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男生不敢坐过山车:略说中国古代的“官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04:04:50
略说中国古代的“官德”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指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不仅关系他们的个人品行，而且也关系党的整体形象”，“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中国古代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为官的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官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作用，其中不乏合理的成份和有益的营养。“官德”之内涵
官德就是权力道德，即居官从政者的职业道德，亦即各级官员运用权力、执行公务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
中国历朝历代关于官德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如：西周朝有知（智）、仁、圣、义、中、和“六德”和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朝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等“五善”；汉朝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等“光禄四行”；晋朝有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等“中正六条”；唐朝有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宋元明清各朝的有关规定大体上与唐朝一样。
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德高望重的名臣也曾从不同角度申论管德之内涵。他们首先都强调居官者必须具备“公正无私”之德。《尚书》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就是说执政者能以公心灭私欲除私利，百姓才能信赖归服；不偏袒少数人利益，不结党营私，国家的政令就能畅通，国家就能兴旺发达。《荀子》说：“公生明，偏生暗。”《淮南子》说：“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意为居官从政者有公正无私之德，说一句话也能使万民听从，团结一致。宋臣陈师道诗云：“百年富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金臣元好问诗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清廉勤谨，自然也是最重要的管德，古人所论甚多，清朝名臣陈宏谋在所著《从政遗规》一书中总结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又说：“亲民之官，以廉为基。”
纵观历朝官方文献和私人著作对官德条目的种种规定和论述，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官德的内涵最主要的两条就是：公正无私；清廉勤谨。
“官德”之重要性
自古以来，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有相应的一些规定和说法。但要求标准最高最严的、最受人们重视的则莫过于“师德”和“官德”两种。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教师是德才皆备人才的培育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然要“高尚其德”才能“为人师表”，当好受教育者的楷模。那么，官德直接为什么同样受到高度重视呢？原因很简单：官德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在这个意义上说“官德”的意义，比“师德”的意义可要大得多。
关于官德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安危的问题，古人早有深刻认识。孔子认为以德治国才能真正治好国，以德理民才能真正理好民，实行“德治”才能长治久安。所以他力主“德治”，而将以刑罚治民视为“德治”过程中不得已而用之的一种手段，必须慎之又慎。这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周公“明德慎罚”的政治主张（古人认为“慎罚”本身也是“明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为统治者实行德治，他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自居其位而群星都会环绕着它转。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统治者用政令来引导老百姓，用刑罚来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即使能老老实实不犯法，却不能在思想上认识到违犯法律是可耻的行为；用道德来教化老百姓，再用礼制来规范约束他们，他们就会有知耻之心而自觉地走正道。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深刻影响下，先秦诸子百家中除法家外，其他各学派无不主张德治。汉以后两千余年间，儒学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德治”思想被奉为圭臬（准则或法度）。
既然要德治，自然是要有德者来治，担负治国之责的各级官吏自然要有较高的官德，所以官德问题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官吏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是公务人员，其道德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必须具备公正无私、清廉勤谨的道德素质才能干好公务，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说官职“授有德则国安”（《管子》），授无德则国乱，“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汉王符《潜夫论》）。官吏干公务，自然也需要一定的才能，但首先必需官德好，否则其才越大其害越大，其例不胜枚举，唐朝的李林甫和明朝的严嵩都是典型。国家不能无法制，但法制是人制定的，是人执行的，无德者立法必无善法，无德者执行必乱成法。王安石所说“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就是这个道理，历史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古人也充分认识到官德对整个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巨大影响作用。鲁国执政大臣李康子向孔子请教关于“政治”的问题，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率）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所谓政治，就是治国理民者心正身正脚步正，你们这些当官执政的人带头走正道，下面的人有谁敢走歪门邪道！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当官的为人有德，正大光明，即使不对百姓强迫命令，百姓也会听从；当官的为人无德，不走正道，即使强制百姓做这做那，百姓也不会真心信服听从他。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始终存在着家族宗法制度和思想意识，通常情况下百姓视官如父母，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德有先导作用、表率作用，这是很自然的。
孟子说：“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唐太宗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选拔有德君子做官，则心正心善的好人会自我勉励继续行善；误用邪恶之徒做官，则各种坏人就会争先恐后地钻进官府。所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这就是唐太宗一类明君和政治家从总结历史经验中获得的正确认识。至于官德的极端重要性在国家治乱兴亡中的具体体现，史不绝书，不必赘述。
清官之“官德”修养
高尚的官德不是于生惧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和从政实践修养而成的。历史上一切清官廉吏无不重视自身的官德修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终成正果”——赢得清廉美誉，流芳千古。
在官德修养上的“大处着眼”，就是先要立定居官从政的志向：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切清官廉吏，无论管位大小，到是真正的“大丈夫”，都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谋福祉、淡泊个人名利、务求高风亮节的宽广胸怀和远大志向。由于立定了这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官德修养才有自觉性和持久性，才能节节升华，直达高峰。这实际上涉及的是做官为政的出发点或曰“动机”问题：为“公”则有大志，为“私”则无大志——而且还会沦于邪念恶行。所以明朝清官和学者吕坤深刻指出：“公、私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清朝著名清官张伯行说：“只求做官，决不能为好官。”
“宦海莫测，仕途多险”，想在宦海仕途上保持高风亮节、实现理想信念，必须时刻自警自励，“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从点点滴滴做起。这就是古人所倡导的官德修养“功夫”。他们为此“发明”了许多颇有效验的方法，如记“功过格”，置“座右铭”，写“官箴”、“自成约”，悬官署对联自励，定期瞻拜“先贤祠”，日日自省其身，甚至经常征询同僚、吏民意见，虚心接受批评并作自我检讨，等等。清官的“自责书”与明君的“罪已诏”屡见于史书，从中可以看出清官明君的臣德、君德修养是大有讲究的，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一步也是相当开明的表现。
总之，对清官廉吏来说，做官不是他们的人生目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目标。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居官从政这一途径济世益民；他们的目标是在居官从政实践中为圣为贤。正如清朝康熙时有“天下第一廉吏”之称的著名清官于成龙所言：“埋头去做，不患不到圣贤地位。”
若论官德“修养功夫”，清朝另一位著名清官孙嘉淦的“居官八约”很有代表性。孙嘉淦当官四十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担任过学政、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要职，敢于只谏，在打击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等方面贡献卓著。他为自己立下了《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大意是：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自高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逐功名；办事务求兴利除弊；说话务求简明扼要；不结党营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保持清政廉明。
孙嘉淦始终恪守《八约》，即使被贬为小吏也不改初衷，赢得皇帝的尊敬和百姓的爱戴。乾隆刚继位时，他就上了一篇《三习一弊疏》，指出：“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厌恶）刚”；“耳习”于山呼海颂，则“喜谀而恶直”；“心习”于唯唯诺诺，则“雄才而易事”——自以为雄才大略而恣意妄为。“三习”既成，必生“喜小人而厌君子”一弊。国君被小人包围，则过必乱，君必危。孙嘉淦剖析“三习”的成因在于“自是”——自以为是，自以为圣明，一贯正确。所以要根除“三习”，必须经常清醒地、客观地反视自己，能够“自以为非”而“从人之是”。晚清大臣曾国藩对此疏非常推崇，认为不仅“君德”修养需要破除自以为是和“三习”，他要求子弟录写《三习一弊疏》，作为做官的座右铭，经常对照个人，反躬自省，以提高官德水平。
中国古代的官德对唤醒官吏的政治良知、反对官场的腐化堕落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