除了日本,都不希望有个分裂的中国),非常可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靶子,一些本来许诺帮助张扬的军阀迫于压力也会止步。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用这一招。

 

这毕竟是破釜沉舟的唯一方法,如果张扬被逼到绝境,还是可能用的。中国有句古话,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也就是不做准备,自然不可能成功。所以任何一种可能都要做充分的准备,不能不做准备。

 

捉蒋的一系列准备

 

张学良在文章最初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这自然是假的。其实关于捉蒋,早在1936年8月间张学良就开始有了构思。

当时张学良派心腹栗又文去新疆联系苏联,要求给予军事援助,帮助东北军在甘肃平凉搞一个大型兵工厂。

几十年后栗又文回忆,当时栗在出发问张学良:如果委员长反对联共联苏怎么办?

张学良说:那我就劝他。

深知蒋介石主张的栗不放心的又问:如果委员长不听,怎么办?

张学良说:我就再劝。

栗又文心中认为蒋介石根本不可能统一联共联苏,所以他又追问:如果他还是不听呢?

张学良当场脸色铁青的一拍桌子说:那除非他不到我的部队里来!

可见,早在8月张学良就已经有了捉蒋的念头,但除了自己的绝对心腹栗又文,他显然还没有跟别人说过。

 

栗又文西安事变后投靠了中共,还做到吉林省省长。

大家都知道,中共之后对张学良的定位非常高,这种明显对张学良不利的话,栗又文显然没有任何必要编造出来。而栗又文去苏联的时间也肯定是8月,在新疆面见了斯大林的特使苏联武官安德烈夫,即使多年后回忆有些模糊,但至少张学良是在栗去新疆之前说这个话,还是去新疆之后说这个话,这总不可能记错。

 

总之,8月底9月初,张学良心中已经有了捉蒋的念头,但和杨虎城交流,则是10月底或者11月初的事情了。

10月蒋介石亲自来西安督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剿共,他在王曲训话的时候,以苗剑秋为代表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就计划准备捉住他。

张学良当时赶忙制止了苗剑秋的行为,这并不是说明张没计划捉蒋,反而说明显然是张自己已经有了计划,不愿让苗这样的年轻人去蛮干。因为计划不周密,捉蒋根本不可能成功,一旦失败就是打草惊蛇。

稍后张学良联合阎锡山去洛阳给蒋介石祝寿,实际想说服蒋停止剿共。但蒋介石不为所动,甚至怒斥谁不剿共谁就是连汉奸都不如,张学良自知不可能说服蒋介石,非常沮丧,在当时看来就只能反蒋了。

从洛阳回到西安是11月初,张学良和杨虎城见面后说了洛阳的事情。杨虎城看到张学良如此绝望,终于说出了自己早想说的话。杨虎城说:现在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是我身边那些小家伙的计策,蒋公来西安,我们就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听了这句话以后非常愕然,沉默不语,还露出惧色说:我们不是卖友求荣的人,这种计策我是做不到的。

杨虎城随即讽刺他说:这是感情作用,以私忘共。

张学良说:让我仔细思考思考。



-----------------杨虎城是个老粗,但愿意听手下谋士的意见。后来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几乎不识字,狭天子以令诸侯这种话杨本人不可能知道,应该是手下谋士提出的。张学良怀疑是王炳南等中共党员煽动杨的,也就是杨虎城口中的小家伙,但直到今天我们尚无法肯定张的观点。

 

在现在看来,其实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捉蒋一事早已经心照不宣,不然一向稳重的杨虎城绝对不可能冒险在张面前说这样的话。

要知道,对于捉蒋的事情,杨虎城告知心腹孙蔚如,李兴中,孔从洲这三个人也只是事变之前几天。

如果杨虎城没有看出张学良有捉蒋的意图,怕是怎么也不可能说出来。

 

至于张学良自己回忆什么愕然,什么沉默,现在看来恐怕也都是不真实的,也是文过饰非的说法。甚至张学良回忆说这段话的时间为从来洛阳回来以后,也是值得怀疑的,但这种事情只有张扬两个人知道。

杨虎城早在1949年就被杀,这种事情也就死无对证,随便张怎么说都可以。

 

杨虎城为什么这么说,在于他也早有这种想法。

 

杨最初有捉蒋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又是说给他出的主意,现在也都不得而知。

可以确定的是,杨虎城早在10月末和心腹51旅旅长赵寿山见面时候,赵就说:目前的形势,十分危急。因此是否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虎城当时有些惊讶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之后杨虎城叮嘱赵寿山不要把这种话对别人说,要千万保密。

虽然和赵寿山面谈的时候,杨虎城并没有表示同意,但赵走后,杨虎城很高兴的同秘书和军事杜斌丞说:寿山变了!

可见,杨虎城从内心深处是赞同赵寿山的主张的。

 

不管和赵寿山的谈话是不是杨虎城第一次考虑捉蒋,但显然早在10月,杨虎城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想法了。

 

杨虎城是个极为老辣的军阀,从一个蒲城普通农民出身,通过20多年的打拼成为陕西王,如果不是能力超群,处事稳重,恐怕早就死了。

 

对于捉蒋这一极为危险的办法,杨虎城自己显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10月29日前后,中共派在张学良身边的叶剑英和刘鼎发了一份急电,这份电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主要内容为:

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

 

这里面所谓驻蒋,也就是捉蒋的意思,换句话说,叶剑英和刘鼎已经明确知道张扬有捉蒋的意图。对于这种重大问题可不是小事,是可以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单纯只是叶和刘听到的一些传闻,恐怕两人是绝对不敢告知中共中央的。

也就是说,叶剑英和刘鼎明确知道杨虎城有捉蒋的意图,这基本可以肯定,是张扬中至少一人明确向他们告知的。

 

另外根据叶剑英在晚年自传的回忆,在叶剑英离开西安之前(叶剑英11月5日奉命返回陕北汇报工作),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当时时间已经是深夜,张学良突然找到叶剑英说:“这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

叶剑英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立即说此事事关重大,请少帅慎重,并且提出要向中共中央汇报。

总之,无论张扬倒是什么时候相互摊牌,但至少在11月份两人已经有了捉蒋的意图,并且开始筹划。

 

 

----------------叶剑英当时在中共担任过红军的参谋长,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回忆录实在近年才公开的,显然是叶帅想在死前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以叶帅的地位,他绝对不可能编造这一切。

 

到了11月,张扬彻底摊牌,虽然张学良之后并没有回忆他们对于捉蒋的准备工作,但显然这之后捉蒋已经放在日程中了,各种准备工作也随之进行。

 

11月中旬张学良安排部下赵新华开始调差西安城内所有中央军的人员和装备情况,以及他们办事处,兵营,仓库的详细情况。由于当时中央宪兵团不给赵新华调查,赵只得找到张学良的副官谭海开了个特别证明,才将中央军的情况调查清楚,显然这就是为捉蒋进行准备!

 

虽然准备捉蒋,但捉蒋的风险实在太大,搞不好就是掉脑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这一招。

在这段时间,张学良仍然想用尽一切力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剿共。

因为张学良是剿共副总司令,他的东北军20万人全部靠中央拨款养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养着他的东北军就是剿共用的,不打红军道义上也说不过去。

可是如果蒋介石同意执行所谓联共抗日,那么中共就是朋友,无需去打。张学良也就不会因为和中共作战损失实力。

况且在一致抗日的旗号下,蒋介石也有没有借口吃掉张扬,张扬的危险也就不存在了。

时间到了11月中旬,绥远抗战爆发,日本扶持伪军入侵绥远省,西北局势大变。

张学良大喜过望,他感到机会来了,随即在11月27日向蒋介石提出去绥远参战。

 

张学良去绥远抗战,对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首先去抗日,也就平息了东北军内部的巨大抗日要求,凝聚了内部力量。当时由于张学良的多次煽动鼓吹,东北军一部分官兵已经被抗日思想发动起来。煽动这种事情,一旦做了,再想收手或者想很好的控制也就不可能的。文革时期毛泽东点头准许了武斗,随即武斗就立即升级,从拳头木棍升级为高射炮,坦克,重机枪,死伤无数。政府不得不调动大批军队才得以制止。道理也是这样,当时东北军一部分官兵强烈要求抗日,已经到了张学良控制不了的局面。

其次,一旦去抗日,也就意味着东北军不需要再去剿共,蒋介石也就没有借口消灭他们。当时绥远的敌人只是日本扶持的内蒙古伪军和土匪王英的所谓大汉义军(日本政府已经公然宣布自己绝对不会参战,绥远事件为中国内政),兵力不多,战斗力也差,远远无法和红军相比。

仅仅依靠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一方的力量就可以将其击败,东北军去参战也不可能损失什么实力,反而脱离被消灭的危险,这种事情真是

再次,绥远和苏联控制的外蒙古接壤,一旦东北军到了绥远,就等于不费一枪一弹获得和苏联的联系,将来无论怎么样做都非常方便。相比红军损失近万人也没有成功的宁夏战役,这简直是天上落下来的馅饼。

最后,支援绥远抗战是个非常好听的事情,也可以给张学良落个好名声,是众望所归的好事情。

 

综上述所,这就是有名有利还可以摆脱现在的困境,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杨虎城,陕南的地盘是他的,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弃地盘去绥远的,所以十七路军是不可能去绥远的,只要呆在陕南也就足够了。

此时,这个难题就放到蒋介石的面前。

根据蒋介石侍从回忆,蒋接到张学良的报告以后有了长时间的思考。

如果此时放张学良去绥远,单纯就军事角度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为傅作义的晋绥军在24日已经大败了入侵的伪军,取得百灵庙大捷,将王英大汉义军几乎歼灭,伪内蒙古军遭受重创,狼狈溃逃,实则绥远抗战已经结束。

当时为作为后援的中央军汤恩伯13军尚且没有用上,东北军门炳岳的一个骑兵师也没有用上,此时还要东北军主力去绥远干什么呢?

再者,让东北军去绥远,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和东北军的激烈矛盾,得以全力消灭中共和杨虎城。但在蒋介石看来,杨虎城已经是瓮中之鳖,土军阀一个,根本无足轻重。而东北军的20万大军才是值得重视的力量。如果此时不借着大好机会消灭东北军,那不就等于从1935年到现在的2年多心血就白用了吗。此时是消灭东北军最后的时刻,如果放弃了这次机会,等于前功尽弃,又是会后患无穷。

况且,蒋介石对于张学良的真实目的自然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让张学良去绥远就等于放虎归山。

所以蒋介石犹豫再三,终于在12月3日回信给张学良,写了:时机尚未成熟几个字。

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

此时西安情况已经非常紧张,蒋介石经过在洛阳一个多月的准备,已经开始想张扬动手。11月底,蒋介石命令中央军全部做战前准备,同时任命了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次长职位担任前方各路总指挥。

张学良当时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按照道理来说这些任命都要经过他的批准,甚至需要他来任命。但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张学良商量,其实就是表示一个意思,如果你不去剿共,就由我们来做。

中央军一部开入陕西省内,分住在汉中,华阴,潼关一线,另外约有20多万大军在铁路沿线待命,随时可以开入陕西省,这就等于兵临城下,看起来是要摊牌了。

此时张扬都已经非常惊慌,他们知道危险迫在眉睫了,那么下面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只有一条路,先拼命哀求蒋介石停止剿共,如果蒋介石同意联共联苏抗日,也就解决了一切问题。

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蒋介石还是不同意,那就要想办法让蒋介石再来西安,设法将其活捉。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要么就只能乖乖交出地盘和军队,也就等于交出权力了。



------------------绥远抗战在省主席傅作义的指挥下胜利结束,由于日军轻视晋绥军的力量,只派出伪军参战,结果伪军“大汉义军”被晋绥军全歼,伪内蒙古军队也遭遇重创,全部失去进攻的能力。

 

于是1936年12月3日,张学良再次由西安飞到洛阳,和蒋介石进行面谈。蒋已经大兵压境,如何再能同意张学良的主张,此次会谈自然没有结果。

期间张学良居然当场跪在蒋介石面前,要求蒋介石正视国家就要灭亡的现实,停止内战,这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张学良怎么说也是国民政府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现在居然下跪,看来也是逼急了。

蒋介石看到张下跪先是一惊,但听了张学良露骨的话后顿时大怒,没有等他把话说完就重重拍了桌子说:你放肆!

张学良立即站起来,大声说道:委员长,请问你这样专制,听不得意见,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这一句话大大刺痛了蒋介石,他站起来怒斥道:好你个张学良,你太放肆,太狂妄了。全国只有你一个人,除了你张学良,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批评我。

说罢拂袖而去,会谈不欢而散。

张学良发现蒋介石无法改变态度以后,就开始设法让蒋去西安。他稍后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群情激奋为借口,要求蒋介石去西安。他对蒋说:西安将有变乱,情势迫不及待,请委员长亲自去安抚。

此时蒋介石也准备去西安彻底收拾张扬,在听到张学良的汇报以后没有起丝毫疑心,回答:我是要去的,你说军官不听你的,不愿意去剿匪,我大不了一天请一桌酒,一个个说服他们。

 

随即在12月4日,毫无防备的蒋介石从洛阳乘机赶往西安。除了自己和随行秘书以外,他还带着新任命的蒋鼎文,卫立煌,陈诚,以及陈继承,朱绍良,邵元冲,万耀煌等中央大员一同前往。蒋介石本来还要再次带夫人宋美龄一同去,但宋此时因病在上海治疗,不能同行。

由于并没有准备,蒋介石此行只带了自己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侍从室组长蒋孝先,以及十多名秘书和参谋,这些人都是没有武装的,有枪的只有蒋介石的贴身侍卫的三十人。

也就是说蒋介石此行不拿枪的比拿枪的人还多。

以这点人马前往东北军西北军不下五六万军队所在的西安,完全是送羊入虎口了。

由此,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就要发生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西安事变系列之二十四)

 




      在整个西安事变中,有一个东北军的著名人物不能不提。他既不是军事将领,也不是张学良手下的文人幕僚,但他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这些人。他就是东北军特工组织头子,张学良的心腹黎天才。12月初张学良亲自去洛阳诱骗蒋介石赶赴西安自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黎天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2月1日黎天才向张学良汇报,潜伏在武昌的东北军特工王化一(表面身份是东北军联络员)向其密报,他从武汉豫鄂皖3省剿匪总司令何成浚处得知一个重要情报。何成浚在洛阳给蒋介石祝寿的时候,看到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起草了一份重要命令,命令的内容是12月初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张学良得到这个情报大吃一惊,随即告知杨虎城。杨虎城随即表示,看来此次蒋介石来西安的目的就是对张扬动手,那么这次就是唯一捉蒋的机会。张学良表示认可,随即两人就开始捉蒋的紧张部属工作。

 

捉蒋的三个计划

 

活捉国家元首是天大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至少要有三点保证。

第一要有完善的计划,不然绝不可能成功。第二要有一批能干忠心的骨干部下,不然即使计划再完美,执行中哪怕出了点小错误也会前功尽弃。第三就是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机会目前是有了,张学良在去洛阳的时候,以东北军十七路军将有内乱为理由,邀请蒋介石亲自去平息。

蒋当时已经准备对张扬动手,听了张的请求以后并没有任何怀疑,随即带着几乎全部的中央大员赶赴西安。

蒋此行除了十几名机要秘书参谋和二十多名贴身侍卫以外,并没有带一兵一卒来。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仅仅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也有一个警备旅三个团5000人,东北军驻扎临潼的部队也有一个主力旅近万人,收拾着二十多人自然不费吹灰之力。

那么计划呢?

既然已经下定决心捉蒋,自然要给出详细的计划。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1月底到12月初细致商讨了以后,提出了三个方案。

第一就是诱骗蒋介石的专车去西安城或者王曲,然后在西安城内或王曲军官训练团某处寓所秘密将其绑架。

第二就是再次诱骗蒋介石去王曲军官训练团演讲或者去西安城,在路上劫持蒋介石的专车,将其在路上活捉。

第三就是直接派兵攻打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将其生擒。

 

经过仔细研讨,张扬都认为前两个方案可行性较差。

大家都知道,暗杀一个国家的要员(比如中央高层,高级将领这类)已经非常困难,因为要员身边都有保镖护兵,也有相对严密的保卫制度。那么刺杀一个国家元首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只要是国家元首必然有一套严密的保卫制度,身边也有很多精明强干的护卫人员。

近代来说,元首被刺杀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有四名总统在任期间被杀死。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保安制度差,而是因为他们的总统必须参加选举,就要在公众场合露面。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元首和美国不同,他们都是深居简出,一旦出行必然有严密的保护。

以汪精卫为例,他担任了汪伪政府主席以后,立即受到汪伪特工的严密保护。中统军统用尽一切力量也没有将其刺杀成功,最终其还是病死的。

所以,想刺杀蒋介石又谈何容易。

刺杀尚且如此,要活捉国家元首只有比暗杀更难上十倍。

前两个计划,都不是军事行动,而是特务行动或者说特种行动。这也导致对各方面条件要求很高,一旦有些条件不具备,就很可能失败。

蒋介石到了西安以后,也并非完全没有警惕。他通过西安一些变化(如军官集体请愿,高涨的群众运动),立即感觉到一些让人不安的情况。虽然蒋绝没想到张学良会捉他,但仍然比上次来西安小心了一些。

蒋再次没有住在杨虎城控制的西安城内,而是去东北军控制的临潼华清池居住。蒋从12月4日到达临潼以后,再也不像上次一样四处游玩,到处拜访,而是几乎是足不出户,并不离开华清池一步。

侍从组长蒋孝先(蒋介石的族侄)和侍从主任钱大钧配合加强安全工作。所有华清池的贴身卫士子弹上膛,保持十二分警惕,所有面见蒋介石的军官都要登记和交出手枪,连张学良和杨虎城都不例外。



------------蒋介石一生曾经多次遇刺,有确切记载的就有五次。最危险的是两次,一次是1925年,反动商团头子陈廉伯派出一名刺客在蒋介石身外仅5米处开枪,子弹飞向蒋介石胸部,身边的卫士蒋富寿(蒋介石的族侄)奋不顾身扑到蒋身前,挡住了这一枪。另一次是1930年,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出一名刺客在庐山上,近距离向蒋介石所乘的轿子打了两枪。幸好有轿子的布帘挡着刺客视线,刺客只能估算蒋的位置开枪,其中一发子弹擦着蒋介石的眉毛飞过。

 

如果采用第一种方案,多次诱骗蒋介石去西安或者王曲训练团,蒋必然会怀疑,打草惊蛇。况且蒋毕竟是国家元首,只有他下令,别人听的份。如果他执意不去西安城,张扬根本无法强迫他去做。如果蒋介石就是不动窝,最终就在临潼呆上十几天后飞回洛阳,张扬也没丝毫办法。

坐等蒋介石自己愿意去西安城,就等于是守株待兔,是没有任何把握的事情。很有可能眼睁睁的看着蒋介石毫发无伤的走掉,所以第一种方案是不太切合实际的。

况且就算能够让蒋介石去西安,如果蒋就是不去张扬设好埋伏的地方,而是专门去有中央宪兵和军统特务的场所,那张扬又有什么办法?

西安城内虽然没有中央军正规军,但警察,宪兵,特务等非正规武装力量也有数千人,一旦搞不好就是大打出手,后果极难预料。

 

而第二种方法,张扬认为风险太大。在公路上设卡拦截,需要周密的计划和谨慎的部属。

因为蒋介石乘车出行必然要带着贴身卫士。在这种情况下,蒋的武装卫士遭遇伏击不可能束手就擒,肯定要开枪反抗。

而卫士的车子和蒋介石的坐车不可能相距太远,正常也就是几米的距离,子弹又是不长眼的。

当时的冲锋枪还很少,士兵普通用的都是步枪和轻机枪,穿透力惊人,在几百米外打穿汽车也是绰绰有余(蒋介石第一次遇刺时,刺客搞错了车辆,用机枪扫射蒋介石的副车。结果副车上蒋介石的6名心腹卫士全部中弹死亡)。

如果双方交火,有一发流弹将蒋介石打死,那么捉蒋计划就等于失败了。

所以第二种方案风险太大,是不可取的。

 

而实事证明前两种方案也是不行的。

12月5日,蒋介石突然告知张学良准备6日上午去西安南郊视察,由陕西省省长邵力子陪同,希望东北军沿途设岗保卫。

张学良立即将这个情况告知杨虎城!杨虎城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大喜过望,他们急忙做出部署。

 

张扬认为在西安城内动手风险太大,因为中央大约有2000到3000的武装力量在城内。虽然他们都不是正规军,毕竟是有枪的武装人员。一旦张扬的行动不严密,蒋介石就有可能被他们拼死救出去,所以还是在路上行动比较保险。

他们派出部队准备埋伏在从西安到临潼的路上。一旦蒋介石的的车从西安返回就将其扣押,押送回新城大楼。

根据蒋介石的会谈时间估算,蒋返回临潼的时间应该是在中午12点左右。

张扬决定在此时动手,他们为了避免蒋介石被意外打死,下令给参加任务得士兵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开枪,也不能断绝交通。

当蒋介石乘坐的汽车路过西安南关的时候,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士兵持枪冲出来,用横木拦住公路,然后将他们包围抓住。在捉蒋成功以后,两军立即分头行动。东北军负责抓捕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随行人员,扣押蒋介石的专列(临潼驻军都是东北军)。西安方面则有十七路军逮捕全部中央大员,解除城内中央人员,如宪兵团,特务,军警的武装(西安城内驻军都是十七路军)。

杨虎城对此次行动非常重视,亲自进行部署,准备一旦东北军成功他就立即下令控制西安城。

可惜这次计划没有成功,杨虎城一直等到下午三点,仍然没有东北军方面捉蒋成功的消息。

他以为是捉蒋失败了,赶忙电话给张学良。

张学良却说,今天准备行动,突然在中午接到电话得知何应钦马上就要来西安。

现在中央大员基本都在西安,只有二号人物,也是统兵大将的何应钦(军政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在南京。如果要是把何应钦抓住,中央军就再没有人能够控制大局,对张扬非常有利。

杨虎城听到张的解释非常不满,认为捉蒋才是头号大事,一个何应钦算得了什么?干这种大事最忌讳事到临头犹犹豫豫,一旦犹豫不觉就很容易失去机会,前功尽弃。

 

实际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抱有一丝希望,如果能够说服他停止剿共,张就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了。

这种举动张学良在蒋介石来了西安以后,他做了很多次。

蒋介石刚到西安,张学良就安排东北军数百名军官向蒋提交了一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愿书,也是希望蒋介石有所转变。

可惜蒋对此非常不满,还让张学良追查带头闹事的军官。

后蒋介石专列刚到西安,张学良立即去火车上劝说蒋联共抗日,被蒋一顿好骂。

当时张学良面红耳赤的走下火车,迎面撞到了来回报工作的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张非常尴尬的向晏解释,希望他再去劝蒋一下。

不过晏道刚的劝解也没有任何用处。

之前的事情杨虎城看在眼里,却没有过问。

此次事到临头改变计划,杨虎城自然极为不满,认为张学良关键时候靠不住,会坏大事的。张学良解释道:我们还是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我们再行动。这也是先礼后兵,也算我们对得起他。

杨虎城对张学良一向非常客气,听了这番话,一反常态,焦躁的说:你和蒋也打了这么多年交道,难道还不明白他?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又怎么可能听我们的劝告,停止剿共?

张学良却不听杨虎城的,坚持这样做,杨虎城只得算了。

此时就显示了杨虎城的老辣。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小看了杨虎城。蒋一直认为杨虎城是个不识字的老粗,军政能力也远远比不上冯玉祥,李宗仁之流。

 

这里老萨多说一句。西安事变结束后几十年内,张学良的说法是西安事变是自己主使,杨虎城只不过是受他所累,跟着他做而已。

但在张学良晚年,他却说西安事变的主角就是杨虎城,只不过名义上是他而已。

也许有人很疑惑张学良的说法,其实这真是张学良几十年后悟出了当时的真实道理。

杨虎城至始至终不是配角,至少是始终处于和张学良并驾齐驱的主角地位,并没有傻乎乎跟着张学良干这回事。

下面这件事就很好的看出这点。

在和张学良谈话以后,杨虎城立即召集自己的心腹谈话。他说:蒋介石是个死不回头的顽固家伙,怎么可能劝解的过来。张和蒋的交情虽然深,但他和蒋的政治道路是反的。政治上哪有什么私交可谈!张学良一意孤行,非要去劝。他劝不好也就算了,万一给蒋介石看出什么马脚,蒋提前走了,又该怎么办?

 

此时杨虎城已经有了自己动手的打算。因为这已经是最后的机会,对他来说再无退路。如果此时不捉蒋,十七路军必然要失去陕西的地盘。一旦没有了地盘,杨虎城依靠这支装备低劣,战斗力差劲的十七路军是绝对无法再和蒋介石一较高低了,割据一方的地位也会一落千丈。而杨虎城苦心经营20年之久的十七路军,假以时日必然被蒋介石分化瓦解,最终被消灭掉。

如果张学良继续动摇,杨虎城就自行行动,决不能失去这次机会。他找到心腹两个旅长孔从洲和赵寿山(都是西安城内十七路军的统兵大将),让他们侦查西安城内中央的具体力量分布,并且在夜间进行军事演习,做战前准备。

可见,杨虎城准备一旦张学良还是犹犹豫豫,他就自己动手了。

本来杨虎城这样单干的话,西安事变成功的几率就很小了。

可惜此时蒋介石暴躁的性格帮了杨虎城。

12月7日到8日,张学良和蒋介石面谈了整整三个小时。期间张学良甚至痛哭流涕的哀求,不过蒋依然不改变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怒斥张学良说:你这样想,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真是幼稚。国民党里面,谁和中共打交道时间最长,就是我。他们的情况,我比谁都清楚。中国是不会亡于日本的,但是会不会亡于中共就很难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清党剿共,牺牲了无数将士才有今天的局面。我们坚持打下去,几个月内就会将共产党全部消灭。你现在让我停止剿共,不就是功亏一篑,不就是反革命吗?我们又如何对得起这些牺牲将士和孙总理的英灵?

张学良却不理蒋的说法,再次提出东北军将领不愿意内战。

蒋介石听了这番话,语气稍有缓和:我知道东北军是亡省亡家的人,有这种想法也是情有可原。但我们作为一党一军的领袖,必须站在全局考虑问题。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我会亲自率领你们去打日寇,收复东北。学良,你年轻,政治历练不够,有些地方你看不清楚,千万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历史上落个千古骂名,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

但张学良还是不理,继续说自己也希望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

蒋介石再次发怒:你说的这些话,难道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一个普通士兵,我会第一个拿着刺刀向日寇阵地冲锋,就算战死沙场也是光荣的。但我们不是普通士兵,我们要为国家民族负责。你留着中共不打,而去打日寇。中共就会趁着我们和日寇两败俱伤的时候发展自己,等到时机成熟就会跟我们为敌。

 

到了谈话最后,双方大声争吵,蒋介石重重拍了桌子下了结论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主张也绝不会变。

这番话一说,张学良知道彻底没有希望了。回到府邸,张学良对杨虎城说:我的劝告失败了。蒋拍着桌子跟我吵了一阵。但你可以再去一趟。

杨虎城虽然知道劝蒋根本没用,也只能去一趟。

杨虎城在12月8日11点去华清池见蒋,双方谈了一通。杨虎城和年轻的张学良不同,他此时已经准备行动,所以言谈非常小心,不让蒋介石看出什么马脚。双方没说几句,蒋介石就说:虎城,你和学良不同,他年轻气盛,你则是本党的老党员。有些道理学良不懂,你总是明白的,也不用我多说。我们很快就能完成剿共大业,之后我会带着你们去抗日。

 

杨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思,听到这几句话后,他就立即借故告辞走了。

回到西安,杨讲会谈情况告知张学良,张沉思一通对杨虎城说:看起来,现在也只有干的一条路了。

好在此时捉蒋还不算迟,蒋介石尚没有离开西安的意思。

 

前两个计划行不通,目前最合适的,也就是第三种方案了。



-----------------华清池是个温泉别墅,根本无险可守,当年面积也不大,蒋介石在此完全是瓮中之鳖。

 

唯一的选择--临潼捉蒋

 

虽然攻打临潼华清池有一定危险,也是准军事行动。但只要操作的好,不随便开枪杀人,捉住蒋介石还是很有把握的。

因为临潼是东北军的控制区域,而华清池又是个不大的温泉别墅,东北军以几十几百倍兵力行动,蒋介石的卫兵不但无法抵挡,也根本无法跑掉。

蒋介石在此完全等于是瓮中捉鳖。

 

12月8日,张扬经过一天的商讨后下定决心去华清池捉蒋。

大的计划定了,就必须选择心腹去干这件事了。

其实,这可不是件小事。

捉蒋如同弑君,在古代是诛九族的大罪。即使在当时,这种罪名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也都是个死罪。在当时的中国,恐怕没几个人敢去带着部队去捉拿蒋介石毛泽东这种国家领袖。

以当时林立果准备刺杀毛泽东为例,他的心腹江腾蛟,王维国是林家培养多年的骨干,他们也早就知道养着他们就是为了刺杀毛。

但事到临头两人还是心惊胆战,犹豫不敢下手,最终错过了时机,让毛火速离开上海,导致林立果的计划全部破产,全家死在温都尔汗。

道理是一样的,做这样的大事,必须找自己的绝对心腹才行。

 

张扬两人分别选择自己的心腹,准备开始行动。

于此同时张学良继续去华清池见蒋介石,再做最后的争取。其实他们也知道蒋介石绝不会改变态度,此举只是为了不让蒋怀疑,同时也做捉蒋之前的准备。

杨虎城这边负责陪同中央大员看戏吃饭,也是为了将他们稳住。

两人同时找到自己的心腹,对他们摊牌。

 

张学良将捉蒋的意图告诉了身边的黎天才,孙铭久,白凤翔,刘桂武,刘多荃。

杨虎城则告诉了自己的心腹宋文梅,孔从洲,赵寿山。

 

 

这些人都是张扬各自培养多年的心腹。

 

张学良这边的黎天才原本是中共的叛徒,被捕后叛变,出卖了李大钊。后张作霖将其收归部下使用,到了张学良时代,黎天才被委任为东北军特务头子,权倾一时,是张最信任的人。

捉蒋这种事,必须用到特工力量,所以黎天才是一定要告知的。黎天才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张学良跟他说明要捉蒋的时候,黎没有丝毫吃惊,而是说自己已经暗中做了完善的部属,还放出很多假情报迷惑了军统特务。

 

而孙铭久,白凤翔,刘桂五,刘多荃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军队将领。他们中的孙铭久和刘多荃都是张学良的卫队长出身,深受张的重用。刘多荃现在是105师师长,这个师实际就是张学良的近卫部队,兵力相当于一个军,装备也是最好的。孙铭久则是张学良最器重的年轻将领,甚至把未来东北军的人事任命权都交给了他,重用到无以复加。

这两人深感张的知遇之恩,对对张极为忠心。

至于白凤翔和刘桂五都是东北土匪出身,被张学良招安以后,给予重要职位。

这两个人做土匪本来都是死罪,在当时不但要被杀,还要被悬首示众。现在他们居然能够成为堂堂正正的高级军官,对张自然也是死心塌地的。

其中白凤翔深受张学良器重,他的骑兵六师曾经在陕北苏区打了个大败仗,部队损失过半,白自己都差点被彭德怀捉住。但张学良没有处分他,仍然让他保持原职。

 



-------------所谓捉蒋逼其抗日的几个一线军官中,只有刘桂五将军在抗战时期的绥远壮烈殉国。如白凤翔,孙铭久,应德田等人都做了汉奸,真是极大地大讽刺。

 

杨虎城的心腹也差不多,宋文梅为杨虎城的特务卫队营营长,本来是黄埔军校八期生,后因为不明原因被开除,后效力于杨虎城麾下。一种说法宋文梅为中共地下分子,是带着任务潜伏在杨虎城身边的,当时被军校开除也是因为进行了中共宣传,但现在缺乏完善的资料证明这点。

孔从洲是驻扎在西安的西安警备二旅旅长兼任西安卫戍司令,有3个团的兵力和一个炮兵营,该旅是西安城内的卫戍部队。赵寿山则是17师51旅旅长(17师师孙蔚如的部队,孙是17师师长),该旅也在西安附近驻扎。

这两人和宋文梅不同,他们都是杨虎城败退到陕北时候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军官,是准备作为十七路军未来的最高层的。这两人是杨虎城在败退陕北时期培养的心腹军官,都跟了杨虎城快20年,对杨非常忠心。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人思想都非常左倾。

 

7日晚,杨虎城把孔从洲喊到办公室,向其摊牌要准备捉蒋,并且问他对西安城内中央力量有多少了解。

孔从洲的回忆,当时杨虎城眉头紧皱,不断来回走动,明显有心事。

孔从洲虽然是杨的心腹,也不知道捉蒋这回事。孔猛然听到这番话,顿时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本来杨虎城对部下非常好,从不大声说话,此时却大反常态的发起脾气来,责怪孔从洲办事不力,让他继续调查,并且以夜间演戏为借口进行准备。

最后杨虎城说:中央在西安城的力量都是非正规军,不难对付。你记住,他们有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有一个团,你就放一个团。记住,需要严格保密。

孔从洲下去以后,立即把中央驻西安的所有部队的番号,部署,驻地全部统计清楚。11日,孔从洲再次面见杨虎城,汇报了演戏和调查的情况,并且拿出一份标注中央军详细信息的西安地图。直到那个时候,杨虎城才表示满意!

 

此时情况更为恶化,9日蒋介石进行军事部署,中央军一部开进陕西省,其中万耀煌一个师陆续开进咸阳,樊嵩甫一个师准备从洛阳进驻潼关,据说准备开进临潼接替东北军的防务。

张扬两人目睹中央军的运兵火车路过西安,都忧心忡忡,心急如焚。

不过目前中央军暂没有进入西安也没有进入临潼,这两地仍然是张扬的天下,捉蒋还是有机会的。

 

两次虚惊

蒋介石此时秘密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告知,表示准备将张扬撤换,将两军调走,让他做准备。

此时的邵力子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去办。

邵力子作为蒋介石委派的中央大员,自然要对蒋负责。他毕竟在西安多年,对各方面的情况远比他人清楚的多。此时精明的邵力子已经察觉西安似乎有异动的苗头,感觉非常不安。但邵不方便直接和蒋介石谈这样的事,而是找到了杨虎城。

这番谈话惊心动魄,如果拍成电影一定非常精彩。

邵力子约杨虎城面谈,见面以后寒暄几句就直接说:我怕这里马上会发生二二六事变那样的事情(日本军方少壮派军官兵变,杀死政府众多要员,还差点杀死了日本首相)。

杨虎城虽然久经世故,但听了邵力子的话顿时大吃一惊,当场浑身一震,手上的纸烟掉在了地上。

杨以为邵力子已经知情,估计来挑他的。

如果换做张学良可能就暴露了,杨虎城却是个老军阀,当年还亲手去暗杀过人,是经受过大考验的人物。他很快稳住情绪和邵力子攀谈起来。谈了几句以后,杨虎城发现邵力子似乎只是猜测,随即表示西安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邵力子当时应该向蒋介石汇报,但他毕竟是个老官僚,此时一旦做了这样的事情,等于跟张扬彻底搞僵,将来还怎么跟两人见面的?

他的职务不过是一个省长,在上面也没有任何后台,还只是个流官(任期满了就要走人)。

如果和张扬这样在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撕破脸,对邵力子的未来有百害无一利。

中国官场向来是瞒上不瞒下,邀功诿过,这种事情自然不会有人去做(其实邵力子是个好官,为官清廉,也造福了一方,但他也不敢违背官场的潜规则)。

最终,邵并没有把这番话告知蒋介石(其实就算讲了,他也没有证据,蒋介石一样不会听信)。只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质问他有没有看出苗头的时候,邵力子才承认当时看出了一点。





---------------邵力子是中华民国时期标准的文官,前清的举人出身。他没有军事能力,但搞搞经济建设还是比较擅长的。来西安之前,邵力子是甘肃省主席,蒋介石将他调到陕西,主要是为了夺取杨虎城的行政权力。西安事变后,邵力子也被张扬扣押。事变后由于失职被撤职,一年后才又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

 

杨虎城经历邵力子这件事情以后非常震动,他估计如果再不动手,机密很可能泄露出来,必须立即行动。

张将这件事情告诉张学良,张也很是心惊。两人约定立即分头做最后准备,预备随时出手。

但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天大的意外,险些导致张扬的完蛋。

9日晚上,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去找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久(二营营长),却正好赶上孙和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乘坐几辆卡车前往临潼。宋文梅看见孙铭久别着两支毛瑟手枪指挥一个排的士兵去临潼,赶忙追问是干什么?

由于人多眼杂,孙铭久不方便直接回答,就说去临潼办事。

其实是当天赶上129学潮,张学良怕学生跑到临潼闹事,影响他的捉蒋,所以命令孙铭久晚上去查路。

宋文梅却早就接到准备捉蒋的命令,他先入为主,认为孙铭久是去捉蒋的,赶忙回到报告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中共党员)。王菊人听了也是非常震动,赶忙电话给陪同中央大员看戏的杨虎城,说东北军已经行动捉蒋了。

杨虎城此时为了稳住中央大员,带着他们在易俗社看秦腔大戏。听到这个情报,杨虎城大吃一惊。

 

因为此时张学良也应该在易俗社,却直到现在也没有来(实则张学良正在临潼处理学运的事情,回来晚了),杨虎城自己本来也在疑惑,害怕是出了什么事。此时杨根据经验判断,认为张学良可能已经先动手了。虽然不知道张学良为什么这样做,但这种事情机不可失,只能先做了再说。

他立即命令王菊人通知孔从洲,赵寿山两个旅长,让他们立即行动。

于是根据之前的计划,宋文梅立即带领卫队营包围了易俗社,准备抓捕中央大员。而孔从洲也指挥部队包围中央武装力量的驻地,还将炮兵部属在城墙上。

部属完毕以后,杨虎城赶到心神不宁,他赶忙回到易俗社。此时杨虎城惊讶的发现张学良居然已经在剧场里,还跟陈诚朱绍良高兴地大声说笑。

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宋文梅的部队包围了易俗社,孔从洲的部队也分头出动。此时的杨虎城非常疑惑,但又不好当着这么多人面直接问张学良。他赶忙再次电话给王菊人,让他调查清楚。

王菊人赶忙派宋文梅去指挥部新城大楼找孙铭久,却没有找到人。宋急的浑身是汗,又赶忙跑到孙铭久的家中。孙家的门紧闭着,宋文梅急的用力砸门,开门的是孙铭久的副官。宋文梅问孙铭久在哪里,副官用手一指,原来孙铭正在卧室里面蒙头大睡。

宋慌忙推醒孙问清楚了情况。这边王菊人接到宋文梅的汇报以后,赶忙向杨虎城报告,说东北军根本没有行动。

杨听了这番话,吓得满头大汗,他顾不上骂王菊人和宋文梅,立即下令部队撤走。

还好由于杨虎城反应快,他的部队刚刚部属开,还没有行动。听到杨虎城的命令,孔从洲立即指挥部队撤走了。宋文梅包围易俗社的部队也赶忙撤了回去。

这场错误的行动差点葬送了张扬,导致西安事变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本来这种事情,不可能瞒过所有人,总有人会发现的。

但军统中统在西安的拙劣行为救了他们。

当时军统在西安最有能力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已经调动到了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军特务处,接任他的原上海区区长王新衡因为上海日本特务的行动暂时没有上任,位子处于空缺中。

而还有些能力的曾扩情之前由于向蒋介石密报张扬的行为,还要求严厉处置张扬,被蒋介石当着张学良的面一顿好骂,现在自然也明哲保身,不敢乱说。

至于剩下的如马志超,晏道刚都是不学无术之流,就是把事实放在他们的眼皮下,他们也看不到。

当时虽然有军统特务发现十七路军特务营包围了易俗社,但他们认为这是杨虎城为了保护中央大员的,没有在意。

至于十七路军在城中的军事部署,特务也看到了,但由于十七路军最近多次在晚上演戏,特务们也没有注意。

其实如果戴笠亲自在西安(他在武汉处理杨永泰遇刺一事),看到这种事情必然会感到不对,即使不能让蒋介石离开,也会调动一部分部队加强华清池的保卫工作。其实就算把西安城内中央宪兵团近千人全部调到临潼,至少能和东北军打上几个小时,蒋介石还是有机会逃走的。

 

这个事件险些让西安事变流产,杨虎城在10日凌晨1点回去以后将宋文梅和王菊人怒骂了一顿,还要给他们处分。后再张学良的劝说下,才让他们戴罪立功。

这次事件让张扬深感恐惧,他们知道这种事情一出,肯定被有些人看在眼里,再拖下去恐怕就会出大事,所以必须立即行动,时间定在2天后的12日凌晨。

-----------孔从洲,西安事变时期他刚刚30岁。以这个岁数能够做到旅长兼西安卫戍司令自然非常不容易,没有杨虎城的提拔也是不可能的。孔从洲和赵寿山,张汉民都是杨虎城的安边教导队出身,是杨虎城当做未来十七路军最高层军官培养的,自然对杨忠心耿耿。

 

最后的准备工作

张扬商定,还是按照原有计划,临潼的蒋介石和其随员由东北军负责。这主要是当地驻军都是东北军,如果让十七路军去捉蒋,怕产生误会,自己人打自己人。

 

而西安城内的中央大员和中央其他武装力量由十七路军的孔从洲,赵寿山两个旅来解决。

 

这边,张学良知道不能杀死蒋介石,但他的部队都是正规军,杀人可以的,捉人则没有做过。他让土匪出身的白凤翔和刘桂五负责实际捉蒋的行动。白凤翔是东北军内出名的神枪手,目前担任骑兵师师长。在白凤翔的骑兵师在苏区被彭德怀打的大败时,曾经有一群红军战士突袭白所在的小山包。白当时手持两把手枪,左右连续射击,将冲到他身边的十几个红军战士打的不能抬头,保住了命。

刘桂五目前担任骑兵团团长,也有一手好枪法,还有一身好拳脚功夫。刘桂五枪法比白凤翔还要厉害,由于土匪多是晚上作案,刘桂五在只有微弱星光的夜晚能达到弹无虚发,非常的了不起。

况且这两人都是绿林出身,以前做过很多绑票的事情,知道怎么活捉人(对刘桂五将军有些不敬,但老萨也是实话实说)。张学良准备让他们两人和孙铭久配合捉蒋,保证能够捉活的。

但捉蒋不是小事,白凤翔和刘桂五接到命令以后都表示不认识蒋介石,也不清楚临潼的地形。

于是张学良带着他们去面见蒋介石,借口是两人准备去绥远和热河组织敌后游击队抗日。蒋介石不知道是计策,热情接待了两人。

11日,刘桂武又跟着张学良去了临潼,彻底查清了地形。此时蒋介石对刘桂武也非常热情,他看出刘对抗日的热切态度(刘桂五将军后来在抗战中壮烈殉国),对他说:你回热河组织游击队,遇到什么问题,缺钱缺枪都给我打电报,我一定支持你。你这个工作做好了,对抗日却是有用处。

于此同时,105师师长刘多荃和他的二旅旅长唐君尧也在这天爬上华清池边的骊山,仔细研究地形,准备设置对蒋的包围圈。当时蒋介石也看到了他们两人,还发现两人观察了十几分钟之久。蒋介石虽然比较疑惑,但认为可能是卫队在设置岗哨,也没有太在意。

 

各方面部属结束,终于要动手了。

 

在10到11日晚,张扬分别开始行动。此时也就是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派出心腹将领和士兵分别捉蒋和中央大员,第二就是必须告知两军的高级将领捉蒋的主张,保证全军行动的一致性。

在当天,张学良先是派黎天才拜访蒋介石,观察一下蒋介石是否有猜疑。

结果蒋介石和黎天才说了几句,黎天才还是提出联共抗日的说法。蒋介石大怒,将黎天才骂了一顿,黎赶忙告辞走了。

当晚张学良在华清池蒋介石处赴宴,由于已经订好明早动手,张不觉心神不宁。

蒋介石后来回忆道,张学良神色匆忙,魂不守舍,精神恍惚,让蒋非常奇怪。但蒋介石认为可能是因为他大骂了张的心腹黎天才,张学良才这样惊恐,没有太在意。

这边杨虎城举办晚宴招待中央大员,杨非常老辣,没有露出半点痕迹。这些中央大员做梦也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会被杨虎城一个个活捉。至于国民党元老,也是蒋介石结义兄弟的邵元冲也没想到,仅仅几个小时以后他就会被十七路军士兵乱枪打死。

 

杨虎城召集两个旅长赵寿山,孔从洲来商议,说明准备第二天凌晨行动,消灭城内中央军势力活捉陈诚等中央大员。

孔赵早就知道这几天内就会行动,所以并不意外。但两人还是非常震动,这毕竟是天大的事情。

赵寿山首先说,要行动了,有没有把事情通知大荔的冯钦哉军长(十七路军两巨头之一,另外一个是孙蔚如军长),杨虎城说来不及了通知冯了(其实是杨虎城对冯不信任,不敢讲捉蒋的事情提前告知他,怕冯去告密)。

赵寿山又问:那孙蔚如军长和李兴中参谋长是否知道。

杨虎城说怕他们不赞成,没有通知他们。

赵寿山说冯钦哉远在大荔,来不及通知可以事后再说。但要想在西安行动成功,必须邀请孙蔚如和李兴中来说明,公举大事。

杨虎城明显有些犹豫的说:把他们请来,如果他们不同意怎么办?

赵寿山说:孙蔚如军长跟你在一起20年,对你很忠心的。就算他心里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

当时孙蔚如统领的17师是十七路军全部的两个师之一,也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赵寿山还是孙蔚如的部下。如果得不到孙蔚如的支持,十七路军的行动恐怕无法成功。

孙蔚如一直是杨虎城最信任的部下,在杨的关照下成为十七路军的第二号人物。孙蔚如成为军长以后,拥有了老军阀的样子,还组织了自己的小团体。所以杨虎城对他有些犹豫,之前没有将联共捉蒋的事情告知过他。

但事到临头,没有孙蔚如的支持也是不行的。

杨虎城决定还是请孙蔚如,但他又问赵寿山:李兴中会不会支持我们。

赵寿山说:兴中比我还激烈,我之前跟他说过不行就要捉蒋,兴中当时表示赞同。

杨虎城非常高兴,随即下令把两人请过来。

到了以后,杨将捉蒋的主张告知两人,孙李在一番惊愕以后,最终还是都表示支持行动。

杨虎城就立即进行部署,他让孙蔚如在绥靖公署里面主持大局,让李兴中和赵寿山配合部署具体的军事行动。

具体执行上由两个人负责。

杨虎城的心腹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带领特务营和杨虎城的卫队营各一部,负责逮捕西京招待所的中央大员。

孔从洲旅长率领警备二旅消灭西安城内中央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等中央武装力量,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监视火车站,防止中央军的路过部队。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战斗力不强,以孔从洲的警备二旅为例,一年多前刚被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歼灭过半,旅长张鸿远手臂中弹,靠躺在人堆里面装死才逃生。此次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消灭中央的武装力量,多少有一些风险。好在城内没有中央军正规武装,只有警察,宪兵,特务这些乱七八糟的部队,不难对付。

 

杨虎城这里部署完毕以后,就等待张学良来了。

在等待张学良的期间,杨虎城终于向这些心腹交了底,这也是他真正的心里话。

杨虎城说,现在看来只有三种可能,一是蒋介石跑了,孙铭久扑了空。二是行动出现问题,把蒋介石打死了。三是活捉了蒋介石。目前蒋介石意图消灭我们,已经是大兵压境,没有丝毫的余地。我们除了捉蒋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只要把蒋介石捉来,他预定的一切军事部署都会落空,内战自然就停止了。我们捉住蒋介石要抗日,群众会支持我们。蒋介石被我们活捉后迫于各方面压力,自然会同意停止内战抗日。只要他同意了这个主张,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就会形成,国内老百姓和国外列强都会支持这个局面。如果蒋将来反悔再不抗日,群众会更反对他,列强也不会支持他,他就没路走了,他的政府也支持不下去。所以只要捉蒋成功,我们就等于胜利了。

说到此处,杨虎城情绪顿时变得非常好,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他接着说:这件事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军事上我们很不利。目前四面都是中央军,真的打起来,我们很不利。所以如果蒋介石跑了,或者被打死了,恐怕我们就要立即和中央军开战。但这并不可怕,只要蒋介石一死,国内军阀都会起来的,合力反对中央。南京政府除了蒋介石以外,再无第二个人有能力控制住这种局面,必然自顾不暇,对我们也无兵可用了。

说到这里,杨虎城沉思了一下又说:话虽然这样,万一蒋介石死了,他的继任者为了服众,肯定要打着为蒋报仇的名义和我们拼一下。所以打恐怕还是要打的,我们要么不打,要打就要第一战获胜。一旦我们打赢了第一战,就会稳住局面,促进南京政府和国内各方面的变化。只要打起来,我们多少会有风险,所以还是活捉蒋介石比较有利。

到了最后,杨虎城表情严肃的说:大家都知道吧,十七路军进入陕西以后,立即腐败。一些中上级军官,买地买房,娶小老婆,开商号,做生意。发财的发财,享乐的享乐,都不愿意打仗。我们以优势兵力打刘志丹,徐海东这些半土匪部队都连战连败,不就是因为此。现在到了这个关头,要大家拼命的,他们能跟着我干吗?我们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整顿一下十七路军,愿意干的干,不愿意干的走。就算这次失败了,我们能把十七路军这个摊子摔个响,也是值得的。

 

杨虎城这番话,就是他对西安事变的根本看法。其实现在按照中华民国几十年来的政治军事的游戏规则,张扬已经一败涂地,蒋介石稳操胜券。张扬要想绝处逢生,只能破坏这个游戏规则搞捉蒋。

他认为只要活捉蒋介石,就完全瓦解了他消灭张扬的全部部属。除此以外,也就再没有别的任何办法。

活捉了蒋介石以后,南京政府就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加上他们顾及蒋介石的性命,不可能敢于出兵大肆进攻西安。此时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根据之前的协议联合起来,总兵力就有三十万之众(东北军二十万,十七路军5万,红军6万),从数量上已经不亚于在西北的中央军部队了。

加上之前早就和苏联达成了协定,捉蒋以后一定会立即得到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只要有了苏联的全力帮助,张扬和红军三方实力何止扩大一二倍,不怕中央军的进攻了。

而此时苏联也会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以巨额军援换取蒋介石停止消灭中共和张扬。

那么当时的南京就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军事上又无法短期消灭张扬和红军,又想让蒋介石被活着释放,恐怕就只能同意苏联的建议,停止内战。

而一旦同意了这个协定,南京方面再想撕毁就不可能了。如果此时撕毁,第一只要有苏联支持,张扬和红军不会短期内被中央军消灭,自己能够长期自保。就算中央军打过来,也是不怕的。第二如果此时再发动内战,必然遭到国内群众一致反对,政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如何生存下去?

第三英美法苏等列强出于自己的目的(他们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拖住日本),也会严厉制止南京政府撕毁停战。

出于这三方的压力,最主要军事上无法迅速消灭张扬和中共,南京政府是不敢撕毁协定的。

张扬和中共也就安全了!

这也是杨虎城敢于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态度。

杨虎城的想法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误,甚至可以说是极为高明的做法。

但他的想法中,存在三点变数,也就是苏联肯定会支持他们;群众肯定会支持他们;南京的中央军一定会投鼠忌器。

其中第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以张扬现有的实力,不用说和中央军作战。就算和中央军不打光是对峙,恐怕顶多支持半年也就垮了(陕西甘肃两省无法养活如此多的军队,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型的兵工厂提供军火)。

不过当时苏联对张扬都表示支持,具体情况老萨之前已经说过很多了。张扬做梦也没有想到,苏联这个因素会存在改变。如果事先得知苏联有可能不支持他们,给他们十个胆子,恐怕他们也不敢这样去捉蒋,因为这样做跟自杀几乎没有区别。



-----------------负责捉蒋的东北军卫队营是张学良最精锐的部队。以王玉瓒的卫队营一营为例,这个营兵力高达1200人,下辖六个连,实际是一个团的编制。士兵是精选出来的,受过严格训练。装备上,完全是清一色的捷克式枪械,配有各种机枪和迫击炮,甚至还有平射炮,丝毫不比中央军逊色。

 

 

 

此时张学良也召集自己的高级将领进行摊牌。

他首先把卫队营二营营长孙铭久,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骑兵六师师长团长刘桂五,105师师长刘多荃,张学良的副官105师副师长谭海,特工头子黎天才召集来,进行军事上的部属。

张学良决定捉蒋临潼方面由105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他的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以一个旅的兵力将华清池外围全部包围,一旦枪声响起,就连一条狗都不能放出去,也不允许任何非东北军部队进入华清池。

具体冲入华清池捉蒋则由白凤翔和刘桂武担任阵前指挥,带领卫队一营二营数百兵力行动。

当时华清池大门外围是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担任警戒,所以他的部队必须和孙铭久的二营合作,千万不能自己误会打起来。

除了华清池大门外是东北军卫队一营以外,此时蒋介石在华清池大门以内的区域分为内院和外院。外院只有中央宪兵团的一个排约40人站岗(本来还有另外40人,被安排去守蒋介石的火车专列了),而内院蒋介石的卧室附近只有蒋介石的二十多名贴身卫士警戒,总兵力也不过60多个人。

孙铭久,王玉瓒以5到10倍兵力打进去,又是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成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会议还决定,由黎天才负责提供情况,副官谭海则负责中间的联络工作。

在军事部署结束以后,张学良终于要向自己的高级军官摊牌了。

他立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参与者为东北军四大金刚中两个:51军军长于学忠,67军军长王以哲。而另外的两个军长中,万福麟张学良没敢通知他(此人已经明显倒向中央),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当时不知道去了哪儿,居然没有找到。除了他们以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东北军57军军长缪瀓流,105师师长刘多荃(实际为一个军的兵力),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等,年轻军官则有抗日同志会的骨干孙铭久和应德田。

会上张学良直截了当的说: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内,逼他抗日。

讲完以后,张学良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这些将领中大部分人已经知道了捉蒋这个事实,但是真的到了这个关头,还都是比较紧张的。

一时间,没有一个人开口。

各人沉默了一会后,甘肃省主席于学忠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

张学良立即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的态度了。先走了第一步再说,第二步第三步走着瞧。

听了这种话,几个军长不觉都皱起了眉头,他们认为这又可能和中东铁路事变一样,是张学良一时冲动的举动。

胆量较大军长缪瀓流问道:副司令是否决心把这件事干到底?

张学良立即站起身说道:是的,不干则已,要干起来当然不会半途而废,是一定要干到底的。

听到张学良说了这番话,所有人都不再说什么了。

会后张学良再三告诫孙铭久等人,他们千万不可将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张学良还跟孙铭久说,如果让委员长跑了,明天这个时候可能你我的脑袋都要掉了,你要千万小心。

67军军长王以哲也在傍边跟着说:孙营长,一切看你们的了。

孙铭久顿时感到压力极大,但还是说道:诸位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事情都办妥了,在最终行动之前,张学良派人请来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告知马上就要捉蒋,请他立即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刘鼎听了这段话惊得张口结舌,他赶忙跑去发电,此份电报在12日凌晨2点发送到毛泽东手中,当时临潼的枪声还没打响。

在告知刘鼎以后已经是12点了,张学良带着手下11名将领去见杨虎城,告知已经部署完毕。这边等临潼枪声一响,就立即行动。

凌晨3点多,105师刘多荃的第二旅唐君尧布置两个团5000人完成了对临潼华清池的全面包围。这么多人把不大的华清池围成了铁桶一般。

此时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也回到临潼,对防守清华池外院的一营官兵下了命令。孙铭久,白凤翔等人也带领卫队二营一部分兵力赶到华清池外。这数百人摩拳擦掌,子弹上膛,准备行动了。

此时的蒋介石刚刚睡醒,因为已经是老年人了,他正在床上做一些伸展运动,活动筋骨,然后在下床洗漱。

就在此时,孙铭久和王玉瓒率领数百士兵冲入清华池大门。王玉瓒带领的一营士兵偷偷摸进大门,而孙铭久的二营士兵则从大门硬闯进去,两人配合,分两路突进。

王玉瓒和一个连士兵摸到二道门时候,突然被蒋介石的贴身卫士发现。

卫士高声询问是谁?在没有得到回答后,该卫士就立即鸣枪示警。就在卫士开枪示警的同时,王玉瓒的士兵开枪,当场将其击倒。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对枪声非常熟悉,他一听这两声枪响就不是枪支走火。一惊之下蒋赶忙从床上坐起,中校侍从副官他的族侄蒋孝镇也赶忙冲入房间。

蒋介石吃惊的问:孝镇,怎么回事,哪里打枪?

蒋孝镇惊恐的说:伯父,我也不知道。

就在此时,值班侍卫官竺培基(也是蒋介石的族侄)慌忙冲进房间说:伯父,不好了,有叛军冲进华清池了。

蒋介石赶忙问:是什么军队?

竺培基说:带皮帽子的,都是东北军。

蒋介石听到这句话大吃一惊,说道:肯定是共匪煽动东北军在临潼一部叛变了,我们快走,学良会派兵来救我们的!

此时华清池内院的卫士已经和东北军交上了火,枪声如炒豆一般,震天动地的西安事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