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站到横店怎么坐车:政治“高利贷”更可怕

政治“高利贷”更可怕 

今日中国的高利贷经营者（这里不包括少数由于金融体制的极不合理的垄断而造成融资困难，不得已以高利贷暂时救急的专心做实业的民营企业老板。笔者对他们充满理解与同情），从根本上讲，抱有的是一种赌徒心态，即拿自己的明天赌一把。在当今中国，有几个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等实业，会有年利高达百分之百乃至百分之一百八十的回报？精明的高利贷者一般都懂这个道理。但是，他们为什么仍要不惜豪赌一场呢？首先因为，他们在刚开始放贷之时，都有百分百的信心，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操控能力，能控制得住未来的局面与后果，能在接下来的投机中捞一把就走，或者能在“击鼓传花” 中把包袱甩给别人，而不会自此陷入其中，越陷越深至难以自拔的。

高利贷者一般的政治赌徒们，心态几乎与此一样。这类政治赌徒，说到底也是在拿自己的明天豪赌一把。以他们的学历与智商，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叫人伦道德？什么叫党纪国法？什么叫政治底线？他们难道不知道，把民众祖传的土地房产低价强征，派警察扮便衣殴打无辜民众，把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毫无理由抓捕监禁，把说了几句真话的作家记者秘捕秘判……这些恶行会激起民愤？他们统统知道。但是，他们也总是在开始施恶时信心十足：自己会有足够的操控能力的，自己手里牢牢掌控着的政经军警宣等等资源，将可以摆平一切，至少也是可以将社会矛盾“击鼓传花” 传给后任的。

高利贷者确实也有很多会在最初的炒房、炒股、炒矿、炒金炒银炒铜、炒外汇、炒期货，乃至参与赌博、开赌场等中国经济高度投机领域的豪赌中赚取一桶金，而这，刺激了他们胃口的进一步膨胀。政治“高利贷” 赌徒们最初也几乎都能凭着掌控的绝对“优势” 而轻易得手，而这，往往也刺激他们由此更加狂妄至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也总自信自己的操控能力会越来越强。

但是，人算往往不如天算，疯狂的投机至最后，总有一天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报复，高利贷的窟窿于是越来越大。所以，高利贷赌徒在最疯狂的阶段，是尽一切力量，尽一切资源，不惜以最大的代价弥补日益扩大的债务窟窿。

政治赌徒们也一样，最初的压制与欺骗可能会在某时间段有效，但是，民意不是可以永远欺负的。政治赌徒们也要最终付出高额“利息” 的，总有一天，被欺压的民意会反弹，而且这反弹更会日益强烈。按照中国社科院 雷颐 教授的说法，压制越甚，拖得越久，要付的“利息” 就越大。于是，政治赌徒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以一百个错误来掩盖一个错误，不惜拆民心的东墙补贪腐权力的西墙，剜民心的好肉去补腐烂体制的伤疤：耗费天文数字的血汗钱，封锁网络，监控网民，隔绝信息，培植“五角”，“引导” 舆论；动用黑洞般的资金，调用无数的干警阻截殴打几个正常上访讨说法的访民；动用几千万资金，调用几十上百人力非法监控软禁迫害一个盲人、非法监控几个文弱书生；调用神秘力量，把自己的国民像扔垃圾扔出国门……在很多地方，不仅已经赔上了整个体制的公信力，更赔上了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赔上了民族的创新能力，赔上了民族的未来！

高利贷赌徒为安抚债主们的人心，往往喜欢穿一身名牌，开几辆豪车，办一些豪宴，也喜欢时不时做一些“慈善”，以显示自己的某种底气。政治赌徒们也喜欢摆弄排场以“安定人心”。他们会搞“访贫问苦”，搞XX工程，搞XX晚会，办X歌演唱会，办“举世盛会”，鼓吹“中国特色”“中国模式”，鼓吹“救希腊”“救欧洲”……

高利贷赌徒到最后，绝大多数会沦落到几乎不要底线、不要廉耻的地步。为了弥补日益巨大的窟窿，他们会不管是否亲朋好友，不管是否别人的养老钱、保命钱，只要能拿得过来以填补眼前窟窿，都一概先骗到手再说。政治赌徒们也一样。到最后，他们是不管什么人类良知，不管什么伦理道德，不管什么党纪国法，不管什么政治底线，只要能维持住眼前垄断利益的“稳定”，只要能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击鼓传花”，一概毫不犹豫统统踩在脚下饮鸩以止渴：省委门口可以安排警察扮便衣以方便打人，依法参选的公民可以让他们神秘失踪，依法行使职权的律师可以予以秘捕，对付探访一个理应享有人身自由的盲人的无辜民众，可以安排“不明身份” 者予以粗暴拦截、搜身抢劫、无理关押、野蛮殴打；依法维权的民众可以让他们“被旅游”、“被失踪”、“被车祸”、“被自杀”、“被精神病”……整个已与黑社会无异！不，盗亦有道，这已经比黑社会更黑！

高利贷赌徒最终都会给自己留一手。“跑路” 的老板绝不会“净身” 出走，他们在“跑路” 之前早已给自己或家人留好后路。政治赌徒也明白自己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美好的明天”，也早就给自己留好了退路。他们会早早地把自己的家人、财产，转移到他们口口声声要人们警惕被“演变” 的西方国家，剩下做裸官的他们，自己也早揣好了几本西方国家的护照。

高利贷崩盘之时，裱糊匠们给温州等地开出的一个药方是“适当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继续为眼前的“稳定” 饮鸩以止渴。何为“适当”，国有垄断金融企业还具备准确判断的能力吗？让他们“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实际上就是再度纵容资本的疯狂投机。决策高层丝毫不愿治病先治根，及时有力惩治贪腐渎职的银行及其官员，及时真正放开早该破除的金融垄断，以及放开对更多的经济要素、政策资源的垄断，努力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规则，给充裕的民资更多的投资市场。对此，时评人郎遥远 先生尖锐地指出，以那种方式 “救温州”，将要赔上整个中国，因为温州高利贷危机，绝不是中小企业发展中遭遇的资金困难，而是“不务正业” 的赌徒式发展模式的必然绝境。政治“高利贷”也一样，面对日益溃败的体制，面对无法有效约束、日益猖獗肆意妄为的公权力，他们也丝毫不肯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丝毫不肯还公民以有效监督制约权力的自由与权利，继续以民为敌，继续以人类先进文明为敌。

在中国，经济高利贷赌徒与政治“高利贷” 赌徒，真可谓互为榜样，互为基础。

　　可能唯一不同的是，经济高利贷赌徒最终会“跑路” 或跳楼——有些可能还知耻；政治赌徒却不会也不屑，不到最后一刻，他们不会放弃最后挣扎。因为他们仍然相信，自己财大气粗可以对付一切，自己紧握不放的刀枪棍棒能够摆平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