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苏州工业园区城镇化率:钱理群 说真话：一个沉重的话题 ---读陈炳南_dbljd的口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4:13:31
说真话∶一个沉重的话题
---读陈炳南<<赤子吟>>、<<回声集>>
钱 理 群
这又是一本令人震撼的书。
作者说，他一生中只写了两篇好文章，因为这两篇文章说的全是真话。
第一篇写于1957年，是因为当时的安徽芜湖地委决定要将他所在的党校搬迁，大多数师生有不同意见，为了上达民意，他给党中央和省、地委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批评领导“高高在上，不深入下层，不能倾听群众意见” ，触犯了“天条” ，就被打成了右派，作者痛心地说∶“这十七个字害了我一生。”
第二篇文章写于1988年，这时他的右派问题已经“改正” ，在芜湖市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也是为了上达民情，先写了一篇内参<<当前农村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批评某些干部“既不愿为民作主，又不愿回家卖红薯” ，并且说“根子不在市县而在省” ，这又触犯“天条” ，虽未打右派，却被批判了三天；后来他又在此文基础上，以给<<农民日报>>写信的方式，公开发表了<<切忌！重产值轻效益----一些部门搞高指标造成乡镇企业发展的一种危险倾向>>一文，提出要警惕“产生新的高指标、瞎指挥、重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错误，产生新的官僚主义” ，并导致“弄虚作假的浮夸风上升，促使下面说假话、谎报’ 军情’”, 同时指出，根本的问题在于“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现在多数乡镇企业还是根据`长官意志’ 和`上级决定’ 作为本企业决策的根据” 。此文发表更引起轩然大波，其结果是作者 被 “晾” 了起来∶“你不是会写吗？写去吧，行动上不限制你，把你晾起来，看你还能写什么？” 作者最后被逼得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大概是所谓“后极权” 的手段吧。作者说∶“比起那些因说真话而过早地丢掉了性命的同志、战友，我算是幸运的” ，但人们所感到的只是外在形式的变化，尽管这样的变化并非不重要，但内在观念、体制的不变，就使得反右运动的阴魂始终不散，这才是真正令人震撼，以至恐怖之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追问∶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说真话，表达民意、民情竟是如此之难，而且总要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为什么历史总是那么容易重演？“在标榜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奉行’ 为人民服务’ 的国度里，为何处处时时地容不得说真话的人呢？”
人们还注意到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第二次批判作者的那位领导，当年也是右派，竟然是和作者同在一个劳教农场的难友！这不但残酷，而且发人深思∶悲剧的产生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进入那个体制，占据了那个位置，昔日的受害人是很容易变成今天的加害者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讨论∶“根在何方？” 作者在他的回忆录<<赤子吟>>里，专门加写了一章，题目就是<<苦求索根在何方？” 而<<回声集>>则收集了读者的回应，其中心就是从不同角度追根。
先看作者的思考。他在一次有地委书记参加的会上做了一个惊人的发言，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各级领导都喜欢听假话，自己也要说假话？他是这么说的-----
“难道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他们的良心都黑了么？都是心甘情愿地说假话么？其实不然，大多数还是不愿意说假话的。但是，迫于无形的压力，不说假话不行呐！就拿你F书记来说，我敢断定你是不愿说假话的，但是我也同样敢断定，你还是天天在说假话，一天不说都不行。一天不说假话，你的地委书记早就干不成了。不信么？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你地区的乡镇企业产值，实事求是地报，只有一个亿，农民人均收入只有800元。而你周围地、市的产值已报到十个亿，收入已达到2000元。你清楚地知道，这些数字都是假的，你有良心，有实事求是精神，有魄力也有勇气，就坚持报真的。
当然，你的顶头上司省委书记，他不会打你五十大板，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开你的批斗会，最后给你戴上什么什么帽子，这一套现在都不会再搞了。只是到了省委考察你们地委班子时，省委书记会说话的∶’ 此人没有魄力，没有干劲，组织指挥能力也差，周围地区的经济都上去了，农民都富了，可是他那里却掉进锅底，还是那么落后，那么多问题。此人不行，该挪挪位置了’ 。就是这几句话，你政治上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此时他绝不会说其他地市是搞假的而给以处分，也绝不会表扬你老F是坚持实事求是是报真的而给以提拔。相反，此时提拔的是那些会说假造假的’ 明白人’ ，倒霉的无疑是你们这些说实话办实事的实心眼人。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意味着假者上，真者下，于是攀比搞假愈演愈烈，你说你何去何从？”
这里的要害，是权力机制∶各级干部的权力是上级任命，而非人民授予；因此，只需要对上级负责，而无须为人民负责；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也并非人民是否得到实利，而是上级的印象和评价。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必然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说真话者必犯上，犯上者必诛；说假话者必媚上，媚上者必重用；这都成了官场潜规则。只要想在官场上混，谁也不敢违背。本书作者陈炳南的发言之所以惊人，就因为他一语道破了这样的人人心照不宣的官场秘密。据说在场的地委书记闻之大为感动，或许是因为说出了他内心的隐痛；但感动之后，回到现实中恐怕还得按潜官场规则办事，继续自欺欺人；只要等级授权制不变，就永远要说假话。不是要追根吗？那就必须追问“权力是从哪里来的？谁来监督、评价权力的行使？” 这样的根本问题。
发言中作者还谈到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说假话很少有人反对？并尖锐地反问道----
“敢反么？1957年反右派以后，亿万人民被箝口，众口一声，你想反么？1957年的右派就是你的样板。”
这又涉及<<回声集>>里的一位作者所说的反右运动大大强化了的“极权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位作者说得很好∶“无情的历史证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没有免于恐惧的言论自由，要人们讲真话，一吐为快是不可能的” 。作者在他的书中曾提出“根子就在一个字∶`假’ 。万恶源于`假’ ” 。这一论断在读者中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这可能 遮蔽了或许是更为根本的专制体制问题，也有人强调“`假’ 与专制，是两个等价问题，只要是专制，就必然要让谎言大行其道，这样专制才有可能维持下去；反过来，只要是谎言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必然有专制在后面支撑它。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专制和谎言是那样的形影不离。它们实在是同一事物两个不同侧面” 。于是有人提出“改变这种只能假不能真的局面，恐怕只能从权力运作体制处着手，即解决总根源----必须分权，即必须形成严惩虚假者的环境，形成能够严惩虚假者的权力运作机制，形成对第一把手的直接监督（防止他造假）” 等等。
在讨论造假与体制的关系的同时，人们不能不面对体制的弊端造成的社会评价标准、机制的畸形化，对国民心理、性格的影响。本书的作者对此有一个痛心疾首的揭示∶“几十年沿袭下来，搞真的搞实的多米诺骨牌般一个个地倒下去，搞浮夸搞虚假的没有一个受到追究、严查而倒霉的，相反却得到提拔重用。历次运动伤害了许多好心的善良的无辜的人，使亿万苍生被迫染上了一个造假扯谎的恶习，几乎成了好造假的国家，好扯谎的民族。当然，不造假不扯谎者也有，可惜不是多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莫大悲哀” 。----正是这样的全民性的造假说谎，并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延续到年轻一代，就构成了真正的危机。我想，本书的作者和读者，如此忧心如焚地来讨论这一“说真话” 的沉重话题，就是出于这样的危机意识。
但是我们民族还有“不造假不扯谎者” ；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更准确地说，一面是造假扯谎成风，一面是坚持求真求实；两者的相生相克相搏，构成了中国的现实，忽视任何一面都得不到真实。本书作者的两次说真话，正是在与说谎者、噤声者的比较中显示出其人格魅力和精神的震撼力的。而且这是一个精神的成长过程∶如果说他在1957年第一次说真话，尚属不知世事的率真，那么，他在因说真话而付出沉重代价以后的1988年，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说真话，就真是虽九死而不悔，说真话已经成为内在生命的追求和信念了。这大概是强迫人们说谎的权势者没有料及的，他们都是“权力崇拜者”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权力的奴隶），因此永远不能理解，人性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是强权所压制不住的。本书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人心所向∶人们对“真”----为追求真理而说真话的渴求和坚守。我们因此在直面民族危机的同时，也依稀看见了民族的希望。
一位读者说，他读本书，“更欣赏作者坦诚到让人心灵震撼的程度” ；他在回忆往事时，并不回避自己也曾经说过违心的话，而将在右派摘帽会上的发言，一字不改的抄录，并沉重自责∶“一个原来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铮铮铁汉，竟然也学会了两面三刀，当众说假，满纸谎言” ，“至今还感到是一次羞愧的拙劣表演” 。这不仅显示了一种真实∶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现实社会中，我们也有人性的弱点，因此没有纯洁无瑕的人；问题是我们敢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那怕它看起来情有可原），有没有知耻、知悔之心，有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和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加深了我们对“说真话” 的认识∶不仅要敢于直面现实黑暗，说出真相；更要敢于直面内心黑暗，毫无粉饰。对人对己，对外对内，都要真∶这是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受到很多的限制，因此有很多的无奈。于是也有读者对本书略有不满之处。一位比作者年轻的读者说他在“此书的字里行间，也读到了一些不便明言的话语或困惑” ；而一位年长者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作者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很大局限” ，对造成深重苦难的原因，“未能深入剖析” ，“虽然问题昭然若揭，却不能实事求是地说出心底真话，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深沉遗憾和莫大悲哀吧” 。作者显然没有把自己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当年说过的话∶“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 （<<写在（坟）后面>>）。人们只是在说愿意说和能够说的真话，这显示的是人的言说困境。我自己写这篇读后感，其实也没有将话说尽。而且之所以要写，就是在“说真话难” 的世风中寻求精神的支援，我想，许多读者对此书作出强烈的反应，也是出于庄子所说的“相濡以沫” 的心境，其情可感，也是可哀的。
2006年4月27----28日于北京
打印者注∶本文作者钱理群先生，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已退休）、博士生导师，是当今中国文坛及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他的大量著述和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在海外也有良好的声誉。是一位敢说真话、有正义感、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等……
五柳村2006年10月12日收到
http://56cun.anyp.cn/031222111835140/articles/061015053022001.aspx?z=456211&m=85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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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1957年的三个学生刊物（钱理群）（日期：2005年6月29日）
·说真话∶一个沉重的话题（钱理群）（日期：2006年10月16日）
---读陈炳南<<赤子吟>>、<<回声集>>
钱 理 群
这又是一本令人震撼的书。
作者说，他一生中只写了两篇好文章，因为这两篇文章说的全是真话。
第一篇写于1957年，是因为当时的安徽芜湖地委决定要将他所在的党校搬迁，大多数师生有不同意见，为了上达民意，他给党中央和省、地委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批评领导“高高在上，不深入下层，不能倾听群众意见” ，触犯了“天条” ，就被打成了右派，作者痛心地说∶“这十七个字害了我一生。”
第二篇文章写于1988年，这时他的右派问题已经“改正” ，在芜湖市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也是为了上达民情，先写了一篇内参<<当前农村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批评某些干部“既不愿为民作主，又不愿回家卖红薯” ，并且说“根子不在市县而在省” ，这又触犯“天条” ，虽未打右派，却被批判了三天；后来他又在此文基础上，以给<<农民日报>>写信的方式，公开发表了<<切忌！重产值轻效益----一些部门搞高指标造成乡镇企业发展的一种危险倾向>>一文，提出要警惕“产生新的高指标、瞎指挥、重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错误，产生新的官僚主义” ，并导致“弄虚作假的浮夸风上升，促使下面说假话、谎报’ 军情’”, 同时指出，根本的问题在于“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现在多数乡镇企业还是根据`长官意志’ 和`上级决定’ 作为本企业决策的根据” 。此文发表更引起轩然大波，其结果是作者 被 “晾” 了起来∶“你不是会写吗？写去吧，行动上不限制你，把你晾起来，看你还能写什么？” 作者最后被逼得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大概是所谓“后极权” 的手段吧。作者说∶“比起那些因说真话而过早地丢掉了性命的同志、战友，我算是幸运的” ，但人们所感到的只是外在形式的变化，尽管这样的变化并非不重要，但内在观念、体制的不变，就使得反右运动的阴魂始终不散，这才是真正令人震撼，以至恐怖之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追问∶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说真话，表达民意、民情竟是如此之难，而且总要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为什么历史总是那么容易重演？“在标榜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奉行’ 为人民服务’ 的国度里，为何处处时时地容不得说真话的人呢？”
人们还注意到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第二次批判作者的那位领导，当年也是右派，竟然是和作者同在一个劳教农场的难友！这不但残酷，而且发人深思∶悲剧的产生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进入那个体制，占据了那个位置，昔日的受害人是很容易变成今天的加害者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讨论∶“根在何方？” 作者在他的回忆录<<赤子吟>>里，专门加写了一章，题目就是<<苦求索根在何方？” 而<<回声集>>则收集了读者的回应，其中心就是从不同角度追根。
先看作者的思考。他在一次有地委书记参加的会上做了一个惊人的发言，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各级领导都喜欢听假话，自己也要说假话？他是这么说的-----
“难道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他们的良心都黑了么？都是心甘情愿地说假话么？其实不然，大多数还是不愿意说假话的。但是，迫于无形的压力，不说假话不行呐！就拿你F书记来说，我敢断定你是不愿说假话的，但是我也同样敢断定，你还是天天在说假话，一天不说都不行。一天不说假话，你的地委书记早就干不成了。不信么？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你地区的乡镇企业产值，实事求是地报，只有一个亿，农民人均收入只有800元。而你周围地、市的产值已报到十个亿，收入已达到2000元。你清楚地知道，这些数字都是假的，你有良心，有实事求是精神，有魄力也有勇气，就坚持报真的。
当然，你的顶头上司省委书记，他不会打你五十大板，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开你的批斗会，最后给你戴上什么什么帽子，这一套现在都不会再搞了。只是到了省委考察你们地委班子时，省委书记会说话的∶’ 此人没有魄力，没有干劲，组织指挥能力也差，周围地区的经济都上去了，农民都富了，可是他那里却掉进锅底，还是那么落后，那么多问题。此人不行，该挪挪位置了’ 。就是这几句话，你政治上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此时他绝不会说其他地市是搞假的而给以处分，也绝不会表扬你老F是坚持实事求是是报真的而给以提拔。相反，此时提拔的是那些会说假造假的’ 明白人’ ，倒霉的无疑是你们这些说实话办实事的实心眼人。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意味着假者上，真者下，于是攀比搞假愈演愈烈，你说你何去何从？”
这里的要害，是权力机制∶各级干部的权力是上级任命，而非人民授予；因此，只需要对上级负责，而无须为人民负责；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也并非人民是否得到实利，而是上级的印象和评价。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必然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说真话者必犯上，犯上者必诛；说假话者必媚上，媚上者必重用；这都成了官场潜规则。只要想在官场上混，谁也不敢违背。本书作者陈炳南的发言之所以惊人，就因为他一语道破了这样的人人心照不宣的官场秘密。据说在场的地委书记闻之大为感动，或许是因为说出了他内心的隐痛；但感动之后，回到现实中恐怕还得按潜官场规则办事，继续自欺欺人；只要等级授权制不变，就永远要说假话。不是要追根吗？那就必须追问“权力是从哪里来的？谁来监督、评价权力的行使？” 这样的根本问题。
发言中作者还谈到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说假话很少有人反对？并尖锐地反问道----
“敢反么？1957年反右派以后，亿万人民被箝口，众口一声，你想反么？1957年的右派就是你的样板。”
这又涉及<<回声集>>里的一位作者所说的反右运动大大强化了的“极权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位作者说得很好∶“无情的历史证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没有免于恐惧的言论自由，要人们讲真话，一吐为快是不可能的” 。作者在他的书中曾提出“根子就在一个字∶`假’ 。万恶源于`假’ ” 。这一论断在读者中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这可能 遮蔽了或许是更为根本的专制体制问题，也有人强调“`假’ 与专制，是两个等价问题，只要是专制，就必然要让谎言大行其道，这样专制才有可能维持下去；反过来，只要是谎言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必然有专制在后面支撑它。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专制和谎言是那样的形影不离。它们实在是同一事物两个不同侧面” 。于是有人提出“改变这种只能假不能真的局面，恐怕只能从权力运作体制处着手，即解决总根源----必须分权，即必须形成严惩虚假者的环境，形成能够严惩虚假者的权力运作机制，形成对第一把手的直接监督（防止他造假）” 等等。
在讨论造假与体制的关系的同时，人们不能不面对体制的弊端造成的社会评价标准、机制的畸形化，对国民心理、性格的影响。本书的作者对此有一个痛心疾首的揭示∶“几十年沿袭下来，搞真的搞实的多米诺骨牌般一个个地倒下去，搞浮夸搞虚假的没有一个受到追究、严查而倒霉的，相反却得到提拔重用。历次运动伤害了许多好心的善良的无辜的人，使亿万苍生被迫染上了一个造假扯谎的恶习，几乎成了好造假的国家，好扯谎的民族。当然，不造假不扯谎者也有，可惜不是多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莫大悲哀” 。----正是这样的全民性的造假说谎，并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延续到年轻一代，就构成了真正的危机。我想，本书的作者和读者，如此忧心如焚地来讨论这一“说真话” 的沉重话题，就是出于这样的危机意识。
但是我们民族还有“不造假不扯谎者” ；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更准确地说，一面是造假扯谎成风，一面是坚持求真求实；两者的相生相克相搏，构成了中国的现实，忽视任何一面都得不到真实。本书作者的两次说真话，正是在与说谎者、噤声者的比较中显示出其人格魅力和精神的震撼力的。而且这是一个精神的成长过程∶如果说他在1957年第一次说真话，尚属不知世事的率真，那么，他在因说真话而付出沉重代价以后的1988年，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说真话，就真是虽九死而不悔，说真话已经成为内在生命的追求和信念了。这大概是强迫人们说谎的权势者没有料及的，他们都是“权力崇拜者”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权力的奴隶），因此永远不能理解，人性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是强权所压制不住的。本书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人心所向∶人们对“真”----为追求真理而说真话的渴求和坚守。我们因此在直面民族危机的同时，也依稀看见了民族的希望。
一位读者说，他读本书，“更欣赏作者坦诚到让人心灵震撼的程度” ；他在回忆往事时，并不回避自己也曾经说过违心的话，而将在右派摘帽会上的发言，一字不改的抄录，并沉重自责∶“一个原来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铮铮铁汉，竟然也学会了两面三刀，当众说假，满纸谎言” ，“至今还感到是一次羞愧的拙劣表演” 。这不仅显示了一种真实∶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现实社会中，我们也有人性的弱点，因此没有纯洁无瑕的人；问题是我们敢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那怕它看起来情有可原），有没有知耻、知悔之心，有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和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加深了我们对“说真话” 的认识∶不仅要敢于直面现实黑暗，说出真相；更要敢于直面内心黑暗，毫无粉饰。对人对己，对外对内，都要真∶这是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受到很多的限制，因此有很多的无奈。于是也有读者对本书略有不满之处。一位比作者年轻的读者说他在“此书的字里行间，也读到了一些不便明言的话语或困惑” ；而一位年长者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作者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很大局限” ，对造成深重苦难的原因，“未能深入剖析” ，“虽然问题昭然若揭，却不能实事求是地说出心底真话，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深沉遗憾和莫大悲哀吧” 。作者显然没有把自己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当年说过的话∶“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 （<<写在（坟）后面>>）。人们只是在说愿意说和能够说的真话，这显示的是人的言说困境。我自己写这篇读后感，其实也没有将话说尽。而且之所以要写，就是在“说真话难” 的世风中寻求精神的支援，我想，许多读者对此书作出强烈的反应，也是出于庄子所说的“相濡以沫” 的心境，其情可感，也是可哀的。
2006年4月27----28日于北京
打印者注∶本文作者钱理群先生，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已退休）、博士生导师，是当今中国文坛及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他的大量著述和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在海外也有良好的声誉。是一位敢说真话、有正义感、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等……
五柳村2006年10月12日收到
http://56cun.anyp.cn/031222111835140/articles/061015053022001.aspx?z=456211&m=857970
相关链接：
·面对血写的文字（钱理群）（日期：2005年6月3日）
·记1957年的三个学生刊物（钱理群）（日期：2005年6月29日）
·说真话∶一个沉重的话题（钱理群）（日期：2006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