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玩日本迪士尼: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1

2009-08-25 22:24:41|  分类： 常住日记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由山东大学与省邹城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4月26日至28日在孟子故里――山东省邹城市举行。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100余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行的大规模孟子学术研讨会。

       与会学者围绕着孟子的心性学说、孟子的人性论、孟子的政治思想、孟子的批判精神、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历代孟子思想研究以及孟子思想的海外传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关于孟子的心性论思想

       钟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孟子讲心性论的要旨有四个方面。一是孟子讲心性贵培养扩充；二是孟子第一次提出“良知”、“良能”、“良心”、“浩然之气”等一系列心性论的哲学范畴；三是孟子认为人通过心性的修养可以进入圣域。何晓明（湖北大学）认为，孟子的“心性”之说，是一个逻辑严密、结构宏大、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它从论证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心”的思维功能开始，进而揭示“心”的内涵为仁、义、礼、智“四端”，又从“四端”中引出“性”的概念，认为性在于心。“心”是“天之所与我者”，因而“性”也就是人所固有的本质，即“人性”。人性的仁、义、礼、智均为“善端”，虽然是生而有之，但如若不注意保护，也会丢失。据此，孟子又着力探求“存心养性”之道，以为世人指点迷津。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孟子的“心性”说在战国时期即成为“显学”。其后经过汉、唐、宋、明历代诸儒的大力阐扬，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社会政治而言，它在教化民众遵循伦理道德，启发统治者推行“仁政”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确实的功效。就学术思想而言，历代诸儒对“心性”问题的探究，使中国哲学在内省的深入和思辨的精微程度方面，不断向前推进。

       林启屏（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考察了孟子“心性论”与儒学意识之间的关系，指出先秦儒学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无疑是非孟子与荀子莫属。但从文献上来看，两位伟大思想家的人性论立声，却看似南辕北辙。两人虽或于“心性”之主张不同，然细绎其说，却仍有可相补相辅之可能。孟子道心性，强调践行工夫下的价值开显；荀子則重在价值之客观化上，故重视社会实践下的道德行动。两人均是一种“化成世界”的观点，而且是以“价值世界”为“生活世界”的意义所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两人的最大公约数。在这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孟子內化伸展的学说取向，深化了儒学价值根源的理论深度；荀子則于外向实践的主张里，客观化了价值实践的具体可能。刘宗贤（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考察了孟子心性论对儒家内圣之学的发展及其意义，指出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由孔子奠定基础，而“内圣”的人格挺立却是由孟子的心性说开其源流。孟子的心性论是对孔子仁学的继承和发展；孟子以性善论为核心形成一套心性论的思想体系，将孔子的仁学向内在德性发展，同时，也就是对孔子所奠定的儒学内圣外王说的发展。丁原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论述了孟子的人性论与先秦人学思想的关系，认为孔子的“仁学”奠定了古代人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它具有实用化的倾向，并缺乏一种人性论上的支持和超越意识，故其未能将人之自我的主体性真正呈现出来。孟子对古代人学理论的贡献，在于他以性善论为特点的心性学诠释有关人的问题，透过“性善”高扬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尽心”凸显了人之主体自我、“知天”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并将人的主体性体现在这个最高境界中。因此，较之孔子的道德伦理型人学思想，孟子的人学思想则属于心性本体论人学，它弥补了孔子“仁学”理论上的缺憾，促使先秦人学思想趋于成熟，并影响着后世人学思想的发展。


二、关于孟子的人性学说

       孟子的心性论与性善说是紧密相关的。许多学者在会议中间对孟子的人性理论进行了探讨。池田知久（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论证中国思想史上性三品说的形成与发展时指出，中国的性的思想，与其说是人性是什么、成为何种样态这些事实的解释方面，毋宁是围绕性是善是恶、即人是否具有足以实现国家、社会中所必要的道德、政治之性这种价值评价而展开的。对人性进行正式的论述是在战国时代，现在保留关于性的最古的议论的书是战国中期儒家的《孟子》。孟子提倡人生就是善的性善说，他不是将这四端作为天赋的东西以天的理论来说明，而是力图将四端作为生来就固有的东西用经验来进行确认。性善说是在战国中期的现实中为由王道政治可能实现天下和平统一提供根据的理论。丁四新（武汉大学）考察世硕与王充人性论思想时指出，孟子申述自己的性善主張，显然是以“为善”与“为不善”二词为基础展开论述的。在他看来，为不善乃出自后天的人为心动。孟子并不否认“为善”与“其情”的关系，也即是说由于性之善因，所以才有以使为善者。

       杨泽波（复旦大学）从中西方对于孟子“性”的理解出发，认为200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江文思、安乐哲合编的一个集子《孟子心性之学》，纪录了近10多年来美国汉学界关于如何理解孟子之“性”展开的一场争论，其中虽然不乏相当有价值的观点，但也生动反映出海外汉学界在不同哲学背景之下研究儒学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孟子之“性”既不同译为Nature，又不能译为Essence，既不只是生物学的，又不只是文化学的，集中反映了儒学的特质，隐含着极深的哲学道理。对此，我们只能从中国哲学本身加以理解，而不能归之西方哲学的任何一种学说，否则必然遇到理解方面的困难。近十多看来西方汉学界关于孟子之“性”的这场争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代表的例证，而要走出这种困境，唯一的方法就是真正回归到儒学自己的传统上来。

      赵骏河（韩国孟子学会）认为，2000多年来, 东方各国之所以持续出现和平环境的原的是伦理道德?量, 其中尤其是以孟子性善说教诲的?量为最大。孟子的人性论, 即性善说, 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 才使人相信, 人们应当过善良人生, 致使东方任何宗教, 国家与民族彼此间都尊重道德, 過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孟子的人性论, 对现代年靑人如何做人具有重要的价值,重新学习孟子的学说，弘扬孟子性善理论，是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冯浩菲（山东大学）认为，孟子性善说的理论建构比较完善、系统，既强调了性善说的前提，又强调了它的出发点，接着提出了其核心理论“四心—四端”说，并对它作了类比印证，最后还提出了性善说的持养论。该学说的学术意义在于为孔子的仁学及他自己的仁政学说找到了理论基础，并使人性论从此正式成为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该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华民族善良美德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在当前形势下，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关于孟子的政治思想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孟子的政治思想大体包括“仁政”思想、王霸之辨、民本思想、“格君心之非”四个方面。郭齐勇（武汉大学）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孟子与儒家的正义论，指出从正义的角度来讲，孟子及儒家正义论包括四个方面：涉及生存权、财产权的“制民恒产”论及土地、赋税、商业政策之平等观；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及其落实；教育公平，平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安排及作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乡校；尊重民意，察举与官员自律，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思想及革命论。

       蔡德贵（山东大学）认为，孟子的民本思想与他长期在稷下学宫有关，他在稷下学宫与各大思想家切磋学术，不断吸收当时各家的先进思想，从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民本思想。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王道政治和井田经济。孟子的“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是一种天下为公的情怀，把民本思想演变成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更具有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王其俊（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孙萌（中国政法大学）认为，孟子的民本思想包括民贵君轻、利民富民、教民向善、取信于民四项内容；孟子的民本思想突出地表现出人文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两个显著特征；孟子的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在于肯定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关注、重视民生，追求美好理想社会；孟子的民本思想对现代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冯建国、孙雪霄（山东大学）将孟子杜甫的爱民情感视为孟子民本思想的延续，认为杜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在杜甫的诗歌中，民本思想与他的爱民情节、非战主张及君王观融合在一起，并借助杜诗沉郁顿挫的诗风、与内容完美结合的诗体及灵活多变的艺术表现手法得到了艺术化的生动展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关于孟子的批判精神

       颜炳罡（山东大学）认为，孟子所处的时代，“士”的地位空前高涨，难免鱼龙混杂，品类不一。“士”何以为“士”？进一步说如何才能成为“士”？士的精神、风骨、品格、气节是什么？成为时代急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孟子立足于儒家立场，对士之所以为士的精神、品格、气节进行系统地批判和反思。这些批判和反思通过孟子的人生实践，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重温孟子的对士的反思，对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具有警醒、启发意义。韩星（陕西师范大学）认为，孟子是儒家批判精神高扬的时代，他以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的理想对兼并战争进行批判，以道高于势，德尊于位的人格挺立对霸道政治进行批判，以浩然正气培养出的大丈夫人格对纵横之士进行批判，以辟杨墨，息邪说，正人心为职志进行学术思想批判。这些对历代知识分子影响甚巨。今天我们所持守和发扬的应该是儒家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以纠正近代以来的思想偏颇和应对现实问题。周锋利（北京大学）通过对郭店竹简《鲁穆公问子思》和《孟子》等相关文献的考察，指出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知识分子具有十分强烈的抗议精神。儒家的抗议精神不限于政治批判，还包括社会和文化批判。早期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自觉意识体现了战国士人的精神风貌，并对后世知识分子影响深远。

五、关于《孟子》经文考及对《孟子》的诠释

       庞朴（山东大学）从《孟子》中告子与孟子关于“仁内义外”的争论分析仁义内外之辩，指出告子所持的仁内义外说，不是说仁出自内心，义起于外物，而只是叙说了仁义的施行范围之别；告子主张仁内而不仁外，肯定爱吾弟而不爱秦弟，以及他所谓的以我为悦等等，是说仁于族内而不仁于族外，爱吾弟而不爱秦弟，带有浓厚的保护与繁衍自我族群的自然色彩；义（宜，杀戮）于族外而不义于族内，显然便是消灭异己扩张自我以图族群生存发展的武力要求。仁内与义外，一个爱一个杀，一个对我一个对敌，正是以此形成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对立统一的正反两手，维持着上古族群的艰辛存在与缓慢绵延。从《孟子》一书的材料来看，无论是孟子还是告子，都并没有“义”乃杀戮的说法；他们所争论的义内还是义外，从举例来看，仅仅限于尊敬族外长者一事，全无任何血腥气味。井是亘（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考察了上博楚简《内礼》与孟子思想的关系，指出《内礼》与曾子、子思、孟子思想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内礼》前半部分（首章）被认为是主张君臣、父子、兄弟双向性关系的见解，这个双向性关系的主张在《孟子》中也提到过。但是，也不能因为《内礼》首章的内容有与《孟子》相似的内容，就认为《孟子》有关思想出于《内礼》。俞志慧（山东大学）选取《孟子》旧注中至今尚存疑误的9个问题进行探讨，涉及“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之“中国”、“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之“舍”字、“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之“与”字、“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之“正”字、“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之次“说”字、宋牼之“牼”的音读、“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之“危”字、“墨子兼爱摩顶放踵”以及“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等，或揭其形讹，或释其本义，或示其正音，或删其衍文。

       董洪利李峻岫（北京大学）考察了孟子思想对董仲舒的影响，认为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大师，其学说是以《春秋》学为基点而建立的。而公羊学家传述孔子作《春秋》的微旨，极力夸大孔子作《春秋》的用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延续了孟子的说法；董仲舒的人性论主张是在批判、吸收孟荀二家性论的基础上，立基于其天人哲学，建立起性善情恶的二元人性论说；法先王的王道理想与仁政爱民思想更是与孟子的思想品格一脉相承；董仲舒的伦理学说也与《孟子》存在着承继关系。张富祥（山东大学）考察了宋人对《孟子》的态度，指出《孟子》一书，到宋代始被尊为儒家经典。而与此同时，宋人对先秦诸子的辨伪亦以疑《孟》为最著。宋人疑《孟》，其始尚以诸子学视之，侧重文献辨伪；然于删存去就之间，已或疑其言有不合于经旨者。宋人疑《孟》、诋《孟》诸家每出于党争意气，解《孟》多有不实之词，然亦可反映宋代辨伪思潮的一个侧面。其间不无新学与理学的对立因素，但正宗的程朱派学者少有非议《孟子》之言。南宋初年的尊《孟》为政治权力所左右，已不同于新学的尊《孟》。此后随着理学道统的高张，《论》、《孟》并驾之势成，《孟》学的研究也逐渐全体纳入了经学的范畴。魏长宝(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从戴震的《孟子》研究的视野探讨了清代儒学诠释，认为自近代以来，学术界普遍推崇戴震的新“理学”，甚至认为清代学者自遗民之后，有哲学或思想者惟戴震一人。戴震“新理学”的革命性，不仅仅在于他所建立的新“理学”，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他建立新“理学”的方法，即他的“字义疏证”学。戴震用 “字义疏证”的方法推翻了宋明理学，一方面使得过去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本身以及至高无上的儒学权威遭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攻击和挑战，六经的独尊地位陨落了，圣人的神圣光辉黯淡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也就开始走出传统的樊篱，步入现代的境域。另一方面，“字义疏证”学在整理传统典籍，重构古代文化，批驳宋儒经说的过程中，成为破旧立新、考古述今的普遍的文化批判方法。张丽珠（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以以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焦循《孟子正义》为主要考察材料，另佐以焦循《论语通释》、刘宝楠《论语正义》，间以朱熹《四书集注》作为比对材料，针对《孟子》的几个核心概念，诸如义利观、仁智观、性命说、权变观……等，以观察清儒释义之与传统歧异处，见出清代新义理学之学说旨要、理论新构；并证明清代新义理学对于近现代化思想之趋近性，以凸显其为儒学现代化转型中的本土性因子。

       李凯（山东大学）论述了孟子的诠释方法，指出从孟子“圣贤易地则皆然”的真知灼见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一种以直觉为依托的诠释方法，这种诠释方法鲜明地展现在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及“知人论世”说中。不仅如此，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方法及“知言”说均可以被视之为诠释方法，而且其诸种诠释方法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可以被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在诠释《诗》《书》等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孟子普遍运用了其诠释方法。

六、关于孟子学说体系及其时代价值

       郭沂（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孟荀两系进行考察，指出自二十世纪末郭店楚墓竹简等“地下之材料”出土，参之以“纸上之材料”，又叹孔、孟、荀并非孤山独峰也。自孔至孟，由孔及荀，乃水之两系，山之两脉，清晰可辨矣。周立升（山东大学）从价值领域对孟子如何传承和推展孔子的价值思想进行探讨，认为人性本善是孟子推展孔子思想的价值根据，惟义是取是孟子推展孔子思想的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是孟子所追求的价值理想。蒙培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孟子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孟子学说中，天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物理层面的意义，即客观必然性；二是生命层面的意义，即生命创造的目的性；三是价值层面的意义，即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来源。与此相应的命，具有二重性，即命运之命与性命之命。前者不可改变，是一种限制；后者则由人自己作主，是自由的问题。两种命并不是截然分离，更不是二元对立，如同天的不同层面的意义不是完全分离和对立一样；但其意义却不相同。在此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则是实现生命整体意义的心灵境界。郭振香（安徽大学）考察了情与孟子的反本求真之学，认为孟子之说多循本而发，且以本为贵，孟子中的四个“情”字即为孟子在逆求物、事、人之本的致思中所开辟出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它泛指存在的本真之实，对《孟子》“情”之真义的识别与对孟子反本求真致思向度的把握既可以相互参佐，亦可谓相得益彰。路德斌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了孟、荀努力之方向，指出孟学与荀学，同宗孔子却形同水火，千百年来，双方一直处在一个彼此相非、势不两立的态势当中，抑扬沉浮，争讼不已。但是不管是孟子所言之道德，还是荀子所言之道德，皆各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发挥作用的限度。它们是不同的，但却不是对立的，因为两者都是人类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人们需要做的并不是要在两者之间二选其一，而是要学会执中用权，能够随时因应境遇的不同和变化，以作出相应的道德判断和抉择，该像孟子言时像孟子言，该如荀子言时则如荀子言，如此而已。刘示范（中国孔子基金会）认为以“义”制“利”是《孟子》的价值观；《孟子》是“重义”并不“轻利”；《孟子》反对“见利忘义”；《孟子》坚持以“义”制“利”，以这种义利观据守和追求最大、最根本、最长远最大多数人的“公利”，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政治上反对专制和独裁，主张“民贵”“君轻”和“仁政”。人类的实践似乎已经告诉现代人：这种价值观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具有超越时空的积极的普世性的借鉴价值。王春（山东大学）认为，孟子的哲学尤其是其心性理论大致可由必然与自由、自然与人为这两条线索予以理清，而这都可以归为“天人之际”的问题。一方面，孟子以仁义礼智出乎人性，遂赋名教以自然之义，由是践仁由义之有为即顺遂自性之自然；另一方面，孟子破“在外者”而立“在我者”，重“天爵”而轻“人爵”，明天人之际，而示可为之途，从而为人生确立起一种求则可致的价值方向。

       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洪秀平（珠海平和国际语言村）认为孟子学说在儒家学说的传承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它与孔子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儒家学说的基础——孔孟之道，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孟子有渊博的知识和很高的道德修养，精神境界崇高，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至深。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民族道德观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汤恩佳（香港孔教学院）认为，孟夫子生在战国时代，当时各诸侯国兵祸连年，杀人盈野，不讲仁义。孟夫子继承孔子学说，力倡王道仁政，肩负拯救万民的重责。今天，我们应该用宗教來推广孟子及儒家思想。這是一条更广大的渠道，易于普及，使儒教大衆化﹑普及化，让全民都可以分享孔孟的精华，从而提高人民大众的人文素质。　

       黄俊杰（台湾大学历史学系）考察了二十世紀中外学者有关孟子学的研究成果，指出这些学者的研究进路可分为「內在研究法」与「外在研究法」两大阵营，但两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互相发明。未来孟子学研究的三个可能的新方向为：孟子思想中的身心关系论与修养工夫论；东亚孟子学的发展及其思想的同调与异趣；全球化时代孟子思想的普世价值。身心关系论与修养工夫论是向內挖掘孟子思想的重要方向，并可与近二十年来日益受到注目的身体哲学互相切磋。东亚孟子学的发展及其思想的同调与异趣及全球化时代孟子思想的普世价值可以落实「后东亚出发思考」的策略，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中，为东亚知识界取得较为扎实的发言地位。

七、国外的孟子学研究

　　崔英辰、郑渊友（韩国成均馆大学）认为《孟子·告子上》篇集中概括了孟子的人性论，而其中朝鲜后期的儒者们关心和争议最多的部分是第3节《生之谓性章》。这是因为这一章节与朝鲜后期最大的学术论争—湖洛论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场论争与四端七情论争一样，是中国的朱子学在韩国实现本土化过程产生的、深化并发展了儒学思想的学术论争。这场论争与当时的政治情况以及对清意识密切相关，后来发展成为韩国的实学思想。邢丽菊以退溪、栗谷与茶山为中心论述了朝鲜时期儒学者对孟子“四端说”的阐释，认为中国的传统儒学者大都从心性、道德的层面来阐述孟子的四端说，很少将四端七情并举。而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们则大都将四端七情并举，在两者对比中阐述四端，并且将它们归属于理气问题。性理学的代表人物退溪强调理气不杂，认为四端为“理发而气随之”；栗谷则强调理气不离，认为四端为“气发理乘一途说”；实学家茶山认为四端并非内在于人的心性中，而是行为之后的结果。他们各自的主张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稿件来源：山东大学)

方尔加老师为我们讲授《孟子》推荐的精彩段落(一)：
1、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水言配命，自求多福。’”
2、“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