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ol 传世:财富的觉醒

声明本文是转载的：本人读过后发现很不错的一本好书！推荐给大家。呵呵！有好书记得要分享哦！
“软财富观”与“中等收入陷阱”新华财经传媒总编辑 方泉近一个时期圈内朋友讨论股市时，滕泰博士总扯到什么“软财富”，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让大伙儿无语，让大伙用这些新概念横竖“八竿子”也打不到时下涨涨跌跌的A股上来。趁辞鼠迎牛闭市的闲暇时光，我读了滕泰的新著《财富的觉醒》，梳理出A股市场与软财富与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敢情滕博士生造的“软财富”概念是关照经济趋势和股市趋势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牵发动身的敏感领域，一个民族崛起成败于斯的核心要素——这话大了，还是从概念说起罢。按滕博士的划分，以地球表层生态环境为基础，利用物种繁殖规律获取财富，是人类第一次财富革命，也即“生态财富革命”；而随着矿石、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以及风能、水流势能等自然运动形式都可以转换为效用，人类的财富来源终于跳出了地球表层生态环境，超越了对动植物繁殖规律的利用——这种财富来源的拓宽和财富总量的飞跃叫做“硬财富革命”；计算机产业和网络虚拟产品，以及金融产品、知识产品、服务等财富形态，其财富来源都超越了客观世界，摆脱了对地球资源的依赖——这种以人的思维为基础的财富形态就叫做“软财富”。软财富的最大特征，是摆脱了有形物质资源的限制，其价值更多地表现为无形产品，如品牌、专利、知识产权、票证、信用货币、金融衍生品，信息情报等。并且软财富的价值早已超过了生态财富和硬财富的价值。照此推断，现代社会中维系我们衣食住行的财富形态早已不敌虚拟的软财富形态，甚至其重要性——在某些关键时期——也远远不及虚拟的软财富：滕博士的反诘是为什么美国在实体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要把9000亿美元全部砸向金融领域？而中国在股市跌幅超过70%的情况下却要向实体经济增加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他是暗指财富观的差异，是落后与先进的差异，是次要与主要的差异，当然也是面对不确定的人类危机时国家战略的差异。作为一种关照经济趋势和股市趋势的全新视角，“软财富观”警示我们对虚拟经济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起码的程度；作为对一种牵一发动全身的市场经济的关键领域的阐释，“软财富观”更警示我们必须恪守三十年来秉承的“放眼向洋看世界”的学习精神，至少不能因噎废食、投鼠忌器；作一种对民族崛起的战略思考，“软财富观”无论是否著者所谓成败于斯的核心要素，都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这集中体现在著者对当下中国已罹其间的“中等收入陷阱”瓶颈阶段的论述上，并且抛开学术范畴的对错，著者于浮华焦躁世风中保有的沉静且火热的殷殷报国之心，亦是可感可钦的。有点像自然人寿的中年阶段，上有老下有小且身心疲惫“人过四十不学艺”——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遇到和没有处理好几个瓶颈问题：一是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过缓；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城市贫民窟与城市繁华伴生，且尾大不掉；三是资本项目开放造成金融风险和国家财富损失；四是从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不可跨越的障碍。中国人均GDP在2007年达到2600美元，2008突破了3000美元。内外交困的2008年过去后，“中等收入陷阱”横亘在中国面前，对中国GDP增长的中短期预期很是悲观，中国经济陷入滞涨甚至停滞的可能性加剧，这之中有多少是外围环境影响有多少是自身矛盾使然？没有人厘清。但导致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四个“前车之鉴”没有一点不是正在显现的中国经济的严峻问题。其实私下里和滕泰交流，他是很悲观的，他公开判断中国经济的中短期走势将是L型的，即中国的决策者很难处理好上述四个瓶颈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纯经济制度（也即让利放权的改革模式）层面已充分泄放了生产力，而更深层的经济制度变革怎么着都绕不开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同步推动。一句“不折腾”，积极地理解是顺势而为，消极的理解便是得过且过……对此，笔者比滕博士积极许多，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必然规律，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一定是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这种发展不但体现在GDP和人均GDP上，还体现在多数民众感同身受的生活水准提高上。因而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解决的上述四个问题时，经济手段当仁不让，逃不开的政治手段迟早会跟上。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一直是“逼出来”的，一直是危机变革，而不改革则意味着更严峻的执政危机。尽管私下里悲观，滕博士还是在《财富的觉醒》中讨论了经济层面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在讨论过财富分配、人口城市化和金融领域问题之后，腾博士认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如何回避硬财富制造的资源约束，通过技术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成功逾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其最明显的特征是迅速走完制造业升级的路径。即先从纺织服装、家电、半导体、化工产品，向品牌家具用品、高端耐用消费品、机械设备、高端机床、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数字化通信产品、精细化工、甚至娱乐产品发展。比上述国家和地区发展时更具“天时”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更发达的今天，特别是互联网打破信息壁垒之后，技术转让的障碍更小，中国受益于人类技术进步时滞空前缩短。加之三十年积累的较为充裕的资本优势，中国实现制造业升级的速度会更快。并且中国已在制造业的诸多领域如家电、集装箱制造、大型数控机床、重型机械、飞机零部件制造、船舶制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等实现了升级和突破性发展。中国所具有的国家投入、集中人力资本等体制优势和最大的市场规模优势也是独特的，因而中国制造业升级到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程度是指日可待的。作为最节省资源工的服务业，在目前城市化率才只有46%的中国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城市化率不可阻挡的加快尽管会挑战我们的综合管理能力，却必然推动服务业的不可估量的发展。目前中国9.5亿的农业人口，而专家估算中国18万亿亩耕地只存纳四万亿左右的农业人口即已充裕了，剩下的3亿左右人口既是城市化率提高的推动力，也是服务业发展的生力军。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毋庸置疑，中国软财富战略更具广阔发展空间。在互联网领域，中国几乎是站在同发达国家同等的起点上，对空间文明的探索中国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中国也在加大投入。据此，腾博士认为，以互联网经济、金融虚拟经济、知识信息经济为主的软财富经济正在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新的发展空间，这也是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当务之亟是制定国家层面的软财富发展战略。读《财富的觉醒》是令人振奋的，但掩卷之后，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八竿子打不到”的感觉。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不管“软财富观”是否一语中的，乃至有否“行之有效”的操作可能，我们对资本市场对虚拟经济的认识总还是欠缺的“开壳”的一跃。危言耸听也好，旁门左道也罢，腾博士的全新视角总对我们“开壳”有益，也当然对我们置身其中的股票市场有益。
滕泰的新作《财富的觉醒》是一本用完全新的视角讨论财富问题的书，这本书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对财富的知识。 ——茅于轼本书作者跨越几千年的财富进化历史，把人类文明划分为生态财富、硬财富和软财富三个阶段，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揭示出财富攫取的密码和财富创造的来源——作者研究财富的视角和高度令人耳目一新。 ——朱利，中国银河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目前对于财富的认识需要有新的理解，《财富的觉醒》一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这本书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了财富的来龙去脉，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很有参考价值，非常值得一读！ ——李连仲，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有的著作读完如掠过浅水，但《财富的觉醒》不一样。作者通过梳理几千年的财富的来龙去脉，从全新的视角诠释了国家、企业和家庭致富的密码，是一本知识跨度广、思想有纵深的创新之作。 ——龚方雄，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经济越发展，财富的定价越复杂。本书提出的软价值论值得投资者认真思考！——王亚伟，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副总裁、华夏大盘精选基金经理财富是怎么来的？这是所有人都有兴趣探究的问题。它是生产出来的？采掘出来的？贸易而来的？还是掠夺而来的？似乎都对，又似乎都不对。作者以其开阔的视野、厚实的理论基础，对财富的本质、财富的类型、财富的来源做了详尽讨论，为读者开启了一个认识财富的独特视窗。——陆雄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财富是怎样产生的？如何分享创造的财富？为何我们富不过“三代”？这是新时期财富观的核心内容，即致富、享富与持富。滕泰博士著作《财富的觉醒》，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新时期的财富观，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李维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财富觉醒，正当其时！本书立意新颖、观点犀利，非常值得一读！——高鹏，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觅财富流，寻强盛之源！《财富的觉醒》跨越几千年的历史，画出了财富图。——杨壮，北京大学国际MBA国际院长财富思想决定财富战略，财富战略决定成败，本书作者提出的软财富观和软财富战略，值得决策部门、企业和投资者深思！——林晨，《中国证券报》社长兼总编财富是一个历史现象。本书跨越几千年的的财富进化史，揭示出不同时代财富增长的本质动力，作者独特的视角和在财富理论上的探索与突破，相信任何一个读者都会觉得不虚此读。——刘洲伟，《21世纪经济报道》创办人、主编翻开《财富的觉醒》，“引言”就把我吸引住了，一路读下来，享受着滕泰博士关于财富的一系列新观点……——张延平，《北京青年报》社长惊异于《财富的觉醒》如此深入浅出的表达，它不仅重新思考和定义了新世纪的财富观，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人生。——何力，《第一财经周刊》总编中国人过多关注GDP,而较少关注国家财富。本书提出了财富战略的新思维。——牛文文，《创业家》杂志社社长财富似乎无需解释，但稍一深究，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厘清财富的模糊性和变异性，才能厘清创造和拥有财富的路径和快感。——杨斌，和讯网总编辑
【目 录】引 言从一颗糖说财富三次财富革命国家、企业、家庭的财富觉醒第一篇 财富攫取密码第1章 贸易优势聚集财富三条古商路造就财富名城财富中心转移贸易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贸易政策主导国家财富第2章 金融优势“双刃剑”金融与大国兴衰金融资产是不是财富创造货币不是银行的专利金融的财富创造效应和分配效应国际货币发行权金融主导权后次按时代的国际金融格局第3章 战争能否成就富国战争与列强兴衰战争与财富我们还需要战争吗？第4章 攥紧财富的金钥匙生态财富的金钥匙硬财富崛起硬财富的金钥匙软财富的金钥匙财富分配图第二篇 国家财富增长战略第5章 中国的严峻挑战多周期叠加外部冲击长期动力与“中等收入陷阱”第6章 谁能战胜财富周期寻找周期答案财富周期从反周期到寻求长期增长动力第7章 人口与人力资本战略财富增长的三个历史规律从人口控制到人口红利人口的财富本质迁徙与繁荣城乡人口流动移民三定律和财富效应中国的人口与人力资本战略第8章 制度中的财富活力产权制度的财富活力文化制度的财富活力优化组织方式，发掘财富活力如何形成最有财富活力的制度中国财富增长的制度潜力第9章 优化资源科技组合科技提升资源价值农牧业技术与生态资源组合硬财富突破生态约束软财富突破硬资源约束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第三篇 软财富观第10章 财富思想革命告别陈旧的财富观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软财富之道第11章 如何给软财富定价牛顿时代的过时理论传统定价理论的实践困境软价值论第12章 应对财富潮起潮落硬商品价格的不同决定地产的软价值把握金融资产价格结 语参考书目
第 1 章贸易优势聚集财富三条古商路造就财富名城如果让中国人回答明朝以前哪些城市最富裕，有人会说是长安或洛阳，有人会回答是大都（今北京），也有人会认为是苏州、杭州、扬州，还有人会说出些西域名城，比如高昌、楼兰。如果问熟悉西方历史的人，公元1500年以前哪些城市最富有，很多人会想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也有人会想到威尼斯，可能还有人会提到汉堡、里斯本、布鲁日、哥本哈根等。其实，所有这些历史上的财富名城都分布在三条古代商路上。这三条商路就是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纵贯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后来被“汉撒同盟”所控制的欧洲近海港口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的金银财宝“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的学术概念最早是在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提出，用来描述中国同中亚两河流域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之后，阿尔巴特·赫尔曼（A. Herrmann）把这条路拓展到丝绸等商品到达的核心区域，从地理上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和小亚细亚，用来描述整个欧洲、西亚国家同东方的主要贸易路线，并被东西方学者普遍接受。广义的“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是：从中国西安（元代以后向东延伸到北京）出发，到中国新疆境内，向北到达今咸海、里海以北草原与欧洲相通，向南到印度，向西则直抵叙利亚，渡海到达希腊、罗马，或南下经大马士革、开罗，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横跨亚欧大陆的这条丝绸之路是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贸易最著名的一条干线。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铁器、铜器、漆器、杏仁，欧洲的毛织品、玻璃、化妆品，印度的宝石、玛瑙、香料，中亚的马匹等沿着不同的贸易方向进行广泛的交流。由于巨大的区域差异，很多商品在印度、中国和罗马的价格差异达100倍以上，当时的国际贸易商人可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中，“丝绸之路”滋养了上百个富裕的古城。在中国境内的有洛阳、太原、西安、嘉峪关、敦煌、高昌、交河、楼兰、吐鲁番、乌鲁木齐、伊宁、库车、阿克苏、喀什等。在西亚、欧洲境内的有塔什库尔干、伊斯兰堡、喀布尔、马什哈德、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里昂、罗马、威尼斯、热那亚等。京杭运河沿线的富裕城镇既然叫“丝绸之路”，说明丝绸在中国、阿拉伯、印度、欧洲的贸易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据历史记载，中国丝绸在古代的中亚、西亚以至非洲、欧洲都颇为流行，不仅安息、塞琉古和托勒密的王侯后妃大量使用丝绸装饰，甚至在西罗马的中心罗马城和东罗马的中心君士坦丁堡，从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权贵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然而，几乎所有关于丝绸之路的描述都是从长安出发，而不包含北京、洛阳等内陆城市，更不包括中国南部的城市。可是单单从北京、洛阳这些城市开始，是不可能有丝绸贸易的。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离不开中国内地的一条重要商路—京杭大运河。从春秋时代开始挖掘，完成于隋朝公元610年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连通淮河与长江水路，不仅是丝绸、茶叶等贸易通道，而且是中国古代盐业和漕运的主要通道。
京杭运河开通以前，江南丝绸主要通过洛阳、咸阳运往长安。京杭运河开通以后，由于运河的运输效率较高，于是江南的丝绸、茶叶、陶瓷开始大量通过运河到达北京，并通过太原、包头一线连接丝绸之路，得以运往欧洲。直到近代断流之前，京杭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都是中国历史上富裕繁华的商业之城，包括天津、德州、高邮、徐州、扬州、镇江、无锡、常州、苏州、嘉兴、杭州等。在这些城市中也不难发现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毛皮、玻璃、香料等商品。昔日欧洲的财富聚集地中世纪以前，欧洲的财富聚集地并不仅仅只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政治中心，还包括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系列商业名城。在北部，最富裕的城市是欧洲低地国家分布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城镇（之后的汉撒同盟所联合的200多个城镇），主要包括，德国的汉堡、布莱梅，葡萄牙的里斯本，比利时的布鲁日、安特卫普，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丹麦的哥本哈根、德尔，挪威的卑尔根等。汉撒同盟成立以后，还在英格兰的伦敦、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等地建立了永久性商站，并与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有密切的商业交流。通过这些城市之间的商业交流，俄罗斯和波兰的粮食、木材、毛皮、柏油、蜂蜜和亚麻被运往佛兰德斯和英格兰。欧洲西部地区的羊毛织品、葡萄酒、食盐和地中海特产，被运到东部和北部地区，并换取那里的毛皮、蜡、琥珀、铜、铁、鳕鱼干、小麦、木材和啤酒。值得一提的是南部的罗马、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它们不仅是欧洲区域内贸易的重要商业城市，同时还处于“丝绸之路”的西端。因此，不仅各种欧洲的商品通过这些意大利商业城邦被运往中亚、印度、中国，而且欧洲人也只有从那里才能购买到东方的丝绸、陶瓷、茶叶等。三大古商路的兴衰与财富转移13～16世纪，在亚、欧农牧业财富的繁荣时期，三大商路也基本上连成一体。三大商路上的所有城市和区域经济都充满活力。丝绸等商品的大量出口，拉动了中国桑蚕和丝绸业的发展。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对这一时期江南经济繁荣的真实写照。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如苏州、扬州、济南等在不同年代都得益于商业和贸易的繁荣。西部城市也受到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积极影响。善于经营的中国徽商和中国晋商在东西方贸易中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中亚地区由于处在“丝绸之路”的要冲，也在中转商业中获得了巨额利润。粟特人的首府马拉坎达（今撒马尔罕）曾经因为丝绸贸易一度兴盛繁荣。在亚历山大帝国崩溃以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垄断利润在塞琉古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安息控制了中亚和西亚以后，也从过境贸易和出口贸易中获利丰厚；安息灭亡后，萨珊朝的波斯帝国，则阻止中亚的粟特商人和西方的罗马商人贩卖丝绸，自己垄断贸易利润。在东西方贸易的另一端，罗马、君士坦丁堡，以及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中海商业城市、直至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200多个城镇都是远程贸易的经营者和受益者。到12世纪，意大利半岛很多地区甚至也学会了养桑蚕和丝绸制作技术，后又传到法国；东方的陶瓷制造技术也在德国被发扬光大。
然而，到中国明朝中期的1472年，蒙古兵占领哈密，明朝退守嘉峪关，嘉峪关以外的西域诸邦四分五裂。在中亚，波斯帝国成为中国、印度的商品到达欧洲的严重障碍，从而迫使一部分东西方贸易改道海上。在西方，15世纪末，达伽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到达印度之后，虽然东方商品仍然在丝绸之路上的不同地理阶段进行交易，但是繁荣了1000多年、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已经别无选择地逐渐走向衰落。在东方，到1502年，横贯阿拉伯半岛的旅行商队的路线已经中断。1由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日益减少，“走西口”的山西商人失去了大量的商业机会，不得不努力将商业活动范围延伸到北方的俄罗斯以及南部中国，而处于中国南北要冲的安徽商人的经营重心进一步向江浙地区转移。随着贸易重心由内陆逐渐转移到东南沿海，闽商、浙商逐渐取代传统的晋商、徽商成为新的财富聚集者。在西方，由于葡萄牙人取得直接通向东方的航线，从而使传统东地中海贸易体系（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商业城市）失去了联系黑海、欧洲大陆与中亚、印度、中国的商路的核心地位。不管那里的商人们如何精明，仅仅依托贫瘠的意大利半岛，再也无法继续在与北海、波罗的海以及欧洲内陆城镇的贸易中扮演主导角色，永远失去了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无法维持昔日的繁荣。曾经与意大利城邦保持密切联系的北欧汉撒同盟，也很快在荷兰和英国的冲击下失去了海上贸易的主导权。在中亚、西亚、东欧地区，处在“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座商业名城，曾经像它们拥有的珠宝一样闪亮，然而在商路转移之后却一颗颗陨落。有的古城在短短几百年后，已经像古道上的驼铃声一样不复存在，只留下一座座佛塔、清真寺做历史的见证，还有古阿拉伯神灯和驼队的故事依然流传……财富中心转移当远洋船队取代马车和骆驼地理大发现、早期的帆船和指南针、工业化时期的轮船和电报机，使掌握这些技术的海洋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优势地位。大型帆船和轮船的运输效率是“丝绸之路”上的马车和骆驼的数百倍。因此，一旦开辟了海上远洋商路，全球财富流向和财富重心转移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无论是内陆的商业城市，还是运河城市、内海港口城市，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全球沿海商业城市却一个个拔地而起。在欧洲，借助于近海航运、本质上以大陆商品贸易为主的威尼斯、汉堡等商业城市的贸易地位被取代，巴塞罗那、里斯本、阿姆斯特丹、伦敦、利物浦逐渐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和财富聚集中心。紧邻阿拉伯半岛的波斯湾沿岸和古印度大陆的印度洋沿岸的城市开始迎来了一艘艘的商船，孟买等城市逐渐变得繁华。伴随着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航线的延伸，马六甲、雅加达、马尼拉、墨西哥城、巴拿马城、纽约、悉尼等新的港口城市一个个被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即便是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随着郑和下西洋后海上贸易的发展以及一艘艘西方商船的到来，泉州、广州、澳门、天津、青岛、海参崴等沿海城市也逐渐兴起，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一天天变得富裕，中国的财富重心逐渐向南部、东部转移。“丝绸之路文明”与“运河文明”一天天衰落，海洋文明逐渐在中国兴起。
随着世界贸易的拓展和殖民经济的形成，一大批面积和人口不占任何优势的海洋国家成为世界的富豪。葡萄牙、西班牙首先因为航海发现而变得富强，“海上马车夫”荷兰很快开始了其繁荣富足的历史，随后英国夺取海上霸权，成为“日不落帝国”。葡萄牙16世纪在东南亚、印度、巴西、南非、西非等地占领了很多殖民地，一方面通过对被占领区的抢劫、掠夺积累财富，另一方面通过贸易获取暴利。西班牙的主要占领和掠夺地是美洲，包括海地、古巴、墨西哥、秘鲁、智利、巴拉圭等，在上述地区强迫奴隶开垦种植园、开采金矿，并且利用这些地区产品和欧洲产品之间的巨大差价赚取利润。英国在海上战争连续取得胜利之后，除了在欧洲内部、欧亚之间进行贸易之外，还利用其在殖民地的统治地位，大量从事亚洲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尤其是将南亚种植的鸦片大量贩卖给中国，从而将亚洲地区的白银大量地输出到欧洲，尤其是伦敦。铁路运输与大陆国家的崛起在海洋国家财富膨胀的年代里，德国这一大陆国家，由于国土面积辽阔，地形崎岖不平，海岸、运河和其他水陆交通较少，因而在世界市场形成早期的世界贸易中完全处于落后地位。即使是拥有漫长海岸线的美国，由于受到陆地运输效率的限制，也很难发挥其贸易方面的优势。据说在1809的“马车时代”，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派遣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从圣路易斯沿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沿岸，花了一年半的时间。2马车时代的运输效率和运输规模，如同欧亚大陆传统的“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一样，甚至连运河的运输效率都比不上，更无法同海上运输的效率和规模相匹敌。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和德国才借助于第二次技术革命改变了运输方面的困难，铁路的发展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彻底结束了大陆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被动局面。铁路和公路不仅使客运速度大大加快，而且把原来分散和孤立的地方市场连成一片，并且与海洋运输合二为一。1850～1870年是美国铁路工业第一次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生铁的产量增长2.8倍，而同期铁路的长度却增加6倍，平均每年增长9.5%。美国铁路长度1850年为1.4万公里，1870年为8.6万公里，1900年为31万公里，占当时全球铁路总长的一半。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投入铁路建设的资金大约占全国财富的1/10，5条铁路横贯大陆东西，到1913年，美国铁路总长度已达37.9万公里，比全欧洲铁路总和还多。美国的电话1880年为5万部，1900年达到136万部，1920年达1333万部，平均每年增长15%。4美国的汽车产量1895年仅300辆，1905年7.3万辆，1915年达245万辆，10年间平均每年递增41.2%。而在德国，为了复兴，1850～1870年，普鲁士投资的70%集中于铁路，1855～1909年德国铁路每年递增3.6%。德国于1877年开始架设电话，2年后电话连接了800个村镇。俄国的铁路到1900年达到3.1万英里，到1914年达到4.6万英里，并且在延伸的面积上达到美国的2.5倍（密度远远小于美国）。因此其对外贸易在1890～1914年增长了2倍。一旦铁路、汽车、电话解决了大陆国家的贸易效率问题，并与海上运输连为一体，德国、美国、俄国等大陆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内就在工业产值和对外贸易方面超过了英国。
1914年，美国和德国的GDP分别名列全球第一、第二名，俄国则已经是全球第四大工业国。从1860～1914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以上（从3.34亿美元增加到23.65亿美元）。5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也达到14.8%，高于英国（13.6%）。6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大陆国家都已经借助于铁路而夺回贸易优势。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大部分亚洲内陆国家，虽然拥有富饶的资源，但是由于交通运输效率低下，无法发挥比较优势，所以依然静静地等待新的“财富轮回”。比如，拥有一定海岸线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真正对外开放。直到21世纪初，中国的铁路总长才8万公里，不足100年前美国铁路总长的1/4。虽然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但是中国却以其占全球6%的铁路线，承担着相当于全球铁路运输1/4的任务，货运效率极低。在西北某些重要的铁路干线上，货运的效率只有每小时40公里，有的公司竟需要把新疆的天然气通过漫长的公路运输运到东南沿海。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同欧洲之间的“亚欧大陆桥”已经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但是很多中国的货物除了通过东部海运之外，依然还在通过俄罗斯的铁路线运输到欧洲。这样的运输条件显然无法充分发挥中国大陆的比较优势。事实上，古老的丝绸之路沿途地区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比如山西省的煤炭资源、陕西和新疆的石油，甘肃的铜、铝等有色金属。在技术方面，中国内陆地区也有独特的优势，比如西部核工业基础、重化工业技术、航空航天和军事工业技术等。还有，中西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是潜在的财富要素和比较优势。所有优势的发挥，都离不开高效率的内陆运输条件。尤其是在东西方“亚欧大陆桥”打通，对欧洲贸易与日俱增，中国东南沿海加工制造业迫切需要转移的情况下，如果不把铁路修好，中国的财富创造潜力仍然难以有效发挥。电子商务与贸易新贵计算机信息技术、现代通信技术所推动的电子商务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贸易方式。最近十年来，Business to Consumer（B2C）和Business to Business（B2B）电子商务贸易都有飞速的发展。在B2C领域，美国的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的年销售额早在2006年就突破100亿美元，2007年高达130多亿美元。2007年，中国的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超过2万亿元，仅网络购物市场总成交额就达到594亿元，比2006年312亿元的总成交额增长90.4%，其中，仅淘宝网一家的成交额就达到433亿元，超过华润万家（379亿元）、大商集团（361亿元）、家乐福（248亿元）、物美（231亿元），仅次于百联集团（771亿元），成为中国第二大综合超市。B2C的电子商务模式正在改写传统的零售业务格局。以淘宝网为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淘宝网购买服装、手机、化妆品、居家日用品、家用电器、充值卡、相机、摄像机、PC及配件、食品保健、IT数码产品等。在服装领域，淘宝的服装类商品销售额超过北京市所有亿元大卖场销售额的总和；其手机的销售额接近全国手机连锁卖场冠军迪信通；其化妆品的销售额，超过在中国拥有6000多家专卖店的雅芳。在B2B领域，2008年中国的B2B贸易额预计在25 000亿～30 000亿元之间。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阿里巴巴网站。由于成功地为中小企业出口产品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阿里巴巴极大地推动了江浙一带中小企业的产品出口，为中国企业开创了新的贸易模式，为区域乃至全国贸易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凭借网上注册用户的增加和交易额的迅速增长，2007年该公司营业收入突破20亿元，净利润高达9亿元人民币，并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尽管面临着支付、安全、配送等环节的各种问题，全球的电子商务还是在蓬勃发展，并且正在改变传统的贸易格局。在中国，甚至部分地区的大型农贸市场也借助于互联网来发布信息并促成交易。就制造业硬财富的贸易方式而言，不论电子商务如何发达，最终的交易完成还是离不开传统的物流运输方式。然而，随着新材料技术的发展，日用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再加上跨国投资促成的制成品生产的本土化，贸易对于交通运输的依赖也越来越小。而对于知识产品、信息产品、金融产品等软财富的交易而言，电子商务完全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物流问题—只要通过网上传输、网上下载、网上支付，所有的交易都可以跨越空间完成。目前电子图书、网上游戏、网络电影、网上音乐等产品的交易额正在以比传统商品更快的速度迅猛增长。可以想象，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有一天我们可能惊奇地发现：很多富豪原来都只是生活在远离都市的小城镇或某个小岛上，一边享受着悠闲的生活，一边发送着各种决策和交易指令，甚至通过互联网发送着他们的软财富商品，并看着信用卡上的财富一天天膨胀。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在加强铁路运输、统一公路运输等方面补课，促进硬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还要立足于软财富时代，下大力量保证网上现金支付安全、提高物流管理效率、打造开放的国际化电子商务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贸易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生态财富时代：贸易消灭分工，创造财富在农牧业生态财富时代，财富创造的方式不是社会化的，而是以农户为单位，财富的消费也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那个时代的远程贸易，利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不同区域进行“贱买贵卖”。由于运输成本高、贸易风险大，很多商品在东西方不同地区有上百倍的差价。尽管生态财富时代的商业和贸易并不能够提高“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但是却可以促进农作物和驯养动物的品种交流，比如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商人吕不韦就把牧区的羊大量贩卖到农业种植区，促进了中原农业区养殖业的发展。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者则把中亚、西亚的很多农作物传播到中国，促进了中国农业的繁荣。中国丝绸长期向西方出口，不仅促进了江南桑蚕和丝绸业的发展，而且造就了意大利的丝绸加工业。经过长期的贸易来往，生态财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分工”不但没有被强化，反而被逐渐消灭。原产于中国的丝绸也可以在意大利生产；原本大量从中亚购入的马匹也可以在中国、欧洲养殖；产于印度的胡椒等香料，中亚的胡萝卜、谷物等农作物也可以在中国和欧洲种植；欧洲的玻璃、皮毛制品、宝石在其他地区也不再罕见。于是15世纪以后，东西方贸易的主要产品也从传统的丝绸、香料、马匹、皮毛、玻璃、宝石逐渐变为生丝、茶叶、瓷器、烟叶、象牙、纺织品甚至鸦片。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在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生态财富时代，那些“贱买贵卖”的商贾仍然通过发现并消灭区域分工，推动了各地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财富创造能力的提高。硬财富时代：贸易促进分工，创造财富随着远程贸易对农牧业技术的传播，仅仅依靠信息不对称、贸易线路垄断和不同地区之间的贩运，而在单个商品上赚取十倍、百倍利润的可能性逐渐减小。聚集人类财富的手段逐渐转移到那些能够促进社会分工、提供差别商品的规模制造能力方面，人类开始进入硬财富时代。
制造业硬财富时代，商业和贸易对创造财富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首先解释这种作用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是个天才的思想家和名副其实的怪人。他不但从小就喜欢独自出神和自言自语，而且终身未娶。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可以说是大器晚成。1773年，当他完成《国富论》时已经50岁了，之后又花3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国富论》最终出版，立即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并影响了欧洲、美洲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亚当·斯密后来被人们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说”，最朴素地证明了市场交换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假设与葡萄牙相比，英国在布的单位生产上，需要投入较少的劳动时间；在酒的单位生产上，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动时间。那么，英国在布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而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该专业化生产布并出口，葡萄牙应该专业化生产酒并出口。通过专业化生产“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国外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两国福利都能得到明显改善。与亚当·斯密不同，提出相对优势说的大卫·李嘉图是一个天才的商人。他出生于1772年，14岁就开始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1793年开始独立进行证券投资，25岁时已经拥有200万英镑的财产—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于这个暴富的青年而言，金钱似乎已经没什么意义。27岁那年，在他偶然间读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他就开始专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最终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大卫·李嘉图最著名的理论是他的“相对优势理论”，该理论证明，不具有绝对优势，也可以通过贸易获利。在表1-1中，英国在一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12加仑酒或6码布；葡萄牙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8加仑酒或1码布。英国在两种商品中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是英国如果多生产1码布需要损失2加仑的酒，而葡萄牙则需损失8加仑的酒，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上有相对优势。表1-1 相对优势酒（加仑） 布（码）英国 12 6葡萄牙 8 1假设让英国增加1小时布的生产而减少1小时酒的生产，它将多获得6码布但减少12加仑酒；而如果让葡萄牙增加2小时酒的生产，减少同样时间布的生产，它将多生产16加仑酒而少得2码布。结果，在两国劳动时间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酒生产增加了4加仑，布增加了4码。随着生产时间的延长，这种财富总量的增幅会不断增大。显然，没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商业和交换也能促进财富和福利总量的增加。在亚当·斯密最初的理论设想中，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应该是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商业和贸易。商业和贸易应该在农业和工业生产的绝对优劣势比较基础上发展起来。然而，当亚当·斯密详细考察了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原来分工不是天然形成的，商业和贸易更不是在天然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欧洲国家的历史现实证明，社会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是商业改变了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分工格局。
也就是说，历史并不如假想的那样，先有布和酒的区域生产分工，然后产生贸易，而是由于贸易商不断地寻找贱买贵卖的机会、压低采购成本，迫使那些能够高效率、低成本生产酒的地区集中精力生产酒。而那些不具备成本优势的地区在面临大量来自其他地区的廉价酒时，被迫放弃酒的生产，转而生产本地区擅长的产品，比如布。于是，酒和布在两个地区的社会分工就逐渐形成了。其他产品的分工也一样。贸易就是这样破坏了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让低效率的生产者退出，让高效率的生产者更具有生产规模，从而一步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欧洲的商业革命比工业革命早几百年，没有几百年的商业革命，就没有后来的工业硬财富革命。欧洲的财富革命次序表明，商业是产业资本的先驱，是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动力之一。中国明代以后的历史则从反面证明，不重视商业就不会有良好的社会分工，财富创造的效率就很低。没有分工、没有专业化，就会缺少技术和制度进步的动力，最终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创造能力增长缓慢。显然，商业必然参与财富分配。而进入硬财富时代之后，欧洲商业和中国商业的不对称发展，正是造成两地区财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旦这种商业地位差异造成社会分工的地位差异，比如欧洲变成硬财富生产中心，东方国家和新大陆变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给基地，那么区域之间的财富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贸易如果不能促进分工，就会加速本国衰落如上所述，硬财富时代贸易创造财富的可持续性，不在于暴利掠夺，也不在于贱买贵卖本身，而在于商业和贸易对社会分工的促进。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贸易活动并没有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社会分工，而是促进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分工，培育起其他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结果必然是其他国家财富的崛起和本国贸易地位的衰落。比如，葡萄牙曾经营北方的鱼、盐、酒，非洲的黄金、奴隶，东方的香料，美洲的糖料、咖啡，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葡萄牙却不生产殖民地所需的货物，而是购买英国货物并支付越来越多的费用，最终将越来越多的黄金从巴西等地转送到伦敦，并造就了英国的繁荣。又比如，西班牙的资源和人口比葡萄牙有优势，然而西班牙同样没有在制造业方面积累起任何比较优势。因此西班牙经营的棉纺织品、羊毛、丝绸、服装、玻璃等逐渐都被爱尔兰、法国、美国等国家替代。大量的美洲白银流入不但没有转化为制造业资本，反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和支出转移，加速了西班牙的衰落。荷兰的例子更加典型。支撑荷兰强大贸易的产品不是本国产自北海的鲱鱼和产自农村地区的黄油和奶酪，而在于别国的产品。它从波罗的海运来粮食、木材和海军补给品，交换英国的羊毛制品、西里西亚的亚麻制品、比斯开湾和依比利亚半岛的盐和酒。荷兰还从事远东和西属美洲的奢侈品贸易，并经营东印度以及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然而，荷兰的商业资本一直都没有大规模地转移为制造业资本。尽管荷兰在渔业和造船业方面的优势，早在16世纪末荷兰人打败“汉撒同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一直到1880年，荷兰都未能向近代工业过渡。值得称道的工业仍就只有造船业，以及酿酒、榨油、炼糖、制肥皂等简单工业。
而那些在商业中赚取的资本，一旦转化为工业硬财富投资，就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硬财富革命和早期工业国家的崛起。比如，在欧洲、亚洲、新大陆发了财的英国商人很快把他们赚来的钱投资到纺织业等领域，并且把新大陆、印度等地变成英国的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出口国，从而奠定了其在硬财富时代全球分工中的核心地位。显然，贸易如果不能促进本国社会分工，就会加速本国经济的衰落。那些从其他地区赚取的金银早晚会像“浇在屋顶上的水”一样，瞬间流逝。贸易政策主导国家财富开放还是保护？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证明贸易能够促进分工、增加国民财富。从全球财富增加的角度分析，自由贸易政策显然能够促进人类福利的增加。新古典贸易理论揭示了相对优势的源泉在于不同地区的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制成品贸易理论则证明，即使在要素禀赋完全相同的前提下，只要有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需求，各国仍然能够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利益。但是自由贸易思想却没有说明贸易利益应该怎么分配。然而，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的出发点，恰恰是自身利益是否能增加，而不是都想着如何为全球总福利做贡献。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和各种相关政策。“重商主义”是最早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是商业革命后期国际贸易竞争激烈的产物。欧洲早期的重商主义政策主要禁止本国金银出口，鼓励国外金银输入；而晚期重商主义受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不再追求绝对的金银流入，而争取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地位。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list，1789—1846）是最早系统提出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家。李斯特一生颠沛流离，曾经因为组织德国工商联盟而受到迫害，也曾经因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而被判监禁。移居美国以后又因为经营矿山倒闭而破产，他曾拒绝俄罗斯政府聘他担任要职的邀请，也曾因健康原因错过了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机会。由于无法养活妻儿，李斯特在57岁那年开枪自杀身亡。为了追求德国经济上的统一和强大，李斯特多次抨击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思想，竭力反对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他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程度，把经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处于农业阶段的国家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有利于农产品的自由输出和自由输入外国的工业产品，以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并培育工业化的基础。处于农工业阶段的国家，虽然本国已有工业发展，但并未发展到能与外国产品相竞争的地步，故必须实施保护关税制度，使它不受外国产品的打击。而处于农工商业阶段的国家，由于国内工业产品已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国外产品的竞争威胁已不存在，故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享受自由贸易的最大利益，刺激国内产业进一步发展。显然，无论是重商主义的全面贸易保护思想，还是李斯特的分阶段保护主义思想，或者之后的保护局部“幼稚”7产业的思想，都会引发贸易战。假设世界由A、B两国组成：（1）A、B两国都相信重商主义，都希望从对方获得金银流入或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国际贸易呢？（2）A国处于农工业阶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B国处于农工商阶段，实行自由贸易，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有国际贸易。（3）A国希望出口布，而B国认为布是本国的“幼稚”产业需要保护，于是又不会产生国际贸易。
毫无疑问，如果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国际贸易消失，那么对大家都没好处。所以，各国都在寻求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平衡点：一方面对外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一方面偷偷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优势产业永葆优势地位，死死压制其他国家同类产业的成长，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政策保护自己的劣势产业；一方面在处于贸易劣势地位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采取全面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在处于贸易优势地位的时候，通过各种手段强迫别国“门户开放”……总之，尽管全球都在高唱自由贸易赞歌，可是谁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各国都在寻求开放和保护之间的利益平衡点。那些高唱自由贸易赞歌的家伙都曾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驱英国是最早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之一。16世纪下半期，英国开始禁止进口金属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工业品。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织品。1700年，英国议会禁止从印度、伊朗和中国进口棉织品。一直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印花棉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到182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确立了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地位—直到这时候，英国为了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才转而逐步取消本国关税，执行自由贸易主义政策。法国也是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元老”之一。从17世纪开始，法国就实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一直到18世纪末的“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政府、1815年以后的波旁王朝、“七月王朝”，都把对外贸易政策的原则定在保护关税上。这样的政策一直坚持到19世纪中期，使法国制造业逐渐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一度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富国。美国是后期工业化国家中最早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美国独立后不久，1789年，开始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18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明确的保护性关税法案，对进口的棉花、羊毛制品和某些铁制品课税30%～40%。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而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总量的36%。在这样高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在实行高额的保护关税。尤其是《1890年麦金来关税法》使美国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49.5%，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才放弃了保护关税政策，逐步转向了自由贸易。当然，在美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美国就开始利用全球市场，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而积累起巨额财富。在甲午战争后，美国也是逼迫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主要“自由贸易”代表之一。在20世纪美国取得全球领先的生产和贸易地位，成为自由贸易的领袖之后，本国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抬头。在21世纪，面临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商品冲击、尤其是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造成本国经济衰退的时候，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表现得尤其明显。2008年大选结束后，美国新一届政府很有可能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德国的贸易政策一度摇摆于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之间。19世纪前半期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所采纳的温和保护关税，就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折衷：对出口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基本免征关税，对制成品进口征收10%的关税，对奢侈品征收20%～30%的进口税。受英国在19世纪上半期转向自由贸易的影响，德国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经致力于转向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和取消了许多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但是，1879年俾斯麦重新回到保护主义关税政策，重新征收、并不断提高了许多工业品的进口税。贸易保护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自从建立了关税同盟以后，德国的工业化就明显加快了；而在1879年重新转向保护关税政策之后，德国则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等工业强国。例如，德国工业在1870～1880年间还只占世界第4位，在1880～1890年间就超过了法国而上升为世界第三位，1910年又超过了英国而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业产量大约占全球的15%。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宣扬“殖产兴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一直坚持“产业立国”、“贸易立国”。然而，日本一贯坚持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主义思想，取得了对亚洲以及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地位。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的商品一度涌入日本，但是日本人很快扶持起自己的企业，并通过文化、卫生条款等非关税贸易保护手段确立了本国商品的市场主导地位。颇值得研究的是，在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19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执行扶植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关税政策，德国开始执行关税同盟下的保护主义政策。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实行了进口关税接近于零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却在1857年后不断提高保护性关税，德国在1879年后也连续提高各种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而恰恰正是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分别上升到全球工业产量第一、第二的地位，把英国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甩在后面。可见，贸易保护主义在上述国家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安排下，各国才基本上能够相对公平地逐步消减关税，并建立了一定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使以高关税为代表的普遍的保护主义逐渐成为历史。如今，一个个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在融入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上述国家在享受自由贸易福利的同时，千万不能忘记：那些近代工商业大国，虽然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是都曾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驱，并且至今也仍然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路线上摇摆。在听信他们的要求，敞开每一扇大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否则就会像中国汽车业一样—绝大部分汽车厂都被外资控制，从而压制了本土技术研发能力和民族品牌，以致在美国汽车公司几乎都濒临倒闭的年代，中国汽车的消费价格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贸易体制和政策的衍生财富效应在普遍的高关税政策成为历史之后，贸易体制、贸易规则及其衍生出来的定价权、贸易利益分配权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问题的焦点。美国等主导国家为了取得贸易体制和贸易规则的主导权，更多地以经济援助为手段拓展自身的海外经济利益，促进形成有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贸易体制和规则。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方案，又称为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不仅有力地支持了美国主导的以GATT、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形成，而且大大地促进了美国对西欧国家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使西欧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当然，作为回报，“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总额达170亿美元的援助，实实在在地支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经济的重建和恢复。此后，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GATT）逐渐成为富人俱乐部，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成员的加入。每一次新成员被批准加入前，都必须付出一定的商业利益，并须经过艰苦的谈判，被迫接受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各项贸易规则。当技术和知识产权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的时候，就有了专门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来保护上述发达国家的出口商业利益。当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取得竞争优势以后，却有类似于《纺织和纤维贸易总协定》来阻止、限制这些国家的产品出口。尤其是在商品和资源大部分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劳动力流动却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管制。不仅如此，在出口商品方面也附带着有利于贸易规则主导国的各种细则，如劳工条款、卫生和环境保护条款等。
垄断贸易规则和定价权被政治性地应用到大国财富分配中。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受到石油危机冲击的时候，恰恰是前苏联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主要出口创汇来源的时候。此时，美国里根政府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努力引诱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不顾OPEC的配额限制，大量超限额开采和销售石油，从而使1985年国际原油价格下跌50%。这种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强烈干预是后来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低油价不仅有效地缓解了美国、欧洲的经济衰退，而且导致了前苏联巨额的财富流失，迅速枯竭了其外汇资源。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和印度等能源短缺国家的崛起，国际垄断势力开始操纵石油、铜、大宗商品的价格扶摇直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仅一直坐视不管，而且漠视本国投资银行、套利基金参与上述大宗商品操纵和投机。直到石油上涨10倍达到140美元之后，发达国家发现不仅仅中国遭受了大量财富损失、输入了通货膨胀，而且美国等其他国家经济也受到负面影响，才在2008年7月召开的G8峰会开始一致干预油价，美国参议院也开始调查油价操纵，从而使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逐步回落。在表面的自由贸易思想和自由贸易体制下，那些从资源垄断、需求垄断、技术垄断、政策和行政资源、规模经济、沉淀资本、商誉等延伸出来的定价权能够合法地成为超额利润的来源。于是，拥有竞争优势与定价权的一方急切地推动该商品的自由贸易政策，而被动接受价格的一方则依靠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来减少自身的贸易利益损失。在实践中，所有关于倾销与反倾销、垄断与反垄断、补贴与反补贴、幼稚产业的定义和相关争端的裁决都是有关当今国际贸易体制争论的焦点问题。然而，大部分贸易争端往往并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演化成贸易国之间相互的报复行动。结果往往是大国对世界商品供求关系施加影响，从而保护了自身利益；小国作为国际价格的接受者而处于被动地位。然而，如果不能有效利用现有的贸易规则，不能掌握贸易体制和规则的主导权，不能利用贸易条件（价格）的内生性来捍卫本国厂商和居民的福利，大国也会在国际贸易中遭受巨大的财富损失。比如，在21世纪初的世界市场上，凡是中国出口的商品都跌价，凡是中国进口的商品都涨价。结果，在全球享受中国提供的低廉商品的同时，中国厂商、居民和政府财政遭受着巨额财富流失。总之，由于贸易利益分配的复杂性，扩大的自由贸易也可能有害于某国经济发展；反之，贸易保护虽然是为幼稚工业的逐步发展而设计的，但是掌握得不好却常常保护了衰老、落后的产业。此外，由于资本、土地、资源、劳动等财富要素交易范围的不断拓宽、流动速度加快，制成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与之相互影响，贸易的过程更多地同跨国投资、国际金融结合起来，供求关系和价格形成变得更复杂。各国在争夺国际贸易体制和贸易规则主导权方面的斗争，进一步延伸到了金融等领域。注 释1. 查尔斯 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100。2. 彼得·杰伊．财富的历程．杨建民，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214。3. 陈平．文明的分叉、经济混沌和演化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1。4. 同第3条。5.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237。6.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205。7. 虽然落后产业或幼稚产业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在实践中各国往往打着“保护幼稚产业”的旗号保护落后产业。—作者注
第 2 章 金融优势“双刃剑”金融与大国兴衰金融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财富创造的效率，也可能削弱一个国家的实力。在金融诞生以来的几百年里，金融优势先后成就了荷兰、英国、美国等国的财富崛起，而金融的过度发展也无一例外地把这些国家一步步推向深渊。金融扩张与西班牙的财富漏出西班牙控制的波托西银矿在1545年被发现，之后在秘鲁发现银矿，于是世界白银的年产量从1521～1544年的290万盎司，增加到随后15年的1000万盎司，并在17世纪前20年增加为1360万盎司。1由于白银大量流入，结果使西班牙的“农民放下犁耙，商人摆出贵族的姿态”，农业、工业、商业统统因为金融的悠闲得利而更加不受重视。不仅如此，白银的增加还导致西班牙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甚至工资上涨的速度超过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1500年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农业、制造业和贸易进一步受到挤压。银行家和食利者很少向国内工业贷款，而是较多地向外贸行业贷款，或者向布鲁日、里昂、伦敦的王公贵族和国王贷款。如果对外国王公贵族的贷款超过了其实际的税收，则可能无法履行债务。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把西班牙的海外贵金属增加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比喻为“浇在屋顶上的雨水”，随即就流走了—建立在国外来源基础上的财富增加大部分都变成金融产业或直接变成金融资产，一旦海外贷款难以收回，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财富总量必然严重衰落。这种状况发展到1620年左右，西班牙逐渐开始其衰退的历史。人口不足百万的荷兰何以成为富国不可否认，泥炭和鲱鱼资源对16世纪荷兰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自然人口增长以及从欧洲其他地区移民来的技术工人、教师、手艺人和资本家，提供了各种人力资本，因此荷兰的工业远比西班牙和葡萄牙发达，不仅当时的造船业领先世界，糖加工、冶金、蒸馏、酿造、缫丝、制陶、玻璃、军工、印刷、造纸等行业也有发展。然而，以1622年的67万人口2规模而言，真正使荷兰聚集起财富的只能是贸易和金融。同商业的繁荣路线一样，最早发明金融技巧的是意大利人、佛兰德斯人以及布拉班特人。之后伴随着商业重心的逐渐北移，1585年开始，这些金融技巧逐渐传播到荷兰。1590～1609年，荷兰的商业扩大到地中海、远东和波罗的海等地区，形成大量贸易利润，最终创造了规模巨大的储蓄，超过了荷兰发展各项事业之所需，从而使荷兰对外贷款和资本市场都得到迅速发展。到17世纪中叶，荷兰各省开始尝试直接向富有的个人出售国库券。其意义同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杰伊·库克直接而不是通过银行业机构向北方储蓄者销售债券一样。荷兰人从尼德兰引进金融技巧，同时也从安特卫普人身上继承了赌博的嗜好，这种特点走到顶点，就诞生了1636年历史上著名的“郁金香热”。如同阿姆斯特丹18世纪末盛行博彩一样，期货、期权、商品投机、股票投机、政府债券投机等各类市场都非常繁荣，甚至连鲱鱼被捕获前的买卖，也有很多投机者参与，买方和卖方实际上从未见过真实的货物，而是在“空对空”地进行交易。
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成为17世纪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阿姆斯特丹银行吸收金属货币存款，再据此发行“银行票据”。它不仅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提供贷款，而且对德国各城市提供贷款。在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认购者中，荷兰人的名字占据显著地位。荷兰的金融以一种越来越刺激的方式繁荣起来，最终在1763年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英镑本位与英国实力扩张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在引领世界贸易发展方向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向世界各地投资和贷款，并且确立了英镑黄金标准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英国的全球金融霸权的地位。当荷兰处于强盛时代时，英国被迫用白银与荷兰进行贸易。但是当英国处于强盛时代时，英国则用英镑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建立贸易联系。即便是德国在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银行以后，仍然必须从伦敦市场购买英镑以及其他外汇。19世纪巴黎曾是伦敦的竞争对手，但是由于1870年法兰西银行在法普战争期间中止黄金的兑换权，英格兰银行却一直在欧洲其他中央银行的协助下，维持着黄金兑换标准，因此无论是德国还是俄罗斯、美国，那时候想进行国际支付都必须用黄金购买英镑。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英国的巴林兄弟银行为法国政府向同盟国赔偿7亿法郎提供资金。从那时起，英国的对外借贷就开始了。19世纪20年代，拉美殖民地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独立，南美国家的政府开始更多地从伦敦得到贷款。1904～1913年，很多外国证券市场上的价格暴跌，把将近英国一半的存款和5%的国民收入吸引到国外。英国资本大量流向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流向英联邦国家。当海外资产脱离英国金融控制作为全球金融资源的中心，英国与当初的西班牙相同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更加关注金融和资产的买卖；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英国的工业仍旧保持着增长。尽管如此，英国海外投资的工业增长速度还是常常超过了本土投资增速。此外，因为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而商品、服务以及按部就班地享受逐期投资收益，却成为影响财富变化的次要方式。这就使英国本土的竞争优势逐渐弱化。到1914年，英国拥有195亿美元左右的海外投资，约占当时世界对外投资的43%。3这些资产虽然能够向英国贡献可观的财富增值，但是却随时可能脱离英国的控制。显然，如果英国能够一直占领它所培育起来的殖民地，能够一直控制其海外投资并保证财富流回英伦三岛，那么英国就可以一直以其拥有的金融资产享受高额回报，不会衰落。然而随着美国的独立对英国在加拿大、南美洲利益的冲击，俄国的扩张对其在中亚、南亚利益的冲击，英国在清帝国的利益受到其他列强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海外资产不再为英国本土贡献财富—也许这时候英国人才感受到还是基于本土竞争力的工商服务业对于国家财富的意义更加可靠，然而英国经济毕竟开始衰落了，而它的海外投资却成就了其他国家的富足。日本、美国正在步西班牙和英国的后尘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仍旧保持了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长期从贸易伙伴和金融伙伴身上赚取铸币利差。金融优势既是美国财富崛起的结果，也成为其利用强势货币和优势金融地位继续集聚财富的手段。
日本金融业兴盛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体现为商业银行信贷的扩张，而没有国际化的成分。进入80年代以后，日元大幅升值，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升值的日元虽然削弱了该国某些出口产业的贸易竞争力，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和原材料进口国之一，也同时降低了其进口成本。此外，作为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和海外债权国之一，不断升值的日元也直接增加了日本的国民财富。简单地说，日元的升值削弱了日本的贸易和加工优势，却强化了其金融优势。美国、日本作为现代财富强国和工业大国，都面临着本土产业竞争力的削弱和金融优势的加强，显然这两个国家正在走西班牙和英国的老路。1947～1980年，美国金融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9.9%上升到14.9%，而制造业则从28.4%下降到22.5%4。1990～2001年，金融在美国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又从35%上升到50%左右。庞大的金融业源源不断地把全球财富输入到美国，供美国人享用。然而，进入21世纪，美元在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和巨额外债背景下不断贬值，金融也开始在美国的国力衰退中“添砖加瓦”。直到2008年，次级按揭贷款危机造成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并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全球对美元的信任。日本的金融优势也在日元升值、日元国际化、扩大海外投资中不断积累。这种金融优势既帮助日本聚敛财富，也削弱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同样是一把双刃剑。1971～1984年，日元累计升值达30%。1985年 “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50日元上升到1988年初的1美元兑120日元的水平。日元的升值，使日本人的购买力迅速膨胀起来—仅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元升值的几年间，日本在海外的净资产就超过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积累的20%以上。1981年日本购买的外国证券数目为150亿美元，1986年暴升到26 000亿美元，5年内扩大了175倍。5日本人用日元收购旅馆、大厦和高尔夫球场，如同别人在超级市场上买东西那样：“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日本即将成为靠股息过日子的国家，使其人民能靠海外投资的利息和红利过日子。”6金融优势是一把“双刃剑”金融业的兴起一般始于贸易和工业的财富积累和财富形态转换，同时金融又通过商业银行的资本借贷或者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作用促进贸易和工业升级，有助于商业资本或者产业资本的扩张，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然而，金融业超出产业发展阶段以后的过度兴盛，就容易把经济的重心由产品交易逐渐转向资产交易。随着金融过度发育，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财富而非产品和服务，那些昔日的创业者也逐渐从风险承担者发展成为食利者，更多地使用资本和储蓄收入进行消费。结果，投资和消费的活力、企业创新的活力都会在金融的过度兴盛中逐渐减退，最终导致财富的转移。从国际范围看，从贸易和工业优势向金融优势的转变过程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从上述国家的兴衰中，可以发现这种转变带给不同国家的财富影响却大不相同。对于西班牙而言，直接从海外掠夺金银而来的金融优势几乎没有培育出任何产业优势。以贸易和战争贷款为主的海外金融资产，最终成为一种资产流出渠道。
英国的金融优势极大地支持了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在形成绝对金融优势以后，伦敦并没有成为国际资本聚集的中心，反而成为资本输出的中心。这种资本输出在有政治和贸易优势保证的前提下，是有利于本国财富积累的。但是一旦政治和军事方面受到打击，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不断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以海外投资为主的金融优势同样成为财富漏出的管道。此外，在贸易比较优势地位丧失后，勉强维持黄金与英镑的固定兑换比例，也使英国付出巨大的财富代价。2002年欧元正式取代各成员国货币之后，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发展，而且也向海外投放了大量国际货币，推动了欧元区的财富积累。然而仅仅经历了短短的5年货币扩张，它就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金融机构倒闭风潮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被迫给金融机构注资，欧盟必将无法坚持原有的稳定汇率、稳定物价的强势货币政策，这不但危及全球对欧元的信心，也将给未来欧盟各国的政策协调埋下矛盾的种子。日元的升值以及日本海外投资的增加，虽然弱化了其本土产业优势，却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的金融优势。因此，我们看到日本的经济连续20年低增长，人民却依然过着富足的生活。如果日本都能够依靠金融优势连续20年过着低增长背景下的富足生活，那么美国也能。次贷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必将步入长期衰退，少则三五年，多则等到下一轮新技术革命的出现。然而这并不妨碍美国利用其金融地位赚取国际货币发行税，利用美元结算的便利推动本国贸易和跨国投资，甚至继续消费亚洲的储蓄和财富。那么，究竟金融的财富本质是什么？如何把握金融发展的程度才能保持财富的持续增长呢？当金融走出国界，它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财富的流动，或增强或削弱国家的实力呢？如果日本、美国在步昔日西班牙和英国的后尘，那么后次贷时代的金融格局该如何构建？……让我们一层层揭开谜团。金融资产是不是财富如果不承认货币和金融资产是财富，那么那些账户上拥有巨额数字的人，难道都一贫如洗吗？如果承认货币是财富，那么一个国家增加货币投放，难道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增加吗？货币软财富亚当·斯密说：“国民财富不是由不能消费的货币财富组成的，而是由社会劳动每年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组成的。”7亚当·斯密的时代还是金银和铸币的时代，如今金银尽管已经不是货币，只作为工业和储藏用途，但是它们的价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提高。这足以证明，古典经济学家否认金银的财富价值是错误的，因为财富并不像他们所定义的那样仅仅局限于消费品，更不局限于有形的物质产品，财富是一切具有储藏、交换、比较意义的效用和使用价值。如果说金银和铸币本身就有价值，而且因为商业交换中需要贵重的载体作为中介而成为货币，那么纸币呢？纸币是财富的符号，还是财富的一部分？而进入信用卡和电子时代后，更多的货币只是信息系统里的一个符号，连纸张和印刷的成本都没有了，那么这些电子货币是财富的符号，还是财富的一部分？传统经济学一般把纸币或者电子货币当成财富符号、交换的媒介、现实经济的映像，认为纸币或电子货币本身不是财富。
笔者认为，货币的确是财富的符号、交换的媒介，但是却未必是现实经济的映像，因为货币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与现实物质世界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事实上，货币对家庭而言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资产，对货币发行者（本国央行）而言则是债务。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外汇储备也一样，对本国来说是一项资产，对货币发行国而言，则是一项债务。从整个全球经济而言，所有的货币资产的总和永远等于各国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债务的总和。每一次货币发行，在增加货币持有人的资产的同时，必然增加货币发行人的债务—两项相抵等于零，所以货币发行不增加真实财富。虽然如此，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一个家庭持有的货币资产是其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是其国家财富的一部分。只不过货币资产是软财富，而家庭拥有的房屋、消费品是硬财富。货币发行虽然不能增加真实的消费和服务产品，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信用财富。因此，与硬财富不同的是，货币作为软财富的价值不在于它们的物理成本，而是它们所承载的信用—这种信用一旦得到社会的认可，立即就成为人们心中的效用体现，并具有使用价值；纸币或电子货币就成为一种独立的财富载体，并成为财富的储藏手段和储藏对象，成为金银一样的实际存在，并能随时转化为各种物质产品。承载着社会信用、商业信用或者国家信用的纸币和电子货币,还可以作为资本带来利息回报。总之，纸币或电子货币作为一种信用财富、软财富，尽管相对于物质财富而言具有特殊性，但绝不是虚幻的，而是现实财富的一部分。虚拟资产非虚幻有人认为虚拟资产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纯粹是幻想的”。然而，我们却无法否认，虚拟资产的价格变动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财富变化。比如，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许多亚洲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虚拟资产价格相应下跌—在这场危机中破产的企业和倾家荡产的投资人不计其数，这难道不意味着财富总量的减少吗？比起20年前，日元的升值难道不意味着日本这个国家购买力和财富总量的增加吗？如果说虚拟资产的“价值”无论增加多少或减少多少，都绝不直接意味着实际财富的增加和减少，那么，很多科技企业诸如微软、雅虎、阿里巴巴、网易、搜狐等，它们在纳斯达克的股价所代表的财富难道是虚幻的吗？显然，回答虚拟资产的财富本质，还要回到会计学上来。任何人持有的股票资产都是其他股东让渡的股权，任何人持有的债券资产都是另一方的债务—复式账簿、一增一减：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在创造的过程中的确并没有增加物质财富，但是却扩张了信用，创造了软财富。在制造业硬财富时代，很多企业都没有对应的虚拟资产存在；而在软财富时代，大部分金融企业、网络信息企业的实体经济表现形式很小（无非是一些租用的办公场所和电脑设备），其主要价值表现形式就是虚拟经济—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否认虚拟经济是财富，就否认了它们的财富主体和主要价值存在方式。实体经济的“波长”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创造信用，发行货币、股票或债券。每一种金融资产后面都有雄厚的非金融财富和强大的信用作为支撑。一旦非金融财富的拥有者发展到可以创造信用、发行货币或者虚拟资产的阶段，他的财富总量就会自然延伸：富人可以聚集更多财富，企业资产就会升值，国家就可以获得税收之外的货币发行收入。当然，如果滥用这种软权力，恣意扩张信用软财富，也会造成货币和金融资产的贬值。比如，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滥发货币，就并没有增加“软财富”而是造成所谓“金元券”贬值。又比如，最近几年美国利用其国际货币地位，通过“双赤字”向全球大幅举债，结果不但没有增加软财富，反而造成美元贬值。近年来，欧盟也开始利用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全球投放欧元，最终欧元也会贬值。
所以，金融资产是实体财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信用延伸所衍生出来的“软权力”和“软财富”。任何金融资产一旦产生，就不再完全依附于它的本体，而是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一种金融资产估值的提高，就意味着该金融资产拥有者财富的增加；一国货币的升值，也意味着该国财富总量的增加。货币和虚拟资产的估值变化，本身就是财富价值创造或毁灭的源泉。如果这样解释太抽象，那么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即便是木头，经过照射以后也会发热？为什么当我们盯着别人的眼睛时，能够感受到其中丰富的含义？因为构成木头、眼睛的每一个微观粒子都有它的特定波长。物质既是“粒子”也是“波”，“波”的特性和“粒子”的特性叫做物质的“波粒二象性”。物质世界尚且有“波粒二象性”，经济也不例外。金融软财富不是实体经济的“映像”，是实体经济的“波长”—“映像”是虚幻的，“波长”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理存在。“波”是物质的一部分，金融资产也是财富的一部分：股票是上市公司的“波长”，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波长”，货币是国家财富的“波长”。金融资产都是软财富，是实实在在的价值存在，是不可否认的财富组成部分。创造货币不是银行的专利富人的专利最早的纸币本质上就是富人的一个支付承诺。拿着这个写有富人“承诺”的纸张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兑换金银或购买东西。这个富人的信用所能达到的范围就是这个“承诺纸币”的流通范围。在固定路线上做买卖的商人，首先把这种信用承诺书发展到不同的地理区域。为了减少携带金银的成本和风险，商人A可以在内蒙古的包头把货物卖给一个有信用的商人B，然后可以拿B在包头开出的信用承诺书，到他的山西省太原商号中提取金银。如果B足够富有，信用足够大，A甚至还可以用B的信用承诺书在太原购买C的商品，然后C再去B那里兑换金银。这样就产生了最早的商业票据—纸币的雏形和信用货币的鼻祖。当这些在固定路线和区域内做买卖的商人足够富裕的时候，承载着他信用的一张张承诺货币，就成了那个区域的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于是，这个商人就成了中国早期的钱庄经营者或欧洲早期的私人银行家。中国的钱庄和票号最早由富裕的山西商人建立，欧洲最早的私人银行家则是意大利人、佛兰德斯人、荷兰人。这些富贾商人发行的银票或钞票，一开始不超过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总额。可是慢慢地他们就发现，原来前来兑换金银和实物财富的总是存款人的一部分而已。当有人为了利息前来存钱，有人又前来借款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实物资本已经变得相对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维持他们的信用—对金融这个行业而言，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支撑它的硬财富意义就开始下降，“信用软财富”的意义开始成为主要载体。从私人银行到国家银行从贸易中赚了钱的商人，如果走过了持续扩张生意的阶段，很可能会转向金融。因为金融是富人身上自然衍生出来的专利，也因为金融所需要的精力较少，而利润却足够高。从贸易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换路径，对于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或者清末的中国而言，基本类似：商人首先经营商业汇票这一解决大额贸易和远程贸易的支付手段，然后就逐渐转向金融汇票。本来只向商人提供信用和贷款，逐渐开始向其他消费者提供贷款服务，在欧洲甚至还向王室贵族贷款，为航海家提供以船只为抵押的风险贷款以及战争贷款—对于风险高、数额大的贷款，由商业资本组建的银行往往不能承担，于是出现了私人银行联合贷款，并且进一步发展起投资银行等多种金融组织形式。
最早的威尼斯银行、稍后的荷兰银行都是由富裕商人组建的私人银行。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如同商人赚了钱会逐渐转向金融一样，工业资本家也开始转向金融。无论是从商业还是工业转去组建私人商业银行的富人，他们所创造的银票和钞票的价值都在于他们所创造的信用。他们发行货币的成本并不仅仅限于纸币的印刷成本，而是必须依赖于一定的黄金或者实物资本作为信用的保证。尽管如此，隐蔽地发行远远超过银行资本的货币，在不破坏自身信用的前提下，的确可以获得数额巨大的“软财富”。通过发行货币而聚敛财富，比任何直接的财富聚敛手段都隐蔽而有效。私人银行这种通过发行货币挣钱的买卖实在是太“肥”了，因此，政府开始以“货币税”的形式对私人银行发行现钞课税，以作为货币发行特权的交换。由于向发钞银行征收的“货币税”很难把握，同时也为了避免私人银行的信用危机造成的挤兑风波，很多国家开始逐步把货币发行权收归国有，由国有的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于是，人们开始把中央银行凭借其发行特权所获得的货币面值与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叫做“货币税”。货币税的征收形式一般包括现金净投放量和准备金的增加额。货币发行给货币当局带来货币收益税，可作为政府的收入来源之一。货币自发地出现中央银行通过发行钞票、向商业银行再贷款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等方式来创造金融软财富。商业银行也能够以资本金或吸收的存款为基础扩张信贷。商业银行发放信贷的过程也是信用软财富的创造过程。假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0%，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必须把10%的存款依法存在中央银行以保证其信用，那么中央银行每投放10元的货币，商业银行体系就能够创造出100元的贷款—第一家取得这10元的银行，可以把1元存在中央银行，创造出9元的信贷货币；取得9元贷款的人把它支付给其他人，其他人又会把得到的9元钱存在商业银行，然后商业银行又可以创造出8.1元的信贷……如此循环，最终10元的货币投放可以创造出100元[= 10 + 10×(1-10%) + 10×(1-10%)2 + 10×(1-10)3 + …]的信贷货币。可见，商业银行的信贷货币创造能力虽然取决于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以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商业银行体系创造的信贷货币总额远远大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如果说商业银行创造的金融软财富的总额仍然受到“货币乘数”（在10%的存款准备金下是10倍）的限制，那么资本市场信用软财富的创造则更加社会化。股票的发行、债券的发行一般不受中央银行控制，而是取决于发行企业和承销的投资银行机构的信用，是纯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在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的发行过程中，金融市场吸纳了大量货币，从而减少了实体经济中流通的货币，整个国家的货币量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但是接下来，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变化却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假设在牛市中，一个人从银行取出100万元购买股票，一段时期后把股票卖掉得到150万元，当这150万元的货币回到商业银行体系时，商业银行存款余额比他投资股票前增加了50万元；反之，如果一个人取出100万元购买股票，一段时期后股票下跌，卖出后只剩下50万元，商业银行的存款余额就净减少了50万元。
由此可见，资本市场的涨跌也是影响一个国家货币扩张或者收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繁荣的牛市中，即便中央银行不增加货币投放，流通中的广义货币量也会自行扩张，因为资本市场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信用软财富；反之，在不断下跌的熊市中，一个国家流通中的货币量会自行收缩，因为资本市场每天都“蒸发”掉大量信用软财富。除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信贷机构、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能够创造信用软财富、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之外，很多财力雄厚的商业机构也能够创造信用财富，增加流通中的“准货币”量。比如，中国很多大型商业企业发行了大量的礼品券和购物券，持有人可以拿这些购物券到旗下的连锁超市购买商品。这种购物券本身就是一种“准货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代替货币流通。其他还有经过背书的商业票据等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通，具有“准货币”的功能。总之，纸币和电子货币的财富价值，并不在于纸张、印刷制作成本、它所依托的电脑设备或软件程序，而在于支撑它们的信用。金融软财富的创造过程，就是社会信用的创造过程。随着社会信用的飞速发展，除了传统的M0、M1、M2、M3 8之外，各种股票、债券、基金、回购协议、衍生合约、商业购物凭证，以及资本市场的涨跌等等，都能影响或直接创造信用软财富。因此，现代经济体系的货币创造，也早已超出了传统货币银行学所描述的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范畴—包括资本市场、投资银行和企业机构在内的任何经济主体，如果能够创造为社会所承认的信用凭证，就都是货币和信用软财富创造。因此，哈耶克说：“货币并不是必须由政府创造的法定货币。像法律、语言和道德一样，它可以自发地出现。”9金融的财富创造效应和分配效应在社会没有发展到需要金融的时候，金融的作用主要是财富再分配；当金融软财富的创造远远超出实体经济需要的时候，金融的作用也是财富再分配—而在这二者之间，不仅金融活动本身是软财富的创造，而且离开必要的金融活动，整个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都会止步不前。金融因何而生在农业生态财富时代，财富创造的方式以自给自足的农户单独作业为主，不存在大规模社会分工和商业交换。因此，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就能够满足小规模集市贸易的需求。这个时候如果政府强行推广某种纸币，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纯粹是对居民财富的掠夺。例如，中国北宋时期就曾经发行叫做“交子”的纸币，流通时间不长就夭折了。这种画蛇添足的金融创造，除了纯粹的财富掠夺之外，没有别的意义。而在商业社会、制造业硬财富时代和数码经济主导的软财富时代，金融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其财富意义就不同了。如果没有钱庄、票号和早期商业银行，中国的晋商就不会发展壮大，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和欧洲北部的汉撒同盟就不可能有那么繁荣的商业。如果没有资本市场和股票、债券等虚拟金融工具，早期欧洲的探险活动、航海活动以及各国东印度公司的综合贸易活动就可能因为不具备足够的资本和风险承受能力而胎死腹中。如果没有威尼斯银行、荷兰银行、英格兰银行等机构的金融支持，意大利、荷兰、英国也不会有那么强大的资本聚集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
如果没有杰伊债券、铁路债券等金融工具，美国南北战争的统一就很难实现，美国的铁路也不会在19世纪得到飞速的发展。如果不能够及时从“金本位”的货币体系中解放出来，整个世界的商业和贸易活动都会受到货币总量不足的限制。如果没有1944年7月开始，44个国家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没有之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来的国际贸易组织），以及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结算体系，也就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共同基金以及NASDAQ为主导的风险资本市场，世界上高科技、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就会大大减少，互联网、计算机信息、医药开发等行业就不可能有迅速的发展，微软、谷歌等现代财富巨头能否诞生，诞生后能不能存活，都很难说。当然，任何金融制度、金融活动、金融软财富，无论它是否促进整个社会的财富拓展，都会对财富的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主导社会财富的分配。黄金、白银主导的财富再分配早在6000～6500年前，古埃及文献中就有关于黄金流通的记载。距今4000年前的法老时期，人们开始发现并大量开采黄金。当时就有关于黄金储量的地图，上面准确地标出了尼罗河与红海间的金矿位置。古埃及最大的金矿发现来自努比亚（现在的苏丹，在古埃及语中，努比的意思就是黄金），在法老的古墓中，还有努比亚黑人酋长向法老供奉黄金的图画。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849年，古埃及统治者先后对努比亚发动了4次战争，占领了那里的全部金矿。公元前1525年～公元前1465年又通过2次战争，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掠夺了大量金银。古埃及人由于拥有了黄金这种原始的金融支付媒介，不仅可以吸引大量的奴隶人口发展农业，还可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商品。他们的贸易活动最早在东部地中海和克里特岛一带进行，随着古埃及造船业的兴起，贸易范围逐渐扩展到红海，甚至走出红海到靠近亚丁湾的东非索马里沿岸开展贸易活动。以黄金为支付手段的区域贸易活动不仅增加了古埃及的财富，还使它有能力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发展农业、建筑业。因此黄金史学家格林说：“古埃及和古罗马的文明是由黄金培植起来的。”黄金和白银等原始金融媒介在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也发挥了财富集中的重要历史作用。早期殖民时代的秘鲁、巴西先后发现银矿、金矿，极大地支持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经济繁荣。英国在印度、中国垄断贸易中获取的黄金、白银，以及它在南非发现金矿后的巨大黄金掠夺对于维持其英镑黄金标准的国际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等地的金矿是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得到的巨额白银赔款则直接帮助其完成了向金本位制的转换。甚至中国台湾经济的起飞也得益于蒋介石政府在逃离大陆时运走的黄金、白银储备。然而，作为曾经的全球金融巨头、19世纪全球第一白银大国，中国却在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吃尽了苦头。由于19世纪大部分西方国家实行了金本位（日本也于甲午战争后完成了金本位的转换），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全球黄金不断升值，白银不断贬值。而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直到20世纪初也没有改变。此时中国的经济背景是以农村自然经济为主，制造业处于萌芽状态，基本上没有制造品出口能力，因此白银贬值并不能刺激中国出口，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在进口机器设备和西方工业品方面支付了更多货币，而在出口原材料方面又少赚了大量利润，用黄金支付的部分战争赔款价值也相应增加，结果在被动卷入世界经济和分工体系的背景下，因为白银贬值损失了大量社会财富。
1934年，由于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通过了《购银法》，并于8月9日开始执行，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的飞涨，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0.81美元。由于用升了值的白银购买进口货物再卖出，时间较慢，而直接出口白银获利更快，因此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由于鸦片战争前后100多年的不平等贸易和战争赔款，中国白银持续外流，中国作为白银大国所拥有的白银总量相对于国内贸易结算需求已经略有不足，因此美国《购银法》引起的白银外流迅速使中国陷入通货紧缩状态，银行银根吃紧、市场萧条、商家纷纷破产。在“白银危机”后的1936年，中国政府被迫进行了“法币”改革。美国则趁机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规定了中国的售银所得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中国将在美国铸造含银量为72%的一元和半元辅币；以中国存在纽约的5000万盎司白银作抵押，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等条款。总之，由于在19世纪开始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作为白银大国的中国，不仅没有用金银（尤其是白银）作为国际购买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手段，反而不断损失白银资源，最终失去了国内金融的主导权。信用货币主导的财富再分配一个国家为了满足流通和交易的需要，可以通过国家信用创造发行货币。然而，如果超出流通和交易的需要，大量印刷钞票或者通过再贷款增加货币投放，就会造成国家信用降低、纸币贬值。在纸币贬值的过程中，软财富的价值总量并没有增加，但是货币税却会提升，有财富再分配效应。例如，前文提到，国民党政府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利用法币改革，向全国征收巨额货币发行税。由于大量发行法币，造成法币的连续贬值，迅速使货币持有人手中的财富流向货币发行人。其中，1948年8月20日～10月28日，政府仅通过发行“金元券”，就在上海得到黄金114.6万两、银元369万元、白银96万两、美钞3.4万元、港币1100万元。10解放区政府也曾经用发钞的办法解决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1949年，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的价值相当于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相当于303亿斤小米，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11人民币的发行额从1948年开始大幅度增加。1949年7月底，人民币发行达到2800亿元（旧币），9月底达到8100亿元，10月底达到11 000亿元，11月增加到16 000亿元。12如果一个国家发行的纸币仅在本国流通，那是当局向本国居民征收货币税；如果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可以在国外流通，那就是向外国的企业、居民、政府征收国际货币税。在中国、西班牙、荷兰作为金融大国的时代，当时的国际贸易支付手段主要是黄金和白银。一般而言，某一地区的标准金属货币通常只在本区域内具有支付能力。而国际范围内的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通常必须以足额的金银来实现，所以“国际货币税”的概念在现实中的意义还很少。在荷兰等国的商业银行发明了汇票、票据等金融支付手段并用于跨国经济贸易活动以后，在很长时期内，银行汇票仍然是以足额黄金为支付基础的，仍然谈不上“国际货币税”。只有在中央银行成立、国家成为发行货币主体，某些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金融软财富创造能力超越国界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税。
因此，历史上首先发行国际货币、并向其他国家征收国际货币税的国家是英国。虽然英镑本位与黄金挂钩，但并不是所有的英镑都以足额的黄金为基础，也就是说，黄金兑换条件只是一种必要的信用保证。超出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量而发行的境外英镑，就是英国向外国征收的国际货币税。显然，我们既要看到英镑海外发行的巨大利益，也要看到英国这种国际货币的创造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而这种巨大的软财富创造能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英国经济和庞大的黄金储备。如前文所述，早期的纸币不过是富人的兑换承诺；而在国际范围内，国际货币就是富国的一个支付承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替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富的国家，人们更愿意相信美国这个富人的“兑换承诺”，于是美元替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虽然以黄金兑换为基础，但是，超过美国黄金储备量的境外美元，都是美国向全球其他国家征收的国际货币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国际支付地位之后，美国可以用发行创造美元的方式，消费别国的财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购买其他国家资源、支付海外军费开支，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财富扩张和政治、军事扩张。当然，也只有美国人愿意用美元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或服务，或者到海外投资时，美元才能投放到海外，国际贸易才有足够的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美国作为世界货币发行国可以享受巨大的财富利益，同时也要看到美元这种软财富的创造，对于全球经济的积极意义。其他金融软财富的财富分配效应除了货币之外，商业信贷、股票、债券、证券化资产、信托凭证、货币市场及商品市场合约、衍生金融工具等金融软财富的创造过程、价格变化过程都具有财富再分配效应。与货币发行、货币流通范围扩张、货币价值变化不同的是，这些金融资产的财富分配效应不像货币的财富效应那么宏观，而是微观和具体的。就商业信贷市场而言，利率的变化是决定存款人和贷款人利益的主要杠杆。毫无疑问，较高的利率有利于存款居民，而较低的利率有利于贷款企业。如果保持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较大的差额，则有利于商业银行等垄断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的繁荣常常使持有证券资产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更加富裕，而让那些不持有证券资产的贫穷居民更感觉到囊中羞涩。常常因为资产市场价格上涨而水涨船高的房地产市场，虽说并不能让那些只有一套住房的居民口袋里冒出更多货币，却能让那些没有房屋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更加拼命地工作。商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化，也会把财富在套利者、投机者、套期保值者之间分配来分配去。而那些能够大量创造信用软财富的商业企业，也能够占用大量免费的资金，从而赚取金融利润。比如，几乎所有大型商业连锁企业都通过给供货商延迟付款而占用几十亿、数百亿的资金。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时都是即时付全款，而大型连锁超市给厂商付款却有平均60～90天的账期。长期占用的这笔没有成本的资金自然可以用来投资获取利润。又比如，许多发行购物卡的大型商业企业，在货物没有销售出去之前就占用了大量购卡者的资金，也有准金融的免费资金来源。还有很多房地产企业在房子只有一个图纸的时候就开始收钱销售，从而占用了数以亿计的资金。甚至某些大型连锁房地产中介公司，都可以要求购房者先把钱交给中介，然后等房产过户手续完成后再把房款交给卖房者，只需要平均3天的收款、付款时间差和足够的客户交易，就可以长期占用上亿元的资金。
显然，凭借巨大的财富实力和客户资源，非金融企业也可以创造信用软财富，既满足社会的需要，也顺便把原本属于别人的资金收入（利息或其他资金）占为己有。非货币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有时也会产生宏观的财富分配效果。比如， 21世纪初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以及相关的证券化资产和衍生工具创新。为了让美国的穷人有钱买房子，美国的住房信贷机构大量给信用较低（所谓次级）的穷人发放购房按揭贷款。大批中低收入的美国人甚至无需支付首付款，就在信贷支持下购买了房子。而这些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一转手就把次级按揭贷款变成证券化资产卖掉了。购买了这些证券化资产的金融机构，又用金融技术创造出CDO 13、CLO（抵押贷款权益）、ABCP（抵押支持的商业票据）、CDS（信用违约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再卖给其全球金融机构。结果全球金融机构都陆续直接或间接地向美国地产和相关金融衍生品市场投资，推动了美国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繁荣，帮助美国建造了大量的住房。而当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时，这些钱大部分都随着次级债券及相关金融衍生品的下跌而蒸发了。但是全球金融机构出钱帮美国人修的房屋却依然留在了美国。同样的财富分配游戏在美国和海外投资者之间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大量的欧洲资本涌到美国投资铁路股票，造成第一次铁路热潮。当这些欧洲资本帮助美国人修了十几万公里的铁路之后，终于发现迅猛增长的铁路超过了短期商品运输的需求，于是铁路股票和债券剧烈下跌，欧洲的投资者被迫在低价位卖出他们持有的铁路证券，而铁路却已留在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富裕的日本人也曾经到美国高价购买地产、高尔夫球场，甚至高价买下洛克菲勒大厦，然而一段时期后不得不低价卖出。相反，美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却屡战屡胜。比如在1992年英镑危机中，美国的套利基金不仅打垮了英镑，而且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套利基金更是利用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发动立体攻击，卷走了上万亿美元的财富。国际货币发行权国际货币发行者的巨大利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20多年内，美国国内的物价上涨了很多，美元汇率却没有贬值。因为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定，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以按照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当各国意识到持有的美元被严重高估时，纷纷用美元去美国兑换黄金。结果，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宣布停止按照固定比例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汇率大跌，境外美元持有人的财富价值量严重缩水。尽管如此，在没有其他可替代的支付手段的情况下，美元仍然是全球货币。目前在全球各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达4万多亿，约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70%。各国积累了这么多美元，并不是用本国货币从美国人那里换来的，而是用商品、服务或资产换来的。也就是说，美国通过发行全球货币软财富，就可以得到价值4万多亿美元的其他国家的商品、服务或资产。除了这些官方美元储备，各国企业和居民持有的美元，也是用商品、服务或资产从美国换来的。
当然，除了征收国际货币税、用货币换取他国财富，货币发行国还拥有在国际贸易中的巨大利益。凡是用本币结算的国际贸易商都可以有效地规避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而被迫使用外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的企业都会暴露在更大的汇率风险中。显然，美国的进出口商所承担的国际贸易风险要远远小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商，因为中国的贸易商都是用美元结算，须兑换成人民币才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美国的进出口商则不用承担这样的汇率风险。美元坚持不懈打败英镑鉴于货币发行的巨大利益，大国都想取得国际货币发行的主导权。而取得国际货币发行权，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财富实力，还需要足够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强大的国际政治地位来保证。伴随着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对国际货币的需求也必然呈增长态势。如果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和财富增长速度不能支持越来越多的国际货币投放，要么流通中货币不足，要么这种国际货币贬值，并逐步被其他货币取代。当然，任何一种国际货币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都不会是自愿的，新的国际货币的确立过程也不会是自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镑一直是主要的世界货币。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崛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打乱了以英国为领袖的金融秩序。为了尽量维持英国的金融领袖地位，1925年，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宣布把英镑固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旧金本位制价值上，即一盎司黄金等于3英镑17先令10便士，一英镑折合4.86美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海外领地逐渐减少和狭小的国内总需求，英国的经济繁荣越来越依赖海外市场。只要英镑略微高估，就会影响英国出口；反之，若英镑低估，别国就会拿英镑来英国兑换黄金。所以在大萧条后的1931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了金本位制。而美国却固守着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这使英镑兑美元第一次大幅贬值30.5%。而直到1933年，美国才放弃了美元与黄金挂钩。1948~1949年，“美元石油”与“英镑石油”的斗争又造成英镑兑美元第二次大幅贬值。从1948年起，接受“马歇尔计划14”的大部分国家，都被要求用美元从美国石油公司进口石油，此外，进口美国石油设备、租用在美国和巴拿马注册的油轮，都必须支付美元。由于欧洲国家美元有限，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石油价格上涨，进口“美元石油”造成了很多欧洲国家美元经常项目恶化。当时，中东地区石油的2/3仍然属于“英镑石油”。为了节省美元，一些欧洲国家转而购买一部分由英国荷兰壳牌集团生产的“英镑石油”，这直接导致了“美元石油”和“英镑石油”的斗争逐渐升级，英、美石油巨头争夺西欧市场的斗争，演变成英、美两国货币在欧洲主导权的较量。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综合实力提高，以及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英国在巨额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能力与美国争斗的。加上英国与伊朗的石油纠纷导致其失去了对伊朗石油的垄断地位，从而也削弱了英镑的地位。结果到1949年第二季度，英国对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集团的贸易赤字高达6.6亿美元，相当于马歇尔计划给英国的美元援助的两倍。1949年7月，英联邦国家财政部长决定采取一切措施，把美元支出从1948年的支出水平上减少到25% 15。8月和9月，英镑危机尖锐化。1949年英镑被迫贬值30.5%。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美国又一次利用美元的主导地位对英国进行货币制裁，通过控制美元发行量，抛售英镑，造成英镑贬值、货币信用下降、金融环境恶化。1967年，当时已经成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兑黄金的比价严重高估。于是法国、西德、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等国除了到美国兑换黄金之外，还掀起了三次黄金抢购风潮。在几次黄金抢购风潮之后，伦敦黄金市场被迫关闭。英国受累于以美元为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货币与黄金挂钩的体制，支撑不住黄金储备的流失，宣布英镑再次大幅贬值14.3%。1992年英镑遭受美国共同基金的狙击，再次大幅贬值，被迫退出欧洲货币联盟体系。经过上述几次贬值后，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从1925年的4.86美元，最低跌到1.4美元。美国利用其经济、政治以及国际金融中的优势地位，不断培育、强化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主导权，积极利用每一次金融危机打压英镑，从而导致英镑长期贬值，于是国际货币的地位逐渐被美元替代。来之不易的欧元在英镑黄金本位倒闭之后，尤其是在以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时代，欧洲国家一直不放弃它们的国际货币主导权。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千方百计地维持着英镑区、黄金集团和法郎区三个准国际货币集团。英镑区成立于1931年，以英联邦国家为主，区内各成员国储备资产主要是英镑，各国的货币也盯住英镑。但是，由于英镑本身也是盯住美元的，所以该货币区是一个跛行的货币区。1967年爆发英镑危机后，英镑区逐步走向崩溃。尽管如此，作为金本位倒闭之后英国维持其国际货币发行地位的抵御措施，英镑区也曾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崩溃以后，法国为了同其他国家对抗，维护法郎的国际货币地位，组建了法郎区。非洲法郎区由15个非洲国家组成，这15个国家独立前多为法国殖民地，最初使用法国法郎作为通用货币。1945年起，开始使用非洲法郎（与法国法郎保持固定平价）为通用货币。非洲法郎初期由法国政府负责发行，1955年发行权移交给法属西非殖民地和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地方政府。20世纪60年代初这些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继续使用非郎作为法定货币，其中原法属西非殖民地国家组建成西非货币联盟，联盟成员国使用的非郎全称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由联盟下属的西非国家中央银行负责发行；原法属赤道非洲国家组建成中部非洲关税和经济联盟，联盟成员国使用中非金融合作法郎，由联盟下属的中非国家银行负责发行。这两种统称“非郎”（CFAF）的货币，除发行银行不同外，其相互比价及与法国法郎的比价固定且可自由兑换。法国国库对非郎的币值和汇率提供担保，担保的条件是非洲法郎区国家将其外汇收入的65%存入法国国库。经过几十年的运作，“非郎”逐渐成为一种相对稳定、信誉度较高的货币。2002年欧元和欧洲中央银行正式运作，原本锁定挂钩法国法郎的“非郎”便顺理成章地挂钩欧元，1非郎 = 655.957欧元的比价一直没有改变。毫无疑问，法郎区不仅曾经为扩张法国的海外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法郎区的货币稳定和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也成为欧元建立后最坚定的拥护者。
黄金集团是由西欧各国组成的一个不太正式的货币区，区内各成员国的主要储备资产是黄金。但是，因为区内各国货币还同美元保持着固定比例，所以它也是一个跛行的货币区。1957～1967年，成员国黄金储备的增长额占到全部储备资产增长额的3/4强，而外汇储备的增长还不到1/4。1968年，美国实行黄金双价制后，各国兑换美国黄金的可能性遭到严重削弱，黄金集团走上逐步解体的道路。1967～1971年8月，各成员国的黄金储备反而减少了8.6亿美元，外汇储备却猛增了71.93亿美元。尽管如此，西欧各国强大的黄金储备仍然为若干年后欧元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欧洲能拥有自己统一的货币，德国马克发挥了核心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财富的迅猛增长，以及其所拥有的巨额黄金储备、贸易顺差共同支撑了联邦德国马克的不断升值—坚挺的马克是欧元建立的核心和基础。在1948年6月20日，德国西部宣布货币改革的当天，在法兰克福火车站是45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到晚间为10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几周之后，大约10～15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到1949年2月为6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当时官方的汇率为3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随着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降为4.2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兑换率可自由浮动，一般为2.5联邦马克兑换1美元。16 1990年与实施货币改革的1948年相比，联邦马克对美元的比价翻了一番，对法郎的汇率涨了3倍，对英镑的比价提高了7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字，1989年世界外汇储备总额为6280亿美元，其中世界各国和各大金融机构以联邦马克储存的外汇额高达1300亿美元。德国马克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1989年，在与东德合并以后，德国的财富和经济基础更加强大，再加上英镑、法国法郎和瑞士法郎等欧洲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欧洲已经不甘于屈服在美元本位之下，它完全有实力联合创造、发行一种新的国际货币。1992年2月17日，欧洲共同体1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第一个阶段，强化“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成员国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最迟于1999年1月18日，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尽管面临很多困难，然而1999年，欧盟成员国最终如期建立了欧洲中央银行，发行了欧元。在欧元建立初期，很多国家对欧元的未来持怀疑态度，瑞典、丹麦和英国都决定暂时不加入欧元区。很多人认为，成员国必须有协调的货币政策、相近的经济增长水平和通胀水平等条件，而这几乎是难以满足的。再加上欧元建立不久就爆发了科索沃战争，当时美国经济增长率较高、利率水平也高于欧洲，刚刚面世的欧元汇率一路走低，最低跌到1欧元兑0.82美元。然而，试运行满3年的欧元，坚定地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于2002年正式运行，发行了欧元硬币和纸币，欧元区国家各自的硬币和纸币也按照计划于2002年的前2个月退出流通。拥有强大经济实力、财富实力和储备基础的欧元，开始对区域经济发挥积极的作用，欧元建立后成员国的经济运行稳定、通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欧元区域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徘徊在外的英国。于是欧元汇率开始逐步升值。
随着美国网络股泡沫的破裂、“9·11”事件之后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美联储不断降息，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增持欧元，全球贸易中用欧元结算的比例也持续上升。伴随着全球对欧元的信心不断上升，到2008年7月，1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已经上升到1.61，比2002年初几乎升值了近一倍。而那些错失机会的成员国，比如英国，虽然后来也企图加入欧元区，然而由于欧元汇率越来越高，加入欧元区的成本也已经越来越高了。如今，欧元已经成为主要的世界货币，那些愿意持有欧元的政府和商业机构也必须向欧洲央行缴纳国际货币税。2002年以来，欧元投放量的增幅事实上远远超过美国，可是美元汇率却不断下跌，欧元汇率却不断上涨。到2008年7月，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欧元对美元汇率已经高估了15%～30%。欧元的出现不仅扩大了欧洲的贸易、减少了使用美元的兑换成本、创造了软财富而取得“国际货币税”征收权，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欧洲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影响力。目前欧元区已经有15个国家，分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在欧元的成功和积极作用下，欧盟的运转也越来越成功，影响力与日俱增。欧元建立以来，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捷克、斯洛文尼亚 、塞浦路斯、马耳他、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已先后加入欧盟。土耳其、克罗地亚、马其顿等国也正在申请加入欧盟。人民币能否走向世界在美元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不仅对英镑进行坚持不懈地打压，而且致力于在全球范围的“美元化”推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向阿拉伯地区的渗透过程中、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白银危机”期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扶持过程中、在全球军事和政治扩张中、在对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经济援助条款中，美国政府都没有忘记关于美元支付和美元推广的内容。美元独霸全球以后，美国通过调控美元货币发行量和美元利率，取得了极大的经济运作自由度。美国不仅可以根据国内经济需求实现本国经济的自由调控，而且还可以利用灵活的美元政策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施加影响。尽管如此，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投放中也面临着很多难题。为了使美元走出美国，在境外流通，美国必须用其创造的货币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或者到其他国家投资。这样就必然给美国带来国际收支逆差，导致美元币值不稳。如果美国想减少逆差，稳定美元币值，就要少向海外投放货币，可是这样就不能满足国际经济对美元的需求，造成世界通货紧缩。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特里芬难题”原本用来描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国际发行困境，而这种两难困境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并没有消失。其实，“特里芬难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内货币税和国际货币税有本质区别。具体地说，是因为美国承担了全球货币创造者和国际货币税征收者的角色，却没有履行类似于国内货币税征收者所履行的公共职责。美元的海外发行既不是一个双向流动、完整的商业循环，也不是一个双向流动、完整的财政循环，更不是各国用自己的信用货币直接到美联储换取美元的纯金融循环，而是一半商业购买对应另一半美国财政金融收入，即美国用美元到其他国家购买商品或投资。
设想，如果美国征收的“国际货币税”能够上缴给一个国际组织（比如一个全球中央银行），然后用这些货币发行收入为被征收货币税的国家提供公共投资、为国际福利组织提供经费。这样，美国就不会出现因为执行了全球中央银行职能而导致出现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美元也不会因为持续扩大的逆差而贬值。再设想，如果各国获得美元的途径不是用商品换美元，而是用本国的信用货币到美联储交换等价值的美元，从而使各国在拥有美元储备的同时，美国也拥有各国多样化信用货币，美元也不会存在“特里芬难题”。如果上述两种假设是美国不可能做到的，还有第三种假设可以解决“特里芬难题”。那就是美国经济必须保持高于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美国国内进口需求增长速度必须高于全球贸易对美元需求的增长速度，或者美国政府和企业必须保持海外投资扩张速度，或者美国必须有能力通过债券市场持续向海外借债并按期支付利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增长与美元投放增速的一致，否则美元就会持续贬值。显然，不仅美国经济难以满足这样的要求，而且欧洲经济也难以满足上述要求。这就意味着，美元遇到的“特里芬难题”同样将在欧元身上发生。当各国政府和商业机构调整完货币资产配置结构、全球对欧元的需求趋于正常的时候，欧元在海外投放过程中造成的贸易赤字问题也会造成欧元的贬值。如果欧洲央行不能够持续增加其他外币储备、不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创造足够的内需来增加进口或用足够的海外投资把欧元带到其他地区，那么欧元必然会像美元一样贬值。当美元和欧元都遇到“特里芬难题”之后，要么两种货币最终都贬值，要么流通中的国际货币不足，这就必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机会。中国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一枝独秀、经济总量和财富总量足够大、拥有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而且开始有越来越强烈的海外投资需求。一旦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所造成的进口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出口速度，中国就开始具备向海外投放国际货币的条件。也就是说，人民币不仅具备了成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基础，而且随着海外投资增长和贸易顺差的减少（最终必然变为逆差），人民币还将具备海外投放的实际渠道。如果中国能够适时推动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推动各国政府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资产，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人民币必将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总之，要公平地分配“国际货币发行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建立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和全球中央政府。如同早期货币发行是富人的专利一样，国际货币发行也永远是富国的专利。历史上，每隔一定历史时期，都会有新的大国崛起，承担起国际货币发行者的角色，并获取国际信用软财富创造的巨大利益。任何世界货币软财富的创造，都必须有足够大的、不断上升的经济和财富实力作为保证。如果走过了经济和财富实力迅速上升的阶段，这个国家再发行更多的国际货币，其货币就会不断贬值，比如美元。在贬值的过程中，持有美元的国家的财富缩水，发行美元的国家则进一步向持有美元的国家征收“通货膨胀税”。
为了保持国际支付手段的稳定和国际财富流动的相对公平，有必要推动各大国之间相互交叉持有对方的货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尤其是美联储，应该持有欧元、人民币等作为其外汇储备及美元信用的保证。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和贸易增长的迫切需求。然而，美国既不会自动停止向全球征收“国际货币税”、“通货膨胀税”，也不会自动增持欧元和人民币作为美元的信用基础，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不会自发地实现。金融主导权金融主导权的利益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需要稳定的金融制度和规则。好的金融制度和规则，本身就是人类财富源泉之一。然而，以谁为主导、建立何种金融体制，就不可避免地将主导国的利益渗透进来。金融制度软财富的创造者，往往在财富的流动和分配中占尽优势。当今的国际金融，仍然是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黄金的国际储备功能和货币功能被削弱。“牙买加体制”倡导的特别提款权（SDR）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推广，所以美元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依然掌握着世界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在世界银行，美国的投票权为16.53%，行长一直由美国人出任。世界银行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时，往往要求其接受很多美国标准的附加条件。发展中国家在得到一定贷款时，往往也为美国势力的进入敞开了大门。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为17.1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对于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因此美国有绝对的否决权。所有想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都必须要和美国等国进行谈判，接受各种苛刻的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条件。虽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有帮助成员国稳定汇价、在国际收支失衡时提供短期信贷的责任，但是在实践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在其他国家申请信贷时，提出一系列开放市场的要求和各种干预成员国国内政策的计划和方案，迫使求援国最大限度地让步。国际清算银行（BIS）除了为各国央行之间的相互清算提供便利，也不得不为主导国家的利益服务。例如，在巴塞尔协议上制定的8%的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标准，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被高调执行。这种资本杠杆限制在为全球银行业提供监管依据的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日本银行业对欧美商业银行的冲击—巨大的国内储蓄是日本银行的绝对优势，然而8%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却迫使日本银行迅速把业务缩回岛内。然而，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金融业混业经营中，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却失去了效力。很多大型欧美金融集团，资本杠杆倍数远远超过12.5倍，核心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8%。尤其是美国的投资银行，2001年净资本平均只占其总资产的3.21%，2008年贝尔斯登在倒闭前的资本杠杆甚至超过40倍。欧洲的很多全能银行的资本杠杆有的高达50倍以上。对于中国商业银行而言，每年10%的GDP增长速度、16%以上M2增长速度，以及庞大的国内储蓄和旺盛的信贷需求，如果严格执行8%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么约束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么每过一个阶段就会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不足。
除了上述宏观的金融制度和规则之外，在微观金融领域，美国的华尔街依然领导着全球金融创新的潮流。比如，创业板市场、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管理技术等一系列金融创新，不仅有效地推动了美国和全球的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且也成功地为美国金融市场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资本。同样，证券化资产市场，各种创新金融衍生品，也都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和全球资产市场的壮大，同时也把更多财富聚集到美国。甚至连前文提到的以次级按揭贷款、次级债券、次级债券为基础的CDO、ABCP等结构融资工具这些金融创新，在酿成信用危机之前，也曾成功地吸引了全球金融机构的资金来帮助美国中低收入者买房子，一度推动了美国地产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繁荣。总之，如同货币和金融虚拟资产一样，金融制度本身就是软财富。每一种创新的金融制度和规则，都是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条件。而它们的创造者和主导者，都在这些金融制度和规则主导的财富分配和流动中获益。美国金融推广模式为了推进并维持有利于美国财富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游戏规则，美国一方面坚定地推广、强化美元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鼓励金融创新，保持领先的金融制度优势，并利用其他国家每一次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制度渗透并获取财富，有时候甚至不惜制造区域性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金融扩张模式和扩张行动更多地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结合起来。从1982年、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的阿根廷经济和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巴西金融危机，世界上任何地区每发生一次金融危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那里的金融影响力就随之增强。除了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应比较及时，提供的援助和贷款也比较多之外，在其他金融危机中所提供的援助、贷款既谈不上及时，在数额上也是杯水车薪，并且附带大量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条款。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等政府提出的政策要求，甚至还起到了阶段性恶化危机的作用。就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言，金融开放的速度、外资引进的方式、汇率体制等都值得反思。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对新兴市场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不信任，以及利用多种金融手段的综合进攻，可以瞬间卷走数十年兢兢业业积攒起来的财富。经济增长、贸易比较优势都不能抵御这种强大的金融力量对财富流失的影响。拉美和东南亚等国家作为金融开放、自由化、美元化的受害案例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不得不接受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导的金融体制和规则的同时，也必须适当考虑本国的经济和金融具体情况，保持捍卫本国金融利益的手段，并且致力于建设自身长期稳定的金融发展战略。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和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国，美国不但可以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控制美元发行、抛售英镑让英镑按着美国的意愿贬值，也可以通过增加美元投放，在20世纪80年代逼迫日元升值，并用同样的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对日元汇率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1985年以后，由于在较短的时期内日元迅速升值，美国的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都因免于日本产品的持续冲击而逐步走向复苏，而日本经济则长期陷入缓慢的增长中。
2005年以来，美国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大。人民币汇率升值虽然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如何把握这一进程，使之既能提升本国的财富总量和国家利润总量，又使制造业免受过度冲击，的确是对中国政府的严峻考验。除了推行美国的金融制度，干预别国的汇率政策和汇率水平之外，美国的联邦储备利率变动也已经成为引导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最重要的方向标。除欧洲和中国等经济大国之外，日本、印度以及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资本流动状况、利率走势都同美国的金融市场状况息息相关。总之，通过主导全球金融制度、制定金融规则、引领金融产品创新、干预全球汇率、影响全球货币政策，不仅美国本土的经济发展可以得到全球资本的支持，美国的金融资本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利益，而且美国可以综合利用美元发行、汇率和利率调整等手段，掠夺他国财富，保持本国市场的繁荣，并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转嫁危机。国际金融发言权与国内政策独立性在开放的金融环境下，全球大部分国家都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金融体制和金融规则，货币政策无法保持完全独立性。任何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就业政策、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政策都很难确立独立的政策目标，单独发挥作用。事实上，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要受到美联储利率变化的影响。比如，2007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为了遏制资本市场泡沫和抑制通胀，不断提高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从2.25%逐步提升到4.14%以上。同期，美国为了稳定国内金融市场，联邦基准利率却从4%以上下降到2%以下。人民币利率的提高和美元利率的降低，诱使大量美元热钱涌入中国，购买人民币。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发行大量人民币来购买这些外汇，结果造成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一度反而助长了通胀和资本市场的泡沫。2008年，随着资本市场泡沫破裂、经济增速逐渐下滑，中国人民银行最终加入全球降息的行列。可见，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如果不考虑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利率政策，仅仅立足于本国国内情况进行利率调整，货币政策效果不仅可能“打折扣”，而且可能与预期的效果“南辕北辙”。反之，如果盲目跟随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整，也会完全丧失货币政策的主导权，有可能伤害自身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汇率变化的主导者与接受者在不同的时代，美国内政和外交的不同重心主导了美元的高估或低估。而无论高估或低估，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都是受益者。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全球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化工、通信、电子等产业处于革命阶段，高估的美元不但不会影响美国的产品出口，而且保持了美国厂商较高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连续几十年的美元高估，不仅帮助美国廉价地进口资源和原材料，而且支持其完成了全球资源的占领、资本输出和全球产业的布局、全球军事基地的布局。30多年的美元高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的连续贬值中充分体现出来，黄金兑美元的价格从一盎司35美元，最高上升到850美元。
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国家，美国可以在本国主要产业竞争力强的时候，通过高估本币的政策扩大本国利润总量；在全球生产过剩和本国经济低迷的时候，通过货币贬值政策，维持本国经济的繁荣。当美国需要购买资产的时候，美元高估；当美国需要扩大出口的时候，增加美元投放、促使本币贬值，可以扩大国际货币税，直接导致美国购买力和财富增加。其他国家作为世界货币的接受国以及汇率的接受者，就常常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来自外部的变化。而这种外部变化造成本币升值或贬值，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和财富效应。比如，如果一国产业领先，国内需求旺盛，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那么本币升值更有利，因为升值不仅不会严重影响出口，而且能够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扩大出口利润；同时升值还会极大地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增加本国福利。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美国虽然实际汇率有所高估，但是并没有影响它们本国经济的发展。又比如，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产品没有国际竞争力或者处于国际产业链的底层，国内生产也不需要外需来刺激，那么本币升值有利于少出口原材料和资源、留住国民财富，减少进口成本，增进本国福利，尤其是在全球生产不足的特定历史时期。而对于垄断产业和垄断经济而言，越是高估的货币，越有利于财富向本国流动、积累。对于以OPEC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而言，就是这样。反之，如果一国经济的主要产业竞争力不强，必须依靠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解决国内需求不足问题，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那么适当的贬值政策虽然会贱卖本国产品、要素和资源，但是却有利于更多的国民财富创造。比如在2005年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低估，就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刺激了中国财富生产能力的提高。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国家并不能自主决定本币的贬值或升值。那么，如何使汇率的被动变化有利于财富的增长呢？这就要看各国在开放经济背景下用什么样的国家财富战略来应对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日本的出口和制造业遭受了损失，国内经济增长下降。于是，日本趁机扩大对外投资、用升了值的日元在全世界购买资产、成倍扩大对海外消费，所以尽管连续20年经济低迷，日本人依然过着富足的生活。然而，2000年以来，中国面对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势，尚缺乏系统的财富战略。比如，中国一直把吸引海外直接投资（FDI）作为地方政绩指标，而未能在升值前通过增加海外外币债务来扩大本国投资。结果，输入货币流动性过剩，大量热钱以虚假贸易、虚假FDI的形式进入中国，套取人民币升值的利润。设想，如果在升值前引进的不是外国直接投资，而是本国企业借的外币债务资本，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就会归本国企业所有。再比如，中国目前缺少系统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如果能通过政治、外交等战略推动人民币走向世界，在升值前和升值过程中调整本国外汇储备结构，促使中国企业进出口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那么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就会减少负面影响，避免国家持有的外汇资产大幅贬值。
随着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阶段性告一段落，以及兑欧元升值的加速，中国正迎来海外投资的良好时机。而此时，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应该尽快完成大规模海外投资的体制准备。如果不能利用升值后的人民币进行海外投资或购买各种战略储备资产，那么人民币升值的财富效应就会弱化；如果仅仅购买美元国债、美国“两房”债券，甚至美国投资公司股权等美元资产，就会继续遭受财富贬值的损失。总之，如果中国不迅速培养金融软财富意识，忽略国际金融的财富分配效用，那么勤劳的中国人民就只能用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储蓄和其他金融资源，继续成就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的富足，促进美国的繁荣，并帮助欧洲和澳洲人悠闲地生活。后次贷时代的国际金融格局若金融因经济的需求而生，则它能促进财富创造；若金融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则它就会沦为纯粹掠夺财富的工具。重构金融创新产品体系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华尔街投资银行危机，又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再造成全球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就是因为金融的过度发展超越了财富创造本身的需求。金融信用软财富的创造不能超出信用所能承载的范围。商业银行或信贷机构向消费者提供信用也应该以能够偿还为前提。而次级按揭贷款却把信贷提供给那些没有良好信用记录、没有支付购房首付款能力、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的人—这种金融活动本身已经背离了金融软财富创造的基本原则。在次级抵押贷款基础上，这些贷款做成证券化资产（MBS）卖掉，可以加速现金的回流速度；在MBS基础上，重新打包做成CDO，可以满足不同风险和收益偏好的投资者的要求。然而在此之后的金融衍生品就离经济和财富创造的需求越来越远了。比如：在CDO基础上衍生出CDO2、CDO3、CDO4……乃至CDS等担保合约，再用ABCP去抵押融资—这些金融衍生工具满足了金融机构相互赚取利润的需求，人们却不知道它们为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做出了何种贡献，甚至连购买者都不知道这些金融工具对应的现金流到底从哪块资产里来！结果，虽然按照2007年底的价格计算，美国的地产规模也不过25万亿～30万亿美元，其中只有约10万亿美元是跟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相关，其中又只有不到2万亿美元是次级按揭贷款，以房贷为基础的MBS也不过4万亿美元，然而各种CDO衍生品的规模却达上万亿美元，CDS的总规模则超过60万亿美元。显然，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资产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和欧洲GDP总额，是投资银行业净资本的数十倍。一旦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倒金字塔”的底部（地产）有一定幅度的波动，规模巨大的塔顶产品就会全部轰然倒塌。正是由于上述“倒金字塔” 型的金融衍生品体系，所以次贷危机一旦爆发，所有持有相关衍生品的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这次在2007年4月开始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已经发展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金融机构直接损失已经接近6000亿美元，大量按揭贷款机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破产倒闭，全球股市暴跌，累计下跌幅度仅次于1929年大崩盘。毫无疑问，华尔街主导的金融机构开始思考次级按揭贷款本身的危害性，并且总结金融杠杆过大的教训，反思金融衍生品体系的巨大危害性。当危机的冲击最终过去之后，全球的金融机构一定会重新思考金融衍生品的本质意义。那些有利于财富增长的金融信用软财富依然会大行其道；为了满足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和收益偏好需求，适度的金融衍生工具也会继续得到发展；而那些远离经济发展需求、远离实体财富、建立在一堆复杂假设和数学公式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可能在很长时期内不再有市场。
重构投资银行体系在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有的倒闭，有的被收购，有的被迫转型（雷曼兄弟倒闭，贝尔斯登、美林被收购，高盛、摩根大通被迫转型），人们都说美国投资银行时代结束了。事实上，投资银行时代结束不仅仅指这些大投行的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还意味着投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创新体系的终结。投资银行的本源性业务是证券承销业务和证券经纪业务，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是以证券承销业务起家；美国的美林公司、嘉信证券，日本的野村证券，中国绝大部分本土证券公司大多数从证券经纪业务起步。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崛起，使美林等以资产管理业务为主的投资银行迅速崛起；共同基金和债券业务的兴起同时也为所罗门兄弟、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交易主导型券商提供了黄金发展机遇。80年代，欧美的投资银行并购业务开始崛起。9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NASDAQ为主体的互联网经济迅速产生，投资银行的风险投资业务、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等买方业务开始崛起……可见投资银行的每一次发展都源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且极大地推动了财富的增长。到2002年，美国的投资银行发现：新的上市承销业务已经不多了；随着经济的成熟，并购咨询业务机会也越来越少；网络泡沫破裂之后，资产管理业务也很难获得高额回报；在低利率的背景下，可参与的债券业务也没什么利润可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才粉墨登场。显然，投资银行大规模地放大资本杠杆，交叉持有这些与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已经完全脱离了投资银行的本源性业务，也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需求，纯粹沦为华尔街攫取财富的工具。所以，即使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结束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还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值得深思。即使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需要证券承销、并购咨询、证券经纪和资产管理，这些业务也会被其他金融机构、咨询机构、资产管理机构瓜分。投资银行的业务角色不但会回归上述本源业务，而且其金融产品结构、资本杠杆倍数、业务风险控制、股权结构和监管框架都将重构。监管，稳定，国有化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漏洞。早在2008年初，次贷危机的第二阶段，美联储等机构就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协助收购贝尔斯登；在雷曼濒临倒闭时又企图组织金融机构收购雷曼，结果却发现其亏损面远远超出众多金融机构所能承受的范围。事实上，多年来，华尔街发展起来的大量柜台交易债券和衍生金融品完全游离于美国证交会、美联储等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外；各投资银行的资本杠杆也完全由其自行掌握，并没有纳入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范畴；美国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早已在过去10多年的混业经营趋势中，深度参与了投资银行业务，比如美国花旗集团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就远远大于那些倒闭的投资银行；欧洲的全能银行资本杠杆也早已直接或间接地突破了巴塞尔协议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个别欧洲银行加上表外业务，资本杠杆已经在50倍以上……
次贷危机彻底暴露了西方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如何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加强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是危机过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各国政府都出台了空前的救市措施。除了各国央行联手降低利率之外，各国政府和央行还利用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融资担保、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等方式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甚至直接出资收购金融机构股权。截至2008年10月，美国政府计划累计注资计划已经近9000亿美元，英国政府出资6914亿美元，德国政府出资6810亿美元，法国政府出资4910亿美元，西班牙政府出资1362亿美元，荷兰政府出资2724亿美元，奥地利政府出资1140亿美元。如此力度的政府干预模式，彻底否定了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由于各国政府和纳税人都为这次金融危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一旦危机结束，全球金融机构过度放纵、为所欲为的年代必将结束。各国纳税人、政府、金融监管当局都将更加重视金融稳定，把自由市场经济约束在金融稳定的范围之内。除了上述影响之外，美国和英国政府都不小心成了金融机构的股东。美国政府接管房利美、房地美两大房贷机构，还出资收购了最大的保险公司AIG。英国政府则掏出真金白银成为苏格兰银行、骏懋银行与巴克莱银行的股东。显然，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之后的第一次金融国有化。尽管这种国有化是被动发生的，但也势必对西方的金融股权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整个欧美的金融机构都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原有的合伙人体系早已瓦解。而正是这种股权结构造成了西方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严重。内部高级管理人员为了取得高额奖金，宁愿让股东的资本承担较高的风险，这也是次贷危机影响如此巨大的体制原因之一。显然，本次金融危机结束以后，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还会进一步演化。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股东监管机制，国有股权不但不会很快退出，甚至还会在一定阶段内进一步强化。总之，加强金融监管、维持金融稳定、不要再让纳税人为金融机构埋单，将成为西方国家的长期任务。金融国有化和金融机构股权重构将成为未来某个时期内，西方金融机构深入探索的课题。没有人民币，世界经济将踟蹰不前如前文所述，全球货币体系已经经过了6个重要时代。世界市场形成之前的贵金属时代。那个时候中国是全球白银大国，却没有掌握全球货币主导权。尤其是16世纪以后，全球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换走了中国巨大的国民财富，加速了中国的贫困化。英镑黄金本位时代。英国取得世界霸权之后，确立了英镑黄金本位，白银大幅贬值。在英国霸权与金本位时代，黄金和英镑作为国际货币有效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为英国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铺平了道路。虽然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但是英镑向全球各国征收的国际货币税远远小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跛行的金本位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逐步瓦解。全球贸易的飞速发展客观上需要足够的支付手段，因此，产生了很多跛行的金本位制度以及法郎区等区域性贸易货币。
美元固定汇率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虽然表面上各国可以用持有的美元按照固定汇率向美国购买黄金，但是各国持有的美元数量显然远远大于美国可用于兑换的黄金数量。因此，当美元的发行越来越多，造成单位美元的价值含量远远小于固定的黄金兑换价格时，各国纷纷到美国兑换黄金，从而造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浮动汇率时代。20世纪70年代的雅尔塔体系并未建立起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大幅贬值后的美元仍然是世界货币。于是美国开始利用这种国际货币地位，以扩大对外发行国债、扩大对外贸易逆差等方式，超规模向全球投放美元，以换取其他国家的财富和资本。美元和欧元并行时代。2002年以后，欧元正式流通。由于欧元的贸易逆差和对外负债规模远远小于美国，于是各国纷纷增持欧元，美元开始大幅贬值。到2008年下半年，当各国认识到欧洲也在像美国一样向全球征收国际货币税之后，欧元也开始贬值。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欧洲和美国都开始大量向本国的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最终必然会转化成欧、美的国家债务，要么迫使欧洲和美国央行动用发行世界货币的特权，要么直接造成美元和欧元的贬值，结果不仅是欧美的纳税人要承担这种救市的代价，全球持有美元和欧元资产的政府、企业和平民都要适当分担救市的成本。如果美元、欧元两大货币都已经向全球征收了足够的国际货币税，到了货币发行的极限，那就会造成全球贸易支付手段不足、全球货币信用不足，从而制约全球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稳定美元、欧元的汇率，限制两大货币的滥发，同时又要创造足够的全球货币信用手段，是摆在当前世界各国面前的一大难题。显然，真正全球中央银行的建立仍然是人类的一大梦想，但是这个梦想还不到实现的时候。欧盟和欧洲货币的成功是基于基本相同的政治体制、相似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速度、通胀水平，以及各国愿意出让部分国家主权的政治意愿。全球中央银行的建立看来是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以后的事情。如果面对危机，各国能够成立一个股份制的“准全球中央银行”，倒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案。比如，各国政府拿各自的外汇储备入股，根据股本金的多少成立董事会，按照一定的资本杠杆发行一种叫做global dollar的全球货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显然，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必将成为最大的股东，这未必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真正的global dollar，那么恐怕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进程就要加速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两大经济体的货币流动速度严重放缓、商业银行体系货币乘数缩小，资本市场对财富的毁灭使未来几年货币流动性严重不足。而此时的中国，不仅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快速的增长，还坐拥20 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向世界提供足够信赖的金融软财富，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手段乃大势所趋。可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正储蓄国家，一方面拥有足够的本土资本，不需要向海外借债，另一方面每年仍然有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无论是从资本项目，还是从经常项目来看，人民币都没有向海外投放的必要。从金融角度来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世界需要中国，中国并不需要世界。
看来，中国人还得继续攒钱，一直到2030年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时代来临，中国才可能通过贸易逆差、海外发债来向全球投放人民币。那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许早超过10万亿美元了，即使每年有2000亿美元的逆差，也可以消耗50年，然后开始像美国一样，开动印钞机，赚取国际货币税，来维持本国的富裕生活。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前，全球货币流动性不足就像捆在欧美经济上的一根绳索，必将造成其经济增长缓慢、踟蹰不前。亚洲的世纪，香港的世纪创造金融信用财富是富人和富国的专利，如果滥用这种权利就会掠夺他人财富，长期必然难以持续。目前，美国和欧洲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而全球的正储蓄国家几乎都集中在亚洲，包括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都拥有巨额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毫无疑问，21世纪，在国际金融领域握有主导权的肯定是亚洲。目前，美国和欧洲仍然把持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权”和主导地位，并且在过去每一次救助过程中都不忘记推行它们所主导的体制和规则，榨取最大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急需中国、日本、中东等拥有金融资源的国家来支持、恢复、重建全球对当今货币体系的信心。那么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在适当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有必要改组当前的国际金融机构，以谋求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因为需要亚洲金融资源大国的参与，华尔街的全球资本中心地位必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未来必将孵化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升值潜力依然巨大的背景下，尽管全球资本都想涌入中国，然而，中国大陆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准备还不够，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时机仍然不成熟。如果资本市场不能完全开放，不能吸引全球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到中国上市，太多的资本涌进来，必然造成中国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形成资产泡沫，危害国家经济。另外两个亚洲金融中心—日本的东京和中东的迪拜，一个受到本土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一个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都不可能担当21世纪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因此，作为“亚洲世纪”的金融中心之一，中国香港最有可能依托中国大陆的金融资源和高速增长的经济腹地，成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中国政府应该在继续保持大陆金融市场免受外部冲击的前提下，积极培育香港地区的金融优势地位，把香港发展成人民币外汇交换中心、全球最大的证券交易所、金融产品创新的领导者，以及全球金融体制和规则的制定中心。注 释1. 查尔斯 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120。2.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64。3.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23。4. 王锦瑭，钟文范，李世洞．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51。5. 楚铁雁．巅峰—知识经济挑战中国．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18。6. 利昂·霍勒曼．日本的衰退不是偶然的．原载1998年7月27日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译文参见1998年7页30日《参考消息》第2版：《亚洲华尔街日报：日本的衰退不是偶然的》。转载自《国际金融战》，149。7. 亚当·斯密．《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487。8. M0 = 流通中现金；M1 = 流通中现金+可交易用存款（支票存款\转账信用卡存款)；M2 = M1+非交易用存款（储蓄存款\定期存款)；M3 = M2+其他货币性短期流动资产（国库券\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9. 参见《货币的非国家化：对多元货币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冯·哈耶克，1976。10. 周林．1948年的币值改革．国际金融信息报：1999年1月1日第6版。11. 周山淞．国际金融战．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33。12. 赵士刚．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52。13. CDO，抵押债务权益。假设某投资银行购买了一笔到期收益率为7%、违约风险为2%的房地产按揭债券，它可以把这笔资产拆分成几个“资产包”，其中，有的到期收益率高于7%，但是违约风险较高；有的收益率低于7%，但是违约风险也较低。这样该投行就可以加上自己的费用和利润，把这笔抵押债券资产分成几个“资产包”转卖出去—这些被转卖的资产包就叫做CDO。如果另外一个投资银行购买了CDO之后，再把这个“资产包”与其他资产包混合，再拆成数个“子资产包”，来满足不同收益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那么这个“子资产包”就叫做CDO2，依此类推。1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一揽子经济援助计划。15. 江红．为石油而战．东方出版社：225。16. 姜德昌，吴疆．马克骑士——再度崛起的德意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157。
2008年，中国人均GDP第一次超过3000美元。也恰在这一年，中国经济面对着多周期叠加所造成的经济下滑和外部冲击的双重挑战，同时又面临着长期财富增长动力衰退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者在谈论经济增长的时候，无不将“投资、消费、净出口”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所谓“三驾马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仅仅是一种从需求角度计算的统计方法。那么人类财富的源泉和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在走过“斯密增长”阶段、“库兹涅兹”增长等“植物性”增长阶段之后，中国是会像某些拉美国家一样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会战胜周期，转向“熊彼特增长”，从此踏上长期增长之路呢？第 5 章 中国的严峻挑战多周期叠加2008年的第三季度，随着全球金融危机逐渐演变成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企业赢利能力大幅下降。除了西方经济衰退可能带来的影响之外，造成中国这轮经济下滑的真正因素是什么？这轮经济下滑会持续多长时间呢？存货高峰与产量过剩存货是衡量企业产品供给是否过剩的重要标志之一。每当企业的存货增长达到一个相对高点的时候，就意味着产销率下降，产品出现了明显的过剩，经济将进入下行周期。从图5-1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存货增长率第一个高点出现在1996年，当年的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达到26%，之后就是一轮经济增速下滑。第二个高点出现在2004年，存货增长率也超过25%，同时伴随着工业增加值的下滑以及投资的打压。2008年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在8月份攀升到28.5%。到2008年第三季度，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中78%的公司库存超过去年同期，其中341家公司存货较年初增加50%，133家公司存货同比增加一倍。增幅最大的四个行业则为公用事业、钢铁、建筑建材和商业贸易，存货同比分别增加85.58%、50.08%、47.81%和41.07%。图5-1 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与存货增长速度1如此高的存货增长足以证明本次经济下滑要比以往来得严重，因为很多行业都出现了实实在在的产能过剩。虽然工业企业存货消耗的周期要比房地产存量房需要的时间短，但是也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之后企业的开工率才能逐渐提高。而观察存货周期是否结束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全国工业企业用电量是否开始稳步回升，这恐怕是1年以后的事情。置业周期造成地产投资下滑从2002～2007年，全球房地产都经历了一个历史罕见的景气周期。5年时间里美国的平均房屋价格上涨了55%，俄罗斯涨幅最大，上涨380%，新西兰上涨97%，澳大利亚上涨67%，韩国上涨44%，英国上涨80%，东京涨幅较小，上涨27%。中国上涨了84%，排在第4位，中国香港上涨69%。随着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一步步深化，全球房地产价格都出现普遍回落，中国房地产景气在2007年达到顶峰后，销量也大幅下滑。2008年前9个月商品房和住宅销售同比下降15%以上，商品房空置面积去年下降4.5%，今年前9个月增长10.2%。虽然我国房价并没有出现大幅下跌，但是过去几年累计的库存至少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逐步消化。地产投资的持续萎缩，必将影响到上游的钢材、水泥、建筑、装修、家具、地产广告等一系列产业。由地产下跌造成的投资下滑，至少还要持续2年以上，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设备投资周期与产能过剩设备投资周期既是决定未来产能的标志，同时也是拉动投资需求的重要因素。2005～2008年，中国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3.5万亿元、4.56万亿元、5.93万亿元、7.48万亿元，每年增速都在30%以上。2005年以前，中国企业的设备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大部分年份在30%～40%之间，其余是房地产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2005年工业企业投资份额突破到40%，最近4年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分别是41.2%、41.5%、42.4%和44%。连续4年的设备投资高速增长，已经造成中国企业产能的大量增加。如果说存货周期仅仅代表了短期产量的过剩，那么设备投资周期则意味着长期产能的过剩。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这一轮长期产能过剩的调整时间应该在3年以上。尽管中国计划从2009年开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已经出台了4万亿元的扩张投资计划，但是每年不足2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还无法弥补地产投资和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实体经济的增速下滑可能要持续2～3年。证券市场的“负财富效应”除了实体经济的下行周期之外，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处于前所未有的熊市之中。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投资者财富大大缩水，个人投资者户均损失10万元以上，证券市场的“负财富效应”严重影响了居民购房、购车以及其他高端消费需求。一般而言，证券市场“财富效应”分为四个阶段。在牛市的起步阶段，证券市场是没有财富效应的，它的作用是把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吸引到资本市场。一定要等到牛市的后半期，从资本市场上撤出来的资金才开始转移到实体经济消费领域。“正财富效应”一旦产生会一直持续到熊市的初期，如图5-2所示。在熊市后期，资本市场仍然处于“蒸发”财富的阶段，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图5-2 只有牛市后半期和熊市刚开始阶段，资本市场才有正财富效应2目前中国股市仍然处于熊市后期，资本市场对消费的作用仍然是“负财富效应”。根据中国资本市场“牛短熊长”的运行规律，资本市场的下一轮繁荣还有待时日。即便牛市来临，在初期阶段也不会产生财富效应。而要等到下一轮牛市的后半期，恐怕所需时间也要2年以上。政策周期的“时滞效应”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是造成这一轮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明确转向，10月份中央政府出台了大规模投资的财政政策。然而，不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要真正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至少都有半年到一年的“时滞”，这个时滞在经济学中称为“J曲线效应”。政府可能出台的刺激消费政策也许不会达到特别明显的效果。因为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取决于家庭拥有的存量财富的多少，以及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对于利率基本上不敏感。在地产低迷、股市低迷的背景下，居民的存量财富难以有大幅增加；在经济增速下滑、隐性失业率增加的背景下，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很难有跳跃式增长。因此，政策很难刺激消费，它会按着本身的规律稳步增长。至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刺激出口的政策，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也很难大幅见效。因此，尽管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都将发挥作用，但是这一轮经济增速的下滑仍然不可避免，而且持续时间可能为2～3年。
外部冲击除了多重周期叠加造成的经济增速下滑之外，中国还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冲击，这种冲击已经造成国家财富的巨额损失。目前，华尔街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欧美经济不仅面临着短期衰退，而且长期增长前景堪忧。有关研究表明，全球GDP变动1%，影响我国出口近5%。如果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比2008年下滑1.5个百分点，就会造成我出口增速回落7.5个百分点，并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出口受到影响，中国很多金融机构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也遭受了直接的财富损失。据统计，截止到2006年6月，我国主要金融机构投资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的金额已达1075亿美元。2008年第三季度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已经提减值准备和账面亏损额总计达82亿美元，实际损失估计在150亿美元以上。金融危机造成的大宗商品崩盘也使我国很多企业遭受较大的亏损。很多中国企业过去几年投资海外资源类企业的股权或在海外高价购买的资源矿山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资产贬值，为了稳定成本而签订的长期合同或囤积的原油等能源原材料也形成了实际亏损。而在大宗商品暴跌之前的5年牛市里，中国又因为进口高价石油而多支出700多亿美元，进口高价铜及铜合金多支出了100多亿美元，进口高价铁矿石多支出了300多亿美元。除了中资金融机构和中资企业在金融风暴中遭受财富损失之外，承担着巨大贬值风险的还有国家外汇储备。到2008年4月底，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达到5020亿美元，持有“两房”债券约达3000亿人民币。虽然美国政府已经将“两房”国有化并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但是最近几年的美元贬值已经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财富损失。2005年1月～2008年9月，美元对人民币已经从8.276 5下降到6.818 3，贬值17.62%。粗略地按照70%的美元外汇储备计算，以年末外汇储备和美元年贬值幅度为计算依据，2005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的累计损失已达15 000亿元，平均每年损失我国GDP的1.77%或我国工资总额的16.49%，如表5-1所示。表5-1 美元贬值导致的外汇储备亏损计算表日期 美元期末 国家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 美元外汇 美元贬值导 外汇亏损 外汇亏损占汇率 （亿美元） 美元占比 储备 致的外汇 占GDP比 工资总额（%） （亿美元） 储备亏损 重（%） 比重（%）（亿元）2005 8.070 2 8188.72 70 5732.10 1182.53 0.65 5.982006 7.808 7 10 663.44 70 7464.41 1951.94 0.92 8.392007 7.304 6 15 282.49 70 10 697.74 5392.73 2.16 19.092008-9 6.818 3 19 055.85 70 13 339.10 6486.80 3.22 32.88总计 15 014.01 1.77 16.49注：作者根据公开数据推算，其中70%的美元占比为假设数据。如今，为了帮助美国稳定金融和经济，中国不但不能减持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资产，而且还要进一步增持美国国债。在现有的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背景下，中国仍然要继续面对国家财富亏损或“蒸发”的风险。长期动力与“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增长动力是否衰退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在原有的技术和资源背景下，造就了财富增长的飞跃。这一阶段的增长可以概括为“斯密增长”：增长的动力源自分工和效率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健全，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和成熟技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方式，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长率，逐渐达到了工业化的高峰。这一阶段的增长叫做“库兹涅兹增长”：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结构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占主导地位转变、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转变、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等。进入21世纪后，据统计，2002～2007年，我国GDP实际增长67%，能源消耗总量增长75%。显然，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从人口分析，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在2005年达到一个高峰，目前中国经济活动人口比例在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未来将显著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3”也已经出现。人口红利和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潜力令人担忧。从制度变革角度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完善之后，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类似于加入WTO之后卷入全球经济过程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增长动力，也在衰减。从需求方面分析，如果居民消费需求受到可支配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放缓、财产性收入增速放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制滞后等因素制约，只能保持稳步增长；如果在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了较大改进之后，大规模基本建设需求高峰过去；如果自2002年加入WTO后外贸的快速增长基本达到高峰，那么中国经济会不会面临长期增长动力的衰退呢？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是“贫困陷阱”的阶段，储蓄不足、资本不足、消费不足、生产能力不足，这些造成恶性循环。一旦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就叫做“起飞阶段”。中国人均GDP在2001年突破这个阶段以后，绝大部分居民都既是庞大市场的构成者，又是剩余商品的提供者，同时人均储蓄超过1000美元后，绝大部分居民又是一个储蓄资本的提供者。在有市场、有生产、有资本生成能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连续几年平均增速达到10%。人均收入3000美元附近则是低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到外部冲击，经济增速大幅回落，从而长期徘徊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无法突破。中国人均GDP在2007年达到2604美元（如图5-3所示），2008年有望达到3200美元。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注意“中等收入陷阱”。像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亚洲的马来西亚，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其中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高速发展，但却很快遭遇金融危机，重回3000美元的水平，如图5-4所示。图5-3 1970年以来我国人均GDP（美元，当年价格）4上述国家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1）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过缓。（2）城市化进程出现问题。南美好多城市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3）资本项目开放造成金融风险和国家财富损失。（4）从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不可跨越的障碍。图5-4 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的人均GDP（美元，当年价格）5中国会不会面临同样的挑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再来看一些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功进入了发达地区和国家的行列，如图5-5所示。图5-5 中国台湾、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均GDP（美元，当年价格）6韩国的突破方向是制造业产业升级。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起飞以后，机床、设备制造业拉起了增长。新加坡是服务业起的作用比较大，成为著名的科技园、花园城市、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小经济体，对中国的可借鉴性似乎不够，那么中国将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呢？当前的经济下滑周期是短周期，还是意味着一个财富高增长时代的结束呢？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财富战略来应对包括外部冲击在内的多重挑战呢？注 释1. 图表来源：滕泰，郝大明，等．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宏观报告。2. 同第1条。3. 刘易斯拐点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的结束，这个阶段通常会发生工资水平的上涨。4. 同第1条。5. 同第1条。6. 同第1条。
第 6 章 谁能战胜财富周期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西方国家联手行动，中国也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不过，除了货币政策领域存在一定共同点之外，中西方的反周期政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比如，虽然中国股市跌幅超过70%，中国政府却出台了向实体经济增加4万亿元投资的计划，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领域；而面临更严重经济衰退、股市跌幅较小的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却把9000亿美元巨资几乎全部砸向金融领域。如此大相径庭的反周期政策，究竟谁能先走出经济下行周期？什么样的周期理论能够提供战胜危机的良药呢？寻找经济周期答案经济周期的本质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曾在社会总需求的周期性变化中寻找周期的原因。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扩大再生产的冲动、工人需求能力不足会造成周期性的商品过剩（超过需求），并形成经济危机。凯恩斯则把经济周期性波动归因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这三大社会心理问题所造成的消费不足、投资不足及社会总需求不足。还有很多流派把经济周期性波动归因于供给方面的变化，比如存货变化周期、房地产建造周期、企业的设备投资周期，以及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周期等等。而最近20年，最引人关注的还是货币伸缩、商业银行信贷伸缩、资本市场涨跌所造成的金融膨胀与收缩。从2002年以来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和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地产市场大牛市极大地刺激了全球信用的扩张，并带动了消费的繁荣和投资的高涨。而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最终演变为西方金融机构倒闭风潮、信贷和信用危机、资本市场暴跌和全球经济危机。如果2008年开始的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由需求因素造成的，那么只要供给方面的长期财富创造能力不衰退，需求周期性上涨，经济就能很快恢复。如果本轮危机的本质是由供给方面的财富创造能力衰退引起的，那么恐怕这一轮经济衰退要持续较长时间。如果其本质原因仅仅是金融体系的杠杆过大，那么西方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过程结束后，随着信用和信息的逐渐恢复，全球经济形势就会很快好转。事关未来形势的判断和应对周期的策略，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财富分配与商品过剩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以经济周期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建立之后200多年的经济运行本质。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坚持扩大再生产，而工人在被剥夺剩余价值的过程中逐渐贫困。最终，产品越来越多，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却没有能力购买，结果产品相对过剩。这一理论从财富分配的角度解释了社会总需求阶段性不足的必然规律。当财富分配机制有利于提高大部分人口的需求满足程度时，社会总需求上升，财富和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体系只能提高少部分人口的需求满足程度、更多人口的购买力需求下降时，则社会总需求不足、产品相对过剩，经济的下降周期必然来临。在财富没有向全社会扩散以前，尤其是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形”社会财富结构形成以前，财富结构和财富分配体制的确是造成早期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本质原因。事实上，尽管西方国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但是它们在培育中产阶级、建立完善福利制度、向富人征税并向穷人转移支付等方面，的确采纳了马克思的主张。
对于当代中国经济而言，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则更有借鉴意义。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产品生产能力正在膨胀且已经存在一定过剩，中产阶级还不是人口的主体，社会贫富差距明显扩大。此时，我国政府的确应该加大税收转移支付制度，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总需求的持续提高，为财富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从这一全球经济危机的起因分析，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虽然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圆了很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梦，却忽视了中低收入者的长期还款支付能力不足，因此，一旦房地产下跌、贷款违约率提高，就引发了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中国的城市商业房地产价格上涨超出了一般居民的购买能力，也是造成地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凯恩斯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凯恩斯是现代西方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人把他称为“战后繁荣之父”。凯恩斯也观察到了社会总需求周期性变化规律，但是他没有从财富分配角度来解释社会总需求不足，而是认为有三大定律造成了总需求不足。第一个定律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人们挣的钱越多，拿出来消费的比例就越少。当收入很少的时候，全部工资花掉还不够；当收入很多的时候，拿出一部分消费就够了。因此社会越发展，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越低。这样慢慢地就会造成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第二个定律是“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初始投资回报率很高，但是资本投入越多，平均回报率则越低。这样下去，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就会越来越低，也造成社会总需求不足。第三个定律是“货币流动性偏好”：当人们的消费需求下降、投资效益递减时，越来越多的货币会沉淀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利率极低的情况下，甚至会形成“货币流动性陷阱”—银行体系的资金既不能通过信贷刺激消费，也不能形成投资，而是在货币体系内“空转”，进一步加剧社会总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正是这三大定律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需求不足。为了避免经济危机，政府必须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投资政策来刺激社会总需求。凯恩斯的这三大定律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隐含了很多假设条件：生产技术不变、产业结构不变、不存在消费升级、不存在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善、不存在金融安排方面的效率改进等等。在技术革命、社会分配体制改善、金融安排改善、产业升级等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上述三个定律（实际上是三个假设）都是不成立的。技术革命不仅会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而且其财富效应会提高社会总需求，改变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而社会分配体制的改革、福利制度的完善、消费信贷等金融创新同样会提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至于完善的资本市场体制，尤其是类似于风险资本市场等制度安排，则缩短了资本的回报周期，不仅提高了资本的边际回报，而且改变了货币的流动性偏好。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曾经有长达10多年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繁荣局面，就是因为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改变了凯恩斯三大定律。首先是信息技术革命提高了资本边际回报率，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提高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其次，由于创业板、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等金融创新，投资新兴产业的资本退出速度加快。由于新兴产业本身的增长、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新兴产业通过股市财富效应对传统产业的刺激，导致传统产业的周期性衰退部分被抵消，从现象上似乎改变了整个经济的运行轨迹，表现为10年的持续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现象—这种在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背景下的特殊经济繁荣被人们称为“新经济”。
显然，2008年以后的美国和西方经济，既不可能有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也不能期望再次出现类似次贷金融创新所带动的地产和金融繁荣，所以凯恩斯主义三大定律所决定的经济衰退周期必然会一直笼罩着欧洲和美国。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背景并不符合凯恩斯主义隐含的假设。首先是制度变革极大地提升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和居民消费倾向，进而提升社会总需求，拉长经济繁荣周期。比如，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80年代的企业承包制、租赁制改革，90年代的股份制改革和市场化体制的逐步建立，21世纪初加入WTO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等等。在这些阶段，整个社会的总需求总是持续上升的，凯恩斯主义周期性规律根本不起作用。目前，中国仍然处于消费升级、城市化、工业化、金融深化阶段。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既有200多年前欧洲纺织业技术革命成果的滞后传播，也有150年前钢铁、铁路技术革命的成果提高后的财富拓展，还有化工业、汽车、通信等第三、第四次科技革命成果在中国的应用，当然也有全球最高端的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的财富拓展。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的财富和消费升级，以及经济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经济开放带来的社会总需求增长。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是递减的，而是递增的；个别传统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有递减的现象，但是整个社会总的资本边际投资回报率是稳定的，有时候甚至是递增的；同时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处于资金饥渴状态，也不应该存在货币流动性“空转”的现象。所以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在中国基本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总量调控政策来应对结构性经济问题，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踩油门”，反而会放大经济波动。长周期：技术的能量和制度的“场”长周期理论始于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人们甚至把五六十年的经济周期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周期非常有规律，基本上每过五六十年就有一个长周期：前面三四十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后面二三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全球经济第一次长波从18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至1810～1817年为上升期，1810～1817年至1844～1851年为衰落期；第二次长波开始于1844～1851年，从那时起到1870～1875年为上升期，1870～1875年至1890～1896年为衰落期；第三次长波开始于1890～1896年，至1915～1920年为上升期，而衰落期则开始于1914～1920年间，到康德拉季耶夫著书之时第三次长波的衰落期仍在继续。自从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五六十年的长周期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都企图用各种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技术创新派”倾向于用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技术创新或创新寿命周期等因素解释长周期现象；“经济体制派”倾向于用经济制度内部调节因素解释长周期现象。还有人认为，经济长周期的原因是技术革新、通货供应量、能源资源、战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有少数经济学家用政策的周期性变化或两代人的心理变化等因素解释长周期现象。从影响财富周期理论的四个原因1来看，技术革命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最接近。比如，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787～1842年；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42～1897年；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98～1946年；第四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946～1990年，主要是指电子、通信、化工技术的发展，除了1990开始的这一轮新的经济长周期所能持续的时间还没有得到验证之外，基本上前四次技术革命周期都对应着一个五六十年的经济长周期。
这样看来，熊彼特等人提出的“以技术创新解释世界经济长波”的理论就比较有道理了。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这种长周期恰恰是五六十年一次呢？这种五六十年一次的长周期究竟是一种历史的宿命，还是时间上的巧合？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成果都需要一定时间在社会上进行推广。技术革命成果推广的过程就是财富创造能力提高的过程，往往对应着向上的周期。当一种技术革命的成果在大部分国家基本推广完毕后，各国财富创造效率的提高就会放缓，这时候如果没有新的财富创造手段出现，往往就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财富缓慢增长。如果技术革命成果的推广和扩散时间就是经济和财富长周期，那么，每一次技术革命成果的所需要的推广时间是不是均等的呢?为什么一定是五六十年呢？具体地分析，技术革命成果的传播时间主要取决于几个主要因素：技术革命本身的量能大小，制度决定的技术传播速度，地理和人口深度、跨度、梯度。不同的技术革命所蕴涵的财富量能不同。比如，纺织业革命只不过是利用蒸汽机动力对部分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加工，其财富拓展效应相对于后几次技术革命而言就比较小。而钢铁和铁路革命虽然把财富源泉拓展到地球的深层矿石资源，但是其物理应用范围也是有限的。一旦铁路的物理应用空间逐渐被填满，交通运输革命的财富效应就逐渐递减。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产业革命所蕴涵的财富拓展空间就大得多了。因此，每一次技术革命本身所蕴涵的财富影响力都在上升。可见，如果技术革命真的是长周期的决定因素，那么长周期就不应该总是五六十年一次，而是一个周期比一个周期持续的时间更长。显然，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并不是影响财富和经济长周期的唯一因素。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技术传播的速度呢？首先是社会制度的影响。第一次纺织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制度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硬财富社会过渡阶段，金融资本市场、技术专利市场、劳动力市场都处于发育过程中，工厂制度刚刚形成，因此技术革命的成果传播速度较慢。如果把纺织工业革命这样的技术成果放到21世纪，就用不了50年时间来消化了。哪怕在市场经济制度仍不完善的国家，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纺织业革命仅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早期纺织技术革命和交通运输革命时代，财富过度集中也拉长了技术革命成果的传播周期。由于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于富人，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过慢，从而频繁发生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断技术革命成果传播、拉长技术革命的传播时间。第三次、第四次技术革命所蕴涵的能量远远大于前两次，却因为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使技术传播的速度加快，技术财富周期缩短。社会制度对于技术革命传播的影响作用就如同物理学中的“场”。良好的经济体制就如同阻力较小的“场”，能够迅速将技术革命的成果产业化并形成实实在在的财富增长。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一、二次长周期之所以持续五六十年，是因为“场”的阻力较大，拉长了财富周期；而第三、第四次技术革命动力远远大于前两次，所引发的财富增长周期应该更长，却因为“场”的阻力变小，从而缩短了财富周期。
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康德拉吉耶夫观察到的五十年左右的周期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不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经济长周期是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次，从国别经济来看，对于地理和人口背景不同的国家而言，技术革命成果的传播速度会有明显的区别：同样的技术革命，在日本则可能表现为短时期的财富迅速增长，而在中国则可能体现为长时期的财富缓慢增长—中国的经济长周期一旦开始，就必然比日本的时间长，这是由其地理和人口的深度、跨度、梯度等战略纵深决定的。此外，随着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技术传播速度加快，全球经济长周期将呈现逐渐缩短的趋势。假设第五次长周期依靠第一、二次技术革命时期的技术成果，那么在经济全球化、高效率的市场和金融体制安排下，财富周期一定远远小于50年。然而，从1990年开始，包括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新材料（纳米）技术、生命基因技术、空间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创新，几乎同时到来，如果上述技术都能够取得突破并走上产业化道路，那么第五次技术革命引发的长周期仍将持续,并且将彻底改变人类的财富结构，引导人类社会进入“软财富”时代。目前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全球经济的改造能量已经逐渐衰退，下一轮财富周期只有期待新材料技术、生命基因技术、空间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技术突破并产业化—如果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突破，这一轮西方经济的衰退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其他经济周期理论1923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从美国和英国1890～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中发现，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存货，从而减少生产，进而产生3～5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基钦把这种短期调整称为“存货”周期，后人把3～5年的存货波动周期称为“基钦周期”。1862年，法国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中提出，市场经济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后人把这种10年左右的中周期称为“朱格拉周期”。朱格拉认为，周期波动是经济自动发生的现象，与人们的行为、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直接联系。朱格拉周期一般从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看出，而设备投资的GDP比重则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收益的变化和预期。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提出，经济中存在长度为15～25年不等的长期波动。这种波动在美国的许多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建筑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库兹涅兹周期也称为建筑业周期。库兹涅兹周期是居民财产购建和人口转移的结果，对于中国当前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波动分析，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政治制度是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认为文明终究会衰落，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周期决定了其经济周期，从历史上看这个时间的长度一般是150年，我们把150年的政治文明周期叫“罗布代尔周期”。另一种理论认为，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也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除了凯恩斯的三大心理定律之外，中国人用来描述一般家庭“富不过三代”的谚语，在西方也成为描述国家兴衰周期的理论解释之一，被称为“卡德韦尔法则”或“三代效应”。从创业、兴盛到守财、奢华消费、坐吃遗产的时代心理特征变化对某一个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周期的确有重要的影响。
上述周期理论在本质上偏重于对财富长期生产能力的分析。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经济周期恰恰是存货周期、地产置业周期、设备投资周期的三种叠加。而西方国家本轮周期，除了地产置业周期之外，受金融的因素影响更多一些。金融伸缩周期与美国经济作为1987～2006年一直掌控美国货币政策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展现了其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超凡的判断能力和调控艺术。面对1987年的股灾、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网络股泡沫破裂、“9·11”事件对金融市场可能的冲击，美联储在格林斯潘的领导下，通过其掌控的货币政策工具，一次次让美国经济摆脱了危机，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2001年以来，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并在2003～2004年把联邦再贴现利率长期保持在1%的水平，为金融和地产领域输入了过多的货币流动性。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很多钱简直就是负利率、无成本地使用，因此极大刺激了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并进一步造成了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地产市场罕见的大泡沫。图6-1 美联储基准利率变化2005年开始，美联储又迅速把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造成地产下跌、相关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最终酿成了金融危机。显然，忽紧忽松、过紧过松的货币政策，不但没有熨平周期，反而成为放大经济波动的刺激因素。比美联储的货币调控变化更快的是金融机构的信用放大和收缩。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全球金融机构在繁荣的时候把金融杠杆放大到几十倍，极大地刺激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市场财富膨胀；而在泡沫破裂之后又掀起“去杠杆化”的浪潮，造成信用紧缩，并影响到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不足。金融伸缩—日本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产和资本市场泡沫破裂之后，就一直想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面对着90年代开始的经济衰退，日本央行分别在1993年、1996年、2001年分三个周期，多次大幅调低利率，从1991年的6%左右一直调低到0.1%。然而，面对人口老龄化、缺乏长期财富创造能力，企图通过低廉的资本扩张金融信用来刺激经济根本是不现实的。日元的超低利率反而吸引了全球的金融机构和国际套利基金纷纷到日本金融市场拆借资金。这种全球金融机构蜂拥到日本借钱，然后到亚洲乃至全球市场投资的现象被称为息差交易（carry trade）。显然，日元的超低利率也是造成过去几年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2008年年初，那些通过息差交易从日本拆借了大量资金的金融机构发现日元有升值的趋势，就开始从各地迅速抽回资金，从而造成亚洲金融市场的暴跌。2008年1月份的亚洲资本市场暴跌幅度远远超过欧美，其背后与日元资金的回流有脱不开的干系。显然，日本的实体经济增长仍然缺乏供给方面的财富创造能力，而日元资金的膨胀和回流却像华尔街的金融伸缩一样，成为造成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和收缩的源头之一，并影响全球实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金融伸缩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受到金融抑制，丰富的储蓄不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资本。中国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差额高达15万亿元，证券市场市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比较低。所以，中国的金融扩张与收缩对经济的影响没有西方国家明显。这也是中国政府面对经济衰退，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实业投资的原因之一。但尽管如此，忽视金融扩张与收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对的。
中国金融体系的伸缩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路径。信贷伸缩是核心要素。由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拥有巨额存款，而且有近15万亿元的存贷差，因此中央银行传统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和信贷额度控制政策是影响中国金融扩张与伸缩的核心要素。2008年6月以前，中国一直执行严格的信贷额度管理政策，并且在2008年6月把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率提高到17.5%，这种政策极大地收缩了货币流动性，虽然对于抑制通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是造成中国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对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预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2006年以来的中国股市牛市行情极大地刺激了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融资的热情，推动中国经济增速创历史新高，到2008年初，单月通胀率一度高达8%以上。2008年以来，中国股市下跌幅度高达70%以上，不仅造成居民消费信心下滑，购房购车热情下降，而且造成资本市场阶段性丧失融资功能，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预期，是造成经济下滑、通胀率增速回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利率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则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很多中小企业贷款需求常规情况下一直得不到满足，所以提高利率时，大企业减少的信贷需求通常会被中小企业填补，结果加息对于降低总的信贷需求意义不大，只会从微观上提高企业的财务成本。此外，由于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村居民还没有被公共社会保障、公共医疗保障、公共教育体系覆盖，所以不论利息如何变化，他们都把钱存入银行。城市居民对于资产在银行存款和股市之间的调整，则主要受到股市风险收益特征变化的影响，对利息率也不敏感。小幅连续加息显然不能改变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完全起不到紧缩的效果。因此，除了购房和购车等消费行为之外，中国居民的证券投资和消费行为对利率都不敏感。正因为上述消费和投资反应模式的特殊性，中国的利率政策总是很难产生预期的反应。2007年，中国一共6次加息，虽然目的是抑制资产泡沫、抑制通胀，但是却反而刺激了资产泡沫。因为连续加息减少了人民币与美元及其他外币之间的利息差，增加了持有人民币的收益率，在国际投机和套利基金对人民币的利率变化高度敏感的情况下，每次利息提高都吸引更多的狙击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涌向中国。因此2007年以来，在贸易顺差保持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以每季度1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其中很大部分是国际套利和投机资金。中央银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需购买这些外汇，购买的手段是发行人民币，过度发行的人民币又会推动通货膨胀、股市泡沫和地产泡沫。2008年下半年，中国开始进入降息周期，除了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产和汽车的消费回稳、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之外，必然引起国际“热钱”撤离，并造成阶段性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影响国内货币流动性状况。从经济周期到财富周期通过对上述传统周期理论的回顾，对照其对当前全球经济周期的解释力，我们会发现，本轮周期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伸缩的影响，还有存货和设备投资等供给方面的原因。然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变化，因为需求周期会自动恢复，金融收缩一段时期之后自然会迎来下一轮膨胀，过多的存货和生产能力消化一段之后也会迎来生产的下一轮扩张……更值得重视的还是人类财富创造能力的变化，以及财富增长的长期动力。
其实，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经济周期和财富周期。为了理解经济周期的本质，我们不得不回归经济运行的财富本质，再次下沉到历史上不同的财富阶段，找出不同阶段影响人类财富增长周期的深层因素。气候和物种变化与生态财富周期原生态财富时代，人们的财富局限于小型动物和可食植物，财富总量主要取决于上述物种的繁殖速度，人类对这些物种食用性的认识能力、种植或驯养能力。那时候，竞争性物种的突然兴起或者可食用物种的突然衰落，会大幅减少某一区域人类可利用的财富总量。而在某些物种繁荣的季节里或者迁徙到采猎对象丰富的区域里，人们又面临着大量过剩的财富无法消费。由于贮藏技术的匮乏，人们只好在财富过剩时浪费、在财富匮乏时忍饥挨饿。除了冬天的采集和狩猎对象大量减少之外，即使在同样一个季节，越来越多的人也会逐渐聚集到那些气候适宜物种生长的地区，于是在最适合人类采集果实和猎取小型动物的场所，以及河流、山川、湖泊等适合农作物的地方，人群逐渐集中。而其他物种则被迫逐渐向森林、山地等环境退却。对于物种可食用性的认识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的财富总量，比如16世纪，一些航海家把土豆从南美洲带到欧洲，作为花园里的观赏植物。直到18世纪初期，人们才发现，土豆的营养成分是谷物的双倍。于是，土豆的种植风靡整个欧洲，成了最重要的食物之一。如果没有土豆，就没有17世纪的人口大爆炸。显然，原生态的经济周期本质是物种和季节变化周期，以及人类对可食用物种的发现周期。周期性的土地和粮食危机在几乎所有气候湿润、适合耕作的土地被开垦之前，生态财富周期性并不明显，主要体现在不同年份的气候变化导致农作物的丰欠。当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开垦，只剩下沼泽、森林、山地、缺水的草原和荒漠的时候，土地危机造成的周期性财富危机才开始出现。可开垦土地增加速度的减缓与人口增加速度的相对较快开始产生矛盾，再加上土地交易和行政强权兼并活动，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于是出现大量少地或无地人口。一旦土地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就会降低其他人种植的积极性，结果，生态财富总量下降。当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端时，夺取土地甚至消灭人口的战争代替土地开垦成为更重要的解决方式。除了周期性土地危机，生态财富时代的粮食危机还常常与河流的周期性泛滥或枯竭有关系。几乎所有的农业经济都是依托于大河冲击性平原而繁荣起来的。比如两河流域、恒河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黄河流域等等都是人类农业文明的发源地。这些兴起于大河冲击平原的生态财富繁荣地区，不可避免地受到河流泛滥或河水枯竭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是中国的黄河流域，黄河水灾在秦汉时期平均每26年爆发一次，三国到五代十国时期每10年爆发一次，到宋代几乎每年都有河水泛滥，元代以后几乎每半年就爆发一次水灾。在解放前的2000多年里，黄河累计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生态财富时代，周期性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实际上是环境承载人口能力达到临界点的表现。每一次环境临界点出现，就会迫使一部分人口到更艰难的环境中去拓展生存的空间。在中国、印度、北非、中东、欧洲，人们逐渐从最适宜种植的地区向远离河流湖泊的山地、森林拓展。由于拓荒速度始终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所以每隔一段时期，一个社会要么爆发内战、要么对外发动战争，然后就是人口死亡、瘟疫传播，从而使人口与土地之间重新达到平衡。
在黄河流域，西汉时代开垦的荒地达8亿亩，唐代则超过14亿亩。到唐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逐渐开发完毕。明清时期则进一步向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拓展。新中国建立之后，主要是在严寒的东北和西北的草原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耕地拓展。目前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已不足2亩。就算在西北地区完全没有灌溉条件、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坡深山中，也有人维持着低质量的生存。更由于农业历史较长，土地开垦过度，目前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13%。而农业社会历史较短的欧洲森林覆盖率则达到30%以上。尽管人口对生态环境不断造成压力，但是几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农业统计资料都表明，随着人口的增多，该地区的粮食总量和财富总量都是增加的。这种生态财富的持续增加，一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二是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三是有赖于特定的土地与财富分配制度。农业生态财富时代的技术进步主要包括对其他地区新作物、新养殖品种的引进和改良、畜力对人力的替代、水利的应用、风力的应用、轮制工具、铁器的应用、肥料的使用、轮耕制度、耕作技术提高、热带多季作物的推广等等。而特定的土地与财富分配制度则包括每一次土地革命、税收改革、其他财富分配制度的变革。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个朝代在刚刚建立后的100年左右时间内，几乎都呈现出繁荣稳定的局面，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宋朝的孝武之治、明朝的仁宣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等。而一个阶段后， 土地集中、税收水平提升等不利于农民的变化，又会将财富增长的速度降下来—这也是生态财富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之一。所以，无论是开荒、农业技术进步还是变革制度，都不能彻底改变农业社会周期性的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周期性的土地危机是由人口增长和土地增长的内在矛盾决定的，而周期性的粮食危机则是由于农业对冲积性平原的环境依赖和破坏造成的。以上两个周期性危机都是内生于生态财富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哪怕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也只能带来几百年的危机缓和。工业硬财富革命，使人类财富的客观来源超出了种植业和养殖业所局限的生物种类本身，扩展到非生命世界的地球资源。硬财富不仅直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且通过改变土地的肥力使生态财富总量有了质的飞跃。所以，只有硬财富革命才能帮助人类彻底走出生态财富周期性危机。技术革命周期新技术提高了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利用能力，丰富了财富创造手段和财富形态。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带来一波财富增长的高潮，而当这种技术的财富效应递减时，则又会使财富增长显著放缓。硬财富革命以后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应着一个财富长周期。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787～1842年，主要是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革命。从1787～1816年，纺织业革命的财富效应，从英国本土、逐步扩展到欧洲早期工业国、再到美国、南美洲、印度、中国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1816年以后，第一次技术革命的财富效应开始递减。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42～1897年。以蒸汽机、钢铁和铁路技术的传播和使用为标志，深埋在地球深处的铁矿石、煤炭成为人类财富和效用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蒸汽机、钢铁完成了对海上运输工具的改造，又在美国、德国等内陆国家铺上了纵横全国的铁路之后，这次技术革命的财富拓展效应开始递减。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98～1946年。以电气、化学、汽车工业的发展为标志，煤炭、蒸汽、石油等产生的热能被转换成电力、动力，成为人类效用和财富新的源泉；人类的日常用品更多地来自石油、煤炭、钢铁等。人类从非生命世界所得到的效用和财富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生态财富总量。第四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946～1990年，主要是指电子、通信、化工技术的发展。第四次技术革命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延续，对微观粒子运动特征的深入利用是这一次技术革命的本质。对电磁波、光能、各种有色金属的效用特征进行发掘，以及半导体技术、化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财富形态进一步摆脱了原始的生物需求，向更高层次的需求结构演化。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农产品占富国财富的比例已经降低到10%以下，这在几百年前的生态财富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第五次技术革命，从1990年开始，主要包括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新材料（纳米）技术、生命基因技术、空间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等。目前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已经产业化，并成为人类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几种技术革命还没有形成人类财富的主流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财富周期的下一个高潮有赖于软财富革命的深化，关键在于有没有新的技术革命能够带来人类新财富的规模增长。人口与资源投入周期增加要素投入是人类财富增长的常规动力。只要人口、资源能够保持持续的投入增长，硬财富总量就会持续增加，经济本身就能够保持上升的趋势。反之，若处在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或不能持续保证资源的投入，硬财富增长速度自然会降低，经济增长就会放缓甚至衰退。比如，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生育高峰所带来的人口和劳动力补偿主要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这成为该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90年代，日本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增长缓慢，经济长期衰退。又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生育高峰一次是在1953～1957年，一次出现在1962～1973年。其中1966～1973年这12年间增加了2.3亿人。1980年以后，上述人口陆续从儿童成长为成熟的劳动力，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硬财富膨胀。2030年以后（有人说是2017年），中国将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结束，那时候的财富增长速度就要大大下降了。就资源的投入而言，每一次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都带来一次全球性的财富膨胀。18世纪，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推动了以纺织、冶金、铁路运输等为代表的100多年的财富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石油化工业崛起，能源领域逐渐完成了石油对煤炭的替代，于是全球又迎来了一波经济高速增长。与上述过程相反的是，每当生产要素供给出现不足，就会带来硬财富增长的放缓。比如，1973～1975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1980～1982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都曾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2004～2008年,国际石油、铜、铁矿石等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的成倍涨价，石油从20美元一桶最高上涨到140美元，铜则从不到1700美元一吨上涨到8900美 元—高能源价格（以及美国金融危机）是造成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从全球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依然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但是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矿产却越来越少。可见，下一轮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有赖于人类在新能源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硬财富的需求变化周期硬财富的生产者与自给自足的农民不同，他们生产的目的通常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要把产品销售给别人使用。因此，如果产品需求不旺盛、卖不掉，硬财富的生产者就会减少生产，财富创造的动力就会减弱。从整个社会而言，社会总需求的持续增长是硬财富增长的前提条件；反之，如果社会总需求在一个阶段增长太慢，则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硬财富时代早期，从1788～1825年，共发生了7次经济危机。这7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地点都是以英国为主，发生的主要原因都是纺织业的财富生产能力与劳动人口所支配货币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1788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马克思非常精确地把这种“需求不足”定义为“相对过剩”，因为并不是人类消费不了这么多的纺织品，而是大部分人有消费愿望却没钱买。结果在178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中，英国的纺织品大量积压，价格下跌，厂家破产，大量工人被解雇，兰开夏和柴郡等地的棉纺织工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1793年、1797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也一样。1810～1814年的第四次经济危机比前三次来的严重，因为除了传统的需求变化因素之外，还有1810年的英国农业欠收因素、1811年英美战争造成的内外部需求减少，从而导致英国纺织工业大批倒闭，工厂裁员过半，物价下跌50%。1816年、1819年、1825年的经济危机，则都是财富创造能力超出了社会总需求造成的衰退。尽管经济周期的表现形式从现象上已经不像早期那么简单，还有信贷和资本市场等更复杂的周期性表现形式。然而周期和危机产生的本质原因都是一样的：阶段性的产业革命成果带来的财富增量无法扩散到足够多的人口，从而带来社会消费不足与产品供给过剩。1837～1843年的第八次世界经济危机是因为铁路建设投机过度，铁路运输消费增长滞后。发生在1847～1850年、1857～1858年、1867～1868年的这三次经济危机则都是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最典型的是发生在1873～1879年的第十二次经济危机。以美国、德国的铁路建设过剩为主，美国铁路股下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股市暴跌，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纽约金融市场恐慌，铁路股票纷纷下挫。某些商业银行因铁路投机破产，进而导致纽约股市狂泻，数千家公司和全球57家证券交易公司相继倒闭。之后，历史又见证了第十三次经济危机（1882～1883年）、第十四次经济危机（1890～1893年）、第十五次经济危机（1900～1903年）、第十六次经济危机（1907～1908年），直到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为了解决市场局限、消费不足的问题，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把过剩的生产能力带到国外进行释放，才能解决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而当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殖民地时，世界大战就几乎成为必然了。在第16次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将俄国带出了因为财富分配问题而造就周期性危机的宿命循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资本主义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后的自发扩散，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以及资本主义福利与经济协调机制的不断健全，极大地缓和了供给增长和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周期性经济危机对财富的破坏性日趋缓和。
分工和制度演变对财富周期的影响分工和制度变化本身是阶梯性向上发展的，而不是周期性运动的。但是每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都能够促进分工和财富创造效率的提高，因此往往对应着向上的财富周期；而当这种制度安排对分工和财富创造效率的积极作用开始衰退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财富增长速度的放缓。从手工作坊到工厂制的演变曾经有利地促进了分工，并提高了财富创造的效率。而工厂制的管理在“泰勒制”之后达到了一个顶峰，对工人过度压榨的负面影响逐渐暴露出来，财富创造的效率开始下降。同时代产生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股份制为代表的产权制度、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制度，都有力地推动了硬财富时代的经济增长。而1929年“大萧条”则充分体现了自由市场体制、资本市场制度对财富的巨大毁灭作用。1929年“大萧条”之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6年时间，是全球宏微观经济体制的探索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罢工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中产阶级和福利社会的学说开始酝酿；随着凯恩斯主义学说的提出，计划经济思想的传播，宏观调控或计划经济的体制分别在不同国家变为现实；随着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通过，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金融分业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在各国企业中具备了较强的谈判能力，中产阶级、福利社会成为流行的名词；各国国有经济成分都有所增加，政府对经济的集中管理或宏观调控成为普遍模式。全球范围内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各自建立起一套稳定的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所有这些都曾经有利地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连续40年的财富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开始下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着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所不能解决的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算出现了前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条件不平等的问题，资本主义阵营则面临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被迫放弃固定汇率等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财富效应开始递减，全球经济一度陷入衰退。20世纪80年代又是一次全球纷纷进行制度变革的年代。经过10多年的探索，到90年代初，传统股份制企业逐渐演变成更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金融业在重新走向混业经营过程中更有利地支持了财富的拓展，以NASDAQ为代表的创业板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创新和创业，以美元、欧元等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渐形成，全球市场和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因为有了印度、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参与而不断扩大……显然，在这些新制度体系的推动下，全球财富的又一轮长期增长周期开始了。2007年以来，美国的次级按揭风暴逐渐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五大投资银行有的破产、有的被收购、有的被迫转型，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体制被彻底颠覆，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挑战，全球金融机构信用收缩进一步造成信贷危机……旧的全球金融制度已经不能再成为支持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新的国际金融制度创立之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将继续受到严重制约，制度创新支撑的财富创造能力将继续衰退。
从反周期到寻求长期增长动力西方反周期政策的演变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形财富结构形成之前，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受到重视。比如，计划经济国家在建立初期，都曾经因为彻底消灭了产品相对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而驱动财富稳步增长。在中产阶级成为消费主体之后，凯恩斯主义的调控政策得到更多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因为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而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周期，支持了财富繁荣增长。在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总需求管理的重点就是货币管理。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货币主义思想大行其道。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中一直是美联储在唱主角。在这种反周期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的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人为地扩大需求，忽视了决定财富创造能力的供给因素，造成西方国家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税收负担上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遭遇石油危机、垄断力量抑制竞争等现象，结果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局面。1980年，美国通胀率达到13.5%，而实际的GDP为-0.2%。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供给学派肯定萨伊定律，认为财富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的供给和有效投入。供给学派主张鼓励储蓄和投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的因素还主张大幅度减税、大量削减社会支出、停办非必需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降低津贴和补助金额。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采纳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并成功走出“滞胀”的泥潭。撒切尔政府将1/3的国有企业变为私营企业；减少各种税收，减少企业压力；取消了物价管制委员会，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将以前的国有福利性质的公寓式大楼进行了出售。美国的里根政府则也采纳供给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措施包括：（1）减税。1980年，美国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为70%；1981年减税后，最高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到50%；1986年，最高税率降到28%。（2）私有化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放松对航空、电信、电力、运输等行业的管制，取消市场准入的禁令，打破以前的行政垄断。（3）削弱工会的力量，增加劳动市场灵活性，防止工资与物价上升。1981年夏，联邦政府机场的大量航管人员由于薪资问题和工作环境的争议，由飞航管制员工会（PATCO）领导发起了违法的罢工。里根依照事先声明的警告，开除了所有参与罢工的航管人员。（4）联合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增加原油产量，成功地干预国际油价。由于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激发了财富增长的力量，英国和美国经济迅速好转，并实现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1987年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美国逐渐放弃了供给学派的政策，转而更多地采用货币学派的主张，通过对金融伸缩的调节来管理宏观经济，在金融扩张和互联网技术的财富效应两大引擎下，一度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长期繁荣，直到遭遇2007年次贷风暴，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重新陷入困境。
事实上，美国长达20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里根时代为财富创造奠定了供给方面的活力，以及冷战后美元全球扩张的背景。即便是互联网的技术源头也在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军方。而金融繁荣更离不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NASDAQ市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今的美国和西方经济，仅仅在货币领域奋战，注入流动性、拯救倒闭的金融机构，就能够走出周期、促进财富的增长吗？中国的反周期政策与长期财富增长战略处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中国，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势头的低落，显然应该更加重视社会财富分配问题，重视资源和要素投入问题，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持续性的问题。如果盲目学习凯恩斯主义周期管理政策，或者跟随美国的货币主义调控思想持续紧缩货币，加上国家税收收入连创新高的结果，就是能源原材料价格、税收水平居高不下，劳动力工资和资金成本持续上升，从而共同造成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开始大幅下降，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而要走出这种不良局面，必须破除对“凯恩斯主义思想”和西方“货币主义政策”的盲目崇拜，认真回顾一下马克思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理论、供给学派理论，并借鉴美国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的经济调控思想，适当把政策的着力点转向供给方面，给中国财富增长添加新的活力。目前中国已经宣布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企业增值税转型，预计可减轻税负1200亿元。而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当降低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率也应该尽快考虑。在过去几年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并有巨额财政盈余的背景下，降税不仅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增长，更可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增加财富创造能力。在劳动用工方面，则应该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允许劳动用工制度更具弹性和灵活性，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在继续深化市场机制改革方面，则应该加速推动垄断领域的改革，释放经济活力。对于当前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依靠体制变革和要素投入的“斯密增长”和“库兹涅兹增长”的潜力很小，而依靠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潜力很大。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拾经济增长动力，根本出路还在于从人口战略升级到国家人力资本战略，推动制度变革释放经济活力，优化资源科技组合促进产业升级等。注 释1. 即上节论述的人口资源投入周期、社会总需求变化周期、技术革命周期、分工和制度变化对财富周期的影响。
从直接获取天然的果实和猎物，到利用地球表层环境的物种繁殖规律获取生态财富，到直接从地球矿物资源能量中制造硬财富，再到从微观粒子高速运动的世界、人类思维等领域获得软财富—财富的进化历史已经指明了未来的方向。那么在软财富时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财富观和财富战略呢？人们习惯于按照诞生于硬财富时代的价值理论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商品定价，可是在遇到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知识产权的估值、歌曲绘画等艺术品定价、互联网虚拟产品的定价时却找不到成本和需求的依据，一次次陷入迷茫……那么软价值论能够提供哪些启发？家庭和有产者应该用什么样的理念看管好自己的财富呢？第10章 财富思想革命几百年前，面对西方轰轰烈烈的硬财富革命，中国人却长期固守着天圆地方的时空观以及“土里刨食”的生态财富观，结果造成国力衰退、人民贫困。如今在这个软财富时代，多少中国人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农业财富观和物质（硬）财富观的束缚？如果不破除这些落后的财富思想，如果不尽快发动一场软财富思想的革命，我们的国家就会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处于被支配地位，我们的企业创造财富的效率就无法飞跃，我们的家庭财产就很难保值增值。告别陈旧的财富观忘记财富自然论传统的基督徒家庭在吃饭前总是不忘记先进行祈祷说：“感谢上帝赐予食物”，然后一家人才开始吃饭。怀着感恩的心来对待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种值得尊崇的宗教态度，也反映了一种古老的财富思想来源，那就是财富自然论。财富自然论认为财富是天然存在的，它主张地球上的财富本来就存在，比如石油、煤炭、矿石等并不是因为现代社会人类知识水平提高后才存在的，而是早已存在，人类只不过把这些早已存在的财富通过自身劳动转移出来而已。在传统经济学里，也能找到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价值决定论，那就是“稀缺性”。如果所有的财富都是自然决定的，那么越是稀缺的商品就越值钱，比如珠宝；而不稀缺的东西，一般就不是财富，比如水和空气。在长达数万年的原生态财富阶段，财富自然论曾经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人类财富来源。那时候人们除了在森林和草原中寻找天然的果实和猎物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生产活动，似乎所有的财富都是自然存在的。生态财富和硬财富革命之后，仍然有人坚信财富是天然存在的，并且用地球守恒定律等对这种理论进行改造。这种经过现代人改造的财富自然论把“潜在的财富”或者“潜在的资源”当作财富，显然不符合财富定义。2004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涨，因此很多南美、非洲、中东和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出口者，赚了很多钱。然而，2008年8月份开始随着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下跌，上述国家的经济增速都出现了迅速下滑。就算短时期这些国家的资源不会枯竭，依靠“神赐”的自然资源也不可能长久致富。只有到了软财富时代，人类软财富的创造过程可以完全摆脱自然资源，这才彻底否定了财富自然论。谁还坚持这种过时的财富观，财富就会离他越来越远。只有软财富创造者才是长胜不败的富人。告别农业财富观
公元前400多年前，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色诺芬在其《经济论》和《论税收》两部最早的人类经济学专著中提出，人类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他形象地比喻道：“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处于垂危的境地了。”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生柏拉图也认为国家应该从农业中取得收入，而且只有从农业中取得收入，才不至于把财产的本来面目抛弃掉，在柏拉图的传世之作《理想国》一书中，他也把农业作为理想国的经济基础。欧洲硬财富工业革命之后，人们的财富观有了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仍然有很多思想家否认农业之外的生产活动能够创造价值。这种思想以法国重农主义思想家魁奈最为著名。西方的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只是财富的衡量标准；商业活动不创造财富，所有商业活动者都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差价的“投机倒把”；工业也不创造财富，工业活动同商业活动本质上都是在农产品基础上改变花样，赚取利润—只有农业中的土地产品才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只有“纯产品”，即农业总产品扣除农业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费用后的剩余增量部分，才意味着一国财富的增长。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有点瞧不起农业。但是其继承者集大成者荀子，却是“农本思想”的代表。荀子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这里的“本”就是指农业。在秦始皇变法革新指导思想的《商君书》中，商鞅等人已经把农业称为“本业”，把其他行业称为“末业”。中国汉代的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农本思想。贾谊认为工商“末业”妨碍了农业生产，所以发展农业就必须贬低甚至取消“末业”。他主张，只有把那些工匠、商人、游民全都去赶回农田上去种地，国家才能“各食其力”、“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在农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秉承“重农抑商”的思想，鼓励人口固定居住从事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等。在存在大量可垦荒地、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背景下，“重农主义”曾经推动了农牧业生态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然而，农业生态财富时代，人类可能创造的财富总量高度依赖于地球表层土壤的生态环境，其本身存在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地球表层土壤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者不足以承载越来越多的人口，那么财富增长的过程就会逐渐衰落。正因为如此，当两河流域的地表生态环境逐渐沙漠化，古巴比伦就迅速走向衰落，而地处温带的中国，可耕地面积也逐渐萎缩。当农业帝国的疆域不能再继续开拓，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农业是财富唯一源泉”的思想就极大地约束了人们寻求新的财富和效用满足方式。大约从16世纪开始，除了美洲、澳洲等未发现的新大陆之外，亚洲、欧洲、北非等地区都出现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因此控制人口流动、抑制工商业活动的重农主义经济政策就成了这些地区财富拓展的障碍。“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口数量的上升首先导致耕种范围扩展到灌木丛生的荒野，于是荒野被开垦；然后拓展到森林，森林被砍伐；然后拓展到沼泽，沼泽被排干；拓展到海洋，海洋被填造耕田”。
大约从明代开始，中国的疆域就基本上不再扩大，即便有新的领土开辟，得到的往往也不是良好的可耕地资源。面对着土地有限和肥力递减的现象，欧洲的家庭手工业不断发展起来，大批农业人口到城里寻找工作，或者做佣人、做僧侣、参加军队、寻求新的地理生存环境和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终于导致了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重农主义思想却仍然抑制任何农业以外的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在农业财富发展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中国明朝政府却仍然坚持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即便郑和船队的远航证明中国拥有远洋航行的能力，也是为了炫耀财富，而不是寻求新财富来源或推动商业和贸易。不仅如此，在国内，依靠商业积累起财富的公民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也不利于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的出现，直到清代中国仍然延续了秦始皇时代开始的省、郡（府）、县三级制度，以及明代的户籍制度，把人口固定在一个个村庄，抑制了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工。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私人商业活动甚至还被称之为“投机倒把”。当大河冲击平原的土地开垦基本完毕、土壤肥力递减、人口继续增多时，深受“重农主义”思想约束的农业大国逐渐走向衰落，东西方的财富对比开始逆转。公元1500年，亚洲农业国家的GDP曾经是全球的65%，1950年这个数字变成18.5%。2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是农业社会。尤其是中国，直至1949年，农业产值仍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在欧洲范围内，法国人是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最深的欧洲国家，而英国坚定地重视贸易、金融和制造业硬财富的发展。因此，60%以上的英国人口在18世纪末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而法国，直到1856年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从事农业。于是原本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英、法两国财富实力差距也开始拉大，英国一天天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而法国则在拿破仑战争后，一蹶不振。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农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这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关系密切。突破硬财富观的约束与财富自然论相反，劳动价值论认为，如果没有劳动或其他生产要素投入，自然存在物没有价值。中国古代有个故事叫做“守株待兔”：有个人坐在大树下乘凉，一只慌不择路的兔子不小心撞到树上死了，于是这个人得到一笔意外的“财富”。如果这个案例不具有普遍性，那么在遥远的采猎时代，那些挂在树上伸手可及的美味野果，都不是财富吗？那些探险者发现的新资源都不是财富吗？此外，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财富仅仅由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产品构成，必然忽视“软财富”的创造。同时，劳动价值论认为商业、服务业、知识产业、金融业等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否定土地、资本、商业、服务业、金融的财富创造作用，其对应的财富分配体系只强调“按劳分配”，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土地、资本、商业、服务、知识、技术、金融等要素价格被低估，从而会抑制财富手段的拓展，延缓财富积累的过程。如果说相信劳动是财富来源的人很难致富，那么相信要素价值论的人对财富的未来恐怕要绝望了。
在工业硬财富社会，比劳动价值论更流行的财富价值理论是“要素价值论”。随着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开始直观地表现出来，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三要素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生产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三种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也就是说土地、劳动、资本都是财富的源泉。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企业经营管理又上升为一种独立的财富创造因素。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劳动、土地、资本和经营管理的四要素价值论。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逐渐被人类认识，因此要素价值论发展为“五要素理论”：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和管理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随着“边际主义”学派的广泛流行，要素价值论又进一步完善，认为每一种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贡献，取决于该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3从“要素价值论”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这些理论是随着社会生产形式的变化，简单、直观地罗列而成。尤其是将管理、技术简单地认为是财富创造的源泉，以及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学说，实际上是为迎合微观企业生产中的要素分配需要而产生的。虽然要素价值论的论证过程和论证目的未免有些“庸俗化”，但比较全面地从成本角度定义了“硬财富”的价值。然而，硬财富制造避免不了巨大的资源消耗，尤其是硬财富制造大国的崛起，通常则会引起全球资源的紧张。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的1850年，生铁产量229万吨，占了全球生铁产量的65%；钢产量和消耗量大约85万吨，占全球的62%；煤炭产量5000万吨，占全球的73%。又比如，美国在1920～1950年铁矿石消耗量占全球的67%以上；钢产量和消耗量占全球的67%，1946年达全球的75%；1950年煤炭产量5亿吨，占全球的50%。4由于上述能源和资源消耗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三次能源革命，第一次是上述蒸汽机和煤炭能源革命；第二次是人类基础能源从煤炭向石油转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煤炭在西欧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占到90%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煤炭在欧洲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85%，但是到1965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47%。而石油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从15%上升到51%。5第三次能源革命虽然从发电机开始，在技术上与内燃机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是真正的电力能源革命应该以水力发电、核电、风力发电为标志，而不是在煤炭、石油等基础上的火力发电，这样说来，则电力发挥基础能源的作用还要稍晚一些，如今，石油和电力、煤炭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三大能源。如果主要的能源供应出现问题，通常会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比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除了能源稀缺的影响之外，劳动力的供给状况也会影响财富增长。比如，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就造成制造业不得不从欧美转移到拉美、东亚、中国、南亚等地区。中国作为21世纪的全球硬财富加工制造中心，也因为消耗了大量能源而推动了成全球能源和资源价格的上涨。2004年，一组源自中国的数据开始在全球流传：中国（2003年）消耗了全球原油年消耗量的7%，全球煤炭消耗量的31%，全球铁矿石消耗量的30%，钢材消耗量的27%，铝消耗量的25%和水泥消耗量的40%—这几个数字同英国、美国崛起时的能源、资源消耗比例相比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经海内外媒体大肆渲染之后，立即引起国际垄断势力和投机势力的高度关注—短短的3年时间，国际原油、铜、铁矿石的价格就被操纵上涨了3倍以上，连带造成国际粮食价格暴涨。直到2008年，高能源价格加上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终于造成世界性的经济增长放缓。
在硬财富时代的价值理论中，只有效用价值论在软财富时代仍然不会约束人们的财富创造。就发展硬财富的方法而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过分强调财富的客观性一面，从而忽视了人类的效用满足程度和有效需求增长。结果，计划经济的产品的需求结构存在较大差距，导致重工业过剩而人民生活资料却严重匮乏；市场经济则因为劳动者收入过低或者生产能力扩张过快，从而不断出现生产相对过剩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使财富增长的进程阶段性放缓、停滞甚至倒退。在这种背景下，从人类的需求方面认识财富的价值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效用价值论认为，只要是能够给人类带来效用的自然资源，不管它是否经过人类劳动的加工，都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只有那些能够被人类认识并利用的自然资源才是财富的来源。按照效用价值论，从人脑中产生的乐曲、电脑程序、制度创意、金融衍生品等软财富，只要有效用，也是财富的源泉。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卡尔·门格尔是最早的主观效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在其代表性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中，门格尔从财货的本质，以及人类欲望、需求发展的角度深刻地论述了商品的价值，明确提出“价值既不是依附于财货之物，也不是财货应有的属性，更不是它自身可以独立存在的—价值就是经济人对于财货具有意义所下的判断，因而它绝不存在于经济人的意识之外”。6不过，不论是要素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都不能正确地给软财富定价。因为效用价值论认为任何财富都有固定的需求曲线和效用函数，只要从效用和需求的角度计算出需求函数，再从要素投入角度计算出供给函数，就可以确定商品的价格。由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一般只有一个交叉点，商品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总是有一个均衡点，价格围绕这个均衡点波动，但最终必然回归到均衡点。下一章的“软价值论”将证明这种观点在软财富领域完全是错误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无论是采猎时代的猎人手持棍棒追逐猎物，还是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秋收，抑或是工人在生产线上急切地忙碌，探险者在寻求宝藏和航路，商人们走遍全球，金融家在信息的海洋里此起彼伏，创意者沉醉在各种虚拟和真实的空间，服务者满脸笑容迎来送往……这些都是人类创造财富的轨迹。然而，为什么有的人10年创造的财富超过别人100年创造的财富呢？财富创造三层次如果把人类财富的来源进行分类，至少对应着三个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一般经济活动、资源探索活动、软财富创造活动。第一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我们称之为“一般经济活动”，指利用地球资源进行加工、转移、整合等社会经济活动。这种最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创造活动，不仅包括了人类对地球资源整合加工活动，而且包括任何参与生产、参与保管、参与运输、参与流通服务、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技术和管理，以及促进社会分工和资源配置的经济活动。这种级别的财富创造活动，只能在一定科学技术和资源约束范围内，创造微观、具体的财富，其作用是“财富增长”。第二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是资源探索活动。采猎时代，人们不断寻找新的采集和狩猎的场所；农业时代，人们寻求新的适合耕种的土地；商业时代，人们探索新的商路、航线；工业时代，人们探寻新的矿产和能源……这些都是属于第二级别的财富创造活动。资源探索者的财富效应可以称之为“财富拓展”。
第三种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是发现、发明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方法或与自然资源无关但能直接增加人类效用的财富创造活动—软财富创造活动。成功的软财富创造效应，可以用“财富飞跃”来描述。想象一下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光波、电磁波在特定的线路和空中流动，承载起多少频道、频率、波段，传播着多少声音、图像、文字和影像；有多少IP网址、虚拟社区、程序软件形成庞大的数码财富世界；有多少语言、符号、艺术品正在不断的被创造、被传播，并被附加上更多的文化价值；又有多少种标准、专利、版权在创造效用、收取使用费；还有多少虚拟货币、金融虚拟资产承载着信用财富在飞速的流动……为了获得一个网络游戏中的虚拟武器或者“级别”，人们必须通过长时间的劳动或者支付金钱来购买；一个作家写一部小说，一个作曲家写一部曲子，一个歌星唱一首歌，这些软财富所带来的价值有可能大于数千名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一个程序员写一个程序，虽然不消耗任何物质资源，但是却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效用，也为自己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一种制度和金融资产的发明，居然可以在原有的人口和资源约束下，迅速提高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上述软财富形态的共同特点是依赖于无形的人类主观思维世界。人类的思维本质上是微观粒子和波的高速复杂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同物质世界的微观粒子和波的运动形式本质上没有区别，因此人类可以通过改变物质世界的运动形式创造财富，同样也可以通过自身思维的运动形式创造财富。比如语言、文字、著作和一切知识产品。客观世界原本没有所谓语言，也没有文字，更没有美术、音乐、程序、网络等等，而语言、文字、音乐、美术、程序、网络一旦被发明出来，连同其载体就都是财富的必然组成部分。越接近生产一线，财富效应越小在地球资源的基础上，农业、工业直接创造了物质财富，商业促进了分工，金融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服务业和数字产业不仅仅降低了财富创造的成本，而且直接为我们提供了可以使用的效用。所有这些都是一般经济活动—财富创造的第一层次。一般经济活动的财富效用与资源探索活动、软财富创造活动相比，是最弱小的。不仅如此，在该层次中，越是接近生产一线的人类活动，其财富效用越低；而在该社会生产链中，越往后段，其对财富创造形式和创造能力的影响就越大。比如，生产管理者对财富创造活动的影响远远大于一线的工人；流通领域服务者对社会分工以及资源配置的影响，远远大于生产者；金融服务业对这种具体财富创造活动的资源配置作用就更大。资源探索者拥有金矿各种资源探索活动被西方人津津乐道，而在中国人的旧观念中，寻宝者大部分都是贪婪的坏蛋。在中国民间故事中，寻宝者的下场总是很悲惨—要么最终落得一场空，要么死无葬身之地。其实，探索资源的活动对于拓展人类财富来源的作用远远大于一般经济活动，是财富创造的第二层次。在采猎时代，那些能够发现丰富果实和小型动物采猎场所的人应该是原始人群中最大的富人，而那些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采猎者，不管他多么勤劳地搜寻、战斗，仍然摆脱不了饥饿的困扰，而且随时可能被其他肉食动物消灭。
在农业社会，能够带领家族发现新的肥沃土壤并开荒生产的农人，远远比那些把10亩地分给5个儿子，让每人耕种2亩地的农人更伟大。在工业社会，那些发现并开采新矿源的探索者，不但自己变得富有，也为人类财富源泉的拓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类历史上的航路探险者、淘金者、寻宝者，都是人类拓展财富的勇士，都应该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惜的是，这些人大部分都失败了，甚至在探险和探索活动中丧命。很多成功发现资源和宝藏的人，也因为缺少产权保护而被更强大的人夺取了他们探索到的财富。毫无疑问，欧洲商业革命早期资助航海勇士的国王们是伟大的，所有探险和探索成功者都应该被奖励一座金矿；那些失败者也不应该独自承担风险，而应该得到社会给予的风险补偿。软财富创造者最富有尽管资源探索活动的财富效应巨大，但是与财富创造的新方法相比，其财富量还稍逊一筹。财富创造新方法本质上也是人类宝贵的“软财富”—我们把这些不同时代的财富创造新方法统称为“know how”类软财富。在没有农业技术之前，原始人很难有长期稳定的财富来源，因而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在没有冶金工业之前，煤炭的财富意义也跟柴禾别无二致。在有石油化工业之前，中东地区的石油算不上是财富。没有电能、光能、核能、电磁波、网络的技术，人类最近200年也不可能创造出相当于过去几千年的财富增长速度……毫无疑问，发现和发明创造财富的新方法，是人类财富创造最大的源泉，每一次新的发现，都意味着人类财富总量的飞跃—这种飞跃带给人类财富的影响，不仅是微观的商品加工制造和社会服务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也是一切资源探索活动的基础。从最早发明语言提高集体狩猎活动效率，到发现物种的繁殖规律发展农牧业，到发现矿产、能源的效用和转换规律，再到人类对各种微观粒子、波的发现和利用能力在不断提高，以及人类对数字空间和人类主观世界的财富开发……人类的财富总量，因为每一次软财富的创造而不断膨胀。如果按着不同财富创造活动的贡献和长期影响力来分配财富，人类财富的分配顺序应该是这样的：第一梯队的富人应该是那些促进“财富飞跃”的发现者和发明者，比如发明种植业的神农氏、发明造纸的毕、奠定工业时代科学基础的牛顿、发现微观和高速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巨人比尔·盖茨以及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推动者邓小平等，还有成千上万的科技发明者和制度创造者。第二梯队的富人应该是促进人类“财富拓展”的探险家和航路发现者，比如达迦玛、麦哲伦等航海家，发现新大陆、新资源的探索者，以及当代南极、海洋、空间资源探索者。第三梯队的富人是一般经济活动参与者，根据其财富效应的不同，首先是那些能够对财富创造的资源配置方法产生影响的金融家；然后是那些像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家和现代贸易推动者；再然后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最后，就如同事实上我们一直都看到的，可能是勤劳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既定的资源、技术、制度条件下，按照他人决定的资源分配、社会分工和具体管理，促进财富的增长。
软财富之道中国硬财富vs美国软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战略性地加大了对信息产业的扶持力度，从而推动了互联网革命，以及相关信息技术的飞跃性发展，进而又推动了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对硬财富制造业的改造，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对金融业的改造。从1990～1997年，信息技术生产公司的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0%以上。而1995～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约1/3是互联网经济创造的。此外，信息技术业使美国膨胀压力减少，并且是构成其出口顺差的主要来源。依靠信息产业的绝对领先地位，美国重领产业革命风骚，英特尔、微软、康柏、IBM、惠普、摩托罗拉、google等品牌同昔日传统产业的福特、克莱斯勒、纽柯、林肯电器、爱默生、强生等公司的辉煌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无可匹敌。在摆脱硬财富资源和需求双重约束、迈向软财富时代的过程中，美国大踏步地走在了全球其他国家的前面。到2002年，美国GDP的70%以上来自制造业和农业之外的软财富创造，包括金融、信息技术、教育、娱乐传媒、服务业等都在全球独领风骚。目前，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左右，下降到20%以下。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达到一个高峰，成为全球制造加工中心。于是我们不仅看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甚至在同样的产业也可以发现完全不同的财富形态。比如，参观美国的制药厂，你会发现那里全是实验室和身穿白色衣服的研究人员，不知道制造车间在哪里。而参观中国制药厂时，在看到一排排的厂房之前，很远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同样是卖药，美国厂商卖研发和技术，中国厂商卖材料和劳动。再比如，中国的制鞋厂拥有庞大的生产线和成千上万名工人，而美国的“耐克”公司却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厂房。同样是卖鞋，美国卖品牌文化、款式、专利，中国卖材料和劳动。中国的硬财富崛起和美国的软财富战略竞争结果如何呢？读者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现象来感受这种区别：为什么中国家庭中根本没有美国货（除了电脑中的Microsoft软件），而美国人家中则堆满了中国生产的纺织、家电等产品？显然，在软财富时代，对中国人而言，用廉价的加工制造业商品去换取发达国家的软财富，必然只能挣点辛苦钱。这跟100多年前我们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来面对欧洲工业资本的挑战是一样的。普通商品vs软财富作为解决温饱的产品，食品是最普通的商品。可是很多休闲食品、补品、酒类、香烟等归之为广义食品的东西，它们的财富价值很容易超出其物理成本和食用功能，而更多地取决于凝结其中的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功能。比如，中国有个著名的补品叫“脑白金”，一天到晚在电视上放广告。据说这种“脑白金”的材料成本其实很低，却卖到几十元、上百元。因此，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经济学家对“脑白金”的实际价值持怀疑态度。然而，这个产品多少年了却一直很畅销。其实，很多消费者也都知道这产品成本低，对它能不能补这补那，大致也心中有数。可是他们为什么买呢？一位的“脑白金”购买者曾经这么回答：“这东西有漂亮的包装设计，天天在电视上做广告宣传，名气很大。其实买了这玩意我们不是自己吃，都是为了送人，说明白点，这是不是“补品”我们不知道，我就知道它是个“礼品”，是一种依靠品牌帮助人们沟通感情的媒介。”
这个朴素的回答恰恰是软财富论所支持的观点：饮食类财富如果仅仅作为满足温饱的产品，它的价值必然是有限的。为了扩大利润，厂商必然不断扩大其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软财富”价值，于是很多饮食类财富就慢慢地被软财富价值侵蚀了。又比如，20年前中国媒体还把“可口可乐本质上是碳水化合物”作为新闻，怀疑这家外国公司是不是有点“暴利和欺骗”的嫌疑。后来，人们慢慢理解了，原来人家卖的不仅是水，还卖一种消费文化。再后来，中国也开始培育越来越多以软财富价值为主体的休闲食品、饮品、补品，出现了很多“卖环境氛围”的酒吧和休闲场所。有的商家甚至把大米、鸡蛋等普通生态财富也加上品牌和信誉等“软财富”，并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显然，不论是迎合人们奢侈和夸耀的需求，还是开发人们潜在的精神和社交的需求，那些能够在休闲食品、补品、烟酒类商品上打造知名品牌、赚取高额利润的商家并不全是骗子，绝大部分都是拥有现代“软财富观”的成功商家—他们创造并满足了人们实实在在的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精神需要，因而是实实在在的财富创造者。当然，如果过分夸大商品的实际功能，误导消费者，则另当别论。很多媒体作为社会公益的化身，仅仅靠揭示某些产品的销售价格远远高于其材料成本，就据此指责这些厂商为“欺骗”，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些厂商没有虚构产品成分，没有误导消费者，媒体揭露这些产品的材料成本不但低估了消费者的智商、没有理解消费者真正的购买动机，而且可能侵犯了这些厂商的商业秘密、破坏了软财富的商业价值。假设你在北京金融街连卡佛购物广场购买一件2000元的美国品牌T恤衫，然后穿着它跑到中国农村去，那里的农民一定会说你受骗了，因为他认为这个T恤衫的材料成本只有100元；如果你到一个纺织厂去，那里的工人会告诉你这个T恤衫价值200元，因为除了材料，制作工时还要值100元；如果某个设计师看了，他也许认为这T恤衫价值600元，因为他欣赏这件衣服的款式，懂得“设计”的价值；而如果一个美国消费者看了，会告诉你这个T恤衫值700元，因为他在美国超市购买的价格是100美元。可是，为什么这件T恤衫在中国的品牌商场一定要卖2000元呢？在美国文化风靡世界的年代，美国一个一般的品牌，到了中国就成了世界性品牌。很多美国的低端快餐食品，到了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中产阶级显示情调的消费对象。如果中国人对这种现象感到愤愤不平，不妨回忆一下历史：中国唐朝的丝绸在西域的价格是杭州的数倍，在罗马的价格是杭州的几十倍—只要说是“天朝大国”、“唐帝国”来的商品，价格立刻暴增。所以在美国100美元的商品，跑到中国来卖2000元人民币，也没什么稀奇。问题是，这件衣服的硬财富价值连100美元都不值，只有30美元。然而，人们却愿意为它支付2000元人民币—与这30美元对应的硬财富价值只是其“遮风避寒”的功能；其余的价值是其中的软财富价值：服装承载的审美和社交等功能，以及品牌、款式、文化的价值。事实上，当石油化工革命之后，人类的服装来源就超越了传统的植物纤维和动物皮毛，而是从黑乎乎的石油里提炼出五颜六色的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于是这个世界的服装总量就远远超出了人们“遮风避寒”的需求。人们购买服装更多地是为了追求美感、取得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和炫耀的欲望同金银、宝石等饰品所满足的欲望别无二致。于是，服装制造商们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服装所能够承载的舒适、华丽、夸耀、品位、文化等精神和社交要求，越来越多地在款式、品牌、文化上下功夫，结果软财富逐渐成为服装价值的主体，而面料、加工费等物理成本则在其总价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
显然，“做服装就是做设计、做款式、做品牌”这样的理念在海外服装生产商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却依然拘泥于陈旧的财富观念，过分重视服装的物质价值，在款式设计、品牌打造、包装营销等方面的投入却远远不够重视。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制造服装纺织品出口到国外，毛利率就是10%～15%，因为大部分中国服装在欧洲和美国只能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却满足不了消费者奢侈、夸耀、社交、审美等精神需求；欧美品牌服装到中国来之所以卖很高的价钱，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休闲、奢侈、夸耀、社交、时尚等精神需要—表面上都是卖服装，其实中国厂商卖的是硬财富，赚的是加工费；美国厂商卖的是软财富，赚的是超额利润。软财富的扩张不论是食品、服装，还是房屋建筑、交通运输设备、电子通信设施，一旦人们的财富需求超出了这些硬财富最初的基本功能，开始更多地偏重于健康、社交、炫耀、品位等精神需求，就为软财富的价值侵蚀提供了可乘之机。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商人们不遗余力地开发着人们的各种相关的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上附加更多的软财富价值。结果，随着这个世界进入硬财富生产能力过剩时代，几乎所有的硬财富都被打上了软财富的烙印。为什么硬财富价值逐渐萎缩，而软财富价值迅速扩张？表面原因是厂商们为了赚取高额利润而对消费者的需求不断进行深度开发，本质原因则是人类的需求升级和消费革命。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说过：“人类的欲望和希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但它们通常是有限的并能满足的。未开化的人的欲望的确比野兽多不了多少；但是，他向前进展的每一步都增加了他的需要的多样化，以及满足需要的方法的多样化。他不仅希望他惯常消费的东西有较大的数量，而且希望那些东西有较好的质量；他还希望东西有较多的花色可供选择，并且希望有满足他心中产生的新欲望的东西”。7马歇尔所描述的人类欲望的拓展，必然带来消费结构和财富结构的进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消费升级”或“消费革命”。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把“家电革命”叫做消费革命；21世纪，人们把通信、互联网革命叫做消费革命。显然，人们的生理需求毕竟是有限的，而精神需求却是无限的。当人类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多地摆脱了物质世界，而依托于“精神食粮”时，人类的财富结构也走出了生态财富和硬财富时代，进入了软财富时代。在软财富时代，不仅精神产品的财富价值越来越高，衣食住行的物质财富比重越来越小，而且物质财富本身的价值结构也被“软财富化”—那些看上去是硬财富的东西，比如书籍、通信设施、电脑、电台、基站、大型服务器等，它们有形的化学制品和金属制品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藏在这些硬财富中的频率、编码、程序，以及它们所记录的语言、数字或符号。在软财富时代，软财富成为承载人类欲望的主体，硬财富不但已经不再是主体，而且成为软财富的价值载体，沦为软财富的“奴隶”。美国那个创造了windows视窗的人，既不破坏环境，也不怎么消耗资源，领着一帮人编程序，10年就成了世界首富；中国有个卖“脑白金”的人，想明白了财富的道理，又弄了一款网络游戏叫《征途》，赚了好几十亿元。由于硬财富对软财富的价值侵蚀，单纯制造硬财富的企业越来越难生存了。在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市，到处都是没有收入的贫民，那些曾经造了100多年汽车的硬财富制造商正在一天天走向破产。注 释1. 查尔斯 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13。2. 查尔斯 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133。3. 边际生产力是指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投入所产生的产出回报。当某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为正时，增加投入意味着产出增加；当边际产量为负时，增加投入则产出递减；当边际产量为零时，产出最大。4. 根据樊亢等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中的相关数据推算，具体数据见该书第485、486、487页。5. 江洪．为石油而战．东方出版社，2002，223。6. 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挈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57。7. 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三篇，“论欲望及其满足”。
                ︱