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电渣压力焊焊机功率:符号思维与易图发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12:55:28
[摘 要]从符号思维即象征思维角度观之，河、洛数符与易卦爻符所指的一致性，可以对先秦文化尚中精神的由来及龙虎崇拜、华夏岁时祭仪的系统性等作出解释，并为原始洛书、古太极图的产生提供逻辑证明。 [关键词]符号；思维；易图；发生；道
符号思维，即象征思维，是堪与逻辑思维比肩的人类两大思维方式之一[1]。在逻辑思维还不完善的原始时代，它甚至作为主要思维方式，参与造就神话、巫术、宗教、文学、艺术等早期人类文化现象。直到今天，人类文明的某些重要领域如文学、艺术，仍然是它独领风骚的天地。可是在这种思维方式还没有得到基本理解和提示，人们仅仅把它作为从事艺术创造的手段，没有充分意识到它在人类早期思维实践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古代文化研究的误区之一，即用逻辑的眼光看待符号的产物，或者把它们贬得一文不值，斥其为野蛮落后鸿蒙未化；或者又把它们抬得太高，将其与现代数理、天文、化学、计算机等的个别偶然巧合看成必然。易学研究即其典型例证之一。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不涉及作为其总纲的《易》，说易学是研究中国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始基上点也不过分，因为它的基本范畴、思维方式决定了几千年文化的主流。但是，古代易学的历史基本上被神秘主义、宗法礼教主宰着，其辩证、朴素的原初面目日渐退化。到了现代，又被此起彼伏的所谓“科学易”困扰，被附会上许多莫须有的功用。在这里，我们将还易图以符号思维的本来面目，掀开易学最古老神秘的一角——作为易学结构基础的八卦。而一提到这两个字，人们通常的反应是联想到巫术占筮和宋明理学，因为正是这两者将它叫得最响，尽管这并不是其全部。后者已经开始对它的歪曲利用，前者虽然出乎本义，但是对于巫术、科学、宗教、哲学、神话、仪式、艺术等浑然一体的原始文化现象，仅仅梳理出其中一两个侧面是远远不够的。本文主要从宗教、民俗、哲学的角度揭示它的起源及影响，从而证明易图发生的内在机制。
第一章、河洛八卦——原始易图及其联系
易学史上，八卦以其悠久历史和深远影响而为人共景仰。由于六十四卦的产生以八卦为基础，谈《易》者绕不开八卦，却又对其由来语焉不详。说到卦象起源，人们都爱用《易传》所谓庖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之类打发过去。事实上，姑且不论伏羲画卦可能只是古人的传说附会，就其内容看，它也只是笼统提到卦象所法自然对象，只字未提发明八卦结构的心理、逻辑依据，更未对结构内蕴有所揭示，充其实只是“大而化之”的浮论。由于对八卦原始意味的失察，历史上对易象的解释主要是通过对图符表象、爻辞内容进行观察总结，再加上个人的比附发挥，不可避免地带着明显的牵强附会痕迹。尤其不堪者，是将发挥之辞当成定论。比如《易传》里有关父母男女的卦象解释明显属于作者的发明，如果单纯从比喻角度看，的确非常形象，便于人们理解、记忆各卦之间的爻象变化规律，但是一经被视为卦象本意，就完全改变了阴阳结构和天道面目，沦为宗法伦理的“天然依据”。在发挥过程中，还根据需要孕育出新的卦图，比如相传为周文王时代创制的“后天八卦”，新近还有一种自称“八卦母图”的“数字意义卦图”……易学历史证明，对八卦原意的失察必然导致附会甚至歪曲易学智慧，对它的探索揭示理应成为易学共识。
我们的分析对象是最原始的卦图，即“先天八卦图”（又称“伏羲八卦图”，见题图A1）。如果没有辅助手段，企图孤立地从中得到所需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旦所能见到的是一个对称、神秘甚至“优美”的由八个卦符构成的环状结构，各卦之间具有渐变、互补等特点，阴阳二元相反相成的性格尤其鲜明。然而人们从中可能得到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因此历代学易者绕道而行，回避深究八卦而去一步到位、直接进入六十四卦世界的不在小数，那些少数的直面者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易学各派里，对卦图研究最多的当数象数派，而且言必称“河洛”——河图、洛书，其来有自：《易传》曾用“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解释卦图的产生；孔子更是先于其说，发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感慨；墨子亦曾提到过河图，即“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墨子·非攻（下）》）因此二图与八卦的产生密不可分，势如母鸡生蛋。可是由于它们晚至宋代才被人传开，不少人就对其真实性有所怀疑，甚至断为宋人伪造。对于类似的怀疑，我们可能理解但是却不可以轻信。中国古代由于缺乏严谨的科学理性，作为所有学科基础的数学语言尤为贫乏，被十分看重的血缘关系又具有强大的排他性，遂导致知识积累出现单线、断层、重复现象，许多所谓“绝技”、“秘方”、“宝图”往往处于内传、单传或者失传的状态下，难得一见天日。以易图为例，传说对其神秘色彩加以夸张，以其为神意所授，可见传承者是不会轻易示人的；易图自身的数理色彩则会让视数术为“通神绝学”的人（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知识分子”）倍感神秘，本来不一定神秘的东西也会被炒得玄乎起来，成为类似武侠小说里“武功秘笈”的东西，非高人、奇缘而不可以授。至于为什么偏要到宋代才得见天日成为“公共财富”，除有一定偶然性外，似与自彼时起“国难当头”，中央王国屡遭强邻侵扰有关：以国人传统的“一言兴邦”心态，难说藏图者因传说之故，对其作用寄予厚望，指望陈抟等辈（或者藏图者就是他们本人）传演出惊人神技，以收“倚天屠 龙”奇效。因此不能据其晚出而轻易臆断为伪作。
当然，不轻信二图非宋人伪造，并不等于排除它们再次面世前曾被加工改动的可能，但是在未经证实前不能先入为主以之为虚，这与科学的治学态度是相悖的。疑古者还有一个乍闻之下不无道理的观点，即河图、洛书名不副实，如“程门别派”的薛季宣说，河图、洛书应该是有图有书，如《山海经》之类（《宋元学案》卷五十二），其后宋濂、黄宗羲、毛奇龄等人亦代有异议，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说是图与书，就不应该只是一些黑白点（见题图A2、A3）。当代学者如李申等也持相似看法[2]。可是从二图与卦图的联系方式看，这种“自相矛盾”不仅不能成立，反而还会证明它们的原始性（详下节）。总之，河、洛与先天八卦既为三位一体，解开八卦结构奥秘的钥匙一定就在这些貌不惊人的“黑白点”身上。
那么，历史上信古者又对河、洛做了些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曰“神秘主义”。一开始，有所谓“龙马负图”说，几与神话传说无异；元代吴澄等人则称河图不是龙马负出的图，而是龙马背上的旋毛构成了图形，洛书则是龟背上的裂纹；更有不少玩数字游戏的，将图中黑白点所代数字相加，得出“易数”、“大衍之数”等“神数”；不少人则从洛书里发现一个神秘处，即无论横、直、斜方向的三数之和皆为十五，“九宫八卦”说遂得以广为流行；还有将二图分而论之，以为它们应该各自与先天、后天八卦相关……。一一列举浩繁的古今象数说是不可能的，归结起来，它们对河、洛的解释不仅无助于澄清事实，反而引人进入五里玄雾，给整个易学的神秘主义化推波助澜。
客观地说，在认知视野狭窄、思维已成定式的时代，人们做到这一步有很大的必然性。可是在今天的知识背景下，再来重复此类老调则未免不明矣。
第二章、图形书意——原始宇宙图还原
疑古既不足以征信，信古又不能满足于重翻旧调，我们必须另觅出路。首先从洛书入手，因为比较它与先天八卦的结构，可以发现惊人的一致，即由八个符号分别于四方四隅构成环状结构。差别同样也是明显的：二图的符号能指迥异。先天八卦图系由阴爻（— —）和阳爻（——）按照三爻一体的规律依不同组合方式形成爻符共四对八个；洛书则使用表示数字的点线连接符号，每一个点表示“1”，数符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分别与八卦图中的坤、巽、离、兑、艮、坎、震、乾位置相对应。其中四方为“白点（空心）——横向线段”符号，全部是单数（“一”只有一点，无法连线，故只能缺线）；四隅为“黑点（实心）——纵向矩形”符号，全部是双数（“二”只有两点，无法分矩，所以只能构成线段，但走向为纵）。此外，洛书中心有一个纵横交叉的数符“五”，先天八卦图里无符与之对应。
以上结构共性是二图有直接联系的明白证明，而且它们一样的古老，因为无论卦图的爻任还是河图洛书的“结绳而治”，都具有明显的远古遗风。从数符与爻符的位置对应性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可能——各组相应符号的所指一致。对这一可能的最后验证留待第四节解决，这里首先按照这种思路进行分析。如果数符与爻符的所指一致，则八卦代表的八种自然物象地、风、日、泽、山、月、雷、天，也可以分别用数符一、二、三、四、六、七、八、九来指代。这里的日、月二象在按照五行说发明的后天八卦里，被解为火、水，原因是按照神话观念，日为火精，月为水精。但是既然兑卦之象为水泽，再以坎为水，就犯了同义反复的忌讳，因此必须归正离坎二卦之象为日月，而且自古以来就有以离为日、以坎为月之说，如《易·说卦》、《易图明辨》等书。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洛书在爻符之外另辟蹊径，以数符指代爻符，它的意义又是什么？或者说出于何种理由必得如此？
我们当然不能想得太简单，仅仅把这当成古人游戏心理的产物，否则河洛二图在古代传说中的重要性将无以解释。然而过犹不及，有人又把它们想得太过复杂，用现代知识去解释原始发明，典型的例子是莱布尼茨从易卦的阴阳爻符受到启发，发明了数学二进制，并且成为后来计算机的基本语汇，就有人把易卦当成现代计算机的语言鼻祖；还有今人突发奇想，视河图洛书为所谓古代游牧民族的“罗盘图”和“晴雨图”，牵强附会得不知所云（类似的“发现”在各种学术领域都有可能出现，比如声称《红楼梦》的结构合于太极两仪的“学术突破”，在某些人群中却很有市场）。任何可靠结论的前提，首先是还“易图”的创制心理以原始思维本质，用符号、类比、象征的眼光去理解它们。现代哲学、神话学、人类学研究揭示了一个事实：远古原始人类的神话思维系以符号、类比、象征性为特征，与其后日渐发达的理性逻辑思维具有本质的差异[1]。而这种让现代人“陌生”的思维，除了退居艺术时空外，在学术研究中已经被人忘却了它在远古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支配地位，这正是从前人们正确理解易图的最大认知障碍。细审洛书，尽管不难发现每组对称方位的数字之和都是10——一与九、二与八、三与七、四与六，明显是在提醒人们从中悟到什么，可惜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人能够跳出“数”的理性樊笼，不能或是不想用符号的眼光，从类比、象征意义上理解“数”背后的东西。
《说文》释“十”曰：“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一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这里指的是“十”的完整性兼组合性；《春秋繁露》十一卷第四十三云：“十者，天数之所止也，……人亦十月而生，合于天数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这也是在强调“十”的完整性。的确，“十”的数理性格“十分”鲜明（注意：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十”来表达完全、完整意味了），体现在作为始与终的无限再生功能，其余从一到九各自然数以“十”作为循环往复的起始与终结，就可以衍生出一切大大小小的自然数。“十”自身作为每次循环的完成，具有全满、充盈等意味，“十分”、“十成”、“十全十美”之类表述均指完全意义，正好说明对此个性的古今共识。而这一共识的产生，又是由“十进制”这个世界性的数学方法决定的。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毕达戈拉斯学派亦曾确认十这个数是完满的，亚里士多德谈到这个学派时有过这方面的说明：
因为他们认为十这个数是完满的，包括了数目的全部本性，所以他们就认为天体的数目也应当是十个。但是只有九个看得见，于是他们就捏造出第十个天体，称之为“对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L5，985b—986b）
单从以“十”为完满之数这一点看，毕达戈拉斯们可谓知音遍地。在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均不难发现“十”的知音。历史上曾经有过不止一种的其他进位制，如五、八、十六、六十进位制，但都经不住时间考验，只有十进制生命长存并延续至今，称之为人类的伟大发明毫不过分。然而在理性思维并不十分发达的时代，“十”的完整性意味除被用于计数外，一定也会被纳入象征思维的视野进行运用。众所周知，每组和为“十”的卦象之间阴、阳爻象都存在互补性，“一阴一阳之谓道”乃易学常识。在中国古人看来，宇宙万物自身内部及其与外部事物之间，都有阴阳之别，如天与地、日与月、暑与寒、男与女等，均为互补相生的存在，任何一方的缺席都意味着阴阳失调、完整不再。这种具有浓厚系统思维、生态意识特征的朴素理解只要用得其所（相反的例子是后来的专制文化理论将君臣、父子、官民、夫妻等关系一并纳入阴阳相对的“天道”模式以服务于宗法政治），就是最有价值的古代智慧之一。而这种理论与洛书中由两个数合成象征完整的数字“十”的特征非常契合（这两个数字一个大于五、一个小于五，则“五”成为阴阳的分界），说明洛书利用象征语言召示着这样的思想：各种阴阳卦象构成完整的宇宙，相反相成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缺席。一种抽象的自然意识通过数字语言获得形象表达，手法堪称新颖奇妙。这是洛书的一大风采。
至于那个孤独的“五”，它的位置及其与“十”的关系已经暗示着某种东西，这里暂且不表。接下来我们要问：“书”中黑、白两种符号的差异又表示什么？难道仅仅是奇、偶之分吗？明显的特征是它们各自构成一个由两组卦象组成的“十”字构造。我们用Χ1和Χ2来代表这两个构造（见题图A4、A5），其中Χ1由天、地、日、月构成，Χ2由风、雷、山、泽构成。前者居于正方位，后者居于斜方位。这两个构造还有一个共性——分别由动态、静态两组卦象构成：
静态卦象：Χ1—天地（垂直方位的空间特征）； Χ2—山泽（水平方位的地理特征）
动态卦象：Χ1—日月（“绕地”运行的天体特征）；Χ2—风雷（“垂直”运行的气候特征）
必须说明的是：上面所举的动态特征完全是按照神话观念归纳出来的。有关日月绕地运行的观念，在科学知识十分贫乏、地心说占据统治地位的漫长年代里，曾经成为人类的共识。直到十世纪，意大利著名学者布鲁诺还因为提出与之相反的“异端邪说”而丧生，可见它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性。至于风雷的“垂直”运行，兹引古籍言论为证：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笄，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庄子：《齐物论》）
风为大地的呼吸，这样的思维进入庄子的世界，则又别有以上一番景象和情趣。
雷二月出地，八月入地。出为兴象，入为衰象。（[唐]徐坚：《初学记》）
可见古人以大地为雷的隐身之所。
既然如此，Χ2在神话思维里的三维空间属性就得以成立。那么，它在洛书与先天八卦图里的斜方位（四隅）就应该有一个“说法”。显而易见，将X1与X2角度错位以后，各对卦象之间的互补性及相邻卦象之间的爻象渐变性显示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是先有八卦的“先天位”（环位）还是先有爻象发明？如果是前一种可能，则先天位并非为爻象而设。其实，从前文对洛书数字语言象征意义的理解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先天位”乃为方便显示数字关系而产生。因为各组数码各踞一方以后，对称卦之间的“和十”特征（见于洛书）或者相应卦象之间的“阴阳互补”特征（见于先天八卦图）便一目了然。既要利用数字或爻符代替具象事物，又要将X1与X2纳入同一结构以综合表达易理的意图方能清楚直观地得以实现。
但是，既然X1与X2完全因此才从正方位移到斜方位，我们就应该考虑在二图将它错位以前，必须有一个将X1和X2统于一体，并且只有正方位的八卦母图存在。可是这样一来，X1和X2势必重合，无法分清“同居”的两个卦象。有没有办法避免重叠？此时我们不能不想到河图，因为它不但只有四个方位，而且利用里外分层，避免了两个同居者的重叠。此图与洛书从来并提，不分彼此如同秦晋，必定也有大用，其用是否就在这个构造特征上？肯定有人会说：河图里数字符号的形状、位置规律与洛书并不统一，焉能如此理解？是的，河图不仅完全使用点线符号，而且对称数字没有遵循“和十”的规律，它按照北、南、东、西之序，分为两层安置八个自然数，一、二、三、四在内层，六、七、八、九在外层。因此X1和X2并未见于此图。这一事实确实有点令人扫兴，可是对河图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八卦互补意味之美已经为洛书占尽风光，河图再去纠缠于“十”，势必东施效颦，成为第二个把女人比做花的人。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它在洛书之外另辟蹊径，用“图”去说明八卦的原始位置。一个有趣的比较是二图的名称差异，“洛”以“书”称，“河”而为“图”，并非随意命名：“书”以载意，“图”以绘形，二者之名，正当其用。而河图之形，就在内、外两层之分而非各符位置上。让我们回顾一下X1与X2，它们与河图的两个层次能否对应？曾经有人认为河、洛之形是“天圆地方”的形象数字表现，而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只要按照古代“天圆地方”的说法引“洛”入“河”，用X1和X2来取代“图”中原有的内外两层符号，即得图6所示的中国古代宇宙图——八卦母图（见题图A6）。其中的一切尤其动态卦象在神话传说里均有迹可循：
日月方位
《初学记》卷十三引《周礼》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日于东，月于西（注曰：“以别幽明，以别内外”）。”《礼记·祭义》则称：“祭日于东，祭月于西。”由于神话时间往往用空间方位反映，东西方位分别与晨、昏对应（南北则与午、夜对应），日月正好各自在这两个时辰初升，所以它们成为日祭、月祭的最佳时辰，相应的东西方位遂成为日月卦位。必须指出的是，古代的方位表述习惯往往与今天相反：左东右西，上南下北。
山泽方位
早在远古，华夏地势西高东低的特征已经为先民们知觉。据《淮南子·天文训》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因此图中山峦在西（西高），水泽在东（东低）。
风雷方位
如前所述，古人以为风雷均可出入天地，于是把水平方位气象特征当成了垂直方位气象特征。但此图中风雷不仅与天地，还与山泽有联系。因为按照神话思维，风雷各自在大地上的“出口”正是山和泽。如同人体以鼻为息，大地的“鼻梁”就是山峦，神或上帝造山的神土以“息壤”为名，即非偶然：“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淮南子·地形训》）而从山冈呼出的风里，论以名气，出自不周山的“不周风”最大。《楚辞·天问》云：“四方之门，其维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指的就是不周风；《史记·律书》曰：“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郭璞注《山海经》中的“不周山”云：“西北不周风自此山出。”由于西北季风对中土气候影响极大，“不周风”起，意味着寒季的开始，先民遂以为万物的萧条由此风导致，称它“主杀生”。
雷的出口里，以“震泽”名声最著。《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而随着隆隆雷声的到来，季节也开始进入暑季。因此图中的“风雷”不是单纯的气象特征，是一年内寒、暑两季的符号象征。有关雷“出为兴象”以及不周风“主杀生”的神话传说，则是风雷“入雪 八卦的主要依据。另一个以风雷象征时序的理由，则是另一对动态卦象“日月”本为昼夜的象征。综合起来，正好将一年、一日的时序变化包容。此图不愧被称为“宇宙图”：宇是静态的天地山泽（三维空间象征），宙为动态的日月风雷（以岁、季、日为周期的时序象征）。
《易·系辞下》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以上意味均为图6显示。《易·系辞上》论及八卦起源则有言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按照这个发生程序，先天八卦的四方四隅乃从四象而来，何图、洛书正好反映从四象（河图位）到八卦（先天位）的演进过程。数字、卦符等抽象符号的出现必定晚于对八卦的具象描摹，因此可以把易图的发生顺序排列为：
古代宇宙图——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图
必须指出的是， 这个发生程序可能是不完整的，其中可能缺少某些关键环节。比如在河图使形、意发生分裂之前，应该有一个形意相通的图作为中介环节，它仅以数符取代形象描摹，象位依旧。也有可能这个环节不在河图之前而在其后，如果使用数符替代卦象者最初只是出于好奇，并不曾想到用来表达易理的话，与“古代宇宙图”各象对应的河图数符或许就是卦象最早的数字代号，比如“一”为雷，“二”为风……。直到有人试图利用“十”的完整性质象征阴阳易理时，才对卦象的数字代码重新进行了编排，形成“‘一’地‘九’天”的数码系统，并用洛书让两个X构造错位以更直观。懂得无线通讯的人都知道，交战双方经常会采用更换密码的办法来迷惑敌方，保护军事秘密。河图与洛书的数码差异正与此相似，后人由于缺乏可供解码的过度环节，受到迷惑正在情理之中。这些环节的缺失又是缘于何故？是因为河、洛非出于一人之手，还是维持巫术神秘性的需要必得如此，抑或是传图者有意无意地使之不全……？以上问题的答案大概只有让小说家去幻想虚构了。至于这个发生程序尚未得到揭示的后续环节，由于条件还不成熟，留待第五节详论。
还值得一提的是易图名称与神话传说之间的关系：《昭明文雪 曹植〈洛神赋〉》李善注引《汉书音义》云：“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这是说那个令曹子建神魂颠倒的洛神本是伏羲之女。而屈原《天问》则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这是说洛神与河神是情侣。既然在伏羲氏、河神、洛神之间有此神话关系，以上易图以三者大号为名即非偶然，显然是用心良苦。从前人们不解何以有“伏羲八卦”、“河图”、“洛书”之名，只能牵强附会地以为因八卦图系“古之帝王”伏羲氏所作，而河图、洛书之形乃二水中龙、龟之类神物身上图案（如“龙马负图”之类）。现在我们从神话关系入手，可以发现这三个易图并非以其“作者”命名，是因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名，其名象征着三图之关系：以“河”形、“洛”意相配而通八卦。当然，如果有人老实不过，一定要追其为所谓“古帝王”、“历史人物”、“自然界奇物”之作，也只好任之了。
第三章、中气为和——易学精华揭秘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那个在先天八卦图里杳然无踪，却赫然见于河图、洛书中心的“五”了。
这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对象：与其他数符相比，它显得不上不下，非左非右，亦阴亦阳，且正且邪，更有几分无所羁绊、闲云孤鹤的“高人”味道。且不说其符号图工既不是X1组的水平线段，也不是X2组的纵向矩形，就是从“合十”的意味上看，它也只能“顾影自怜”地通过分身实现“完满”。河图中心“五”的周围有一个由两个“五”构成的“十”，即可为证。当然，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自足的，不需要“身外之物”来补充说明自己。更重要的是，它虽然是河、洛的数符成员，先天图里却看不到相应位置的任何卦象！
此君乃何方妖怪？
我们还是从数字结构入手辨其由来。尽管“五”不可能与自身以外的任何数字构成“十”，可是每一组构成“十”的数字都要经过“五”，以“五”作为平衡支点、沟通桥梁。试看以下四组结构：
一——五——九
二——五——八
三——五——七
四——五——六
在这几组结构里，各组两端与“五”的距离都相等，以“五”为支点的“十字天平”绝对公平！那么，以“十”为参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五”是每种“十”的构成两极的平衡、支撑、沟通点。
这就是“五”在八卦易图中的身份和角色。
如果说“十”是一个个由阴、阳二象共同合成的家庭的话，也只称得上是个前途未卜的家庭，正如有男有女的斗室不必就意味着幸福温馨。如果不会适时调整、均衡、和谐彼此的关系，假以时日，这个“家庭”的稳定性必然会遭受破坏，至少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有了“五”，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它参与造就一个个阴阳和谐、两造均衡的世界；它不偏向何方，却又兼有各方；它一无所有，却又无所不有；它貌似无为，但是又无所不为；它若即若离，若有若无，若实若虚，却绝不是鸡肋！
这是否就是中国古代智慧的核心范畴——“道”的原型呢？我们先看先秦道家有关“道”的论述：
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
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
休乎天均（庄子《齐物论》）
……（此处省略引文若干）
总之，“道”是自足的；“道”是无形无象的；“道”是和谐平衡的；……因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易图之“五”就是“道”的原型。而以和谐、中正、均衡等作为最高境界的不仅是道家，而且是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共性。追根溯源，其滥觞即为八卦之“五”。对“五”的初步结论是：八卦智慧的最高体现就在“五”中；传统文明的尚“中”精神在这里已经基本成形。也许有人会说这完全是乌有，因为先天八卦图中根本看不到此君——但这不就是“五”不事张扬的功成身退个性吗？对河、洛所揭示的易学智慧尚中精神的发掘，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古代中国思想的最大共性这一，就是对极端状态的放弃。在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先秦，宇宙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智者们那里，就已经以“五”的境界为原型，发展出“中庸”、“道”之类认识、价值、方法范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首！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得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只要循礼，自然得“中”，它已经基本被人格化、社会化了。
而在道家那里，它基本上没有这类主观色彩，“五”之三昧主要由道家所得并发扬光大。老子也谈中：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
这段文字最后一句的“中气”，在今传王弼本《道德经》中被传为“冲气”，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证明它的原文应该是“中气”。以帛书本为桥梁，可以发现老子的“道”与易图之“五”的渊源关系。这里的“中”完全是天道之“中”，正如《庄子·大宗师》所云：“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对“道”的误解是不可语老庄的根本所在，释懂了“五”后，距离真正的老庄大概不会再远。
叶舒宪先生认为，道家的“道”是以太阳的圆周循环运动为原形[3](P.118)：
作为宇宙运动、变化的普遍法则，“道”有一个突出的特征，用老子的说法叫“周行而不殆”。周者，圆周、环绕也；周行，指的是循环往复的运行。道的这一特征同本章开始引用的弗莱关于神话原型模式循环运动的特点合若符契，因此可以说，道的原型可以追溯到神话意识中规则变化或周期性变化的物象。在大千世界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周期性变化物象无疑是太阳，所以笔者把太阳视为原生形态的“道”。
作者甚至还认为：“老子从日的原型中抽象出循环变化的主题‘道’；庄子又把这个主题还归给‘日’（引者注：指前文所引庄子语“日月得之，终古不息”）。这种信息反馈虽然强化了太阳与道的认同关系，但也犯了同义反复的逻辑错误，使原因变成了结果，结果变成了原因。”[3](P.218)固然，这种分析最大的意义，是从神话思维源头上对中国古代智慧的核心范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但是我们从以上所举老子、庄子对“道”的关键表述看，叶说仍未能穷京 道”的奥秘，至少只能说明其部分特征，其方法论意义重于其认识论意义。为了寻找一个最能说明其认识境界的词，老子还还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最后才决定使用“道”：“有物昆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里的“道”显然已经具有了抽象哲学意味，本质上属于对字义的引伸发挥结果。然而任何引伸意义都不可能脱离原始意义存在，从其原义中可以窥知其引伸的奥妙所在。“道”的原初本义非它，路径而已。如：
所行道也（《说文解字》）
一达谓之道路（《尔雅·释宫》）
“道路”是供人行走的具体存在，但是供人行走只是道路的程序功能，是手段。它的实体功能即目的，是交往、沟通联接在道路两端的地域或者人群。由此可以发现，正如生活世界里人类为了交往和沟通，才需要道路、开辟道路，思辨世界里人类为了沟通阴阳、交往天地、实现和谐，也需要某种桥梁和途径。于是哲学才看中“道”，需要“道”。
我们可以看出，围绕易图的符号系统并非单一类型，有文字系统（对卦象的文字说明）、数字系统（河图洛书）、爻符系统（先天八卦）。由于三种系统对应符号的所指统一性，它们之间完全应该实现互译，正如以下易学对应所示：
乾——九——（）
坤——一——（）
震——八——（）
巽——二——（）
离——三——（）
坎——七——（）
兑——四——（）
艮——六——（）
？——五——（）
现在的问题是：在最后一组对应里，只有数符“五”和爻符（）存在，还没有相应的文字对应。这正是老子曾经面对的易学关键问题所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最后求助于神话思维，从“道路”与“五”的沟通交往共性中得到启发，成功地解决了“五”和（）的文字翻译问题：
（）——五——道
因此，如果我们说老子是将抽象、间接的易学核心范畴“五”翻译成比喻性质的文字“道”的易学大家，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通过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在所有可能的文字选择（比如：中、正、均、衡、和、大、枢、道等）中，老子选取的“道”是最能通过类比联系来说明“五”的性质的。明乎“取譬连类”的古代易学思维本质，我们又何必去神乎其神地隔着几层思维障碍，用西方的“逻各斯”、“规律”、“第一推动”等概念来理解古代易学的“道”呢？
被很多人忽略不问的“道”（Way），偏偏在德国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rgger,?_?）那里受到特别重视：（省略引文）这一现象是不是值得我们自己的学术认真反省一下？而为老子始作俑的“道”，到了庄子那里觉得意犹未尽，又用“环中”一词加以说明：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
此“彼”、“是”相互不为对立，即叫“道枢”。“环中”一词更值得深究。郭沫若理解为“得到了循环的中心”。晋郭象则云：
夫是非反复，相寻无穷，故谓之环。环中，空也。今以是非为环而得其中，无是无非也。
可见，庄子真是颇得“道”的三昧，用一个“环中”，就将其图符本源揭示无余。一旦能够“得其环中”，就有“心有灵犀一点通”之妙。继老学之后，庄学让道家进入一个新的天地，“道理”恐怕就在这里吧。
从字型上看，古字“五”形为×，或者在此符上下各加一横。将它与河洛易图里的＋试作比较，不难看出其内在联系。区别只是将＋斜置，成为×。究其原委，只因＋与文字“十”的写法相混，将其斜置就可以免除“五”与“十”的混同。再看一个字：巫。此字的甲骨文为（ ），与＋的关系十分明显，而巫者在古人心目中，是可以沟通神人、交感阴阳的。还有一个字型与河洛数符五与十相通的汉字：王。此字之形，正是“国王兼祭司”身份的形象说明。《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云：“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在神权政治时代，“通神”正是王者的基本特征之一。另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汉语“五”（沟通）、“巫”（通神者）、“舞”（通神仪式的特征）、“无”（老子笔下“道”的特征之一）的读音相通，就连“王”，也有出自同一发音的痕迹，恐怕亦非偶然。
“五”的另一个著名产物，应该是自战国兴起的“五行”说。对于此说的由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起源于对数字“五”的神化与崇拜，可见与河洛之“五”并非无缘。只是它走了一条与“道”基本相背的发展道路。道家的“道”以哲学思维将其升华为形上的存在，“五行”则将它形而下成为五种元素相生相克的规律。由于便于理解和附会，后者的知名度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它还反过来影响易学，直接导致了两个易学异化：“离火坎水”说与“后天八卦”图。
先说“离火坎水”说（略）。
再看“后天八卦”图（略）。
另外，易学史上有名的“九宫”图，也是对河洛易数的另一种利用发挥。而它纯粹从数字意义上利用洛书，已经与其本意无涉，更加证明了见仁见智的必然性。
那么，我们视道家哲学为对原始易学的继承发展，也许更接近中国古代文化的真相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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